遠離京城，偏處一隅，但毗鄰港澳的地理區位，使得中山大學地理學的發展面臨優劣機威并存的態勢。優勢在於“敢爲天下先”務實作風的發揚：思想解放，學術自由，没有太多的框框限制，更容易承接學術研究中之“西風東漸”，以及與海外的合作；劣勢在於衆所周知的原因，在各種國家級縱向資源的争取方面處於被動。特别是在閉關鎖國的那個時代，面向海外的地理區位非但没有發展爲優勢，這裏却成爲真正遠離京城的南部邊陲；機會在於廣東作爲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和與世界接軌的“窗口”，新思潮、新觀念、新問題都最先從這裏孕育和萌發，也因而促生了學術的創新；而威脅在於“和平時期”的人才北上和“小富即安”的文化氛圍帶給我們的學術研究上所必需的持續戰斗力的缺乏。

　　回首中山大學地理學發展業已走過的80個歲月，“創新與發展”始終貫穿着我們所走過的每一步：以創新求發展，以發展促創新……

　　1929年中山大學籌建地理系時，就聘請了來自德國的地理學者W.克勒脱納（Wilhelm Credner）爲首任系主任，並將地理系歸口於理科。在强化地理學野外調查的德國地理學體系和人才培養模式的引領下，早期中山大學地理系的創新就培養了以林超、黄秉維、周廷儒、周立三、鄭度等杰出學者爲代表的地理學家群體；

　　1960年代初，中山大學自然地理出現跨越式發展，化學地理、水化學和水熱平衡研究异軍突起，從過去區域描述性研究進入自然地理結構和過程解釋的研究，使中山大學自然地理學翹楚全國，並爲後來環境地學的發展奠定了學科基礎。 

　　1990年之後，中山大學人文地理學得到快速、恢復性的發展，城市地理和旅遊地理研究相繼成爲全國重要的中心之一。一方面得益於廣東社會經濟快速發展所出現的新問題的推動，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研究思維和研究觀念的變革，以及與香港地理界的融合和互動，使我們盡早地在研究中實現了某些方面與西方人文地理研究的耦合。

　　2002年，在全國各大專院校地理系紛紛改名爲“城市與資源學系”、“城市與環境學系”、“資源與環境學系”等的情况下，中山大學將單一的地理學系昇格爲“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在全國較早地、堅定地舉起了“地理學”的大旗。在過去的7年間，人文地理學國家重點學科順利通過評估；地圖學與地理信息系統學科成爲國家重點培育學科；以水資源研究爲代表的自然地理學取得重大進步；全面完成教師的新老交替工程；累計科研經費達到2億多元，等等。

　　或許，經過若干年之後回過頭來評估我們這一段歷史，中山大學地理學人爲中國地理學最大的貢獻不是課題經費的多少、不是重點學科的保持與增長、不是發表論文的數量，而是在中國地理學“經世致用”、“以任務帶學科”的氛圍下，在强調爲社會服務的同時，回歸學術本身的軌迹。開始重視研究的目的是爲了發現，評估研究的成果標準是知識貢獻和學術的價值，也就是爲知識的創新與積累，以及爲文明的傳承留下了些什麽。

　　80年的歷史輪逥反復證明，中山大學的地理學所走過的是勇於創新、善於創新，在創新中發展，在創新中進步的道路。

　　80年之後的中山大學地理學人一定會秉承傳統，在不斷創新中求得更大的發展，爲中國及世界地理學的發展作出自己卓越之貢獻。

　　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院長 保繼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