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研究生（1961.9-1965.9）的專業是中國古代史（明清社會經濟方向），指導教師是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的二級教授樑方仲先生。我是他在中山大學歷史係招收的第二届研究生（1959年招收第一届研究生是楊生民，今首都師範大學歷史係教授，兩届均各招一人）。當時的研究生學習不是實行學分制，除了《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選讀》和外語課由學校統一集中上課和考試外，專業課則由指導教師全盤負責安排。一年級時，樑老師規定我每個星期五早上9時到他家裏上課。開學第二個星期，我去他家裏上課。他布置我讀書，先讀《明通鑒》，然後讀《明史紀事本末》、《國榷》三部書，一年讀完。要求是通讀一遍，一邊讀，一邊將書中有關明代社會經濟内容的頁碼記録下來，方便今後研究查閲。一周讀完一部分，下周來上課時，將讀過内容匯報，並説明讀不懂的問題，由他講解。二年級時，樑老師要求我用二個月讀完《明史·食貨志》，要求同上。之後，要求我用7個月時間通讀馬克思的《資本論》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要求是每周上課時將讀不懂的問題向他匯報，由他講解。他説，在讀完上述書後，於三年級上學期考試，下學期提出畢業論文題目和寫作提綱，四年級全年撰寫畢業論文。

　　三年級下學期中，按規定要選定畢業論文題目時，我到樑老師家裏登門求教。他説，我不給你出題目，你可就明清社會經濟的生産、流通、分配和消費範疇選一個小題目。又説，我在清華大學經濟係讀研究生時，本來應該選做現代社會經濟的某一題目的，但我聽了歷史係好朋友吴晗的勸説，選了《明代田賦制度述要》爲題，屬分配範疇。我聽了老師的教誨和啓發，最後我自選《明代鋼鐵生産的發展》爲題報告老師。四年級上學期開學伊始，我到老師家徵詢他的審查意見。他同意了。不過他説，你的選題屬於明代手工業生産範疇，找資料不容易。因爲在明代古籍中，記載生産方面的資料不多，只有明代地方誌、政書和私人筆記等史書中略有記載，但地方誌等史書汗牛充棟，需要花很多時間和花大力氣才能收集比較足够的資料。但現在你選定了，努力去做就是了。

　　選題得到老師同意後，我先在學校圖書館和廣東省中山圖書館收集資料。可惜兩間圖書館所藏明代地方誌寥寥無幾，所得資料不多。我向老師如實匯報，他也爲我着急。於是樑老師於1965年8月，親自帶我到收藏明代地方誌、筆記等史籍較多的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部（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上海圖書館和浙江省寧波市天一閣明代藏書樓去收集資料。在北京期間，因爲樑老師和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吴晗是30多年的摯友，經介紹，使我得以認識吴晗及其夫人袁震（研究宋史專家）。當吴晗問及我的論文題目時，他饒有興趣。於是樑老師叮囑我多向吴晗請教指導。我遵師囑，曾多次到北長街3號的吴晗家登門求教。他不僅熱情接待我，而且將他早年在清華大學歷史係讀書及任教時鈔録積累的有關卡片資料無私地提供給我，又讓我使用他書房的各種明史書刊；他還細心地審閲了我的論文寫作提綱並加以修改，然後又教我如何收集、考訂、爬梳、整理資料，從而進行綜合分析，加以理論説明，得出自己研究本課題的結論，使我受益匪淺。在吴晗和樑老師的親切指導幫助下，經過半年的努力閲讀、搜索，我基本上查閲了全國各省、縣的明代地方誌和一部分有關的明人筆記等史籍，鈔録了與我的論文有關的資料卡片兩千多張。然後回到學校，在老師悉心指導下撰寫和完成畢業論文《明代鋼鐵生産的發展》，約6萬多字，畢業了（當時國家没有設授學位制度，連畢業證書也到1983年才補發）。

　　遺憾的是，畢業時正遇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我無法按所學專業從事明清社會經濟研究。直到打倒“四人幫”之後，才重新開始。

　　一、研究明清時期的工農業生産

　　1976年10月6日，活捉了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1978年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全國科學大會，華國鋒（時中共中央主席）接見了中國科學院長郭沫若。鄧小平在會上發表長篇講話，先爲“文化大革命”時把知識分子打成“臭老九”平反，明確宣佈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份，並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的命題，號召科學家爲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放手搞科研，並承諾自己願意爲科學家做研究工作當後勤部長，深深感動了科學家們。這意味着科學的春天到來了。我欣喜若狂，從木箱中翻出隨我南北輾轉的畢業論文再次閲讀修改，並將6萬多字的論文壓縮成1.5萬字，投向雜誌發表了（《學術論壇》1979年第2期）。本文研究統計，明代嘉靖年間（1522-1566），中國生鐵産量已達到4.5萬噸，居世界第一位。接着，我根據1965年在北京等地鈔録的資料撰寫題爲《明代鐵冶業資本主義萌芽一則史料質疑》的論文發表（《學術月刊》1980年第2期）。1984年，我又將畢業論文進行補充、修改和增訂成專著，易名爲《十四一十七世紀中國鋼鐵生産史》交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獲得經濟史學界楊生民教授等在《光明日報》，《羊城晚報》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等發表書評的好評。與此同時，我又寫了《清代城市私營手工業及其同行業組織》，《清代農户手工業生産形態》等論文發表。在對手工業研究告一段落之後，我轉向農業生産的研究，撰寫和發表了《清代前期農業生産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4期）、《明清時期廣東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古今農業論叢》，廣東經濟出版社2003年）、《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魚塘”農業生態系統》（《古農業生態學術論集》，百花出版社2003年）、《清代農村家族組織的生産形態》（《中山大學學報論叢》1993年第5，6期） 等，論证了清代的農業生産也是發展的，其標誌是當時南方水稻年畝産量達到了351-450斤左右；北方小麥、玉米年畝産量250-340斤左右，從而養活了占世界人口30%的三億多人口（1790年的人口數）。全國每年財政總收入達到白銀4000多萬兩。

　　經過上述對明清時期工農業生産的研究，並與西方國家作比較，我得出結論：

　　“從世界經濟發展史的經濟規模上看，15世紀中葉（明中葉）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期間，中國是經濟發達的國家。據統計，1522-1566年（嘉靖年間），中國的生鐵産量達到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年才達到20000噸。1750年（干隆十五年），中國工業總産量占世界工業總産量的32%，而歐洲僅占23%……直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1〕。”

　　這就説明，直到1820年，中國經濟發展在世界仍居首要地位，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當時中國的商品如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棉布、砂糖和中藥材等，在國際市場享有很高的聲譽，具有很强的競争力，正如當時西方國家的作家報導所説：

　　“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 主要的物品和數不盡的其他次要的物産。”〔2〕

　　特别是中國的絲貨，外國人更是讚嘆不絶，説：“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没有一種出品能比得上中國絲貨”〔3〕。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納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中説：

　　“中國是一個物産豐富的國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應全世界。”〔4〕

　　確實如此，據《明會典》和《清朝文獻通考》等史書記載，16-19世紀初期，中國向世界出口的商品有236種之多，其中以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爲大宗。

　　二、研究明清時期的商品流通

　　如上述，既然中國的工農業商品如此豐富和精良，而從經濟學理論上説，“商品必須全面轉手”才能繼續發展。於是我把研究工作轉向流通領域，於1984年撰寫了一篇6萬多字的論文《明清商品經濟的發展與資本主義萌芽》，作爲一章編入彭雨新教授主編的《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一書出版，全面論述了明清時期全國東南西北商品的流通進程、商品種類、商品價格和市場網絡等。同時撰寫和發表了《明清珠江三角洲商業與商人資本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年第3期）、《明清時期兩廣的商業往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1期）等論文發表，並出版了《廣東商幫》（香港中華書局1995年）和《明清廣東商人》（廣東經濟出版社2001年）專著，最後得出結論，干隆十五年（1750），全中國國内商品貿易總額值達到4億銀兩，而且在某些商人經營的商業貿易過程中出現了“包買商”的資本主義萌芽因素。

　　在研究商品流通過程中，我發現自嘉靖元年（1522）至道光二十年（1840）期間，明清政府並非是實行完全的海禁政策，而是實行開放廣東（廣州）一口通商的對外貿易政策，允許中外商人在廣東（廣州）進行貿易來往，所以明清時期中國的海外貿易也是發展的。於是，我撰寫和發表了《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歷史研究》1986年第4期）、《清代前期廣東的對外貿易》（《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4期）、《明代廣州的對外貿易》（《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明中葉至清初的中日私商貿易》（日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2004年第37期）等論文，和編著出版了《廣州外貿史》（上、中、下）一書（廣州出版社1995年）以及主編出版《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廣東經濟出版社2003年）、副主編出版《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7年）等書，論证了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世界各國的商人絡繹不絶前來廣州同中國商人做生意，使廣州成爲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1798年（嘉慶三年），瑞典人龍思泰（Andres Ljungstedt）就記述外國商人來廣州做生意的情况：

　　“廣州的位置和中國的政策，加上其他的原因，使這座城市成爲數額很大的國内外貿易舞臺。……中華帝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全部貿易，都以此地爲中心。中國各地的産品，在這裏都可以找到；……東京、交趾支那、東方群島、印度各港口、歐洲各國、南北美洲各國和太平洋諸島等地的商品，都被運到這裏。”〔5〕

　　據不完全統計，從康熙二十四年至干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72年間，到廣州貿易的歐美商船有312艘：干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增至5107艘，平均每年爲63.8艘。

　　與此同時，中國各省和廣東省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廣州進行進出口貿易，名曰“走廣”。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納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中也記述：

　　“中國人把貨物從全國各地……運往廣州市集上的貨品和數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資金購買，……參加這些市集的商人看到他們的貨賣不出去，就用他們自己的船，責任自負地把貨運往馬尼拉、暹羅、望加錫等地去。”〔6〕

　　明清政府爲了發展集中於廣州的對外貿易，除了設置廣東市舶司和粤海關進行管理外，還委托專門從事海外貿易的商業團體“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商直接貿易。於是我又研究清代廣東十三行行商，撰著和出版了《廣東十三行之一：樑經國天寶行史迹》（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和《廣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年），并發表論文《廣州十三行：以官制商，以商制夷》（《21世紀經濟導報》2005年12月26日）等，闡述在當時外國商人不熟悉中國情况、不懂漢語和不十分瞭解中國政府管理外貿制度的情况下，此種商業團體就成爲外國商人與中國商人進行貿易的中介者，使生意做得更好更活。正如英國下議院於1830年（道光十年）對來廣州貿易的英國商人進行調查的報告説：

　　“外國商人對於這整個廣州制度（它在實踐中經過種種修正）是怎樣看待呢？1830年英國下議院關於對華貿易的極爲重要的審查委員會會議中，幾乎所有出席的證人都承認，在廣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7〕

　　而葡萄牙人於嘉靖三十二年（1553）進入和租居的澳門則成爲當時中外貿易往來的中轉港。於是我撰寫和發表了《明清時期澳門對外貿易的興衰》（《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4期）和出版了《澳門經濟四百年》（澳門基金會1995年）一書以及與别人合作編輯發表《明清時期澳門對外貿易資料匯編》（澳門《華僑報》1995-1998年連載）等，闡述明清時期中外商人通過廣州-澳門-長崎；廣州-澳門-果阿-裏斯本-歐洲；廣州-澳門-望加錫-帝汶；廣州-澳門-馬尼拉-墨西哥-巴西；廣州-澳門-温哥華島；廣州-澳門-紐約-波士頓-費城；廣州-澳門-澳大利亞；廣州-澳門-俄羅斯等8條航綫來往貿易，把中國製造的商品如生絲等運往世界各國銷售。而18世紀末，英國工業革命剛開始不久；美國仍是農業國，1830年的1500萬人口中，多數勞動人口從事農牧業，直至1929年仍有45%從事農牧業〔8〕。所以，當時世界各個國家根本没有多少民生商品可以打入中國市場，只好携帶大量白銀貨幣來廣州購買中國的貨物販回國内傾銷，所謂夷船“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9〕。於是我在論著中得出結論：

　　“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中國對外貿易經常是出超的時候，白銀不斷地從印度，不列顛和美國輸入中國。據統計，自1553年至1830年，西方國家到中國貿易而流入中國的白銀達5億兩以上。1585-1640年日本因到中國貿易而輸入中國的白銀達到了1489.9萬兩。可見，直到鴉片戰争前夕，中國在當時的商品貿易全球化中，是遥遥領先於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10〕

　　這麽一來，使廣州呈現一派對外貿易繁榮和富甲一方的景象，正如時人詩雲：

　　“廣州城廓天下雄，島夷鱗次居其中。

　　香珠銀錢堆滿市，火布羽緞哆哪絨。

　　碧眼蕃官占樓住，紅毛鬼子經年寓。

　　濠畔街連西角樓，洋貨如山紛雜處。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

　　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11〕

　　三、研究明清與海外貿易相連的中西文化交流

　　在研究上述貿易全球化的中外商品流通過程中，我同時看到大量伴隨海外貿易而出現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外文資料，於是我不揣謭漏撰寫和發表了《16-18世紀中西文化的交流》（《社會科學陣綫》1991第1期）、《16-18世紀中國文化對歐洲國家的傳播和影響》（《中山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明代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及其文化效應》（《史學集刊》1994年第2期）、《人痘西傳與牛痘東漸》（《海交史研究》1999年第1期）和《中國科舉制度對西方國家文官制的影響》（澳門《中西文化研究》2002年第1期）等論文，較全面地論述16-19世紀初期以澳門爲橋樑的中西文化交流的進程、内容和影響。特别是1995年4月，我參加在澳門召開的“澳門歷史文化學術討論會”上提交和發表了《澳門是16-18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的論文，得到與會不少學者的贊同，更加得到文化大師、北京大學季羡林教授；國家圖書館館長、著名哲學史專家任繼愈教授的表揚和鼓勵。我記得在會議期間的一個晚上，季老叫我到他房間傾談，對我説：你在會上報告論文説“澳門是16-18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是對的。你回去可以看看我於1993年爲陳炎教授所著《海上絲綢之路與中西文化交流》一書的序言，在裏面我就説這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中西文化交流呢。會議結束後，我回到學校，迫不及待地找到季老所寫的序言拜讀，他比我講得更加精闢和深刻：

　　“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上，文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傳入。這一次傳入的起點，從時間上來説，是明末清初；從地域上來説，就是澳門。整個清代將近三百年時間，這種傳入時斷時續，時强時弱，但一直没有斷過（中國文化當然也傳入西方，這不是我在這裏要談的問題）；五四運動，不管聲勢多大，只是這次文化交流的餘緒。可惜的是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這十分重要的地位，注意者甚少。我説這話，完全是根據歷史事實。明末清初傳入西方文化者實爲葡人，而據點則在澳門。”〔12〕

　　我從季老這一精闢論斷中得到極大的啓發和鼓舞。於是我於1998年即以《澳門是最重要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16-19世紀初葉》爲題，向中國社會科學基金申請資助研究，很快得到批準和撥給研究經費。此後，我按要求用兩年時間，繼續到澳門、香港、北京、上海等地的圖書館和檔案館進一步收集有關資料，於2001年完成此項研究，並經中國社會科學基金管理委員會組織專家組評審通過合格。然後幾年來，我對此文進行補充和修改成書，於2008年秋交由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因我是該館館員），請該館推薦列入《嶺南文史叢書》的一種出版。本書全面論述了16-19世紀初期中西文化的互相交流、互相滲透和互相發展。特别是詳細闡述了中國優秀文化對西方國家的廣爲傳播和强烈而深遠的影響。包括儒家哲學、重農思想、語言文學、美術、音樂、風俗等。其中又以中國儒家哲和重農思想最爲突出，兩者對德國古典哲學的和英、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立影響至深。

　　首先，明清之際隨西方國家前來中國廣州貿易的天主教耶穌會士利瑪竇（Mathieu Ricci）等傳教士經澳門進入廣州，到肇慶、韶州、南京、北京等地傳教後，他們爲傳播天主教需要，十分注意學習和研究中國儒家哲學，研究孔子的思想，翻譯儒家的經籍和撰寫解釋儒家哲學的專著寄回歐洲國家出版，向歐洲國家傳播儒家哲學思想。例如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ippus Couplet）於1681年著《中國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書，共分四大部分：第一，柏應理上法皇路易十四書；第二，論原書之歷史及要旨；第三，孔子傳；第四，《大學》、《中庸》、《論語》譯文。本書既向歐洲國家介紹了儒家經籍，又略舉其重要注疏，便於歐洲人接受。接着會士衛方濟（Franciscus Noel）著《中國哲學》（philosophus Sinica），向法國介紹了他研究儒家哲學思想的心得體會。德國古典哲學家萊布尼兹（Gofuried Wilhelm Leibniz）於1687-1690年間，在羅馬邂逅結識意大利會士閔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等一批從中國傳教回去的耶穌會士，並從他們手中得到不少儒家經典的資料和書籍，從此發奮研究中國儒家哲學思想，於1697年寫成《中國近事》（Novissima Sinica）一書，全面向歐洲國家介紹中國儒家哲學和文化，高度讚揚中國文化之偉大，説：

　　“我們從前誰也不相信在這世界上還有比我們的倫理更完善，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竟使我們覺醒了。”

　　他在書中又指出，中國的儒家哲學是超越歐洲哲學的：

　　“歐洲文化的特長在於數學的、思辨的科學，就是在軍事方面，中國也不如歐洲。但在實踐哲學方面，歐洲人就大不如中國人。”

　　於是乎，他向歐洲國家的有識之士發出呼吁：

　　“我甚至認爲，必須請中國派出人員，前來教導我們關於自然神學的目的與實踐。”〔13〕

　　萊布尼兹吸取儒家哲學思想，開創了德國古典思辨哲學，後來又傳授給他的學生沃爾夫（Christian Wolff）。沃爾夫把思辨哲學進一步系統化、理論化，首次將哲學分爲本體論、宇宙論、心理學、自然神學、倫理學、經濟學、政治學七部分，認爲哲學的一切原理皆可以用數學或演譯的方法建立起來。沃爾夫的思辨哲學爲他的學生康德（Immanuel Kant）所接受，從而創立了德國古典哲學。以後的菲希特（Fichte）、謝林（Schelling）和黑格爾（Hegel）等人，就在萊布尼兹和沃爾夫的思辨哲學思想影響下，形成了德國古典哲學的辯證法思想。這就説明，近代德國古典哲學的創立是受到中國儒家哲學思想影響的。

　　其次，中國的重農思想爲英、法國創立近代古典政治經濟學提供了養料。中國開天辟地，以農立國，歷代君主提倡以農爲本，實行重視農業生産的政策。這種經濟思想傳到歐洲後，深刻影響着18世紀法國重農學派（physiocartic）學説的形成。重農學派的創始人魁斯奈（Francois Quesnay）被譽爲“歐洲的孔子”。他從耶穌會士帶回歐洲的中國儒家古典經籍中研究中國的伏羲氏、堯、舜和孔子的思想，於1767年寫成和出版了《中國的專制制度》（Le Despotime de La chine）一書，全書分前言及八章，幾乎每章都提到中國。大凡中國的領土、人口、經濟、政治、法律、社會、倫理，等等，内容豐富至極。但重點是他對中國重農思想的論述、仰慕和推崇。他在第八章列舉了24條道理呼吁歐洲國家政府要向中國學習重農思想和重農政策，倡導“中國化”。他還利用自己充任御醫的方便，極力鼓勵法皇路易十五（Louis XV）仿傚中國皇帝舉行春耕的“借田”儀式。他深受《周禮》一書均田貢賦法的啓示，主張法國政府應象中國一樣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賦的辦法，以提供國家所必需的財政開支。可見中國重農思想和政策對法國重農學派的形成影響之深。重農學派的改革家、法國財政大臣安·羅伯特·雅克·杜爾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繼承和發展了魁斯奈的重農思想，認爲農業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是其他各種勞動所以能够獨立經營的自然基礎和前提。爲了更充分瞭解中國的重農思想，他委托當時在法國留學的中國學生（也是耶穌會士）楊德望、高類思回中國爲他收集中國的土地、勞動、地租、資本、賦税等農業經濟的資料30多條；自然地理、物産資料7條，以便在法國進行財政改革作參考。楊、高兩人回中國後，將收集到的資料匯編成《北京報告》，爲杜氏改革法國財政制度作參考。最後杜氏寫成了《關於財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第一次正確回答了價值與剩餘價值的問題，並提出了地租是農業剩餘價值的唯一形式，進而提出農業是基礎，而商業只是將農業生産的財富“引沼而益池”而已。這種重農思想觀點，受到馬克思的高度讚揚，説法國重農學派證明瞭剩餘價值是在生産領域創造出來的，而且是以農業生産部門爲先，“在這方面的首創精神，是在一個以農業爲主的國家中表現出來”。〔14〕

　　其他重農學派的思想家如伏爾泰（F. de. Voltaire）、孟德斯鳩（C. L. S. Montesquieu）等也十分贊美中國的重農思想和政策，鼓吹“全盤華化論”，大力呼吁歐洲國家的君主要仿傚中國皇帝每年親耕一次的儀式,以鼓勵農民耕種：

　　“中國皇帝每年有一次親耕儀式，這種公開而隆重的儀式的目的是要鼓勵人民從事耕耘；

　　中國皇帝每年都要知道誰是耕種土地上最優秀的農民，并且給他八品官做。”〔15〕

　　與此同時，中國重農思想也影響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形成。1764-1765年，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擔任湯森德勛爵（Lord Townshend）的繼承人巴克勒公爵（Duke of Buccleuch）的私人教師時，曾隨伴他到法國巴黎遊覽兩年，結識杜爾哥並建立密切的友誼，進而認識魁斯奈，互相交流思想。於是他從魁、杜兩人處瞭解到中國重農思想和重農政策的有關資料，閲讀和翻譯不少中國重農思想的典籍，最後他吸收了孔子的“天然自由”和司馬遷的“自由經濟”的思想精華，於1767-1773年寫成其著名的政治經濟學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An Ing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並於1776年3月9日正式出版。本書總結了中國（書中提到中國問題達24次）印度、希臘、羅馬、埃及等古代文明國家的農業生産和近代英國、法國等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論述人類社會農業、製造業、商業、地租、賦税、貨幣、市場、利潤、工資、公債、證券、政府職能、人民教育、社會保險等豐富内容，並從“一只看不見的手”（An inveseble hand，即社會經濟生活中每個人行爲的動機）開始，論述勞動價值、自由貿易和政府職能等重大理論，書中多次提到中國的“自由經濟”思想，提出正確處理農業、製造業和貿易關係的理論，提出各國在重視重農生産的基礎上，要正確處理糧食、貿易的關係，從而使各國的社會經濟得到充分發展和繁榮富强，説：

　　“理論和實踐證明，在大國内各省之間的國内貿易自由，不僅是緩解糧食短缺的最好方法，并且是有效防止饑荒的最好方法；大陸内各國之間的自由進口貿易，也是緩解糧食短缺和防止饑荒的最好方法。”〔16〕

　　可見，亞當·斯密是接受魁斯奈、杜爾哥的重農思想和中國的“自由經濟”思想而創立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説的，所以有學者評論指出：

　　“没有亞當·斯密與重農學派的接觸，就没有他的《國富論》。”〔17〕

　　從上述可見，中國重農思想確實對法國重農學派學説的形成和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立具有深刻的影響。而根據馬克思關於重農學派是“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真正鼻祖”和“重農主義體系是對資本主義生産的第一個系統的理解”的評價，我們可以説，中國重農思想和“自由經濟”思想應該是作爲現代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直接思想淵源之一而載入近代政治經濟學説史的史册，當之無愧。

　　誠然，在中國文化西傳的同時，西方國家的科學文化如近代數學、物理、天文、歷學、地理、地圖、西醫、西藥、語言等也經澳門傳入中國（西學東漸）。對於推動中國近代科學文化的發展有着深刻的影響。這方面的内容已不是本文重點，就不在此展開了。

　　綜觀本文如上所述，清楚地看到，在明清之際（明朝中期至清代前期，1522-1830年），中國既是世界上經濟最大的發達國家，也是文化十分繁榮的國家，在當時的“中國封建社會内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着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18〕。歷史事實確是如此。正是因爲1840年英國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争和後來的第二次鴉片戰争、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1894年日本發動侵略中國的甲午戰争、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1931年和1937年後日本又兩次侵略中國等戰争，扭曲了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進程，使中國走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道路而成爲落後的國家，從而使今天中國只能處於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8年的GDP4.4萬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7%；人均GDP0.33萬美元，排在世界179個國家的第104位），離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的經濟發展水平（2008年GDP14.3萬億美元，人均GDP4.76萬美元）差距還相當大。這是筆者自1961年代跟隨樑方仲教授學習和研究明清時期社會經濟的深刻體會。

　　

　　注　釋：

　　〔1〕戴逸：《論康雍干盛世》，2003年2月23日，北京圖書館舉辦的“省部級領導幹部歷史文化講座”的講稿；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long Run, DECD, Devolopment, Paris, 1998；亦見《黄啓臣文集（二）》第552頁，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7年版。

　　〔2〕Robert park,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Essay on Chinese Question, P61.

　　〔3〕Geo philip, Early Spanish With Chang Cheow,《南洋問題資料譯叢》1957年第4期。

　　〔4〕轉引《鄭成功收復臺灣史料選編》第119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龍思泰著、吴義雄譯：《早期澳門史》第301頁，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

　　〔6〕轉引《鄭成功收復臺灣史料選編》第115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7〕格林堡著、康成譯：《鴉片戰争前中英通商史》第55頁，商務印書館1969年版。

　　〔8〕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1986.

　　〔9〕《福建巡撫常賫奏摺》，見《文獻叢輯》第176輯。

　　〔10〕《黄啓臣文集（二）》第552-553頁，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7年版。

　　〔11〕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上卷《官守篇》；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5，《貨語》。

　　〔12〕陳炎：《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序言，1994年版。

　　〔13〕Dentens（德頓斯）：《萊布尼兹全集》第78-86頁，轉引自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第449、46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4〕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第1册第2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5〕孟德斯鳩著、張雁深譯：《論法的精神》上册第102頁，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16〕亞當·斯密著、唐日鬆等譯：《國富論》（中譯本）第385頁，華夏出版社2005年版。

　　〔17〕宛樵、吴宇輝：《亞當·斯密與〈國富論〉》第16頁，吉林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18〕《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89頁，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原載加拿大《地産週刊》（Chinese Real Esate Weekly）第231期，2009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