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學强　胡華穎　葉嘉安

　　城市社會空間結構研究在西方國家十分盛行，但在我國研究甚少，且缺乏系統和深度。本研究希望以廣州市爲對象，采用因子生態分析方法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城市是否存在社會空間的分异作進一步實证，並在比較廣州社會區與西方國家的城市社會區形成的因素、空間類型和空間過程的基礎上，揭示廣州社會區形成的機制。

　　一、城市社會空間結構研究進展

　　城市内部空間結構是城市地理學研究的重點之一。城市内部空間既可指我們所熟悉的土地利用功能區分佈，也可指我們較少研究而感陌生的市場空間、感應空間和社會空間。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在各種因素影響下，各住宅群體很難均質發展，必然産生地域分异而形成各自的社會經濟特色。具有相似的社會經濟特徵的住宅群體（或鄰里）進一步形成社會區。一個城市有若干個社會區，每個社會區包括若干個住宅群體（鄰里）。城市社會空間的分析對象只是城市中有人居住的地方，而不包括無人居住的工業區、倉庫區等。

　　城市社會區的存在吸引了許多研究人員的興趣。最早研究城市社會區的學者是美國的謝夫凱（E.Shevky）等人。他們在分析了美國洛杉磯和舊金山的社會區之後指出，社會經濟地位、家庭和種族是形成城市社會區的三個基本要素。這是因爲：隨着城市社會的專業化、工業化，城市人的職業不斷擴展和分化，進而使人們的社會地位、經濟收入、生活方式、消費類型、對居住環境的需求産生進一步分化；工業化使城市婦女就業，大家庭逐步爲核心家庭所代替；移民涌入城市，且同種族或同鄉的移民喜歡聚居在一起，而對其它種族或异鄉人則排斥。雖然謝夫凱等人的上述理論受到不少學者的批評，可是，城市内因爲社會分化而形成社會區的概念却無可置疑。在後來的研究，特别是北美的城市研究，也證明上述三要素是城市居住地域分异的基本量度。

　　60年代以後，計算機的發展爲在社會區分析中采用因子生態分析創造了條件。  因子生態分析是用因子分析或主成分分析來處理大量的社會經濟變量，以考察形成社會區的主要因素和社會區的空間類型。在北美、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的因子生態分析結果表明，社會經濟狀况、家庭狀况或生活方式、由種族引起的隔離性是居住地域分异即社會區形成的主要因素。但是，有的研究證明，三個因素影響所形成的社會區空間類型是不同的。社會經濟狀况常使社會區呈扇形：家庭狀况的影響多呈同心圓，近市中心的地帶主要是小型家庭或單身漢，其家長不是很年輕，就是非常老；種族狀况的影響一般呈分散狀的群組分佈，每一個群組由一個具體的種族或民族組成，大致相當於一個人口統計區。把三種社會空間結構相叠加，就搆成了整個城市的社會空間模式。

　　不同文化區域的比較分析也證明，世界其他國家的城市也存在扇形、環形和群組分佈的三種形態，只是三種因素影響的重要性有所變化。在英國由於公共房屋的發展，形成了一種獨具特點的生態結構。對加爾各答和開羅山的分析説明，社會階層和種族狀况的作用就不像北美城市那樣明顯。對香港類似研究顯示，城市生態結構由1961年的扇形類型向1981年的多核心類型轉化，并且社會經濟、家庭、種族和房屋狀况的重要性有所增加。如何解釋社會區空間差异的成因却是一件困難的事。謝夫凱等提出社會區的差异性是整個社會的社會經濟差异性的結果。越是現代化，城市里的人們按經濟、家庭、種族分化越强烈，社會區差异就越大。同時，團體的競争性和遷移率也是造成這種差异的重要原因。遷移率受人們選擇居住區位的行爲所支配，而行爲主要根據住宅單元的價格、住宅類型、離工作地點遠近及居住環境。人們準備支付房錢的數量取决於他們的收入，所需房屋的類型依賴於婚姻狀况和所處的生活週期階段。人們對生活方式的偏愛影響其對鄰居的選擇。是否一定要居住在工作地點附近又極大地影響居住區位。由於受一系列的風俗和文化的影響，人們總是希望他的住宅大小、類型、區位與其身份地位相一致。

　　另外的解釋是强調財政和政府機關在住宅區位選擇中的作用。人們遷移的自由度由房屋市場所制約，而房屋市場是權力鬥争的結果。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各種機構、利益集團和個人對房屋供給的管理與控制對居民住宅區位選擇的重要性。人們發現，在北美住宅區位的選擇不是在一種自由的或没有控制的房屋市場中個人决定的結果，而是集團或組織鬥争的産物，如具有各自的權益的發展商、地主、房地産機構、財政機構、鄰里組織和地方政府都會影響房屋市場。那些擁有最大的財富、最高權力和高深知識的人將獲得最好的居住區位。

　　與北美相比，英國的規劃師、房管者和地方政府具有較大的權力，因而在居住區位選擇方面有較大的影響力。

　　近年來，管理主義流派得到發展，他們利用某些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解釋房屋和居住的地域分异，認爲房屋和居住的地域分异是由於整個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所産生的，城市管理者必須從屬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思想體系。

　　絶大多數社會區分析都是以西方資本主義城市爲對象的，唯有的例外是對波蘭華沙的研究。結果顯示在社會主義城市里，社會空間的分异是存在的，是規劃機構的活動及房屋不均衡發展的結果。在我國，近年才有人以上海市爲例研究城市的社會區空間分佈，指出影響上海中心城社會空間的主要因素是人口集聚和人口文化職業搆成。

　　二、資料和研究方法

　　首先，劃分小區。我們將廣州市區劃分成109個小區（全市建成區實分150個小區，其中41個小區爲某專門用地或待建小區。），每個小區稱爲一個樣本。劃分小區的原則主要是方便數據的收集，一般以行政街管轄範圍爲小區單位。小區的人口數限制在4萬人左右，用地特徵盡可能統一，其幾何形狀盡可能避免狹長形。

　　其次，觀察數據。我們在每個小區内共搜集了16類67個變量，它們主要反映廣州市居民的社會經濟人文特徵及居住狀况。前者來自1984年廣州市居民出行調查中有關人口特徵與户特徵的部分數據，後者來自1985年廣州市房屋普查部分數據。將經過標準化處理的67個變量與109個小區組成觀察數據矩陣。

　　第三，提取主成分。對67個變量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成分與變量之間的負荷矩陣。矩陣中每個成分與每個變量的對應數據稱爲該成分的負荷，從負荷值的大小而知各變量在此成分中的作用和相互關系。根據各成分在解釋原變量總方差中的貢獻大小，找出影響城市社會區形成的主要因素。

　　第四，計算主成分在各小區中的得分。將標準化的數據矩陣與負荷矩陣相乘，搆成得分矩陣。矩陣中每個數據表明每個小區得到成分分數的大小，每一列成分得分可反映城市社會區形成的主要因素的空間分佈狀况。

　　第五，聚類分析。根據主成分的得分，采用聚類分析中的“沃德法（Ward）”進行小小區相似性分類，得出廣州社會區的類别和分佈。

　　三、形成廣州社會區的主要因素

　　主成分分析表明，67個變量信息主要集中在17個主成分上，每個主成分的特徵值均大於1或非常接近1，其累積方差占原變量總方差的82.89％，即17個主成分解釋了67個變量的八成以上的信息。這裏，我們取最前5個主成分進行分析，因以這5個主成分的累積方差占原變量總方差的53.81％，解釋了全部信息量的一半以上，大體上可解廣州社會區的形成。下面根據每個主成分主要反映的變量特徵加以命名並進行分析。

　　1.人口密集程度

　　第一主成分的特徵值爲15.135，解釋原變量總方差的貢獻達22.59％。這個主成分主要反映了17個原變量的信息。17個變量中以人口密度變量負荷最大，達0.891。該主成分與人口密度、6l歲以上的男性老人比例、户主年齡爲60歲以上的户數比例、人均居住面積4 m2以下的户數比例、一般損壞的房屋面積比例、1949年以前的房屋面積比例成正相關關系，與7—18歲女性比例、户主年齡30—59歲的户數比例、人均居住面積8m2。以上的户數比例、好的或基本完好的房屋面積比例、70年代和80年代房屋面積比例成負相關關系。

　　獲正成分得分（人口密度大、老年人口及以老年人爲家長的家庭多、居住條件差）的小區主要集中在市中心區，正得分愈高，愈近市中心；獲負得分（人口密度小、中年人爲家長的家庭多、居住條件好）的小區主要分佈在市區外圍，負得分愈高離中心區愈遠。整個成分得分的空間分佈呈同心圓態勢。
2.科技文化水平

　　第二主成分的特徵值爲7.206，解釋原變量總方差的貢獻達10.76％。這個主成分主要反映了13個原變量的信息。突出表明當男、女科技人員和大中專學生比重高時，19—60歲人口比例高，農業人口比例小，被撫養人口比重低，家庭經濟狀况較好。當科技人員、大中專學生比重低時，這些變量呈相反的情况。

　　第二主成分的成分得分圖顯示，獲得較高的正成分得分的小區主要分佈在越秀區和東山區的北部及東北部、天河區的五山地區和海珠區的東部。這些地區都是科研、文教、衛生單位及其單位所屬的住宅比較集中的地區。獲得較高的負成分得分的小區主要集中在市區西部的芳村區、大坦沙島和羅涌圍等城市邊緣農業比重較高的地區。
3.工人幹部比重

　　第三主成分的特徵值爲4.984，解釋原變量總方差的貢獻達7.44％。這個主成分主要反映了11個原變量的信息，窮出表明該主成分與男、女性工人比例、上下班乘自行車的人數比例、人均4—8m2的户數比例成正相關，而與男、女性幹部比例、被撫養人口比例等原變量成負相關關系。

　　第三主成分的成分得分圖顯示，正成分得分高的小區，工人比例高，而幹部比例低，反之負得分高的小區工人比例低，而幹部比例高，前者主要分佈在芳村、天河區的員村等工廠或工人住宅比較集中的地方，後者集中於越秀區和東山區等機關及其幹部住宅比較集中的地區。

　　4.房屋住宅質量

　　第四主成分的特徵值爲4.648，解釋原變量總方差的貢獻達6.938％。這個主成分主要反映13個原變量的信息。其中最突出的是，該主成分與2—3層房屋比例、一般損壞房屋比例、1949年前的房屋比例、家庭人均收入61—100元的户數比例、上班步行人數比例成正相關，而與七層以上的房屋比例、好的或基本完好的房屋比例、家庭人均收入31—60元的户數比例成負相關。

　　第四主成分的成分得分圖説明，獲正得分高的小區，如荔灣區南部、芳村區、海珠區的東部和天河區，房屋質量差，屬舊區；獲負得分高的小區，如中山路以北、海珠區中部、房屋質量較好，層數較高，屬新發展或新改造地區。

　　5.家庭人口搆成

　　第五主成分的特徵值爲4.077，解釋原變量總方差的貢獻爲6.084％。這個主成分主要反映了12個原變量的信息。突出表明與没有6歲以下小孩家庭數的比例、户主年齡29歲以下的户數比例、男女性幹部比例、男女性中學生比例成正相關，而與一個6歲以下小孩的家庭數比例、2或3個6歲以下小孩家庭數比例、男女性農業人口比例成負相關。

　　第五主成分的成分得分圖顯示，小區得分分布較分散。  獲正得分較高的小區表示户主年齡較輕、現計劃生育執行情况較好，中學生和幹部比重較高，主要集中在東山區、天河區和海珠區的部分小區。獲負得分較高的地區表示家庭小孩較多、農業人口比重高，主要分佈在市區西部邊緣。

　　四、社會區類型及形成過程

　　用上述五個主成分的小區得分作聚類分析，結果表明，廣州社會區可分爲五個，並大致成向東曳長的同心橢圓態勢分佈。

　　1.人口密集混合功能舊城區位於市區中心偏西的位置，人口密集，舊住房多、質量差，家庭規模大，年齡結構偏老，工人比重較高，居民文化水平較低，是廣州市發展歷史最早的地區。

　　2.幹部居住區  主要位於舊城區的東部和北部邊緣，是廣州市新近發展或大規模改建的地區，集中了不少新建高層建築。此區幹部比重很高，居民文化水平較高，人口密度較低，居住條件和居住環境好。

　　3.工人居住區位於舊城區和新城區的外圍地區，並明顯向東延伸。由於工廠生産用地比重大，人口密度低，工人比重很高，其住宅雖多爲解放後建設，但標準並不高。由於住宅較接近工廠，居住環境遭到一定程度污染。居民多從舊城區遷來，家庭規模一般較小，年齡結構偏輕，有6歲以下兒童的户數比重高。

　　4.農業人口散居區位於城市的外圍和城市各組團之間，農業用地比重大，以農業人口爲主，人口密度低。近年來一方面菜地不斷减少，人口密度不斷增加；另一方面本地菜農以不同的形式轉爲非農業經濟活動，而耕地轉讓給外來勞力經營。農民建了不少新房，但缺乏規劃，占地多；房内質量高，但周圍環境差。外來勞工有的租住當地農民原有舊屋，有的自置木屋，環境甚差，秩序混亂。

　　5.知識分子居住區成鑲嵌狀分佈，與土地利用功能分區中的文教區完全一致。由於校園面積大，師生均住在校園裏，因而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區域。

　　影響廣州社會區形成的機制主要有三條：一爲城市發展的歷史因素，二爲現時的城市土地功能布局（即城市規劃），三爲住房分配制度。

　　廣州建城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建城始於番山半島，後向西坡山半島伸展。海灣很寬，直到晋代還有1500m、宋代900m。隨着泥沙淤積，陸地逐漸向南、向西延伸，江面不斷縮窄，内港的位置隨之向南、向西轉移，城市用地也相應連片擴展。廣州西南一帶淤地逐漸被開闢爲新興的商業活動場所，西關一帶成爲新商業區和豪商富户的住宅區。1949年後對這片舊城區没有采取成片改造的方針，只是“見縫插針”。隨着人口的不斷增加，但城市住宅建設缺乏正常、穩定的投資來源，居民住房狀况越來越緊張。加上長期以來我國住宅作爲福利設施，實行按單位建設、按單位分配的住房分配制度，有條件的單位（如政府部門）可以在舊城區周圍選點建房分配給本單位的職工幹部，無條件得到住房分配的居民（如老人）只好留在舊城區。若一個家庭中没一人能分配得到房子，只好“幾代同堂”形成大家庭。還由於舊城區形成歷史長，各種商業和服務設施齊全、生活方便，也具有很大吸引力，使得建築密度和人口密度不斷增加，從而形成人口密集功能混合的舊城區。

　　1949年後，特别是1958年後，雖然有部分建設是圍遶舊城、向四周延伸，但大量的建設却在郊區分散成組布置，如員村工業區、芳村工業區、南石頭工業區等。這些工業區常與舊城區保持一定距離，一部分工人仍住在舊城區。産生這種布局的原因是：（1）市區周圍除一部分爲山地，難以作爲城市建設用地外，大多數是經營多年的高産菜地。城市規劃部門根據盡量少占菜地、保護環境的原則，把成片的高産農田劃爲農田保護區，限制城市用地擴展；（2）有的新建項目，用地規模大，有的在功能上有特殊要求，規劃部門控制市區用地規模，有意識地將一些大型項目布置在郊區，形成分散成組的空間結構；（3）吸引城市用地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港口，港口向東轉移，勢必造成在適宜建港的地段，城市成組發展。

　　這樣分散布局的結果，造成工人上下班距離長，加上長期以來在住宅和其它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欠帳很多，生活不便。1978年後政府規劃建設部門在舊城區與新工業區之間規劃建設了成片的工人住宅，逐步形成了以工人爲主的住宅區。東山區歷史上就是各種行政機關所在，建築密度較低，周圍環境較好。由於單位建房和分配住房的原則，在此區和北郊建設了不少幹部宿舍，形成以幹部爲主的居住區。高等院校由於師生人數猛增，爲解决住房，也在校園及其附近建設成片住宅，逐漸形成了目前以知識分子爲主的住宅區。建成區的周圍爲農田、菜地、果園包圍，散佈着許多自然村，雖然其中許多人目前已不從事農業，但仍爲農業户口，統計上稱農業人口，因此稱爲農業人口散居區。

　　廣州市社會空間結構大致向東曳長的主要原因是，城市用地向西、北、南發展受行政界綫或地形條件的限制，唯有東部有一向東延伸的低丘臺地適宜城市發展，而且廣（州）深（圳）鐵路在低丘臺地的北部邊緣由西向東伸展，建港條件也沿珠江越向東條件越好，這樣就迫使城市用地布局在廣深鐵路和珠江之間向東延伸，從而形成目前的城市物質與社會空間的格局。

　　五、  結　論

　　綜上所述，廣州社會區是存在的，但其影響因素既不是種族隔離，也不是經濟收入的高低，而主要是歷史因素和現時的土地功能布局及分房制度。前者説明歷史上形成的社會區短期内是不可能改變的；後者一方面説明單位建房和按單位分配房屋的制度是我國現階段城市社會區形成的制約因素，另方面也説明規劃部門編制的城市總體規劃在形成社會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社會區不是自發形成的，而往往是由規劃决策機關决定的，因而人們選擇住房的自由度不大。一個單位可能既有幹部，也有工人，還有知識分子。雖然他們的興趣、生活習慣、經濟收入不同，但因按單位分配住房，他們必須住在同一區，其特徵取决於本單位以哪類職工爲主。

　　目前我國正在推行城市住宅改革，逐步實現住房商品化。可以預料，經濟收入狀况在社會區形成中將會起重要作用，職業搆成的作用也將會繼續强化。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内，按單位建房、單位購房、按單位分配房的政策仍將在社會區形成中發揮一定的作用。

　　廣州社會區的分析不僅揭示了社會主義城市也存在社會區及其形成的機制，而且爲城市規劃提供了科學依據。如規劃部門可根據社會區分析結果，采取措施在人口密集功能混雜舊城區降低密度，改善環境，减少或緩和因各社會區之間差异太大而帶來的矛盾。根據各區特點布置不同的公共福利設施，以滿足不同的要求。由此，我們認爲，在我國城市進行社會區分析不僅具有豐富和發展城市地理學的理論意義，而且具有豐富城市規劃内容，提高城市規劃水平的實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