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華穎

　　一、引言

　　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間分佈决定着城市社會經濟活動的分佈.合理的土地利用會帶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因此，研究城市土地利用的特點和效果，是城市發展與規劃的基礎課題。

　　城市土地利用强度是量度和分析土地利用特點和效果的主要指標，它的含義非常廣，可泛指城市單位土地上的一切事物，用比較綜合的和準確的定義表述土地利用强度的全部内容是困難的，現多數是從土地利用的某個側面或某些因素的測度上來反映土地利用强度（1，2）。然而，在現有的各指標中，反映有形的多，無形的少；反映物質性的多，非物質性的少；反映固定性的多，流動性的少，現從城市土地利用對居民出行影響的角度出發，爲土地利用强度指標體系補充一個可反映用地强度的新指標——人流密度，並用這個指標評價和分析廣州中心城區土地利用的特徵。

　　二、人流密度在用地强度指標系中的意義和作用

　　城市是人類對原處於自然狀態的土地投入大量社會物化勞動加以改造後的結晶。城市土地按照人們的建設意圖被改造成不同性質的用地，從而具有不同的功能或職能。在一塊城市土地上，既凝結着社會物化勞動的投入，同時又涌現着因投入而得到的各種社會、經濟産出。單位面積土地中不同質的投入規模。將得到不同質的産出規模，這些在單位面積土地上的投入率和産出率。都可反映出土地利用强度的某個或某些側面。或者説，搆造反映土地利用强度的指標，既可基於單位面積土地的投入率，也可基於單位面積土地的産出率。例如，每m2用地的廠房建築面積與每m2用地的工業産值，每m2用地的商業職工人數與每m2商業用地的商品零售額，我們可用“工業建築密度”、“商業職工密度”、“土地經濟效率”等名稱表征這些單位面積土地中不同質的投入率和産出率。另一個計量方法是將功能要素或項目與用地的分子分母關系逆轉，如每單位廠房面積平均用地量、每百元工業産值平均用地量、每商業職工人數平均用地量等。兩種計量方法得到的指標的性質相同，都是反映土地利用强度的。當然有些是直接反映，有些則是間接反映。

　　由於城市土地利用的内容或要素太多，量度土地利用强度便難以有一個統一的量綱。雖使用多因子分析技術可搆造某種綜合因子來反映土地利用强度，且這個綜臺因子包含的内容越多越能反映實際，但畢竟存在一定程度的片面性，多數情况下還加大了收集數據的難度和費用。因此，在分析城市土地利用强度時，一般是根據實際情况和分析的目的要求，並按照指標的代表性、目的性、可比性和易取性等幾個特點，從某種角度搆造一些指標來更映城市的土地利用强度。例如人口密度、職工密度、建築密度、緑化系數、道路密度、土地經濟效率等，都是基於某種研究目的所搆造出來的、能反映土地利用强度的指標。因此，城市土地利用强度應是由一系列子指標組成的多層次的指標體系。

　　城市各種功能的土地利用是城市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在空間上的實體化，土地利用的空間分佈及其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種社會經濟活動的空間分佈和强度。其中人又是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因此，城市用地是具有産生和吸引人流的功能的。從各種功能用地對人流産生或吸引的規模大小，可反映出功能用地的强度。根據居民出行量的起訖點空間分佈及其與土地利用的關系，從功能用地單位面積上每天居民出行量的情况入手，便可搆造出反映土地利用狀况或强度的量度指標。

　　搆造指標的方法是預先將市區劃分成小區，作爲居民行程産生量和吸引量的基本統計單位。然後計算小區的出行産生量與出行吸引量之和，統稱爲“出行量”。小區單位面積的出行量可定義爲“人流密度”，其計算單位一般取“人次／公頃”。

　　人流密度與土地利用强度指標系中的其它指標搆造相類似，但它是從城市交通角度來考察城市土地利用狀况的。它們既是居民出行量的直接量度，也間接地反映出城市各功能用地單位面積上社會經濟活動的内容和規模。如某區工業用地的人流密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區工業用地的强度。搆造出這樣的指標，對定量測度土地利用與城市客流交通的關系，其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經居民起訖點出行調查（簡稱O—D調查）後，我們可統計出城市中各功能用地的人流密度。基於這些統計數據，便能比較同一類型功能用地强度的空間差异，也能比較同一小區中各種功能用地强度的差异。

　　三、廣州中心城區各功能用地人流密度的分佈特徵

　　廣州市區建成區分成3個組團，沿珠江從西向東帶狀布局。第1組團是市的政治、文化、商業中心，由荔灣、越秀、東山、海珠和芳村等5個行政區組成，面積87.30（km）2；第2組團爲天河區，面積32.48（km）2；第3組團爲黄埔區，面積22.52（km）2。

　　已有研究揭示出廣州市建成區各種功能用地强度服從負幂指數函數的距離衰减形式，其衰减效應具有層次特徵，並以市政府、南方大厦、西湖商場等區位爲主要的衰减中心（3）。由於市政府、南方大厦和西湖商場分佈在市區第1組團，顯示着廣州市功能用地强度最大的區域都集中在中心城區。因此，需要深入剖析中心城區的土地利用特徵以及社會經濟活動分佈情况。這不僅可爲解决中心區交通極爲緊張的局面提供更詳細的基礎依據，而且可爲今後的中心城區土地利用規劃提出建設性建議。

　　現以人流密度作爲用地强度的代表指標，利用1984年廣州市居民一日O—D調查統計數據，量度廣州中心城區（即第1組團）各功能用地强度的空間分佈特徵。

　　將中心城區分爲130個小區（其中，荔灣區分爲30個小區，越秀區26個，東山區32個，芳村區7個，海珠區35個，130個小區人口在1984年爲206.8）5人。），仍然假設其用地强度空間距離衰减形式服從負幂函數規律，用多元幂函數檢驗

　　Yj=Axα1xβ2xγ3xδ4

　　式中Yj（j=1，2，…，9）分别代表9種功能用地人流密度（中心城區中農業用地極少，本文不予討論。）；x1爲小區到市政府的距離，x2爲小區到南方大厦的距離，x3爲小區到最近鄰市級或區級商業中心的距離，x4爲小區到最近鄰市級商業中心（南方大厦或西湖商場）的距離；A、α、β、γ、δ爲待定回歸系數，其中A爲常系數。

　　對上式兩邊取對數化爲綫性回歸方程後，代入130個小區樣本數據，使用逐步回歸程序（4）篩選顯著變量得表2。表中的决定系數表明各方程中的距離變量足以解釋功能用地人流密度的變异，解釋率大部分達到40％以上；且F統計量非常高，表明各回歸方程均在99％置信水平上高度顯著。結果可得到廣州市中心城區各功能用地人流密度的空間分佈特徵。

　　首先，各功能用地人流密度呈服從負幂函數的距離衰减形式，且具層次性。這個結論可以從方程中的變量及其t統計量得到，其中，從各變量系數符號可作出如下結論。

　　2）中心城區中農業用地極力，本文不予討論

　　（1）工業用地人流密度分别以市政府和南方大厦爲兩個圓心向外衰减。

　　（2）交通用地人流密度以最近鄰商業中心爲圓心向外衰减。

　　（3）居住、文教、醫療衛生和服務業4種用地人流密度的衰减各有兩個層次。其中居住和文教用地第1層衰减分别以南方大厦和西湖商場爲圓心，第2層衰减以市政府爲圓心;醫療衛生用地和服務業用地的第1層衰减都是以最近鄰商業中心爲圓心，但前者的第2層衰减分别以南方大厦和西湖商場爲圓心，而後者的第2層衰减則分别以南方大厦和市政府爲圓心。

　　（4）辦公，商業、文娱體育3種用地人流密度衰减有3個層次.第l層衰减以最近鄰商業中心爲圓心，第2層衰减分别以南方大厦和西湖商場爲圓心，第3層衰减以市政府爲圓心。

　　工業用地中，x2的邊際影響比x1的大，即工業用地人流密度以南方大厦爲圓心的衰减隨距離增加而加快。這表明以南方大厦爲中心的一片地區中，工業用地强度分佈差异較大，呈强集中型；而以市政府爲中心的一片地區中，工業用地强度分佈差异相對較
小，呈弱集中型。

　　服務業用地中，x1的邊際影響最大，其次是x2。説明其用地强度分佈也呈較强的雙中心集中型，但以市政府爲中心的一片地區的集中程度比以南方大厦爲中心的一片地區的集中程度要大。

　　醫療衛生用地中。x4的邊際影響比3的大很多。表明其用地强度的距離衰减雖有兩個層次，但以第2層爲主，呈較强烈的雙中心（南方大厦和西湖商場）集中型。

　　居住用地强度的兩個距離衰减層次中，因x4的邊際影響比x1的幾乎大1倍，所以也呈强烈的雙中心（南方大厦和西湖商場）集中型。以市政府爲圓心的距離衰减層次相對平緩。文教用地與居住用地相似，也有兩個距離衰减層次，但x1與x4的邊際影響相差不大，表明文教用地强度距離衰减的兩個層次都非常鮮明。

　　商業、辦公、文娱體育3種用地都有3個距離衰减層次，但衰减强度有區别。商業用地中，x4的邊際影響比其它的距離變量大很多，表明商業用地强度的距離衰减以第2層爲主，呈强烈的雙中心（南方大厦和西湖商場）集中型。辦公和文娱體育用地中，x3的邊際影響相對最小，x1和x4的邊際影響相對較大且兩者差异不大，表明這兩種用地强度的距離衰减以第2層和第3層爲主，第1層的衰减則比較緩和。

　　另外，表2中各同歸方程的常系數還能説明各功能用地人流密度衰减起點的高低。如居住用地人流密度衰减起點爲每公頃l00萬人次，可見廣州中心城區居住用地强度之大。起點較高的還有服務業、商業和辦公用地（分别爲65萬、53萬和18萬人次）。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些用地在中心城區的地位。

　　由上可知，廣州市中心城區各種功能用地人流密度主要呈雙中心集中型。這是因爲西湖商場和市政府的空間距離較近，實際上可看作1個中心區。那麽，西湖商場、市政府一帶與南方大厦一帶是廣州市土地利用强度最大，社會、經濟、文化活動最集中的兩個區域，形成雙中心集中型的空間格局。從中心城區範圍來看，這個空間格局比全市建成區範圍（包括3個組團）的距離衰减空間格局更加鮮明，各種功能的土地利用强度更加突出，尤其是居住、服務業、商業、辦公等用地。由於人流密度太大且太集中，使城市中心交通异常緊張。因此，减降兩個中心的用地强度，藉以降低人流量，是廣州市解决交通緊張局面的關鍵任務，也是今後城市發展和合理布局的重點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