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開平人

　　1934年留法歸國後，在中山大學地理系任教，1939-1945年任系主任。教授。

　　近代地理學傳入我國以後，涌現了一批成就卓著的地理學家，中山大學地理學系吴尚時教授(1904—1947年)

　　是其中的一位，先生對華南地理研究，可謂篳路藍縷，披荆斬棘，碩果纍累；當之無愧爲近代地理學在華南的開山大師；他獻身科學，堅持在實踐中探索真理；不慕虚榮，鄙視權貴，對科學和教育事業忠貞不渝的情操，堪爲舊中國知識分子的典範。先生壯年病逝，是我國地理學界的重大損失。他的成就和爲人，至今仍在激勵着人們沿着他開創的科學道路拼搏前進。

　　一、生平傳略

　　先生1904年生於廣東開平縣一個有文化教養的家庭，自幼聰穎過人，嗜書如命，澹薄明志，人以爲奇。1913年就讀於廣東高等師範學校附小．喜文學、體育，成績特异，每試輒冠其曹。1924年進入高師英語部，1926年轉入中山大學英文系，口語筆譯甚佳，尤致力於研究西洋文學。1929年畢業，獲金牌奬，同年被選送法國留學，專攻地理學。先後就讀於裏昂大學和格朗勞布大學，師從阿裏克斯(Alix)和布朗霞(R·B1anchard)教授。師生感情甚篤，學有長進。1934年畢業，獲法國國家碩士學位。同年歸國，受聘爲中山大學地理系教授，講授地形學、水文學、區域地理學、讀圖學等，此皆爲當時國内學校少見課程。同時開始華南地理科學研究，以不少創見嶄露頭角，極爲地理學界同仁注目，逐漸確立了先生在華南地理學界的地位。

　　1938年日寇攻陷廣州，先生隨中山大學先後遷雲南澄江、廣東坪石、連縣等地，歷盡顛沛流離之苦。也是在這個最困難的戰亂時期，先生出任地理系主任達六年半之久，帶領師生輾轉各地，堅持教學和研究，直到抗戰勝利才辭去這個職務，是中大地理系解放前歷届系主任中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此期間先生著述最豐，富有創造性的學術發現、立論、見解源源而出，自成一家，誠爲先生學術生涯的黄金時期。

　　1945年日寇敗降，先生隨校回到廣州。年底辭去中山大學地理系主任職，轉嶺南大學任教。在相對安定條件下，先生在戰時完成的一些文稿這時得以付梓，學術更趨成熱．聲名遠揚中外。可是長期的艱苦生活和過度勞累嚴重損害了先生的健康，不幸於1947年9月22日病逝於廣州，時年僅43歲。臨終前，先生悲嘆：“餘所寫作，未及所願之萬一”。在場親友師生無不感慨涕零。

　　二、文章載道，蔚然成家

　　先生是一位才華横溢的地理學家，從事地理研究雖然只有13年，但取得的成果多屬空前創見，蔚然成家，在我國地理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據不完全統計，先生共寫出地理專著4種，譯作7種，論文62篇，近二百萬言，散佚手稿不算在内。歸納起來，可分爲地形學、水文學、區域地理、讀圖學與製圖等，從中可窺見先生“篳路藍縷，以啓山林”之功。

　　1．地形學  這是先生學問功底最深厚、建樹最多的研究領域。先生針對過去中國地理學者詳於水而略於山的研究傾向，對此用力尤多。先生許多見解，至今已成爲不刊之論。其主要貢獻是：第一，針對當時在中外學者中流行的珠江河口無三角洲之説，提出珠江三角洲的峽谷生成見解。鬧明三角洲系由西、北江三角洲及東江三角洲複合而成，可分爲三角洲本部、附近平原及邊緣丘陵三部分，並指出三角洲主體範圍從三水至石龍一綫以南。先生這些論斷已爲後來發現的大量材料所證實。珠江河口無三角洲之説自此銷聲匿迹。第二，1937年5月14日發現廣州七星崗及其附近海蝕和海積地形，證明這是廣州古海岸綫所在，海水曾深入珠江口内，並確定第四紀後期海面高出今日海面約10米。這一發現有力地支持了他關於珠江三角洲有存在及其峽谷生成説，同時也説明珠江三角洲迄今無明顯昇降。這對認識華南海岸地形的發育規律提供了確鑿證據，現在七星崗已列爲廣州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第三，提出丹霞地貌真相理論。紅色岩系在南中國，尤其在粤北分佈很普遍，但對其成因、搆成、形態、地史等問題，缺乏周詳的研究，争議也很多。先生與高足曾昭璇教授經數年工作，提出紅色岩系有山麓堆積、海岸沉積、淺水沉積、静水沉積等正常沉積岩相，和堆積扇搆造、三角洲堆積、河谷堆積、洪流沉積，以及湖面變化等沉積形態與環境；紅岩系自沉積以來，未經造山運動影響，故岩層排列水平或傾角和緩，間有斷層作用而成陡崖，時代爲白堊紀到第三紀；由於其岩性不同，生成頁岩搆成的低丘和厚砂岩搆成的峰林、石柱、石蛋、石針等多種地形景觀，這使上述問題得到圓滿解釋。以後丹霞地貌類型，爲地學界認可和廣泛應用。第四，建立中國山脈結構“一帶三弧”説。先生在其身後出版的《中國之山脈概論》一文中，認爲我國中部爲一條大致呈東西走向的軸綫所横貫，即昆倉山、祁連山、秦嶺等山脈。在此綫以北爲蒙古弧形山脈，多數從北西一南或西北西一東南東，到西一東，再到南西一北東或西南西一東北東的走向排列，中部向南突成弧形；此綫以南山脈，在東部是一個向西突出的弧形系統，稱爲華南弧，從雲南到臺灣的山嶺都屬此弧之列，在西部由藏北  的大致呈西一東走向，到川滇的大致北一南走向，在北緯28°—34°一帶，形成向東北突出弧形，稱爲藏滇弧。對我國山脈作如此簡明扼要、系統的闡述者，先生實爲第一人。特别是先生對華南弧研究更爲深入，指出華南地區山脈走向，不是震旦走向，而受弧形搆造支配。此弧形是由東向西推力量造成的。其中軸在北緯26°-27°間，自第三紀至今仍在推動中。這一創新學説，當時被人們特别注意，其後亦得到地學界的贊同。第五，首先引用頻數統計方法决定侵蝕面存在。先生在與陳小澄合撰《雲南中部地形》中，即用此法與野外考察及讀圖相結合，確定雲南中部有2500m、2000m和2000m以下三級侵蝕面。在對該地區地形發育史的諸多論述中，先生論文被首推爲最有見地者。第六，“旱峽”成因理論，西、北、東江下游沂道，横穿山地形成峽灘，無大水僅有溪流，地形上謂之“旱峽”。世界上當時無公認解釋，成爲地形學上懸案。過去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等曾提及，但考察未詳而無結果。先生實地考察了北江飛來峽和西江羚羊峽地質搆造和形態，指出這是昔日支流所經，且其侵蝕而成，從而找到了這種特殊地形的成因。第七，廣州市東南郊三級臺地及廣州北部山地三級侵蝕發現。廣州附近，外國學者只研究過其地質，而先生則是地形首先研究者，發現市東南郊從高到低存在有40～50m中大臺地(今華南理工大學所在地)、20m嶺大臺地(今中山大學所在地)和七星崗10m臺地，以及廣州北部山地三級侵蝕面。對它們演變過程和特徵，皆作精闢分析，填補了廣州附近地形研究的空白。成果早爲有關部門采納和應用。第八，提出南嶺非山脈説，長期以來，中外史地學者深信南嶺爲一東西延綿的山脈，且比之於秦嶺對我國南北分界的意義。先生經過周詳實地調查，再三對比，提出“南嶺何在”疑問。指出南嶺實爲北北東一南南西、北北西一南南東，以及北一西而非東一西排列的一群山地，其間有不少通道，還對其南北氣候與人文地理現象的影響，作出合理解釋，終使有關南嶺爲山脈的傳統觀念被動摇或破除，此説亦爲越來越多的後人所理解和接受。此外，先生對廣州灣到杭州灣的流水地形，湖南衡山花崗岩地形，廣東臺山、廣西邕寧搶水地形，雲南澄江、廣東羅定盆地地形，以及廣東全省、南路、東江、仁化乃至四川各類地形等，皆有不同程度研究，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見。例如先生認爲東南沿海山地河流呈放射狀排列是受穹窿搆造運動影響所致，五十年代蘇聯專家對此很贊賞。又先生提出雷州半島存在海相地層及海成臺地，此即解放後廣泛采用的“湛江組”、“北海組”地層。先生議論所及，鏘鏘有力，令人信服，部分論文還用英文寫成，先生的名字，不僅爲中國地理學界所熟知，也已蜚聲海外。   

　　2. 水文學  水文學與地形學有不可分割聯繫。先生造詣高深，除從理上闡明許多水文現象以外，還能與生産龢民生相合，許多有關水利建議和措施，至今仍未失去其意義。先生出色成就，計有：第一提出廣州市東濠整治計劃的水文學原理。東濠自清代以來，失其地利，每遇大雨，所過城區盡成譯國，居民損失甚巨。先生考察了沿河地形和流水運動規律，提出在上游築壩，在下游挖河分流的既節省，又可行的治理方案，爲市政府采納，潦患漸得控制。第二論甘竹灘存炸意見。西江流經順德甘竹灘河段，兩山夾峙，水流湍急，危及航行安全。存炸與否，衆論不一。先生以地理學家特有的綜合觀點，經過實地考察，力陳炸灘勢必影響灘上下水文狀况，危及沿途數百里居民的安全和生活。由於其否定炸灘的意見非常中肯，衆論得以統一。解放後在甘竹灘建立了全國唯一的低水頭潮差發電站，這亦有賴於先生的正確意見，才使險灘造福於人民。第三對韶關潦患原因作精闢分析，並提出預防措施。位於北江湞武二水交匯的韶關常受洪水威脅，民不堪命，治無良策。先行在深刻分析它産生的地質、地形、水文、植被、氣候等原因及洪水運動過程，預測其流量基礎上，提出造林、築堤蓄水、設立水文預報站等措施，時人無不信服。事隔四十餘年，現在粤北防洪治水，仍離不開先生當年提建議。第四論证粤北水電開發方案，粤北水力資源豐富，惜未能開發利用。先生總結調查考察所得，撰《粤北之水力》一文(與何大章、羅來興合撰)闡述了水力開發的自然和社會經濟條件宜開發的爲武水及其支流、連江、翁江．以及湞水支流錦江，還計算出各河段流量。此實爲粤北水力開發研究之嚆矢，亦爲先生將水文學原理應用於流域開發的一個範例。  

　　3．區域地理  先生深受法國區域地理學派的影響，擅長用近代地理學理論和方法進行區域研究。研究範圍主要在華南和雲南。先生一向認爲地理學是一門綜合科學、自然、人文一體，應歸於區域，歸於生産。先生區域地理成就，一是認識深刻，切中要害，二是開創區域研究與地理學相結合的先河，並提供了成功範例。在坪石時，即以粤北爲區域研究中心，所撰《廣東樂昌盆地地理綱要》可謂其區域地理處女作。此後則有《粤北國防根據地》、《粤北四邑與南路》、《樂昌峽》等論文。尤其是後者，不但對樂昌横谷地質地形作精闢討論，且對山區地理環境影響，備述無遺，可算是山區自然、人文相合的渾然一體的區域地理論文。

　　對粤西，則有1947年與曾昭璇合寫《廣東南路》一文。文中論述氣候時顧及地形、水文，論地形時不失土壤、農作、交通、聚落、居民等要素，熔自然、經濟、社會於一爐，南路區域特徵，和盤托出，時被譽爲區域地理杰作，徐近之教授讀後爲之額首，認爲是抗戰時期我國地理學重要成果之一。至今仍爲研究粤西區域地理重要參考文獻。即使對於單個地理要素研究，先生亦很注意其地理綜合性。如1944年與何大章合著《廣東省之氣候》”爲一例。該書對廣東氣候資料收集極爲完備，在當年區域氣候論著中並不多見。又其論述方法，由主要特色起，次論及差异性，分區隨而産生。故此書被認爲是真正的地理氣候文章，生動反映其區域地理論文必須首先指出其特徵，次而述其差异的學術思想。

　　4. 讀圖學與製圖  地圖乃是地理學第二語言。先生不但自己精於讀圖，且以此作爲加强對學生地理考察的基本訓練手段。當時教育部頒佈的地理系課程中，“讀圖”爲選修課程，先生認爲十分不妥。在中大任教時，即把它列入必修科目，這在當時國内大學還是首創。先生多次撰文强調讀圖必要性。例如，《讀圖舉例一廣東防城龍門》(今屬廣西)與《讀圖舉例一廣東梅花街》(與何大章、陳小澄合著)等文，均從讀圖看出地形、水文、土壤、交通、聚落等各種地理現象的聯繫和差异，又先生曾經預言，地理製圖和讀圖學要從空中攝影發展，有“進者樂空”之警句。今日遥感製圖的發展，證明先生的卓有遠見。

　　40年代初，先生受廣東省政府委托，領導和組織了廣東地圖編繪工作。歷時兩年完成廣東省政治經濟地圖六幅，1:20萬分縣地圖108幅，還有30萬字説明書，此爲廣東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製圖工程，當時在全國也只有少數省份可以相比。雖然這套圖件因戰亂等原因未能付梓，但凝結着先生大量心血的勞動成果，已贏得地理學界嘖嘖稱贊。有幸的是，這套圖件至今仍保存在省地礦局測繪隊。

　　5．譯作  先生博聞强記，學貫中西，通曉英、法、德文，得以在從事著述同時，大量翻譯西方地理著作，對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貢獻。當時水文學在國内不受重視，先生於是譯法國地理學家M．巴爾臺(Parde)《森林與河流》，E·德·馬東男《自然地理學》中“地形篇”和“水文篇”(與羅開富、羅來興、梅旬初等合譯．未出版)，博利(Baulig)《北美洲之水文》。特别是1940年翻譯出版M·巴臺爾名著《江河之水文》，爲我國地理學界介紹法文專著的第一本書，至今仍被視爲水文學經典著作。此外，還有博利《北美之氣候》、阿裏克斯(Allix)《北美經濟地理》等。

　　三、在實踐中探求科學真理

　　先生不是書齋式學者，而是一位在實踐中探求真理的學問家。這正是他成功的道路與奥秘之所在。

　　早在法國留學時，先生曾騎自行車從裏昂到巴黎數百公里，沿途考察山川形勝，歸則寫作不倦。回國後，整個身心都投進了自然的懷抱，把大部分精力獻給地理考祭事業。在教學上，他雖然身爲系主任，却經常帶領學生到各地測量實習、采集標本、運用地圖，進行嚴格的野外訓練。廣東、湖南、廣西、雲南留下他們多少足迹。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具有較强的實際工作能力，許多人後來都成爲出色的地理考察家、旅行家。在科研上，先生一本苦干精神，一有機會即從事考察，經常數日不歸，帶回來的多是沉甸甸的岩礦和植物標本。抗戰期間，先生涉足之地，類多農村，食無鹽，無菜。爬山趕路尤爲艱苦，先生不以爲意。儼然今日徐霞客，甚至敵機轟剛過，先生即開始埋頭工作。故先生論文都有充分、堅實的野外工作基礎，與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具有充分説服力。前述廣州東濠整治方案，順德甘竹灘存炸意見等，莫不如此。《粤北紅色岩系》、《廣東南路》、《珠江三角洲》等一系列科學論著都是長期考察的結晶。它們不僅記載了先生獻身地理科學的實踐，而且處處洋溢着感人的精神力量。

　　貫徹地理學結合生産的目的性，正是先生實踐的精神。舉凡先生的論著，最後多歸結於生産，整河治水、開發水電、區域對比、編繪各類地圖等工作皆針對當時的需要而爲。例如水患在舊中國是困擾民生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先生經常留意有關報導，接受各方面諮詢，提出許多有益意見。以當時的條件來衡量，先生的見解和貢獻，也是難能可貴的。

　　先生的實踐精神，還在於他不迷信書本，不迷信權威，也不輕信他人，而只服從於真理。故其文多有卓見，參考文獻不多，具有長久生命力，大部分成爲地理學經典著作。例如1937年先生還是個青年學者，就對飲譽各國的美國地貌學家約翰遜教授關於太平洋各洲沿岸常見的2米平臺系由波浪造成的觀點提出批評，並根據他在香港、汕尾、淇澳島考察所獲，指出這是陸昇或海降的結果。又對法國地貌學家帕布爾(Barbour)關於巫峽地形的解釋加以指摘。這不僅需要膽識和勇氣，更在於先生手中有科學真理。

　　四、斯人已逝，風範長存

　　先生生於内憂外患交困的舊中國，其時不少知識分子都以仕宦爲榮。而先生雖也熟讀經史，且按其出身和社會背景，確有不少機遇可轉入仕途而成爲特權階級的一員。但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突破傳統觀念，擯棄利禄，終身不仕，選擇了地理科學作爲自己的畢生事業，走上在實踐中探求真理的道路。在種種艱難險阻面前，先生堅守地理教學和研究崗位，安貧樂道，窮且益堅，矢志不渝。這種襟懷，無論於古於今都堪爲表率。

　　先生言傳身教，對教學循循善誘，愛之深，教之切，求之嚴，終得桃李芬芳，多爲一時俊彦。據曾昭璇教授自身回憶，抗戰勝利之初，生活艱苦比過去尤甚，曾有轉行念頭，幸得先生教誨和勉勵，才打消此念。曾先生後來成爲我國著名地理學家。先生的其他學生，如羅開富、何大章、羅來興、梅甸初、鐘衍威等，都成爲我國地理學界名家，不少人仍活躍在地理科學舞臺上。

　　先生秉性剛直，不慕榮利，矢志求學，自甘清苦，在課堂、在野外辛勤地耕耘了一生。正如生同事，著名生物學家張作人教授在先生追悼會上説，先生象牛一樣，食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這個比喻，殊爲貼切。

　　先生治學精神與論説，當年在士林中傳爲佳話，至今仍爲人們景仰懷念。1984年是先生誕生80年週年，廣東省地理學會開會、出版文集紀念他。先生地貌學文章在法國受到不少人推崇。美國地理學會前負責人G．B葛德石教授曾兩次致函曾昭璇教授，謂先生文章在美國地理學界享有很高聲譽，希望將其遺著及時出版。現在哈佛大學圖書館珍藏着他與何大章教授合著的《廣東省之氣候》等書，蘇聯莫斯科大學圖書館懸掛着先生的照片。一代大師，殁而益彰，實至名歸，理所當然。

　　本文承蒙吴先，生夫人李慰慈教授和哲嗣子吴超羽博士提出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司徒尚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