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尚紀

　　明代廣東的經濟文化，經過宋元以來的開拓，已躋進全國先進地區的行列。這在廣東地方開發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與這個時期相適應，本省生産分佈面貌也不同於過去，在農業和手工業分布上表現特别明顯，體現了當時的廣東經濟地理特色。

　　 （一）

　　廣東在地理位置和農業生産的自然條件方面，都有其獨特的地方。但是，只是到了明代，由於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本省農業生産的地方特色表現得更加完備，在熟制、土地利用、部門結構諸方面都有不少創新。明代中後期，隨着資本主義的萌芽的出現，經濟作物集中種植區開始形成。這又爲後世農業分佈，勾劃了基本輪廓。

　　明代本省耕作制度和作物組合比較復雜，以一年兩熟爲主。一年兩熟連作制，只限於人烟稠密、水利條件較好的兩大三角洲中的部分圍田和沙田區。其他地區，還是二熟間作，即所謂“挣稿制”。它在明朝始有記録，是閩廣人民的獨創。它是在地多人少，勞力不足，生産力不高情况下充分發揮地力的一種先進的耕作制度和切合實際的土地利用方式，是在兩熟連作制和單造制中發展起來的，在當時有很大的實際價值。

　　本省具有薯類生長的優越條件，番薯傳入以前，甘薯（番薯：别名甘薯、白薯、紅薯、紅苕，學名Ipomoea batatas（L）Poir，爲萬曆年間從菲律賓傳入我國，而我國古籍上説的甘薯不同於現在番薯，它是薯蕷屬的植物，在廣州叫參薯、大薯，海南叫黎峒薯，學名：Dioscorea alata Linn.）是最重要的雜糧，歷代民間的重要糧食，廣大乾旱丘陵臺地，無不種植。萬曆（公元1573～1620年）後傳入番薯，它很快壓倒包括甘薯在内的一切雜糧，躍居爲僅次於稻穀的糧食作物，有些地區居主糧地位，從而使番薯成爲糧作布局中極其重要的“成員”，並對後世産生深刻的影響。

　　南宋時，廣東糧食十分富足，廣州還是個米市。明代廣東稻穀單産也不低。明中期以前，並無糧食匱乏之虞，但在明代中後期，廣東糧食生産出現逆轉，廣東在歷史上第一次變爲缺糧省。《廣東新語》卷十四指出“東粤少谷，恒仰於西粤……東粤固多谷之地也，然不能不仰資於西粤，則以田未盡墾，野多汗菜，而遊食者衆也。又廣州望縣，人多務賈……，而天下遊食奇民，日以輻輳……增至數千百萬，皆以東粤爲魚肉，恣其噬吞。而生之者十三，食之者十七，奈之何而谷不仰資於西粤也。”又有些地方，對農業很不重視，耕作粗放，如《粤劍篇》作者王臨亨巡視廣東各地時寫道：“及行部從田間走，始知粤農之不講於農也殊甚。初以牛耕下種後，悉聽於天，農夫只問割獲已耳。如此歲收，安得不薄也?”這固然是缺糧原因之一，但最主要是：（1）生産的人少，消費的人多。這是工商業發展，城市人口迅速集中的結果。“或雲潮之粟，多以食閩人；廣之粟，澳夷十餘萬，皆仰給焉，故不見贏”（（粤劍篇），卷二）。（2）經濟作物與糧食作物争地的矛盾已經很突出，有些地區，前者排擠了後者，例如《廣東新語》指出，“蓋番禺、東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陽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與禾田等矣。”這樣一來，缺糧便成爲明中後期廣東農業生産的突出問題，此後一直未能解决。

　　明代廣東農業中，經濟作物種植業是最發達的商業性農業部門，其中蠶桑、甘蔗、水果、魚苗、蒲葵、種香、花卉，蔬菜等，已形成商品性集中産區，成爲商品經濟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和沿海一些地區的農業地理特色。其他經濟作物的分佈，也有較大改變。

　　廣東蠶業雖久負盛名，但在明以前，並不爲人所重視。廣東成爲國内重要養蠶區，主要還是明代海外貿易興旺的産物，而以珠江三角洲的蠶桑業最爲集中，商品化程度高，表現了鮮明的地方特色。這裏的勞動人民，在開發地勢低窪、水患嚴重的三角洲過程中，創造了挖深爲塘，復坭爲基這樣一種生産形式，摸索到把栽桑、養蠶、養魚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充分利用它們之間的物質和能量循環，搆成一個特殊的人工生態系統的一整套經驗，從而找到了在三角洲這種地理條件下最有效的土地利用方式。這就是桑基魚塘，它是珠江三角洲人民的獨創。盡管它後世有不少發展和擴大，但其産生和定型，主要還是明季的事情。在三角洲，據《珠江三角洲農業志》（三）統計，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三角洲各縣課税魚塘爲159，828畝。若按三基七水比例推算，則有桑田68，497畝，各縣分佈不均，有些縣已接近達到或超過現有水平。養魚和蠶桑互爲條件，蠶桑業的興盛發達，又使本省成爲全國人養魚發達地區。當時科征魚塘課税比民田要高或相當，説明魚塘收益比稻田要大，這是刺激人工養魚業發展的機制之一。據認爲，至少在元朝中期，這裏所養魚類，仍以鯉魚爲主，但到明代，鰱、鱅、鯇、魿四大家魚已經繁殖定型和普及，（參見佛山地區編《珠江三角洲農業志》（三）它們對水體空間有不同要求，大大提高了對水域利用的經濟效果，産量大增，使三角洲養魚業從明代起，就大放异彩。人工養魚的興旺又帶動了西江魚苗捕撈業的發展，西江魚苗遠銷許多省區，對全國淡水養魚業作出很大貢獻。

　　明代，廣東甘蔗生産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明中後期，它在擺脱小生産的自給狀態後，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在珠江三角洲，它亦是分佈集中、地域分异明顯的經濟作物。尤其是海外市場的開闢，成爲甘蔗生産的巨大動力。明中期，廣東生産的片糖，已是“天下所資”（嘉靖戴通誌），獲得全國性意義。明末清初，廣東的白砂糖和冰糖，已“售於東西兩洋”（李調元《粤東筆記》卷十四）。影響更大了。明代長江以南、五嶺以北都種蔗，甘蔗分佈發展到一個新階段。但是象廣東一些地區那樣大規模地生産，還没有先例。《廣東新語》指出：“糖之利甚薄，粤人開糖坊者多以致富。蓋番禺、東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陽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與禾田等矣。”在東莞篁村、河田一帶，“白紫二蔗，動連千頃”。不過明代廣東甘蔗的分佈，主要集中在河流階地和丘陵高旱地區，冲積平原和塘基上甚少。甘蔗所在“連崗接埠，一望叢若蘆葦然”。

　　廣東是著名的水果之鄉，《廣東新語》有“嶺南之俗，食香衣果”的話，説明水果業在本省經濟生活中占相當重要地位。種類多，商品性高，分佈集中，這是明代廣東水果生産的主要特徵。本省除原有的荔枝、龍眼、柑桔、香蕉、檳榔、揚桃等大宗水果外，明季又從海外傳進菠蘿，並很快躋進名果之列。廣東最大的水果王國，仍在珠江三角洲，“廣東新語》對此描寫最詳。如順德縣陳村一帶，“周圍四十餘裏，居人多以種龍眼爲業，彌望無際，約有數十萬株。荔枝、柑橙諸果居其三四，比屋皆焙，取荔枝龍眼爲貨，以致末富”；在廣州“凡磯圍堤岸，皆種荔枝龍眼，或有棄稻田以種者”；在番禺“其富者以稻田利薄，每以花果取饒”，水果業已成爲這裏的衣食父母。它不但産量大，且不乏良種，三角洲甜橙，正德年間（公元1506～1521年），還輾轉傳到歐美。現在美國加州花旗蜜桔，就是由本省間接引種培育起來的。三角洲水果，明中期曾采取果基魚塘布局方式，主要分佈在平原。迨到明末清初，果基被桑基取代以後，水果種植轉向低山、丘陵和臺地上，並進一步發展起來，出現更爲集中砷植的局面。《廣東新語》説.“廣人多衣食荔枝龍眼。其爲栲箱打包者，各數百家，舟子車夫皆以荔枝糊口”，“每歲賈人載以栲箱，束以黄白藤，與諸瑰貨向韶關而北，臘嶺而西北者，舟船弗絶也”，這種大規模的商品生産，標誌着三角洲水果業黄金時代的到來。此外，其他地區的水果業也有不同程度發展，象潮州柑、龍眼，頗有盛名，海南島檳榔椰子，除了供輸納，還遠銷海外。它們都是廣東百果園中的一枝枝秀木。

　　廣東植棉較其他省區要早，宋代就有基礎。元代棉花普及到長江流域。到明代，棉區推進到黄河流域，棉布成爲最普遍的衣料。廣東雨水多，蟲害嚴重，植棉條件不及長江、黄河流域。“粤地所種吉貝（棉），不足以供十郡之用也”（《廣東新語》，卷十五）這裏所需棉花，多仰給於嶺北的長江、黄河流域。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如明代惠州棉花“仰江西省恒什伍”（《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一三，惠州府部物産考），又“閩粤人於二、三月載糖來賣，秋則不買布，而買花衣（棉花）以歸，樓船中皆裝布囊纍累”，  （褚華《木棉譜》），明代廣東種棉花比以前减少，棉區從南向北移，而棉花和棉布自北向南運，這是當時棉花種植和加工配置出現的新面貌。

　　此外，東莞種香，新會蒲葵，廣州、佛山等城市郊區的商品菜園都是專門性質的農業部門，它們都已在明代定型或者成熟，不過其分佈地域不廣，影響較上述部門爲遜。

　　明代本省經濟作物地位的崛起，糧食生産的萎縮，幾種作物集中産區的形成，原因在於，一是因地制宜，發揮地區條件的優勢，如屈大均所指出的，“番禺土瘠而民勤，其富者以稻田利薄，每以花果取饒，負者乃三糯七粘，稼墻是務，或種甘蔗以爲糖，或種吉貝以爲絮。南海在在膏腴，其地宜桑宜荔枝。順德宜龍眼，新會宜蒲葵，東莞宜香宜甘蔗。連州、始興宜茶子，陽謄宜縮砂蓉，瓊宜檳榔，或遷其他地而弗良”。第二，這種地域分异過程，又是伴隨着明中後期出現的社會分工的進一步擴大，不同作物環繞着市場供求關系而展開的争地現象同時進行的。其生産的興敗盛衰，地域上的枯榮更替，深受價值規律支配，具有很大競争性，勢必引起一系列分化，打上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印記。

　　  （二）

　　明代廣東手工業的生産和分佈比較復雜，既有封建家庭手工業的孤立與分散，又有資本主義色彩的工場手工業的明顯分工和專門化，對市場的依賴以及部門與部門、地區與地區聯繫的加强，並由此産生手工業中心，它們一起搆成本省手工業地理的總面貌。

　　明代我國的手工業生産已發展到一個新高度，許多技術是當時世界上第一流的。廣東也一樣，手工業生産花繁果碩，有些部門和産品較其他省區先進，其中以坑冶、造船、紡織、陶瓷、制糖和食品加工等手工業最爲發達，且對後世有深刻的影響，有些直到今天還有繼承意義。

　　明代廣東的礦冶，以民礦爲主，受官府約束較少，當時礦課也較輕，客觀上有利於礦業發展。但由於地質條件限制，只有本省北半部和東半部，大小礦石羅列，而南部和沿海較少。據近人章鴻釗《古礦録》統計，明代廣東的金屬和非金屬礦産約有五十餘種，比較著名的有鐵、金、銀、銅、錫、鋅、鉛、海鹽、雲母、石墨、丹砂、水晶、玉石等。

　　明代廣東鐵的開採和冶煉，規模巨大，技術精湛，組織嚴密，産品優良，飲譽海内外。據《廣東新語》指出：“廣中産鐵之山，凡有黄水滲流，則知有鐵”。可見指的是褐鐵礦和沼鐵礦。它們品位雖低，但有害雜質少，同樣能煉出優質鋼鐵，所以李時珍贊“廣鐵爲良”。明代全國産鐵州縣有232個，廣東主要有23個，占10％，（見黄啓臣《明代鋼鐵生産的發展》載學術論壇》1979年二期）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全國有鐵冶十三所，陽山冶屬其中之一，年産鐵七十萬斤（合350噸）占十三冶總産的7.7％，  （參看白壽彝《明代礦業的友展》見《學步集》）到嘉靖十三年（公元l534年），廣東産鐵增加到3，108噸（見黄啓臣文），礦工人數也隨而增長。據崇禎《南海縣誌》，南海、新會各地鐵礦，“始只三五十人而已，近年則三、五千矣。”同時還談到龍川、海豐、河源等地礦徒“幾及萬人”。戴通誌説粤北、惠州一帶的礦徒，入秋以後“百千萬群，越境前來，分佈各處山峒，創寮住扎，每山起爐，少則五、六座，多則一、二十座，每爐聚集二、三百人，在山掘礦，煽鐵取利。”可見明代廣東的礦工隊伍相當龐大，戴通誌還指出“廣東惠州、潮州有（鐵冶）四十三處”，其所産之鐵，除本省消費以外，還外運他省。《天下郡國利病書》指出，景泰年間（公元1450～1456年），這裏出産的鐵，以牛馱運到江西，日達數千馱，可見鐵業之盛。

　　尤值一提的是佛山鐵冶業，它是僅次於河北遵化的全國第二大鐵冶，在技術經濟和組織管理方面還有許多獨到之處。據崇禎《南海縣誌》，明中葉，佛山冶工不下1，500人，明末已達“三、五千人”。根據《廣東新語》列舉的材料，計算其高爐容積約爲280立方米，比遵化冶的高爐要大（參見孫承澤《春明夢餘録》卷四十），這種冶爐，沿用到近代。佛山冶按分工進行生産，計有司爐、掘鐵、汲水、燒炭、運輸諸項，相互配合。並把煉生鐵、鑄造、炒熟鐵、煉鋼等生産環節聯合起來，采用半連續操作。嘉靖以後，還帶動了拉絲、鐵釘、鐵鎖、刀剪、香爐等行業的發展。這使得從原（燃）料開採、加工到制成品，每個環節都有明確的分工、協作和聯合。佛山本身不産鐵礦，但通過水運從南雄、清遠、惠州、連州、羅定等地運來礦石或粗鐵，“諸爐之鐵既成，皆輸佛山之埠。”（《廣東新語》卷十五）由從化、新寧、香山等縣運來木炭，使該冶原（燃）料有可靠保证，由生産集中同時走向地域集中，變成一個“其焰燭天，黑濁之氣，數十裏不散”的冶煉中心。它的産品，“薄而光滑，冶煉既精，工法又熟，諸鐵器，率以佛出爲良”（《廣東新語》），遠銷國内外。直到鴉片戰争以後，佛山的冶鑄業才漸漸衰落下來。

　　制鹽與坑冶，是封建社會最重要的兩大經濟部門。對地處沿海的廣東來説鹽業更爲重要。洪武二年（公元1369）置廣東和海北兩個鹽課提舉司，管理從海南島到閩粤交界的饒平縣沿海二十七個鹽場。據黄通誌，洪武年間（公元1368～1398年），全省竈丁約五萬人，占全省人口1.65％，嘉靖年間（公元1522～1566年）降爲三萬四千人。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廣東司所屬鹽田472，912畝。洪武年間，全省鹽年産量73，800引（約爲14，000噸），占同期全國産量的20％（據《大明會典》，户部）居全國顯著地位。而元代廣東鹽平均每年不過45，500引（約9，100噸，還包括合浦地區），只占全國産量的2.6％（參考徐俊鳴元代廣東經濟地理初探》，載中大學報自然科學版1960年2期），明代增長很快。又據《春明夢餘録》卷三十五，廣東鹽課歲入太倉銀每年約二萬兩，而嘉靖年間廣東繳鐵課銀才8，290兩（戴通誌），遠在鹽課之下。所以時人謂“國家財賦所稱，鹽法居半。”廣鹽遠銷嶺北、閩、桂諸省，“廣鹽行則商税集而軍餉足；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姦弊滋”，（龍文彬《明會要》故鹽業與廣東地方財政收支，所關甚巨。此外，廣鹽質量上乘，“氣力重於淮鹽一倍雲”（《廣東新語》卷十四）這也是它得以發展的原因之一。

　　廣東海岸曲折綿長，海域廣闊，河流衆多，船隻需要量很大。廣人善水，造船歷史悠久，加上貿易和國防的需要，遂使明代廣東造船業的規模之大，水平之高，配套之全，分佈之廣，都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屈大均有“粤人善操舟，故有鐵船紙人”之語，反映了船隻、篙工和内河、沿海水域地理條件的相互關系。據《廣東新語》指出的船種類，就有戰船、藤埠船、瀧船、蛋家船、大龍艇等，它們能滿足不同的需要。質量高是廣船值得稱道的另一方面。福建制造的“福船”本是著名的戰船，但廣船比它更勝一籌。《明史》卷九十指出：“廣船可發射佛朗機（洋砲），可擲火球”，此爲福船所不及。東莞有“烏艚”、新會有“横江”等主力艦。它們在抗倭戰争中發揮過巨大作用，運輸量也相當可觀，從七、八百石到一、二千石不等。珠江、韓江、鑒江、南渡江等大河口附近是船塢所在。廣州、潮州、高州、瓊州等地是造船業中心，它們除了方便的地理位置以外，還在於它們都是全省或地方性手工業中心，容易取得其他手工業部門的配合。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朱元璋曾指示：“如或新造海運船隻，須要量度産木，水便地方差人打造。”（《明會典》卷二，河渠）以上地點均能滿足造船這個要求，因造船業成績斐然，在我國造船史上佔有光輝的一席地。

　　廣東通用葛麻等夏布較其他省區爲早。明代桑棉種植擴大，野生纖維的利用更廣泛，廣東紡織業這時也進入一個新階段。其時本省生産的棉、絲、麻、蕉、葛等紡織品，種類繁多，花色鮮美，各地俱有特色。雖然棉區北移以後，廣東棉織原料在歷史上第一次仰給於長江中下游地區，但“廣南爲布藪”（宋應星：《宋應星·天工開物·乃服》）的聲譽仍能維持。按《廣東新語》所列，廣州、佛山、海南島、雷州、潮州、潮陽，以及許多州縣所生産的各款織物，代表了那個時代所達到的水平，周流省内外。佛山是當時廣東最大的綿紡業中心，織棉爲當地農村主要副業，附近高旱地多種棉花。應注意的是，明代廣東絲織業，由於外貿刺激和桑基魚塘的興起而比棉紡織業更加發達，除制成綢緞外銷外，産品中比重最大的是生絲。生絲通過澳門運往海外，换回大批銀元，廣州竹枝詞雲：“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通過這條海上絲綢之路，使廣東經濟與海外發生更多聯繫。

　　明代廣州陶瓷業，有許多新發展，技術進步使這古老的行業又開新花。黄佐《廣東通誌》指出：“今陶器出南海石灣與東莞，潮州”。還有陽春、新興等地（皋青陳萬裏《中國瓷史略》）麗以石灣窑爲本省陶業佼佼者。石灣窑起於唐。直到明朝以前，它名聲不大。但在明代，它經過一系列重大技術革新，擺脱南方龍窑系統以後，才在同行中异軍突起，進入自己的繁盛時代，成爲綜合性陶瓷業基地。不但産量大增，而且産品獨具一格，爲南方各窑所宗。據近人李景康在《石灣陶業考》中指出“石灣陶業全盛時代，共有陶窑一0七座，容納男女工人六萬有奇。”在當時簡直是一座瓷都，加上它對“業陶者亦必候其工而求之”，質量要求十分嚴格，“故石灣之陶遍二廣及海外之國”（《廣東新語》十六卷），贏得“石灣瓦，甲天下”之譽。

　　廣東氣候濕熱，可供口福的物産甚多，因此食品製造業的發展條件得天獨厚，最富地方特色，尤以制糖、釀酒、千果爲甚。明代廣東甘蔗已很普遍，珠江三角洲有些縣份，稻蔗面積各半，潮州，雷州的蔗也漸漸跟上。甘蔗加工業在蔗區也相應發展起來，榨季一到，“遍諸村崗壠，皆聞戛糖之聲”。土糖寮遍地開花，所制片糖、砂糖、冰糖大批出口，風行國内外。廣東多靈泉甘液，終年花果芬芳，釀酒原料特别豐富。因此熬酒成風，競相高下，製造出許多名酒。至於果品加工，或曬或蜜漬，或鹽腌等，十分普遍，許多果品是當地人的嗜好和社交禮物，成爲花繁果碩的明代廣東手工業一個部分。

　　（ 廣東現在行政區劃，其基本輪廓，奠定於明代。在此以前，雷州半島和海南島兩地不在廣東而在廣西所屬行政區劃内。明初由於交通國防的需要，這兩地劃歸廣東。一九六五年現在合浦地區從廣東劃出，而解放前屬於廣西的懷集縣解放後劃入廣東。本文所談範圍，系以現在行政區劃爲準，所用有關資料亦盡可能除去合浦地區和加上懷集縣，但由於資料所限，難以在時間上一一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