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珠江流域的遠古人類遠祖

　　談到文化就一定要談到人類，因爲世界上的一切文化都是由人類創造出來的，如果没有人類可以説文化就無從而來。只有人類誕生後，文化才逐漸地經歷了孕育、誕生和發展各個不同階段而形成。珠江流域的古人類在整個人類起源的過程中，有着自己的序列和演化過程，尤其是在現代中國人的起源上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其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史前階段，在稻作起源和家畜飼養的起源及陶器的起源方面都處於領先地位。

　　在介紹上述問題之前，我們必須簡單地瞭解一下古人類演化的大概過程，因爲下面我們必須回答幾個問題：第一，珠江流域的遠古人類是從哪裏來的？他們的遠祖是誰？他們具有什麽樣的特徵？第二，珠江流域的遠古人類與當今生活在珠江流域的現代人又有什麽樣的關係。第三，珠江流域各個不同時期的人類及其文化有何特色？在中華民族文化長河中處於一個什麽樣的位置？

　　談到珠江流域遠古人類的遠祖，根據前人研究的結果，開始時，都認爲是來自一種叫臘瑪古猿的類人猿。這種古猿被看爲是一種有文化的最早人科物種，他是現代人的一種原始變體，而不是一種没有文化的猿。臘瑪古猿的化石在非洲和亞洲都有發現，這種最初的人出現於距今至少1500萬年前，更有可能是3000萬年前。這種觀點的依據是臘瑪古猿的頜骨解剖性狀而定的。但到了1900年的60年代後期，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兩位生物化學家阿倫·威爾遜（Allan Wilson）和文森特·薩裏奇（Vincent Sarich）通過比較現在的人和非洲猿類某種血液蛋白的結構，得出了有關最初的人何時起源的結論與上述臘瑪古猿的研究結論完全不同。薩裏奇和威爾遜兩人的工作是確定人和猿的蛋白質結構上差别的程度，由於突變的結果，這種差别應隨時間而增加，由此可以計算其速率，結果證明人和猿的物種分離時間愈久，則突變積累的次數愈多。威爾遜和薩裏奇計算了突變的速率，因而他們能用血液蛋白資料作爲一種分子鐘。根據這種分子鐘推算，最早的人類物種的出現，應該距今大約500萬年前。這一發現，與當時流行的，而且爲大多數人類學家所接受的人類學理論，即最早的人類物種出現在距今1500——3000萬年前的觀點有着極大的差别。同時，薩裏奇和威爾遜的研究結果表明，人、黑猩猩和大猩猩的血液蛋白互相的差别程度是相等的，换言之，500萬年前的某種進化事件使一個共同祖先同時分開向三個不同的方向發展，這種發展不僅使一個共同的祖先進化到現代人，也進化到現代的黑猩猩和現代的大猩猩。不過這種觀點開始時（即60年代）並没有得到大多數人類學家的認同，許多人認爲他們的生物鐘是很離奇的，因而不能依此而得出過去進行事件的正確年代。這個争論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80年代，由於皮爾比姆和他的科研組在巴基斯坦，以及英國倫敦自然博物館的彼得·安德魯斯（Peter Andrews）和他的同事在土耳其發現了更完整的臘瑪古猿化石，通過對這些新發現的完整的臘瑪古猿化石結構特徵的研究發現，原先顯示那種似人的性狀是表面的，真正的結構特徵是，臘瑪古猿的頜骨呈V字形，不是弧形，其他性狀也表明臘瑪古猿是一種原始的猿，生存在樹叢中，象它以後的親屬猩猩那樣，而不是兩足行走的猿，更不是原始的狩獵——采集者。後者的起源是相對較近的（即距今500萬年前——700萬年前），而不是遠古的時期（即1500萬年前——3000萬年前），這是人類遠祖誕生時間的確定。〔1〕

　　最早人類進化的動力又是什麽呢？達爾文學説認爲石頭武器的精心製造是推動進化的整套技術，足行走和腦的擴大是重要因素，其實石頭武器也是一種工具，它是一種人類最先學會使用的工具。也是人類文化一種體現。石器工具的使用和製造，應該是和兩足行走與大腦的擴大三者之間處於一個動態的平衡狀態。兩足不行走，手脚不分工，工具的使用和製造難於實現。工具的使用和製造剌激了大腦的生長，拉動了大腦的發育。反過來，大腦的擴大又促進和深化了人類對石器工具的製造和使用，使古人類逐漸地進化成一個狩獵——采集者。這個過程就很清晰地回答最早人類進化的動力是什麽，也回答了哪些因素是人類起源的關鍵，人類早期文化内容是哪些。

　　但是從考古記録上並没有看到兩足行走、技術（即製造石器工具的技術）和增大的腦子同時出現。因爲由河卵石打擊幾件石片而制成的粗糙工具，刮削器和砍砸器是出土於大約距今250萬年前的地層中（文化層），如果這記録無誤，那麽和最早的人類物種出現在大約700萬年前的記録相差甚遠？那麽我們的祖先能兩足行走到他們開始學會製造石器工具之時，幾乎有近500萬年的間隔？這是什麽原因？應該如何解釋？

　　我國已故的著名古人類學家吴汝康院士曾於二十世紀70年代提出過，他認爲人類的各種特徵不是同時起源的，而是漸次出現的，從猿到人有一個過渡時期，過渡時期開始的標誌是兩足直立行走，完成的標誌是開始製造工具，社會隨之形成，意識和語言萌發於製造工具之前，這個時期的生物或“前人”在分類學上屬於人科，是人的進化系統最初的階段。由此看來，如果没有兩足行走的適應，類人猿就不可能變成象我們這樣的人。在此有人會提出，是什麽進化因素促使古猿采取了這種新的行動方式？研究結果回答了這個問題，是環境變遷這個因素在起决定性的作用。大約在1200萬年前，持續的地質搆造力量使非洲大陸東部的環境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形成一條從北到南長而彎曲的大峽谷。大峽谷的存在産生了兩種生物學效應，一是形成了妨礙動物群東西交往的無法超越的屏障；二是更進一步促進了一種富於鑲嵌性的生態環境的發展。

　　法國人類學家伊夫.柯盤斯（Yves Coppen）認爲這種東西向的屏障對於人類和猿的分道揚鑣的進化是關鍵性的。他認爲：“由於環境的力量‘人’和‘猿’的共同祖先的群體本身分開了。這些共同祖先西部的後裔致力於適應生活在濕潤的樹叢環境中，這些就是‘猿類’”。相反，這些共同祖先東部的後裔，爲了適應它們在開闊的環境中新的生活，開創了一套全新的技能（即狩獵——采集技術），這些就是‘人類’。這種觀點早在1960年——1972年間荷蘭古人類學家科特蘭特（A.Kortlandt）在他發表的多篇文章中在談及“人和猿在非洲分歧的裂谷假説”中就有過更詳盡的論述。

　　衆所周知，東非大峽谷有着許多凉爽的、多樹的高原，又有陡峭的斜坡直落900多米到達炎熱、乾旱的低地。生物學家已經懂得，這種提供多種不同種類生存的鑲嵌環境，會促進進化的更新。一個一度廣泛和連續分佈的物種居群，可以被分離而面臨新的自然選擇的力量。這就是進化改變的秘密。有時候，如果合適的環境消失了，改變便導致滅絶。很明顯，這就是大多數非洲猿類的命運；現在只有3個種——大猩、普通黑猩猩和矮小黑猩猩仍然生存着，這是對新的環境適應的結果。但是，當大多數的猿種類由於環境的改變而受難滅絶時，其中之一却幸運地得到了一種新的適應，因而能生存和繁殖，這就是最初的兩足行走的猿。很明顯，兩足行走在改變的環境條件下，被賦予了重要的生存優勢。這種生存優勢在人類進化中的重要性，體現在兩大方面，一方面體現在直立行走使上肢得以解放，能用來携帶東西；另一方面則强調兩足直立行走是能效更高的行動方式，但研究結果更多的認爲兩足行走在環境條件改變時是有利的，因爲它是一種更爲有效的行動方式。當森林萎縮時，疏林生境的食物資源如果樹，也變得太分散，使傳統的猿難於有效地去利用。以能量效益來比較，人和黑猩猩之間證明人類的兩足行走比黑猩猩的四足行走的效率要高得多，這種高能量效益作爲有利於兩足行走的自然選擇的力量。而且作爲推動兩足行走進化的因素還有許多，如兩足行走有利於監視猛獸、及時發出信號、確保群體安全，有利於食物的尋找、擴大了尋找食物的高度和距離；有利於群體的繁衍等等。所以説兩足直立行走是猿類向人類進化邁出最關鍵的一步，由此帶來的體質形態結構的變化和食物種類的變化，腦容量的變化，群體結構的變化等等都是相應而産生的。這也是自然選擇在依賴某時某地的環境而不斷進行的結果。盡管人類經歷過直立人長期進化的過程，最後智人作爲最初人類的後裔而出現，但這個結果並不一定是必然的。正因爲如此，在歐洲作爲早期智人的代表——尼安德特人爲什麽在晚期智人階段中被非洲發生在距今15萬年——20萬年前的最後一次移民潮中的人類所取代就可以理解了。

　　迄今爲止，絶大多數的人類學家認爲，作爲人類的遠祖，南方古猿是最有條件的，但南方古猿不只一種，它包括南方古猿阿法種（Anstralopithecus afarensis）、南方古猿非洲種（A.africanus,纖細種）、南方古猿粗壯種（A.robustus,粗壯型）和南方古猿包氏種（A.boisei）。它們的相對年代、阿法種最早，包氏種最後。它們之間的關係争論頗多，但不管是二分論或是三分論者，他們都傾向於南方古猿非洲種（即纖細型）是人類直接的遠袓，他們經過早期人類（能人）一直發展演化成現代人，餘者則在距今150萬年前逐漸地滅絶了。但有人類學家認爲南方古猿非洲種（即纖細型）是由南方古猿阿法種進化來的，因爲從形態結構上阿法種顯得原始些。持這種觀點者以約翰遜等人爲代表；不過，亦有人類學家認爲阿法種根本不存在（理·利基）或者認爲阿法種與非洲種是同種异名（托拜厄斯）；阿法種可以取消。不管怎樣説，在整個人類的進化過程中，能人是至關重要的。但大量的化石證明在猿與人之間確實存在着一個過渡階段而且猿人生活的時代由40——50萬年前推至距今200——300萬年前。同時猿人可以分爲早、晚二個階段；早期猿人（Earlty Stage Apeman）階段（也稱爲能人階段）和晚期猿人（Late Stage Apeman）階段（也稱直立人階段）。前者的典型代表有奥杜韋峽谷發現的“能人”（Homo habilis）和特卡納湖東岸的“1470號人”等。後者的典型代表則更多，如印度尼西亞的“爪哇猿人”、中國的“北京猿人”、“元謀人”、“藍田猿人”等等。

　　“能人”化石最早於1960年發現的，出土地點是非洲東部的奥杜韋峽谷，依放射性同位素鉀－氬法測定奥杜韋第一層的年代爲距今210萬年至170萬年前。

　　在出土“能人”化石的同一地層中還發現了豐富的文化遺物，這是首次發現的人類遠袓所創造的文化遺物，這種文化遺存有十餘處之多，其中有七處與“能人”化石共生。這些遺存被稱之爲“奥杜韋文化（Olduval culture）。奥杜韋文化遺物主要是石製品，種類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用礫石和石核加工而成的砍砸器是奥杜韋文化的典型器物，其數量相當多，占石器總數的一半以上。層位愈低，這類器物的數量越多，往上的層位則數目比例明顯减少。層位低的（即下層）砍砸器製作比較粗糙，刃緣厚鈍且不規整，器形不規則，變化大，説明當時的人類加工技術還相當原始。後來，隨着加工技術的發展，器形趨於固定，愈來愈規整，兩側刃緣變薄，由兩側面沿邊緣向中心軸加工，形成比較對稱的形狀，這是原始的兩面器（Proto bface）。隨着時間不斷流逝，人類的體質形態不斷進化，大腦容量進一步發育，人類的智商也有了更大的提高，對石製品的加工技術不斷地提高，製作出的石器更精緻，器形更加規整，生産出典型的手斧。這種手斧出土的層位一般較高，在第三層上部到第四層。文化内涵在變化，文化面貌和文化性質也在逐漸變化，最後由更進步的阿舎利文化（Acheulean　Culture）慢慢地取代了奥杜韋文化。這是文化發展的軌迹。

　　奥杜韋文化中除了石製品外，還有一些遺迹。這些遺迹是於1962年，在奥杜韋峽谷的DK地點中清理出來的。根據瑪麗·利基的研究結果認爲，它是一處建築物基址，它的地面結構可能類似於今天的窩棚。這個遺迹是一個東西直徑約4.5米，南北直徑約3.65米的，由玄武岩石塊排成不規則園形的圈，這些石塊圍成的圓圈顯然是人爲的，石圈内的地面較平，較周圍的地面略低。這種建築物基址與後來發現的一些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人類房屋基址有相似之處。所以奥杜韋出土的遺迹是否更開拓了我們的研究領域是值得重視的。

　　在“能人”階段，除了奥杜韋文化外，在非洲地區，還有幾個地點是比較典型的，如在特卡納湖東岸北部的庫比福勒（Koobi For a）地區發現的“KBS工業”和“卡拉裏工業”，這是代表舊石器時代兩個不同階段的文化。KBS工業（KBS　Industry）包括了兩個毗鄰的舊石器地點——KBS和HAS。此處出土的石製品共383件，其中2/3出自地層，1/3爲地表采集。出自地層的石製品中經修理的石器，僅有8件，這8件中有6件是砍砸器。這些砍砸器和奥杜韋DK地點出土的砍砸器十分相似。但區分仍明顯，石片以扇形者居多，三角形標本較少，有個别的長而薄的石片。因此，從打片技術上看，雖然還相當原始，但已經脱離了最原始的階段。在人類製造工具的歷程中已經有所進步了。除了石器工具和遺迹之外，在“能人”階段的“社會”形態亦可通過能人階段的石器分析而得到一些信息。由於這個階段的石器加工技術低，器型單調，種類少，砍砸器占多數，石片石器很少見，石球還未出現，所以我們可以判斷，當時的社會經濟類型是以采集爲主，狩獵爲輔，爲了保衛人類的安全，能人只有團結成群體，來謀求生存之路，以達到繁衍後代之目的。但群體也不能太大，如果群體太大，食物無法滿足，争食和争偶也會發生。所以當時的所謂“社會形態”實際上是一種以食物和性態爲基礎的結構相當鬆散的群體。

　　以上所述的情况是人類在能人階段在非洲反映出的文化内涵和整個人類文化演化史的開始。但在亞洲的情况又如何？

　　亞洲有没有南方古猿？中國有没有南方古猿？這是古人類學家共同關心的問題。因爲這涉及到亞洲地區古人類的起源問題，包括中國地區古人類的起源問題，這個問題如果搞清楚了，那麽亞洲地區包括中國在内的文化起源及其有關的問題不是就迊刃而解了嗎？

　　根據迄今爲止的發現，亞洲的南方古猿化石材料比較零星。可歸納如下：1936年，在印度尼西亞的爪哇（Java）發現了一件下頜骨，上面保留了最後二顆臼齒。1939年在桑吉蘭（Somg -iran）發現一塊下頜骨；1941年，孔尼華（koenig swala）在桑吉蘭又發現了一件下頜骨；上面保留有兩顆前臼齒、第一臼齒和相對較小的犬齒。人類學家魏敦瑞（F.weidenreich）在1945年曾發表了初步研究報告。到20世紀六十年代，托拜厄斯（Tobias）和孔尼華對上述的材料進行了比較研究之後，認爲可歸入南方古猿類。托拜厄斯等（1964）則認爲它是非洲能人階段的人類。對此觀點，由於出土的化石材料很有限，許多古人類學家都持保留態度。

　　在中國，1970年夏，由湖北省西部建始縣高坪鄉龍骨洞中發現了4顆牙齒化石，與巨猿（Ggantapifhecinae）和其它哺乳動物化石共存，地質時代爲中更新世早期，高建（1975）將這顆牙齒與大猩猩、黑猩猩、猩猩、巨猿、北京猿人，以及南方古猿粗壯種和非洲種（纖細型）進行了詳細的比較研究，認爲這4顆牙齒的特徵與纖細型南方古猿比較接近，可能代表南方古猿分佈在亞洲的一個新種。1984年張銀運重新研究了這4顆牙齒，認爲這4顆牙齒中有兩顆牙齒（PA507、PA504）從其長寬尺寸和齒冠形狀來看，分别與能人正型標本的下第一臼齒和下第二臼齒十分相近。尤其是PA504號標本與能人正型標本的相應牙齒在形態細節上更爲相似。爲此，他主張把鄂西出土的4顆牙齒和印度尼西亞發現的早更新世人類下頜骨化石標本都歸入時代較早的人類（即能人），而不歸入南方古猿類。

　　1989年5月，在湖北省鄖陽地區發現了一件高等靈長類的顱骨化石。經過初步鑒定屬於南方古猿類（Anstralopithecus sp.）（科技日報，1989.10.27.第一版）但有古人類學家從已暴露的部分特徵看，牙齒與南方古猿類比較接近，而顱骨的某些特徵比較接近直立人。由此看來，一般認爲目前尚無可靠證據説明亞洲包括中國曾有過南方古猿。〔2〕不過根據最新的消息，在雲南最近又發現了兩個完整的猿人頭骨，據初步的觀察很可能屬於南方古猿的頭骨，如果無誤，則有可靠的證據説明亞洲確有南方古猿的存在。這樣，賈蘭坡院士曾預言的亞洲南部也是古人類起源的中心地之一成了現實。

　　而直立人或較早的直立人（即能人）的發現則相當豐富，如印度尼西亞的“爪哇猿人”、中國的“北京猿人”、“藍田猿人”、“元謀人”等等。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亞的爪哇，自從荷蘭軍醫杜步瓦在1890年發現第一塊下頜骨以來，先後在這裏的五個地點陸續發現了一批直立人化石，這些化石材料至少代表男女老少共30多個個體的材料。這些化石出土的層位大致可分爲三大層，每一大層代表一個地質時期。其基本序列是這樣的，吉蒂斯層最早，爲更新世早期。此層可分爲上、中、下三層，人類化石發現於上部1/3的地層内。吉蒂斯層之上爲特裏尼爾層，地層中也發現了人類化石，其上部昂棟（Ngandang）層，時代爲更新世中期，人類化石稱爲“昂棟人”（ Ngandong mon），被認爲屬於早期智人的代表。關於爪哇猿人的年代，雅各布在1972年做過報導，發現莫佐克託人化石層的年代爲距今190±40萬年；桑吉蘭地層年代平均爲距今83萬年，特裏尼爾下層爲73±5萬年，上層49.5±6萬年。所以説，亞洲的直立人化石除瓜哇外主要集中在中國。因此，中華民族文化的根仍然在中國。〔3〕

　　第二節　珠江流域遠古人類與現代中國人的起源

　　關於現代中國人起源問題，在十年以前，大家都會覺得這不是什麽大問題，因爲自從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産生以來，大家都認爲世界上現代的人類是從古猿經過漫長的直立人、智人等階段逐漸進化過來的，世界上凡是有人類的遠祖（森林古猿、南方古猿）化石發現的地方，都有可能成爲現代人類誕生的摇籃地，所以，東非、南非、南亞都有可能同時成爲現代人類起源的地方，如果隨着下來又經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階段才演化成晚期智人（即現代人），這一進化路綫來考慮，那麽，凡是有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化石發現的地方，就有可能直接演化成本地的現代人，這種觀點就是多地區進化假説。但現在隨着分子生物學的研究深入，幾乎確認生活在世界上的現代人不管是哪一個民族，他們的祖先都可追溯到距今15—20萬年前非洲的一個母親身上，這種假説被稱爲“出自非洲假説”，其意思是説，現代人被看作是起源於一個地理區，而不是遍及舊大陸的一種進化趨勢的産物。一群群現代智人（晚期智人）由這個地區遷徙和擴布到舊大陸的其他地方，替代了那裏的現代人以前的人群。而且通過現已發現的人類化石分佈的情况判斷，第一批現代人最有可能出現的地方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這兩種假説的差别是很大的，多地區進化假説描繪了一種遍及舊大陸的朝向現代智人的進化趨勢，這裏面有小群體的遷徙，没有群體的替代；而“出自非洲假説”認爲現代人以前的智人人群曾被取代過。按第一種假説，現代地理區的各人群，有着深的遺傳根源，但他們在200萬年前就開始分開活動和發展。如果按第二種假説，這些人群的遺傳根源淺，均衍生於第一的較爲晚近才在非洲發展出來的人群。這兩種假説在人類化石記録中是否有所反映？按照“多地區進化假説”，我們在現代的各地區人群中看到的解剖特徵，應該在同地區的人類化石中也可看到，這可追溯到幾乎200萬年前當直立人首先將其分佈範圍擴大到非洲外的地區時也是如此。但在“出自非洲假説”中，不指望有這樣地區性的連續性。

　　根據現在全世界各區已發現的人類化石情况來看，1990年在美國科學促進會議上，“多地區進化假説”的支持者沃爾波夫聲稱，解剖學方面的連續性是很清楚的。例如，在亞洲北部，諸如顔面形狀，顴骨的結構，鏟形門齒等某些性狀，在距今75萬年前的化石上就可以看到（這裏可能指的是藍田猿人），在距今23—50萬年前的北京猿人化石以及現代中國人中都可看到，其實，具有上述遺傳特徵的人類不僅限於亞洲北部，整個黄色種人中都具備，只不過表現得有强弱之分罷了。

　　但從群體遺傳學角度來考慮，如果一個物種的各群體彼此保持地理上接觸，則由突變引起的遺傳變化藉助於雜交可以傳播及整個地區。其結果將改變這個物種的遺傳結構，但使整個物種在遺傳上保持一致。如果一個物種的各群體由於河道的改變或者沙漠的擴展而造成在地理上被彼此隔離，將會有不同的結果，那麽，起始於一個群體的遺傳變化就不會傳到其他群體。因而隔離開的各群體會在遺傳上彼此不同，或許最終變成不同的亞種，甚至完全不同的物種。但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不争的事實，那就是全人類屬於一個物種，現有的四大人種只不過是亞種而已。現存的各種各樣的民族或族群，都是在適應各種各樣的不同生態環境中生存和發展下來的生態亞種或地理亞種。雖然在體質形態和語言上，甚至生活習俗和宗教信仰上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差异。但在遺傳物質上，即在DNA的主體結構上還是保留着遠祖的共同遺傳物質，都没超出“人種”的範疇。這充分説明瞭都來源於同一個根，這個根不管它是來自非洲或是南亞，也不管是來自多地區或是單一地區，總之最早的始祖是一樣的。關於這一點，李天元和艾丹兩人在《紀念北京猿人第一頭蓋骨發現80週年國際古人類學學術研討會暨第一届亞洲第四紀研究學術大會》上發表的《東西合壁：鄖縣人頭骨的兩面性》一文中所論证的東方鄖縣人和西方海德堡人都具有一些對方存在的典型形態結構特徵，從而證明瞭，遠在150萬年前，生活在非洲、亞洲和歐洲大陸的遠古居民實際上是同一種人類。這一結論正好被當今世界上只有一個人種的現實所驗证。在前面的章節中已有較詳細的論述，在此不再重復。現在我要説的是，在珠江流域内的古人類與中國人類起源，包括現代中國人起源的關係。從現已發現的材料來看，在珠江流域發現的古人類化石點由早到晚的都有，有些遺址和地點，盡管没發現古人類化石，但發現了由這個時期人類所製造的石器工具，有工具的存在就證明有人類的存在。迄今爲止，據不完全的統計，在珠江流域範圍内屬於石器時代的遺址和地點已有近千個。屬於舊石器時代的遺址和地點也有近200個之多，其中包括屬於舊石器時早期的百色盆地舊石器，其年代距今80—70萬年前，這是聞名於世的。此外，還有百色田東的布兵屯洞及麽蓋洞，這裏出土了一批人類化石，前者的年代是距今約35—2萬年前，後者爲距今60—50萬年前，這是既有直立人階段的古人類，也有早期和晚期智人的古人類。此外，在廣西崇左江洲木欖山智人洞發現了距今約11萬年的代表直立人向早期現代人轉化的過渡類型人類下頜骨化石，這都是近幾年的最新發現。到了珠江中游地帶，在支流柳江河畔的通天岩裏，曾經發現過世界聞名的柳江人頭蓋骨（距今爲6—5萬年前），這是被譽爲現代黄種人的始祖，屬於晚期智人早一階段的古人類。近幾年來，學者對柳江人頭骨形態，身體大小與形壯、骨盆復原、相對腦量、CT掃描與腦形態等研究，在此基礎上，論证了中國更新世晚期人類體質特徵的演化程度及變异，在現代人群形成與分化上的作用都獲得豐碩成果，進一步論证和支持了現代人多地區進化的觀點。到了珠江下游地帶，在封開河兒口鎮又發現了峒中岩人牙齒化石，其年代爲距今14.9萬年前，應爲早期智人階段的古人類，離此洞不遠的黄岩洞遺址和羅沙岩遺址，也分别發現了黄岩洞古人類頭蓋骨化石兩個（年代爲舊石器時代晚期，距今2萬多年）和一大批礫石石器。羅沙岩遺址出土了5顆人牙化石，分三個文化層，從距今10萬年前到2萬多年前，屬於智人階段的古人類。另外，在珠江另一條大支流——北江上游曲江馬壩獅子岩，發現了聞名於世的馬壩人頭骨化石，其年代爲距今12.9萬年前，屬早期智人階段的古人類，被人類學家譽爲黄種人的祖先。近期，在雲浮市蟠龍洞遺址發現的蟠龍洞人牙化石也屬此類。其餘的絶大多數都是屬於晚期智人階段的人類化石。如麒麟山人、靈山人、荔浦人、干淹人、都樂人、龍頭山人、九楞山人、寶積岩人、定模洞人、白蓮洞人、甘前人、祥播人、賓山人及西疇人等等。〔4〕〔5〕

　　不僅如此，根據上海復旦大學現代人類學研究中心金力教授和李輝博士的研究成果，他在《百越遺傳結構的一元二分迹象》一文中明確地指出，他們運用最新的分子人類學材料——Y染色體（DNA）技術對民族系統進行精細的分析，發現百越系統與中國的其他民族系統差异很大，而與南島語系民族（馬來系統）特别是臺灣語族群體相當接近。同時也已經研究出百越族群體顯示出遺傳發生關係和語言文化類型的差距，這點十分重要，因爲這與百越的整體認同和地域分化有關。根據數據的主要成分分析，可得到百越民族系統遺傳結構的三個特點：（1）百越有單起源的遺傳學迹象，可能大約於三、四萬年前發源於廣東一帶，而後慢慢擴散開來；（2）百越二分爲以浙江爲中心的東越和以版納爲中心的西越；（3）百越群體在發展過程中曾經由廣東向東北（東江及東海走廊——作者按）、西北（北江、賀江及其支流——作者按）、西南（西江流域——作者按）三個方向輻射遷徙。在此過程中百越接觸過的許多族群也涵入部分百越的遺傳類型。百越由廣東經江西、浙江的擴散可能發生於很早以前，福建與浙江的越族群體是沿不同路綫遷走的，所以在臺灣原住居民的遺傳結構中同樣表現出這種二元性。西部傣族類群是很晚才從廣東遷出的。百越民族所謂一元二分性就是指起源於廣東一帶，然後分化爲東越和西越的二分。

　　在此必須説明一點，遺存學上界定的百越範圍與語言學龢民族學不一定完全相同。血統上源於百越而語言文化已經改變的群體也完全應當納入百越研究的範圍。東部的越族群體多屬於此。臺灣語族也可能是這一類。另一方面，語言文化上被百越族同化的外源民族都不應屬於百越遺傳研究對象。比如湘桂黔交界的草苗是講侗語的群體，但是遺傳上明顯是漢父苗母，侗族的成分很少，不應看作百越族血統的群體。因此，遺傳研究的百越範圍至少還應包括侗傣語系的僮傣語族，侗水語族，仡央語族，黎語族，以及東部地區的越裔群體，也包括臺灣幾支原居民。由此可見，血統和語言之間有一定的關係，但在特定環境的影響下會有變化，不能一概而論。

　　根據上述的情况可清楚地看到，在整個珠江流域内，由此向外擴展，成爲當今生活在我國黄河以南，各省區的衆多民族的發源地，同時輻射到整個東南亞地區。這是一個族群的例子，在珠江流域中還有許多其他的族群，他們在復雜的生態環境影響下，肯定各有不同程度的演化和變异。會給後期的現代人帶來影響。由此可見，珠江流域遠古人類在中國人類起源上的重要性就一目了然。〔6〕

　　第三節　元謀人對珠江文化起源和發展的影響

　　元謀人化石(上頜第一對門齒)出土於雲南省元謀盆地上那蚌村附近的一個小丘上。發現者是中國科學院地質力學研究所的錢方同志。發現的時間是1965年5月1日。

　　元謀人的牙齒粗壯碩大，齒冠切緣較寬，擴展指數(齒冠長度×100%齒頸部長度)達141.9毫米，超過了目前已知早期人類的同位牙齒。齒冠唇面基部較爲隆突。舌面兩則緣明顯增厚，並向内翻巻，在齒冠基部與底部結節相接。舌面中部凹陷，形成舌窩。近中緣與底結節的游離緣分出三條指狀突，以近中側一條指狀突較爲粗壯，且較長，居於舌面中央位置，向下伸延到切緣，搆成正脊，將舌窩 分成兩半。齒頸部斷面呈橢園形，唇舌方向較扁長，兩頸綫有較大的彎曲度，近中側(均值爲3.8)明顯大於遠中側(均值爲3.1)。齒根無膨大現象，自齒頸向根尖逐漸變細。

　　現將元謀人上門齒與南方古猿的同位牙齒相比，二者有相似之處，但發現與南方古猿非洲種（即仟細型）的相似程度明顯地大於南方古猿粗壯種。突出表現在齒冠唇面隆突不太顯著，齒根側面没有明顯的綫溝，還存在着湯姆氏綫。元謀人上門齒與南方古猿同位齒的差异性主要表現在三方面：第一，南方古猿上門齒的底結節不發育，指狀突在纖細型中不發育，在粗壯型中完全缺失；第二，南方古猿的門齒鏟形不如元謀人門齒典型；第三，南方古猿門齒的齒根自齒頸先行膨大，然後往根尖方向迅速收縮變細。由此可見，元謀人與南方古猿之間的差异是相當大的，不能歸爲一類。

　　如果把元謀人的上門齒與北京人的同位牙齒相比，我們發現二者之間存在明顯的相似性，其具體表現在：第一，齒冠唇面較爲隆起，尤其在基部；第二，舌面兩側緣的琺瑯質明顯增厚並向内翻巻，使舌面形成凹陷，整個牙齒呈鏟形；第三，底結節發育，指狀突明顯，切緣較寬；第四，齒根頸部不膨大，而是自頸部向根尖部逐漸變細，相反，北京直立人門齒的齒根在根尖1/3處有迅速變細的現象。他們之間也有一些區别，元謀人門齒的指狀突所形成的正中脊在北京直立人同類標本中尚未發現。

　　如果把元謀人上門齒與巨猿和現生大猿類的同位牙齒相比較，則發現他們之間的差异更大，而相似性更小。甚至與智人的同類牙齒相比較，其相似程度遠不如北京直立人。由此可見，元謀人和北京人一樣，應同屬於直立人範疇，是其中的一亞種，所以把它定爲直立人元謀亞種（Homo erectus Yuanmouensis），簡稱爲元謀直立人。是迄今華南地區直立人最早階段的代表。

　　説到元謀直立人的年代，其結果至今仍未能取得共識。分歧主要來自對地層劃分上的不同看法，有人認爲元謀人化石産自下更新統元謀組的上部地層中，古地磁測試結果是距今約170萬年（胡承志，1973；李善等，1976；程國良等，1977）。另一種意見認爲，元謀人化石出土的層位是在中更新統上那蚌組，其年代和藍田人的時代相接近（尤玉柱等，1978；黄萬波等，1978；張玉泙等，1978；吴汝康，1980；劉東生等，1983）。其年代不應超過75萬年。亦有一些外國學者主張元謀人的年代爲距今100萬年左右。由此看來元謀人的準確年代還需進一步做工作才能解决問題。不過眼前的情况是170萬年的數據仍爲大多數學者所認同。〔7〕

　　最後我們着重介紹一下元謀人地點發現的文化遺物。它包括石製品和炭屑。在元謀人化石出土的地層中發現的石製品共有7件，其中6件是1973年出土，一件是1975年出土。石製品與人牙化石有一定的距離。垂直距離看，最低者0.5米，最高者1米左右；就水平距離而言，最近者5米，最遠的2件出土於一條探溝的西壁，相距約20米。這批石製品中有3件刮削器加工得不錯，依其特徵可分爲單刃、雙刃和多刃刮削器。此外，在人牙化石附近的地表上采集到3件石製品，與之水平距離不到1米。從標本表面粘附的泥土看，它們應産自附近的紅褐色粘土中。研究者認爲它們很可能也是元謀人製造和使用的工具（文本亨，1978）。上述的石製品都曾由裴文中學部委員鑒定過並得以確認。從加工技術上來看，只知道是用錘擊法打制石片和加工石器，而且是單向加工，個别兩面加工；石器個體比較小，件數也少，難於總結其文化特性，只多少感覺出與華北地區同期石製品有類似的風格。

　　關於炭屑，它的分佈並不規則，上、下大致可分三層，每層相距數十厘米，上、下界約3米左右。多分佈在粘、粉砂質粘土中，也有夾在礫石透鏡體内。呈星點狀或鷄窩狀，有時還與哺乳動物化石伴生，這值得注意。炭屑本身顆粒不大，最大的長徑可達15毫米，小的也有1毫米左右，一般在4～8毫米之間。無明顯的磨圓痕迹。相當密集。這是否可證明元謀人已學會用火？研究者認爲仍需要進一步研究才能確定。但根據年代上的推測，直立人到了這個階段也應該學會用火了。

　　元謀盤地地處長江流域金沙江的上游和珠江流域南盤江上游，以及元江——紅河流域馬龍河上游交界之處。往北通過金沙江可進入長江水系；往東通過南盤江、紅水河可進入珠江流域；往南通過元江可進入紅河流域，然後直達中印半島，這是地理位置上的優勢。再者，元謀上新世古猿化石（即元謀古猿）是繼開遠禄豐古猿、之後在雲南所發現的第三個古猿化石産地，它們之間距離不遠，如果聯繫巴基斯坦和印度交界的西瓦立克地區以東這一大片地區，在這裏也發現過曾被命名爲“森林古猿”（槲猿）和臘瑪古猿、西瓦古猿等等的人科中的猿類化石。根據上述的情况，所以我國著名的考古學家賈蘭坡院士曾預言過，人類也可能起源於南亞。而雲南元謀及其周邊這一廣大地區就是南亞的中心地區的一部分，况且這個地區在第三紀末和第四紀初時期，在新搆造運動初期，這個地區地形復雜，面貌的多樣性有可能成爲促使靈長類祖先進化到人類的一個重要因素。所以人類起源於南亞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退一步來説，如果人類起源“非洲説”是正確的，那麽早期人類走出非洲，向東遷徙時，南亞也是必經之地。特别是早更新世喜馬拉雅造山運動形成巧奪天工的青藏高原後，早期人類往中亞、北亞和東北地區輻射時，我國南部地區成了必然的通道。尤其是珠江流域和長江流域成了我國古人類及其文化往北方傳播的主要通道。我國古人類學者林一樸先生就曾經説過，元謀盤地是古人類的中轉站，把金沙江稱爲古人類往北遷徙的“金沙走廊”（ 林一璞，1982）。而另一位地質考古學家衛奇先生認爲，最早的人類從非洲遷移至我國可能有兩條路綫：一是從青藏高原北側進入我國；另一條是從青藏高原南側進入我國。並認爲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很可能是我國最早人類的落脚地（衛奇，1991）。從現有的古人類學和考古學資料看，從青藏高原南側這條路綫進入我國的可能性更大。因爲在南亞和東南亞（爪哇）地區及雲貴高原均發現有第三紀後期和第四紀早期的古猿化石及舊石器早期的石器工業。元謀人的發現只是一個重要的標誌，後來在珠江流域内陸續發現的紅水河流域的觀音洞文化及廣西右江兩岸的百色文化以及近期在廣西百色田東麽會洞早更新世“似人似猿”化石，都和它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雖然不能説有着必然的傳承關係，但起碼反映了在我國舊石器時期早一階段文化的面貌。説明文化的起源和發展與當地當時的自然環境的密切關係，地形地貌對古代文化的影響。〔8〕

　　第四節　馬壩人及其文化在珠江史前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馬壩人頭骨化石是1958年6月，廣東省曲江縣（現稱曲江區）馬壩鄉（現稱馬壩鎮）的農民離城鎮約3公里遠的一個名叫獅子岩石灰岩洞穴中挖掘堆積物做農肥時發現的。獅子岩的溶洞可分三層，人頭骨化石發現於第二層溶洞内一條裂隙中。與頭骨化石同時出土的還有一批哺乳動物化石，其中有最後斑鬣狗、虎、古爪哇豺、西藏黑熊、東方劍齒象、中國犀、大熊猫等等。馬壩人頭骨化石發現時已破成幾塊，其中包括部分頂骨、額骨、右眼眶和鼻骨的大部分。還有右側蝶骨大翼和部分顳骨。這些材料經粘接修補後，拼成一個較完整的腦殻。這個頭骨的額骨前部及鼻骨和頂骨後部的表面呈淺黄色。頂骨前部和顳骨部分受到地下礦物質的浸染，骨表面形成有較密集的黑色和褐色斑點。顱内骨縫已經完全癒合，看不見骨縫。在顱骨外面尚可見矢狀縫的前段，長約30毫米；兩側冠狀縫各一段，左側約10毫米，右側約10毫米。顱骨的額結節不明顯，顳綫很發達。由此判斷，馬壩人顱骨化石可能屬中年男性。

　　我國著名古人類學家吴新智院士對馬壩人頭蓋骨作了比較詳細的研究，對馬壩人各方面的情况作瞭如下的介紹：根據復原的標本，在顱穹上測得其頭長和寬分别爲197毫米和152毫米。對比大荔人頭骨的顱長和顱寬分别爲207和149毫米。顱長×顱寬的積對確定顱容量有很大的作用，由上述數字可知，大荔人和馬壩人這一數值分别是30843和29944。考慮到大荔人頭骨比馬壩人頭骨厚得多這一因素，所以可以估量出馬壩人顱容量很可能比大荔人稍大。這種差别可能反映了時代或地域的差异，也可能由個體間的差异所造成。

　　再根據上述的顱穹測算，馬壩人的顱指數爲77.2，而大荔人的顱指數爲72.0，説明馬壩人的頭型比大荔人短寬。這種現象在華南晚期智人的頭型中均有反映，如柳江人和資陽人的顱指數分别是75.1和77.4。但華北的晚期智人以山頂洞人爲例的顱指數是69.4～76.29。這種狀况是否提示，華北和華南古代人類的頭型早在早期智人階段就已發生分化？

　　前面談到馬壩人頭骨骨壁比大荔人的薄，但比許家窑人的厚，處於其下限。

　　此外，馬壩人的眉脊厚度比大荔人的薄得多。以眉脊中部爲例，大荔人爲19毫米，馬壩人爲11毫米。

　　從馬壩人保存的額鱗可以看出有微弱的矢狀脊，其位置與大荔人相仿，但遠不如大荔人發育。更不如北京猿人的矢狀脊又粗又長，這是一種原始性的特徵。

　　馬壩人額骨最狹處的横徑爲100毫米，兩側眉脊最向外側突出處之間的距離爲122毫米，兩者搆成的眶後縮狹指數爲82.0。而大荔人頭骨這一指數爲85.1。直立人頭骨這一指數較小，現代人則較大，似乎在人類進化過程中此指數是由小變大的。不過也有例外，如和縣猿人的這一指數較大荔人大。

　　馬壩人的眶上溝較大荔人淺，更不如北京猿人，但與尼安德特人的眶上溝相似。現代人一般不見此溝，不過亦有例外的，如爪哇猿人時代較北京猿人早，而眶上溝却較淺。總的來講，人類眶上溝形態的不同可作爲人類所處的時代一個標誌。馬壩人的眶上溝和尼人相似，它提示馬壩人與尼人處於大體相近的時代。

　　馬壩人的額骨正中矢狀弦長，弧長與弦弧指數均與大荔人相近。馬壩人三者的數目爲115.6、134.0和86.3。而大荔人三者的數目對應爲115、136和84.6。馬壩人額骨扁塌使此指數較大，眉間區向前突起使此指數變小。馬壩人的額骨較北京猿人膨隆，眉間區也比較向前突，因此這一指數比現代人和北京猿人都小。馬壩人的頂骨矢狀緣曲度與大荔人、許家窑人、北京猿人皆相仿，比中國的晚期智人稍弱，表明馬壩人的顱頂與前三者相近，比後者平扁。馬壩人頂骨的冠狀緣長短與大荔人相近，比許家窑人短得多，而曲度都不如兩者。

　　由此可見，從上述形態角度來看，馬壩人在粗壯度、顱容量和眶上溝深度等方面都比大荔人進步，只在眶後縮狹程度上似比大荔人原始。〔9〕

　　馬壩人與大荔人相近的地方還有不少，如顴骨蝶突的前外側面是朝向前方的；馬壩人的鼻骨側面角度較大，大荔人也是；馬壩人頭骨的額鼻縫和額上頜縫合成一條大約水平的淺弧。這一特徵北京猿人、大荔人以及中國晚期智人都大致如此。還有，馬壩人頭骨最寬處的位置中部稍後處，與大荔人相似，而尼人不同，它的最寬處的位置則偏於後方。以上的特徵，在尼人的頭骨上是找不到的。所以説明馬壩人是中國古人類連續進化鏈上的一員（吴新智等，1978）。而且與尼人之間有着地區的差别。

　　在此，研究者還發現，馬壩人的鼻骨兩側的内側部分合成一條細長隆起的脊，此脊見於大荔人和山頂洞人101號男性頭骨。奇怪的是，此脊亦見於菲律賓巴拉望島的塔那洞出土的兩萬餘年前的人類鼻骨上。研究者認爲這可能暗示中國與東南亞海島中的古人類之間有着一定的淵源關係。學者認爲，從人類輻射和最後一次冰期時期，水平面大幅度的下撤來看，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最後，吴新智院士還在《馬壩人在人類進化中的位置》一文中指出的，馬壩人亦存在一些與大荔人不同，而與尼人相似的特徵。

　　①　馬壩人的眉脊厚度與典型尼人接近，其形狀内側部雖稍增厚，却與外側部相差不大，即從内側部到外側部，眉脊厚度的變化較爲均匀。這一特徵與大荔人則不相同，大荔人頭骨的眉脊中部特别厚，因此眉脊上緣呈人字形，而馬壩人和尼人的眉脊上緣却呈與其下緣大致平行的弧形。但這種結構現象，在非洲贊比亞的布羅肯山人和歐洲希臘的佩特拉朗納人的眉脊上看到，他們都較厚，而且上緣接近人字形，不呈弧形，與大荔人相似，同時這兩種人的年代與大荔人相當，被看成可能是尼人的祖先類型。因此，研究者認爲這一結構變化只説明是一種年代上的發展趨勢，而不一定説明在人種上有何親緣關係。

　　②　馬壩人的右側眼眶的邊緣下緣小段外均保存，復原出的眼眶是比較高的，這點特徵與尼人相似，與大荔人不同。同時，馬壩人的右側眼眶的外側緣及下緣尚保存而且顯示是有鋭稜的，不圓鋭。這點與尼人較相似，而與中國許多古人類化石不同的。

　　③　馬壩人的眶間寬比大荔人狹得多，與尼人相近。

　　爲什麽會出現這些不同的特徵，研究者認爲似乎可以考慮是否由於中國和歐洲兩地區之間在這個階段人群間有過交流的發生。

　　對於上述的對比研究結果，吴新智院士認爲，馬壩人是我國古人類一脈相承的進化鏈條上的一環，可能是我國早期智人中較晚的類型。他保留有中國古人類的一些共同特徵，形態上與歐洲的古人類有較明顯的不同，同時還有個别特徵使人聯想到與歐洲古人類之間的基因交流的可能性（吴新智，1988）。〔10〕

　　我國另一位著名的古人類學家吴汝康院士認爲，馬壩人的發現有着重要意義。從地區上來説，我國的早期智人化石多發現於華北地區，僅長陽人化石發現於華中地區的湖北省，馬壩人化石在1958年發現時是華南地區唯一的早期智人化石，三十年後的今天，它仍是華南地區唯一的早期智人化石（近期在廣西崇左江洲木欖山智人洞發現的人類化石可能打破其唯一）。從化石材料上來説，馬壩人頭蓋骨化石保存的部分僅次於金牛山人頭蓋骨和大荔人頭骨，而遠比我國其他的早期智人如許家窑人、長陽人和丁村人化石爲完整。所以馬壩人化石的發現不僅擴大了我國早期智人的分佈範圍，而且填補了地區上和我國華南人類進化系統上的空白（吴汝康，1988）。〔11〕

　　上海自然博物館人類學學者黄象洪先生研究了馬壩人化石後認爲，吴新智院士所指出的馬壩人具備的一系列特徵，證明馬壩人頭骨的蒙古人種的種族特徵是比較明顯的，是具有“南方”地望的早期智人，它是支持我國人種起源於南方的有力證據。

　　另外，馬壩人和大荔人具有如此多的相似性，也可以説大荔人同屬於南亞型的蒙古人種，和馬壩人一樣同是起源於南方。加上顱指數、顱長高指數、上面指數、鼻指數、眶指數、面部突變指數、總面角等七項指數來看，可以證明黄種人種係類型或地區類型的分化趨向都是由南而北發展形成的（張掁標，1981）。因此黄先生認爲，自更新世以來，我國没有發生過廣泛的大陸冰川，大片地區氣候温暖。東洋界的動物群分佈到遠比現在秦嶺——淮河分界綫以北地區更遠。從元謀直立人以後，一批又一批的先民由南向北遷徙，到達並繁衍於黄河流域，以至整個華北。新石器時代前後，和北亞的先民相遇、混雜，形成我國古代的華夏、東夷等民族。而在廣大的南方地區則是“百越雜處”的情景。我國古代種係類型分佈的這種狀况，大概要到秦漢以後才趨更廣泛的融合。因此人們可以認爲，我國的人種起源於南方。有了人的存在和發展，那麽由人創造的文化當然一樣的形成和發展。所以通過上面幾位學者的研究結果的介紹，馬壩人及其文化在珠江文化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就一清二楚了，不僅如此，它對整個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也産生了深遠的影響。〔12〕

　　第五節　柳江人及其文化對珠江史前文化的重大影響

　　柳江人頭骨化石和其他肢體骨骼化石發現於廣西柳江縣新興農場裏面一個名叫通天岩附近的一個岩洞中。那是1958年9月中旬的事，當時農場工人在通天岩一帶挖洞穴裏的岩泥做肥料，在洞口不遠的由鬆散的石灰岩角礫組成，中間夾着沙和土顔色灰褐的堆積層，人們從中發現了一個較完整的人頭骨化石（缺下頜骨）。後來繼續往裏挖，到了進深10米左右的地方，又發現了脊椎骨、盆骨及肢體骨等化石。總共19件之多，其中包括顱骨1件，完整的胸椎4節，並連着長短不同的肋骨5段，全部腰椎5件，骶骨1件，右側髖骨1件，左、右側股骨各一件。與此同時，一批動物化石也相繼被發現。特别是在距顱骨出土地方約4米處，發現了一個較完整的熊猫頭骨化石，這對斷代很有意義。研究者根據這批人類化石的形態結構特徵，其顱骨的主要骨縫都已經有中等程度的癒合，牙齒已有相當程度的磨損，第一臼齒的磨蝕程度達Ⅳ級，因此，估計其年齡在40歲左右。再根據其整個顱骨中等大小，眉脊較粗壯，眉間部較厚實，額部稍向後傾斜，額結節不明顯突出，肌脊較弱，乳突部粗壯，但乳突較小。加上骶骨寬度中等，上部曲度平緩，下部彎曲度增大，月狀關節面向下延伸到第三骶椎水平位置上。上述的一切特徵都明顯地屬於男性的，因此研究者認爲柳江人化石屬於男性個體。不過那兩件顔色較深的股骨，由於表現較纖細，股骨嵴的發育程度和女性者相似，所以有學者認爲兩件股骨屬於一女性個體（Wolpoff，1980）。

　　關於柳江人的形態特徵，可以作如下的介紹。

　　①　顱骨——保存基本完整，僅兩側觀弓部分斷裂缺失；從頂面觀察，顱骨呈卵圓形，最寬處在1/3處，額結節和頂結節不顯著，枕部向後突出。從底面觀察，柳江人的枕脊不發達，枕骨鱗部明顯肥厚，呈髮髻狀，枕骨大孔開口向下，略朝向前方。從側面觀察，眉脊明顯可見，兩側顳鱗部較高，頂緣呈弧形上曲，與現代人相似，由此可見，其生存年代不會太早。還有，從左側保存的顴弓根部來看，顴弓較細，位置基本上與眼耳平面在同一水平上，這點與現代人相似。不過其兩側的外耳門均呈橢圓形，長軸在垂直方向。顳區骨縫爲窄H型。如果從前面看，柳江人顱骨是比較低平的，額部比山頂洞人顯得豐滿，但仍向後傾斜。他的眉脊外側端較厚，兩側眉脊在中間不連續。

　　面部較短而寬，上面指數爲48.5，屬闊上面型。眼眶寬闊而低矮，左、右側眶指數分别爲68.3和67.3，均屬於低眶型。同時，柳江人的鼻骨寬大，鼻梁略凹，鼻根點並不低陷。鼻指數爲58.5，屬最闊鼻型，梨狀孔下緣圓鈍，比較低凹。鼻前窩很淺，鼻前棘較小，没有明顯的犬齒窩。柳江人的顴骨相當大，略向前突，但前突程度不如現代蒙古人種。而他的下頜窩較大，比現代人的長而寬，左側下頜窩較深。兩側均無盂後突。顳部鼓板與正中矢狀面類角爲85度（左側）和80度（右側），柳江人的乳突細小，明顯偏向内側。乳突脊較弱。乳突切迹爲一條窄而淺的溝。他的上頜骨顴突與顴骨交接處有明顯的轉折。以上的特點都是與蒙古人種特别是東亞類型和南亞類型尤其相似，這些特徵與晚期智人階段的化石人類相似的較現代人相似的多。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從牙齒特徵和測量數據上可以進一步作出判斷。

　　②　牙齒——柳江人只有上頜骨，所以其上頜齒列基本齊全，只缺失左上内側門齒，牙齒中等大小，呈馬蹄形。腭長45.0毫米，腭寬36.0毫米，腭指數爲80.0，屬中腭型。這些都屬晚期智人的變化範圍。

　　從下面的測量數據，人們亦可看出一些問題。如顱骨的全弧長爲374.0毫米，額骨弧長爲136.5毫米，遠大於全弧長的1/3（124.7毫米）。而柳江人前囱點的位置比較靠後，不像現代人前囱點在全弧長的1/3處。這説明柳江人的顱骨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另外，柳江人顱骨的兩眶外緣寬爲98.8毫米，兩眶外緣點的矢高（n⊥ek-ek）爲15.5毫米，額指數爲15.7與現代中國人的額指數比較接近。還有，柳江人顱骨的鼻顴角爲143.5度，小於蒙古人種的變异範圍(145-149度)，大於歐羅巴人種(135-137度)和澳大利亞-尼格羅人種(140-142度)。柳江人的鼻顴角介於蒙古人種與尼格羅人種之間。况且柳江人的總面角86度，屬正頜型。鼻面角爲89度，齒槽面角爲75度，較現代蒙古人種一般要下，表明柳江人齒槽突頜的程度比現代人明顯。

　　綜觀上述的特徵和測量結果，可知柳江人顱骨帶有一定的原始性狀，因爲大部分的特徵都與晚期智人相似，並與現代蒙古人種相似，不過，又具有一些與尼人接近的特徵，不過這些特徵與西方人種的區别還是很大的。所以不少人類學家認爲柳江人化石所顯示的特徵表明他屬於晚期智人類型。是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時代比較早的晚期智人化石，是處於人種分化即將最後確定時候的智人化石。因此很可能是現代黄種人的直接祖先。另方面也顯示，在這個時間内，世界各人種間早已有文化以及遺傳物質上的交流。

　　最後，關於柳江人的年代，人們可從兩方面來考慮。一方面是和人類化石同時出土的哺乳動物化石；另方面可從絶對年齡測試結果來看。前者一共發現了9種動物化石，其中具有斷代意義的種屬是大熊猫（Aieuropoda melanoleuca）、東方劍齒象（Stegodon orientalis）、中國犀（Rhinoceros sinensis）、巨獏（Megovtapirus sp.）。這些都是華南地區更新世中、晚期的“大熊猫——劍齒象動物群”中主要的組成成員，現在與晚期智人共存，所以其年代應爲更新世晚期。但和這批同時出土的動物化石，如豪猪（Hystrix sp.）、熊（Ursus sp.）、猪（Sus sp.）、以及牛（Bovidae gen.et sp.indet.）和鹿（cervidae gen.et sp.indet）都是不能很確定的種屬。不能確定爲現生種，這樣一來，其相對年代如果説是很晚這是不可能的。至於絶對年齡的測定結果，用鈾係法測年，其結果爲距今6.7＋0.6－0.5萬年（這是上鈣板層的），取動物牙化石測得結果，最小者爲距今10.1＋0.6－0.5萬年。餘者3個數據均超過10萬年（原思訓等，1986）。由此看來，柳江人的年代應該比馬壩人晚不了多少，所以前面把柳江人認爲是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時代比較早的晚期智人化石是正確的。可惜一點是，柳江人遺址同層位出土的没有其他文化遺物，石器、骨器、用火遺迹都没有，難於瞭解柳江人時期的文化特點和社會狀態。　但柳江人化石的完整性，在整個珠江流域内是最好的，他爲研究整個珠江流域古人類的演化和現代人的起源提供了完整的實物資料。再加上珠江流域内先後發現的人類化石和文化，如貴州黔西觀音洞文化、盤縣大洞文化、廣西柳江咁前洞文化、來賓麒麟山人、桂林寶積岩文化、柳州白蓮洞文化、廣東封開羅沙岩文化、峒中岩人文化、黄岩洞人頭骨化石及其文化、香港黄地峒文化等等。就把珠江流域從直立人晚期至晚期智人一直到現代人各進化環節及其文化的系統演化關係清晰地反映出來，而柳江人成了一個承上啓下的作用。如果没有柳江人的發現，只有上述衆多的零散的人類化石也不足以説明問題，難以全面地把所有結構特徵顯露出來。由此可見，珠江流域的遠古人類和馬壩人、柳江人及其同期文化的發現對珠江文化的系統研究是甚爲之重要。〔13〕

　　古人類體質結構的進化，是人類文化發展的體現。不同階段人類的形態特徵變化的軌迹也是人類早期文化發展的軌迹。

　　注釋:

　　〔1〕理查德·利基著，吴汝康、吴新智、林聖龍譯：《人類的起源》，7～16頁，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

　　〔2〕賈蘭坡：《中國古人類大發現》，24～25頁，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4。

　　〔3〕賈蘭坡：《有關人類起源的一些問題》，載《舊石器時代考古論文集》，211～218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4〕張鎮洪：《現代中國人起源的考古學研究》，載《嶺南文化珠江來》第三編168～196頁，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6。

　　〔5〕吴新智：《關於中國人起源的新思考》，載《“元謀人”發現40週年紀念會暨古人類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93～96頁，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2006。

　　〔6〕李輝：《百越遺傳結構的一元二分迹象》，載《廣西民族研究》，70卷 4期60頁，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7。

　　〔7〕賈蘭坡：《元謀人及其文化》，載《中國遠古人類》87～88頁，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

　　〔8〕衛奇：《華南舊石器考古地質》，載《紀念黄岩洞遺址遺址發現三十週年論文集》，154～156頁，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1。

　　〔9〕吴新智：《中國的早期智人》，載《中國遠古人類》第三章35～36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

　　〔10〕吴新智：《馬壩人在人類進化中的位置》，載《紀念馬壩人化石發現Ⅲ週年》，3～7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11〕吴汝康：《馬壩人化石在我國人類發展史上的重要意義》，載《紀念馬壩人化石發現Ⅲ週年》，1～2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12〕黄象洪：《馬壩人的種族特徵——試談我國人種起源於南方》，載《紀念馬壩人化石發現Ⅲ週年》，7～8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13〕吴茂霖：《中國的晚期智人》，載《中國遠古人類》第四章，49～58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