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興洲

　　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廣東曲江人。九齡幼聰敏，13歲以書於廣州刺史王方慶，大嘆賞之曰：“是必遠器”。唐中宗景龍元年（705年）乙巳登進士第，官授校書郎，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遷左拾遺，拜左補闕，中書舍人内供奉，封曲江男；中書侍郎，中書令，開元二十四年（736年）丙子十二月擢昇宰相，封始興伯。其風度文章爲當朝之楷模，后帝每用人必曰“風度得如張九齡”。開元二十八年（740年）庚辰五月七日遘疾卒，享壽六十有八。九齡卒後，唐玄宗賜謚“文獻”。其著作甚豐，有《珠玉鈔》一捲，《姓源韵譜》一捲，《唐初表草》一捲，《千秋金鑒録》五卷，《曲江集》等；詩有210多首。有謂：“三唐宰輔無雙士，嶺南千年第一流”。

　　開鑿大庾嶺新路

　　大庾嶺(梅嶺)，地處南雄市北部323國道27公里處右側，即正在建的韶贛高速公路開隧道穿其腹部而過。據明學者郭篤周著《嶺海名勝記·梅嶺記》雲：“謹考梅嶺，本名臺嶺，在南雄府九十裏，即百粤五嶺之一也。一曰東嶠，以其當五嶺之東也。上有横浦關，即古人入關之路也。漢初，高帝以將軍梅鋗統兵駐此，故曰梅嶺。後令裨將庾勝戍守，復名庾嶺。”而梅嶺得名由來，則因梅鋗功多，封其10萬侯。越（粤）人爲重梅鋗之賢，在嶺上廣植梅樹紀念，因此稱它爲梅嶺。

　　横亘粤贛兩省之間，延綿200多公里的大庾嶺山脈，上古時人烟稀罕，車馬不通。據史稱，在2000多年前，秦始皇爲了完成他“北逐匈奴，南開五嶺，”統一中國之大業，派遣50萬大軍分五路南征百越，其中一路就是經江西南安（今大餘）越大庾嶺時，但見嶺上荆棘載途，懸崖峭壁，秦兵只好劈山開便道通過。從此，有了一條從豫章（江西）越嶺至東粤（廣東）的簡便山路。大庾嶺雖有山路，但山高嵽嵲，行路崎嶇，雨旸多艱，商旅告困。如不小心，易掉深谷，粉身碎骨。

　　唐立國289年，開元、天寶最爲盛極。在開元之前唐主政近百載，嶺南依然蠻荒之地，瘴癘之鄉，經濟落後，人烟稀薄。其時，番禺（廣州）沿海地區對外貿易、經濟、文化雖有發展，由於五嶺的阻隔和陸路交通不便，山高皇帝遠，信息緩慢，致使嶺南地區仍然孤懸嶺外，遥遠難制。當時主要靠走連縣到湖南桂陽，或溯武江上瀧口，或沿西江而到靈渠湘水，或走海路過江淮，這些路途遥遠，非常艱險。相比之下，大庾嶺路通嶺南較近，但也因險峻視爲畏途。 

　　唐玄宗開元四年(716年)，在朝廷門下任左拾遺（從八品）的張九齡，時因直言得罪了當政者，告病回歸曲江時越大庾嶺，見嶺路峭險巉絶，人苦峻極，便上奏玄宗帝請求，建議開鑿大庾嶺路，改善南北交通，以充分利用嶺南的“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運進中原内地，可達到“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之目的。因此，九齡的奏章得到了玄宗帝的贊賞，遂下詔命張九齡開鑿大庾嶺路。九齡接旨之後，親自前往大庾嶺，履險攀嶝，勘測開鑿綫路。隨後，爲不影響山民的農業生産，利用“歲已農隙；人斯子來”，在當年未普及應用炸藥的情况下，用木柴堆積表面用火燒石，而後引水灌石，使堅硬崖石裂破，將一塊塊大石鑿開搬走，真是鬼斧神工的驚嘆。經過三個多月的艱辛，鑿通了一條長二十多丈，寬三丈餘，高十多丈的大山坳。且沿南北延伸修整嶺道，寬一丈，長30多華里的山間大道。南通廣東南雄，北接江西南安（大餘），從而使大庾嶺路變成“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的康莊大道。新路開通之後，南北交通大爲改觀，使嶺路“轉輸不以告勞，高深爲之失險”的畏途變成了通途。張九齡作爲封建社會的朝廷命官，開嶺路躬親其事，而且進展很快，爲嶺南經濟、文化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後人褒揚九齡像大禹治水一樣的功績，如舊志載浙江詩人杭世駿《大庾嶺謁張文獻祠》詩有：“荒祠一拜張丞相，疏鑿真能邁禹功”之句。

　　歷代重視修嶺路

　　大庾嶺路，又稱驛道和官道。歷代官府對這條交通要道修鋪極爲重視，曾10多次大規模的修鋪路面和種植路樹，較大規模的是北宋嘉祐中，時任廣東轉運使的蔡抗，與其任江西提點刑獄僉事的胞兄蔡挺協商議定，瓷砌大庾嶺路各自所轄境内段。此次修築嶺南路寬一丈三尺，長三百二十五丈；嶺北路寬八尺，長一百零九丈。且種鬆、梅樹，在南雄境内立表“梅關”。元泰定二年（1325年），路總管亦馬都丁調集民工修橋鋪路。明正統十一年，（1446年），南雄知府鄭述徵集民工，用崖石鋪砌路面九十餘裏。成化五年（1469年），廣東布政使陳濂會同南雄知府江璞，共商修整嶺路事宜，徵發民工重修路面。正德十三年（1518年），廣東僉事吴廷舉指令南雄府，在嶺道兩旁種鬆、梅樹5000 餘株。吴親自參與植樹，自稱“十年兩度手栽鬆”、“種得青鬆一萬株”。舊志載：“自宋迄明，往來宦遊者多有補種，某推官女亦植30株，鎸詩於石。”清嘉慶四年(1799年)，兩廣總督覺羅吉慶捐銀千兩，交南雄州修整嶺路，並在官道旁增植鬆、梅，以資休憩。

　　迄至清末民初，大庾嶺路屢遭兵燹，關樓焚燬，吊橋被燒。在上世紀初粤漢鐵路和1932年的曲江至大餘公路先後開通，大庾嶺路失去了五嶺南北交通要道的作用。經過幾十年日曬雨淋侵蝕，路面破爛，文獻公祠傾圮，路鬆被砍，石碑殘缺，古亭倒塌，梅樹稀少。 

　　建國後，特别是改革開放的30年間，南雄黨政重視大庾嶺路（今謂梅關古道）的修葺工作，撥專款重修梅關和古道。重建來雁亭、半山亭、望江亭、陳毅在梅嶺臨危賦著名《梅嶺三章》詩篇碑刻；以及六祖廟、夫人廟、玉皇殿等，重現千年古貌。爲恭迎四方懷古遊客，市區至梅嶺323 國道兩旁種植梅樹27公里，形成“一路梅花一路詩”的靚麗風景綫。

　　繁盛的黄金大道

　　大庾嶺新路開通之後，很快取代了原來幾條舊路大部分的功能，南來北來往的交通運輸、郵驛、商旅絡繹不絶，成爲五嶺南北主要交通要道。它是把長江水系與珠江水系連結起來的水陸交通紐帶，正如宋餘靖著的《武溪集》雲：“沿汴絶淮，由堰道入槽渠，溯大江，度梅嶺，下湞水，至南海之東西江者，唯九十裏馬上之役，餘皆籬工楫工之勞，全家坐而致萬裏。故之嶠南雖三道，下湞水者十有七八焉。”這時，廣州沿海及嶺南的貨物，溯北江經韶州，入湞江到達南雄，轉取嶺路至江西南安，再沿章水下贛江，出長江。故韶州、南雄古來水陸交通兩旺，湞江船艇來往如梭，嶺路馱擔摩肩接踵，古有“商賈如雲，貨物如雨，萬足踐履，冬無寒土”之稱。韶州、南雄因有水陸交通之利，成爲五嶺南北貨物集散地，迢迢嶺路，車水馬龍，歷代不衰。

　　宋代，北往的貨物除進口的犀角、象牙、珍珠、香藥等貴重物資和洋貨外，主要是韶州岑水的銅和廣鹽。單銅錢幣每年約有五六百萬斤途經嶺路北運，這項人力運輸需10萬人次之多。還有廣鹽和佛山的鐵器等貨物，每天來往嶺路的挑夫和商旅日有數千人。嘉祐間，推官蕭世範爲解郡民官運之苦而教民造車，一車可勝數人之載。明景泰元年（1450年），廣鹽在南安（今大餘）、虔州（今贛州）、吉州（今吉安）、臨安四府大量銷售，廣鹽經韶州溯湞水上南雄的木帆船五六百艘，每年走嶺路北運廣鹽1千萬斤。加上其他貨物的人力運輸,“南貨過北者日有數千。”

　　到了清代，清政府實行海禁，只限廣州爲對外通商的唯一外貿特區，這使廣東成爲中西經濟、文化交匯之地，中外貿易的重要門户。進出口各種商品淋琅滿目，被譽爲“金山珠海，天子南庫”。這些進出口的各類商品大多走水運，經嶺路運往中原内地。古代，南雄境内90華里的嶺路設置有珠璣、石塘、裏東、靈潭、火逕（通濟鎮）、中站、小嶺、新路口等8條街市，嶺路兩旁茶館酒肆、飯莊客棧鱗次櫛比，爲南來北往商旅食宿提供方便。 從州門鋪至新路口經商店家有八九百間，其中火逕（通濟鎮）就有120家、經商者收入可觀。民國10年（1921年），據《南雄縣農業調查報告》稱：縣城至新路口的嶺路上，“茶亭飯店，一裏數間，販客往來，日計盈萬。” 

　　隨着外貿的日益發展，由廣州進口的各種貨物日增，而江蘇、浙江、安徽、江西、閩西等地的土特産，如絲綢、茶葉、藥材、火腿、臘鴨、香菇、土紙、糧油等源源南運廣州，每年來往嶺路的客商、夫役達四五十萬人次。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 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南雄傳教後，越嶺路北上京師時看到客商往來情形：“旅客騎馬或乘轎越嶺，商貨用馱獸或挑夫運送，他們好象是不計其數，隊伍每天不絶於途”。

　　由於嶺路的繁盛成爲黄金大道，對南雄、韶州、乃至珠三角地區的農業、手工業、漁業、礦業等商品生産發展，實在得益於大庾嶺路，尤對南雄經濟繁榮獲益甚佳。前人詩有“南來車馬北來船”，“行人虚説小揚州”的詩句，生動描寫了當時商賈雲集之盛况。僅税收一項，南雄在北宋熙寧十年( 1077年)，商税歲額一萬貫。到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税課司歲征各色課税鈔10048貫，保昌縣署歲征1622 貫，府、縣合計11670貫。天順二年（1458年），廣東巡撫都御史葉盛於縣城太平橋（今河南橋）南設太平關征税。嘉靖十七年（1538年），沿河有鹽店、牙行221間，船艇500艘，牛車100輛，共征牙税等銀1290.5萬兩。萬曆六年（1578年），太平關征收商税、鐵課等銀達4.3 萬兩。清康熙九年（1670年），太平關移至韶州府征收。干隆十八年（1753年），府、縣共征工商雜税銀1516.6萬兩。道光四年（1824年），額征工商雜鋭銀1942.6 兩。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征雜各税實收銀5765.74兩。宣統元年（1909年），征雜各税實收銀爲6439.1 7兩。從上述史記，九齡先賢對社會效應作出的貢獻，功不可没。

　　千載官民謁公祠

　　張九齡奉旨開大庾嶺新路，後人感其功德，分别在南雄城、梅嶺、始興、曲江（今韶關）先後建有四間文獻公祠。祠内塑像和立碑，以記其事，以供後人敬祭和瞻仰九齡之遺風。

　　《直隸南雄州志·壇廟》載：南雄城、梅嶺、始興城張文獻祠有三：

　　一在南雄城，原在儒學講堂東。宋嘉熙三年（1239年）己亥歲，教授翁甫創。寶祐四年（1256年）丙辰歲，教授趙若銛遷學西。明朝，命有司歲仲春，擇日致祭。宣德九年（1434年）甲寅歲，通判鄭建修。正統十二年（1447年）丁卯歲，知府鄭述修。成化十二年（1476年）丙申歲，知府江璞遷大中書院西。弘治元年（1488年）戊申歲，林符遷七鬆堂。嘉靖二年（1523年）癸未歲，知府黄偉遷關王廟。五年（1526年）丙戌歲，伍箕遷率性社學，即舊東嶽廟。清康熙二年（1663年）癸卯歲，知府陸世楷建天峰書院，以文獻公與王文成公合祠。道光四年（1824年）甲申歲，設在道南書院（今市迎賓館大樓址），每年春秋，官民合祭。

　　二在梅嶺雲封寺旁，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丁酉歲，達魯花赤察裏沙建，宣文閣監書博士、金華王餘慶記。明成化九年（1483年）癸卯歲，知府江璞遷祠後，翰林學士江朝宗記。正德七年（1512年）壬申歲，知府張頂修。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丙午歲，巡撫張岳修，尚書何維柏記藝文。清順治南安副將董大用重修，嶺北道參政李際期記。干隆三十年( 1765年)乙酉歲，廣東布政使胡文伯倡修並記。嘉慶二十年（1815年）乙亥歲，布政司曾燠重修。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丁醜歲，布政司趙慎珍、知府羅含章捐廉重修並記。

　　梅嶺頂上的文獻公祠塑有像，立有張九齡《開大庾嶺路記》石碑。歷代仕宦賢達越嶺於此，都進祠拜謁文獻公祠，瞻仰遺像並賦詩、詞。另在嶺路的城東五裏山接官亭旁，明弘治五年（1494年），奉議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僉事、於都袁慶祥，建有神龜負文亭。亭内雕鑿一大石龜，長約1.5米，碑高2.6米；寬1.2來。“文革”期間碑毁，石龜下落不明。張九齡《開大庾嶺路記》碑拓片，館藏於南雄博物館。

　　三在始興縣城隍廟左的張文獻公祠，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己卯歲、知縣趙彦偃建。明正統十二年（1447年）丁卯歲，訓導黄緩、主簿吴應峻相繼修。年久朽圮，知縣胡世科諭後裔等倡捐重修門堂寢室，因地布置並樹風度樓，與文閣相輝映，爲邑之壯觀。於清干隆十七年（1752年）壬申歲告成。

　　曲江公張文獻公祠，在今韶關市區内，創建和毁於何時不詳。韶州古有風度樓，明弘治十年（1497年），韶州知府始建風采樓，與紀念張九齡之風度樓相對。民國7年（1918 年），駐粤滇軍總司令兼督粤贛湘邊防軍務李根源，對九齡家族墓進行大規模修繕，同時重建饗堂，即張文獻公祠。這些古建築，是爲紀念張九齡而建的。

　　上述四間文獻公祠，歷代騷人墨客、仕宦賢達、紳商百姓，對張九齡非常敬重。爲感恩載德，飲水不忘挖井人，每年舉行春秋祭祀外，常年有不少人謁拜公祠。如梅嶺山上的文獻公祠，幾百年來，謁拜者數以萬計，其傳統美德思想影響深遠。舊志載，明嘉靖時任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過嶺謁拜時，作一首《文獻祠》詩雲：“文獻鑿庾嶺，功與九河同。河鑿免魚鱉，嶺鑿免兵鋒。無險不負固，割據無奸雄。廣民永安堵，要領保善終。豈惟保善終，風氣示漸通。文運以日昌，中土争污隆。有功弘王化，無田俎豆空。家徒千頃者，過此無郝客。”

　　番禺人士方殿元，清康熙甲辰進士，官知炎城、江寧。越嶺時作《張文獻祠》五言詩一首，詩曰：“宰相開南國，文章在日中。臨朝問風度，幸蜀憶精忠。古廟烟霞合，高峰道路通。應知遺像内，金鑒明丹衷。” 

　　清韶州人士馮佩芳作《謁張文獻祠》七言律詩一首，詩雲：“巍巍風度仰高樓，碧瓦朱薨殿宇幽。庾嶺路通梅信早，書堂岩復樹陰稠。三唐宰輔無雙士，百越人才第一流。飛鴿送書猶細事，尚留金鑒足千秋。”

　　爲褒揚張九齡爲唐代“開元之治”作出的貢獻，傳承九齡精神，乘紀念張九齡誕辰1330週年活動的東風，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大力推介九齡先賢的政治業績、文學成就、剛正不阿的品質。這不僅有助於韶關、南雄挖掘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而且對於推動韶關、南雄科學發展、建設生態文明，促進社會和諧、提高城市文化品位具有重要作用。與此同時，重建好韶關風度樓、梅關古道張文獻祠。爲韶關、南雄歷史文化名城人文景觀增添重彩，促進韶關、南雄經濟建設和旅遊事業更上新臺階。

　　
注釋：

　　〔1〕自隋煬帝大業二年（606年） 始建科舉制，盛唐繼之。張九齡爲嶺南籍最早登進士第一人。

　　〔2〕張九齡於唐開元二十四年擢昇宰相，乃嶺南籍仕林中典範第一人。

　　〔3〕據清屈大均著《廣東新語》第345頁稱：“東粤詩盛於張曲江，公爲唐人物第一、詩亦冠絶一時”。

　　〔4〕開大庾嶺新路，溝通五嶺南北主要交通大道，是爲古代發展嶺南經濟第一人。

　　〔5〕張九齡的政績、風度以及在盛唐時爲百姓、爲朝廷所做出貢獻，堪稱嶺南籍第一人。

　　（劉興洲：原南雄市政協副科幹部，從事文史編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