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是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從理論層面説，文化作爲上層建築雖然有其相對獨立的性格，但畢竟是經濟基礎的反映。所以，明清時代的珠江文化與當時所處的貿易全球化時代密切相關。形象地説，珠江匯通南海，故珠江流域文化與海洋文化相通，同屬水文化。歷史事實就是如此。

　　15、16世紀是世界歷史發展的重大轉折時期。1405-1433年中國鄭和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倫布（C·Colonbo）發現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華士古·達·伽馬（Vasco·Da·Gama）繞過好望角開闢歐洲到印度的東方航綫；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麥哲倫（F·D·MagaIhānes）作環球航行等航海活動的偉大壯舉，從地理範圍上使分散隔離的世界逐漸變成了聯繫爲一體的世界，人類歷史也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爲全世界的歷史，爲商品貿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條件。

　　但是，作爲貿易全球化所賴以運轉的基礎即商品流通來説，則是有賴於中國强大的商品製造能力和生産出來的豐富商品。據史料記載，從世界經濟發展史的經濟規模上看，15世紀中葉（明中葉）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經濟發達的國家，據統計，1522-1566年（嘉靖年間），中國的生鐵産量達到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年才有20000噸。〔1〕以GDP計，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中國的GDP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3.1%，時歐洲占23.3%，俄羅斯僅占3.2%。1750年（干隆十五年），中國工業總産量占世界工業總産量的32%，而全歐洲僅占23%；中國的國内貿易總值爲4億銀兩。〔2〕直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3〕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歐洲占26.6%，美國占1.8%。所以，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的更先進和更優越”，〔4〕“中國乃是一個偉大、富饒、豪華、莊嚴的國家”。 〔5〕就是説，直到1820年左右，中國在世界經濟史上仍占着首要地位，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當時中國的商品如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棉布、砂糖、糧食、藥材等，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具有很强的的競争力。正如當時一個西方作家報導説：

　　“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物品和數不盡的其它次要的物産”。〔6〕

　　特别是中國的絲貨，外國商人更是讚嘆不絶，説：

　　“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没有一種出品能比得上中國的絲貨”。〔7〕

　　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書中也説：

　　“中國是一個物産豐富的國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應全世界”。〔8〕

　　確實如此。根據史料記載，16—18世紀，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約有236種之多，其中以生絲、絲織品爲大宗，然後是瓷器和茶葉等。

　　而在這個時期，歐美各個國家由於“價格革命”的衝擊，加上戰亂、灾荒、瘟疫流行，經濟日益蕭條，各類商品極爲匱乏。所以，這些國家根本没有什麽民生産品可以打進中國市場，只好携帶大量銀子來中國購買貨物販回國内傾銷。所謂夷船“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9〕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當中國對外貿易經常是出超的時候，白銀是不斷地從印度、不列顛和美國輸入中國。據統計，自1553年至1830年，西方國家到中國貿易而流入中國的白銀達5億兩以上〔10〕。1585—1640年日本到中國貿易而輸入中國的白銀達到1489.9萬兩。〔11〕可見，直到鴉片戰争前夕，中國在當時商品貿易全球化中，是遥遥領先於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12〕全世界所有國家都來中國購買價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國成爲貿易全球化的國際大市場。

　　二、明清政府對廣東實行開放海外貿易的政策

　　1.明朝政府開放廣東海外貿易。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爲了防備逃亡海上的張士誠、方國珍餘部勢力和懾於日本幫助胡惟庸奪取帝位的心態，以保持和鞏固其封建統治，“延長專制政權的壽命”，〔13〕一反唐、宋、元各朝代開放海外貿易的政策，實行一條僅准許與明朝有朝貢關係的國家以“朝貢”形式對中國進行貿易的“時禁時開，以禁爲主”的朝貢貿易政策，嚴禁沿海人民出海貿易。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宣佈：“禁濱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時方國珍餘黨多人海剽掠故也”；〔14〕十四年（1381）十月，又宣佈：“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15〕二十三年（1390）十月，“申嚴交通外番之禁”；〔16〕三十年（1397）四月，再次“申禁人民，無得擅出海與外國互市”。〔17〕其後，明成祖、明宣宗、明英宗等歷朝政府都頒有禁海令，並以立法形式將禁海令列入《大明律》，强令軍民人等遵守不逾。

　　但是，明政府實行朝貢貿易的過程中，由於以“懷柔遠人”和“厚往薄來”的原則進行朝貢貿易，結果造成了以高於“貢品”若干倍價值的貨品“賞賚”朝貢國。這麽一來，必然增加明政府的財政負擔，而且隨着朝貢次數的增加負擔越來越重。於是明政府不得不對朝貢貿易的貢期、貢道、貢船、貢品和人數等進行調整和限制，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對廣東海外貿易實行優惠的特殊政策。

　　第一，准許非朝貢國家商船進入廣東貿易。

　　正德四年（1509），暹羅船舶遭到風暴而漂流入廣東海域，鎮巡官按規定“以十分抽三，該部將貴細解京，粗重變賣，留備軍餉”，〔18〕準其貿易。特别是到了嘉靖三十二年（1553）前後，明政府也允準非朝貢國家葡萄牙人在浪白澳、澳門以至“中國第一大港廣州進行貿易”。〔19〕這就説明，在廣東朝貢貿易已名存實亡。

　　第二，惟存廣東市舶司對外貿易。

　　嘉靖元年（1522）五月，日本大内氏所派的宗設謙導與細川氏所派的鸞岡瑞佐、宋素卿爲代表的兩批日本朝貢使團先後到浙江寧波貿易。由於鸞岡瑞佐、宋素卿賄賂了市舶太監賴恩，其船雖後到却先於宗設謙導辦理船舶進港驗貨手續。同時，在市舶司的招待宴會上，鸞岡瑞佐又被安排於首席。宗設謙導大怒之下，刺殺了鸞岡瑞佐，燒其船舶，追殺宋素卿至紹興，並沿途掠殺，殺死明備倭指揮劉錦、千户張鏜、百户胡源，後奪海而逃，〔20〕史稱“争貢之役”。事發之後，明廷從給事中夏言的“倭禍起於市舶”之奏， “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21〕於是，廣東省的省會廣州遂成全國海外貿易的惟一港口，造成了暹羅、占城、爪哇、琉球、渤泥等國家與中國貿易，“俱在廣州，設市舶司領之”，〔22〕和“凡夷船趁貿貨物，具赴貨城（廣州）公賣輸税” 〔23〕的一統天下的局面。同時規定“廣州船舶往諸番，出虎跳門，始入大洋”。〔24〕其他内地的商人也只好將商品長途販運來廣州出口，名曰“走廣”〔25〕。

　　到了隆慶元年（1567），部分開放海禁後，“廣州幾壟斷西南海之航綫，西洋海舶常泊廣州”〔26〕。  於是，廣東省會的廣州港重新成爲中國海外貿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全國惟一合法的對外貿易港，海外多數朝貢國家來中國進行貿易多取廣東貢道。

　　第三，允準葡萄牙人進入和租居澳門。

　　澳門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明代屬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珠海市）管轄的一個小漁村。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廣東海道副使汪柏同意葡萄牙商人繳納10％以上（按明朝廷規定爲20％）關税的條件下，得以在澳門進行臨時貿易；三十六年（1557年），允許葡萄牙商人在澳門築室居住進行貿易；萬曆元年（1573），明政府允準葡萄牙人以每年交納地租銀五百兩（清代加火耗銀十五兩）租居澳門進行貿易。萬曆十年（1582），在租居澳門的葡萄牙人答應“服從中國官吏的管轄”〔27〕的前提下，兩廣總督陳瑞正式允準葡萄牙人租居澳門。這是明朝廣東地方政府最高官吏第一次對葡萄牙人租居澳門的承認。於是澳門就成爲廣東省管轄下的一個特殊的葡萄牙僑民社區。萬曆十年（1582）明廷確定准許葡萄牙人租居澳門貿易、建城設官管理的方針。從此，澳門成爲中國歷史上一個由中國政府行使主權直接管理、葡萄牙人租居和經營貿易的“特殊地區”，直至清朝光緒十三年（1887）止。明朝政府采取這一政策，既有效地管治澳門，又使澳門成爲東西方國家進行國際貿易的中繼港。

　　2.清政府對廣東實行開放海外貿易政策。

　　滿洲貴族入關之初，承襲了明末的貿易制度，對沿海人民出海經商，並無明文禁止，只是到了後來，爲了對付佔據東南沿海的南明反清勢力，迫使據守臺灣的鄭成功就範，於順治十二年（1655）、十三年（1656）和康熙元年（1662）、四年（1665）、十七年（1678）五次頒佈禁海令，規定如有“擅造兩桅以上大船，將違禁貨物出洋販往番國”，以及“造成大船，圖利賣與番國，或持大船賃與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貨物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28〕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禁絶沿海商民出海貿易。因爲這一禁令執行的效果並不理想，清政府於是將禁海昇格爲更加殘酷的“遷海”。順治十八年（1661）、康熙元年和三年（1662、1664）三次下達遷海令，將“山東、江、浙、閩、廣濱海人民，盡遷入内地，設界防守，片板不許下水，粒貨不許越疆”，〔29〕强迫沿海居民遷往内地，使廣大沿海地區成了人爲製造的“無人區”，企圖斷絶大陸人民與臺灣鄭成功的聯繫，禁止沿海居民出海經商貿易。

　　海禁政策嚴重阻礙海外貿易發展，影響政府財政收入，也給沿海人民造成巨大的痛苦和灾難，遭到了許多大臣特别是粤、閩、浙各省地方官吏的竭力反對。他們紛紛上書要求廢除海禁政策，實行開海貿易。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鑒於統一臺灣，三藩之亂也已平息，决定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式停止海禁：“今海内一統，寰宇寧謐，滿漢人民相同一體，令出洋貿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開海貿易。”30〕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宣佈在廣東的廣州、江蘇的松江、浙江的寧波、福建的厦門爲對外貿易港口，並設立粤海關、江海關、浙海關和閩海關等4個海關，〔31〕負責管理對外貿易和征收關税等事務。此爲中國歷史上正式建立海關之始。至此，清初海禁宣告結束，中國海外貿易進入開海設關管理時期。

　　清政府設立四口對外通商後，東南沿海百姓紛紛搭造貿易船隻，前往南洋謀生，甚至還向外國私賣船隻。爲了防止外商深入東南沿海地區貿易，清廷在干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宣佈封閉閩、浙、江3個海關，規定蕃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32〕。

　　從此，中國一直實行廣東一口通商，直到鴉片戰争結束，使廣東（廣州）商業貿易出現了繁榮景象。

　　三、廣州是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和澳門是轉運港

　　正是因爲明清政府對廣東實行開放海外貿易的特殊政策，所以全世界各國和全中國各省的商人都聚集到廣東（廣州）做生意，使廣州成爲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開通了從省會廣州出發，經澳門中轉到世界各國的國際貿易航綫。

　　1．廣州一澳門一果阿一歐洲航綫。

　　自從葡萄牙人於1533年（嘉靖三十二年）進入和以後租居澳門後，他們就利用明朝政府允準廣東市舶司開放海外貿易的政策，開展對廣東的貿易，從1578年（萬曆六年）始，得廣東地方政府批準於每年春夏季到廣州海珠島（今長堤廣州市少年兒童圖書館處）參加爲期數周的定期市（交易會）貿易，直接向廣東和中國商人購買生絲、絲織品、瓷器等商品，從廣州啓航，經澳門出海，西行横過印度西海岸的果阿，然後按唐、宋原來的老航綫到歐洲外；還可以從廣州起航後，經南海到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横渡印度洋到好望角，再沿大西洋非洲沿岸北上扺裏斯本，全程長達11890海里。

　　2．廣州—澳門—馬尼拉—中美洲航綫。

　　1571年西班牙侵佔菲律賓之後，於萬曆三年（1575）開闢了自廣州起航經澳門出海，到馬尼拉中轉直至拉丁美洲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Acapulco）和秘魯的利馬（Lima）以及巴西巴伊亞（Bahia）的航綫。

　　到了萬曆十二年（1583），西班牙允準葡萄牙商人和中國商人自澳門到馬尼拉貿易合法化。這樣，一條世界上最長的大三角貿易航綫得以形成。

　　3．廣州一澳門一長崎航綫。

　　自從葡萄牙人進入和租居澳門後，澳門成爲廣東到日本長崎貿易的中轉港，廣州一澳門一長崎貿易航綫十分繁忙。每年六至八月，船隊自長崎出海，經馬六甲駛來澳門，在澳門停留至十一、十二月，一方面等候西南季風，同時，更重要的是等候從廣州購買的絲貨、瓷器等貨物。然後於次年六至八月初，載貨駛回日本長崎，完成交易後於十月或十一月初，乘東北季風返航澳門，在澳門卸下銀子，購買從廣州運來的絲貨，又返航日本，進行新一輪的貿易。

　　4．廣州—澳門—望加錫—帝汶航綫。

　　這條航綫是廣東與東南亞國家貿易的老航綫，但到了萬曆年間（1573～1620），廣東與東南亞地區貿易關係進一步鞏固。首先是澳門商船定期到帝汶島收購檀香木，然後運經澳門入廣州，再到珠江流域各省和至中國内地貿易。 

　　5．廣州—澳門—北美洲航綫。

　　1783年冬天，曾任美國大陸會議最高財政監督官的羅伯特·摩裏斯（Robert Morris）和以丹涅爾·巴駕（Daniel Paker）爲首的一群紐約商人，合資購置一艘360噸的木制帆船。爲了取悦中國人，他們將該船定名爲“中國皇后”（The Empress of China，以下簡稱皇后號）號，投資12萬美元，裝載了大量的花旗參，首航廣東。皇后號於1784年2月22日從紐約啓航，繞過南非的好望角，跨越印度洋，於同年8月23日到達澳門，再溯珠江而上，28日到達廣州黄埔港，航程1．3萬多英里。美國商人將所載貨物順利出售，獲利3萬多美元，約爲投資的25％。同年12月28日，皇后號從廣州黄埔港出海返航，次年5月11日扺紐約。皇后號從廣州采購的絲綢、茶葉、瓷器等貨物深受美國人喜愛，很快被搶購一空。據説美國總統華盛頓（G. Washington）也購買了一批瓷器。皇后號首航成功轟動了美國社會，皇后號的貨物管理員山茂召（Major Samuel shaw）向美國外交部部長約翰·杰伊（Joha Jay）報告中國之行的經歷，受到國會歡迎。約翰·杰伊以國會的名義寫信對山茂召大加讚揚，認爲他對華通商的成功，使政府莫大欣慰。不久，山茂召被任命爲美國駐廣州領事，他任此職達九年之久，直至1794年第四次返航途中病故。皇后號是第一艘到達中國的美國商船，也是中美直接貿易的開始。

　　1787年9月，美國船“哥倫比亞”號和“華盛頓女土”號從波士頓啓航，兩個月後到達位於大西洋的威德角群島（Cape Verdels．）。在群島上補充給養之後，船隻向西南繞過合恩角，再經諾特加灣的友誼海岬（Friendly Cove）。1789年7月離開西北海岸，途經夏威夷群島，前來廣州。在廣州賣掉毛皮，裝載中國貨回國，於1790年8月回到波士頓。這是美國船首次環球航行所開闢的航綫，時間至少需要三年。

　　此後，美國的重要港口波士頓、沙倫、普羅淮登斯、紐約、費城等地的船隻也絡繹不絶地來到廣州貿易。

　　6．廣州—澳門—大洋洲航綫。

　　嘉慶二十四年（1819），新到中國的詹姆士·孖地臣，就從廣州經澳門向新南威爾士的杰克遜口岸（Port Jackson），放出一條第一次裝載茶葉的船隻——‘哈斯丁侯爵’（Marguis of Hasting）號。到1830年，當威廉·查頓的一個老船伴拉德（Ladd）船長在‘奥斯丁’（Austin）號三桅船上裝了茶葉和生絲駛往賀伯特城（Hobart Town）和悉尼（Sydney）。這樣廣州到大洋洲的航綫開通了。

　　7．廣州—澳門—俄羅斯航綫。

　　沙皇於1803年（嘉慶八年）五月，組織了以克魯任斯泰倫爲指揮官，率領商船“希望”號和“涅瓦”號作環球航行。這兩艘商船從俄國的克隆斯達港啓航，横越大西洋，繞過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進入太平洋，然後朝西北方向航行，扺達夏威夷群島，再横渡太平洋，於1805（嘉慶十年）十一月扺達廣州，把價值19萬西班牙銀元的毛皮在廣州銷售，又在廣東買進價值11萬西班牙銀元的茶葉等中國貨物，於1806年2月7日離開廣州黄埔港返航。

　　從上述可見，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至嘉慶十年（1805）的252年間，中國開通了自廣州經澳門到世界各主要國家的貿易航綫後，一個貿易全球化的局面形成了，爲珠江流域成爲中西文化交流樞紐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注　釋：

　　〔1〕 世界銀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主要報告》第7頁，1981年7月版。

　　〔2〕戴逸：《論康雍干盛世》，2003年2月23日，北京圖書館舉辦的“省部級領導幹部歷史文化講座”的講稿。

　　〔3〕Angus Maddise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DECD Development，Paris，1998．

　　〔4〕保羅·肯尼迪著、蔣葆英譯：《大國的興衰》第4頁，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

　　〔5〕考太蘇：《皮萊斯的遠東概覽》第1卷，《序言》。

　　〔6〕Robert Park，These form the Land Of Sinim：Essays On Chinese Question，P.61.

　　〔7〕Geo Philips，Early Spanish with Chang Cheow，《南洋問題資料譯叢》，1957年第4期。

　　〔8〕《鄭成功收復臺灣史料選編》第119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9〕《福建巡撫常賫奏摺》，《文獻叢輯》第176輯。

　　〔10〕 莊國土：《16—18世紀白銀流入中國數量估算》，《中國錢幣》，1995年第3期。

　　〔11〕R·C·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Lisboa，1963．P．47、61、64、128、138、144、147、153、157、164、169。

　　〔12〕貢德·弗蘭克（Andrew Gunder Frank）著，劉北成譯：《白銀資本——重現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Reoriem，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中央編譯局2000年版。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04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4〕《明太祖實録》卷七十，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戌。

　　〔15〕《明太祖實録》卷一三九，洪武十四年十月己巳。

　　〔16〕《明太祖實録》卷二O五，洪武二十三年十月乙酉。

　　〔17〕《明太祖實録》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年四月乙酉。

　　〔18〕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二0，《海外諸番·入貢互市》。

　　〔19〕郭棐：《萬曆廣東通誌》卷六十九，《澳門》；Gaspar da Cruz，Tractado em se cotam muito par esteco par as cousas de China，co suas particularidades e assi do Reino de Ormuz，Evora，Cap23，1569．

　　〔20〕胡宗憲：《籌海圖編》卷二，《倭奴朝貢事略》。

　　〔21〕《明史》卷七十五，《職官四》。

　　〔22〕《明史》卷三二五，《外國六》。

　　〔23〕申良翰：《康熙香山縣誌》卷一。

　　〔24〕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二零，《海外諸番·入貢互市》。

　　〔25〕胡宗憲：《籌海圖編》卷十二。

　　〔26〕謝清高撰、馮承鈞校釋：《海録》卷上；參閲J. K.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reatyports P. 47, 1951．

　　〔27〕《利瑪竇中國札記》上册，第149頁，中華書局1990年版。

　　〔28〕《光緒大清會典》卷六九二，《兵部》，《緑營處分例》，《海禁一》。

　　〔29〕夏琳：《閩海紀要》上卷，《遷界徙沿海居民於内地》。

　　〔30〕《清朝文獻通考》卷三三，《市糴》。

　　〔31〕對4個海關設置的地點，有多種説法，本書采納陳高華、吴泰、郭鬆義：《海上絲綢之路》第135頁的説法，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

　　〔32〕《軍機處上諭檔》，見《清宫廣州十三行檔案精選》第107頁，廣東經濟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