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隆鈺

　　我國的制瓷業到了宋朝就已相當發達，在北方有著名的定窑、汝窑、鈞窑、邢窑、磁州窑、耀州窑等。宋室南渡以後，建都臨安（今杭州）。偏安江南，而北方因遼金混戰，戰火頻繁，政局不安，許多北方名窑的制瓷匠師，相繼南下到南方各地另謀生計，這就使北方瓷業一落千丈，而有力地促進了我國南方瓷業的發展，當時南方的著名瓷窑有南宋官窑、哥窑、龍泉窑和景德鎮窑等。宋室南渡使南方人口增加，并且在沿海的廣州、明州、泉州等地設置市舶司，專門管理和經營對外貿易，這就使内銷瓷和外銷瓷的數量顯著增加。另一方面，自從唐朝開元年間張九齡奉詔開鑿梅關以來，曾辟梅關驛道，設巡檢。南來北往的達官貴人、富户商賈、肩挑小販以及名人學士都要通過梅關驛道，駐脚南雄，同時，南雄又有湞江河直通韶關，入北江南下廣州。水陸交通都很便利。以上就是南雄宋窑興起和發展的主要原因。

　　據初步考察，南雄宋代瓷窑，現發現三處，一是距縣城三公里，位於凌江河東岸的鋪背窑，二是距縣城五公里位於凌江河西岸，與鋪背窑隔河相望的蓮塘垇窑，三是位於縣城湞江河南岸的水南窑。

　　鋪背窑現存龍窑遺址一座，依黄土山崗斜坡而建，長約35米，寬約4米，高約1.5米，另一座圓形饅頭窑，於生産隊建猪舍時被毁。蓮塘垇窑現存圓形饅頭窑遺址一座，高約4米、寬約8米；另幾座圓形饅頭窑於生産隊建學校和曬谷場時被毁。水南窑窑址於解放初期政府建糧倉時被毁。以上三處窑場堆積甚爲豐富。鋪背窑址周圍幾百米範圍内，瓷器殘片和匣鉢、墊餅、墊圈等窑具比比皆是，隨手可得。蓮塘垇的圓形饅頭窑、窑門、窑口尚清晰可辨，窑場堆積多如小山，環繞村旁，堆積上面生長的樹木，樹徑都在一尺以上。水南窑雖然被毁，但糧倉附近的河岸，水南村旁的田墓路邊，到處都可以拾得瓷器殘片和窑具。

　　以上三處窑址，都是建立在前靠河邊背靠鬆林，依山傍水，既有方便的水運條件又有豐富的燃料，而且都在南雄縣城附近，利於瓷器集散交易。凌江、湞江兩條河流過去都可以航行船舶，解放初期運輸船隻仍能暢通無阻。據鋪背村群衆反映：過去出窑的瓷器都是裝上停靠在河邊的木船運去外地出售。三處瓷窑所用的胎泥，現在未有留下遺迹，據蓮塘垇村群衆反映：過去燒瓷的胎泥是在河邊水田下層挖出來的。這話是可信的，如果附近没有胎泥，像過去的運輸條件，前人是决不會在距原料很遠的地方建窑。

　　以上三處窑址，尚未進行系統的調查發掘，現僅就窑址周圍及窑場堆積表部所得器物殘片、窑具殘片以及蓮塘垇村田姓家譜和群衆反映，證實上述窑址屬宋代瓷窑。

　　（一）三處窑址出土的瓷片、胎骨均爲白色，胎質細密，叩之聲音清脆，所燒造的器物均屬盤、碗、碟、鉢、洗之類，胎體厚薄、造型製作，大同小异，釉色都是白色、青白色（即影青），少量灰色和灰黄色。這就證明這三處窑址所生産的器物屬同一時代，同一類型。

　　（二）我國宋代的瓷器，南方多白色或青自色（即影青）火候欠佳或過度可能燒成淺灰色或淺黄色。釉下青花宋代尚未發現，就是瓷業最盛的景德鎮，現在亦未發現宋代青花瓷。陶瓷考古界專家學者，在國内外無數遺址中發現我國宋代的瓷器主要還是南方的青瓷（如龍泉）、白瓷和青白瓷（即影青）（當然也有天目瓷和彩瓷）。這和我縣三處窑址生産的瓷器屬同一時代，可以相互佐证。

　　（三）鋪背窑出土的一種寬口寬底白瓷碗。碗口直徑20厘米、碗底直徑7厘米，碗口外卷，卷邊l厘米，邊厚0.3厘米，這種碗與宋代景德鎮生産的寬口自瓷大碗相似，尤其碗口外卷，這種造型幾乎與景德鎮窑雷同。又蓮塘垇窑出土的一種花邊小蝶，口徑10.5厘米，通高3厘米，釉色淺灰，造型製作極其精緻，這與宋代翰州七裏鎮窑生産的卷邊小碟幾乎一樣。水南窑出土的一種寬口細底無脚盞，口徑12厘米，底徑3厘米，不露底脚，僅現凹形一圈，這種瓷盞與宋代吉州窑的天目茶盞並無二致。從這些器物的造型製作對比，亦可印证南雄瓷窑屬宋代瓷窑。

　　爲了進一步弄清以上瓷窑的燒造年代及盛衰情况，我們遍查了南雄地方誌書。現有的南雄地方誌書有三部，即成書於明嘉靖、清干隆、清道光的各一部，這些志書對南雄燒瓷一事，只字未載，毫無蛛絲馬迹可尋；我們又在瓷窑附近的水南、鋪背和蓮塘垇等村，搜求民間姓氏族譜，希望能在氏族譜碟中獲得綫索，結果只在蓮塘垇村看到了僅存的一部田姓族譜，該書重修於清同治五年，只説“入廣東南雄一派屬八十四郎公來自江西上猶油石”，對於燒瓷之事也是只字未提。找不到文字記載，我們即深入群衆進行調查。幸好有的老人向我們提供了一些重要情况：如蓮塘垇村的老人説，他們是明朝由江西上猶遷來的，遷來以前，這一帶没有人烟，只有江西師傅在這裏燒窑；又有鋪背村的老人説，很久以前這裏燒窑的是江西師傅，燒好的瓷器用船運到外地去賣。經過分析，我們覺得他們提供的情况很有價值，説明瞭兩個問題，一是瓷窑是明代以前存在的，燒瓷師傅是江西人。二是燒成的瓷器用船運到外地去賣。雖然這些情况很有參考價值，但畢竟不能作爲根據。能作斷代根據的還是窑具和器物本身。爲瞭解决斷代問題，我們先後邀請過廣東省博物館的古陶瓷學家，江西省文物工作隊和贛南博物館的領導和專家到南雄進行研究指導，他們在考察了古窑址現場和對出土器物進行了細緻的研究以後，一致認爲，南雄瓷窑確屬宋代瓷窑，大部分器物是南宋産品，其中口徑15厘米，底高1.3厘米的白瓷碗是宋代早期的産品。

　　斷代問題得到了解决，隨之而來的另一個問題是：當時南雄窑燒造大量的優質白瓷究竟銷往何處？是在南雄本地銷售？還是運在外地銷售？粗略地估計，當年南雄三處窑場的窑口起碼有十座以上，每年瓷器産量至少有幾十萬件，而且質量上乘，没有粗器和陶器，没有除白瓷以外的其它釉色器物，也没有除碗、盤等盛器以外的其他種類器物。可想而知，數量如此龐大的白瓷，南雄這個地方，那能銷售完畢？據成書於清道光四年的《直隸南雄州志》記載：宋代南雄全縣只有人口48886人。四萬多人一年要買完幾十萬件白瓷，且不論他們的購買能力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出路當然只有外銷，外銷又銷往何處？根據南雄的地理位置和運輸條件，有兩種可能：一是向北銷售，從陸路以肩挑車馬運到江西大庾(120華里)，再由大庾船運到贛州，這樣，不僅運費高，而且運量有限，加之，贛州城外的七鯉鎮，有規模比南雄更大的窑場，陶瓷産量多於南雄，再往北行，還有吉州窑，景德鎮窑等等。所以向北往江西銷售的可能性很小甚至不可能。二是向南銷售。這條路綫比較現實。南雄至韶關有湞江水路，航程約100公里，十噸以上的木帆船，暢通無阻，韶關至廣州有北江水路，航程約300 公里，比較大的船隻也可通行。如果由南雄窑場把瓷器裝上船，順流自北南下，三天左右，船就到達廣州。像這樣運量大，航行時間短，費用低的優越運輸條件，就是南方各省的窑場，亦是不多見的。廣州自秦漢以來直至唐宋，就是一個繁榮的對外口岸，據《宋史》記載：“開寶四年，置市舶司於廣州……，熙寧九年，罷杭，明州市舶，諸皆隸廣州一司”。由此可見，趕走的對外貿易，歷來居全國領先地位。雖然如此，南雄的瓷器究竟是否通過廣州遠銷世界各地？從國内外古陶瓷學者的論著中有很多綫索可供借鑒，所以試圖解答這一問題，必須藉助於國内外古陶瓷學家的考察發現，並對南雄窑器出土物，加以綜合分析，方能奏效。

　　下面我摘録一些國内外學者對中國宋代白瓷在世界各地出土的情况，予以論证。

　　1. 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古陶瓷學家三上次男在他的《中國古窑址調查和古陶瓷學的發展》著論中説“宋代的白瓷，在許多國家同時代的遺址中大量發現，其中同景德鎮白瓷在釉質、胎土、裝飾技法上不同的不少，後者在東南亞出土的白瓷中特别多，這些多爲德化屈斗宫古窑或其周圍窑的産品……在日本十世紀至十一世紀白瓷的輸入盛行，十二至十四世紀，白瓷、青瓷輸入激增。”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長谷部樂爾在他的著作《日本出土的中國古陶器特别展覽(1975年)》中説“在日本涉外門户的北九州一帶和設在各地的國府，國分寺遺址出土的青瓷和白瓷器皿，白瓷，其窑口尚不明，但同聞名的河北省定窑的店代白瓷相似，色澤悦目，近純白帶黄，也是碗居多，口沿外卷”。在同文中，他還説“白瓷也是種類很多，但是出土的相當多口緣折返的較厚的碗”。從以上二位學者的著作中反映出：(1)我國宋代白瓷遠銷世界各地，其中不少是福建德化屈斗宫及其周圍窑的産品。(2)在口本出土的白瓷器皿，其窑口尚不明，碗居多，口沿外卷或口沿折返。作者雖然没有説明白瓷碗的大小、胎質以及造型、紋飾等情况，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碗的“口沿外卷”或“口沿折返”。南雄窑出土三種白瓷碗都是“口沿外卷”或“口沿折返”。而福建德化屈斗宫窑的白瓷碗却恰恰洽没有“口沿外卷”或“口沿折返”。所以，有理由認爲：南雄窑的白瓷碗曾遠銷到日本。

　　2. 日本古陶器學家小山宫士夫在他的著作《宋瓷概論》中説“宋瓷很多是純白色的。…… 宋瓷輸出地包括：泰國、馬來亞、菲律賓、東印度諸島、伊朗、埃及、歐州各地。同時他又説“宋朝的瓷器，……海外各國也紛紛謀求。”……據訪問東非並看到實物（出土）的美國費利亞美術館的約翰·波普説“既有十世紀末宋初的越窑瓷又有白瓷碗，…… 廣東地方窑的白瓷。”小山富士夫引用美國的約翰·波普的話證明東非各國也出土了中國白瓷碗，而且是“廣東地方窑”的白瓷碗。雖然他對瓷碗也未作具體叙述，但是他指出這是“廣東地方窑”的白瓷碗。因此，我們有根據認爲這種廣東地方窑的白瓷碗，很可能包括南雄窑的瓷碗在内。否則，爲什麽當年南雄窑燒造的多數是白瓷碗，按當時南雄的人口和人民的消費水平，完全不需要燒造數量如此龐大的優質白瓷碗。所以，除了國外市場需要，就不好作其他解釋了。然而，爲什麽當年的南雄窑不爲外國人所知，且只籠統地稱“廣東地方窑”呢？這可能是因爲南雄窑的瓷器運到廣州以後，爲廣州的商人轉手出售，賣給外國人，所以對外只好説是“廣東地方窑”的産品了。

　　3. 日本三上次男教授在他的《陶瓷之路》一書中説“在叙利亞的哈馬有新石器時代以來的堆積，丹麥國立博物館調查團發掘遺址……其最上層是公元960-1400年，在這一層發現了青瓷、白瓷、青花瓷等中國陶瓷片。伊拉剋的薩馬臘遺址，由法國沙列博士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發現了……白瓷和青瓷碎片”，又國内學者南京博物院的陳襄在他的《廣州陶瓷對外貿易史初探》一文中指出“德黑蘭附近出土有白瓷菱口碟子”。從這二位學者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在中東伊斯蘭各國也都出土了中國白瓷，特别是伊朗德黑蘭附近出土的白瓷菱口碟子，值得注意。南雄窑燒造的白瓷菱口碟子，造型優美，釉質透亮，製作精緻，是當年南雄窑的極品。可以設想。這種産品，如果不是爲了外銷需要，當地人民是没有這種消費能力的。

　　4.據1982年我國出版的《中國陶瓷史》載“文萊在加裏曼丹島北部，與馬來西亞沙撈越接壤，這裏出土12-14世紀中國瓷器碎片，宋代瓷片有福建、廣東沿海地區的刻花青白瓷。”“又據《明史》記載：文郎馬辰（今印尼）初用蕉葉爲食器，後與華人市，漸用瓷器”。這裏反映東南亞諸島國如印尼、馬來西亞都有中國宋代瓷片出土，並有廣東沿海地區的刻花青自瓷。青白瓷是瓷釉介於青色與白色之間的一種瓷器的稱號，它的産生是瓷釉中含有三氧化二鐵（Fe2O3）元素，燒成後釉色有的白中泛青，有的瓷中能影見青色這叫青白瓷，又叫影青瓷，區别極其困難。稍不注意，往往會把白瓷看成青白瓷。筆者認爲：《中國陶瓷史》所指的“廣東沿海的刻花青白瓷”，也許就是南雄窑的宋代刻花白瓷鉢。因爲這種器物，國内其他窑口很少發現。東南亞諸國盛産香藥和香料，是當年和中國貿易的主要商品。這種刻花白瓷鉢，胎體厚實，造型小巧，花紋清晰，釉色明亮，内壁無釉，很適合研磨香藥或香料之用。因此，南雄窑生産這種産品出口，是適應國外市場需要的。

　　從以上國内學者的論述，結合南雄窑當年的生産和産品情况，比較清楚地反映了：在我國久享盛譽，浩如烟海的古外銷陶瓷中有南雄窑的一部分産品，南雄人民不能不引以爲榮。同時，把南雄窑的産品與世界各地出土的器物進行比較，加以分析，似乎又可以解决上述文獻中提出的：“廣東沿海諸窑”、“廣東地方窑”、“其窑口尚不明”、“其周圍窑”等問題，提供重要依據，南雄窑當然可能是其中的窑口之一。事實如果真是那樣，人民不禁要問：（1）南雄窑白瓷是受國内什麽窑的影響？與哪個窑的風格相似？（2）南雄窑什麽時候停燒？什麽原因停燒？對上面兩個問題中的第一個問題，本文前面已有叙述，南雄窑瓷器當年是江西師傅來燒制的。它的産品風格（如胎質、釉色、造型等）與江西景德鎮窑、吉州窑、贛州七鯉鎮窑基本相同，正因爲産品風格基本相同，難怪國外一出土這類器物，往往就被斷定是江西景德鎮窑所産。至於第二個問題的解答，我們先要回顧一段歷史，公元1275年，元軍攻陷南宋京都（臨安），恭宗趙顯投降，益王晸在福州即位，號端宗，右丞相文天祥招兵抗元，遣廣東制置使趙晸出兵梅嶺（即大庾嶺），扺制元軍，冬十月，元軍吕師夔兵度梅嶺，趙遣熊飛、曾逢龍出兵迎戰，因寡不敵衆，逢龍戰死，熊飛敗走韶州，元兵乘勝大舉越嶺，攻打韶州，熊飛率兵巷戰，受傷赴水死，元兵遂進取嶺南。這一段歷史，記述了元軍進攻廣東的情况。南雄是廣東北大門，距梅嶺僅30餘公里，元軍度嶺，南宋王朝急轉直下，南雄處於兵荒馬亂之中，在這樣的形勢下，南雄瓷窑的停燒是必然的結果。今天，蓮塘垇還能看見一座饅頭窑，窑門緊閉，裏面的瓷器尚未燒成就被停火。因爲停火歇業，江西師傅離開，所以窑業就一直不能復蘇。這就是南雄窑盛衰情况一直鮮爲後人所知的原因所在。

　　（本文是從郭隆鈺先生（已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發表的《南雄宋瓷初考》和《宋代南雄窑白瓷遠銷海外的探討》兩篇論文整理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