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德善，桂林博物館。

　　【中文摘要】本文研究了廣西石室墓的地域分佈、墓地情况、墓葬形制、隨葬器物及組合特徵，並與貴州及三峽地區的石室墓進行對比。分析表明，廣西漢晋石室墓有較爲明顯的地方特色，其文化面貌與戰國秦漢之際當地的土著文化有一定的繼承性。

　　【關鍵詞】廣西　漢晋時期　石室墓　葬俗　族屬

　　Abstract:Basing on the researches about the distribution, grave area,shape and structure,buried implements of the mastaba in Guangxi Province, compare with mastaba which were founded in Guizhou and the Three Gorges area. It shows that the mastaba in Guangxi of Han and Jin period have a local character, whose culture inherited from the aboriginal culture earlier War state and Qin period.

　　Key words: Guangxi　Han and Jin period　Mastaba　Burial custom　Clan

　　

　　廣西範圍内的石室墓分佈的地域性、時代性、文化面貌的特殊性已爲考古工作者所注意，並做過一些初步的探討，但目前尚未有學者對其進行深入地分析研究。本文在現已公佈資料的基礎上，做一些嘗試性地探討。

　　一、分佈

　　廣西石室墓的分佈地域性特點很强，流行的階段性特徵亦很明顯。此類墓主要分佈於廣西東部地區的梧州、賀州、富川、鐘山、昭平、平樂、荔浦等地，時代爲漢晋時期〔1〕。

　　二、重要墓地概况及隨葬器物特徵

　　從現已公佈的資料看，石室墓集中出土的較少，分布較爲零散，大型的、單純的石室墓地尚未見有資料發表，下面擬把有石室墓出土的整個墓地作爲考察對象，以期有所收穫。

　　1.平樂銀山嶺墓地。此處爲一大型墓地，地處五嶺山脈都龐嶺南側、湘桂走廊東側。墓地在銀山嶺的西北麓，分佈範圍約2萬平方米。1974年，廣西考古工作者在此地共清理墓葬165座，發掘報告推定戰國墓110座、漢墓45座、晋墓1座，時代無法判斷者9座〔2〕。時代清楚者除1座晋墓爲石室墓外，餘皆爲竪穴土坑墓。關於110座戰國墓，目前已有不少學者對其時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普遍認爲斷代偏早，筆者亦認爲應屬秦漢之際，與同一墓地西漢前期的墓葬不能區分〔3〕。該墓地使用時間跨度長，文化面貌復雜，既有秦文化的因子，又有楚文化的因素，也有較大量的漢文化遺存。前期墓葬的規模均較小，形制簡單，普遍有在墓底設置腰坑的現象（發掘報告定爲戰國時期的110座墓中設腰坑的有87座，占此期墓葬總數的79%），有24座墓葬設有二層臺，有的墓底鋪一層卵石。隨葬品陳放位置比較固定，組合也比較有規律。其主要組合爲青銅兵器+生産工具+生活用具。仿銅陶禮器成組出現的機率非常低，隨葬品包括兵器、生産工具、生活用具都以實用器爲主，其中有青銅兵器的墓不出陶紡輪，有陶紡輪的墓則不出青銅兵器，顯然應與墓主的性别有關。有青銅兵器而無陶紡輪的應爲男性，有陶紡輪而無青銅兵器的當爲女性，富有地域特色。西漢中期以後，出現了一些較爲明顯的變化，日用陶器中的瓮、罐、壺等與中原已十分接近，滑石器、陶制模型明器開始出現，地方文化色彩有所衰减，但本地土著文化仍在頑强地延續也是毋庸置疑的。如墓底鋪卵石的做法；隨葬陶器中有一類形制特殊的盤口、錐足鼎，與漢式鼎有明顯區别，前後期都有隨葬，整個銀山嶺墓地共出土陶鼎45件，此型就有40件，占到近90％，目前貴港、合浦出土漢墓集中的地區都没見到，只在桂東地區見到，是極富地域特色的器物之一；再有就是墓底設腰坑的習俗，直到西漢後期都在流行，設有腰坑的墓葬前後共有99座，占墓葬總數的60％，此種葬俗在戰國秦漢時期嶺南部分地區内流行，目前發現的時代最早的也是嶺南腰坑最東的地點是在博羅横嶺山；最西的地點是在紅水河與刁江交匯處的都安北大嶺；最南的地點在雲開大山、雲霧山以北的羅定背夫山；最北的地點臨近五嶺，在廣西境内爲桂林靈川馬山，在廣東境内爲樂昌對面山。而以西江兩岸附近地區最爲集中。其分佈的地理範圍大致在五嶺以南，青雲山、九連山以東，雲開大山、雲霧山以北，灕江—桂江以東的西江流域。結合史籍的記載和當代學者以考古學材料爲基礎的研究，應是西甌族的葬俗。此種葬俗在嶺北楚地也有發現，但遠不及嶺南流行，且有腰坑的一類墓葬與楚文化墓葬文化面貌區别明顯，如湖南資興舊市戰國墓中的Ⅳ類器物組合墓38座，其中3座有腰坑，屬百越文化遺存〔4〕。因而有學者認爲銀山嶺“戰國墓”屬秦平嶺南時期的秦戍邊吏卒墓，所代表的是秦滅楚後的故楚地文化〔5〕，是值得商榷的。

　　2.陽朔高田龍盤嶺、樂響墓地。龍盤嶺墓地位於高田鎮西北面龍盤嶺西南的緩坡地帶，發掘墓葬32座，其中土坑墓16座、磚室墓13座、磚木合構墓1座、磚石合構墓1座、石室墓1座，少數土坑墓墓底鋪有鵝卵石或石片，墓葬時代爲東漢前期到南朝時期。樂響墓地位於高田鎮東面約6公里的緩坡地帶，四周環山，發掘墓葬5座，都爲石室墓，時代爲東漢前期到三國時期。此處墓葬類型復雜，時間跨度大，由此可以觀察到由東漢到南朝墓葬形制及搆築方法漸趨簡化的趨勢。隨葬器物基本爲日常生活用器，常見器形有鼎、壺、罐、雙耳罐等，屋、倉、竈、井、滑石器等模型明器不多見，僅2墓見到此類器物。墓葬形制、隨葬品組合、器物造型等與桂林、賀州、梧州等地漢代墓葬相似，而與合浦、貴港等地有較大差异，發掘報告認爲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的〔6〕。

　　3.昭平界塘、樂群墓地。界塘村發掘東漢中晚期墓葬2座，1座爲磚室墓，1座爲石室墓。樂群村共發掘墓葬13座，其中土坑墓7座，磚室墓1座，石室墓5座〔7〕。少數土坑墓墓底鋪木炭或細沙或河卵石。隨葬器物基本爲日常生活用器，陶直身罐和雙耳罐的組合較爲普遍，屋、倉、竈、井、滑石器等模型明器不多見，僅1墓見到較完整的明器組合。〔8〕

　　4.鐘山張屋墓地。位於燕塘鎮張屋村，屬區級文物保護單位——張屋、牛廟古墓群的一部分。1994年在此發掘墓葬23座，其中竪穴土坑墓21座、石室墓2座。土坑墓中有4座設有圓形腰坑，少數墓室底部鋪有一層木炭。時代爲東漢。這批墓葬與廣西各地漢墓有相同之處，但自身的特點亦較爲突出：隨葬品以陶器爲主，多爲生活日用器，組合形式以瓮、罐、壺爲主，不見屋、倉、竈、井等模型明器；以土坑墓爲主，石室墓次之，不見各地東漢時期的磚室墓；墓底設腰坑的葬俗在廣西東漢墓中尚屬首次發現。喪葬習俗與平樂銀山嶺有諸多相似性〔9〕。發掘者就已經認識到這批材料對研究廣西的地域、民族文化有所幫助，但没有做進一步地研究。

　　其餘屬小規模墓地，限於篇幅，不再贅述。但從各個有石室墓出土的墓地來看，與其它地區的漢墓在文化面貌上是有差异的：與漢墓最爲集中的桂東南（以合浦爲例）相比較，帶腰坑的墓式在桂東南地區尚未見到，而這種型式的墓葬却在桂東、桂東北地區墓葬中佔有相當的比例。石室墓在桂東南尚未有發現，而同時代桂東地區的磚室墓却遠不如桂東南地區發達，形制相對簡單，規模較大、形制復雜的磚室墓在桂東南地區才有發現。隨葬陶器也有比較明顯的區域特色，除前文提到的陶鼎外，一類器身近直的四耳罐主要見於桂東，陶提筒主要見於桂東南。與同處桂東無石室墓分佈的一些漢墓墓地亦有差别，如隨葬屋、倉、竈、井等模型明器的現象很少見。而在一些無石室墓的墓地則較爲流行，如興安界首清理的7座漢晋墓，以磚室墓爲主，每墓都有陶竈、釜、甑等模型明器隨葬〔10〕。《禮記》中有載“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殉乎？其曰明器，神明之也。’”〔11〕可見用明器隨葬是中原地區倡導的喪葬習俗之一，而在有石室墓的墓地並不流行。但石室墓與同一墓地的其它類型的墓葬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至少從目前的資料來看，尚不能在文化上區别開來，這也正是本文將整個墓地作爲研究對象的目的，亦爲我們下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

　　三、石室墓形制分析

　　廣西漢晋石室墓根據墓室平面形狀可分爲二型。

　　A型，凸字形，此型較常見。根據墓室頂部形狀可分三個亞型。

　　Aa型，券頂墓。如平樂銀山嶺晋墓，墓室長32、寬21米，拱券頂，發掘前已自然塌陷，高度不明。所用石料均是經火燒烤過的石灰石塊，向内的一面平整。甬道長方形，未砌石，長1、寬14米，時代爲東晋〔12〕。

　　Ab型，穹窿頂。如陽朔高田XM5，由墓室、甬道、封門、墓道四部分組成，有封土。墓室近正方形，長29、寬28、深37米。甬道長23、寬12、深152米。用不規則石塊叠砌而成，石塊多爲長方形，未經加工〔13〕。

　　Ac型，平頂，蓋石板。如界塘M2，墓室長36、寬276、殘高075米，有封土。墓室四壁用自然石塊砌築，壁面平整，石縫無泥漿抹隙。墓底爲鋪石板之類，墓頂用石板條横蓋，最大的石板長58、寬08—1米〔14〕。

　　B型，刀形。有詳細資料報告的僅一例，陽朔高田XM1，有封土，墓向220°。由墓道、封門、甬道、墓室四部分組成。穹窿頂高13米，高出地表，覆蓋表土形成封土堆。斜坡式墓道。封門上有一長方形石塊壓頂，下面爲不規則長方形石塊錯縫横砌而成。甬道長21、寬12米，其左壁與墓室左壁在同一平面。墓室長32、寬216~22、深242米。墓底平整，墓壁及穹窿頂用不規則的石塊叠砌而成，多爲長方形，未經加工，墓壁石塊較大，起頂處石塊較小〔15〕。

　　四、來源及族屬探討

　　有學者推測，石室墓的主人屬於一個特殊的群體或族群，他們從外地遷入廣西東部地區，雖然生活環境改變，但信仰没有變，其群體（族群）的一員死後用石塊砌成墓穴然後埋葬〔16〕。廣西石室墓在文化特徵上具有較明顯的共同性，地域分佈範圍穩定，歷史年代大體一致，認爲其屬於一個特殊的群體或族群，無疑是很有見地的。但這一群體或族群是否爲外地遷入，這需要仔細考察。漢晋時期的石室墓，不唯獨廣西見有，全國其它地區也有不少資料發表。從目前的資料來看，有兩大區域分布較爲集中，一是長江三峽地區，尤以重慶市萬縣、巫山，湖北巴東、秭歸、宜昌，即重慶與湖北交界處爲集中；二是貴州省，主要分佈在貴州省黔西、安順、興仁、平壩、清鎮、興義等市縣。

　　雖同是石室墓，但三地的文化面貌差异較明顯。三峽地區的石室墓，學者們認爲絶大部分都不具有獨特的文化面貌，與當地的漢文化的磚室墓是一致的，僅是建築材料材質的差别，往往不加以區别對待〔17〕。如四川武隆縣江口鎮蔡家村漢墓，爲券頂石室墓，墓室長662、寬234~246米，墓室中部以石板横立拼合石欄，把墓室分成前後兩部分，後部拼合爲石欄，填土爲臺，臺東側用礫石圍成方框，隨葬器物與當地漢文化墓葬無异〔18〕。但也有學者注意到三峽地區部分石室墓具有獨特的文化面貌，如巴東羅坪墓地的11座東漢早期墓葬，有岩坑墓、岩坑石室墓、土坑石室墓，墓葬規模較大，長、寬大致分别爲6和3米左右，墓室結構較爲復雜，石料大都經過粗加工，流行二次葬、家庭成員合葬，陶瓮棺與木棺同穴，多者有一墓4件瓮棺的。隨葬器物有自己的傳統習俗，仿銅陶禮器與與模型明器都未見有，或可説明是一種有地方特徵的土著文化〔19〕，在一些方面與廣西石室墓有類似之處，但三峽地區仍以巴東羅坪墓地爲例，盛行多人合葬，流行瓮棺葬，有一種陶制瓮棺，器形特别，在嶺南尚没有發現類似的器形。貴州石室墓與廣西石室墓有較爲明顯的區别：前者形制復雜多樣，有的設有壁龕，有的墓室内有二層臺，還有個别墓底有腰坑。石料内向面一般多經過人工修整而比較規整，與四川石室墓較爲接近,如貴州黔西縣火電廠M28，平面呈刀型，券頂，墓室長31、寬194、高204米，墓室後端用石塊相隔，石塊間用土夯築有二層臺〔20〕。隨葬器物組合也有自己的特點，當地學者亦認爲貴州石室墓應是與漢文化的磚室墓並列發展的墓型，出土器物與磚室墓相同，“就其形制與當地的磚室墓比較，也能看出以石代磚的綫索。”〔21〕興仁清理的M5，是一座磚室與石室同冢的夫妻合葬墓，在一個封土堆下，修造平行的兩個墓室，墓向一致，石室居東，石料加工平整，磚室居西，用材以磚爲主，間用少量石料〔22〕，或也可説明貴州地區磚室墓與石室墓並無文化的差异。而廣西石室墓墓室搆造相對簡單，普遍利用未經加工的自然石料或只做粗略加工，規模比三峽石室墓要小，有合葬墓，但尚未有明確的多人合葬墓發現，隨葬器物及其組合也有地域特點。如昭平界塘二號墓，墓室長36、寬276、殘高075米，墓室四壁用自然石塊砌築，壁面平整，石縫無泥漿抹隙。墓底鋪石板，墓頂用石板條横蓋，最大的石板長58、寬08~1米，其搆築的難度顯然比磚室墓要大得多，可以推測與同時代的磚室墓並不僅是建築材料的差别，石室墓是有其文化特質的。應是某一族群特有的喪葬習俗的反映。

　　另外，從目前的考古資料來看，三地的石室墓找不到相互傳播的路綫。當然，其中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地下資料尚未被發現；另一種就是屬於文化傳播方式中的“遷徙”。但從這三地的石室墓的時代來看，大致是屬於同一時期，即漢晋時期，似爲平行發展關係，漸次傳播的可能性不大。若廣西石室墓是外來文化，族群遷徙的可能性就大得多。秦漢以來，爲適應政治上的大一統和加强中央集權的需要，短時期内大量的人口遷往它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是存在的。這種遷徙會形成文化傳播中的“飛地”與“插花”現象〔23〕，其原有文化因子在遷徙中的損失會比較小，到了新的地域後，與原遷出地的文化面貌會保持很大程度的同一性。但正如上文提到，三地石室墓文化面貌的差异是明顯的，目前把三地的石室墓聯繫起來，尚有諸多困難和不確定的因素，在没有更多的考古資料證明其中的必然聯繫以前，本人傾向於廣西漢晋石室墓屬土著墓葬文化，即爲西甌族後裔的喪葬習俗之一。

　　筆者推測，廣西的石室墓很可能並非外來族群所帶來的喪葬習俗，而極有可能就是本地世居民族的葬俗受漢文化影響而演變的結果。這是有綫索可尋的。據史籍記載和學者的研究，石室墓分佈區域在戰國秦漢之際百越中的一支——西甌族的活動中心地區。關於秦平嶺南最終戰勝西甌及南越國滅亡後西甌的去向，學者多有論及，主要有這麽幾種走向：一是留居本地，融入漢民族當中。中原對嶺南的大規模戰争及對嶺南政策性、針對性的移民，使一部分嶺南越人融入中原民族中，習慣上稱之爲“漢化”。二是向今廣西西部退縮。施鐵靖先生認爲“秦軍南下以前，在今廣西政區内的古西甌歷史地理， 大致包括今廣西的桂林地區、柳州地區、賀州地區、桂平、貴港地區、玉林地區、河池地區以及紅水河流域。秦朝設置桂林、象郡以後，直至漢代秦，趙佗建立南越國，西甌歷史地理則退縮至河池地區及紅水河流域。漢武帝平南越以後，即在河池地區設置定周縣，從此西甌在中國歷史上不復存在。”〔24〕三是融入駱越。有學者認爲，先秦時期，甌與駱原是兩支不同的越人，西甌在北，駱越在南。秦朝時，兩支越人爲了共同扺抗秦軍南下而結成聯盟，因而有甌駱之稱〔25〕。因此在駱越之北遭遇秦軍强大攻勢的西甌必有部分融入駱越之中。四是逃居山林。秦平嶺南的戰争，歷經數年，西甌終爲秦軍所敗，其勢力被削弱，秦平定嶺南後在其地設郡縣，徙漢民與之雜居，使其原有的社會制度受到衝擊，一部分西甌越人已被先進的漢文化所融合，“但更多的部分則由於居住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保持自我的民族傳統。”〔26〕客觀地分析，西甌的走向不可能是單一的，而是多元化的，因而這幾種情形都是有可能的。但第一種觀點需要我們認真審視。秦平嶺南的軍事、政治行動，實際上是秦文化南下嶺南，憑藉其强勢對嶺南文化實行强制性文化變遷的過程，也就是文化人類學所稱的“涵化”過程。土著民族對外來强加的變遷會有不同的反應，一種是遷移到更邊遠的地區；另一種是如果在面對强大的外部統治的時候能够依然堅持自己的一些傳統，那麽其結果可能是融合〔27〕。這種融合的趨勢是土著文化融入到漢文化當中，這是中國歷史上民族融合的主流。

　　而我們應該意識到，漢化雖是一個總體趨勢，但亦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且一種文化被另一種文化完全同化並非易事，在秦漢考古文化因子的辨識中，我們很容易看到文化的趨同性，但更需要我們捕捉文化相异性的心理準備，冲破文化一統的思維定勢。這早已有學界前輩對我們提出告誡，如容觀瓊先生針對有學者提出的“隨着嶺南古越族和華夏族相溶合，嶺南古越族文化消失在漢文化的洪流之中。這一文化變遷模式，不但是嶺南古越族發展的總結，同樣適用於百越地區其他的變化”。具體説，嶺南地區“到了西漢後期有本地土著特徵的文化面貌逐漸淡化而消失，最後與中原先進文化融爲一體”的觀點提出了批評，指出這種典型的盲目自尊的心態爲研究設置框框，將極度妨礙史學工作者科學地、客觀地去考察研究具體的歷史事實，不利於嶺南古代史研究的深入開展〔28〕。對於中國歷史上文化“大一統”趨勢的認識我們也需要觀念上更新，從秦始皇統一中國的過程中推行“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措施，只是官方主流文化的一種期望，是爲政治集權服務的措施之一，實際上中國的民間文化仍然是多樣化的，民族文化仍然是多姿多彩的，否則我們現代的五十多個民族怎麽會區分開來呢！我們不能爲大一統的政治需求所蒙蓋，而看不到歷史文化的多樣性。從現有的考古材料來看，西甌與中原民族的融合速度可能並没有那麽迅速，廣西境内東漢時期的腰坑墓、漢晋時期的石室墓，很可能就是西甌後裔的遺存。

　　五、餘論    

　　商周以前的墓葬“不樹不封”〔29〕，密閉埋藏，從考古材料來看，到春秋時，墳丘開始出現，與《禮記》所載“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30〕大致相符，説明墳丘最初是一種標識，以便於後人到墓地祭掃先祖，與儒家的“慎終追遠”〔31〕思想相符。發展下去，墳丘的大小成爲身份等級的象徵，埋藏方式也逐漸發生變化，由密閉埋藏發展到搆築帶有空間的室墓，也反映出人們生死觀念的變化。人死後是否有知，《禮記》載有“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32〕。雖然儒家並不贊同這種看法，但從這段話可以看出，人們對死後世界的認識，是隨着時代的變遷而變化的。到了漢代，儒道雜揉，生死觀念發生較大轉變，喪葬禮俗也隨之變革，事死如生的觀念得以確立，並隨着政治大一統的實現有趨向統一的傾向。

　　廣西漢晋石室墓具有地方文化特色，但這種墓葬形制顯然是受到漢文化磚室墓的影響而出現的，其墓室搆造演變與全國的“由傳統的平頂出發，到倒楣式搆造爲特點的屋殿頂→拱頂→券頂→四面結頂式穹窿頂”〔33〕規律大致是一脈相承，同步發展的，體現的生死觀念也大致趨同，“穹窿頂墓室本身就仿佛是一個小宇宙，它不再是單純埋葬死者鬼魄的空間，而是搆成一座可以通天、地兩界的理想裝置。”〔34〕這是中原文化强勢影響的結果。但各區域由於地理環境、民族、自然資源等方面的差异，又會有地域性特點，特别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差异，使邊疆地區的土著民族較爲頑强地保留或在吸收漢文化的過程中加以創造屬於自己的喪葬習俗。廣西漢晋石室墓和隨葬的一些具有特色的器物以及特定的隨葬器物組合形式等，很可能是物化的民族文化象徵符號，是西甌族後裔民族文化心理活動的結果。或許也是“物質文化的區分程度與不同族群之間的相互排斥程度相關。當不同族群之間的競争加劇時，兩者之間物質文化差异將更加彰顯”〔35〕理論的驗证。

　　當然，這只是筆者的一管之見，能否成立，尚需更爲充實的資料加以驗证。

　　

　　注釋：

　　〔1〕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等：《廣西鐘山縣張屋東漢墓》，《考古》1998年第11期。

　　〔2〕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平樂銀山嶺戰國墓》，《考古學報》1978年第2期。

　　〔3〕洪德善：《平樂銀山嶺“戰國墓”的時代及墓主身份與族屬探討》，《廣西博物館文集》第五輯，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4〕湖南省博物館：《湖南資興舊市戰國墓》，《考古學報》1983年第1期。

　　〔5〕容達賢：《廣西平樂銀山嶺墓群的時代與墓主》，《百越文化研究》，厦門：厦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401。

　　〔6〕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5年陽朔高田鎮古墓葬發掘報告》，《廣西考古文集》第三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頁132~225。

　　〔7〕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等：《廣西昭平東漢墓》，《考古學報》1989年第2期。

　　〔8〕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5年陽朔高田鎮古墓葬發掘報告》，《廣西考古文集》第三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頁132~225。

　　〔9〕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等：《廣西鐘山縣張屋東漢墓》，《考古》1998年第11期。

　　〔10〕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等：《興安界首漢晋墓的清理》，《廣西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頁295。

　　〔11〕楊天宇：《禮記譯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111。

　　〔12〕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平樂銀山嶺晋墓》，《考古學報》1978年第4期。

　　〔13〕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5年陽朔縣高田鎮古墓葬發掘報告》，《廣西考古文集》第三輯，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7年，頁160。

　　〔14〕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等：《廣西昭平東漢墓》，《考古學報》1989年第2期。

　　〔15〕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5年陽朔縣高田鎮古墓葬發掘報告》，《廣西考古文集》第三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頁160。

　　〔16〕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等：《廣西鐘山縣英家馬山頭、伏船嶺發掘的三座古墓葬》，《廣西考古文集》第二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370。

　　〔17〕蔣春曉：《三峽地區秦漢墓的分期》，《考古學報》2008年第2期；羅二虎：《四川漢代磚石室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2001年第4期。

　　〔18〕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四川武隆縣江口鎮漢墓清理簡報》，《三峽考古之發現》，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年。

　　〔1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巴東羅坪墓葬發掘報告》，《湖北庫區考古報告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年，頁120~165。

　　〔20〕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貴州黔西縣漢墓的發掘》，《考古》2006年第8期。

　　〔21〕貴州省博物館：《貴州清鎮平壩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第1期。

　　〔22〕貴州省博物館考古組：《貴州興義興仁漢墓》，《文物》1979年第5期。

　　〔23〕田名利：《考古學文化的傳播與遷徙》，《中原文物》2001年第3期。

　　〔24〕施鐵靖：《漢代西甌歷史地理與定周縣》，《廣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25〕覃聖敏：《西甌駱越新考》，《百越研究》第一輯，南寧：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年，頁1。

　　〔26〕王文光：《中國南方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9年。

　　〔27〕\[美\]威廉·A·哈維蘭著，瞿鐵鵬、張鈺譯：《文化人類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馬廣海著：《文化人類學》，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年。

　　〔28〕容觀瓊：《論南方民族史研究的人類學取向》，《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3 期。　

　　〔29〕黄壽祺、張善文：《周易譯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533。

　　〔30〕楊天宇：《禮記譯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56。

　　〔31〕錢穆：《論語新解》，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頁13。

　　〔32〕楊天宇：《禮記譯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56。

　　〔33〕黄曉芬：《漢墓的考古學研究》，長沙：嶽麓書社，2003年，頁278。

　　〔34〕黄曉芬：《漢墓的考古學研究》，長沙：嶽麓書社，2003年，頁280。

　　〔35〕伊恩·霍德等著、徐堅譯：《閲讀過去》，長沙：嶽麓書社，2005年，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