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逢干　朱雲成

　　一

　　對中國人口城鎮化問題已有過很多研究。無論是對過去的一般趨勢，還是對近期應取的發展速度，研究都較爲深入（1）。但是，中國是個大國，南北東西的自然條件或地理環境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對中國城鎮人口縱向研究的基礎上，還得作横向的分析，才能對中國城鎮人口分佈有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解。特别是城鎮化過程必定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有關，對城鎮人口的地域差异分析就有助於對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研究。

　　一種觀點認爲，地理空間在以人口爲主體的生産的社會歷史過程中一直在改變着。隨着社會生産的發展，人口，這個“社會的同義語”本身，也處於不斷的變化過程中（2）。這種觀點是符合實際的。解放以來，我國的社會生産已表現出與其他國家不同的特點，其城鎮人口的增長和地域分佈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英籍學者李才德曾正確地認爲，要全面評價我國城鎮人口隨時間推移的區域增長情况，目前的資料還不够充分（3）。本文只根據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前後的有關資料作一個横斷面的分析，並回顧過去和展望未來。    

　　在歷史上，農業社會出現於工商業社會之前，城鎮人口由鄉村人口演化而來。因此，要分析城鎮人口分佈的地域差异，就必須知道自然條件和政治經濟發展的差异。就我國的情况説，前者主要是我國的地理位置、地形和季風氣候並由此造成的雨量和農業用地由東南向西北遞减的型式，這一遞减型式表現在人口的分佈和人類活動上。後者主要指我國曾經歷很長一段時間的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經濟發展階段，傳統的城鎮系統“由農業社會演化而來”，“在行政商業功能和形態結構及選址上有着共同的特點”，并且“是傍河發展的”，因而城鎮人口的分佈與農業的發展相重合（4）。再者，在1949年以前的100多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發展階段中，入侵的外國政治和經濟勢力感興趣於東南部和沿海省區，這些省區工商業的發展加劇了城鎮人口分佈的不平衡。解放以來，一方面由於生産的迅速發展，城鎮人口發展的速度加快了;另一方面，在較長的時間内執行了“控制農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的直接人口再分布政策和“變消費城市爲生産城市”、“兩條腿走路”等間接人口再分布政策，使城鎮人口的發展速度不算很快。降低了城鎮人口分佈的聚集强度和不平衡性（5）。還有，由於城鄉在執行計劃生育政策上的差别而形成了城鄉間在人口轉變方面的差别，這個差别使我國城鎮化有一種隱蔽性。這種隱蔽性在地域上分佈也是不平衡的。這對城鎮人口比重的分佈也有其一定的影響（6）。

　　我們之所以采用1982年普查前後的資料而不使用以後的資料作分析，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1982年前後的人口及有關的生産情况可以看作是我國政治經濟發展過程新舊階段轉折時的情况。從政治事件來説，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之後雖然開始了我國政治經濟發展的新階段，但在經濟基礎方面由原來的軌道上轉到“改革和開放”方面來却是80年代初的事。尤其是70年代末到第三次普查前的“回城”人口，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對過去某些政治運動的一種“糾正”。1982年普查前後，是新舊直接、間接人口再分布政策的轉换點。第二，進入新發展階段的近幾年中，有些新的城鎮人口統計資料在反映城鎮建制的規定和統計口徑方面有嚴重的缺點，不宜於用作科學的分析。

　　由於這兩個原因，1982年普查前後的人口及有關資料目前仍是對我國過去城鎮人口的分佈作分析的最好資料。    

　　二

　　我國地域劃分的方式可有多種，但從人口分佈和人類活動方面看，應作東南往西北方向，也即沿海-内陸-邊疆區域的劃分。［沿海區包括。河北（含京津）、遼寧、山東、江蘇（含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臺灣等12省（區）、市；内陸區包括：黑龍江、吉林、山西、陝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湖南、江西，貴州、雲南等12省，邊疆區包括：内蒙、新疆、寧夏、甘肅、青海、西藏等6省（區）］

　　這種劃分當然較粗略，故在此基礎上考慮資料獲得的可能性，再以省（區）級行政區域的劃分來作分析，以利於進一步説明南北方向和地形方面的差异。現從三方面來分析城鎮人口分佈的地域差异。

　　1.城鎮人口絶對數分佈的差异

　　城鎮人口分佈地域差异之一是人口絶對數從東（東南）向西（西北）逐步遞减。這可從兩方面進行描述：

　　第一方面是城鎮的分佈。李才德用1982年普查資料繪製了5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分佈圖（7），許學强則用1978年的資料繪製了5萬以上人口城鎮的分佈圖（8）。不用説，這些城市（及鎮）的位置主要分佈在東部（大部分在沿海區域，一部分在内陸區域）.特别是在華北平原、東北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和成都平原。這樣的城鎮分佈，自然説明東部的城鎮人口多於西部。

　　第二方面是沿海、内陸、邊疆區域的城鎮人口不平衡分佈。比較面積和城鎮人口的百分數就可知，雖然沿海區僅占全國總面積13.4%，其城鎮人口却占了46.1％。而相反，邊疆區占了總面積的56.1％，但城鎮人口僅占6.9％。内陸區面積占31.5%，城鎮人口占47.0％。這種分佈（尤其是沿海與邊疆兩區對比）使人有强烈的不協調感覺。當比較城鎮人口和總人口分别對於全國的百分比時，却感到没有什麽大的不協調：沿海區是46.1％對應41.1%；内陸區是47.0％對應52.7％；邊疆區是6.9％對應6.2%。

　　以上的比較和城鎮位置的分布告訴我們：第一，邊疆區與内陸、沿海兩區城鎮人口的差异是第一級的差异。其差异原因主要是自然條件方面的。即邊疆區由於自然條件較差，雖然地域廣大，却人口稀少。不但在現時生産水平不高時城鎮人口很少，即使在生産水平大大提高之後，人口稀少的情形也不會有很大改觀。由於占全國總人口的份額很少，也就不可能有很大數量的城鎮人口。第二，内陸區與沿海區城鎮人口差异是第二級的。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不在由然條件而在經濟發展方面。因爲雖然沿海區的人口比内陸區更稠密，但内陸區也有相當稠密的人口。兩區總的説來還是較大的面積份額對應較大的總人口份額。而城鎮人口的分配則不同，雖然内陸區總人口比沿海區多四分之一强，但城鎮人口却只占大致相同的份額。這種差别的産生雖然可以部分地從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的差异上得到解釋，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經濟水平的差别。這個差别在科學技術和生産力發展之後，在某種條件下易於彌合和改變。

　　2.城市人口與鎮人口比的差异

　　上述沿海—内陸—邊疆區域生産水平遞降引起城鎮化水平的差异也可以從城市人口數與鎮人口數的比值來評價。按我國的設市標準，人口有較大規模的聚集（十萬人以上）才能設市。表1是根據1982年普查的數據計算出來的。表中河北、山西、山東及其他一些省區，因人爲地少統計了一部分的鎮，所以，市與鎮的人口比較實際數要偏離（9）。但從表中數字看，即使不考慮我國的政治、經濟中心河北省（含北京，天津市）的高比值，單看經濟中心江蘇省（含上海市）、遼寧省即可以説明。生産水平較高、特别是工業發達的省區，市鎮人口比是較高的。而生産水平較低的省區，除人口特别稀少（青海，5人／公里2）和面積較小（寧夏）等省區的市鎮人口比尚高外，其他省區都較低。

　　按以上表1的數據來看，如果説邊疆區與内陸區在生産水平上的差距不大明顯的話，那麽，内陸區與沿海區的差距則是明顯的，盡管各區域内部的變异也相當大。

　　3.城鎮人口比重的差异

　　城鎮人口比重是城鎮化的主要標誌。而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的前後是一個發展時期的結束。對此時的比重作一個横向分析不僅可以評價城鎮人口的地域差异，而且可以窺測其發展實質。

　　圖（附後）以省（區）爲單位，用等距分組的方法，繪出了我國城鎮人口比重的分佈。從圖中至少可以歸納出三點：（1）城鎮人口比重從東北往西南呈逐步遞降的趨勢；（2）在東南往西北的方向綫上（即沿海一内陸一邊疆方向），城鎮人口比重差别不大而綫的兩端稍高；（3）與上述兩點不盡一致之處：浙江和貴州兩省的比重比它們周圍的省區高，一定程度上福建和江西兩省也是這樣，而甘肅則比其周圍省區明顯地低。

　　如何解釋這樣的城鎮人口比重分佈呢?一個合理的想法是找出影響城鎮人口比重的主要因素。再從這些主要因素的地域差异及其歷史發展方面去解釋城鎮人口比重的地域差异。現在通過相關分析來尋找這些主要因素。

　　城鎮人口比重當然與很多因素相關，與城鎮人口有密切聯繫的工業發展和商品的銷售，有助於城鎮的建立和發展的鐵路修建，城鎮的密度，在作城鎮人口發展規劃時要考慮的糧食産量，從反方向影響城鎮人口比重的人口密度，都應在考慮之列。也可能還有一些其他因素。所選取的六個自變量與因變量（城鎮人口比重）一起，每兩個變最之間的相關系數列。

　　人均商品零售額（X1）和人均工業産值（X2）與城鎮人口比重（Y）都有很强的正相關（分别是0.768和0.603），前一個相關還比較地强一些，但這兩個自變量（X1與X2）之間有着更强的正相關（0.815）。因此，當其中的一個變量（實際進行時是X1）輸入方程後，另一個變量（X2）就將不再是顯著的。這是因爲後輸入的變量（X2）將能解釋的已經被先輸入的變量（X1）解釋了。變量X1比X2有着更高的相關系數是由於三種情况：一是變量X1在實質上也包含有第三産業的因素，而變量X2僅表達了第二産業的因素；二是大量的生活必需品通過配給系統來銷售；三是在鄉村地區農業人口消費的自産産品並不被看作零售商品。這一現象表明瞭配給系統使生産的地域差别所産生的消費上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被“拉平”了。

　　在回歸分析過程中，另一對變量X3（鐵路長度指數）和X4（人口密度）之間的概互排斥也是很明顯的。采用逐步回歸分析法時，兩個變量中的任一個都可以使被解釋的方差（即决定系數R2）得到相似增加。但當X3輸入後，X4就不再是顯著的了。這是因爲它們之間有着更强的負相關關系（-0.573）。這裏，負號是值得注意的。變量X4能從負方向（-0.077）解釋的已被變量X3從正方向（0.482）解釋了。而X3比X4能解釋得更多是由於較多的鐵路系統中的人員本身就是城鎮人口，且鐵路起了帶動其所通過地區的經濟和城鎮發展的重要作用。而人口密度則没有這樣的性質。這一現象顯示了低人口密度省區對城鎮人口的增加比高人口密度省區更“敏感”。

　　從我國以往直接、間接人口再分布政策的内容來看，對城鎮人口的分佈影響最大的是工業的布局。哪個省區内有重點工業布局、工業發展快，哪個省區的城鎮人口發展就快，相應地城鎮人口比重就可能高。雖然如相關分析表明的，其城鎮人口比重的高低還與全省區的人口密度高低有相反的關系，但從相關系數的絶對值看，工業布局、工業發展對城鎮人口比重的影響比人口密度强得多。而且，上面已説明，人口密度的影響大部分已被鐵路修建的影響所包括了。而鐵路向人口稀少的邊疆地區的修建正是我國解放以來實行的“兩條腿走路”、“平衡發展”等間接人口再分布政策的一個側面的反映，是與“戰備”及工業布局的方針緊密聯繫的。因此，工業生産是城鎮人口比重分佈的最主要原因性因素，人口密度次之，而鐵路修建既是原因性因素，也是顯示性因素。至於商品零售額，它顯得與城鎮人口比重的高低關系極爲密切，如前面所説，這與它同時包含第二、第三産業（這兩個因素的變量能使回歸方程58％的方差得到解釋）的影響有關。但更主要的是，這種密切關系是工業消費品配給銷售制度的反映。在第三産業不發達的前提下，商品零售額基本上只是城鎮人口比重的顯示性因素。人均糧食産量和城鎮密度兩個變進在逐步回歸分析時是最後輸入的、且是不顯著的，因而其影響是不大的。下面我們就以最主要的原因性變量X4（人均工業産值）和較主要原因性變量X4（人口密度）爲基礎，并聯繫變量X3（鐵路長度指數）來分析城鎮人口比重的分佈型式。

　　既然人均工業産值（X2）是最主要的解釋因素，我們就對它與城鎮人口比重（Y）的關系作深入一點的分析。在1983年以前，粗略計算，全國工業總産值的約90%由城鎮工業生産出來，社隊工業僅生産約10％（10）。如果我們把工業産值通通看作是城鎮生産的，就可粗略地得出如下方程：  X2=Y·Xc。其中X2是人均工業産值，Y是城鎮人口比重，Xc是城鎮人均工業産值（元／人）。

　　圖2（附後）表示在省際水平上X2、Y和Xc三者之間的關系。不同的省區處於不同的人均工業産值水平上，以江蘇（含上海）、遼寧、河北（含天津）爲最高水平，西藏爲最低水平。但大多數沿海省區（八占其六）的人均工業産值在400元以上，有三省還在900元以上，而大多數的内陸和邊疆省區（前者十二占其六，後者六占其五）的人均工業産值在250—400元之間。這與我們前面所説的經濟發展差异情况相一致。如果我們把有相近人均工業産值水平的省區都分爲兩組。最後我們就得到兩個大組：（1）有較高城鎮人均工業産值（Xc）的大組；（2）有較高城鎮人口比重（Y）的大組。大多數沿海省區（江蘇、河北、山東，廣東、廣西）和一些内陸省區屬於第一大組。而大多數邊疆省區（内蒙、新疆、寧夏、青海、西藏）和另一些内陸省區屬於第二大組。這裏，我們讓内陸省區屬於兩組只是相對而言的。其中吉林和黑龍江兩省明顯地屬於所屬的組。其餘大多數省區的位置都較接近。也即它們的城鎮人均工業産值（Xc）、城鎮人口比重（Y）和人均工業産值（X2）都差别不大。僅湖北（較高的工業生産水平）和貴州（較高的城鎮人口比重）兩省略有偏離。這説明大片的内陸省區在某種意義上其自然條件和經濟發展程度都較接近。

　　這裏,我們對城鎮人口比重總的分佈型式作一些解釋：

　　（1）  沿東南往西北綫的等值型式

　　由沿海到内陸再到邊疆區域，自然條件的品質和人文活動的量和質都呈逐步遞降的趨勢。自然地，在農業社會的長期發展過程中，在這些區域發展起來的農業生産水平及人口密度也就呈現相似的情形。工業的發展也是這樣。相關分析表明，較低的工業生産水平傾向於導致低的城鎮人口比重，而低的人口密度（意味着鄉村人口少）傾向於導致高的城鎮人口比重。當沿着東南往西北的方向綫（即沿海—内陸—邊疆方向）前進時，不僅工業生産水平降低，人口密度也降低。這樣一正一反的相互扺消，沿綫的人口比重並不産生很大的差别。從X2、Y、Xc三者關系來推斷，在先進的沿海和一些内陸省區，正是由於控制鄉村向城鎮人口遷移的直接人口再分布政策使得城鎮人口比重不致上昇太多而又保持和加强了那裏較高的城鎮工業生産水平。同時，在邊疆和一些内陸省區，由於“兩條腿走路”和適應“戰備”要求的一些間接人口再分布政策，爲發展工業吸收了本地的鄉村移民和從東部省區移來的較大量的城鄉勞動，因此可以説，其工業的發展帶來了較高的城鎮人口比重，同時又維持着較低的城鎮工業生産水平。江蘇省是前一類的代表，而新疆和内蒙則是後一類的代表。

　　（2）  從東北向西南的逐步遞降型式

　　在沿海、内陸、邊疆各區域内部，當城鎮人口比重降低時，相應省區的人均工業産值也跟着降低（例如：遼寧—山東—廣西，黑龍江—江西—雲南；内蒙—寧夏—西藏），雖然也有例外。這樣，在東北形成高城鎮人口比重組（遼寧，吉林，黑龍江）；在西南形成低城鎮人口比重組（西藏、雲南、廣西）。這一型式與我們的相關分析相一致。自然條件和地理位置自然是形成這一形式的基本條件。但在解釋這一形式時，政治經濟的發展歷史却顯得更重要。正是由於長期或較長期的工業發展和與此相聯繫的移民過程，導致東北、華北和某些北部邊疆省區的高城鎮人口比重和相對較高的工業生産水平。如據研究，從19世紀末到解放前夕，約有3000萬人從全國各省移進了東北三省（黑龍江、吉林、遼寧）（11）。隨着日俄勢力對東北的入侵以及爲其利益的工業發展，各省移入的農民受到雇傭而導致了東北較高的城鎮人口比重。解放以後，東北三省由於工業基礎較好，資源又較豐富，負有支援全國工業發展的重任，其本身的工業發展是很快的。因此，這一高城鎮人口比重一直保持着，例如，黑龍江省在1949年以後的30年中，移民人口的增長占了全部人口增長的三分之一（12）。另一方面，與其他各省區相比，西南部各省區由於地形崎嶇和交通不便。在工業發展上處於不利的地位，工業發展的歷史短一些，因而人均工業産值、城鎮人均工業産值和城鎮人口比重都較低。至於東部的某些省區（如江蘇），雖然人均工業産值高，但主要是靠先進的生産水平（城鎮人均工業産值很高）造成的，而由於人口密度很高，其城鎮人口比重並不高。結果，既形成東南—西北綫的等城鎮人口比重，又不破壞東北—西南方向的比重梯級下降型式。  

　　上面兩個型式的形成過程都與鐵路由人口稠密、經濟發達的省區（遼冀、蘇等）向人口較稀少、經濟較落後的省區（黑、吉、内蒙古、新、川、黔、滇等）的修建歷史有關。所以，我們説變量X（鐵路長度指數），既是城鎮人口比重的顯示性變量，也是其原因性變量。    

　　總起來説，我國城鎮人口的地域差异有兩個主要方面：沿沿海—内陸—邊疆（東南往西北）方向的絶對數差异和沿東北到西南方向的比重差异。自然條件和政治經濟發展的差别，都是形成這些差异的原因，但它們的功能不同。它們相互作用，還與其他因素相互作用，而使城鎮人口分佈形成復雜的空間形式。對於絶對數差异來説，自然條件解釋得更多；而對於比重差异來説，政治經濟的發展過程則明顯地成爲主要的解釋因素。這些差异和對差异的分析既是我們研究未來城鎮化的發展趨勢的基礎，也是對今後的發展采取正確策略的依據。    

　　三

　　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以後，我國已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一階段是以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和經濟改革爲主要特徵的。下面幾方面的變化對展望城鎮人口的發展很有意義：

　　第一，在經濟活動中，尤其在工業生産中，把提高效率和經濟效益放在優先地位來考慮，糾正了過去只强調各地區平衡發展和戰備需要，而不講求社會經濟效果的片面性。  

　　第二，被以前“大排工”的勞動分配制度束縛在耕地上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已逐步爲“責任制”的勞動分配制度解脱出來了。隨着時間的推移，並將進一步解脱出更多的農村剩餘勞動力。

　　第三，由於保证經濟健康發展的需要，以往城鎮幾乎只偏重於發展第二産業的情况將得到改變。第三産業的發展及其對城鎮人口增長的刺激正方興未艾。

　　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國的直接和間接人口再分布政策也與過去三十年有所不同。從直接人口再分布政策方面看，有深遠意義的是允許農業人口遷移到“農村集鎮”中從業，並把他們作爲“非農業人口”統計（13）。從間接人口再分布政策方面看，意義深遠的是評價城市經濟成績的新標準的提出（這個標準以國民生産總值而不是以工業總産值作爲主要指標（14）.以及沿海城市對外資開放和沿海經濟特區的發展。這樣，由於原來的城鎮人口比重較低，在未來十數年中我國城鎮人口的絶對數和比重將有較快的增加是必然的；并且，行政區劃變化和遷移增長將代替自然增長而成爲城鎮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現在我們要進一步分析城鎮人口增長地域差异方面的趨勢。

　　從上面的分析知道，農村剩餘勞動力和工業生産水平從沿海往内陸再往邊疆存在着逐步遞降的趨勢，在重點工業布局方面也有類似的情形。這樣，在沿海、内陸、邊疆三大區域中將存在城鎮人口增長方面的差别。在沿海區域（以及某些内陸省區），由於農村剩餘勞動力豐富，其大中城市又有更多的技術、資金和人才可向小城市、鎮和農村集鎮擴散，因此，其農村剩餘勞動力將更快地轉到城鎮方面。例如，城鎮人口比重最高的遼寧省，單在1984年一年中就有約100萬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其他生産活動上去（15）。廣東的深圳經濟特區常住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在1978年至1982年之間達到了16.57％（16）。如果如中央和國務院在《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中所鼓勵的那樣，在沿海省區建立“貿—工—農”的生産結構的話（17），則可以預言，沿海省區和某些内陸省區（如湖北），不單城鎮人口的絶對數增長較多。比重也可能逐步地趕上一些高城鎮人口比重的邊疆省區。

　　在邊疆省區，應當説，農村剩餘勞動力出路問題並没有沿海省區那樣尖鋭，其大中城市向小城市和鎮擴散技術、資金、人才的能力也較弱。因此，在省區内由鄉村向城鎮移民增加的城鎮人口絶對數不會很多。但這些省區解放三十多年來由於政策使然，有吸收東部沿海省區勞動力和技術人員的傳統。今後，這方面的做法還將會通過招工、大專學生分配和招聘等形式繼續下去。另一方面，這些省區的城鎮人口比重不會因爲其城鎮人口絶對數增加不大而上昇較緩。原因就是其人口稀疏，總人口較少，對城鎮人口增加的敏感性大。

　　處於沿海和邊疆省區之間的内陸省區，除少數省區（如湖北）外，多數地區的農村剩餘力較多，與沿海省區較接近。但比不上沿海省區尖鋭；大中城市的技術、資金和人才的的擴散方面又比不上沿海省區。這樣，一方面，其城鎮人口增加的絶對數不會小，但另一方面，由於人口密度比邊疆省區高，總人口較多，對城鎮人口增加的敏感性低，城鎮人口比重還將較長時間地處於原來的相對較低位置。但城鎮化水平將不斷地向沿海省區靠攏。  

　　毋庸置疑，爲了充分地利用我國的自然和人力資源，爲了使各地的城鎮化進程健康地發展，我們應該及早進行研究，並采取一些相應的對策和具體措施。  

　　總的説來，我們對人口的城鎮化應取既積極又穩妥的態度。爲了更好地利用農村剩餘勞動力和充分發揮大中城市的技術和人才的作用，應在我國社會經濟活動中建立起一個雙向的過程：技術和人才要不斷地由大、中城市向小城市、鎮和農村集鎮擴散，而農村剩餘勞動力將不斷地由農村向農村集鎮、鎮、小城市甚至中等城市輸送。爲了在某種程度上控制這一人口、流動的進程和速度，减少招工方面的盲目性和混亂，在不同大小的城市（或鎮）布局的工企業，在技術和規模方面要有一個分級的標準。這可以説是縱向方面的規劃。

　　但從地域差异方面看，横向的規劃也必不可少。在沿海省區，自然條件好，人口密度高，工業生産水平高，農村剩餘勞動出路問題尖鋭。因此，一般地説，應以技術和人才的擴散爲重點，大力發展鎮和小城市，並適當地發展中等城市。但在邊疆省區，由於人口稀少，農村剩餘勞動力出路問題不似沿海省區那樣尖鋭，而技術人才則深感不足，則應以提高工農業生産水平爲重點，强調優先發展小城市和中等城市，鎮的發展則不要太强調。至於内陸省區，其中一些（如湖北）可按沿海省區辦理；另一些省區則可照邊疆省區辦理；而大多數省區在處理方法上應介乎沿海和邊疆省區之間。當然，各大區域内部、甚至各省區内部，也還應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則，視具體情况而定，不能搞“一刀切”。如果我們做到了全國各地的自然和人力資源以及原有的技術裝備的基礎得到有效、充分的利用，城鄉經濟都得到全面的發展，那麽，我們的城鎮化進程就是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