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揭陽人

　　1933年中山大學地理系第一届畢業生，1934年赴英留學，歸國後在中山大學地理系任教，1938-1939年任系主任。教授。

　　林超（1909~1991），字伯超，廣東揭陽人。地理學家，地理教育家，中國現代人文地理學的開拓者，綜合自然地理學的奠基人。1930年畢業於中山大學地理系，1934年考取中英庚款留學生赴英國，1938年獲得利物浦大學歷史上第一個地理學博士學位。回國後相繼任中山大學教授、地理系主任、理學院代院長，西南聯合大學、復旦大學和金陵女子大學教授。抗日戰争時期任中國地理研究所所長，領導了四川盆地、嘉陵江流域、大巴山、新疆北部等地的地理考察。1949年代表中國赴葡萄牙申請加入國際地理學聯合會獲通過，爲中國争得了應有的國際地位。新中國建立後任清華大學教授，後轉入北京大學任教授。曾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委員兼《地理學》卷編輯委員會主任，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委員兼地理學名詞審定委員會主任等學術職務。他早期的人文地理研究成果被譽爲“抗戰時期中國地理學的代表之作”，後來在綜合自然地理區劃、土地類型研究、地理學理論概括、地理學方法論凝練、中國地理學史與地名研究、地理教育、中外地理學交流諸方面也做出了卓越貢獻。

　　一、簡  歷

　　林超，字伯超，乳名杰英。1909年4月13日出生於廣東省揭陽縣（今揭陽市）江夏（今漁江）村，1991年6月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2歲。

　　林超出生於一個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祖父林奕德曾經是一個健壯、能幹的農民，後皈依基督教而成爲專職牧師。父親林建中畢業於嶺南學堂，篤信教育救國，數次歷經艱辛，遊歷南洋向華僑募捐，終於在揭陽創辦了真理小學、真理中學並任校長。林超作爲長子被祖父和父親給予厚望，受家風和社會傳統的熏陶，自幼對文科有濃厚興趣，加之本身天資聰穎，幼時作文經常“掛堂”展示。17歲時考取奬學金入嶺南大學修文科，次年轉入中山大學哲學系，同時選修了一些外系課程。林超對俄籍教授史禄國（S. M. Shirokogoroff）講授的人類學龢民族學中所涉及的人類與環境關系興趣極大，開始注意地理學。1929年中山大學創建地理系，林超遂師從瑞士教授漢姆（Ham）學地質學，隨德國克勒脱納（W. Credner）學自然地理學。自此，以研究地理學爲己任的目標至死不移。

　　1930年林超從中山大學畢業，被聘爲時任中大地理系教授、德國近代地理學第三代大師克勒脱納和卞沙（W. Penzer）的助教。1934年以優异成績考取中英庚款留學生，前往英國利物浦大學師從世界著名地理學家羅士培（P. Roxby），1938年獲得博士學位，成爲利物浦大學歷史上第一個地理學博士。隨即歸國就任中山大學教授和地理系主任，同年又被破格任命爲中山大學理學院代院長。1939年轉往昆明，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1940年在重慶北碚參與籌建中國地理研究所，並先後任副研究員、研究員和人文地理研究組組長，又繼黄國璋、李承三之後被任命爲所長，且任期最長。抗日戰争期間領導并親自參與了在四川盆地、嘉陵江流域、大巴山、新疆北部的地理考察。抗戰勝利後，中國地理研究所由北碚遷南京，林超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49年林超赴裏斯本出席國際地理學聯合會第十六届大會，代表中國申請成爲國際地理學聯合會正式成員獲得通過，爲中國在國際地理學界争得了應有的地位。林超還曾兼任復旦大學教授（1942年）和金陵女子大學教授（1947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林超歷任清華大學教授（1950~1952年），後隨清華大學地學系轉入北京大學任教授（1952~1991年）。歷任中國地理學會理事、名譽理事、自然地理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地理學報》編委，北京市地理學會副理事長、顧問，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委員兼《地理學》卷編輯委員會主任，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委員兼地理學名詞審定委員會主任，中國地名委員會學術顧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詞典》編纂委員會學術顧問，中國地名研究會顧問，國際地理學聯合會景觀綜合工作組成員，加拿大景觀生態和管理學會終身會員，北京市第五、第六届政協委員。

　　正如曾昭璇教授所言：“如以竺可楨先生爲中國現代地理學的第一代開山大師，那麽，林超師可説是屬於發展我國地理學的第二代人物之列。”

　　林超1939年9月在昆明與鄧國芳女士結爲伉儷，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才知道自己從未謀面的岳父是中共早期工人運動領袖、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委員長鄧培，於1927年“四·一二”事件時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林超和鄧國芳有三女一子，即雲輝、京輝、寧輝、延輝。

　　二、主要研究領域和學術成就

　　1. 中國人文地理研究

　　林超在20世紀30~40年代主攻人文地理研究。30年代考察滇西，實地感受到英國以緬甸爲基地蠶食中國領土的圖謀，寫出了“滇緬北段未定邊境之地理及政治問題”（林超，1933），引起國人極大重視；1941年發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地理基礎及其展望”（林超，1941），預言民主國家“以人力配合其天然之優點，利用其偉大之潜力，以克敵制勝，是在民主諸國自爲之耳”，其遠見已爲歷史證實。

　　在任中國地理研究所所長和人文地理組組長期間，林超組織了大巴山、嘉陵江流域及新疆西北部的地理考察，在人口地理、聚落地理、經濟地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第一手的調查研究。特别是他和李承三領導的四川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在抗戰時期的艱苦條件下，歷時八個半月，步行四千餘公里，踏遍流域内十七個縣，完成了《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報告》（林超等，1946），文字211頁，附圖344幅，圖文並茂，詳細記載了該流域的地形、農業、礦業、航運、人口和聚落。其中的“聚落地理”篇，不僅在聚落分類上有所創新，而且明確提出了“聚落等級”思想，已非常接近克瑞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論。“蜀道考”一文還對歷史地理學的性質和研究方法進行了新的探索；對四川鹽業地理、三峽煤業地理、秦嶺和大巴山的交通地理，也都基於實地考察作了深入研究，開拓了現代中國經濟地理學。林超這個時期的人文地理研究成果，被譽爲“抗戰時期中國地理學的代表之作”①。

　　2. 自然地理區劃、土地類型與自然區域研究

　　新中國建立後，林超更多關注綜合自然地理學，開拓並帶領一批人發展這門學科，他還最早提出Integrated Physical Geography的譯名，因而被公認爲中國綜合自然地理學的奠基者之一。

　　林超留學英國時受業於地理區劃研究的先驅羅士培，區劃思想的師承淵源深厚。他當時的博士論文——《南嶺之地理特徵及其在中國地理區劃上之意義》，是我國最早用現代地理學觀點研究區劃的文獻之一。1954年，林超等人爲了綜合大學地理系教學需要，依據地帶性和非地帶性因素，把全國分爲4大部分、10個大地區、31個地區和105個亞地區①。這是第一個完備的全國綜合自然地理區劃，爲以後的自然地理區劃研究提供了借鑒。20世紀50年代末，林超領導了由蘇聯著名自然地理學家А.Г. 伊薩欽科主講的自然地理進修班，借鑒蘇聯的經驗並結合河北省及其附近地區的實踐，對區劃方法作了深入的探討，提出了“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區劃方法（林超，1960）。林超這一充滿辯證思想的方法對我國近三十年來的自然區劃工作有深刻的影響。界綫問題曾經是自然區劃中争論的焦點之一，林超對有關争論作了全面的分析（林超，1962），指出區劃界綫争論的原因是：①由於新的事實和新的資料的發現與補充，使原定界綫與新的實際情况不符，應予修改；②區劃界綫因指標修改而變動；③對某些區劃單位概念理解不同而影響到區劃界綫；④對區劃原則理解不同而導致界綫劃法不同；⑤過渡帶處理方法不同造成界綫劃法不同；⑥山地區劃中因采用方法不同而使界綫有分歧。這些論述澄清了一些争論，促進了自然區劃研究的深入開展。《中國自然地理總論》獲得中國科學院科學技術進步奬一等奬，林超不僅主撰了其中的兩章，整個研究的框架——中國綜合自然區劃的一個新方案，也是他和趙松喬共同制定的。

　　60年代初，林超敏鋭地發現區劃方法不能勝任地方尺度的地域研究，在“自上而下”劃分到低級區劃單位時也發生一些困難（林超，1960）；另一方面，區域發展規劃要求把生産布局落實到具體地段上，這就需要作大比例尺的地域調查製圖。於是率先開展了土地類型研究。“北京山區土地類型及自然區劃初步研究”（林超、李昌文，1965）是國内最早以土地類型調查製圖爲基礎，“自下而上”進行山地自然區劃工作的研究成果。“北京山區土地類型研究的初步總結”（林超、李昌文，1980）是我國最早結合區域土地類型研究的實踐，對地勢地貌、地表組成物質等中小尺度的土地分异因素，以及山區土地分級、分類等重要理論問題做出的系統論述，爲後來在全國範圍内開展的土地類型調查製圖提供了一個範例。“陰陽坡在山地地理研究中的意義”（林超、李昌文，1965）是國内最早以綜合自然地理的觀點，系統闡明陰陽坡的概念、分异因素、自然特點、生産實踐意義以及對於山區土地類型低級單位劃分的作用諸問題的論文。林超還花了極大的精力總結、介紹古今中外的土地分類思想和方法，他從浩如烟海的文獻中整理出長達二十萬字的講義——《國内外土地分類和景觀學研究概况》，這是迄今唯一全面系統地闡述各國土地分類的文獻，正式發表的幾篇論文（林超，1986，1992）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3. 地理學理論概括

　　林超的哲學素養使他能從科學發展和分化規律的高度來概括地理學理論。他注意到，由於客觀的需要，地理學迅速分化，以致地理學作爲一門科學的性質，以及它在科學和社會中的地位受到忽視和懷疑。他根據長期地理研究和教學經驗，並廣泛參考有關文獻，寫成了一系列有關地理學理論問題的論文，深入探討了諸如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地理學的方法論基礎、地理學的學科結構、地理學在科學中的地位等問題（林超，1981；林超、楊吾揚，1990）。

　　關於地理學的研究對象，他認爲最早和最有影響的定義是李希霍芬提出的“地球表層”；其它一些概念，如“表層地圈”、“景觀圈”、“景觀殻”、“地理環境”等，都可看作是地球表層的同義語。地理學就是研究人類賴以生存和生活的地球表層的科學。地球表層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物質綜合體，不僅包括自然現象，也包括人文現象。地理學要把地球表層當作一個統一領域來研究。地球表層的各組成成分中，人是最活躍的因素。由於人口的迅速增加、自然資源開採的加速以及環境的惡化，已使地球表層不堪重負，危如累卵，這已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以研究地球表層爲己任的地理學家在解决這些問題中會發揮重大作用。

　　林超對現代地理學的趨勢給予密切注視。在“試論地理學的性質”（林超，1981）一文中，他把現代地理學的趨勢歸納爲：①應用地理學的興起，②綜合與分析並重，③從個人努力到集體協作，④新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在“地理學”（林超、楊吾揚，1990）一文中，他把現代地理學的特點總結爲：①邏輯實证派的興起，②强調地理學的統一性，③理論化和數量化，④行爲化和生態化。他們預言地理學的發展趨勢：“地理學將成爲一門既有堅實的基本理論、應用理論的基礎性學科，又是一門與生産實踐進一步緊密聯繫的應用性學科……21世紀的地理學將是一門在理論化和數量化基礎上，進一步綜合化、生態化、社會化的理論與應用並舉的兩栖科學”。

　　4. 地理學方法論凝練

　　林超認爲：地理學作爲一門獨立科學不僅决定於其獨特的研究對象，也决定於所采用的方法論。只有把地理學的研究主題和研究方法結合起來，才能確立它的科學地位。因此，他不僅在理論研究中，而且在實際的考察中都十分重視地理學方法論的總結和提高。林超認爲，地理學方法論具有綜合性、區域性和動態性三大特徵。

　　4.1 綜合研究

　　林超早年在其“鄉土地理調查手册”（林超等，1941）一文中就明確指出：“地理現象，並非獨立各不相關，而皆有密切關系。”因此，調查應當包括“觀察當地自然環境與人生活動之相互關系。”“四川鹽業地理”（林超、陳泗橋，1945）論述道：“歷來經濟地理學者，多偏於經濟現象本身之研究，而忽略其與地理現象之關系，甚或自囿於商品産銷之研究，流爲狹隘之商業地理而不自覺，甚可惜也。此種態度，使經濟地理自囿於實利觀念之下，範圍日窄，且有漸使經濟地理成爲經濟學附庸之趨勢……如此則與地理學之精神相去日遠，對於地理學之發展實爲有害”。他在人文地理研究中堅持貫徹綜合研究方法，討論經濟現象與自然條件、交通、人口、聚落等的關系，“目的是將經濟地理的範圍加以擴充，使其成爲各種地理現象與經濟現象關系之研究，盡量發揮地理學之精神”。他運用這種綜合性研究方法，進行了對四川省自然、經濟、交通、聚落等的考察。他在自然地理研究中，不僅着重各自然要素的相互關系，對自然條件對於經濟建設的作用也給予充分重視，他關於華北、華中和華南以及北京山區自然地理的論著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按照所涉及要素的多寡和復雜程度，地理學的綜合研究具有不同層次。兩個要素（如氣候與水文，或土壤與植被，等等）相互關系的綜合研究，是低層次的綜合研究；多個要素（如自然地理學中的地貌、水文、氣候、植被和土壤，或者人文地理學中的人口、聚落、經濟、交通）的相互關系的綜合研究，是中層次的綜合研究；地球表層全部地理要素（包括自然、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之間相互關系的綜合研究，是高層次的綜合研究。層次不同，綜合的復雜程度不同；層次越高，復雜程度越大，綜合的難度也越大。過去幾十年中，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曾被認爲是没有關系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分離反映在地理學中就是自然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的分裂。這種觀點的基礎是哲學二元論，它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强加了一條不可逾越的界綫。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早就批判過哲學二元論，當代地理學家們對地理學二元論也給予了抨擊。林超認爲，我國地理學界在解放前重人文輕自然，而解放後重自然輕經濟甚至取消人文，這些做法都背離了地理學綜合研究的宗旨，對於學科發展不利。現在，隨着科學的進步和諸如環境、資源、人口等重大問題的出現，越來越多的人們已認識到人和自然的統一，堅持統一地理學已成爲當代地理學的主要趨勢。

　　在林超負責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卷》時，曾有人主張將其分爲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二卷，他反對這種割裂地理學的做法，堅持用地理學綜合思想來統一編輯方針，順利完成了該書編輯任務。

　　4.2 地域方法

　　林超認爲，區域方法是地理科學的方法論基礎，是研究地球表層各組成部分的主要方法。地球表層作爲一個復雜的地理綜合體，只有通過研究其各個部分才能把握其總體。這是因爲各要素的分佈及其相互作用過程在地球表層的不同部分差异極大，因此可以把地球表層劃分爲一些部分。這裏必須考慮尺度問題，一般而言，可以確定三個尺度水平。全球尺度由影響植被類型和土壤組合型的大氣候控制，其基本單元是與氣候帶相應的地帶。較低層次是由地形和土壤控制的地方尺度，基本單元是土地單元和土地系統。區域尺度介於全球尺度和地方尺度之間，其劃分標準是大地形結構和氣候帶的再劃分，基本單元是省和區。這樣就搆成土地單位的一種等級結構。所有相關的元素——自然的、生物的和社會經濟的——都可以在一定單元内研究，包括研究其相互作用、内部結構和外部關聯。各單元的復雜程度隨尺度變换而不同，最低水平上的較小單元較爲均質，大單元和中單元則較爲异質。通過區劃和類型學的特殊方法就可以把這些單元加以分類。區劃的結果産生區域單位，它們在地球表層是唯一的、不重復的。類型學方法則産生土地單位，它們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徵，散佈在地球表層上並重復出現。區域地理學是地理學的核心，是一種獨特的地理研究方法，而不是象地理學的其它分支那樣成爲地理學的次級領域。

　　4.3 動態研究

　　林超指出，地球表層處於不斷變化之中，這一特點决定了地理研究中必須考慮時間因素，這是地球表層的第四維。在對地球表層各種現象的研究中，必須把空間和時間結合起來。地理現象，不論是自然現象或人文現象，都會變化，這些變化可能是長期的或短期的、週期性的或非週期性的，因此地理研究必須有動態觀點。動態觀點要求地理學把現象當作歷史發展的結果和未來發展的基礎來研究。地理學是在不同歷史階段上研究地理現象的，包括研究現象的發生、發展和未來變化。這不僅對於認識地理現象至關重要，對於地理學的應用，尤其是在經濟建設和區域發展、規劃中的應用意義深遠。對地理現象作動態研究的手段和技術有觀測、實驗和數學模擬等。地理研究必須置於空間和時間的關聯域内。

　　5. 中國地理學史與地名研究

　　林超關於《管子·地員篇》（林超，1990）、張相文（林超，1982）和珠穆朗瑪峰的發現與命名（林超，1958）的研究，對中國地理學史和地名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

　　歷來研究地員篇的學者，由於不了解區劃與土地分類的區别，對它的研究並未抓到本質，認識很不一致，因此地員篇對中國地理學的影響遠不如《禹貢》。林超從近代地理學土地分類的思想出發，分析了管子對土地分類思想的貢獻，認爲地員篇的土地概念是綜合的，其土地分類代表了中國古代土地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或流派，其土地分類是有等級的、科學的和系統的，是中國古代地理學的杰出成就，在世界地理學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對當代的土地分類研究仍有參考價值。這樣，林超發掘出了中國地理學史上的一塊瑰寶。

　　張相文是中國近現代地理學史上一位頗有争議的人物。林超按照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經過細心考證，對他做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既肯定張相文在中國現代地理學萌芽時期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對中國地理學的巨大貢獻，又指出張相文著作中摻雜着一些舊觀念，對西方地理學也未能批判地吸收而是全部照搬且傳播了一些錯誤觀點和理論，而這在舊傳統地理學向新現代地理學過渡時代也是難免的。

　　林超受竺可楨委托，對珠穆朗瑪峰的發現與命名進行了考證。他前後花費了二個多月時間，翻閲了大量中外資料，進行了周密細緻的分析研究，以確鑿的證據駁斥了英國人發現並命名埃拂勒斯峰（即珠穆朗瑪峰）的錯誤結論，在地名學研究和地理學史上都做出很大貢獻。這篇論文曾受到竺可楨和黄炎培的贊賞，黄炎培在給林超的信中説此文是“有益於世道之作”。在褚亞平主編的《地名學論稿》一書（1985）中列爲地名學研究的重要實例。

　　6. 地理教育

　　林超非常重視地理教育對於學科發展和提高人民思想文化素質的重要性。他在“關於高等學校的地理教育”（林超，1982）中論述道：“高等學校要爲國家培養出符合於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經濟的、科學的、文化的人才。專業設置與教學計劃都要反映國家的需要，同時也要反映地理學的理論及其在科學文化方面的地位”。他認爲我國現代的地理教育，既要吸收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的先進經驗，也要重視新中國建立前的地理教育經驗。必須在學制、培養目標、專業設置和教學計劃諸方面進行調整。調整中應正確處理好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的關系、綜合與分析的關系、新技術新方法與地理學主旨的關系，並要考慮學生出路問題。林超還認爲，提高高等學校地理教學質量的關鍵在於提高教師水平，他建議由有經驗的中年教師講授基礎課，注意教員的知識更新，盡量提供讓他們出國或在國内進修的機會。

　　林超也十分關心中、小學地理教育和地理知識在人民中的普及。他在極左思潮肆虐的年代裏，曾爲增加中、小學地理課時和加强師資力量進行了艱苦的努力。他還親自參加地理科普教育，發表了若干地理科普著作。

　　林超是一位貢獻卓著的地理教育家。他先後任六所大學的教授，開設了自然地理、中國自然地理、歐洲地理，土地類型和綜合自然區劃等多門課程。他備課認真細緻，廣征博引，講課條理清晰，深入淺出，並充分利用各種教學手段和工具，教學效果甚佳。他對學生熱情關懷，嚴格要求，循循善誘，誨人不倦。他教育學生要樹立攀登地理研究高峰的志向，爲此必須具備脚踏實地的苦干精神，同時要有堅實的理論基礎，掌握地理研究的先進手段和先進方法，而且要培養敏鋭捕捉問題、大膽提出問題和圓滿解决問題的能力。林超重視野外考察，北京大學地理系1950年代的畢業生實地考察能力都很强，這與林超的培養很有關系。1980年代林超很重視介紹國外地理學的進展，使北京大學地理系的畢業生也很重視國外的研究動態。在林超的心血澆灌下，一批又一批的學生走向社會，無論在國内還是海外，無論在科研機關、政府部門和軍隊，還是在大、中學校，都成爲骨幹。

　　7. 推進中外地理學交流

　　林超認爲科學是没有國界的，地理科學是積累了世界各國的地理研究成就而發展起來的，因此各國的地理學必須相互交流，取長補短，共同爲地理科學的繁榮做出貢獻。由於歷史原因，我國地理學比世界先進水平落後了許多，尤其迫切地需要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林超的地理學素養融貫英國學派、德奥學派和中國傳統，這使他能在中外交流中發揮特殊的作用。

　　1949年林超代表中國申請加入國際地理學聯合會獲得通過，是對中國地理學的一大貢獻。林超熟知國外地理學進展，並積極地將其成就和重要人物介紹給中國地理學界；同時也不斷地把中國地理學的成就介紹給世界（Lin Chao, 1984, 1991）。

　　我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中外地理學交流經歷了一個黄金時代，林超更加積極地參與這種交流，他利用自己在國外的名望和聯繫，邀請世界知名地理學家來華講學，促使北京大學地理系與若干世界著名地理系建立了校際交流關系；他熱情地推薦中青年地理學者到國外留學、進修，爲我國培養更多的人才。

　　8. 治學之道

　　林超歷來主張，科學應尊重事實、尊重歷史。他在長期的地理研究中，旁征博引、周詳考證、細緻分析、嚴密推理。嚴謹是他治學的一大特色，這在我國地理學界有口皆碑。

　　林超非常重視實地考察，他的足迹遍及中國和西歐。他早年協助克勒脱納考察雲南，并發表了《雲南地理考察報告》和《雲南地質地貌》，頗受國内外學者注意。其中點蒼山第四紀末冰川遺迹的發現，已被地學界命名爲“大理冰期”，至今仍廣泛引用。他在英國留學期間，利用假期考察了阿爾卑斯山、法國、瑞士、摩納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德國。歸國後，他踏遍千山萬水。他的區域地理著作，都是在實地考察掌握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寫成的。

　　“學而不厭”是林超治學的另一宗旨。他博覽群書，對地理學的新老文獻都非常熟悉。

　　每有外賓講學或國内重要學術活動，他都積極參加，虚心聆聽，筆録不懈。在不倦的學習之中，他特别注意尋求新思想、新方法，加以嚴謹的態度，故能在淵博的基礎上，時有創新。

　　林超治學講究致用，他早年的政治地理論著適應了當時國家利益的需要，後來的研究也力求有助於國家經濟建設。例如他在1964~1965年北京懷柔縣山區的調查研究，就是受北京市科委的委托，爲探索北京山區的建設和發展而進行的。

　　三、主要論著

　　林超. 1933. 滇緬北段未定界邊境之地理及政治問題. 地理學季刊, 1(2)

　　林超. 1941. 第二次大戰之地理基礎及其展望. 地理, 1(3)

　　林超，王德基，鄭象銑等. 1941. 鄉土地理調查手册. 地理, 1(2)

　　林超，陳泗橋. 1945. 四川鹽業地理. 地理, 5(1, 2)

　　林超，樓同茂，王成敬等. 1946. 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報告（下卷）. 地理專號, 1946(1)

　　林超. 1958. 珠穆朗瑪的發現與名稱. 北京大學學報，1958(4)

　　林超. 1960. 河北省及其附近地區自然區劃工作的一些經驗. 地理學報，26(1): 52~60

　　林超. 1962. 中國綜合自然區劃界限問題. 地理，1962(3): 81~89

　　林超，李昌文. 1965. 北京山區土地類型及自然區劃初步研究. 見: 中國地理學會編. 中國地理學會1963年會議論文集（自然地理）. 北京: 科學出版社: 1~18

　　林超，李昌文. 1980. 北京山區土地類型研究的初步總結. 地理學報, 35(3): 187~199

　　林超. 1981. 試論地理學的性質. 地理科學, 1(2): 97~104

　　林超. 1982. 中國現代地理學萌芽時期的張相文和中國地學會. 自然科學史研究，1(2)

　　林超. 1982. 關於高等學校的地理教育. 地理科學, 2(3): 284~288 Lin Chao. 1984.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Geography in China. In: Wu Chuanjun et al. (ed.). Geography in China. Beijing: Science Press

　　林超，李昌文. 1985. 陽坡在山地地理研究中的意義. 地理學報, 40(1): 20~28

　　林超. 1986. 國外土地類型研究的發展. 見: 中國1:100萬土地類型圖編輯委員會文集編輯組編. 中國土地類型研究.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9~42

　　林超. 1990. 中國古代土地分類思想——對《管子·地員篇》的研究. 見: 杜石然（主編）. 第三届國際中國科學史研討會論文集. 北京: 科學出版社

　　林超，楊吾揚. 1990. 地理學. 見: 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 中國大百科全書: 地理學卷.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97~104 Lin Chao. 1991. Geography in the Chinese Universities: 1919~1949. Journal of Chinese Geography, 2(3)

　　林超. 1992. 世界各國土地分類單位等級系統對比. 見: 高校綜合自然地理學教學研究會等編. 土地科學與區域開發. 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24~44                                                  

　　 (蔡運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