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梅州人

　　1935年畢業於中山大學地理系，長期在中山大學地理系任教。教授。

　　徐俊鳴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中山大學地理系教授。他數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桃李滿園，著作等身，爲發展我國地理科學，奉獻畢生精力，於1989年12月29日病逝。他象蠟炬一樣，以自己生命的光輝，照亮了地理科學園地，堪爲地理學界的楷模，也是我國老一輩知識分子的典範

　　一、生平簡介

　　在清宣統二年(1910年)農曆三月初八(陽曆4月17日)，徐先生出生於廣東嘉應州(即今梅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父親早逝，自幼隨母生活，含辛茹苦。但先生人窮志高，在逆境中自强不息，刻苦攻讀，小學畢業後，補習古文兩年。1926年考上梅縣縣立師範學校，以優异成績享受免費待遇，二年後留在附小當教員。1929年考入中山大學頇科，後轉地理學系本科。1935年畢業，先後在附中及梅州中學任課，1937年春始爲地理系助教，是時先生27歲，已在人生道路上經歷不少坎坷，養成能耐艱苦性格和簡檏的生活作風。1938年廣州淪陷，先生未能回校，暫居桑梓，執教於樂育中學。至1940年輾轉扺達中山大學臨時校址廣東樂昌縣坪石，重執教鞭，第二年被聘爲講師。1943年論著《國防地理導論》出版，先生晋昇爲副教授。此後，隨校遷湖南臨武、廣東連縣、梅縣等地，歷盡顛沛流離之苦。其間曾任地理系代主任半年，這是他生平唯一的行政職務，抗戰勝利後，先生繼續在中山大學教書。1948年，先生的力作《中國歷代統一之地理觀》問世，被晋刊爲教授，同時還受聘於廣州文化大學、珠海大學以及商業專科學校等。

　　建國後，先生作爲一個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倍感新社會的温暖和安定，滿腔熱情地投身黨的教育事業。1950年在南方大學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送女參軍保家衛國。1957年前，先生多年任廣東省地理學會秘書長，長期致力於廣東地理學術界活動，並從事地理教學和科學研究，作出很多貢獻。先生曾任《歷史地理》雜誌編委、廣東省地理學會名譽理事，兼任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廣東省地方志學會、廣東省和廣州市地名委員會、梅縣地方誌編委會顧問等。工作成績卓著，受到有關方面多次嘉奬和表揚。可惜的是，先生從1975年起，因積勞成疾而抱病卧床，期間仍强撑工作。1980年以後，身體每况愈下，住院搶救十多次。1989年12月29日不幸病逝時體重下降到50多斤，地理界同仁和醫護人員無不爲之感動，真乃“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泪始干”。

　　二、對地理科學的貢獻

　　半個多世紀以來，先生在地理科學各個領域中奮筆力耕、碩果纍累，共出版地理書籍18種，論文115篇。歸納起來，大致可分爲如下方面：

　　1．區域地理  先生研究區域地理涉及我國東北、西南、華南各大地理區域。畢業論文《淇澳島》(與羅開富、劉國雄、江潔源合作)是他的區域地理處女作。他早期編寫的多種中小學地理課本，也是區域地理著作一部分。建國後，先生有《富饒的華南》、《東北新六省地理》、《人民新中國地理》、《兩廣地理》、《廣東省自然地理特徵》、《珠江》、《珠江三角洲》、《海南島地理》等書，以及《廣東風土與特産》、《廣東少數民族及其生活》、《珠江流域自然地理特徵》等十餘篇論文問世，爲地方經濟建設作出重要貢獻。這些論著闡述精闢，涉及考古、歷史、民族、地名、方誌等科學領域，融爲一個新的有機整體，不但爲專業地理工作者所推崇，也爲其他讀者所喜愛，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

　　2. 歷史軍事地理  在抗戰時期，先生致力於軍事地理和國防地理研究，表現出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不斷有新作問世，代表作有：1939年出版《軍事地理學》、1944年出版《國防地理導論》、1948年出版《中國歷代統一之地理觀》等書，另有其他論文十餘篇。在這些論著中，旁证博引大量中外戰史，闡述了地理條件與軍事活動、國防布局的關系。特别是在深入研究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的基礎上，結合抗戰實際，指出各地山川險要的戰守利害。先生的《中國古代統一之地理觀》一書，以史爲經，以 地爲緯，將我國歷代統一作戰的經過，用現代地理觀點加以解釋，影響很大，得到地理學家何杰、吕逸卿教授高度評價，爲成名之作。自此以後，先生將歷史地理學作爲研究方向。

　　3. 沿革地理   廣東各縣市地理沿革，年代久遠，因建置興廢、疆域變遷而争議頗多，使用起來甚不方便。先生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查閲廿五史、各朝會要、會典、九通等古籍和楊守敬、顧頗剛等歷代沿革地圖、又撿索了大量地方誌、雜録等，並進行實地調查，終於理順了秦漢以來二千多年廣東各縣市建置的演變關系，澄清了不少模糊問題。例如清代“福建通誌”上有“巢走粤東”之説。先生經過周密考證，否定此説，指出黄巢起義軍由閩入粤是從北江下來攻克廣州的，並首次提出清代粤東非今廣東東部，而包括整個廣東。這已爲廣大史學工作者所認可。著名史學家北京大學鄧廣銘教授亦持此見。在六十年代初，先生主編的《廣東省地圖集·歷史地圖》和《廣東各縣市的地理沿革及名稱來源》(後收入《廣東地名探源》一書)這兩部權威著作中面世，已爲各有關部門采用，爲本省行政建設和修志作出重要貢獻。

　　4. 歷史自然地理   珠江三角洲水網密佈、河汊縱横，歷代變化很大。弄清它們變遷的來龍去脈，對國民經濟和科學都有重大意義。先生深入調查研究，寫出《廣州市區水(海)陸變遷初探》、《歷史時期珠江三角洲水陸變遷研究方法初步探討》等論文，復原了各個歷史時期廣州水陸分佈面貌及其與城市發展關系，爲廣州市城市規劃和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提供决策的參考，同時也是歷史地理科學方法論上一個重要建樹。此外，先生發現至今流行的“唐時西江由四會入海”之説有錯。後經查证，此説出於《漢書》，但漢代四會縣轄境很大，而唐代則否，故漢代説西江在四會入海是對的，而唐代則錯了。

　　5．歷史經濟地理   用現代經濟地理學的的理論和方法復原嶺南地區古代經濟分佈面貌是先生努力研究的一個方向。代表作有《隋唐宋元間廣東人口分佈變遷初探》、《試論唐代廣東人文地理概况》、《宋代廣東經濟地理的初步研究》、《元代廣東經濟地理初探》、《廣東農業的歷史發展概况》、《古代廣州及其附近地區手工業》等。這些不僅是某個斷代廣東經濟地理，還展現了廣東經濟地理演變的歷史過程、特點和規律。就研究地域範圍、時間跨度而言，後來研究成果未有出先生之右者。先生是填補廣東歷史經濟地理空白的第一人。上述論文爲地理學界和歷史學界等人士廣爲引用，在許多論及古代廣東經濟分佈的文章中，經常可找到先生研究成果的痕迹。

　　6．邊疆地理   我國海陸疆界在嶺南地區同樣曲折綿長，但至今研究很不够，許多領域甚至無人間津。先生深感邊疆地區與國家領土主權、國防建設關系極大，應注意研究邊疆地理問題。在抗戰期間，先生撰寫《我國的西北與西南的地理形勢》、《戰後邊疆地理》等論文。1974年越南西貢當局入侵我國西沙群島時，先生積極參加南海諸島史地研究，先後發表了《西沙、南沙等群島歷史地理紀要》、《西沙、南沙等群島自然地理概要》等論文，以大量充分事實，證明南海諸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得到有關方面高度讚揚。

　　7. 城市歷史地理   城市地理是一門新興科學。現代城市地理學者，因歷史地理知識不足，對城市起源、變遷等往往少有論证，是城市地理學一個薄弱領域。先生獨辟溪徑，運用歷史地理學和城市地理學原理，長期潜心研究廣州、韶關、肇慶、梅州等各類型城市的原型，闡明它的發展方向。先生對廣州這座歷史文化名城和外貿港市的研究，用力尤深，發表很多論文，例如《廣州都市的興起及其早期的發展》、《宋代的廣州》、《我國古代海外交通和貿易對廣州城市發展的影響》、《略論古代廣州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廣州市區水(海)陸變遷初探》等。關於古代廣州三城復原問題，過去在《番禺縣誌》或《廣州府志》都説自明代三城市合一以前已無可考。很多人士對此篤信不渝。先生根據元人陳大震《海南志》殘卷及明《永樂大典》中關於廣州記載，並找到其他可靠資料，把古代廣州圖復原。又如宋代廣州市舶亭位置，有在城南和城西南兩種説法。先生根據可靠資料，確定在城南。先生對廣州系統深入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包括在《廣州史話》一書中。這本力作一版再版，與我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先生的《北京史話》被認爲是“地方史話”叢書中的雙壁，贏得讀者的心。

　　8. 地理教材建設  在長期的教學活動中，先生十分注意地理教材建設，不僅編纂大學地理教科書，也致力於中小學地理課本和鄉土地理編寫。例如建國前刊行的《梅縣鄉土地理》(上下册)、《初中本國地理》(與陳小澄合作)、《中外地理綱要及戰時補充教材》、《戰後新中國地理》(上、下册)、《戰後新世界地理》、(上、下册)；建國後出版的《中國地理》(二册)等。這些地理教材既有嚴謹的科學性，又有濃厚的地域特色。

　　三、嚴謹治學和教書育人

　　先生治學總是本着求是的精神，認真負責，注重調查研究，科學分析有關材料，得出正確的結論。前面所述糾正“巢走粤東”之説即爲一例。先生經常教導我們要認真搞學術研究，一定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即使没有，也要從第二手材料中尋第一手材料。而先生自己則虚懷若谷，尊重事實，認真聽取别人意見。關於漢代徐聞港地望問題，歷來争議頗多。先生過去認爲在今海康雷城附近。後來不少考古工作者在今徐聞西南邁陳一帶發現一些漢代墓葬，加上其他證據而傾向於徐聞港應在邁陳，先生認爲此説可信，就修正自己的結論。  

　　先生執教數十年，一直誨人不倦，推己及人。凡當過他學生的人，都有此同感。1978年我考上他的研究生，進校時，先生病重住院，體重只有60多斤。領導徵求他的意見，讓我轉行時，先生考慮到歷史地理後繼乏人，毅然决定收下，不改初衷。他出院後，修訂研究生培養計劃，抱病爲我講課，還把自己多年積累的資料卡片送給我。對於我的畢業論文，先生更是精心指導，批閲數次，連錯用的標點符號也予以改正。在先生辛勤培育下我取得碩士學位。後又考入北京大學，當侯仁之教授的博士生。徐先生還繼續參加指導我的博士論文。不但我本人，連導師侯先生也爲之感動。在我回中山大學執教以後，先生仍然關心我的成長，在病中爲我修改講義，共同討論學術問題。先生的關懷和厚意，使我終身難忘。

　　先生非常熱心公益事業，以爲社會、他人服務爲樂，深得人們的尊重。在創辦嘉應大學時，他捐獻了很多圖書資料。對來訪的人，總是熱情接待，盡量解答各種疑難問題，使來訪者滿意而歸。先生兼任許多社會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當人們知道先生是在疾病纏身狀况下仍這樣做時，都非常感動。直到臨終前，先生還念念不忘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勉勵新進校的研究生好好學習，賡續祖國方興術艾的歷史地理學事業。在先生身上，集中體現了老一輩知識分子熱愛事業、忘我工作精神，和對青年一代熱情扶植，誨人不倦的高尚品德。

　　現在，先生雖已作古，但他的著述和精神，已在人們中樹起一座高大的豐碑，激勵我們爲發展地理科學事業不斷地拼搏前進。

　　（司徒尚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