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樹榮

　　  1　歷史的回顧

　　    地理學作爲一門傳統的科學，由來已久，曾爲人類作出過有益的貢獻。它的内容、作用與功能總是隨着時代的進步而變化，與社會形態和社會需要的變换密切相關。在討論地理學現狀及其發展之前，從歷史的角度進行必要的反思也許是有益的。 綜觀地理學的發展史，地理學家們始終都把人類賴於生存和發展的地球表面(層)這一客體作爲本門科學的研究對象，這是毋容置疑的．但對地球表面的稱謂及其含義與 内容的理解則往往不同。因此對於地理學的性質等問題一向有所争議。正如R·哈特向 所述：“地理工作者對他們自己的學科所下的定義，從來就没有完全一致過，并且還時常迥然不同”［1］。争論的重點之一是所謂“一元論”還是“二元論”。目前對這一問題好似解决而實未完全解决。一元論者認爲自然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兩者應結合起來搆成一門統一的或綜合的地理學。二元論者則認爲這兩門學科有質的差别而不能統一(這與批評統一地理學“統一得不理想不科學的看法是有差别的)，並認爲近代地理學的 兩位奠基人——A·洪堡和K·李特爾本身就各自代表了自然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兩個不同學科的研究方向和學派，有些人還任意夸大其差异而否認其共同點。雖然A·洪堡注重於對自然現象廣泛而系統的考察，但他把地球表面作爲一個整體，視人類爲其部分，亦着重研究“人類對區域自然情况的直接依存關系以及它的適應”［2］。而受自然 哲學思想影響較深的K·李特爾則更主動地把地理學與人類歷史聯繫起來，重視地理學的人地關系的研究。盡管他們是不同的學派，但都共同關注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問題。隨着時代的前進和科學的發展，同源可以分异，同功亦可趨同。從當前來看，自然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之間不是考慮能否結合而是應討論如何綜合和更爲完善的問題。這不僅是方法問題而且也是地理學的基本理論問題之一。我們認爲這種綜合的理論首先必須弄清人地關系的實質。

　　    地球表面的人地關系論既是地理學研究的重點，也是哲學和其他有關學科討論的問題之一。地理學中的一元淪者强調把人地關系作爲地域整體來研究，認爲這是地理學的主題，二元論者則强調人與地只能獨立進行研究。作爲綜合研究的基礎是：人有二重性，即人的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統一，自然界也有其自然與人文二重性的統一。R·啥特向曾正確指出：“我們通常想象爲‘自然的’特徵，經過調查研究之後，發現是由自然和人類共同形成的。同樣，通常是人文起源的特徵，可能發現是某一歷史時期人文和自然因素交互作用的産物”［1］，在人類對自然環境影響日益强烈的今天，人地關系更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不僅在局部地區存在而且擴展成爲全球性的問題了。地理學家應面對現實，不要用洪堡時代的眼光來看待地理學的内容了。對待人地關系任何自然主義的、反自然主義的或兩者並行的二元論都是錯誤的，正確的觀點是合乎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一元論，即人地關系是通過物質的社會生産等人類活動爲中介(能量與物質的交换)而産生的對立統一體。把人地關系作爲地理學研究的主題，亦不否定自然地理與人

　　文地理可分别進行獨立研究。但應明確整體與部分、綜合與分析之間的層次關系問題。因此我們認爲地理學中應明確强調“一個中心”(人地關系)和“兩個基本點”(人文與自然)的研究。這也是地理科學體系結構的基本格局。

　　在近代地理學中，對地理環境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問題有所謂“决定論”與“非决定論”之争。這也是哲學家和社會學家等關注的問題之一。這一問題亦一直困擾着地理學的健康發展。從今來看，兩派的論點和論據都不够充分，誰都没能説服誰。因爲人類社會系統是個復雜的開放系統，它的變化和發展過程及其動因(决定性因素)不可能用簡單的邏輯分析就能得出一個確定無疑的答案。但這問題在人地關系論中是至關重要的，在此僅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首先，從地球表層人地巨系統來看，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地表的自然界)都是其組分，即兩個子系統，處於對立統一的整體之中，誰都離不開誰，這個巨系統的外部背景因素只涉及天(宇宙)、地(地球)，人(只限於其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築)。這是個非平衡態的耗散結構系統，有其獨特的自功能和客觀發展的規律性。而對人類社會子系統而言，人群是其組分，地表自然界僅是其外在的環境因素。社會系統的結構與功能主要是人的行爲及其相互作用的結果與表現。社會的變化和發展(即歷史)是伴隨人流、信息流、能量流、商品流等的加强而增長，這些流也可常常超越系統本身的邊界進行物能等交换。因此，社會系統須賴於自然環境的供養(輸入)並對其施於影響(輸出)。我們認爲，社會系統的發展，其動因主要是由系統内部人群之間相互關系的變化(即自組織功能的增强)，以及由於技木革命(進步)而引起的。而技術革命(所謂三次浪潮論)又是由於改變了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然界之間的構型而引起的。因此，地理環境在社會系統發展中的作用不能認爲是直接的决定性的因素。地理環境不管其變化的快慢如何(在一定的時空尺度内有些方面是與社會發展同步變化的)，只是社會系統的外部因素和條件(即背景)。雖然它的影響可以引起社會系統内部結構與功能的變化，但這種影響只有通過邊界上的中介環節而起作用．但是，對於地球表層人地巨系統而言，人類與自然這兩個子系統之間的關系就不同了。它們都是内因，彼此是互爲因果的函數關系，共同推動着地球表層人地巨系統的發展，究其作用的大小强弱，是隨時空和背景條件而定的概率問題。當前的技術革命也許是發揮愈來愈大的推動作用。總之，人地關系具有不同層次、屬性和領域，其因果關系和决定關系至少也包含有機械的、統計的，綫性與非綫性的，反饋的及模糊的等等多種形式。而且還有許多是未知的。故此，不考慮系統的層次、屬性及其邊界條件，僅用簡單、機械的邏輯分析，争論的任何一方都難於提供可信的答案，這方面是地理學發展中所要解决的理論與方法問題之一。

　　在傳統地理學中出現的争論問題尚有許多。如全球研究與區域研究的關系、綜合(通論)與分析(部門)、形態與過程(結構與功能)、區劃與類型、描述與解釋、定性與定量、歸納與演繹、現狀與歷史、繼承與發展(傳統與革新)……等等。對於這些成對成對出現的相關概念或範疇，在討論中有些人往往采取片面的觀點，不是顧此失彼便把它們對立起來，展開無益的争論。過去這些不同程度的偏廢現象和争論，給地理學在發展道路上又增加了一些陷井。其結果只能造成理論上與方法論上的混亂。這也是只强調“一分爲二”而否定“合二而一”的表現，没有達到辯證的高度。總之，近代地理學是在受外部干擾和内部混亂的情况下緩慢地發展的，在强調科學分化的時代裏。地理學象一盤散沙，許多人企圖以更爲狹窄的專業化來挽救自己。然而，在忽視整體和没有中心的分化越是取得成功，這門科學的結構就愈鬆散，共同語言就愈少。在此情况下，堅持對地表進行綜合研究的不僅數量少而且缺乏理論的深度和科學方法的特性，其成果和應用方面當然也就不盡人意了。在這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地理學的發展受到頗大局限性，故使其成爲一門發育不良的科學，當然其中也包括有地理學家對其責任感的疏忽。然而，如何表現這種責任感又須取决於社會背景以及地理學家個人與集體的自覺性．當

　　前地理學正處於變革的時代，但是一門科學的新生是個“脱胎换骨”的過程，難度是可想而知的。除了要有寬鬆的學術環境和現實的真正需求外，還要具備許多原材料和條件，以及正確的理論與方法的指導等。所以，認識是一個方面，實踐又是一個方面，這有個生長發育過程，新的地理科學藴育於其歷史和現實之中，但也不是其歷史與現狀的簡單延伸，而是人們對其未來發展能動抉擇的結果。爲此，我們應該更新觀念，捕捉未來的機會，迎接未來的挑戰，勇敢地探索、研究、設計和創建新的地理科學。我們竭誠希望這個“突變”的早日到來！

　　  2　哲學的思考

　　    在傳統科學中，地理學也許是最明顯地介於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邊緣科學之一。它以人類社會與地表自然界相互關系的地域研究爲主題進行綜合的描述與解釋，可是在以往的年代裏没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健康的發展，直至最近才開始出現一些復蘇的迹象，爲人世所注目。

　　在今後地理學的發展中，分科研究要繼續深入發展，綜合研究更須大力加强。黄秉維教授正確地指出：“當前的癥結是：在分科長足進展中，爲綜合準備了遠比以前又多又好的建築材料。但要利用它們，得先瞭解因材加工，因材設計，因材搆築，才能建成大厦，美奂美輪。要做到這一點，既要建築材料充足齊全，也要綜合知能精湛博大。否則必至畫虎成犬，充其量亦不過曾經加工的資料匯編而已”［3］。匯編當然不是整體，不成綜合。錢學森教授關於發展地理科學的搆思中，把地球表層學視爲地理科學的基礎理論學科，對人在地球上活動的區域作系統(整體)的研究［4］。這個地理系統的性質、内容如何？將待深入研究。下面僅就其最基本的特點談一些看法。

　　人類居住的地球表層經歷了“三次浪潮”的淘洗和相應的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之後，一幅新的圖景展現在人們的面前，即人地關系的全面刷新，主要表現在：人類對自然界的干預和控制獲得了史無前例的拓展，人與自然的關系在深化，與此同時，人類對自然界的强大干預出現了始料未及的後果，人與自然的關系在惡化．面對這一新局面，我們應如何從整體上表述和揭示人地關系的新形式、新内容和新規律，並在新的基礎上如何處理和調控這種人地關系，建設相互適宜的協調的地理系統，使人類自身的發展與經濟建設、城鄉建設與環境建設同步發展，取得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統一和不斷提高，這是地球表層學研究的基本問題和宗旨。

　　自地球起源以來，地球表層經歷瞭如下幾個進化階段：①無生命階段，僅由原始的岩石圈、大氣圈和水圈組合而成的無機地球表層。②有生命階段，有機界的出現及其與無機界相互結合而成的地球表層，③社會化階段，在前階段進化的基礎上出現了人類與社會，形成具有人地關系特色的地球表層．人類社會亦經歷了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從整體上來説，社會也是廣義自然界的一部分，伴隨地球表層的進化而演變。現階段的地球表層至少包含了三個彼此相關的特殊意義：①它作爲人與自然共同進化的實體，進入其自然發展的新階段；②人類作爲其特殊的組分，在新技術的推動下，人地關系在新的時空參照系中突出了新的内容；③人類强化與擴大化了的主體力量仍需遵循和服從地球表層自身發展的規律，共同進化着。因此，地球表層學的研究既不能抛棄歷史。更應該立足現狀與展望未來，充分揭示其順向演化的基本規律，尤其是整體的規律性。

　　 地球表層是人地關系存在和表現的方式。地理系統中人地關系最基本最本質的聯系是通過其中的能流、物流、信息流及價值的轉移與變化爲紐帶，將其耦合成爲一個整體。在這個整體中又可分爲兩種聯繫：①作爲自然界的人(自然人)，他們與自然環境之間存在着的廣義物能交换過程和内在聯繫．這是地理系統中的低位耦合聯繫；②作爲社會的人(社會人)，他們與自然環境之間存在着廣義物能交换活動總是在一定社會生産方式下進行的，所以在社會物質資料的生産和再生産過程中，人與人相互交换活動的諸現象之間的本質聯繫就是經濟關系，這種關系又與自然環境之間的聯繫融爲一體，這是地理系統中的高位耦合聯繫。這兩種聯繫在系統整體中既表現爲兩重性又表現爲統一性，具有既可分又不可分的特點。爲此，在地球表層學中應抓住人地關系的本質聯繫並作爲完整的物能系統來研究，而把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築作爲其必不可少的背景來考慮。

　　 地球表層演化的現階段，其最突出的特點之一是人的因素、尤其是人類的科技進步在自然和社會發展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其結果是造成自然界的人化現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爲普遍，自然界處處無不打上了人的烙印。這一特點又可透視出在深層結構中人地關系的社會化、實踐化的第二個特點，即科技進步使社會生産過程的智能化，勞動的社會規模擴大化和社會經濟效益的倍增。由於社會實踐是在不同的社會形式下進行的，因此人地關系社會化過程中具有特殊的規定性，其速度和效益是不同的。但經濟、技術、人口、環境和資源等問題又可超越國界波及整個環球而成爲國際性問題。因此，地球表層的人地關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普遍化、深刻化和尖鋭化，此乃第三個特點。這些特點標誌着衡量新的人地關系狀况的價值尺度(標準)也應有所改變，觀念應該更新，給地球表層人地關系的研究賦予新的概念與内容，並應采用新的方法與手段。

　　   當前的科技進步以嶄新的智能工具(智力及其物化手段)來改造自然，體現了人與自然之間物能聯繫的新特點。這種科學化的總體實踐改變了人們過去重經驗成規和直觀决策的習慣，開拓了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新條件和活動的新領域，人類從未有象今天這樣自覺地駕駛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來滿足社會性和經濟性發展的需要。但人的能力與需求究竟能擴大到什麽程度?對自然界的干預又能達到何種程度？這是人地關系研究中必須回答的基本問題。從理論上説，人的能力與素質的提高及需求的增長，只要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正向實踐活動不會停止，它作爲雙向逥環中完整實踐過程的一部分，人的能力的開發與需求的增長也是循序漸進永無止境的。但實際上人要把這種無限發展的可能性轉化爲現實。又必將受到來自各方的制約，如社會實踐本身的局限性、客觀條件的局限性等。因此，無限性與局限性是辯證統一的發展過程。在人地關系中，若排除客觀的社會歷史條件而夸大人對自然干預能力的無限性，或片面强調社會歷史條件的客觀限制性而夸大人對自然干預能力的局限性，都是片面的。在實踐中則會導致地理系統中人地關系的失控，引起人對自然的不合理干預、過度開發或舉步不前。這種失誤曾屢見不鮮，應引以爲戒。因此，地理系統中動態容量即發展容量與環境容量的協調性(即“度量”)的研究很有現實性與必要性。

　　對地球表層人地關系的充分認識，使人對自然的干預和控制能朝着有利於人類的方向發展，主要取决於人對地理系統整體性發展趨勢的深刻瞭解。爲此必須强化學科之間的横向聯繫和綜合研究。人對自然界的干預愈深刻、廣泛，自然界的反作用也愈强。爲此我們不宜采取蠻幹的態度，“要支配自然，就需服從自然”［5］。人對自然的干預和改造的社會實踐，總是在一定的具體歷史條件下進行的，這就必然會使社會規律滲透進來，並與自然規律相耦合，形成復雜的規律網絡，從而使人的認識活動面臨復雜化的局面。人地關系愈密切，自然規律與社會規律交叉的鋒面就越大，相互制約的程度就越深，如果協調得好它的整體效應便愈顯著，反之則愈差。

　　人們在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時，若要控制自己的行爲後果就必須以掌握客觀規律爲前提。因此，在客觀規律的運轉機制中顯然將存在着人類實踐活動所謀求的趨向，人的行爲規律與客觀規律之間也存在相互重合、内在統一的可能性。揭示兩者之間的内在聯繫，對於人類認識自己改造自然活動的合理性和提高保護資源與環境的自覺性具有重大意義。人的行爲規律具有社會歷史的性質，是由人的活動所搆成的動態過程的規律性，其作用範圍不會超越其歷史領域．而地球表層的結構、功能和發展的規律性是早於人類社會之前就長期客觀地存在的，它不僅作用於自然界，也作用於人的活動領域。因此，人的行爲規律與整個客觀進程的規律之運動還存在着歷史性的差距，所以在開發利用大自然的同時還會出現人爲的失誤。因此，人地關系中行爲地理學的研究應將揭示這兩種規律之間的内在聯繫爲重點，尋求兩者彌合的可能途徑。這兩種規律的統一是個客觀的社會歷史過程，它不是發生於這一過程的終點，而是發生在其途中。經過持續不斷的彌合正是向“自由王國”逐步迫近。但由於人們認識上的原因及社會歷史條件的局限，這兩種規律的運動方向總是有偏離的。如在私有制的社會條件下，由於人們不可能有統一的活動方向，整體的社會意識和統籌的活動規律，也就没有追求這種彌合的自覺性。所以，與當代發展相伴隨的環境(生態)危機的出現便充分反映了這一點。故環境危機既是自然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即地理系統中的人地關系危機。要從根本上解决當代發展與環境危機之間的矛盾，或使人地關系的緊張狀態得以緩解，從理論上説，就要力促人的行爲規律與客觀規律同步運轉，克服盲目性和提高自覺性。這是地球表層學研究中難度 最大又最關鍵的“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法”的建模與求解問題。

　　關於人地關系的基本原理，從定性來説，我們可從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指導性的啓示。其中關於社會對自然的“合理調節”以及關於“自然生産力”的思想，應給予特别的重視．馬克思在論述資本主義將被共産主義所取代的歷史趨勢中便指出：“社會化的人，聯臺起來的生産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换，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爲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少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進行這種物質變换”。對這論述的理解是：①須有對社會的調節，社會化、聯合化的生産制度，這是個前提；②是調節人與自然的關系，控制兩者之間的物質交换；③所渭“最小消耗”，合乎人類本性“是進行臺理調節或控制的原則”。可見，馬克思希望建立的是人——自然——社會的控制系統，它包括對社會的與對自然的兩個子系統的控制，以及對地理系統人地關系的總控制．在自然界的自調節功能受到人類不斷破壞的今天，馬克思的“合理調節”、“共同控制”的思想更顯得有現實的重大意義。

　　原載：中山大學學報（自然科學）論叢［25］.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