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祥章

　　財政理論與實踐必須有主有從地兼顧“三家”利益，這是出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性質所决定的，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内在要求。財政分配的這一實質决不能因爲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擴大地方財權和企業自主權而加以否定。

　　  （一）

　　受體制改革和經濟模式轉换的衝擊，現行財政管理體制與宏觀經濟運行的摩擦越來越大，導致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相對减慢，財政支出膨脹，分配效益下降，財政宏觀調節機制失靈，功能紊亂，助長了消費基金膨脹和投資膨脹的勢態。如何適應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的新要求，更换舊的財政管理體制，重建優化的財政運行機制，搆造新時、高效能的宏觀財政管理模式，便成爲當務之急。它要求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認識財政分配所反映的各種經濟利益關系。

　　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有機結合，它要求通過有調節的市場機制來實現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合理調節各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以公有制爲主，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决定了社會主義的經濟關系就是國家、集體和個人之間經濟利益關系的結合體，在這個統一體中，任何一方面的利益受到破壞，就會導致整個統一體的破壞，削弱以致瓦解社會主義生産關系，阻礙社會生産力的發展。

　　恩格斯説：  “每一個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是作爲利益關系表現出來。”。經濟利益作爲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具有客觀性，它是一定社會生産方式的産物，是經濟規律發生作用的基礎，是經濟規律制約社會再生産過程的基點。經濟利益的客觀性决定了處理經濟利益關系時，必須兼顧各方面的利益，不能造成利益主體的“缺位”和“錯使”，否則，就會破壞整個國家的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就會受到客觀經濟規律的懲罰。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集體和個人這“三家”利益的有機結合搆成社會主義經濟利益體系。社會主義經濟利益體系受社會主義的生産方式和生産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所决定，它們之間具有根本的一致性，當然也存在非對抗性的矛盾。因此，社會産品分配必須全面地、有區别地兼顧“三家”利益。

　　關於勞動者的個人利益問題，在社會主義生産發展的基礎上，使勞動者個人利益不斷地得到滿足和保证，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保证個人正當的物質利益的需要，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内在要求和動力。這兩個方面無疑都會影響到勞動者的積極性和社會經濟效益的增進。但是，個人利益最終要受社會整體利益的影響和制約。正確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是保证正確實現個人利益的關鍵。那種不就我國的國情和當前生産力的發展給予，搞高於按勞分配的“高消費”，就會延緩生産的發展，最終將影響勞動者的個人利益。

　　關於集體利益問題，它實質上是一個單位的勞動者共同利益的體現。承認集體的物質利益，承認各單位在經濟利益上的差别，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因爲集體經濟組織、國營企業，它們都是基層的生産經營單位，生産經營活動本身要求它們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有一定的權利、責任龢利益，否則生産經營活動就無法進行；又由於各單位的生産經營活動的管理水平和主觀努力的不同，它們對於社會的貢獻大小也就不一樣，如果在經濟利益上没有差别，生産經營活動就會失去動力。歷史經驗證明，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是會阻礙生産發展的。集體利益是一種局部的小範圍的社會利益的體現。但它要受社會整體利益的影響和制約。因此，任何用損害社會整體利益來滿足局部利益的行爲和作法，最終也會導致集體利益受到損害。

　　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利益，這實質上是勞動者和單位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的體現，是全社會利益的體現，它處於利益的最高層次。勞動者個人和集體利益的實現，最終要靠國家的力量去争取、保障。在當前來説，“四化”建設就是人民根本利益的體現，個人和集體利益不能有損於它。

　　    （二）

　　社會主義財政分配作爲社會主義國家參與社會産品分配的一種分配形式，它反映着國家與集體、個人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因此，在調節國家與各方面的經濟利益關系方面就成爲財政分配的基本内容。國家與集體、個人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在財政分配中主要從收支二方面表現出來。

　　財政收入是國家集中支配的一部分國民收入。財政收入的變化，關系到國民收入分配的變化。因此，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的變化，直接影響集體和個人的經濟利益，財政對不同物質生産部門創造的國民收入集中比例的不同，又會影響不同部門和個人的經濟利益。可見，財政收入是調節國家與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的重要經濟杠杆。財政支出作爲財政收入的使用，是將國家集中的一部分財力分配給不同地區、部門、單位和個人。財政支出方向及搆成的變化，將反映它們在受益程度上的差异、對什麽單位、部門及個人優先撥貸款及補貼就反映着這種差异的存在。因此，財政支出方向和搆成的變化是會關系各地區，部門、單位及個人的利益和發展。

　　近年來.在財政分配中没有完全處理好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在對國營企業的純收入分配中，不能因爲擴大企業自主權，而不堅持執行“國家得大頭、集體得中頭、個人得小頭”的原則.最近幾年，國民收入的分配隨主體的多元化而呈現出分散趨勢，國民收入的分配變得异常復雜.伴隨國民收入超分配、投資膨脹、消費基金膨脹.國家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1979年至1985年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12.6％，其中企業留利年平均增長31％，而財政收入年平均增長只有9.5％。1985年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只有27％，大大低於1979年的32.9%，未體現“國家得大頭”的分配原則.與此同時，在整個國家的財政性資金中，預算内的比重大大下降。中央財力受到了削弱.1979年至1985年3年預算外資金年平均增長高達38.5％，而預算資金的年平均增長只有11.53％。在由預算資金和預算外資金搆成的總財政資金，預算外資金的比重由1979年的29.1％，上昇到1985年的44.95％，幾乎與預算内資金平分秋色。

　　在中央財政相當困難的同時，消費基金膨脹導致消費基金增長超過生産的增長，形成消費超前的經濟格局。1984年勞動生産率提高7.8％，國民收入增長12%，而包括農村居民在内的全體居民貨幣收入額增長了25.3％；社會集團消費中，行政管理費支出增加了38％。1985年，城市居民消費、農村居民消費、社會集團消費比1984年增加300億元，形成消費基金全面膨脹。在消費：基金全面膨脹的同時，投資膨脹成爲經濟發展的重大障礙。而在固定資産總投資中非生産性投資長時間保持着較高的比例。“六·五”時期，非生産性投資的增長速度和在新增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大大超過生産性投資，並大太高於“五五”時期的水平。“五五”時期，生産性投資增長百分之18.8％，非生産性投資增長9.8%，而“六五”時期，生産性投資增長只有6.4％，而非生産性投資增長了12.8％.在新增投資中，  “五五”時期非生産性投資比重爲52.5％，而“六五”時期非生産性投資比重高達87.7％。

　　  （三）

　　從以上情况不難看出，由於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没有很好堅持有主有從地兼顧“三家”利益.“國家得大頭.集體得中頭、個人得小頭”的分配原則並没有落實，使國家的利益受到了損害，削弱了中央財力，重點建設資金無保证，嚴重地影響着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探入。這些教訓值得我們認真記取，不能再讓它出現.我認爲，社會主義財政作爲以國家爲主體的分配，必須有主有從地兼顧“三家”利益。

　　首先，在財政分配指導思想上，必須明確國家利益作爲滿足社會集體性需要的形式和作爲集體與個人長遠利益的代表，應首先保证其不受損害。在利益分配上，一定要從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當然，也不能用國家利益取代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而要保证集體得“中頭”，個人得“小頭”。就當前的情况來講，隨着生産的發展，社會經濟效益的提高，要適當增加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增加中央預算收入占整個國家預算收入的比重，以確保社會主義建設的資金需要。

　　其次，在財政分配體制上，應嚴格劃分中央、地方、經濟單位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權限和範圍，以抑制地方、經濟單位及個人的不適當地追求其各自的利益。同時，建立中央地方，經濟單位和個人之間相互制約關系，以確保各個利益主體具有相對獨立的利益權力，以防相互間的替代和無理剥奪。再次，在具體的財政政策上，應實行徹底的。分税制”，劃清中央和地方各自合理的收入範圍；在利益分配上，運用税收或其它財政分配形式，長期穩定國家與集體、經濟單位之間的分配關系，既保证國家的得益，又不致損害集體的合理利益；真正建立“分級預算”，不要用中央預算掩蓋地方預算的問題，或者用地方預算掩蓋中央預算的矛盾。同時，在財政分配中，應鼓勵創造性的社會生産活動、增收節支，變“輸血”、  “抽血”型財政爲“造血”型財政，真正協調好“三家”利益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