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長沙人

　　1935年畢業於中山大學地理系，1951年任中山大學地理系主任。教授。

　　20世紀80年代，在廣東省科學院的院子裏，經常可以看到一位行走艱難地拄杖老人，行往返於廣州地理研究所和宿舍區之間。而在那幢專家宿舍裏，一個人們熟悉的窗口總是亮着燈光直至深夜。年過古稀的羅開富先生，就是這樣以病殘之軀，仍然在地理科學的園地上默默耕耘，爲研究寫作與栽培後學不遺餘力。

　　廣泛涉獵  開拓視野

　　羅先生是我國老一輩著名地理學家。與他一道工作或有過接觸的後學，無不爲他的淵博學識敬佩不已。就是卓有成就的同輩學者，也多贊賞其才華横溢。“廣泛涉獵，開拓視野”就是羅先生治學實踐的經驗。他青年時代在中山大學地理學系讀書，師承著名地理學者吴尚時教授，其時的興趣是地貌學；後來進入美國克拉克大學，興趣偏於氣候學，在該校連獲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均在中國氣候方面，獲得美國地理學界的好評與重視。回國後，從事水文學方面的工作，逐漸發展到綜合自然地理和區域地理。回顧自己的學術道路，羅先生曾談到，個人的學術方向轉了數次，並不是“見异思遷”，始終還是在地理學範疇内活動。多部門的涉獵，開闊了我的視野，擴大了知識領域，領悟了自然界諸要素内在的相互制約和相互滲透性，爲後來從事綜合自然地理和區域地理打下了基礎。故自己有“精於一門，觸類旁通，未嘗不可”之説。

　　50年代初，爲適應工農業建設的需要，中國科學院組織多學科的大批科學家進行全國自然區劃。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竺可楨先生對羅先生甚爲賞識，委以主持自然區劃工作之責。在這項工作中，羅先生對這一領域的研究與組織起了很好的作用，正是得力於其豐富的多學科知識和探索求新精神。由其主持編成的《中國自然區劃草案》，以及隨後發表的有關論文，均給人以耳目全新之感。其主要論點直到如今仍然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我們來到羅先生的卧室兼工作室，環顧室内，是滿滿幾架子的中外文圖書。寫字檯上，三分之二的桌面也堆滿各種書刊資料。他的藏書除大部分爲地理科學及有關學科的專著外，文、史、哲、藝等方面的書籍也不少。這使我們不難悟到，他的廣博知識，來源於博聞强記，好學多思。難怪寫起文章來，立論嚴謹，資料豐富，旁征側引，立意常新。而文筆之流暢，文風之精練，外文之嫻熟，也爲業界所稱道。這一點，對於我們後學者來説，無疑是極好的教益。

　　孜孜以求  樂於探索

　　我們曾經向羅先生提出過一個問題，請他以實踐的經驗談談對發展地理科學的看法。這在曾經有人認爲“地理學理論貧乏”的當時，不失爲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羅先生認爲，“地理學”的性質，法國地理學者J. BRUNHES曾經提出兩個原則，即相關原則和演進原則。就是説，研究地理事物，不應該離開它的演進變化和有關現象。這個觀念固然正確，但猶嫌不足，還應該加上一個分佈的原則。談現象而不涉及它的分佈，終究缺少地理意味。理論來源於實踐，又反作用於實踐；過去我們在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和改造自然的工作中，往往忽視地域分异的規律，一哄而起而未能因地制宜，導致事與願違的結果，其緣由就在於此。

　　終身與地理學結下不解緣的羅先生，對地理學的理論有着深刻而獨到的見解。他認爲，人類本身對地球的認識，是由淺入深，由表及裏的。知識和理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知識可以發展爲理論，而理論則可按工作性質的不同，分爲創造理論、驗证理論、發展理論三個方面。從事地理研究，必先搜集事實，包括觀察、調查、訪問，尤其是野外實地考察絶不可或缺。事實充分了，再作總結和説明，説明本身就是理論。不論是專業性理論、綜合性理論，還是區域性理論，只要能代表當地獨有的或其他特殊性的現象，只要是一得之見，就屬於創造理論。現象和理論往往有地方性，且莫不受地方性限制。需要多方核實，反復對照，异地交流；思考越周，立論越確，這就是驗证理論。事物經過對比，最易顯出异同。例如，各地氣候的比較，山脈走向或體系的對照，河水漲退的説明，土壤特性的闡述，生物變化的追求等等，無不含有無窮的隱秘，值得探索。能對已知現象或理論加以增改或補充，就是理論的發揚和發展。地理學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毫無例外地要通過這個途徑。

　　苟非長期對地理科學的孜孜以求，焉能有如此的真知灼見?閲讀羅先生的著作，縱觀其研究生涯，正是充滿着對已知和未知的探索。在50年代，他應長江流域規劃委員會之約編寫《長江的水文》一書。長江自河源起，每一支流的加入，必在水量、沙量及其季節變化有所反映。他本着窮根逐末的精神，將變化情况及原因，逐段追索，又對沿江湖泊逐個分析。終於發現好些在過去從未有人提出的現象，並由此對長江的特性得到較爲完整的不同尋常的認識。而由他主筆的《中國水文區劃草案》及對中國主要河流湖泊的深入研究，對全面認識中國水文地理特徵與規律，以及開展河道與流域整治，無疑起着重要的作用。

　　1979至1980年，中國科學院組織了地學方面的中外學者到青藏高原進行科學考察。作爲中國科學院高級專業翻譯兼顧問，羅先生以年近古稀高齡，不顧血壓高達190的身體狀况和可能産生的高原反應，婉拒别人的勸阻，堅持兩上高原。按他自己的話説，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許多地理現象還是一個未知王國。此行得以領略青藏風光，體驗高山環境，結識中外同行，交流學術經驗；更重要的是探索地球隱秘的願望强烈扣擊着他的心胸。考察途中，同行者艾夫斯教授(prof. J. Ives)曾出示幾張照片，照片上可以見到幾個侵蝕面。羅先生原以爲是艾氏對着喜馬拉雅山拍攝的，因爲這幾個侵蝕面與在藏南雅魯藏布江及科西河一帶所見酷似。後來才知道，照片竟是在美國落基山脈所照。落山與喜山相距萬裏，地貌上的相似程度竟至於此。羅先生對此印象深刻，歷久不忘。聯繫到此前的“十年動亂”期間，羅先生和許許多多科學家一樣被剥奪了科學研究的權利。他利用一時偏安於地震資料室的機會，廣泛接觸了國際上板塊運動的各家學説，進行分析比較，寫出“板塊理論的發展與問題”一文，精闢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盡管在那“風雨如磐”的年代，這篇頗有見地的論著只能束之高閣，但這種至老仍健的探索求新精神，對我們也是很好的啓迪。

　　循循善誘  提携後學

　　羅先生曾向我們談及另一個使他難忘的印象。美國克拉克大學頒發學位，歷來由校長主持。1944年，羅先生在該校接受博土學位時，可能由於他在兩年半時間内相繼完成碩士、博士兩個學位，也由於他勤奮好學深得校長賞識，此際接受學位後即將離校，故校長致詞時依依之情溢於言表，以至感情衝動，泣不成聲。師生之誼，深厚如此。

　　也許這種情感對羅先生的影響太深了，凡與羅先生有過接觸的人，無不深切感受到他虚懷若谷，與人爲善，感情真摯，樂於助人。他一生雖然走着一條頗爲坎坷的道路，1957年以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曾經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研究生涯被迫中斷。但他豁達大度，不計榮辱得失。在地理科學園地上耕耘不輟，甘爲他人做嫁衣裳。尤其值得稱道的是甘爲人梯，提携後學的精神。研究所内外科研人員的研究報告、論文著作，乃至一篇譯稿，只要送到他手上，就總是不憚其煩地評點修改，以其淵博的學識和精煉的文風，爲後學者指點迷津，鋪砌階梯。對青年人學外語，更是孜孜不倦地輔導指點。對無名無利的事，總是樂呵呵的，甘之如飴，從不推脱。

　　1980年，羅先生第二次到青藏高原考察歸來後，留在北京修改和編譯各項考察報告，包括中外文種兩大巨册，終畢其功。旋又由京飛赴日本，參加在東京舉行的第十五届國際地理代表大會及在鹿兒島召開的聯合國大學“水陸相互作用研究”工作會議，促成了廣州地理研究所與聯合國大學的合作。9月中旬返扺廣州後，稍休息數天，即帶領研究所科研人員到珠江三角洲基塘地區進行野外調查，爲即將開始的與聯合國大學合作項目做準備。終因疲累過度，積勞成疾，在調查途中發生腦血管意外。留醫數月，雖略有康復，但體質及精力已大不如前。尤其是中度偏癱的後遺症使右手完全喪失提筆能力。這一切並没有稍减他在事業上的進取，也没有影響他對中青年的幫助。仍然埋頭案首，自强不息。右手不能執筆，就練習用左手寫作和批改文章。白天，他總是拄着拐杖來到辦公室；晚上，卧室兼工作室的窗口，依然亮着燈光直至深夜……

　　1992年9月26日，與病魔搏鬥了整整12個年頭的羅開富先生，走完了他80年的人生旅程，告别了他所熱愛並終身爲之探索不已的地球，永遠安息了。而他默默耕耘、追求真知的精神，却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成爲我國地理學界的一份寶貴精神財富。

　　簡歷與生平

　　1913年9月，出生於湖南省長沙市。

　　1935年8月－1940年9月，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地理系，後歷任該系助教；長沙私立國民學院講師；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助理研究員；1940年9月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就讀碩士研究生。

　　1942年2月－1944年9月，轉入美國克拉克大學，並獲博士學位。

　　1944年10月－1946年2月，美國戰時情報跼地圖處地理員。

　　1946年9月－1949年10月，回國後就任南京中國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代所長。

　　1949年10月－1951年4月，南下任中山大學地理系教授。

　　1951年4月－1962年10月，調任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員；1962年10月調入廣州地理研究所。

　　1968年11月－1972年10月，爲廣東省永和“五七”干校學員。

　　1972年10月－1978年10月，爲廣東省地震局資料翻譯。

　　1979年6月－1992年9月，任廣東省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1980年6月起任所長，1983年12月以後，任名譽所長。是廣東省第五、第六届政協常委。

　　主要著作目録

　　“中國自然地理的分區問題”， 《科學通報》，1954年，第5期。

　　《中國水文區劃草案》(與李濤合作)，科學出版社(自然區劃草案)，1956年。    

　　“珠江三角洲的水利建設”，《熱帶地理》，1983年，2期。

　　“天然堤和它的伴生湖”(第二次中國海洋湖沼科學會議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83年。

　　“廣州附近村落及其有關現象”，《熱帶地理》，1988年，2期。

　　“藏南印象”，《地理知識》，1989年，10期。

　　（黄發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