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流域的史前文化發展到中石器時代更加發達，因爲在中國境内南北兩大文化圈中，能够代表南方區域的中石器文化也只有珠江流域的遺址最爲突出和典型。衆所周知，幾大曆史事件：農業起源（南方的稻作起源）、家畜飼養起源、陶器的起源、原始宗教和原始藝術的起源、種族分化最後的確定，在珠江流域都可以找到其代表性的文化遺址，而且這是迄今爲止可算得上全國最早的。現作逐一的介紹

　　第一節　珠江流域中石器文化的特色

　　珠江文化經過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的强勢發展，在更新世晚期末，全球性最後一次冰期行將結束，全新世即將開始的時候（即距今1.2萬年前），在大環境强烈變化的形勢下開始進入中石器時代。在歐洲，中石器時代的劃分是很清楚的，其文化特點也很明顯。

　　早在30年代，英國著名的考古學家G·克拉克在他的兩部重要著作《英國的中石器時代》（1932年）和《北歐的中石器文化》（1936年）中確立了“中石器時代”在考古時代劃分上的地位，使“中石器時代”及其文化内涵得以確定。這個概念的確立是依據歐洲當時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而定的，它有一定的發生、發展和認識過程。最先由於在法國南部地區，一系列舊石器時代遺址和瑞士湖居遺址的發現，從而樹立了歐洲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代表，與此同時也在地層上發現了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之間的缺環。具體的是指，當以馬格德林文化爲代表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狩獵者，隨着更新世最後一次冰期的消融，而追隨他們的狩獵對象向北遷移的時候，但來自西亞的農業文化此時並未遍及歐洲，在此間就存在着文化上的間斷。後來，在法國的一些遺址中發現了一種文化堆積，它們比馬格德林文化晚，但又早於作爲當地新石器時代代表文化的羅本豪森文化，其中最早的一項發現是E·皮埃特於1887年在法國南部的比利牛斯山山麓阿齊爾遺址中發現的地層叠壓現象。在馬格德林文化層之上的兩個文化層中，發現了用鹿角作材料制成的魚叉，用紅赭石顔料綵繪的卵石，還有赤鹿和野猪的骨骼，根據其文化面貌是無法歸入舊石器時代或新石器時代的。比此項發現更早的是來自1879年E·維耶爾在法國埃納省的塔登諾阿遺址的考古發現，小型的幾何型細石器是這遺址的文化特點。這類遺址在其後的日子裏，在相當大的範圍内不斷地被發現，這樣更引起人們的注意。類似的情况也出現在歐洲北部。最早引起注意的是丹麥的所謂“貝丘”遺址。當年J·斯騰斯特魯普和J·沃爾賽之間的辨論，就是代表了當時科學界對北歐所謂“舊石器時代或新石器時代之間空白”的認識。

　　這種認識是從認爲“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之間有“空白階段”逐漸進而承認這一階段是歐洲大部分地區實際上存在着一種人類文化。但在時代劃分上仍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這種觀點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在理論上得以闡明，確認在歐洲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之間存在着一個“中石器時代”，屬於這一時代的文化，稱爲“中石器文化”。

　　根據研究的結果，歐洲中石器文化内涵是包括如下的概念：從時代上講，始於更新世最後一次冰期之後，即屬於全新世，結束於農業之前；歐洲中石器時代的文化源於歐洲本土的舊石器時代文化；絶大多數的歐洲的中石器文化没有發展成爲新石器時代農耕文化，但在一定程度上與其有關連，甚至有相當大的影響；這一階段最重要的變化是冰期的凍土及草原，樺木及松木林讓位於以橡樹爲代表的落葉林；馴鹿、野牛、野馬及其他食草類大型動物减少，代之而起的是赤鹿、牝鹿，最後除了野猪而幾乎没有大型哺乳動物；海洋水位的變化，由於冰川消融而使大洋的補給海水量大大增加，水位逐漸上昇；“中石器文化”最典型的石器特徵是石斧製作的改進技術，小型幾何型細石器及複合工具的出現，這就是歐洲中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文化的特點。

　　但在中國，情况又如何？關於“中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文化”的内涵及對此問題的界定又如何？在此不妨回顧一下。〔1〕

　　不可否認，中國的考古學中許多概念性的東西都來源於外國尤其是史前考古，不少概念是沿用或者借鑒於歐洲考古所使用的名稱。把中國一些考古發掘中發現的文化用歐洲的文化名稱命名，如什麽莫斯特文化等，把中國的各類石器也用歐洲的石器類型命名來稱呼，如勒瓦婁型技術和石器等等。造成這種局面有歷史的原因，這對促進我國當時剛起步的考古學是有一定幫助的，也是相當必要的。“中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文化”的概念也是以同樣的方式被引進我國考古學中的。

　　早在1926年，美國人N·納爾遜從張家口出發作外蒙古考察時，他在劃分蒙古西部的年代序列時就已經提出“中石器時代”階段的概念。1932年樑思永在一篇題爲《遠東考古學上的若干問題》的論文引用過納爾遜的劃分法。到1936年鄭師許在《學術世界》雜誌上發表了《中石器時代之研究》的論文，第一個直接談到中國的中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文化。直到40年代初期，中國史前考古的老前輩斐文中先生在《史前考古學基礎》一書中也只能簡單地説：“中石器時代爲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之過渡期，爲時甚短。”無法作更詳盡的介紹。其原因是很清楚的：一來由於當時我國的考古工作還處於一個起步階段，還没有發現具代表性的中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同時在研究工作上也剛剛開始；二來歐洲關於“中石器時代”所提出的理論也瞭解和研究　得不够，怎可能對此問題有一個明確的看法？更不可能對“中石器時代”及文化内涵的概念提出明確的界定，這點是可以理解的。

　　20世紀50年代，中國考古研究受到來自蘇聯考古界的影響。關於“中石器時代”及其文化的概念也基本搬用蘇聯考古學的概念，稱爲中石器時代（原始社會史上的這一階段約在距今12000～5000年間）。在中石器時代，人類大大地向北方，即過去爲冰期所覆蓋的地區遷徙。另外，新石器時代的起始標準影響着中石器時代下限的劃定。蘇聯《考古學通論》認爲：“新石器時代是從陶器的出現開始的。……關於新石器時代早期是否有畜牧業與農業存在的問題，在科學上是有争論的。”

　　中國的學者就是在這樣的理論影響下，開始了我們對“中石器時代”及其文化的研究工作。直到70年代末期，我國有些考古教材中對“中石器時代”及文化的界定是這樣的：“在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之間，還存在一個過渡階段，叫‘中石器時代’，在這個階段中，人們發明瞭弓箭，但還不會製造陶器。”人類學家吴汝康先生在一部論及人類發展史的著作中，把中石器時代作爲人類發展的普遍階段，並對此作出這樣的界定：“中石器時代特徵之一是人們廣泛地使用了弓箭。……中石器時代文化的另一項特徵是人們廣泛地使用鑲嵌工具。……由於弓箭和其他複合工具的製造和大量使用，促進了生産效率的提高，於是人們的經濟生活起了變化。這種變化是逐漸過渡的，就是原來的采集者和獵人的生活開始向耕作者和牧人的生活過渡。”

　　此時，中國發現的屬於中石器時代的遺址也多起來，除了30年代發現的哈爾濱顧鄉屯遺址、札賚諾爾遺址和廣西武鳴縣的苞橋、芭勛、騰翔和桂林市郊等四處洞穴遺址外，陸續發現陝西大荔沙苑、河南許昌靈井上文化層、山西沁水下川、西藏聶拉木縣亞裏村、黑龍江海拉爾松山等遺址，爲研究中國中石器時代及其文化諸問題增加了新材料。但是在研究過程中，仍然未能取得共識。其中之關鍵問題就是對中國中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文化内涵的界定各説不一。如關於中石器時代年代上的上、下限問題，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爲中石器時代下限可能屬於全新世，其上限是更新世之後，全新世開始。這種看法和歐洲中石器時代的上限界定是一致的。但也有的認爲，更新世晚期也含有中石器文化，因此其上限並不局限於地質年代上的全新世，這與更新世最後一次冰期所引起的氣候變化不一定有必然聯繫，甚至有的把下限界定在更新世晚期，如許昌靈井遺址的報導就屬此例。這種界定與歐洲中石器時代的界定有較大的區别。關於下限，一般都認爲不與陶片和磨光石器共存是其主要標誌。近年來隨着農業起源問題研究的深入，也有人指出，中石器時代是農業産生之前的階段。這一點與歐洲中石器時代下限的界定基本一致。可是就歐洲中石器時代下限的這一界定，也没有完全具有普遍意義。因爲在東南歐的一些地區，仍然發現了不與陶器共生的所謂“前陶新石器時代”階段，但這一階段較之西亞相對短些。這樣一來，用不與陶器共生和農業生産出現這兩者來作爲中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的界限標準似乎還有探討的餘地。這種情况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人多地廣、生態環境多樣化的文化區域，很可能在某些區域内存在着類似於歐洲的發展模式。但也極有可能不一定象歐洲那樣具有相同的發展模式。鑒於這種情况我們對中國的中石器時代及其文化内涵界定就必須采取慎重的態度。如果簡單地想用一個模式去套，可能會導致失敗。

　　研究者認爲，對於中石器文化内涵的界定問題是直接解决所謂“中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文化”問題的關鍵。根據現在掌握的材料可以證明，不管人們怎樣看，在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之間，一個過渡時期的存在是客觀的，這個過渡時期存在的時間長短，在世界上各個不同地區是不可能相同的。就算在一個大地區内的不同小地區裏也有明顯的差异。造成這種狀態，其原因頗多，但主要的還是各地區不同的生態環境所造成。因此，這個過渡時期的開始和結束，在年代上只能是一個大概的時候，即開始於世界上最後一次冰期行將結束的時候，而結束於全新世早期階段。但世界性最後一次冰期是指亞洲的大理冰期和歐洲的維爾姆冰期、北美洲的威斯康星冰期、非洲的井布爾雨期。這些冰期的高峰期是距今大約四萬年前，過後氣温逐漸回昇，到了大約距今一萬年前，地球的氣候才開始了冰後期的氣候環境。這是一條全球性氣候變化的粗綫條。其實早在距今三萬多年前，隨着冰期高峰期的過去，冰川開始消退，全球性的氣候回昇，可以想象到，在地球高緯度和低緯度地區，冰川覆蓋的厚度和消融的速度，由此而帶來的氣温的變化都不可能一樣的。南北之間相差一千幾百年並不奇怪。所以，在這時期生活在地球各個不同角落裏的古人類，因爲適應新環境而引起他們的生産活動的變化也是不可能完全同步的。時間上有差异，所産生的文化也不可能完全一樣，因爲冰後期所形成的新環境也不同。這會直接影響到文化類型的形成和發展。

　　如果用這個觀點去理解和解釋在過渡時期，世界各地所發現的各種不同類型文化，它們之間的差异以及與所謂“中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文化”概念界定的矛盾就容易些。不管是西亞地區或者是東南歐地區及其他地區，其結果都是一樣的。客觀上是這樣，過渡時期長，中石器時代的特徵明顯，中石器文化存在比較豐富，便於研究也便於人們接受。過渡時期短暫，中石器文化存在少，中石器時代的特徵不甚明顯，難於與上、下文化時代區分。但不可否認，在文化特點上還是有差异的，不然爲什麽不直接劃歸舊石器時代或新石器時代，而又要劃出一個“後舊石器時代”和“前陶新石器時代”呢？這種劃分本身就承認了差别的存在，而且不是小差别，是一種可以獨立成代的差别。

　　因此，研究者認爲，我們不必爲此而傷腦筋，一定要尋找一個共同的模式去套它們。我們可以通過研究在這一時間空間上，各個不同地區，生活在不同的生態環境中的人們，他們所從事的與大自然作鬥争來求生存中所進行的一切，從中找出其共同點和差异點，再反過來和生態環境變化的規律對照，深入瞭解它們之間的關係。這樣對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文化發展的研究，對其文化内涵的界定都不會很難。正因爲人們遵循着這一原則，贊成要用具體情况具體分析的方法來進行研究，而不贊成用單一的模式去套，不贊成只把使用細石器工具的文化纔可歸到中石器文化中來。根據近十年來對南方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研究，對過去已發現的屬於中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的研究，聯繫南亞和東南亞地區以及中國北方地區同期文化的對比研究，人們認爲對中石器文化内涵應該這樣界定：〔2〕

　　① 這種文化只存在於舊石器時代晚期末一直發展到全新世早期前一階段。即是最後一次冰期結束，冰後期開始的早期階段，結束於農業出現之前。

　　②　其主要的社會經濟類型是漁獵和采集，采集已發展到水邊，變成後來的大量撈捕，所以爲後來貝丘遺址的出現創造條件。在内陸地區，狩獵經濟由於工具的改善而有較大的發展，與漁獵和采集經濟形成一種綜合型經濟。這種經濟類型的改變與當時的生態環境變化有直接關係。

　　③　生産内容和方式的改變必然帶來生産工具的改革。漁獵和采集以及捕撈要求大量的竹木器工具，所以適合加工這類工具的石器工具就應運而生。大型非陡刃礫石工具早在南方地區存在，但它不適宜進行竹木器工具的加工，後來的陡刃礫石工具的産生就是在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北方地區細小型石器向細石器轉化和發展，複合工具的大量使用，也是狩獵經濟在中石器時代新的環境下發展的必然結果。

　　④　這個時期的文化和歐洲中石器文化一樣，都不具有制陶工業。農業和畜牧業均處於萌芽階段。個别地區由於生態環境允許，已産生了集中采集經濟，所以在其文化内涵中出現石磨盤、杵臼和石鐮之類工具就一點也不奇怪，但不具備普遍的意義。

　　⑤　原始藝術和宗教觀念已出現，這是中石器文化的特徵之一，也是一種臨界性文化必然具有的特點。就是向新石器時代文化過渡的臨界文化。

　　⑥　社會結構開始由遊動群體走向半定居或定居生活。這象徵着原始群的解體，氏族社會的開始。

　　上述是中石器文化内涵的界定和文化特色。下面將全面介紹近十年來在珠江流域内考古的發現和研究成果。

　　第二節　珠江流域中石器文化代表性遺存

　　隨着廣西武鳴縣苞橋A洞、芭勛B洞、騰翔C洞、桂林D洞等一系列洞穴遺址的發現和研究，裴文中教授首先拉開了珠江流域地區中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文化研究的序幕。但由於從這些洞穴遺址中發現的文化遺物，與北方地區發現的那套以船底形石核和小石葉爲代表的細石器文化所象徵的中石器文化格調不一樣，因此，對這些文化遺存的確認，一直處在反復之中，有時把它們劃歸舊石器時代晚期末，有時把它們劃歸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亦有人認爲應該屬於中石器時代的文化。如果拿它們與歐洲那些典型的中石器時代文化相比，就顯得更加相距太遠。

　　可是隨着南方田野考古工作的發展，這類遺址的發現越來越多，如廣西賓縣蓋頭洞、柳江思多岩、陳家村、崇左矮洞、柳州白蓮洞、大龍潭鯉魚嘴下層、桂林穿山月岩東岩洞、桂林甑皮岩下層；廣東的陽春獨石仔下層、封開黄岩洞、羅沙岩上層，英德青塘朱屋岩和雲嶺牛欄洞等等遺址。這類文化遺址既有分佈在溶岩地區的洞穴内，也有分佈在大小河流的階地上，甚至有些以貝丘遺址形式出現。

　　這類遺址目前集中分佈在珠江流域各大、小支流沿岸。這類遺址出土的石器工具是一套陡刃的礫石工具，大中型者居多，石片型和小型者甚少。地層中多少見有各種貝殻與之共存，骨角器常見，在少數遺址中有石磨盤和杵臼之類工具出現；還有穿孔石器；刃部磨光的石器偶有發現。没有真正陶器共存。有獸骨共存的遺址中，青壯年獸骨所占比例昇高，但具有明顯家養動物特徵的獸骨少見，水産捕撈或采集及漁獵的經濟形式表現明顯。

　　在石器工具加工上，陡刃的礫石工具與屬舊石器時代的含手斧形礫石工具比較，其加工技術大大提高一步，表面來看，均是用錘擊法直接加工而成，但它是經多次加工而成的，所以其刃部相當陡，加工時留下的石片疤呈復瓦狀或魚鏻狀排列。這是與舊石器時代的礫石石器加工技術上的差别，也是技術上進步的表現。

　　由此可見，這類文化遺址的特點既不同於舊石器時代的文化特點，也有别於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特點，同時又與我國北方地區被定爲中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的文化特點不同。但存在的年代正處於世界性最後一次冰期行將結束時（即更新世末期）和全新世早期階段。

　　經綜合研究，珠江流域具有代表性的中石器時代文化遺址有：

　　（1）　廣西柳州白蓮洞遺址

　　白蓮洞遺址位於柳州市東南郊都樂白麵山南麓，洞口向南，高5～6米，洞内寬約18米。洞口高出地面約27米。山前是一片開闊的溶蝕平原，背後及兩側是間斷的石灰岩孤峰和峰林式丘陵。

　　遺址發現於1956年，1973年——1982年間先後多次進行發掘，取得十分豐富的文化遺物和動物遺骸。1987年發表的研究報告確認遺址文化堆積包含有三期文化。〔3〕

　　第一期文化以打制石器爲主要内涵，包括有礫石石器工具和佔有大比例的燧石石器。礫石石器器類有敲砸器、砍砸器、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狀器等；燧石石器均爲小石片工具，有刮削器、尖狀器等。這些石器工具，礫石石器以單面打擊爲主，小型燧石石器有細石器風貌。共存動物群爲“大熊猫——劍齒象動物群”，並有晚期智人牙齒化石。堆積中含螺殻略少。測年數據爲距今26680——28000年。時代爲舊石器晚期。

　　第二期文化以原始穿孔石器與刃部磨制石器爲主要特徵，並有衆多細石器風貌的燧石小石器。這一期仍有較多的打制礫石石器，包括敲砸器、砍砸器和刮削器等，燧石石器有三稜狀的刮削器或箭鏃、復刃和直刃的刮削器、尖狀器、箭鏃、雕刻器等。磨刃石器有切割器。穿孔石器爲兩面琢鑿成孔後再加磨孔壁。本期文化可見礫石石器和燧石小石器均繼承了第一期文化的石器工業傳統，新出現的是箭鏃和雕刻器，而穿孔器與磨刃器也是新發展的石器工藝，顯示了石器製作工藝較前有了劃時代的進步。共存動物群爲“現代哺乳動物群”，地質時代當屬全新世。堆積中含有較多螺殻，14C測年數據爲19910年，推斷該期文化爲中石器時代，距今1萬年前後。

　　第三期文化以穿孔石器、磨制石器與陶片共存爲特徵。多見礫石石器、少見燧石石器。礫石石器亦見敲砸器、砍砸器、石核和石片刮削器、尖狀器；燧石石器則僅見尖狀器與石片。磨制石器數量很少，有錛，通體磨光，穿孔石器的孔壁加磨光滑。這都是本期工藝進步的表現，尤其是陶器的出現，更是新時代到來的標誌。本期共存的動物群同樣爲現代哺乳動物群。堆積中含大量螺殻。測年數據爲距今7080——8000年，這是較晚層位的數據，較早層位的年代當晚於11670年。依此，本期文化當在距今1萬年以内，而不會晚於7000年，屬新石器時代早期。

　　白蓮洞遺址的打制石器，可分屬於兩個系統，一是礫石石器，以簡單的單面打擊爲其基本特徵。二是燧石小石器，具有細石器的風貌，可能與華北的細石器及廣東西樵山的細石器工藝屬同一傳統。就礫石石器工藝而言，白蓮洞一期文化，可能源自於廣西桂林寶積岩遺址，它們共存的動物群均爲華南大熊猫——劍齒象動物群，地質時代同屬更新世晚期，考古年代爲舊石器晚期後一階段。白蓮洞二期文化的測定數據與獨石仔下層文化相近，兩者均見大量的打擊礫石石器和對鑿穿孔石器，伴存動物群爲現代動物群，但獨石仔下層不見磨刃石器，且有屬絶滅種殘餘的犀和獏，故白蓮洞二期文化的年代似應晚於獨石仔下層，而與獨石仔中上層文化的面貌更爲接近，即兩者均以穿孔礫石器與磨刃器爲特徵。白蓮洞三期文化已出有陶片，含磨光石錛、打制礫石器和穿孔石器、骨角器等，當與甑皮岩遺址的早期文化和柳州鯉魚嘴遺址的年代接近。

　　由上可知，白蓮洞遺址有代表着三個階段的連續性的堆積，其間有承襲發展之關係，從中可探討華南舊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時代演變過程，尤其是白蓮洞二期文化，代表着過渡期的中石器文化。因此，白蓮洞遺址具有的典型意義是其他遺址所不能比擬的。

　　（2）　廣東陽春獨石仔遺址

　　獨石仔遺址發現於1960年，其後於1964年、1973年、1978年和1983年進行了四次發掘。已獲得遺物標本近500件，動物化石千餘件。〔4〕

　　獨石仔是雲霧山脈大塱山峰叢東面的一座石灰岩孤峰，高約50米。位於陽春市城區北面30公里。東經111°52′，北緯22°21′。遺址在獨石仔山東麓的洞穴，高出當地河水面10米，洞口方向120°，是一個裂隙溶蝕形成的山洞，高15米，寬2～8米，深40米，洞穴兩端較高，中部稍低，面積約200平方米。

　　遺址堆積有明顯的連續性，文化堆積可分上、中、下三層：

　　上文化層爲灰褐色砂土，是疏鬆的膠結體，最厚爲80厘米。出土礫石製作的打擊石器、磨制石器，還有骨器、石化程度較淺的動物牙齒、骨骼以及炭屑、灰燼、燒骨和大量人類食餘丢棄的螺殻。

　　中文化層爲灰黑色粘土，呈板狀膠結體，堅硬，厚約70～130厘米。出土少量打制石器和穿孔石器、骨器；有大量螺蚌殻和石化程度略深的動物牙齒、骨骼。

　　下文化層爲灰黄色砂粘土，無甚膠結，厚70～130厘米。出土打制石器、穿孔石器、骨器等，螺殻較少，有大量石化程度較深的動物遺骸。

　　經整理統計的石器有243件。其中打制石器227件，磨制石器16件，均用礫石製作。石料有砂岩、砂頁岩、泥質砂岩、石英砂岩、石英岩等，以砂岩最多。打制石器多不規整，打制方法簡單，多用單面單向打擊，多無第二步加工，器身多保留大部分礫面。器類有砍砸器、刮削器、石錘、石鑽等。其中又以下文化層所出的較粗糙和不規整，多數無修理面；而上文化層所出者少數有較好的修理面。有部分打制石器器身呈三角形，在一個邊打擊弧形刃緣，這是較規整的一種，其中以上文化層出土的形制略好，刃部有較過細的加工。這種器形其中器身較厚的，應屬砍砸器類；器身較溥的，應屬刮削器類。另見一種器身呈長方形，僅在一個短邊單面打擊出刃面，有的刃部打出梯級裂再加工修理，器身較厚重的，亦可能屬砍砸器類；器身較薄者，則可能用於刮磨。砍砸器類中還有一種爲長三角形，在稍寬的一端打出刃部。刮削器類多數直接利用石器的裂面爲刃部，不見第二步加工修理痕迹，故器形不規整。上文化層有個别是用礫石打下來的大石片加工出弧刃；下文化層則多用較大的或薄的石片來製作。還有部分略小的石　片，有的在刃緣有使用痕迹。

　　打制石器中還有7件“蘇門答臘式”石器，在扁體礫石有的一面保留原礫面，另一面均經打擊加工。其中2件爲盤狀器。器身一厚一薄，周邊打擊刃緣，厚者應爲砍砸器，薄者應屬刮削器。有2件器身較厚的，在器身打制出兩個刃面而呈雙刃器，屬砍砸器類；另3件器體較薄，均在一個邊緣打擊出較薄的刃緣，應屬刮削器類。

　　石錘爲圓柱形或扁橢圓形，器表有凹凸的敲砸疤痕。石鑽器身爲扁圓形，兩面有凹凸的坑疤，是敲擊的痕迹。

　　磨制石器包括穿孔石器和刃部磨制石器兩種。穿孔石器是用扁圓礫石中心一面或兩面鑿打穿孔制成。上層所出者多采用兩面鑿打後加磨方法進行穿孔，兩面孔徑基本相等；而下層所出者孔徑無規律，有的只經鑿打而未加磨，兩面孔徑不等。這類穿孔石器的器身多有砸擊疤痕，其用途亦有較多争議。刃部磨制石器僅見於上層，均體小，器形不規則，用石頭或小礫石製作，有長條形、不規整長方形或三角形等，刃緣均加磨成弧形，鋒利，器身或多或少進行加磨，個别磨制光滑，發掘者認爲這類石器是用於切割的工具。

　　總體觀察，獨石仔遺址的石器，已有部分略成型，如器體呈三角形的打制石器；並有基本組合形式，如石錘、砍砸器、刮削器、穿孔器、切割器等，這些石器使用功能各异，雖然成形技術不成熟，但其器類還是清晰可辨。

　　骨器的數量不多，較成形的有一件，出於上文化層，用動物肢骨制成，前端磨出尖鋒，後端打擊不規整的雙肩和鋌，體扁圓且小。有幾件骨錐，其中1件器身瘦長，通體磨制，鋒稍鈍，是經使用所致，出於中文化層。另有一件出於下文化層，用動物下頜骨磨制而成，體扁，前端磨出鋭鋒，柄端稍缺，這兩件骨器加工較爲精緻。還有一些骨器體扁薄，在一側的前端磨出薄刃，可能是小型的切割用具。一件角器是用鹿角的角尖有刮磨痕迹，可能是角鏟一類器具。還有一些蚌殻，切割成三角形，有一個刃緣，這類蚌器多數是用蚌殻較薄的一端直接使用，看來是用作蚌刀，其造型和加工技術和廣西臨桂縣的廟岩遺址出的骨蚌器十分相似。

　　獨石仔遺址出土的動物遺骸，有牙齒、角和破碎的骨骼，各文化層均有，其中以下文化層所出最多。經鑒定，動物種屬有獼猴、馬蹄蝠、鼯鼠、板齒鼠、家鼠、小靈猫、金猫、長尾麝香狸、果子狸、南方猪獾、無頸鬃豪猪、中國黑熊、水獺、豹、犀、貘、、野猪、水鹿、麂、水牛等，其中犀與貘爲絶滅種，餘爲現生種。介殻的種屬有圓田螺、大川蜷、短溝蜷、蚌等。此外，還發現有魚椎骨和棗核。

　　人的材料僅發現一枚智人的左側第一下臼齒，判斷屬於一個青年個體。

　　獨石仔遺址文化堆積厚達2.8米，出土遺物之豐富，説明這是一處人類居住、生活相當長時間的居住址，又從遺物的種類可以判斷，漁獵和采集是獨石仔居民的生産活動。

　　各層遺物的特徵是：①石器原料均爲礫石；②石核石器多，石片石器少；③打制石器均爲單面打擊；④多數石器無第二步加工，只有少量石器較成型，且經過加工修理；⑤器形種類不多，有一些差异（A）：上層的打制石器較之下層要規整一些，加工修理亦略好一些；（B）：上層的穿孔石器亦較下層的規整，兩面孔徑大小相等，而下層者或孔徑較大，或兩面不等；（C）：刃部磨制石器僅見於上層，中下層均不見。上述這些共性和差异，表明各層之文化内涵同屬一個文化系統，其間有着承襲與發展的關係。

　　獨石仔遺址與廣東封開黄岩洞、英德青塘朱屋岩、廣西柳州白蓮洞、桂林甑皮岩、臨桂廟岩等遺址同屬珠江洞穴型文化遺存，其共同的特點是遺物中以打制石器與刃部磨制石器共存，且以打制石器爲主體。

　　獨石仔遺址的打制石器雖有些進步特徵，如少量有加工修理，個别趨於成型，但均係單面單向打擊，多無修理。典型器物不多。而上述的一些遺址有較之獨石仔遺址更爲進步的因素，如黄岩洞遺址，打制石器中出現兩面加工及交互打擊；甑皮岩的打制石器有不少是雙面打制，器形亦較規整。獨石仔遺址的磨制石器主要是刃部加磨，黄岩洞遺址的磨制石器更接近於通體磨制；甑皮岩遺址則多爲通體磨制，數量和器形種類亦較獨石仔遺址爲多，其穿孔石器亦更規整，且有數量不少的陶片。從器形觀察，黄岩洞遺址也有一些與獨石仔遺址相近的石器，如器體呈三角形的打制石器，這種較成型的打制石器，在越南和平文化遺址中也有發現，但數量極少。文化面貌的比較顯示，獨石仔遺址上層文化與黄岩洞遺址上層文化更爲接近，下層文化應早於甑皮岩等遺址，而與白蓮洞二期文化和廟岩下層相近。據年代測定，獨石仔遺上文化層距今11500年左右，中文化層距今爲14260～15350年，下文化層距今爲16680年。總的觀察，獨石仔遺址是反映珠江流域地區舊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過渡階段中最爲典型的文化遺存之一，其豐富的文化遺物及地層叠壓所反映的序列和演進關係，爲其他一些遺址所不及。

　　（3）　廣東封開黄岩洞遺址

　　黄岩洞遺址位於漁澇河兒口獅子山西南山麓，發現於1961年。遺址爲洞穴形態，洞向西南，高出附近地面10米。洞口高6米，寬5米。洞前是較開闊的溶蝕盆地，背面是連綿起伏的峰叢。洞内分兩層，上層爲廊道式，下層爲洞廳式。洞内有4處堆積含人類文化，除一處爲新石器晚期遺存外（不屬本節研究範圍），其餘三處爲含有打制石器或人類遺骸的遺存。

　　第一處是位於洞口廊道右側的灰褐色堆積，膠結鬆軟，堆積中含灰燼。炭屑、大量螺蚌殻和一些現生種脊椎動物骨骼。出土兩具人的顱骨，爲一成年男子和一個小孩。

　　第二處是位於廊道中部右側的淺灰色堆積，含螺蚌殻、炭屑，出土打制石英石片石器一件。

　　第三處是位於洞廳的堆積，面積較大，含灰燼、炭屑及大量礫石石器。伴生動物種類均屬現生種，有少量螺蚌殻。〔5〕

　　黄岩洞遺址出土石製品較多，標本近千件。石料多爲細砂岩，其他有石英砂岩、石英岩、花崗岩和板岩，均採自河灘礫石。可分爲打制石器、穿孔石器和磨制石器三類。打制石器占絶大部分，器形有砍砸器、刮削器、石鑽、石錘等。砍砸器中又有單直刃、雙直刃、多刃、端刃、圓刃、弧刃、端直雙刃、盤狀和手斧等。刮削器中又有凹刃、單直刃、圓刃、端刃、兩邊刃、斧形等。砍砸器與刮削器在器形上有相仿之處，只是砍砸器器身厚重碩大，刃面較陡，而刮削器器體略薄，刃面略平。這是同一加工製作技術的反映，這批石器大部分爲單面單向打擊，個别爲交互打擊。石鑽製作較爲精細。但陡刃砍砸器是經多次反復加工制成，這是加工技術進步的表現，而絶非原始落後的特徵。穿孔石器數量很少，用器身較厚者加工，中部穿孔，有兩面鑽孔加磨者，也有兩面鑿打鑽孔而未加磨者。磨制石器數量亦不多，僅4件，用礫石石片製作，均爲局部磨制石器，主要加磨刃部，較鋒利，器身保留較多打制疤痕。有一件磨制較光滑，顯示磨制技術已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這類磨制石器應屬於切割器，其功能主要用於切皮割肉或采集野生植物。還有礪石數量亦少，在器身較平的一面有明顯的磨蝕痕迹，看來是用於磨制石器的器具。

　　黄岩洞遺址的早期文化遺存的主要特徵是：①石器均係采用河礫石制成；②磨制石器爲局部磨制，加磨部位主要在刃部；③不與陶器共存；④伴生動物群爲現生種。

　　就石器的形態而言，黄岩洞遺址與陽春獨石仔遺址表現出更多的一致性。而廣西柳州白蓮洞、大龍潭鯉魚嘴遺址所見的燧石小石器在這裏一件不見，説明它們之間有明顯的區别。但它們所共有的礫石石器文化特徵，即打制礫石石器與穿孔石器、磨刃石器共存，表明它們有着一定程度的文化關係。黄岩洞遺址的測年數據並不很早，洞口堆積14C測年爲距今11930年，洞内堆積14C測年爲距今10950年，與鯉魚嘴遺址人骨、甑皮岩遺址早期、白蓮洞遺址中期的測年較爲接近，但晚於獨石仔遺址。而從文化面貌的比較來看，則與獨石仔遺址上層、白蓮洞遺址中期相近，與甑皮岩遺址第一期文化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黄岩洞遺址中的盤狀器，是沿礫石周邊單面打制，一面保留原礫面，另一面僅保留部分原礫面；也有將一面全部打擊，僅保留一面原礫面，這與東南亞地區的“蘇門答臘式”石器相同。手斧式砍砸器也與和平文化的手斧相近。這可能反映黄岩洞這類文化遺存與中南半島同期文化的交流有聯繫。當然，在總體文化面貌上，它們之間的差异點大於共同點。其共同點顯示，它們在相近的地理環境下有着相近的石器工業，並相互間發生影響，差异點則是各自有其文化傳統，製作石器工藝有各自的傳統工藝和承傳關係。這方面在另一節再進行深入的探討。

　　（4）　廣東英德青塘洞穴遺存

　　青塘洞穴文化遺存發現於1959年，至1961年間，發現了分佈於7個地點的10處文化堆積，其中包括有朱屋岩一處，仙佛岩二處，吊珠岩一處，獅頭岩黄岩門1～4號洞六處。1981年曾對朱屋岩進行試掘。〔6〕

　　事實上，青塘洞穴遺存中最有代表性的應是吊珠岩與朱屋岩兩處文化遺存，文化面貌與廣東陽春獨石仔、封開黄岩洞遺址有相似之處，顯然也處於從舊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過度的中石器文化階段，伴存的動物群種類與14C測年數據證明瞭這種分析。過去曾被作爲最典型的新石囂時代早期文化遺址，但細分析後，覺得將它歸入中石器時代後一階段的文化遺址更爲合適。

　　（5）　廣西桂林甑皮岩遺址

　　甑皮岩遺址發現於1956年，1973年進行發掘，其後又進行幾次發掘採樣工作。

　　遺址位於桂林市南郊一座高約60米的石灰岩孤山西南麓，洞口方向240°。洞内面積約200平方米。洞口高出洞外地面5米。洞前是一片較開闊的平地。遺址第三層爲新石器時代文化堆積，厚約1米，黄紅色與淺灰色土，含陶片、打制與磨制石器、人類遺骸以及大量動物遺骸，并發現有灰坑和墓葬。已清理的墓葬中，有10具爲屈肢葬，3具側身屈肢葬，2具爲二次葬。均没有墓坑。在出土的14具頭骨中，以老、幼者占絶大多數，其中至少有4具頭骨可看出有比較明顯的人工傷痕。

　　出土遺物較爲豐富，包括有石器、骨器、蚌器、陶器以及動物遺骸。〔7〕

　　石器分打制與磨制兩類。已出土的數量中大致各占一半。石料有石英岩、板岩、頁岩、砂岩和硅岩。打制石器絶大多數是單面打制，極少數用交互打擊，均爲河礫石石器。器類有砍砸器、盤狀器、刮削器、砧、杵等。磨制石器大都通體磨光，部分器身保留有打制毛坯時的疤痕。器類有斧、錛、予、穿孔石器、礪石等。穿孔石器爲對鑽穿孔。有的礪石上以及幾件圓形礫石有赤鈇礦粉末痕迹，説明有的礪石用於研磨赤鈇礦。

　　骨器的種類有魚鏢、鏃、錐、針、笄等。磨制較精細。魚鏢兩側各有三個倒鈎；鏃有雙翼，後有鋌；骨針有孔，孔對鑽而成，徑0.35厘米。

　　蚌器均作刀類，有穿孔者，也有不穿孔者，刃緣較鈍。

　　陶器的數量較多，均爲碎片，未能復原。以夾砂陶占多數，據試掘資料爲74%，泥質陶爲26%。器形可辨有罐、釜、盆、瓮以及三足器。手制、火候很低，陶胎厚薄不匀。陶器紋飾有細繩紋、粗繩紋、席紋、籃紋和劃紋。

　　動物遺骸的數量很多，其獸骨包含了相當數量的種群，經鑒定，有已絶滅或絶迹的亞洲象、秀麗灕江鹿、水牛；飼養的種有猪；其他還有小麂、赤鹿、梅花鹿、猴、蘇門羚、水鹿、豹、猫、椰子猫、食蟹獴、小靈猫、大靈猫、中華竹鼠、豪猪、褐家鼠、板齒鼠、猪獾、狗獾、貉、狐以及魚、龜、鱉、鳥等。軟體動物則有蚌、蜆、螺幾個屬種。

　　關於甑皮岩遺址的年代，曾引起學者們的很大的關注，並因此有許多争議。1976年發表的發掘簡報推斷爲“新石器時代晚期中較早的類型”，這是較保守的判斷。1980年，簡報的作者之一陽吉昌又將遺址的年代改定爲“新石器時代早期”。實際上遺址的文化内涵的確表現出較多的原始特徵，如有相當數量的打制石器，打制石器中以單面打擊爲主要特點，陶器以火候很低的夾砂陶爲多數。動物群的性質也顯示遺址的年代“可能相對較早”。但遺物中也有一些較進步的因素，如磨制石器通體磨光，骨器的製作較爲精緻，陶片中也有火候稍高的泥質灰陶等。而於1975年最早測出的14C年代爲距今13100±180年，這個數據較之當時的考古學分析偏老很多，令人難以置信。此後，爲進一步探討遺址的年代問題，北京大學考古專業14C實驗室與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4C實驗室聯合對甑皮岩遺址地層進行採樣分析，並於1982年發表研究報告，認爲遺址可分爲“早晚兩期”；晚期年代大約爲7500年左右，早期年代在9000年以上。它代表着華南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初期與早期形態。2001年4～8月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會同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甑皮岩博物館，及桂林市文物工作隊聯合對甑皮岩遺址進行新的發掘。並於2003年出版研究成果，《桂林甑皮岩》一書，書中公佈的絶對年代爲：一期是距今12500～11400年；二、三、四期大致處於距今11000～10300年；五期爲距今8800～7600年。四、五期之間缺失1500年的文化堆積。按書作者認爲新石器時代應爲從距今12000年開始的話，甑皮岩遺址應屬於新石器時代早、中期，而且直接由舊石器時代晚期末轉過來的，但給承認有中石器時代存在的學者認爲，甑皮岩應該包括中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中間缺了1500年没問題。因爲採樣不可都取全。爲此，人們還是把它作爲中石器時代典型文化遺址列出來。〔8〕

　　（6）　廣西柳州大龍潭鯉魚嘴遺址

　　鯉魚嘴遺址於1980年發現，同年進行了發掘，獲得十分豐富的遺物。遺址位於柳州南郊鯉魚嘴山的岩厦，實際上這是一處岩厦遺址。高出附近地面1.5米。遺址寬5～8米，進深約10米，面積約60平方米。

　　文化堆積有上下叠壓關係的兩層，均含大量的螺螄殻，分别代表着兩期文化。下文化層爲第一期文化，出土遺物有石器、陶片、骨器和大量動物骨骼。石器有打制與磨制兩類，以打制者占絶大多數，器形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狀器、石核、石片等。其石料50%爲河礫石，其他爲燧石石片。砍砸器是用礫石單面打制而成；刮削器少部分爲礫石石片加工，大部分爲燧石石片制成；尖狀器亦爲燧石石片制成。這類打制礫石石器，與兩廣洞穴中常見的礫石石器工具大體相同，打制方法雷同，器形相近；磨制石器有穿孔器和斧，穿孔器用扁橢圓礫石兩面對穿而成；斧是用一件礫石單面打制的刃緣加磨而成，是一件原始型石斧。這類磨制石器與獨石仔、黄岩洞遺址的同類器極爲接近。陶片的數量很少，多數爲夾砂陶，飾繩紋，僅一片泥質陶，飾交錯繩紋。這也是較原始的陶器一碎片。骨器有針、錐、刀等，磨制，有使用痕迹。動物骨骼數量最多，種類有鹿、猪、牛、豪猪、竹鼠、鱉等，還有犀這類當地已絶滅的動物。從文化面貌分析，第一期文化内涵與獨石仔、黄岩洞遺址最爲相似，但這裏已出現陶片，顯示其年代稍晚。本層堆積的下部測年數據有幾個，分别爲距今23330年、21200年、18560年，似扁早太甚；本層上部測年爲距今12280年，因測年樣本全部是螺殻。如果扣除偏老值2600年，則其年代應爲距今20730年、18600年、16960年，上部測年爲距今9680年，這個年代與黄岩洞遺址相比尚嫌偏早。文化内涵的分析與測年數據不相合，暗示遺址或許有不含磨制石器與陶片的堆積，這個問題尚有待探討。若以本層上、下部所測年代看，將其分成兩層似乎更爲合適。伴生動物群的種類包括有絶滅種犀，説明地質年代不會晚於獨石仔遺址。本期文化有相當部分石器爲燧石石片製作的小石器，但又不同於細石器，這種情况與白蓮洞遺址有些相似，兩者可能有一定的文化關係。

　　上文化層所代表的第二期文化，石器原料均爲河礫石，不見燧石小石器。打制石器的器種中，砍砸器與第一期所見相同，還有刮削器、石核、石片等。磨制石器有斧與錛，主要磨光刃部，有的呈梯形；還有一件礪石。陶片有夾砂陶與泥質陶，且以泥質陶稍多，飾繩紋、劃紋和弦紋，器形除釜、罐外，並有器座。骨器有針、錐、針有雙孔，一孔殘一孔完整。可能是一孔使用殘損後，再另鑽一孔繼續使用。還有蚌刀。伴存動物種類有鹿、猪、牛、猴、熊、竹鼠、和魚鱉、螃蟹等。本期的打制石器與第一期文化的同類器無疑屬同一文化傳統的産物，是一脈相承的關係，但第一期文化中佔有比例達50%的燧石小石器在本期不見踪影，多少使人感到迷惑不解。磨制石器的長形斧、錛，已初步成型，較之黄岩洞、獨石仔遺址的磨制石器略爲規整和進步。共存陶片也有一些進步因素，如火候稍高的泥質紅陶與灰陶，這顯示了本期文化的年代當晚於黄岩洞、獨石仔遺址，而與甑皮岩遺址略爲接近。本期文化叠壓的人骨測年爲距今10210年，證明本期文化的年代肯定不會早於一萬年。

　　第一期文化之下發現有6具人體骨骸，從埋藏形態看，屬墓葬遺存。其中1號人骨似爲仰身直肢；2號人骨爲俯身屈肢；3號人骨是小孩；4號人骨似爲屈肢蹲葬；另2具人骨葬式不明，這類埋藏形式與甑皮岩遺址的葬式十分接近，應是一種較原始的埋藏習俗。

　　從經濟形態觀察，鯉魚嘴居民以采集和狩獵爲主體經濟活動。磨制的錛、斧除用於采集植物類食物外，可能更多地用於割皮切肉。骨針的存在顯示縫制獸皮作衣服是没有疑問的。〔9〕

　　鯉魚嘴遺址目前的資料有一定的復雜性，是否存在不含陶片與磨制石器的文化堆積還不清楚，但這是解决測年數據偏早的關鍵問題。希望在進一步的發掘工作中能有更爲合理的證據給予回答。

　　將屬於中石器時代遺存的文化特徵與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的文化特徵相比較，可以明顯地發現，後者其實就是前者的延續與繼承。在許多方面它們是相同的，如打制石器與磨制石器，共存動物群等，只是在程度上有一定的區别，如打制石器，後者顯然較前者更加規整，修理得更精細一些，磨制石器，前者僅爲局部或刃部磨制，後者則出現通體磨光，前者主要爲切割類器物，後者出現錛、鑿類器型；骨器的種類後者也多於前者。同時，後者所出現的陶器則是前者所不具備的。這反映了後者較前者有着更爲進步的社會形態和社會生産力，其社會性質也往前跨進了一大步。關於此問題我們將在其他章節再作較爲詳細的討論。

　　不過有一點必須肯定，由於南北地區廣闊，自然生態環境復雜，千差萬别，所以就算屬於同一類型的文化，其特點還是有差异的。對於不同類型的文化，其差异會更大。但作爲一個有可能跨越舊、中、新，三個不同時代的遺址是不可多得的。

　　由此可見，珠江流域豐富多彩的文化歷史發展到中石器時代如此之輝煌，這是與人種的分化分不開的，優越的自然生態環境和多種族的産生自然會造就了豐富多彩的文化歷史。　

　　第三節　人種分化在珠江史前文化的表現

　　人類進化不管是“非洲説”或是“南亞説”有一點是公認的，那就是人種分化的最後階段，是處於更新世的晚期，即到了舊石器時代中、晚期，人類進入智人階段，在這個時期裏，珠江流域出現了兩個代表，一個是早期智人的代表——馬壩人，另一個是晚期智人代表——柳江人，這兩個代表在古人類演化成現代人的過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現在，於廣西崇左江洲木欖山智人洞出土的古人類化石成了又一典型代表。

　　按照“近期出自非洲説”和“取代説”的觀點，認爲在歐洲大陸的尼人被距今15萬年前非洲最後一批的移民，即20萬年前或15萬年前在非洲出現的最早現代人的後裔，輻射到歐亞大陸，取代了原來的土著居民，成爲現代人的祖先。所以歐洲大陸尼人被取代是千真萬確的。在亞洲情况是否也是一樣？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吴新智院士在研究過馬壩人和柳江人化石後，在近幾年内，連續發表了幾篇論文，都不同意“近期出自非洲説”和“取代説”的觀點，認爲歐洲尼人是一種情况，而在亞洲起碼在中國情况不是這樣的，他提出了“連續進化附帶雜交”的假説，有力地支持了1984年提出的現代人起源的“多地區進化説”，爲東亞現代人與白種人、黑種人之間的差异遠小於舊大陸東部和西部不同地區大約同時代的古人類之間差异的現象找到了比“直生論”更加合理的解釋。

　　吴新智院士認爲“馬壩人”化石在深入研究中國人類進化並取得上述新認識的過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具體表現在：“馬壩人頭骨的顔面上部在横向上比較扁平，顴骨額蝶突前外側面比較朝向前方，鼻骨的側面觀角度接近垂直，額骨與鼻骨、上頜骨之間的骨縫連續成接近水平的弧綫，顱骨有矢狀脊，顱骨正中矢狀綫上最突出點位置在該綫的下半段，顱骨最寬處在顱骨最長徑的二分之一段等，這些特徵支持中國人類進化的連續性；這個頭骨的眶後縮狹程度類似直立人，而其他特徵更與早期智人符合，這是中國古人類嵌鑲進化的證據之一，表明直立人與智人之間在形態上並没有截然分開，也搆成中國人類進化連續性證據的一部分；馬壩人頭骨的眼眶呈園形，眶指數較大，其外側緣與下緣交接段呈鋭稜狀而不呈圓鈍狀等，反映它與尼安德特人系列的古人類可能有基因交流。”

　　1994年英國的Lahr根據她的調查，在發表於《人類進化雜誌》的一篇討論現代人多地區進化説的形態學基礎的論文中指出，東亞人具有夾緊狀鼻梁，兩面坡形的頭頂、下頜圓枕和第二臼齒闕如等四項特徵，而非洲黑人却没有。這種事實是對現代人起源的“取代説”或“近期出自非洲説”的否定，而有力地支持了“多地區進化説”。

　　在中國出土的人類化石表明，南京湯山人、大荔人、山頂洞101號和102號人的頭骨化石都與馬壩人化石一樣，鼻梁呈夾緊狀，北京直立人和資陽人頭骨化石頭頂呈兩面坡狀，北京直立人有下頜圓枕，陳家窩子的藍田人下頜骨和柳江人的頭骨化石一樣，先天缺乏第二臼齒。這些結果説明，中國古人類的四項特徵來源自包括馬壩人頭骨在内的中國化石人類。而不可能是從非洲的早期現代人繼承得來的。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柳江人又成爲這一階段的代表，他也屬於珠江流域的化石人類，不少學者認爲，他是黄種人的早期代表，因爲人類進化到了更新世晚期後一階段，距今5～6萬年前，人種分化已到了最後階段，而民族的形成已開始。下面我們不妨引用上海博物館人類學組黄象洪研究員在《馬壩人的種族特徵——試談我國人種起源於南方》一文中談到的一些觀點。首先，黄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在馬壩人頭骨化石中找到了中國人人種起源於南方的種族特徵。〔10〕

　　①　頭形：頭骨呈卵圓形。

　　②　顱頂縫：顱頂縫的前端一小段可辨認，似乎是不復雜的深波到鋸齒型。

　　③　額骨右側的顴突保存，可見其眉脊的外側下延而與顴骨的粗厚的額蝶突的方向來判斷，馬壩人的顴骨也較前突，其觀面不可能朝向外側方，這是蒙古人種的重要特徵。

　　④　鼻根點和鼻額縫都較明顯，鼻額縫呈水平走向；鼻骨較寬，鼻梁側面觀稍呈凹形。

　　⑤ 鼻觀角152°，顯示其顔面上部相當扁平。

　　⑥ 顱頂正中有類似矢狀脊的結構。

　　⑦ 右眶緣大部保存，約呈圓弧形，眶指數88.0，屬高眶型。圓鈍而高的眶型多見於蒙古人種。

　　由上述的特徵分析，馬壩人頭骨的黄種人（蒙古人種）的種族特徵是比較明顯的。因此，它是支持我國人種起源南方的有力證據。

　　其實有學者認爲，有些人種特徵早在我國直立人階段就已形成，如下頜圓枕在北京直立人的下頜上已存在。作爲黄種人的種係特徵之一的門齒呈鏟形狀，從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開始也都具有。到了智人階段這些特徵更爲明顯和突出，如大荔人的頭骨上顯示了較多的黄種人的特徵，它和馬壩人同屬早期智人，可與馬壩人相聯繫。大荔人兩側眉脊合成八字形，與馬壩人的相仿，它頭長201毫米，頭指數71.98，和馬壩人一樣屬於長頭型。長頭型在華南地區保持的比較多，這意味着我國的長顱型可能起源於南方。不僅如此，大荔人的面型也較寬、較低。闊面、低面，在南亞蒙古人種中占的比例較大，所以説大荔人的臉型也爲南亞型的。雖然大荔人化石出土於北方陝西大荔縣，但它和馬壩人一樣屬於南亞型的，或起源於南方。

　　過去長期以來，從事古人類研究工作的學者都認爲，山頂洞人代表黄種人的北方類型，柳江人代表黄種人的南方類型。它們都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後一階段的晚期智人。柳江人稍爲早些。但我們可以從它們的形態特徵上比較一下，就可説明問題。

　　①　頭指數：柳江人頭型比較偏長，屬長頭型，長頭型起源於南方。

　　②　上面高指數：柳江人的上面高指數最小，屬低面，也是南方型的。

　　③　鼻指數：山頂洞人的鼻型都屬闊鼻型，不過柳江人的特闊。闊鼻又是南方型的。

　　④　眶指數：山頂洞人和柳江人的眶型都屬低眶型。低眶型是一種原始性的表現，但在南方居民中低眶的比例較高，這也是南方型的特徵。

　　⑤腭指數：山頂洞人和柳江人的腭型基本上屬中腭型。後者的第三臼齒未長出。

　　經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爲，山頂洞人和柳江人，雖然分處南北兩區，但却是同源於南方。

　　到了新石器時代，情况又如何？我國已故的體質人類學家張振標先生在《我國新石器時代居民體型特徵分化趨向》一文中分四個地區。黄河中游區：半坡、寶鷄和華縣三組；黄河下游區：大汶口、西夏候、野店三組；漢水流域區：浙江以下王崗一組；華南地區：曇石山、甑皮岩兩組。考查了七個項目（1.顱指數、2.顱長高指數、3.上面指數、4.鼻指數、5.眶指數、6.面部突度總指數、7.總面角）的分型比例。指出在不同地區内有不同的組合，組間比較，有的相近，有的相遠。把這七個項目按地區的分型比例數排列成表加以對比，似可以看出各地區居群間親疏關係。這樣的比較，似乎比各項目數值的直觀對比、計算其相近或相遠項目的數量，要更準確。並能藉以分析種係特徵的分化趨向。

　　分析結果如下：

　　第一項顱指數：華南地區的長顱型遠比黄河中、下游、漢水流域的比例高。研究者認爲合理的解釋是：長顱型形成或起源於南方，人群由南方向北遷徙，隨着時間的推移而趨向中顱、圓顱，保留下少量的長顱（表：9.1%、7.4%，14.0%）。而在原地（南方）則保留較高比例的長顱（55.5%）。

　　第二項顱長高指數：華南地區是正顱、高顱爲重，有一定比例（11.1%）的低顱；黄河中下游、漢水流域則92.9%～100%的高顱。南北方有明顯的區别。華南地區的顱型相對較低，北方較高。人類發展的進程是由低顱趨向高顱。由於人群是由南而北的，形成顱長高指數應是北高南低。

　　第三項上面指數：華南和漢水流域有相當高比例（31.8～38.5%）的闊上面型者，而黄河中、下游無闊上面型的。這指數值大小和上面高及顴寬二個項目相關。據統計，顴寬南北變异不大，在130～140毫米範圍内。而其中上面高的值則由南而北，由低趨高；這又和人類發展進程相一致。

　　第四項鼻指數：我國新石器時代居民多數爲中鼻型和闊鼻型，而華南區明顯以闊鼻型爲主（71.4%），闊鼻型當形成或起源於南方。由南而北，在黄河中游保持較多（50%），在黄河下游保持較少（24.29%），在漢水流域也保持較多（46.13%）。

　　第五項眶指數：在黄種人形成的過程中，眶型可能經歷瞭高－低－高的過程。由表可見，由南而北低眶减少（5%）以下，中眶超過半數，並出現了一定數量（10.5～18.2%）的高眶者。兩者是一致的。

　　第六、第七項指數：表示面部矢狀面上的突出程度。由表可見，突頜型主要在華南和漢水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區很少。還有資料分析，關中四組“明顯的上齒糟突頜”也是表示較接近南亞類型的性質之一。

　　總結以上七項指數的分析可見，黄種人係類型或地區類型的分化趨向都是由南而北發展形成的。

　　研究者還指出，自更新世以來，全球性雖然發生過幾次冰期，但在我國大部分地區没有發生過廣泛的大陸冰川，大片地區的氣候還是比較温暖的。東洋界的動物群分佈到遠比現在秦嶺——淮河分界綫以北地區。從元謀猿人經後，一批又一批的先民由南向北遷徙，到達並繁衍於黄河流域，以至整個華北。新石器時代前後，在全球性最後一次冰期——大理冰期過後，才和北亞的先民（可能還有西亞來的先民）相遇、混雜，形成我國古代的華夏、東夷等民族。而在廣大的南方地區則是“百越雜處”的情景。這種狀况一直到秦漢以後才趨更廣泛的融合。因此可以認爲，我國的人種起源於南方。這是從體質人類學的角度分析得來的結果。

　　以上的分析是否還有傍证？在第一章有關珠江流域遠古人類與現代中國人起源的關係的部分中，李輝博士的研究成果就是一有力的佐证。

　　大多數人和考古學者都意識到，到了更新世晚期後一階段，即距今5～6萬年前，人種分化已到了最後階段，而民族的形成已開始。所以李輝博士的研究成果，從分子人類學的角度，又爲上述的關於中國人種的起源問題提出了又一證據。

　　正因爲有這樣的先决條件，所以在新石器時代，在黄河流域和漢中地區才出現具有很强的屬華南型性狀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