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invisible hand——Recollect professor Liang Fangzhong guides me Throughs on reading “The Wealth of Nations”and again at now

　　本文闡述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著《國富論》一書關於市場經濟學的主要内容，闡明它對當前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義，並餘論亞當·斯密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論》的主要内容，從而説明亞當·斯密既是一個觀察力超人的經濟學家，又是一個悲天憫人的道德哲學家。

　　This paper focuses on introducing the main content on market economics of the book "The Wealth of Nations" written by Adam Smith, a British economist, and On basis of this, clarify the sense on constructing China's socialist market-oriented economy and comment the main arguments of Adam Smith's anther book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thus illustrating that Adam Smith was an economist with a super insight into matters as well as a moral philosopher who bemoan the state of the universe and pity the fate of manking.

　　近代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於美國發佈《獨立宣言》的同年即1776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全名爲《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lions），這同1890年出版的馬歇爾（Alfred Marshall）《經濟學原理》和1936年出版的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是公認的三部劃時代的西方經濟學著作。1901年，嚴復將《國富論》翻譯爲中文，以《原富》書名出版；1931年，郭大力、王亞南合譯《國富論》出版，1972年再版時易名爲《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2001年，楊敬年翻譯的《國富論》，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唐日鬆等五人合譯的《國富論》，由華夏出版社出版；2008年 ，謝祖宜譯的《國富論》由新世紀出版社出版。

　　我於1961-1965年在中山大學讀研究生時，由於學的專業是明清社會經濟史，所以導師樑方仲教授除了要求和指導我通讀《資本論》之後，還要求和指導我通讀被馬克思稱爲“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一書。當時正值毛澤東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會上强調階級鬥争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和要求幹部學習前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的高度集中計劃經濟年代。那時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正統理論是：社會主義社會是以生産資料公有制爲基礎的經濟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在國家統一領導下，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國民經濟。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1952年出版）一書的出版，以黨和國家權力法定公有制、按勞分配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規律，並制定相應的政策，要求前蘇聯人民都按此規律進行生産和生活，絲毫不可以違背。在這個基礎上，他更進一步論证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産和價值規律的作用範圍，提出消滅商品生産和價值規律，以實現社會主義向共産主義過渡準備條件。當時，我們國家也是以此理論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所以我讀《國富論》時，當然是站在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高度，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特别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的理論爲標準，以批判資産階級經濟學的態度去讀，讀完之後感到《國富論》關於一只看不見的手、勞動是一切商品交换價值的真正尺度、自由貿易、政府的主要職責是扺禦外國侵略、執行司法和管理公共事業等核心内容，與前蘇聯及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生活和計劃經濟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格格不入，完全是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辯護和爲資産階級服務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是無産階級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反面教材。

　　現在重讀《國富論》，正逢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以新時代的視角讀《國富論》，自然有迥然不同的感覺和認識，那就是：《國富論》闡述的經濟學理論，是總結了古代希臘、羅馬、埃及、印度、中國（書中提到中國有關問題達24次）等文明古國和近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等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實踐，而論述人類社會的生産（包括農業、製造業）、分工、商品、市場、利潤、貨幣、資本、地租、賦税、財政、工資、奬金、證券、公債、政府職責、人民教育、社會保險等豐富内容，在今天的俄羅斯及我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是無時不有和無處不在的，是摸得着看得見的，所以《國富論》實際上是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值得參考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下面，我就《國富論》的重要内容及其對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義，談談自己重讀的體會，以求正方家。

　　一、《國富論》的主要内容

　　（一）《國富論》指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

　　亞當·斯密發現在人類社會經濟領域的日常經濟生活過程中，有“一只看不見的手”。這只“看不見的手”是什麽呢，就是社會經濟生活中每個人行爲的動機。他認爲，生活在社會裏的人，不管是誰，其行爲的動機是“利已”。這是“人性中無法給予進一步解釋的原始本能之一”，“這種傾向只有人才有”（唐日鬆等譯《國富論》，第13頁，夏華出版社2005年，下同），其他動物是没有的。他説：

　　“人幾乎總是需要他的同胞的幫助，單憑人們的善意，他是無法得到這種幫助的。如果他能訴諸他們的自利心，向他們表明，他要求他們所做的事情是對他們自己有好處的，那他就更有可能如願以償。任何一個想同他人做交易的人，都是這樣提議的。給我那個我想要的東西，你就能得到這個你想要的東西，這就是每一項交易的意義。正是用這種方式，我們彼此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絶大部分的東西。我們期望的晚餐並非來自屠夫、釀酒師和麵包師的恩惠，而是來自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切。我們不是向他們乞求仁慈，而是訴諸他們的自利心。”（《國富論》第13-14頁）

　　亞當·斯密進一步論述：“毫無疑問，每個人生來首先和主要關心自己。而且，因爲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適合關心自己，所以他如果這樣做的話，是恰當的和正確的。因此每個人更加深切地關心同自己直接有關的、而不是對任何其他人有關的事情。”（蔣自强等譯：《道德情操論》第101-102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這個從“自利心”出發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會達到並非他本意達到的目的。這正是人類一切經濟行爲的推動力。他指出：

　　“出於對他自身利益的關切，製造弓箭成了他的主要營生，他成爲一種專門製造武器的人。另一個人擅長製造他們的小茅屋或移動房屋的框架和屋頂，他習慣於用這種方式爲他的鄰居服務，鄰居們也按照同樣的方式，用牲畜和鹿肉回報他。最終他發現，一心一意從事這種職業，成爲一個造房木匠，對自己有利。依同樣的方式，第三個人變成了鐵匠或銅匠。……這樣，由於肯定能把自己所需要的勞動産品中自己消費不了的所剩餘部分去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他人勞動産品的剩餘部份，這就鼓勵了每一個人從事一種專門的職業，並培養和完善他可能具有的從事這一職業的才能或天賦”（《國富論》第14頁）。

　　這種勞動生産分工的發展，是提高勞動生産率的關鍵。亞當·斯密更舉了制針業的例子加以説明：

　　“制針這個重要的職業被分成大約十八種不同的工序。在一些工場，這十八種不同的操作由十八個不同的工人擔任。……我見過一個類似的小廠，那裏只雇用了十個工人， 在這個小工廠裏，有幾個工人從事兩三種不同的操作。盡管他們很窮，盡管他們連必要的機器設備都很差，但如果他們盡力工作，……這十個人每人每天就可以製造出四萬八千枚針……”（《國富論》第8頁）。

　　這充分説明，隨着生産分工的發展和勞動劃分成越細的專業化，正是出現工廠制度的結果。有了細緻的分工，同樣數量的勞動者，就能完成更多的工作量，生産出更多的産量，提高了勞動生産率，整個社會經濟領域，都能很好的分工合作，生産人們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務以相互滿足生活所必需，從而大大推動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

　　（二）《國富論》提出和創立勞動價值論。

　　亞當·斯密在第一篇第五、六章論述商品的真實價格與名義價格中，提出和創立了勞動價值的理論，説：

　　“一個人是富有還是貧窮，是根據他所能享受得起的人類生活中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樂品的品質和層次而定的。但是，一旦分工完全確定以後，一個人自己的勞動只能供應他享受的上述物品中的很少一部分，其餘絶大部分他必須從其他人的勞動中獲得。這樣，他是富有還是貧窮，必然根據他所能支配或購買得起的他人的勞動的數量而定的。因此，任何商品的價值，對擁有這些商品但又不想使用或消費它而是想用它來交换其他商品的人來説，等於該商品能使他購買或支配的勞動的數量。因此，勞動是一切商品交换價值的真實尺度”（《國富論》第24頁）。

　　這就説明，每個商品的真實價格，包含了一個特定數量的勞動價值，“因此，我們能够交换當時認定包含相等數量勞動價值的東西。勞動是爲購買一切東西付出的初始價格，是原始的購買貨幣。最初用來購買世界全部財富的不是金或銀，而是勞動；財富的價值，對於那些擁有它並想用它來交换某些新産品的人來説，正好等於它能使他們購買或支配的勞動的數量”。“因此，勞動是交换價值的真正尺度”（《國富論》第24頁）。

　　（三）《國富論》主張和提倡“自由貿易”。

　　這是《國富論》第四篇最重要的内容。亞當·斯密在這裏着重從論述商業制度和農業制度，提出一個國家只有對内對外進行商業的自由貿易，才能使社會經濟得到充分的發展和繁榮富强。他指出，國内的商業自由貿易是解决和防止饑荒的最好方法：

　　“在種植穀物的大國，只要各地之間能够自由貿易和自由交通，即使是最不好的天氣造成的糧食短缺，也絶不會嚴重到引起饑荒”（《國富論》第375頁）

　　“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在大國内各省之間的國内貿易自由，不僅是緩解糧食短缺的最好方法，并且是有效防止饑荒的最好方法；大陸内各國之間的自由進出口貿易，也是緩解糧食短缺和防止饑荒的最好方法”（《國富論》第385頁）。

　　亞當·斯密進一步論説，自由貿易又是國家富强的好方法：

　　“將商業體系提昇到一個繁榮壯大的程度，……這一個體系的目標，與其説是靠土地改良和耕作而使國家富强，還不如説是靠貿易和製造業來使國家富强”（《國富論》第446頁）。

　　“重商主義宣稱，其最終目標始終相同，即通過貿易順差來富國”（《國富論》第457頁）。

　　亞當·斯密不是就貿易論貿易，而是把自由貿易與製造業相結合起來，認爲自由貿易形成的競争優勢會帶動製造業的發展，特别是對外貿易更是如此，説：

　　“得自外貿的主要利益不是進口金銀，而是運出國内没有需求的剩餘産物和運回本國有需求的其他物品”（《國富論》第319頁）。

　　“運出國内没有需求的剩餘産物”，就説明國内的製造業發展了，經濟發展了，居民也富裕了。他説，歐洲國家就是這樣：

　　“在歐洲各國，勞動生産力提高了， 産量增加了， 居民的實際收入和財富也隨之增加了”（《國富論》第320頁）。

　　因此，亞當·斯密反對壟斷貿易，特别是反對英國、荷蘭等殖民國家在殖民地國家的壟斷貿易。在他看來，在殖民地實行壟斷貿易政策，對雙方都是有害無益的，説；

　　“由於對殖民地貿易的壟斷，必然將更多的英國資本違反自然趨勢地吸引到殖民地貿易中來，所以壟斷殖民地貿易排斥了所有外國資本，必然會减少投入到這種貿易中的資本總量，低於自由貿易時自然流入的資本總量”（《國富論》第428頁）。

　　“此外，對殖民地貿易的壟斷，由於使得更多的英國資本違反自然規律流入這種貿易，似乎完全打破了所有英國産業部門本應有的自然平衡。英國的産業不是去適應許多小市場，而主要是去適應一個大市場。英國的商業不是在許多小渠道運行，却被引導主要在一個大渠道運行。因此，英國整個工商業系統就不大安全，其政治組織的全部狀態也變得比較不健康”（《國富論》第432頁）。

　　“因此，應逐漸開放殖民地貿易。哪些限制應首先取消，哪些限制應最後取消；如何逐漸恢復完全自由與公正的自然制度，這些問題還是留給未來的政治家和立法者運用智慧去决定吧”（《國富論》第433頁）。

　　（四）《國富論》規範政府的三大職責。

　　亞當·斯密在第五篇論述政府的主要職責有三大項：扺禦外國侵略、執行司法和管理公共事業。這是全書最長的篇幅，占全書文字的28.6%。

　　1.關於扺禦外國侵略，他認爲這是政府的首要職責：

　　“君主的首要職責在於保護社會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只有依靠軍隊才能完成這一職責”（《國富論》第491頁）。

　　既然要依靠軍隊才能完成這一首要職責，那麽如何組織軍隊呢？亞當·斯密提出兩種方法，即建立民兵和常備軍；

　　“第一，不顧人民内的利益、才能和傾向，通過嚴厲的政策强迫其進行軍事訓練，命令兵役年齡内的所有市民或其中一部分，不論其從事哪種職業，都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與士兵的職業相結合”。

　　“第二，可維持並雇用一部分人經常進行軍事訓練，使士兵這種職業成爲一種特殊職業，獨立出來與所有其他職業明顯不同。”

　　“如果國家采取第一種方法，其軍事力量就是所謂的民兵；如果采取第二種方法，其軍事力量就是所謂的常備軍”（《國富論》第495頁）。

　　他在書中總結了古代戰争勝敗的歷史，指出迦太基常備軍在意大利擊敗羅馬民兵，後來羅馬民兵成爲常備軍，反過來擊敗迦太基常備軍；馬其頓的常備軍擊敗和征服了古希臘各主要共和國的民兵並不費吹灰之力征服大波斯帝國等事例，得出結論：國家主要依靠組織常備軍來防範和扺禦外國侵略：

　　“正規的常備軍相對於任何民兵却具有優勢。只有富裕文明的國家才能更好地維持常備軍，也只有這種軍隊才能保衛這種國家扺禦貧窮野蠻鄰國的侵犯。所以，只有建立常備軍，一國才能永續文明，或在相當長的時期内保存其文明。”

　　“常備軍是文明國家的惟一保衛力量”（《國富論》第500頁）。

　　2.關於執行司法的職責，他認爲：

　　“君主的第二個職責是盡可能保護社會所有成員不受其他成員的欺侮或壓迫，即設立嚴正的司法機構”（《國富論》第502頁）。

　　爲了執法公正，亞當·斯密認爲司法權必須與行政權分離，獨立於行政權：

　　“如果司法權與行政權結合在一起，要想公正而不經常爲世俗所謂政治而犧牲幾乎不可能。代表國家重要利益的人，即使没有腐敗觀念，有時也會認爲爲了國家的重要利益而有必要犧牲個人的權利。但每個個人的自由以及他對於自己的安全感，有賴於公平的司法行政。爲了使每個個人感到屬於自己的所有權利完全有保障，不僅有必要將司法權與行政權分離，而且有必要使司法權盡量獨立於行政權。法官不應由行政當局任意罷免。法官的正常薪金也不應依賴於行政當局的意願或經濟政策”（《國富論》第509頁）。

　　亞當·斯密進一步論述，政府首腦不能親自行使司法權，如果一旦政府長官行政司法權，根本不能做到司法平等和公正，説：

　　“如果是君主或酋長親自行使司法行政，無論弊端多嚴重，都不太可能消除，因爲無人有足够的權力責問他。不過如果他委托代理人行使司法行政，就有可能消除這種弊端。如果代理人只是爲了個人利益而有任何不公正的行爲，君主未必總是不願懲罰他或强迫他糾正錯誤。但如果代理人的不公正行爲是爲了君主的利益，是爲了向任命並賞識自己的人獻媚，大多數情况下就會象君主自己有所不公那樣無法糾正。所以，所有野蠻國家尤其是那些建立在羅馬帝國廢圩上的古代歐洲各國的司法行政，長期極爲腐敗，即使在最好的君主統治下也根本不平等、不公正，在最壞的君主統治下就完全不可收拾了”（《國富論》第505-506頁）。 

　　3.關於管理公共事業的職責，他認爲公共事業是：

　　“良好的道路、橋樑、運何、港灣等等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爲商業的發達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顯然，這類工程建造和維持的費用在社會各不同發達時期極不相同。一國公路的建設費用和維持費用，顯然必隨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産量的增加而增加，换言之，必隨公路上所搬運貨物的數量及重量的增加而增加。橋樑的强度，一定要與可能通過它上面的車輛的數量和重量相適應。……港口的廣度，一定要與可能在那邊停泊的船舶的數量相適應”（《國富論》第510頁）。

　　而地方性的公共事業，則應由地方收入來維持：

　　“比如，倫敦的照明與鋪路費用，如果由國庫開支，那街上的路燈和鋪路的石頭能做到現在這樣完善嗎？而同時費用又能象現在這樣低嗎？”

　　“地方政府和州政府管理地方收入和本州的收入，固然有時不免發生弊病，但是，這種弊病若與管理和花費一個大帝國的收入時所産生的弊病相比較，實在算不了什麽”（《國富論》第515頁）。

　　至於人民公共教育事業，亞當·斯密認爲更是政府的重要職責。他指出，在自由國家，政府安定主要依靠有力的輿論，因此，公共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越多，就越有公正的判斷能力。所以政府推動教育發展，特别是推動對普通人民的教育發展，是不可稍有疏忽和閃失的：

　　“在文明的商業社會，對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比對有身分有財産者的教育更需要國家的關注”（《國富論》第550頁）。

　　他指出，因爲普通人民“幾乎没有受教育的時間。就是在幼年時期，他們的雙親也幾乎無力供養他們”，因此他説：

　　“國家只要以極少的費用，就幾乎能够便利全體人民，鼓勵全體人民，甚至强制全體人民必須獲得這最基本的教育。國家可在各教區或各地方，設立教育兒童的小學校，收費低廉，使一個普通勞動者也能負擔得起，這樣，人民就容易獲得那基本教育了”（《國富論》第551頁）。

　　“國家即使由對下層人民的教育中得不到任何利益，這種教育也仍然值得國家注意，使下層人民不至陷入全無教育的狀態。何况，人民受了教育，國家會受益匪淺。……在自由國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賴於人民對政府行動所持的友好看法，傾向於不輕率地、不任性地判斷政府的行動，對政府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國富論》第553頁）。

　　二、《國富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意義

　　從上所述《國富論》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國富論》確實是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它對市場經濟國家的生産、資本、商品、利潤、工資、地租、賦税、財政、奬金、公債股票、政府管理政策和政府職能等社會政治經濟都作了全面的理論闡述和具體設計，是迄今爲止，近代的主要政治經濟學都是以《國富論》爲基礎而建立起來，既有理論的指導意義，又有可供操作的實際意義。特别是從人性出發，把“一只看不見的手”當作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培育出一整套市場經濟體制和規則。231年來的歷史實踐證明，人類到目前爲止，各個國家都是依靠“一只看不見的手”實行市場經濟，成功地組織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使到當今成爲經濟發達的國家。

　　今天 ，我們全國上下正在努力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因此，《國富論》理所當然成爲我們必需參考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特别是在以下兩方面，更具有指導性的意義。

　　第一，承認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自利心”，是建立市場經濟的基礎。

　　亞當·斯密認爲，人與生俱來的“自利心”，是構建一個符合人性的經濟理論和秩序的基礎。他毫不諱言，人是社會經濟的主體，人性就是經濟學的基石，離開人性就没有什麽經濟學理論了。而人性有利已龢利他兩方面搆成。人在社會的一切活動，首先是從利已出發，然後才達到利他，這是符合實際的人人心知肚明的道理。前蘇聯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就是離開人性而抽象設計編寫瞭高度集中計劃經濟的理論和具體操作經濟體制及規則，80年來蘇聯計劃經濟實踐證明是搞錯了，行不通。現在俄羅斯和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如白俄羅斯、烏克蘭、立陶宛等以及以前加入社會主義陣營的匈牙利、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波蘭、東德、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越南等國家，也只好搞市場經濟了。本來人人心裏都明白，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都存在着亞當·斯密所説的“自利心”這只“看不見的手”，猶如凡是買商品的人自然都是希望自己買到盡量便宜而好的商品；而凡是賣商品的人都是希望商品賣得價錢越高越好一樣。但是這樣一個不言自明的顯然道理，我們在開放改革前的30年，由於全部照搬蘇聯的高度集中計劃經濟的理論和模式，而都一直不敢和不屑承認。連這種人人皆知的老實話都不敢説，所以在1949-1979年的30年探索社會主建設時期，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壓倒一切，結果發生“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嚴重錯誤，國民經濟發展極其緩慢。回憶開放改革前，我們全國人民響應黨的號召，勒緊褲帶，一心一意想按照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的理論和模式把中國的經濟搞上去，以便改善自己的生活和促進國家富强，但是搞來搞去，失敗了。特别是在三年（1959-1961）經濟困難時期，連飯都吃不飽，甚至餓死人，還談什麽小康富裕和國家富强呢。到 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國民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1978年以來，鄧小平大膽果斷拼棄前蘇聯那套高度集中計劃經濟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和模式，决心搞以人爲本的市場經濟，同時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努力和堅定不移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了全國經濟持續高速度發展的成就（2008年GDP 4.4萬億美元，人均GDP 0.33萬美元）。可以説，我們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完成了英、美等發達國家在工業革命時期需要100年才完成的使命，取得了世界囑目的經濟發展，使13億人民解决了温飽，以至過着小康的生活。這是搞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而只要是搞市場經濟，就離不開亞當·斯密所發現的“一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承認不承認都一樣。事實就是如此。

　　第二，按市場經濟體制轉變政府的職能。

　　當前我們全國上下正在努力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然是市場經濟，又是社會主義的，那麽就理所當然靠關心自己利益（即類似亞當·斯密所説人的行爲自利心）的當家作主的廣大人民群衆推動，换句話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權力和動力在人民群衆。唯其如此，我們應當參考亞當·斯密關於市場經濟國家政府職責的設計，切實把我國政府職能認真轉變到防範外國侵犯、執行司法和管理公共事務三大職責上來。

　　反觀我國政府的職責，還未真正轉變到市場經濟軌道上來，主要表現在由於政府部門掌握了大量的經濟、行政資源和審批權力而形成的政企、政資、政社、政事不分，導致政府直接參與或干預企業、事業和社會單位的生産經營及具體事務；而政府的不科學的政績考核體制、不合理的公務員考核、選拔和任用制度、特别是領導幹部的任用制度，使到一些地方和部門政府及官員不考慮市場經濟的規則，只考慮政績需要而一味追求GDP和固定投資高速增長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的政府經濟照樣熱，政府没有集中精力和財力去從事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從而影響社會事務的發展，造成“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狀况。使得大量涉及人民群衆切身和長遠利益的問題得不到很好解决，如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和人民教育等公共事務缺位、缺財（即政府提供産品不足）。而由於社會保障等公共事務不到位，普通中下層收入的居民不敢消費，使2007全國居民的銀行存款達到14萬億元以上和2008年增至21萬億元，以至存款無法轉化爲消費，没法拉大内需。從而導致一方面GDP和居民儲蓄持續增長，另一方面，却出現産品大量積壓買不出去和失業率上昇。這樣，就很難落實“以人爲本”的理念和科學發展觀，保证在GDP高速增長同社會的和諧發展。

　　有鑒於此，温家寶總理在2007年四次人民代表大會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針對政府職能轉變滯後的情况，提出當前和今後必須“堅持以人爲本，執政爲民”的原則，加速政府職能的轉變所作部署那樣，必須集中力量抓好政府職能轉變的三項工作：

　　“一是完善宏觀調控體制，堅持政企分開，深入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减少審批事項，提高辦事效率。二是加强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增强基本公共服務能力，着力解决人民群衆反映强烈的問題。三是依法規範行政行爲，深入開展廉政建設和反腐鬥争，完善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

　　我們必須按照温家寶總理的要求，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認真主動按市場經濟機制把轉變政府職能落到實處，把生産、事業、生産經營和投資、决策權真正交給企、事業單位；同時防止政府管制市場準入，把市場能解决的問題交給市場，把社會可以解决和自行管理的事務交給社會，真正切實把政府職能轉變到經濟調節、市場管理、公共服務上來，實現將“全能政府”、“大政府”，轉變爲“有限政府”、“小政府”的職能，促使“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只有這樣，才能經過温家寶總理所論述的“我國正在處於並長期處於社會義初級階段”（《立足初級階段發展》，載《瞭望》2007年10月14日）的持續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爲真正富和强的國家。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才有可能走上人類以計劃經濟爲主的道路，實現亞當·斯密對人性的另一面“利他性”的道德情操的理論。

　　三、餘論

　　以上用了相當大的篇幅談論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内容及其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義。但這僅是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其實，亞當·斯密自己認爲，他的《國富論》只是一碟清粥小菜，並非是自己的至愛。而他早於《國富論》出版前1759年出版的另外一本名著《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的内容和觀點，才是他的至愛。亞當·斯密在本書中認爲， 人性的另一面是利他性和同情心，是倫理道德行爲的基礎，假如社會缺乏這個基礎，那就迷失了方向。所以，亞當·斯密對人性的認識和論述是全面的、是雙重意義的：即在經濟學理論上，他側重和强調論述人的“自利心”一面，而在他認爲每個人都要唤起自己的“同情共感”的天然能力，成爲自己和他人的“公正旁觀者”，努力做到推已及人。所以，在倫理道德上，他側重論述和强調人的“利他性”一面。只有把經濟學的“自利心”和倫理學的“利他性”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是完整的真實的人性。 因此，全面地科學地評價亞當·斯密，他既是一個悲天憫人的倫理道德學家；又是一個觀察力超人和分析力深刻的經濟學家。只是因爲當代我們人類仍然處在市場經濟時代，所以人們着重推崇他的《國富論》；到了將來市場經濟達到完全成熟的時候，人們必然推崇他的《道德情操論》，而《國富論》就可能變爲過時而送入經濟學理論的博物館。然而，即使如此，我們亦有理由相信，届時《國富論》仍然是最具有價值和爲人類經濟發展起過不可估量作用的經濟理論展品，供人們回味和鑒賞。

　　

　　附録：亞當·斯密簡歷

　　1723年，出生於蘇格蘭克卡爾迪（Kirkcaldy）的一個小漁村。

　　1737-1740年， 在格拉斯哥大學讀書，獲碩士學位，導師是法蘭西斯·哈金森（Frances Hutchison）。

　　1741-1748年，在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1748-1750年，回家和母親生活，並在家自學和研究。

　　1751年，被聘爲母校格拉斯哥大學教授，講授《邏輯與修辭學》課程。

　　1752年，講授《道德哲學》課程。

　　1759年，出版處女作《道德情操論》。

　　1761-1763年，晋昇爲格拉斯哥大學副校長。

　　1764-1765年，偕巴克勒（Duke of Buccleuch）遊覽日内瓦和巴黎，結識重農學派魁斯奈（Quesnay）和杜爾哥（Turgot）等人，受中國重農思想影響。

　　1766-1767年，回到倫敦。

　　1768-1773年，回到家鄉陪母親，撰寫《國富論》。

　　1776年3月9日，《國富論》出版。

　　1777-1778年，退休回家鄉，撰寫一本藝術書以自娱。

　　1778-1790年，和母親移居愛丁堡，出任蘇格蘭海關關長職位。

　　1790年5月，大幅度修改和增訂《道德情操論》一書再版。

　　1790年7月17日，逝世，享年67歲。

　　（本文爲提交“紀念樑方仲教授誕辰100周暨年中國社會經濟史學術研討會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