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尚紀

　　人口與土地、環境的關系是人口科學所研究的重要對象，這種關系是順暢或是惡化，直接影響到一個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海南島作爲一個獨立的地理單元，人口與土地、環境的關系更具地域特色。本文擬從這三者在海南各開發時期的主要特徵出發，闡述其辯證發展的歷史過程，總結有關經驗教訓，當有助於今天海南的國土整治和開發。

　　一、人口與土地，環境關系在各開發時期的主要特徵

　　海南島的開發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可歸結爲以漢族移民的人居，土地的墾辟和環境的變遷爲主要内容的演變過程。

　　海南原爲一個森林之島，漢初建立郡縣時，森林覆蓋率達90％左右（1）。漢到南北朝爲開發初期，據《漢書·賈捐之傅》記載，島上三郡十六縣爲2.3萬户。若以其時每户六口計算，則約有13.6萬人，人口密度4人／km2，幾乎是同期廣東大陸人口密度的4倍（2），表明該島開發比當時嶺南許多地區都要先進。但漢代統治海南六十餘年就放棄了。此後直到隋朝，直處在當地人自理狀態，人口無從統計。

　　秦漢時期，在該島耕耘農業漁獵經濟均有發展，島上居民主要是黎族先人，漢人很少，不久又退出，故這時期海南基本保持過去狀態，人類活動還未給環境變遷留下更多痕迹。

　　隋唐爲海南環島開發初期。隨着漢人和俚人（兩廣大陸少數民族）南遷的增多，島上人口理應有一定的增長，但據諸史所列的人户數量、却相互矛盾，統計甚爲不確。唯以隋大業五年（609年）19，500户（3），約合10萬人權可相信。此時期已形成環島作物帶，人口與耕地主要分佈在島四周沿海。與此同時，森林漸從沿海後退，造成森林與耕地錯雜現象，環境有所變遷。但畢竟人口稀少，土地利用率仍很低。

　　從宋到元，海南才踏上認真開發的道路。人口也理應增加.但反映在官方史書中的宋代人口只有萬餘户（4），約五萬餘口。到元代，據《元史·地理態》竟達92，244户，156，257口，户數竟爲北宋的九倍。宋王朝對海南采取以懷柔爲主的統治政策，許多人户未能統計。而元朝的統治很苛暴，新附黎峒可不少，擴大了人口的控制範圍。這時期移民增加，對耕地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主要是在沿海與内地，土地墾辟越來越多。自宋以後，五指山邊緣的黎族巳廣泛使用鈎刀等鐵質農具，使包括刀耕火種在内的土地利用更多地指向山區，擴大了環境變遷的範圍。由於貿易事業的發展，木材輸出數量隨之增加。近年考古發現，廣州南海神廟碼頭使用的木樁，經C14測定是唐宋時從海南  輸入的紫荆木（5）。説明這時期森林變遷在沿海加劇，尤以人口較多的北部、西北部和東部爲甚並有向山區推進的趨勢。在這種土地開發的新形勢下，首先在島西北部，出現“瀕海瘠鹵之地”（6）。生態平衡在局部地區受到干擾。

　　明清爲海南全面深入開發時期。明洪武26年（1393年），瓊州府68，522户，298，030口（7）），人口比元代增加44％，占同期廣東人口10％（8）。以後人口數量略有下降，維持在25萬左右。與嘉靖11年（1532年）廣東各府人口相比較，瓊州府僅次於廣州府和潮州府，居全省第三位（9）。這是海南前所未有的人口現象，意味着更多的大陸移民入居。據正德七年（1512年）統計，全府男女性别比爲250：100（10）按照移民一般心理狀態，這也是移民增加的佐证。

　　從明代開始，海南耕地有了較爲可靠的統計，從明初189.4萬畝增加到明末383.5萬畝，二百餘年間幾乎增加一倍多（11）。明末的田畝數直到清末仍居本府田畝統計的最高額，人均耕地已接近全省平均水平，連明政府的地方官員都驚嘆“方今生齒衆多，土地墾開，山嵐瘴氣，已消滅八九分”（12），此爲明代該島人口與土地開發的縮寫。    

　　清初，海南人口一度鋭减，康熙年間才恢復到40萬，（13）到嘉慶間陡然猛漲到150萬（14），道光年間雖降爲125萬，（15）但清中以後人口上昇的總趨勢却難改變。此時耕地並未能與人口同步增長，如從康熙元年到嘉慶11年，耕地只有299.8萬畝，爲萬曆年間耕地78％（16），而同期人口却幾乎增加三信，造成人口與耕地分佈不平衡的情况。

　　清初兩者還比較協調，以後耕地略爲减少，繼而稍爲上昇，呈一平穩折綫，而人口恰好相反，雖間有兩次短暫下降，但總趨勢却是上昇。隨着時間的推移，兩者的差距越來越大，人口給土地的壓力日益加重。其結果，一是迫使部分人口向島内遷移，二是加緊對土地掠奪式經營。前者如文昌、瓊山等北部人烟稠密地區的人口流向西部、西南部和東南部未開墾的遠僻地區；後者則主要從土地中强化攝取物質和能量解决民食問題。    

　　人口和耕地矛盾的尖鋭化及其不合理的解决辦法，其嚴重後果是森林面積减少所引起的連鎖反應。如在東部萬州，明代就因森林采伐過量，以致“條蘿枯盡”（17），到清代出現“其田斥卤，率種檳榔爲業”（18），引起了農業結構的改變。在文昌縣沿海，紅樹林被砍伐後，風砂移動加劇。據有關調查，該縣馮坡區有1萬9千畝流砂地，近二百年來平均每年隨風移動8米，埋没耕地2千7百餘畝，13個自然村三易其址（19）：在西海岸，直到解放前當地居民患砂眼病的人很多，其中昌江，感恩沿海就有90％人染這種病（20），其他水土流失，小氣候异常等現象更不勝枚舉。反映人類不合理活動給環境和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了種種危害。   

　　鴉片戰争到解放前夕爲海南半殖民掠奪式開發時期。此時人口與土地，環境的關系處於矛盾更加激化的階段。1928年島上人口達220萬（21），比戰前增加76％，而耕地面積，據1835年統計爲385萬畝，只比戰前增加28％。這種不平衡的增長，除繼續迫使少數人遷居山區外，更多的人口流向海外。爲了應付租税和人口再生産，留在當地的農民只有繼續擴大和强化對土地掠奪式經營、使環境變遷和生態失調現象有增無已。抗戰以前，  “瀕海各地，彌望童山”（22）。即使左五指山太片森林也被砍伐。抗戰期間，更是遭到日寇殺鷄取卵式的掠奪，森林覆蓋率從1933年50％（23）减少到解放前夕35％（24），不到二十年時間下降了15％。這個破壞總量、相當於元、明、清三個朝代森林消失的總和，實爲海南森林資源一次空前浩劫。森林被破壞後，許多地區的生態系統每况愈下，農業凋敝，糧食生産大幅度下降，該島所需口糧約1／4由島外接濟。

　　二、從海南開發史看人口與土地、環境的辯證關系

　　人口土地、環境是一個緊密聯繫，小可分割的統一體。人口數量、分佈，遷移和人類各項活動。對土地資源的開發利用、生態環境的變遷等，都起着能動和積極的作用。縱觀海南開發的歷史使是如此。

　　首先，没有移民就没有海南的開發。據諸史估計、漢人遷居島上，唐代以前爲2萬，唐7萬，宋10萬，元17萬，明47萬，清217萬（25）。漢族的遷移，先落脚於島北部，西部和南部，然後轉到東部，再及五指山腹地，形成類似“6”字形流動圖式。土地開發和環境變遷一般説來也是按此圖式發生，這個先後順序當以開發之初表現爲著。

　　人口密度指標最能表達人口與土地的分酣關系。海南人口密度長期低於大陸，豐富的土地潜力和資源，成爲吸引大陸移民力量所在。在島内部，後來崛起的東北部和東部較高的人口密度與西部，中南部很低的人口密度的差异，搆成人口從前者向後者遷移的機制，並促使人口與土地佔有的關系趨於均衡。這個過程存在於海南開發的始終，自發地調節着歷史人口與土地的分配關系。

　　入口的民族成份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對該島土地利用及環境變遷起過巨大作用。隋唐以前，島上人口主要是少數民族、他們的食物結構除了糧食以外、獸類和水産品占了很大比重、農業與漁獵並重，未導致土地與環境質量的明顯改變。宋代以後，漢族移民遷入他們以植物性食物爲主食，必須依靠糧食才能維持人口增長的需要。由於人口增多所引起的糧食消費量增加，促進了糧食種植面積的擴大。然而由於海南自然條件所限，糧食生産不得不以雜糧爲主，産量一般都很低，故缺糧問題並未能由於耕地擴大而獲得解决，却引起了土地肥力下降，局部生態平衡失調的後果。

　　海南山區面積廣大，主要爲少數民族所居。他們以刀耕火種爲主，明末，又從廣西遷來一部分苗族，則爲游耕式這種土地利用的方式，加劇了山區森林消失和環境變遷。

　　土地和環境接受人類活動的干撓是有一定限度的，超過了某種界綫，就會從量變到質變、報復於人類。據地方誌統計，明清時期全島共發生水旱灾231次，其中人口稠密，開發程度高的文昌、瓊山、澄邁、臨高、會同等縣竟達109次（26），占47％，而地廣人稀的南部無論水旱頻率還是危害程度都低於北部。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土地和環境不堪負重的壓力、以各種自然灾害的形式表現其巨大反作用的結果。面對自然灾害的人們，要麽出走，要麽通過土地和環境整治，使之恢復良性循環。但在舊社會的條件下，除了出走，幾乎别無出路，這是舊社會人口與土地，環境關系難以順暢的癥結所在。

　　三、小結歷史的啓示

　　從上述三者相互關系的演變中，可以得到一個歷史性的啓示：要消除過去由於人類不合理活動所造成的後果，就必須在遵循自然和社會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從緣合，整體的高度出發、處理好該島人口再生産與土地資源，民族之間、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諸關系，並爲此制定正確的策略和措施，使人口、土地、環境這三個因素得以協調和統一，在這一前提下合理地開發島上人口和自然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