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依靠於城市的發展，而城市的發展也要以商業爲條件，這是不言而喻的”（馬克思語）。廣州城市形態的發展和變遷就是最好的證明。

　　廣州市地處珠江三角洲北部邊緣之頂端，與珠江漏鬥灣灣頭相接壤，既是河港又是海港，有虎門、蕉門、磨刀門、洪奇瀝門、横門、鷄啼門、虎跳門、崖門八大門出南海；扼珠江與南海之間交通之咽喉；居亞洲、澳洲、非洲、歐洲、美洲之間交通的要衝，是中國海外貿易的“南大門”。自秦漢形成港市以後，經三國、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歷代，一直都是中國海外貿易的第一大港（元朝屈居第二大港）。直到今天，廣州仍然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城市，據統計，2006年廣州的出口貿易額值達到530億美元，貨物吞吐量達到3.02億噸，居中國港口的第三位，名列世界十大港口之一。象這樣歷2000多年長盛不衰的港口城市，在中國歷史上是獨無僅有的，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十分罕見的。

　　正是因爲如此，廣州城市形態的發展和變遷與商業貿易特别是海外貿易有着極密切的關係。可以説，廣州海外貿易商業的發展决定着廣州城市形態發展和變遷的走向和風格。

　　一、廣州商業的發展决定城市建設形態的走向

　　1.任囂城和趙佗城依山面海而建。

　　按有文字記載，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統一嶺南，在嶺南地區設置桂林、象、南海三郡。秦始皇爲了“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1〕，依觀音山（今越秀山）面海在今廣州建城，名曰“任囂城”。不數年，任囂終臨，命龍川縣令趙佗爲南海尉。趙佗於公元前204年建立南越國，定都番禺，在任囂城基礎上建趙佗城。城垣仍然依山臨海，城東至今舊倉巷到廣州圖書館，西至今北京路財政廳，南至越秀書院街北，北至華寧裏， 城周十裏。時海水漲潮可涌至城南之下。

　　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國，曾毁趙佗城，南海郡治一度南移60裏。 東漢建安十五年（210），剛上任的交州刺史步騭到廣州履新所見“觀尉佗舊名處，負山帶海，博敞涉目……。”〔2〕即趙佗城也。於是，步騭即重修趙佗西城，爲南海郡治，仍然背山臨海，西至今廣仁路，東至文德路，北到越秀路，南至今西湖路，約一平方公里，規模不如趙佗城大。此後至黄武五年（226），番禺正式易名爲廣州後，海外貿易進一步發展，商業日益繁榮興盛，人口不斷增多，整個城市人民富裕安康，有“永嘉世，天下荒，餘廣州，皆平康”之彦稱。

　　2.唐代廣州城市向西南擴展。

　　唐代政府實行開放海外貿易政策，允許外國商人來中國自由貿易和設店經營，所以内外商業貿易十分繁榮。除内地首都長安爲商業中心外，東南沿海的廣州、交州、泉州和揚州四大港口聞名世界，其中以廣州爲海外貿易的第一大港。《廣州通海夷道》記述從廣州起航直到波斯灣、東非和歐洲的遠洋航綫開通，全長14000公里（現代縮短爲10320公里）。這是16世紀以前世界上最長的航綫，標誌着廣州成爲當時中國海外貿易的第一大港口，亞洲、非洲和歐洲20多個國家的商人紛至沓來廣州貿易。每年來廣州貿易的商船“四千餘舵”〔3〕，商人80多萬人次〔4〕。其中以阿拉伯商人爲最多，當時經常在廣州居住經商的外商竟達10多萬人。使整個廣州成爲市舶麕集，列肆林立，珍貨山積，商賈如雲，市場興旺，財氣充盈，盛况空前的國際貿易中心市場。正如詩人劉錫禹賦詩贊雲：

　　“大艑浮通川，高樓次旗亭。行止皆有樂，關樑似無征”〔5〕

　　隨着如此繁榮的商業發展和人口驟增至30萬人〔6〕，廣州城市的擴建理所當然，勢在必行，其走向是往西南擴展，以適應西部海外貿易商業繁榮的需要。

　　第一，向西擴建碼頭海外貿易商業區。

　　唐代廣州海外貿易的内港碼頭設在城西的光塔碼頭和蘭湖碼頭。光塔碼頭在今光塔街一帶，是唐代廣州海外貿易的中心碼頭區，以光塔導航。而蘭湖碼頭（今流花公園附近一帶）則是國内和省内商人由西江、北江、東江而來廣州經商的水陸碼頭，所有“使客舟楫避風雨者皆泊於此”。所以兩個碼頭所在地，形成了繁盛商業區。

　　第二，在光塔碼頭附近，建立外商居住的“蕃坊”。

　　爲了方便阿拉伯等外國商人在廣州居住經商，在光塔碼頭附近建立蕃坊，地址包括今北到中山六路，南至惠福路、大德路，西至人民路，東達解放路，即今光塔路、惠福路、仙鄰巷、甜水巷、海珠中路、詩書路、蓮萊北街、擢甲裏、瑪瑙巷、朝天路、紙行路等，面積約1平方公里。這裏形成“華夷雜處”的10多萬人的商業區。

　　第三，向南在珠江邊建南城。

　　天佑三年（906），嶺南節度使“劉穩增築，鑿平禺山”，〔7〕建設新南城，在城東西開闢東西二壕，將城市擴展到珠江邊，建築廣陽宫，作爲市舶使辦公行政的市舶使院和接待外商臨時駐節之所。同時擴建街道，列商店鋪龢民居，成爲南面一個商業氣味濃烈的新城區。

　　經唐代廣州城的擴建，廣州市容有了轉折性的發展，當時稱的廣州“州城三重”〔8〕，即古越城、子城及西 門碼頭蕃坊三重之謂也。整個廣州城規模擴大了，東至文德路，北至越華路，西至人民路，南至文明路、大南路。全城面積大約已有10多平方公里。整個城區按地勢而分爲高低兩區，子城爲高地，南城爲臨江平原低地。今天的北京路即爲當日唐城的主幹道，由刺史署南向珠江邊。整個城市呈現出外貿商業繁榮的景象。正如當時史稱：

　　“近得海陽舊館，前臨廣江，大檻飛軒，高明式叙，崇其棟宇。辨其名陸海珍藏，徇公忘私，俾其載天捧日，見聖人一家之爲貴。窮祥極瑞，知天子萬方之司存。今年波斯、古暹，本國二舶，順風而至，亦雲諸蕃君長，遠慕望風，寶舶薦臻，倍於恒數。臣奉宣皇化，臨而存之，除供進備物之外，並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於人，一無所闕，車徒相望，城府洞開，於是人人自爲家給户足”。〔9〕

　　如此規模富庶繁榮的唐代廣州，到了五代南漢國時代基本如此，不同的是南漢將王府進一步擴大，即擴大城南區稱爲“新南城”。與此同時，大建林園宫館，計建苑圃8處，宫殿28處之多。

　　3.宋代擴展唐三城。

　　兩宋政府仍然實行開放海外貿易政策，而且一改唐代坐等外商前來貿易的被動策略，采取主動出海貿易的措施。於是廣州的海外貿易比唐代更爲發展，保持第一大港的地位。北宋“崇寧初，三路（廣東、福建、兩浙）各置提舉市舶司，三方唯廣最盛”〔10〕。按熙寧十年（1077），廣州、明州、杭州“三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三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廣州所收者則有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七十三斤。”〔11〕據此推算，廣州市舶司所收乳香占三司港口總數的98%。所以廣州港外貿税也最多，史稱建炎四年（1130）“廣州舶司逐日收支寶貨錢物浩瀚”。據統計，北宋廣州市舶司收入達到40-70萬緍，南宋初中期增至120萬緍〔12〕。所以，宋代廣州的海外貿易超過唐代，使廣州又成爲一個“萬國衣冠絡繹不絶”的港市。

　　宋代廣州的内港碼在東西兩澳。西澳（南濠、今南濠街一帶），是碼頭商業鬧市區，面臨珠江，氣象雄偉，華夷商人，聚集互市，宋人程師孟有詩雲：

　　“千門日照珍珠市，萬户煙生碧玉城。

　　山海是爲中國藏，梯航尤見外夷情。”〔13〕

　　
可見，西澳碼頭商業區一片繁榮景象。東澳（東濠、今清水濠街一帶）則是國内各省商船進出的碼頭商業區。

　　隨着宋代海内外貿易的發展，元豐二年（1079）廣州人口也增至71萬人〔14〕，比唐代增加1倍多。這自然要求城區建設的相應擴大。因此，在宋代309年間，廣州城區的擴建和修繕工程達10多次（一説20多次），其中最大的擴建工程有三次，而且都是向東南西方向擴展，將唐代的子城（中城）西城（番坊）和東城（古越城）進一步擴大，以適應業已更加發展的内外貿易商業的需要。

　　第一，擴築子城。

　　慶曆四年（1044），“經略使魏瓘知廣州，築州城凡五裏，疏東江門，鑿東、西澳爲水閘，以時啓閉焉。”〔15〕這就是宋代的子城。此子城比唐代子城擴大了。其範圍大約是：東至今德政路，南至大德路和大南路，西至人民路，北至東風路，周長五裏。城墻以磚石砌成，有垛和城樓，規模比唐子城大幾倍〔16〕。子城内分兩個商業區：一是沿河商業區，大約在今惠福西路一帶，即碼頭商業區，交通便利，商業繁盛。北宋嘉祐中年（1059），廣東經略安撫使魏炎在鎮南門珠江邊建海山樓作市舶司官衙，“此爲第一樓，下即市舶亭”。〔17〕城内商業區，即今西湖路一帶。

　　從地形上觀之，宋子城地勢明顯形成由北向南傾斜的三級地形。

　　第一級，由今財政廳處起，南延至西湖路、惠福路，約長250米。這裏即是原古越城和東漢步騭番禺城舊址。

　　第二級，即今泰康路和大南路一帶，地勢低1-2米，即河邊商業區。

　　第三級，即今泰康路以南到珠江邊，爲宋代的“五洲”所在地，史稱：“廣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樓，正對五洲，其下謂‘小海’”〔18〕。小海，據徐俊鳴教授考證，約在今北京南路和東横街相交處。大量河沙剛露浮出面，未淤積成灘。明代才形成新灘，爲今長堤一綫之陸地也。

　　第二，修築東城。

　　由於人口增至71萬，“患舊城不足以容民”〔19〕，所以熙寧元年（1068）知廣州張田决定在子城東面擴展修築東城，使子城有城有廓，史稱：

　　“\[張田\]知廣州，廣（州）舊無外廓，民悉野處，田始築東城，環七裏，賦功五十萬，兩旬而成。”〔20〕

　　此次築東城，時間僅20天，顯然是指僅築城墻接原子城而已。連城門也未見記及。到了熙寧三年（1070），經略使吕居簡、轉運使王靖才又重修東城，史稱：

　　“居簡得越城遺址，復謀築之，會移滎陽，朝京師，上其事。詔轉運使王靖成之。柔四裏，濠其外，爲門三：南曰迎薰，北曰拱辰，東曰震東。西與子城行春門相接，是爲東城含子城爲一”〔21〕。

　　因東城與子城合一，於是規模擴大了，北城已擴至今越華路、豪賢路，界位約在今豪賢路與榨粉街交界處。東城擴至今農講所西側處。南城擴至今文明路及德政路交界處。

　　第三，增築西域。

　　爲適應包括蕃坊在内的西部繁榮商業區需要，於熙寧四年（1071）由經略使廣州知州程師孟主持增築西城。史稱：

　　“熙寧四年經略使程師孟築西城，其周十有三裏，城廣一百八十步，高二丈四尺，爲門七：東南曰航海；南曰朝宗、曰善利、曰阜財；西曰金肅、曰和豐；北曰就日，後方大琮改就日爲朝天。”〔22〕

　　西域增建後，規模比唐代擴大了，據曾昭璇教授考訂，西面已擴至今西濠；南至玉帶濠，北界至天濠街，東界至西湖。城長約6000多米，與史記“十有三裏”相當。

　　西城修築的街道布局是適應商業經營活動所擔負的商貿功能需要。街道以蕃坊爲中心，呈方格形狀，道路呈幅射狀，四通八達。特别十分注意道路向南通珠江和向西通珠江三角洲。如城西二門，爲通向珠江三角洲的通道，即今西華路和長壽路。南北向的主要街道有武安街（今馬安街）、小市街、南濠街、官塘街、朝天街。東西向的大街有大市街、净慧街。東西南北大街相貫穿，形成方格狀，十分適合商業市場的需要。更引人注目的，不少街道用海外貿易及外國各商品名來命曰，如大食巷、杏花（造船）巷、象牙巷、瑪瑙巷、詩書（獅子）街、米市街等，甚具商業氣息。

　　經過三次修築擴展， 形成了“宋代三城”（見下圖），面積比唐城大四倍。此時宋城，東起今農講所西側的侖邊路，西至人民路，南至大德路，北至豪賢路、越華路。此宋三城，直至南宋仍然如此。

　　蒙元占廣州，至元十五年（1278）正月八日，元帥下令毁平。宋時，廣州東西二城，“惟子城及兩雁翅無恙”。三十年（1293）復修。

　　4.明清擴建宋三城。

　　明清兩朝政府一反宋代開放海外貿易，實行“時開時禁，以禁爲主”的海外貿易政策，但對廣東則實行開放海外貿易的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23〕。干隆二十二年（1757），撤銷江海關、浙海關和閩海關，規定外國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24〕。於是省會廣州成爲中外商人合法貿易的唯一港口，長達318（1522-1840）之久，而成爲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全世界各國商人和全中國各省商人都萃會到廣州做生意。1798年（嘉慶三年）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記述當時外國商人在廣州經商的情形説：

　　“廣州的位置和中國的政策，加上其他原因，使這座城市成爲數額很大的國内外貿易舞臺。……中華帝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全部貿易，都以此地爲中心。中國各地的産品，在這裏都可以找到；……東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羅、馬六甲或馬來半島、東方群島、印度各港口、歐洲各國、南北美洲各國和太平洋諸島等地的商品，都被運到這裏。”〔25〕

　　與此同時，中國各省的商人也集中到廣州進行出口貿易，名曰“走廣”〔26〕。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g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中説：

　　“中國人把貨物從全國各地運到他們認爲最有現款購買他們貨物的市鎮和海港……後來他們運往廣州市集上的貨品的數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資金購買，……參加這些市集的商人們看到他們的貨賣不出去，就用他們自己的船，責任自負地把貨運往馬尼拉、暹羅、望加錫等地去。”〔27〕

　　明清政府爲了發展集中於廣州的海外貿易，除了設置廣東市舶司和粤海關進行管理外，還“官設牙行，與民貿易”，〔28〕以至後來發展成爲專門從事海外貿易的商業團體“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國商人貿易。在當時外國商人不熟悉中國情况、不懂漢語以及不了解中國政府管理對外貿易制度的情况下，此種商業團體的設置，成爲外商與中國商人進行貿易的中介者，使貿易做得更活更好。所以，當時外國商人普遍感到在廣州做生意比在世界其他地方更方便、更好做。正如英國議會於1830年（道光十年）對廣州貿易的英國商人進行調查後得出結論，説：

　　“外國商人對於這個廣州制度（它在實踐中經過種種修正）是怎樣看待呢？1830年英國下議院關於對華貿易的極爲重要的審查委員會會議中，幾乎所有出席的證人都承認，在廣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29〕

　　這麽一來，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廣州呈現出一片商業貿易的繁盛景象，正如時人賦詩稱頌雲：

　　
“廣州城郭天下雄，島夷鱗次居其中。

　　香珠銀錢堆滿市，火布羽緞哆哪絨。

　　碧眼蕃官占樓住，紅毛鬼子經年寓。

　　濠畔街連西角樓，洋貨如山紛雜處。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

　　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30〕

　　隨着廣州海外貿易的發展，城市人口迅速增加，據不完全統計，嘉靖四十一年（1562），廣州人口已達到30多萬，道光二十年（1840）左右激增至100萬人〔31〕。因此，宋代興建的廣州三城已不適應商業發展和人口增長的需要，故明清兩朝進一步擴大廣州城區建設。

　　1.明代前期三次擴建廣州城。

　　第一，洪武三年（1370），連結宋代三城爲一。

　　洪武三年（1370），將宋代的中城、東城和子城三城聯合爲一城，並向東面和北邊擴展。東面擴展至今越秀路，周長21裏。同時鑿象崗山，開了正東、正南、正西、小北、大北、定海、歸德七個城門。這次三城合一，現在《永樂大典》卷 11905中的《廣州府境之圖》、《廣州府南海縣之圖》和《廣州府番禺縣之圖》三幅地圖，正是基本上繪出了三城合一的實際情况。我們從地圖中可以看到，三城呈長方形，三城有濠池環繞，城門基本相同，共七門。

　　第二、向北擴展城區。

　　據曾昭璇教授研究，這次擴建始於洪武十一年（1378），完成於十三年（1380），拓北城八百多丈，將越秀山包括在城内，並在越秀山建鎮海樓（五層樓）史稱：

　　“明洪武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都指揮使許良、吕源，以舊城低隘，上疏請連三城爲一，辟東北山麓以廣之。粤王臺山，包入十之九，今稱内城，謂之舊城，又謂之老城，周二十一裏三十二步，高二丈八尺，上廣二丈，下廣三丈五尺。爲門七：曰正北；稍東曰小北；曰正東，曰正西，曰正南；稍西曰定海；西曰歸德。城門樓七，警鋪九十七。城東西之外，因舊浚池；惟北一面枕粤秀山，乃於正北門外築雍城以蔽之。於東北城下置小水閘，防以石柱，以疏城渠之水。復於山左建五層樓，名曰鎮海。……”〔32〕

　　按上述史料記載，可知此次辟東北山麓擴建北城，其範圍包括由光孝寺東北向北伸展至象崗山脚，沿越秀山麓到桂花崗南，向東南沿越秀路接大東門。至正德年間（1506-1521），基本上完成了老城區及北城的修葺和擴建。《武宗正德實録》有記載；

　　“城周圍二千七百一十六丈，高三丈五尺，鎮海樓一，角樓四、城樓九座。寓鋪七十七，雉蝶二千二百七十九。爲門七。曰正南，曰定海、曰正東、曰大北、曰小北、曰正西、曰歸德。門内之左右爲兵馬司者一十有四。其西北自東皆距濠塹，長二千五百五十六丈。濠之西東，各疏水關一”。〔33〕

　　第三，修築新南城。

　　如前述宋代城南沿江一帶已初步形成一片商業區了。明初，這裏已發展成爲“民廛稠聚，海舶鱗凑，富商异貨，咸萃於斯”〔34〕的繁華商業區。到正德年間（1506-1521），更是“有貨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賈聚焉。屋後多有飛橋，跨水可達，曲中燕客者，皆以此爲奢麗地”，“此濠畔當盛，平時香珠、犀象如山，花島如海，番夷輻輳，日費數千萬金，飲食之盛，歌舞之多，過於秦淮數倍”〔35〕的商業繁華之區。爲適應此商業貿易的需要，故有建城的之議，史稱：“於是廣州始作羅城，今南面新城是也”。〔36〕嘉靖四十二年（1563）築新城，史稱：

　　“外城今謂之新城，創築於明嘉靖四十二年，總督都御史吴桂芬。”

　　“自西南角樓以及五羊驛，環繞東南角樓，以因防禦，長一千一百二十四丈，高二丈八尺，周三千七百八十六丈，上廣二丈，下廣三丈五尺，爲門八，其東曰永安，西曰太平，南曰永清，東南曰小南，今名永興，西南曰五仙，曰靖海、曰油欄、曰竹欄”。〔37〕

　　十分明顯，明代第三次修築新南城，是完全適應於廣州海外貿易發展而向西南一帶繁盛商業區的需要。所以，其街道的布局走向是沿珠江由東而西建築。並與宋三城的南北走向街道如大新街，小新街，賣麻街等交錯，十分便利於商業貿易附近的碼頭林立，商舶如梭，人烟稠密的需要，其中又以濠畔街爲最繁榮。

　　經過明代三次大擴展建築的廣州城墻，布局範圍比宋代又擴大了，北城墻已擴至今盤福路與越秀公園鎮海路旁；東城墻至今越秀北路、越秀中路；南城墻擴至大德路、大南路一帶；西城墻至今人民中路；西北城墻至今東風西路南側的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人民北路與東風路交界處。爲適應對外貿易的需要，在三次築城中，還根據明代廣州的内港碼頭移至西城附近的蜆子步（今西關十七甫）的情况，即在此附近建“懷遠驛”，有房舍120間，由市舶司管理，專門供招待外國貢使和外商居住之用。所以，明代的廣州城已經成爲一座在國内外備受稱贊的商業貿易都市了。當時葡萄人克魯斯（Gaspor da Cruiz）來廣州後寫了一本名曰《中國志》的書，他大爲讚揚廣州城市建設的美麗和適宜商業貿易，説：

　　“城内街道筆直劃一，没有轉彎抹角的形迹。大街比裏斯本的新鐵市街（Rcla Nora dos Merca dores ‘dos ferros’）還要寬些。所有的十字路和大街一樣直。總之大街小巷没有轉彎處。街道都鋪得很好，靠近房屋的路面要高些，路中間要低些，便於排水。大街上有横過路面的牌樓，高大又建築精美，街道因此顯得美觀，城池變得氣派起來。沿街房屋有一間接一間的鋪面，鋪裏和牌樓下售賣多種商品。”

　　“廣州有兩條很長的鞋匠街，一條賣高級的絲鞋，另一條賣普通的皮鞋。商人的大街是最主要的大街，兩側都有帶頂的通道……每個商人在他的店門掛一塊牌子寫明他店内出售的貨物。售賣草藥的則在他們的店裏掛上一串每種藥物的標本。”〔38〕

　　2.清代增築東西翼城。

　　到了清代，廣州城垣没有大的擴展，只是在順治四年（1647）於明新城東西兩側增築東翼城（今越秀南路北段）和西翼城（今一德路轉至人民南路處），各約長20多丈。康熙二十三年（1684）後在城内今文化公園至海珠南路一帶建築專門經營對外貿易事務的十三行街，興建招待外商居住和從事貿易的十三夷館。從而形成商業十分繁榮的内外貿易商業區。此時，鷄翼城東西走向的大街布局已形成，我們從康熙年間（1662—1722）編寫的《番禺縣誌輿圖》卷一《輿圖》中看到這一布局，而在《同治廣州府志》中的《省城圖》更清楚標明街道的名稱了，如湛塘街、珠光裏（今珠光路）、會仙街（今一德路）、安瀾街（今一德路）、倉前街（今天字碼頭）、靖海直街（今靖海路）、油欄直街（今海珠南路）、仁濟大街（今仁濟路）等。與此同時，城區西關平原擴展了，由西濠金字灣西側第一津開始，到老城爲第八甫，折西至下西關涌 爲十一甫，再向西爲十三甫、十四甫，直至十八甫等十八條街，初步形成西關商業區。而且在西關地區，將昔日農田闢爲紡織基地，建立紡織工場達2500家，平均每家有紡織手工業工人20人左右，共有工人5萬之多。〔39〕

　　另外在珠江河南面的着陸沙地興建一些制茶廠、瓷器加工燒制廠，對内地運來廣州的茶葉、瓷器進行加工成花薰茶和“廣彩”，供應外商購買出口。這種加工工場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當時外國商人都有所記載：

　　“我們坐船渡過珠江，進入一短短的運河……很多大的茶葉行就在眼前……，這些茶行都是宏大而寬敞的兩層樓的建築。下層堆滿茶葉和操作工具。上層擠滿了上百的婦女和小孩從事揀茶和把茶分爲各類工作。”〔40〕

　　“我們參觀了制瓷的一系列工序。我們看見在一條長走廊中，有一百多人工作。他們正在每一件特殊瓷器上描繪各種花紋，有些部分是由上年紀的人進行的，其他部分由青少年進行，甚至有六七歲的兒童參加。”〔41〕

　　這就説明，廣州珠江南面的擴建工廠也都是受到廣州海外貿易出口商品需要，而按照外國對商品的需求加工成花薰茶和廣彩。同時，河南也逐漸形成街市商業區。原來清初河南有73條農村，清中葉後，發展爲市區者已有40條小村成爲街道，據《廣州城坊志》及《廣州省城圖》所記， 變爲街道者已有鰲洲正街、外街、内街（隔龍溪和龍溪西約）、福地裏（今同）、福場大街（今南華中路）、南岸大街（今洪德路中段）、洲頭咀街、洪德大街（今洪德路）、寶龍大街（今同）等。

　　總而言之，經過明代三次的擴建廣州城區和清朝修築東西翼城之後，廣州城區的街道布局已經基本上奠定了今天廣州市街道的格局了。

　　到了民國時期（1911-1949），就在這個格局内建築和修建更多的樓房和街道，建設更好。民國七年（1928），折除城墻，修建馬路，爲廣州進入近現代化城市行列奠定基礎。而且形成廣州市城區的南北中軸綫，即自越秀山的中山紀念碑始，直向南經中山紀念堂、廣州市政府、中央公園（今人民公園）、維新路（今廣州起義路），過海珠橋通往河南（今海珠區），將廣州市分爲東西兩部分和珠江爲界分爲河北、河南兩大區，和東西中軸綫，即惠愛路（今中山路）與雙門底、上下九第一甫、西濠口與長堤三大商業區和東面的大沙頭商業區。而且成爲華南地區的最大城市，人口達136萬，城區面積36.2平方公里。我們在1917年繪製的《廣州城圖》，1935年的《廣州市中心土地測量圖》、1936年9月的《新廣州街市詳圖》、1948年1月的《廣州市街道詳圖》和1949年5月的《新廣州市街道詳圖》中，均可以清楚地看到廣州城市分爲東西和河北，河南四區明顯建設布局。

　　解放以來（1949-2008）的半個多世紀，廣州仍然保持内外貿易發展的歷史傳統優勢，特别是1957年中央政府决定在廣州舉辦每年兩届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以後，廣州對外貿易一直向上發展，全世界各國商人和全國各省市商人都再次聚集到廣做生意，使廣州對外貿易額連年上昇，2006年出口總額324億美元，貨物吞吐量達到3.02噸，居全國第三位，是世界十大港口之一。廣州城市建設也迅速擴大。而隨着南沙深水港的新建，廣州城市也按“南拓、北優、東進、西聯、中調”的戰略規劃，將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場址由北面遷到河南琶洲的廣州展覽中心舉辦，廣州火車站也移至番禺新建，地鐵已通番禺廣場（原市橋鎮），並開始修建向南到東莞、順德等市的珠江三角洲輕軌列車交通網絡，從而凸顯廣州市在珠江三角洲地區作爲國家級中心城市和國際大都會的地位。

　　二、商業發展影響廣州城市建設形態的風格

　　廣州海外貿易的興旺發達，對城市建設風格也産生强烈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唐代蕃坊建設的布局和阿拉伯建築藝術以及清朝的“騎樓”等歐洲古典建築藝術風格兩方面。

　　1.唐代蕃坊建築。

　　據太和中年（832）左右成書的房千裏著《投荒雜録》一書“頃年在廣州蕃坊”的記載，唐代蕃坊大約在此前後已建築了。蕃坊建設布局與中國城市封閉式布局迥然不同，是適應開放的商業市場需要而設計的。蕃坊不受分肆列市的限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夏夷”〔42〕，可以臨街設市，成爲店鋪林立的市場布局。由於居住在蕃坊内大多數是阿拉伯人，所以其建築極具阿拉伯建築風格，在樓房中“樓上雕鏤金碧，莫可名狀。池亭，池方廣具數丈，以中金通，制爲甲葉而鱗次……”〔43〕。而完全按阿拉伯建築藝術風格建築者，就是貞觀元年（627）建造的懷聖寺和光塔。

　　懷聖寺，相傳是阿拉伯傳教士阿布·宛葛素所建。建築按中軸布局，入寺後依次經甬道相連的三門直至看月樓、禮拜殿、藏經閣。禮拜殿前兩側爲對亭，殿後建有水房，供教徒做禮拜前沐浴用。看月樓兩邊有廊廡相接。大殿重檐歇山頂緑琉璃瓦，立於石砌基座之上，殿前月壇有雕刻生動的石欄杆和欄板，所刻有獅、魚、花卉、葫蘆、扇子、傘蓋等圖案，甚具藝術性。

　　光塔，建在懷聖寺前西側。塔高36.3米。因塔身光白滑，故曰光塔。塔直徑8.35米，園周長26.25米，塔體厚1米，有樓梯直上塔頂，塔身有10個小窗户。整個塔的建築是阿拉伯風格塔式，國内少有，甚具研究價值。光塔“頂上舊有金鷄隨風南北，每歲五、六月，蕃人望海舶至，以五鼓登其絶頂，呼佛號以祈風信。”〔44〕所以光塔在當時具有供航海導航之作用（類似現代航標塔）。

　　整個蕃坊區内也充滿了阿拉伯人經商和生活的特有氣息，史稱：

　　“中國商埠爲阿拉伯商人麕集者，曰康府（Khanfu），其處有回教牧師一人，回教教地一所，（指懷聖寺）……各地回教商賈既多聚康府，中國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風俗，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數日專與回民共同祈禱，朗讀先聖戒訓。心圖講時輒與祈禱者共爲回教蘇丹祝福。判官爲人正直聽訟公平，一切皆待依《可蘭經》聖訓及回教習慣行事。故伊拉克商人來此者，皆頌聲載道也。”〔45〕

　　這樣的城市形態，在中國唐代的其他城市是十分罕見的。

　　2.清代的歐洲古典式建築。

　　隨着歐洲商人來廣州經商和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在廣州傳播，商人和傳教士紛紛將西方古典式建築傳入廣州，如興建教堂及十三夷館等。其中最典型的有十三夷館、石室天主教堂、沙面露德聖母堂、廣州海關大厦、沙面租界的英、法式樓房、廣州郵政局大樓，以致能自動開關的海珠橋等。這些建築有迥廊聯拱式、古典柱式、巴洛克式、拱廊式、哥特式等西方建築藝術風格，例如同治二年（1863）奠基、光緒四年（1878）建成的一德路的石室聖心大教堂，就是典型的石結構哥特式建築。教堂坐北向南，東西寬35米，南北長78.69米，建築面積達2754平方米。教堂分爲前後兩大部分：前半部共三層，上層爲一三角形山墻，上頂端竪立着十字架，兩邊次間爲鐘樓。二、三層分别爲拱頂長窗。下層爲三個尖拱門，明間門頂加三角形的拱頂，中間爲巨型玫瑰花窗。兩座鐘樓上分别建有高聳的八角形錐體尖頂，空心石構，以鐵榫連接，塔尖距地面爲85.5米。教堂後半部爲一個大禮堂，中廳寬10米，兩則廊長5米，中間净空高爲28.7米。柱子采用大柱外環列簇形式，柱頭散射出尖形骨架拱券，以集結承托窟窿頂。教堂的正立面和東西側立面均有一個直徑約7米的園形玫瑰花窗，嵌上拼接的各種圖案的彩色玻璃，使教堂内在陽光照耀下，顯出五彩絢麗。整個教堂全是石結構，是名符其實的石室。教堂建成時是廣州市最高的建築物。沙面的露德聖母堂也是哥特式建築。

　　光緒二十二年（1896）建成的長堤郵電大樓是巴洛克建築風格。

　　沙面的外國領事館、銀行、酒店、學校等多是西洋古典式建築風格。

　　3.中西合壁的建築。

　　這是既有中國傳統建築風格又有西方建築風格的折衷式建築，亦稱復興式建築。其中最具典型代表者有清末民初建成的嶺南大學（今中山大學南校區）内的早期建築群；1931年建成的中山紀念堂和中山圖書館（文德路的中山文獻館）和廣州市政府大樓。

　　廣州特色的“騎樓”街建築也屬中西合璧的建築。“騎樓”建築原是地中海、南歐一帶國家盛行的一種敞廊式建築。有拱廊（Arcade）、廊房（Hungalow）等名稱。這種建築具有居住、商貿、休息、人行交通和娱樂諸功能於一體的優點，所以受濕熱氣候地區建設城市所歡迎建造。20世紀初年，廣州拆城墻開闢馬路時，把西南歐國家古典建築中的拱廊式與廣州傳統建築形式相結合，而演變成廣州特有的“騎樓”建築風格。可以説，這是中西建築風格交融的産物。騎樓是在建樓房前跨人行道而建，在馬路邊相互聯接而形成人步行的長廊，既可防日曬，又可以避風雨，十分適宜屬亞熱帶氣候的廣州人們經商和生活的一種建築。在騎樓以内的商店鋪得以蔭蔽，便於敝開門面陳列商品以廣招顧客購物，使生意興旺。所以説，騎樓建築也是體現廣州商業發達的一個標誌。當時廣州的騎樓最先在一德路石室教堂一帶建築，然後擴展全市，成爲廣州街道建築的一大景觀，其中最有氣派的是在西濠一帶的新亞大酒店，南方大厦、愛群大厦及人民南路的騎樓建築。其次在靖海路、太平南路、恩寧路、龍津路、第十甫、上下九路、中山一、二、三、七、八路、東華路和河南的南華路、同福路等的騎樓也是很具規模的。

　　從上所述，亦不難看出，廣州城市建設形態的發展和變遷是深深打上商業貿易發達的烙印，凸顯出區别於國内其他城市建設的特色和風格。

　　注　釋：

　　〔1〕《淮南子》卷18。

　　〔2〕《水經注·泿水》。

　　〔3〕《新唐書》卷131，《李勉傳》。

　　〔4〕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2册，第204頁，中華書局1976年版。

　　〔5〕《全唐詩》第1函第1册。

　　〔6〕曾昭璇：《廣州歷史地理》第232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唐大和尚東征傳》。

　　〔8〕王象之：《輿地紀勝》引《城塚記》。

　　〔9〕《全唐文》卷515，引《進嶺南王館市舶使院圖表》。

　　〔10〕朱彧：《萍洲可談》卷2。

　　〔11〕樑廷枏：《粤海關志》卷3，引宋畢仲衍：《中書備對》。

　　〔12〕陳柏堅、黄啓臣：《廣州外貿史》（上），第113頁，廣州出版社1995年版。

　　〔13〕王象之：《輿地紀勝》，卷89，程師孟：《題共樂亭》。

　　〔14〕陳代光：《廣州城市發展史》第164頁，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15〕《宋史·魏瓘傳》。

　　〔16〕劉成基：《廣州城墻何處尋》，《羊城古今》1993年第3期。

　　〔17〕《廣東考古輯要》。

　　〔18〕朱彧：《萍州可談》。

　　〔19〕《番禺雜談》。

　　〔20〕《宋史·張田傳》。

　　〔21〕郭棐：《廣東通誌》。

　　〔22〕王象之：《輿地紀勝》卷89，《廣東南路》。

　　〔23〕《明史》卷75，《職官四》。

　　〔24〕《清高宗實録》卷550。

　　〔25〕龍思泰著、吴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第301頁，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

　　〔26〕胡宗憲：《籌海圖編》卷12。

　　〔27〕轉引《鄭成功收復臺灣史料選編》第115、119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8〕王圻：《續文獻通考》卷31。

　　〔29〕格林堡著、康成譯：《鴉片戰争前中英通商史》第51頁，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

　　〔30〕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上卷，《官守篇》；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5，《貨語》。

　　〔31〕Anders Ljungstedt,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the roman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P284.

　　〔32〕戴肇辰等：《光緒廣州府志》卷64，《城池》。

　　〔33〕《正德武宗實録》。

　　〔34〕何彦：《總督吴公築省外城序》。

　　〔35〕仇巨川：《羊城古鈔》卷7，《古迹濠畔朱樓》。

　　〔36〕《雙槐歲抄》，轉引曾昭璇：《廣州歷史地理》第356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7〕戴肇辰等：《光緒廣州府志》卷64，《城池》。

　　〔38〕克魯斯：《中國志》第6-7章。

　　〔39〕尚鉞：《中國歷史綱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0〕轉引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卷，第485-486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

　　〔41〕轉引陳柏堅、黄啓臣：《廣州外貿史》（上），第320頁，廣州出版社社1995年版。

　　〔42〕《全唐文》卷515，《進嶺南王館市舶使院圖表》。

　　〔43〕岳琦：《桯史》卷11。

　　〔44〕陳坤：《嶺南雜事詩鈔》卷1。

　　〔45〕劉半農譯：《蘇萊曼東遊記》，中華書局1937年版。亦見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3册第123頁，中華書局1976年版。

　　（原載《圖説城市文脈——廣州古今地圖集》，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