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5-4 15:59:51

　　今天是“五四”青年節。90年前，新文化運動的開拓者們提出用“民主”和“科學”救中國。如今中國不僅得救了，還進入了世界强國之林。那麽在今天的大學校園裏，還有人追求“德先生”、“賽先生”嗎？

　　今年4月25日，1960年畢業的北京大學校友任彦芳在紀念北大建校111週年座談會上透露，北大出版社去年打算出版一本由188名北大校友撰寫的懷念北大、發揚五四精神的文集《夢縈未名湖》。書稿在出版社編輯時，上級要求出版社删除了其中30多名校友的稿子，全書50萬字也變成30多萬字。原本以爲如此大卸八塊總算審查過關了，想不到在付印前，却接到某某部一名官員的電話，要求停印。於是，這本由國學大師季羡林題寫書名的文集最後還是胎死腹中。

　　任彦芳在座談會上憤怒地説：“我爲北大感到耻辱。北大到今天這樣，還有知識分子的自由思想、獨立人格嗎？五四精神在北大早已消失了，還指望北大出人才出思想嗎？五四時代的北大，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這裏有思想的自由，這裏有獨立的品格，這裏有言論出版自由。”

　　 事實上，五四時期蔡元培校長在北大實施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早已成爲絶響。1949年後一系列“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不僅在大學建立起一套嚴格的思想監督體系，而且用行政級别把大學本身也變成計劃經濟的一部分，成爲政治的附庸。這種定位道致目前中國大學犬儒主義極端盛行。連綿的政治運動、思想清洗，以及大學的“官本位”和學術造假，使中國的知識分子無論在傳統國學還是現代西學，都再也産生不出像陳獨秀、胡適、魯迅、辜鴻銘、錢鐘書那樣大師級的杰出人物。相反，像孫東東這樣的犬儒却英雄輩出。

　　其實，知識界、公衆輿論，甚或官方對於五四精神的缺失和體制的弊端心知肚明。但對當今大多數青年和在校大學生來説，五四精神更像是書齋裏的史話空談。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利益、生活目標和流動空間讓他們感受不到思想管制的沉重。人們的熱情都消耗在追求物質生活的忙碌和將來個人前途的鑽營中。思想解放、民主科學和愛國圖强的“五四精神”離他們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