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樂素

　　粤北南雄有地名珠璣，廣州市内有路名珠璣，它們原來都叫做珠璣巷。南北兩珠璣，不是名稱偶然巧合，而是有它們歷史的聯繫的。

　　1957年，廣東省中山圖書館油印了一本册子，題爲《 珠璣巷民族南遷記》 ，不分卷，約五十頁，是中山黄慈博輯的遺稿。遺稿從各種詩文集、家譜、族譜中摘録出有關珠璣巷的記載幾百段，并且作了一些考校工作。這是一部在解放前若干年寫成的稿子。經過作者不少歲月的辛勤勞動，單是有關的家譜、族譜，他就收集到四十餘種，這就很非易事，而這些家譜、族譜多已不存了。遺稿中選載了在一個歷史時期内，大量不同姓的家族先後從南雄珠璣巷南遷到珠江流域一帶，世代定居下來的事迹與傳説。它是一部研究廣東地方史很有參考價值的作品。本文就以這部作品引用的材料作基礎，對這一歷史時期這一段地方史試作一些探討。

　　關於南遷的傳説

　　關於南遷的傳説，大扺來源相同而有互异之處。黄慈博先生在遺稿中曾以三個不同姓的家譜、族譜相對較。三個家譜、族譜是《東莞英村羅氏族譜》 、《 新會沈水都蓮邊裏麥氏家譜》 和《 番禺市橋謝氏族譜》 ，而以羅譜作底本。現將其中主要部分節録如下：

　　宋季間（麥譜作“宋度宗咸淳九年癸醜”。謝譜不著年代）有宫人蘇氏貌美貪私。一夕，上幸宫，失調雅樂。上怒，命下冷宫．妃潜逃，扮作游婦，混雜京省。時有富民黄貯萬，南雄府始興郡保昌縣牛田坊人，備船運糧上京，至關口市下灣泊船隻（麥譜作“至臨安灣泊”) , 備牲酬福。時有歌女近前。萬見女貌美，以意挑之。女即下船，與萬言，娓娓不已，願托終身。因載以歸。後來上行敕復取蘇妃，不知逃亡久矣。上怒，敕兵部尚書張欽（麥譜作“張英賓”）行文各省緝訪。終年無迹。乃復奏上準歇，不行追究。不知貯萬所遇之女子，即蘇妃也。一日，其家人劉壯因隙出走（麥譜作“家僕劉壯憾其主，走京師，詣英賓告其事”) , 揚泄弊端，傳溢京省。兵部官知此，恐上究因，乃詐謂民違法作孽，會同五府六部所有文武官僚，共掩前迹，密行計議，欲芟洗其地以滅踪。僞稱南雄府保昌縣牛田坊有賊作亂，流害良民，冒挾聖旨准行，以牛田坊地方，擇地建築寨所，聚兵鎮守，庶國泰民安。未旬月，部文行批，立令照議，嚴行遷徒。

　　時牛田坊五十八村居民億萬之衆，莫不嗟怨淦惶。惟珠璣里居民九十七家，貴祖密相通透，團集商議，以爲南方烟瘴地面，土廣人稀，必有好處，大家向南而往，但遇是處江山融結，田野寬平，及無勢惡把持之處，衆相開闢基址，共結婚姻，朝夕相見，仍如今日之故鄉也。衆議而相語日：“今日之行，非貴公之力，無以逃生。”九十七人即相誓日：“吾等五十八村居民，獨借公之恩，得賴逃生，异日倘獲公之福，得遇沃壤之地土，分居安插之後，各姓子孫，貧富不一，富者建祠奉祀，貧者同堂共餐，各沾貴公之澤，萬代永不相忘也，世世相好，無相害也。”即簽名團詞，赴縣陳告，準立文案、文引，仍赴府告準案結引，立號編甲，陸續向南而行（麥譜接雲：“以竹結簞，浮演而下，至連州水口，遇風簞散，溺斃男女無數。至廣屬香山縣黄角大良，各投士人草屋安歇，分尋居住，成聚落焉。”）

　　所有案卷文引，備刊於後。紹興元年仲冬望後志。接下有《赴始興縣告案遷徙詞》（麥譜作“《 赴保昌縣享》”) ，末題：“紹興元年正月初五日詞上”（麥譜作“咸淳九年正月初五日”，謝譜作“開禧元年正月初五日”）。《遷徙詞》 後羅譜有《 赴難團詞人九十七名》 的名單，謝譜亦有而多异，麥譜無此。又有《 珠璣村三十三姓九十七人流徙銘》 （麥譜無）。

　　銘文如一下：

　　珠璣流徙，羅、湛、鄭、張、尹、文、蘇、謝、陳、麥、盧、湯、温、胡、趙、伍、曹、區、李、樑、吴、馮、譚、蔡、阮、郭、廖、黄、周、黎、何、陸、高發其祥。九十七人，開闢烟瘴。三十三姓，永鎮南方。子孫萬代，爲國棟樑。文經武緯，愈遠愈昌。接下有《本府文引》 ，文如下：

　　嶺南道南雄府，爲逃難給引，早救生靈事；本年正月十三日，據始興郡保昌縣牛田坊十四團珠璣村貢生羅貴等，連名呈稱前事，内開：爲天灾人禍，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猶慮難周。及今奉明旨頒行，築土設寨所。因思近處無地堪遷，遠聞南方烟瘴，地廣人稀，堪辟住址，未敢擅自遷移，等情到府。據此，查民貢生羅貴等九十七名，案非惡孽民氏（謝譜作“素無惡孽，官矜醇民”） 。爲此，合就行給文引，批限起程。凡經關津岸陸，此照通行，毋得停留阻禁。方到止處，合應行赴該府州縣屬立案定籍，繓（謝譜作“繳”）報文，以憑造册轉報施行！

　　紹興元年正月十五日給，限四月二十四日繓（麥譜作“繳”。謝譜作“開禧元年正月十五日給”）。

　　上刊的一篇記載，在叙述南遷原因和過程方面是相當完整的，但文字不甚通順，又顯非宋代的文書樣式。更明顯的矛盾是，宋無嶺南道；只稱南雄州，不稱南雄府；地方亦無“省”之稱；政府機構，無“五府”之稱。時間上，羅譜作“紹興元年”，謝譜作“開禧元年”, 麥譜作“咸淳九年”，有差距，特别是紹興和咸淳，南宋初與南宋末．相距一百多年。又所謂南雄富民黄貯萬“備船運糧上京”，這樣一條水路是没有的。而大致與此相同的傳説，還不止於以上三個譜；甚至疍民的家譜中，也有這樣大致相同的傳説記載。（詳陳序經：《疍民的研究》 第―章：“置民的起源”。195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傳説同出一源，在若干年月裏，各據所聞，各參己見，因而存在着種種矛盾之説，這並不奇怪。從南雄稱“府”一語，可以説明從口傳到筆傳，已經是到了明代，是明朝人的記載了。矛盾是多的，但傳説中含有一定程度的真實性，這却不能忽視。我試作一些探索如下。

　　一些歷史情况

　　北宋末期，由於以徽宗爲首的這個政府的腐朽無能，在一個短短的時日裏，就被南下的金軍，佔領了中原，攻陷了汴京。北宋政權結束，高宗倉皇南度。在戰亂中，中原士民，一部分隨高宗走東南，流寓於太湖流域一帶；一部分隨隆祐太后走贛南，在隆祐太后自贛南回臨安後，士民在動亂中，更南度大庾嶺，寄寓南雄。這度嶺的一支，經過一段時期，又從南雄南遷，流寓於珠江流域一帶。

　　據《宋史·高宗紀》，大致如下：

　　建炎元年（1127年）冬，金軍分道南侵。帝如揚州。三年（1129年）二月壬戌，駐蹕杭州。癸亥，令有司具舟常、潤，迎濟衣冠、軍、民家屬。戊辰，出米十萬斛，即杭、秀、常、湖州，平江府，損直，以果東北流寓之人。六月，詔諭中外：以迫近防秋，請太后率宗室迎奉神主如江表；百司非軍旅之事，並令從行。官吏士民家屬南去者，有司毋禁。（徐夢萃：《三朝北盟會編》 所載略同）

　　七月壬寅，命李郵、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啓從太后如洪州，楊惟忠將兵萬人以衛。（《三朝北盟會編》：“隆祐皇太后迎宗廟，省部百司赴洪州，諸路公事皆赴洪州與决。”) 《三朝北盟會編》 對洪州以後事，有詳細的記載：

　　八月二十日，隆祐皇太后至洪州。十月二十六日，金人自黄州渡江寇洪州。十一月六日，隆祐皇太后及六宫出洪州，舟人耿信反，啓衛軍潰，九軍盡反，劫奪六宫府庫，一夕而盡。十一月二十三日，隆祐皇太后離吉州，至太和縣，兵衛不滿百人。金人追至太和。太后遂幸虔州。四年（1134年）正月二十四日，虔州兵亂。三月癸卯朔，盧益權知三省樞密院，往從衛隆祐皇太后。八月十日，隆祐皇太后至虔州。

　　這些記載説明：建炎南度，一部分官吏士民流徒杭、秀、蘇、常、湖、即太湖流域一帶，另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隨隆祐太后沿贛江走洪州、吉安、虔州。太后從建炎三年七月走洪州，至四年八月回至臨安，這一年之間，由於金軍窮追，九軍盡反，虔州兵亂，當日的士民狼狽困苦的景象是不難想象的。後來太后自虔州回臨安，這些士民既没有隨太后赴臨安的條件，又勢不能北還，因而不得不更南度大庾嶺，求安身之地。李心傳的《建炎以來係年要録》紹興三年（1133年）三月癸未條，與此有關的一段記載，證明了當日士民流寓嶺南的事實。文如下：

　　直徽猷閣知静江府許中降職一等。時中原士大夫避難者多在嶺南。上數詔有司給其廪禄。中言：“本路諸州賦入微薄，諸禁案寄居官毋得居沿邊十三郡，見寓者皆徙之，仍毋給其禄。”上惡之，乃有是命。

　　“中原士大夫避難者多在嶺南”非士大夫的老百姓爲數當然比士大夫更多。至於許中所説的“本路”，是指廣南東西路，因爲南下嶺南的人，主要是從江西虔州（即贛州）度大庾嶺，而不是從荆湖南路入桂林一帶。當日衆度嶺的士民．爲數衆多，他們在戰亂中從中原或江南長途跋涉，顛沛流離，度嶺以後，比較安全，得以喘息，因而暫止於嶺下的南雄，是勢所不得不然的。後來因爲度嶺來南雄的人陸續增多，於是其中一部分人又不得不更往南遷，也是勢所必然的。這是南宋初期的一段歷史。

　　到南宋末年，由於元軍的大舉入侵，特别是德佑二年（1276年），元將吕師夔攻陷南雄、韶州，守將曾逢龍、熊飛先後戰死（《 宋史》 卷四七，《二王紀》）。在這戰亂期間，南雄居民，特别是那些原從中原以及江南度嶺僑居的子孫後代人，又不得不紛紛更往南遷。他們在艱難中一批一批地結伴同行，也是很自然的。這是宋末元初的一段歷史。

　　歷史與傳説  

　　上述的歷史，説明兩次大遷徙，一次是在北宋末、南宋初，避亂的度嶺寄寓南雄；一次是在宋末、元初，他們的子孫後代，從南雄更南下珠江流域一帶。但族譜的傳説記載，却把兩次事件合而爲一，有些説，時在紹興；有些説，時在開禧或咸淳。至於所謂從冷宫逃出來的妃子，羅譜説是蘇妃，另一些族譜，如《小欖麥氏族譜》則説是胡妃．前人已經指出，這事是從宋人説部如《齊東野語》、《咸淳遺事》 等記載演變而成。按《 宋史·賈似道傳》述胡妃事如一下：

　　咸淳八年，明堂禮成，祀景靈宫。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昇輅。胡貴妃之父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遥葷還宫。…… 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娘爲尼。

　　胡妃（一説蘇妃）爲尼，傳説借此演變爲潜逃出官爲游婦，隨黄貯萬歸南雄，再搆成南雄居民因此事被逼南遷的故事。這些虚構的故事，與當時的歷史事實不符，不須窮究。但其中主要的記載，如以羅貴爲首的三十三姓九十七家結伴南行一事，就很值得注意。羅貴等一行離南雄，總是在元軍攻陷南雄前後，他們沿着湞水到韶州，又從韶州沿北江南下至廣州，再從廣州逐漸散處各地。他們途中又經歷許多艱險，如麥譜所載：“遇風簞散”，溺斃男女多人等不幸事故，當是事實。

　　綜合黄慈博先生遺稿收集到的家譜族譜所載的姓氏，先後從南雄南遷的，除上述《 流徙銘》中的三十三姓外，還有龐、康、唐、鄺、丁、石、雷、孔、鄧、孫、司徒、邵、任、朱、魏、程、侯、鮑、繆、房、容、潘、洗、祁、袁、姚、藍、肖、韓、甘、林、楊、梅、吕、嚴、劉、關、屈、餘、簡等四十姓，連前合計有七十多姓。而七十多姓中，有不少是同姓而异宗的，如黎、麥、李、陳、張、何等。這樣加起來就接近一百姓。這近一百姓人家，先後南遷，散居各地，據諸家族譜：北有清遠的朱，增城的劉；東有東莞的張、李、陳、劉；南有恩平的樑，新會的區、李、麥、陳，西有陽江的司徒等。其餘諸姓則分佈於南海、番禺、順德、香山、鶴山等諸縣。而諸姓比較集中的居地，則是南、番、順、香、東、新等六縣。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諸家族譜、家譜都説他們的祖先是從珠璣巷南遷來的；二、綜觀諸家族譜、家譜所載，從南雄南下定居地都是在珠江三角洲範圍内。兩個特點：一是所從來，一是所定居地範圍。這兩個特點，是研究珠璣巷史的主要問題。廣州之有巷名珠璣，顯然是爲了紀念南遷人來自南雄的珠璣巷，因爲他們從北江南下，大多數是先到廣州，然後散居各縣，或者就定居於廣州。

　　爲何都説來自珠璣巷

　　珠璣巷一名，宋元時代不顯。明初永樂年間，東莞陳璉寫了好幾篇族譜序，載《 琴軒集》 中，在族譜序和其他幾篇墓誌銘、墓表中，他叙述伍、封、羅、李、蔡、鄧、丁、何、劉、黎、李、張、袁等諸姓家世，都只説他們“先世南雄人”，而不言珠璣巷。萬曆年間，樑廷棟的《珠璣懷古》詩，有句：“珠璣遺迹動凄其，厭説前朝有徙移。舊路人非芳草在，故園春盡落花知。”（《水閣詩鈔》）黄公輔的《過沙水珠璣村》詩，有句：“長亭去路是珠璣，此日觀風感黍離。”“己無故老談前事，那得新聞訪舊支？”（《北燕岩集》）看來樑黄當時對珠璣的傳説已有深刻的印象，在身臨其境時，都不禁有今非昔比之感。綜上所述，《琴軒集》中族譜序多，反映元末大動亂後，明初族譜之作漸興，而明中葉以後，南遷人的子孫又漸有珠璣是故鄉之思，對珠璣的傳説漸盛，明後期詩人於是有黍離之嘆。

　　明末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兩次談珠璣：其一，題爲《珠璣巷》。他説：“吾廣故家望族，其先多從南雄珠璣巷而來。蓋祥符有珠璣巷，宋南渡時，諸朝臣從駕入嶺，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號其地爲珠璣巷；如漢之新豐，以志故鄉之思也。”其二，題爲《珠璣巷名》。他説：“珠璣巷得名，始於唐張昌。昌之先，爲南雄敬宗巷孝義門人。其始祖轍，生子興，七世同居。敬宗寶曆元年，朝聞其孝義，賜興珠璣縧環以旌之。因避敬宗廟溢．改所居爲珠璣巷。予沙亭始祖迪功郎諱禹勤，初從珠璣巷而至。族譜雲：‘南屈珠璣實始遷’。”

　　他所説：“宋南渡時，諸朝臣從駕入嶺。”建炎南渡，士民入嶺的多，是事實，但“從駕入嶺”，則不是事實，南雄之稱，始於宋初開寶四年（971年），唐時没有南雄之稱。至於珠璣得名，他的前一説，是宋南渡時，後一説則“始於唐張昌”，顯矛盾。大概是屈翁山隨手筆録傳聞，還未深考。但他説：“祥符有珠璣巷”南渡入嶺止於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號其地爲珠璣巷”，則值得注意。

　　在封建社會裏，因戰亂流徙他鄉，總忘不了故鄉。故無論祥符是否有巷名珠璣（而且南遷諸姓人多，不可能原都是珠璣巷人），把珠璣一名，作爲中原和江南的象徵，代表南遷人的故鄉，因而衆族譜都説他們的祖先來自珠璣，它的意義就不限於紀念南雄的珠璣巷，而更遠的并且紀念廣泛的中原和江南的故鄉了。不但南雄有珠璣巷，廣州也有珠璣巷，其原因也在於此。這種源自珠璣巷的傳説，遍及諸族，它是具有維護同宗、同族以至同鄉團結互相作用的。

　　但是，在封建社會裏，維護族姓各自權益的手段，就是利用封建社會傳統的宗法觀念，血緣觀念，而族譜的製作，就是作爲權益的實证，法律的依據。家譜、族譜的制與保存，主要在於維護家長制，維護産權，維護各自的經濟利益。因此，家譜、族譜的記載，多自遠祖始，以明淵源有自，其實多屬於傳聞，甚至虚構以顯揚家聲，而無礙於産權的確定。散居珠江三角洲諸族姓，异口同聲，始遷自珠璣巷，這有利於宗法觀念的加固，而對於産權的確定並無妨礙。我們所要研究的，不在於南遷諸族姓世系綿延，而在於他們在宋元以後幾百年間在珠江三角洲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關於家譜、族譜問題。以廣東而論，元明以後，盛行編寫；體例多以宋歐陽修的歐陽氏譜圖和譜例爲準則，以遠近親疏爲别，遠者疏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歐陽文忠公集》卷七一）。明陳璉《 寶安羅氏族譜序》 稱贊羅亨信所修族譜“不强附所不知，惟書其可知”。但真能依此如實編寫的，看來不是很多。因爲執筆者多是族中人，况且知識水平、語言文字水平有高下。那些水平不高的，往往互相鈔襲，臆度虚構，便多錯誤。典型例子，如《廉江遂海合博賴譜》 （933 年雷陽印書館印本），卷首有所謂“宋歐陽修先生序”，序文末題“宋咸淳八年賜進士參政文忠公歐陽修頓首拜撰”。第二篇是所謂“宋胡銼先生序”，文末題“宋熙寧二年賜進士翰林院學士忠簡公胡銼拜撰”。象這樣缺乏歷史常識的族譜，就没有多少研究價值了。

　　不少家譜、族譜是藴藏着若干歷史資料的，是有助於地方史研究的，但必須經過去僞存真的工夫．而首先要掃除那些封建糟粕。

　　與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的關係

　　上文所載以羅貴爲首的一批三十三姓九十七家人，他們南遷的時間，《 東莞英村羅氏族譜》 説是紹興元年，《新會攏水麥氏家譜》 説是咸淳九年。看來，時在南宋末年，比較近實，説已見前。總的情况是，宋季以來，一批又一批，或個别的族姓從南下珠江，大致到了元末明初便告一段落。經過元末的大動亂，明朝前期，諸族姓便紛紛各自寫家譜、族譜，以維護各自家族的權益和財産。不久，南雄舊居，逐漸改變面貌，當地居人逐漸“厭説前朝有徙移”了。但是，元明以來，珠江三角洲的形勢却也逐步發展起來了。

　　南遷的士民，以羅貴的一批爲例。羅貴説自己是個貢生，他還未有入仕，只能説是個士人。據載，他一家男女六口，十五歲以上，男的五人，婦女一人；另外家僕二人，未成丁的三人；僕婦二人，僕女一人。他們在岡州（新會）蓢底村定籍之後，占地二十一畝多。耕地與勞動力相配，勞動力是足够的。至於其他九十六家，即使其中有些原是地主，避地南來，也是不可能把原佔有的土地帶來。所以總的説來，南徙諸族姓中人，除老弱病殘和幼小的以外，大部分要參加勞動來保证自己的生存和生活的。南方烟瘴地，當日的珠江三角洲，山少平原多，田少未墾地多，而布滿河流水網。他們人多勢衆，經過多少艱難困苦，帶來了中原和江南的先進生産技術，和當地土著居民結合起來，共同耕墾開發那廣闊而又有良好自然條件的荒地，經過相當時日之後，是可以逐步變瘴地爲適宜豐産的農業地區的。歷史的發展正是這樣。這段歷史的發展，可以直算到清道光鴉片戰争之前。人們早就盛贊以南海、番禺、順德爲中心的産地，經過勞動人民的長久的生産實踐，總結經驗，創造了種種豐産的技術和方法。例如“桑基魚塘”、“蔗基魚塘”和“果基魚塘”的優良養種方法。他們挖塘築基，在塘裏養魚，塘基上種桑育蠶，用塘泥作桑、蔗、果的肥料，用蠶糞、蠶蛹、桑葉梗、蔗葉養魚，魚塘裏養殖鯇魚、鰱魚（蝙魚）、鱅魚（大頭魚）和鯪魚。幾種魚類混合放養，放養的數量合理搭配，互相調劑，互相利用。總的説，塘和基互養。長期以來，成爲農業發達的地區。

　　重温歷史：建炎南渡，流徙東南的勞動人民，在不長的時間裏，進一步把太湖流域改造成爲東南經濟重心。元明以來，避亂度嶺南來的勞動人民及其子孫後代，也逐步把珠江三角洲改造成爲我國南方經濟發達的地區。而兩者都是與建炎南渡的政治事件有關的。但是，珠江三角洲經濟的發展，也和其他地區經濟的發展一樣，帶來了階級的分化。那些同宗同姓同族的家長和依附家長的人，恃仗宗法制、家長制的權勢，一步一步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剥削壓榨同宗同姓同族以至他姓他族的人，以致無數被剥削者越來越貧困，被迫流徙他鄉以至國外，一部分成爲海外華僑的前身。這種情况，在外國資本主義入侵後，更爲嚴重，連那些中農、小地主也逐步貧困化了。

　　但是，另一方面，原來經濟的發展，也帶來了文化的發展，而文化的發展，又自然會産生不少歷史人物。試舉一些度嶺南遷人的後代爲例：

　　南宋的崔與之，增城人。其先世注人（《廣東通誌》 卷二六九。）。李昂英，番禺人。曾祖仙之，自保昌（南雄）來遷（黄佐：《廣州人物傳》卷九）。明羅亭信，東莞人。其先南雄人（陳璉：《琴軒集》 卷五，《寶安羅氏族譜序》）。陳獻章，新會人。“先世仕宋，自南雄遷新會”（阮榕齡：《白沙先生年譜》）。

　　屈大鈞，番禺人。“南屈珠璣實始遷”。乃至近人，康有爲，南海人。據《康南海自編年譜》：“始祖建元，南宋時，自南雄珠璣裏始遷於南海縣西樵山北之銀塘鄉。”樑啓超，新會人。據丁文江編《樑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引《樑氏世系圖譜》：“紹字季美，宋賜進士，紹聖間爲廣東提幹，與叔燾同擇居南雄珠璣裏、廣東樑氏自公始。”    

　　總之，南宋以來，避亂度嶺，又從南雄南遷的人及其後代，對珠江流域經濟的發展，在歷史上曾經起過積極作用，有着重大貢獻的。

　　（陳樂素：著名歷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