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雲成　賀交生

　　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1984年末全國總人口已達103，475萬人（未包括臺灣省和港澳人口數，以下同），約占同年世界總人口的22％，如此衆多的人口，其增長和分佈狀况怎樣?在幅員廣大的中國，各種人口變動的地域差异如何?本文對這些問題作一初步探討。

　　一、解放後人口增加快，西部快於東部

　　解放前，中國人口增長緩慢。據史料記載，西漢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國人口爲5，559萬。經1520年到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全國人口不過6，086萬人，只增長了9.4％。自1552～1949年的397年間人口由6.086萬人增加到54.167萬人，共增加4.8億人。

　　解放後，35年來，我國人口增長特别快。全國人口從1949年末的54，167萬人增加到1984年底的103，475萬人，短短的35年内，人口就增加了4.9億，年平均遞增率高達18.93‰。這種快速增長是由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共同作用的結果。五十年代，全國人口出生率在24.78‰（1959）～37.97‰（1954）之間；六十年代在18.13‰（1961）～39.34‰（1964）之間；七十年代由於大力開展計劃生育，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在17.90‰（1979）～33.59‰（1970）之間，八十年代頭五年在17.5‰（1984）～21.1‰（1981）之間。人口增長較快，除高出生率的因素外，還由於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從解放初的20.0‰下降到1984年的6.7‰。人口死亡率下降到1984年的6.7‰。人口死亡率下降快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解放後城鄉經濟得到較快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其次是加强了醫療衛生保健事業，一些惡性傳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再次是人口年齡搆成比較輕。

　　解放後，我國的省（市、區）行政區劃變動較大。要比較各省區人口增長速度的差异是困難的。現只能用1964和1982年全國第二次人口普查和第三次人口普查資料進行對比，有關部門已作了認真核對，將1964年原有行政區劃均按1982年現行行政區劃作了調整，統計出可比較的人口數。按此，根據各省（市、區）1982年比1964年人口增長幅度，可劃分爲三種類型。

　　第一類：屬人口增長快的省（區）。18年來人口增長在50～83％之間，有12個省（區）：寧夏（82.99％）、青海（79.06％）、新疆（77.15％）、貴州（66.31％）、黑龍江（63.03％）、雲南（60.28％）、安微（59.33％）、江西（57.19％）、廣西（56.64％）、甘肅（55.46％）、内蒙古（54.94％）和福建（54.38％）。這12個省、區人口增長較快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少數民族集中區、計劃生育開展較晚、生育政策較寬。如内蒙古、新疆、寧夏、廣西、雲南、貴州、青海、甘肅等。

　　二是有些省份外來移民較多。如黑龍江省由於辦農場、開發油田等從外省遷入較多的青壯年勞力。

　　三是有的省份計劃生育工作做得較差，人口出生率高。如1981年全國平均人口出生率爲20.91‰，而貴州、雲南、福建三省則分别爲27.89‰、25.36‰、22.07‰。

　　第二類：是人口增長較慢的省、市。18年來人口增長幅度低於40％，共有9個省、市：上海（9.68％）、北京（20.83％）、天津（35.20％）、遼寧（32.19％）、山東（34.56％）、河北（35.20％）、江蘇（35.74％）、浙江（36.94％）和陝西（38.58％）。這些省、市人口增長較慢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城鎮人口比重大，計劃生育政策以及對人口遷入控制較嚴。如北京、上海、天津和遼寧等。    

　　二是計劃生育工作做得較好。如江蘇、浙江、山東等，其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長率均低於全國平均數。

　　第三類：是人口增長處於中等速度的省、區。18年來人口增長在49～50％之間，共8個省、區：四川、吉林、山西、廣東、湖南、河南、湖北和西藏。

　　綜上三種地域類型來看，大體是：東部沿海省、市人口增長速度較慢，中部各省處於中等速度，西部省區、尤其是少數民族集中區人口增長速度最快。從沿海到内地，18年來人口增長速度由低到高的格局，與經濟發展水平由高到低，恰好形成鮮明對照。

　　二、年齡結構由年輕增長型向成年穩定型轉變，開始形成三種地域類型的年齡結構特徵

　　1953年，0～14歲組人口占總人口的36.3％，15～64歲組人口占59.3％，65歲及其以上年齡組人口占4.4％。從年輕人口（0～14歲）占的比重大和老年人口（65歲及其以上）占比重小這兩個特點來看，屬年輕增長型的年齡結構類型。但經過29年人口再生産的變動，到1982年，中國人口年齡搆成則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0～14歲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已降到33.6％，比1953年减少2.7%15～64歲組人口的比重提高到61.5％，比1953年增加2.2％；65歲及其以上年齡組人口的比重爲4.9％，比1953年略有增加。可見，1982年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已經變爲成年穩定型年齡結構類型。這與瑞典1860年、日本1955年的人口年齡結構情况很相似。

　　這種年齡結構的優點有二：一是年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减少，有利於今後控制人口增長；二是勞動適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大，有利於减少每個勞動者的撫養數。但我國人口老化將會加快。

　　中國人口年齡搆成的地區差异，可分爲三種類型：

　　一是少數民族集中的各自治區，屬年輕增長型的年齡搆成類型。由於這些地區自1971年以來計劃生育政策較寬，出生率高，造成0～14歲組的人口比重較大。如寧夏占41.44％，青海占40.79％，均高於全國平均數。65歲及其以上人口的比重又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如青海占2.71％，寧夏占3.25％。

　　二是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開始步入老年减少型年齡搆成類型。我國各大城市由於種種原因，人口出生率較低，老年人口占的比重較大。1982年普查統計，這些城市0～14歲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是：上海占18.09％，北京占22.12％，天津占24.25％，均已接近1981年世界發達國家年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如日本占24％，美國占22％）。65歲及其以上年齡組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高於全國水平，但遠低於發達國家。如上海占7.38％，北京占5.64％，天津占5.54％，1981年西歐各國占14％，日本占8％，美國占1l％。

　　三是除江蘇外，其它多數省份屬成年穩定型年齡搆成類型。其特點與全國的人口年齡搆成類型相似。

　　三、民族搆成復雜，各省（區）差异大

　　中國是多民族國家。1982年人口普查統計，全國共有56個民族，漢族93，668萬人，占全國人口的93.3％，其他少數民族共6.723萬人，占總人口的6.7％。少數民族中人口超過200萬的有10個，共5，357萬人，占少數民族總人口的80％。按人口數多少排列，依次爲壯、回、維吾爾、彝、苗、滿、藏、蒙古、土家和布依族。漢族遍佈全國各地，少數民族的聚居範圍占全國土地面積的62.5％。一些主要少數民族在全國29個省、市、區都有。因此，中國各民族的分佈已逐漸形成一種多民族雜居的狀况。

　　由於歷史原因及解放後人口增長和遷移的結果，形成了我國各省、區、市的民族搆成差异很大的特點。國内五個自治區中，除西藏和新疆少數民族所占比重較大外（西藏藏族占全區人口的94.4％，新疆少數民族占全區人口的59.56％），其他三個自治區中，漢族人口均占較大比重，如廣西漢族占61.7％，少數民族占38.3%；寧夏漢族占68.06%，少數民族占31.94％；内懞漢族占84.45％，少數民族占15.55%。其他省區中，少數民族也佔有一定比例。如青海占39.42％，雲雨占31.7％，貴州占26.01％，遼寧占8.1 4%，甘肅占7.92％。另有12省少數民族人口占本省總人口不到2％。如江西占0.07％，江蘇占0.18％。這些省份幾乎是單一漢族聚居區。

　　四、勞動資源利用率高，在業人口比重也較大

　　1982年人口普查統計.我國在業的勞動人口約5.2億人，占總人口的52％，不在業的被撫養人口占48％。每一在業人口的撫養指數爲0.93人。我國勞動適齡人口共有57，362萬人（按男15～59歲，女15～54歲計），占總人口的57.14％，在業人口占勞動適齡人口的9l％。可見我國勞動資源利用率是很高的。應當指出，在9％的不在業勞動適齡人口中，從事家務勞動和在校學生約占70％。

　　在大陸29省市區中，在業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最高的是上海，占62.7％，最低的是黑龍江，占40.8％，高低相差21.9％。

　　在業人口占總人口比重最高的，除上海外，依次是北京（58.8％）、江蘇（57.5％）、天津（56.9％）和四川（54.9％）等。占總人口最低的除黑龍江外，依次是吉林（42.3％）、福建（45.4％）、寧夏（46.7％）、江西和新疆（46.9％）、内蒙古（47％）和青海（47.6％）等省區。

　　制約地區人口勞動搆成差异的因素，首先是年齡搆成的地區差异。中國適齡勞動人口，在一般情况下都能充分就業。特别是廣大農村，手工勞動對勞動技術要求不高，一般也都能找到工作。因而在一些生育率低，年輕人口相對較少、老年人口比重也不大的省、市，其勞動入口所占比重就大，如上海、北京、天津和江蘇等。反之，寧夏、新疆、内蒙和青海等的年輕人口占的比重大，老年人口占的比重較小，在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就低一些。

　　其次，各工種所需勞動强度對人口勞動搆成也有影響。農業勞動中，種植業需要的勞動强度大，畜牧業（特别是遊牧、放牧）所需的勞動强度就較小。故老年人口在業比例，在農業和牧區就有顯著不同。據第三次人口普查職業人口的年齡搆成資料，種植業中老年人在業數占本職業在業總人口的5.37％，而牧業的老年人則高達13.07％。

　　其他還有家務勞動人口和在校學生、退職退休人員等占不在業人口的比重大小，也影響各省市區勞動人口搆成比例。

　　五、城市人口比重低，省（區）際差异明顯

　　城鄉人口搆成是人口地域搆成分佈的一種表現形式。全國城鎮與鄉村交錯分佈，在政區上形成各種城鄉交錯的復雜體系，如直轄市和直轄市下設縣或地屬市，地屬市下又有縣級市和縣，鎮又屬縣管理。1984年底，全國有300個市，6，211個鎮。全國總人口中市、鎮總人口33，006萬人，占31.9％，鄉村人口70，469萬人占68.1％。上述市鎮人口統計中，包括市屬郊區（不包括郊縣）的農業人口在内。估計全國所統計的市鎮人口中，約有1／3是郊區農業人口或鎮的農業人口。1949年城鎮人口占10.6％，1984年雖增加到31.9％（此數字偏高），但仍是較低的，不僅遠低於發達國家，也低於許多發展中國家。

　　1984年底城鎮人口占本省區總人口比重最大的有：山西（55.9％）、吉林（55％）、遼寧（54.7％）、黑虎江（51.4％）和山東（48.5％）。最小的有西藏（10.2％）、河南（16.1％）、安徽（17.9％）、四川（18.4％）和甘肅（20.6％）。

　　城鄉人口結構的地域差异，主要是由以下幾個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特别是工業發展水平的地區差异。中國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就注意控制城鎮人口增長。防止農村人口盲流進城。各地城鎮人口的增長，主要取决於國家工業投資必建新項目所需職工及其家屬數量。東北三省和河北省，是我國“一五”和“二五”計劃中重點建設項目較多的地區，原有工業基礎也相對較好，因此城鎮人口比例較高。同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原有工業基礎差，重點建設項目較少，吸收城鎮人口能力有限，城鄉人口結構中農村人口仍占很大比例。

　　其次是農産品（主要是糧食）商品率的地區差异。我國農村人口多、增長快，農業勞動生産率低，年增産的糧食等農産品有相當一部分就地爲新增的農業人口消費了，故商品農産品增長有限，這就限制了城鎮人口的增長量。有些年份（如1960、1961年）因農業嚴重歉收，還將自1958年從農村遷入城鎮居民動員回鄉，出現了城鎮人口回流農村的反常現象。東北三省，特别是黑龍江省是我國商品糧最大産區之一，容納城鎮人口的能力較大，這也是其城鎮人口比重較大的部分原因。

　　第三、統計口徑變動的原因。我國市鎮建制的規定和城鄉人口劃分的標準前後不够一致，并且各地在執行這些規定時也不够一致。這樣，使我國城鎮人口在統計上部分背離了實際情况。最明顯的是解放後所進行的三次人口普查中關於鎮的數量，一次比一次少，1984年則跳躍式地增加。這與我國設鎮標準的幾次變動是有關的。同時，1984年底全國城鎮人口比重比1982年增加11％，也跳躍式地增加了。其原因主要是市人口中包括了郊區農業人口；有的市把所在的縣都劃爲郊區，如廣東省中山市把原有中山縣都作爲郊區人口統計爲市的人口；1984年國家放寬了建鎮標準，使鎮數迅速增加。有些地方把鎮管村的人口數也統計到鎮的總人口中。由此可見，必須完善市鎮建制的規定和城鄉人口劃分標準，並在執行這些規定或標準時貫徹嚴肅性原則。

　　六、人口地區分佈不平衡，主要偏集在東南部

　　我國人口地區分佈面貌是經歷幾千年人類生産活動和繁衍才形成的。中國一向是以農業爲主的國家，1983年末農村人口占76.5％，農業生産是人口生活資料的源泉，而農業生産又深受自然條件的影響，因此人口分佈雖説主要取决於社會經濟條件，但也不能忽視自然條件的重大影響。我國各地自然、社會經濟條件不一，不僅人量分佈不均，而且人口密度也相差很大。

　　1984年末統計，全國26省、區中，人口數最多的前五省依次是，四川（10，112萬人）、河南（7，646萬人）、山東（7，637萬人）、江蘇（6，171萬人）和廣東（6，166萬人）。人口數最少的前六個省、區依次是，西藏（197萬人）、青海（402萬人）、寧夏（406萬人）、新疆（1，344萬人）、内蒙（1，985萬人）和甘肅（2，0167萬人）。人口最多的四川與最少的西藏相差51倍。這説明我國各省、區人口數量分佈是很不均衡的。

　　若就區域角度來看中國人口數量分佈，則大致可把全國26省、區（市包括在所在的省）分爲三組：

　　第一組東南部十一省（包括華東6省和中南5省）。人口合計58，262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56.3％。

　　第二組西半部兩省（青海和甘肅）四區（西藏、新疆、寧夏，内蒙）。人口合計6，350萬人，占全國的6.14％，其人口數與東南部江蘇省（6，171萬人）相當。

　　第三組處於第一、二組之間的東北、華北和西南九省區。合計38，439萬人，占全國人口的37.15％。

　　以上三類區域的人口數量分佈狀况，大致可反映出我國人口數量分佈由東南向西北遞减的特點。

　　人口數量的分佈還反映不出各省區人口稠密程度，必須結合土地面積，從人地比例來看人口分佈。

　　中國1984年未人口密度爲108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人／平刀公里）最高的前五位，依次是上海（1，944）、天津（707）、江蘇（602）、北京（564）和山東（499）。若只計省區的人口密度，則依次是江蘇、山東、河南（458）、浙江（392）、安徽（366）和河北（293）。廣東（291）與河北人口密度很接近，也可並列第五位。人口密度最低的前五省、區，依次是西藏（2）、青海（6）、新疆（8）、内蒙（17）和甘肅（45）。最高與最低的省、市、區相差972倍。若只計省、區之間的最高、最低人口密度，則相差301倍。可見我國省、市、區間人口密度分佈比人口數量分佈的差异更大。

　　若按上述人口數量政區分佈的三組來看人口密度，其差异情况如下（不包括市）：

　　第一組華東、中南組十一省的人口密度在162（廣西）～602（江蘇）之間。

　　第二組西半部二省四區的人口密度在2（西藏）～61（寧夏）之間。

　　第三組東北、華北及西南九省區的人口密度在70（黑龍江）～293（河北）之間。

　　上述區域人口密度分佈狀况，也可反映出由東南向西北遞减的特點。

　　綜上所述，中國人口地理的基本特徵突出表現在人口增長、搆成和分佈的東西差异上，而人口生存的自然、社會環境是這些特徵形成的基礎。

　　究竟如何看待這種東西差异?如何改善我國的人口分佈狀况?作者認爲，改善人口分佈是我們所要努力的方向，一定地區的人口數量必須與當地的自然、經濟環境容量相適應，背離這一要求都是不切實際的。西部地區人口密度雖小，但一些緑洲和河谷的人口密度也是相當可觀。如新疆緑洲内每平方公里可達二、三百人，最多的可達七、八百人，而緑洲以外多是不適於人類生存的戈壁、沙漠、杳無人烟。由此看來，東西人口分佈差异也有其客觀性，合理性的一面。因爲我們不能要求在一個自然、社會經濟條件差异大的國土上，達到人口數量的均匀分佈，這種“理想”的人口分佈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中是不可行的。西部地區與其現在通過較高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和移民，達到這種“理想”人口分佈，倒不如適當控制本地區人口數量增長，提高人口素質，加緊基礎工程建設，適當從沿海引進技術骨幹，這樣，可能更有利於西部經濟發展，進而爲人口移居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