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愛華，廣州市文物總店，助理館員。

　　【中文摘要】目前學界普遍認爲，民族考古學從屬於考古學而不是民族學。民族考古學爲考古學推理提供無數從宏觀到微觀不同層次的論证藍圖或社會文化行爲邏輯參照系統。民族考古學知識對考古遺存或現象的分析研究有重要的啓發意義。

　　【關鍵詞】民族考古學　定義　方法論

　　Abstract:At present, Ethnoarchaeology is seen belonging to archaeology not rather than to ethnology in the academic world. Ethnoarchaeology supplies logical consulted system of argument plan or social cultural activities from different levels both on macroscopical and microcosmic aspects. Ethnoarchaeology also inspires the study on archaeological remains.

　　Key words: Ethnoarchaeology　Definition　Methodology

　　

　　隨着《民族考古學實踐》一書的出版，引起我對民族考古學的定義問題討論的關注，在閲讀此書和查閲近來國内學者對其定義問題的討論，在此做一個讀書報告似的回顧，其中有部分個人的觀點，請讀者多多指教。

　　一、歐美民族考古學的發展

　　1. 民族考古學詞源的溯源並不等於民族考古學學術思想的溯源

　　今天追溯“民族考古學”詞源，普遍認爲最先在美國考古學家霍克斯（Jesse Fewkes）的《圖薩揚人的遷移傳統》（Tuseyan Migration Tradition）一書中，首次出現了作爲專有術語的“民族考古學家（ethno-archaeologist）”這個詞語 。當時他用這個詞指對史前史進行研究和調查的具有豐富知識的考古學家。1896年，霍克斯在題爲“圖薩揚人的史前文化”（The prehistoric culture of Tusayan）的論文中，進一步表達出“民族考古學”的功能 。他認爲作爲研究北美大陸中西部大平原上的早期印第安人文化的考古學家，“民族考古學”可以用來解决諸如器物命名和功能判斷等問題。而這只是“民族考古學”詞源的溯源，可見這時使用的“民族考古學”和後來發展成爲一種學術思想的民族考古學不一樣。

　　真正被視爲第一篇現代意義上的民族考古學論文是1939年，由唐納德·湯普森（Thomson）發表。他的論文以澳大利亞維克猛坎部的物質遺存爲研究對象，指出在適應干濕季節變化中，部落人員在使用工具、聚落形態及其它文化特質上有巨大差异，而不是考古學理解的不同文化的物質遺存。1956年，沃森和克萊尼德尼斯特寫的《行動考古學：對活着的社區的考古學調查》，提出民族考古學作爲人類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隨後對民族考古學的討論越來越多，提出諸如“考古人類學”、“考古民族志”、“活的考古”等概念。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民族考古學詞源的溯源並不等於民族考古學學術思想的溯源。民族考古學的提出是爲考古工作服務的。這種服務最先體現在民族志資料提供的類比，即以考古、民族志或其它材料爲基礎，“觀察歷史群體以辨識考古記録”。可以説，發展民族考古學，是爲提供更好的民族志類比，以有助於對考古資料的破譯解釋。

　　2.歐美民族考古學發展的三個階段

　　參見《民族考古學實踐》的民族考古學簡史，其三個階段是：①1956-1967年，考古學家們發現在對不同文化情形中的生活進行概念化時，知識非常貧乏。羅伯特·阿舍開始對考古學、民族學、民族志和歷史學相互關係討論，赫德提出“謹慎的神話”，即考古學家希望那些物質和真個文化之間可以被普遍應用的法則或相關規律，以及重建的假設和前提，不再受到挑戰。而這只是個神話，所以赫德提醒考古學家們注意多樣性模式的存在。還有其他學者的討論，體現出學者們爲考古學發展提出新的問題，學者在討論試圖找出新的更鋭利分析工具，學者們在關注物質文化的結構因素與考古記録之間的問題。

　　② 1968-1981年，隨着 路易斯·賓福德“新考古學”代表著作《作爲人類學的考古學》發表，文化是人類超機體的適應手段這些主張的提出，使得物質遺存離開人工製品製作者意識的考慮得到研究。文化生態學的方法也對考古學有較大影響，演繹推理的實证主義成爲“明確的科學的考古學解釋方法”。這一時期的理論探討就是從文化法則出發演繹過去，民族考古學家越來越多地思考物質所包含的更加廣泛的意義。此階段，民族考古學的論著數量以每年134％的速度增長。

　　③ 1982-1989年，爲近段初期。伊恩·霍德《活的象徵》出版，探討在活的背景下物質文化器具與考古學文化概念之間的關係，霍德認爲物質文化反映文化，而且參與文化的建構，所以人工製品是活的象徵。《活的象徵》促進了民族考古學的發展。這一時期的出版著作每年增長355％。

　　1990-1998年，爲近段二期，這一階段最大的特點是非西方民族考古學成果的增加。本期新出現一個類别，即意識形態研究，潜藏在物質文化背後“象徵意義”的問題的提出，是對文化延續、變遷與發展進行考古學説明與解釋的基礎。學者們更多的提出，在一個廣泛認同的哲學框架内把不同觀點結合到一個學科，通過多種途徑解决不同的主題，以及綜合單一個案研究的第二代研究群體，已開始出現。

　　3. 從方法的使用變化看民族考古學發展的變化

　　①類比方法

　　“以今证古”的民族考古學模式，有兩種類比方法，至遲在20世紀初期已定形。但兩種類比方法的理論化表述，則出現較晚。最早可以追溯到1961年羅伯特·艾舍爾（Robert Asher）的《考古學闡釋中的類比》（Analogue in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 ，丹尼爾·斯泰爾（Daniel Stiles）於1977年的《民族考古學：方法和運用的討論》（Ethnoarchaeology: A Discussion of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中作出進一步完善。通常情况下，這兩種類比方式分别表述爲“直接歷史法”和“一般比較法”。但是，在不同的考古學傳統中也存在其他的稱法。在歐洲考古學中，“直接歷史法”被稱爲“民俗文化法”；而在澳洲考古學中，這兩種方法分别被命名爲“連續模式”和“斷裂模式” 。 

　　這兩種類比方法依賴於兩個種假設，“直接歷史法”假設在一個相對孤立的地區，文化不受外界影響，而且變化緩慢，製造和使用該種文化的居民成分没有任何變化，這種民族志資料的借用，後來被證明是無效的。“一般比較法”的理論前提是世界各地相距遥遠的文明都會遵循類似的發展軌迹，這種單綫發展模式更是被否定的模式。這種類比的方式都只是在有限範圍内應用模型，使用時要特别注意，切記生搬硬套地應用史前材料，甚至會有胡説八道的情形出現。

　　② 新考古學運動的民族考古學方法

　　1978年，賓福德的《紐納米特民族考古學》（Nunamiut Ethnoarchaeology）的出版，這是一部全新的民族考古學的奠基之作。賓福德以1969-1972年的田野調查爲基礎，是關於生活在極地地區的愛斯基摩人的一支——紐納米特人的民族學田野調查報告和研究。

　　賓福德采用歸納—假説—推理—驗证的模式，他發現衆多歐洲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采集—狩獵經濟遺址中，獸骨埋藏具有一定的規律，但是這種空間分佈的差异性是否具有文化意義？這個想法促使賓福德觀察紐納米特人的狩獵和飲食上的空間使用狀况。書中重點觀察了這個由100位成員搆成的人類群體在捕獵馴鹿和山羊兩種動物的行爲，并且記録動物遺骸分佈和人類活動之間的關係。結果，他發現，紐納米特人的獸骨扔棄模式和舊石器時代的采集—狩獵者的獸骨扔棄模式上有近似之處。但是，這並不能直接推導出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中的行爲方式，賓福德認爲，他的研究目的是尋找“導致形成静態模式的考古學記録的文化動力的一整套具體描述” 。

　　關鍵是驗证這一步，賓福德通過連續幾個整年週期的跟踪調查，通過全書列出的上百個表格和各種示意圖，形成並檢驗了一個中程假設，即一個小小的群體可能因爲獵物不同、時間不同、參與者不同、地點不同以及活動性質不同而形成完全不同的遺物堆積。這樣，以往在考古學記録中用來區分不同人群的埋藏堆積，很有可能是同樣的人群在不同的情境下形成的。

　　或許這樣的結論很簡單，有必要驗证嗎？這就是新考古學的民族考古學，民族考古學的出現，不是考古學家將各種民族志資料從它們的情境中分離出來，進行事實層面的類比，而是考古學家意識到由民族學家提供的民族志資料不能有效地回答他們的問題，出於解决考古學問題的目的展開的民族學調查。

　　③ 超越民族考古學的研究方法？

　　1973年，威廉·拉什杰（William Rathje）主持的圖森市的現代垃圾研究計劃，其實是一個研究考古學埋藏問題的項目計劃。從埋藏學的角度分析，除了屬於有意埋藏類型的墓葬和窖藏之外，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實際上以古代垃圾爲主。拉什杰對根據考古遺物直接推衍歷史時期特定人群的物質文化搆成提出質疑，希望通過對現代垃圾的研究，反思我們對考古學文化的研究。

　　通過長時期的跟踪調查，拉什耶團隊像分析考古發掘得到的遺物一樣分析來自圖森市居民垃圾桶的各類垃圾，對它們進行分類和排序。同時，對居民的消費行爲和過程，以及消費觀念進行問卷調查。拉什耶的調查報告顯示，居民對消費和棄置的認知，與通過垃圾進行物質文化分析得出的結論大相徑庭。這個研究對我們通過考古學物質文化復原古代社會和古代認知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在構建中程模式的層面上，民族考古學甚至可以把現代化的個案分析納入其研究範圍。

　　二、國内民族考古學的發展

　　狹義民族考古學和廣義民族考古學。在國内，查閲書籍或網絡搜索民族考古學的定義問題，會遇到把民族考古學解釋爲的“少數民族考古學”或“邊疆考古學”。其實，以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地區爲研究範疇的考古學無論在理論上，還是方法上，都無异於常規意義的考古學，少數民族的考古學研究以及由此派生的邊疆地區考古學研究都是狹義的民族考古學 。汪寧生先生就指出“一派認爲，只有考古學者親自到現代民族中從事田野工作，親自取得材料和考古材料進行類比”，“可以説是狹義的民族考古學”；“另一派主張，民族考古學就是民族志材料和考古學材料的比較研究”，“可以説是廣義的民族考古學”。當然，按國外的民族考古學語境，少數民族考古學或邊疆考古學都不是民族考古學。

　　國内的這種民族考古學理解，説明中國的民族考古學受到西方學術思想影響，但有其相對獨立的發展源頭和發展歷程。郭立新先生把國内民族考古學的發展和20世紀50年代院係與學科調整、民族識别、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及改革開放後西學的再次引入這三個大事件有關。

　　1950年代到1978年，這一時期，院係和學科調整，人類學被取消。中國南方的許多大學在解放前受美式主張，把考古學視爲文化人類學的一個分支。這些大學裏受人類學影響又受過考古學訓練的人類學家被迫轉行，轉入歷史係，主要從事考古學工作，如林惠祥、馮漢驥、樑釗韜等。同一時期，政府大力推動民族識别和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抽調了部分考古專業的師生參加工作，使得受過考古學訓練的專業人員進入到民族學調查領域，如汪寧生、宋兆麟等。這就使他們具有跨學科研究的視野。

　　1978年以後，西方的學術思潮再次涌入中國，西方民族考古學也是在這一時期引入和介紹到中國，使得國内的民族考古學發展進入新的階段。出現上述廣義和狹義之争，也是一個事物發展所必須經歷的過程。應該説，民族考古學從引進之初，並没有在中國取得如其在西方學術環境中的地位，一度處於邊緣化的地帶，在學術和出版方面，只有童恩正先生主編出版了五輯《南方民族考古》。

　　也有學者從中國民族學和考古學的發展，來説明中國民族考古學的發展，認爲民族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是一個本土化的過程，是人類學對考古學影響的過程。解放前期，以物質遺存爲研究對象的考古學，以處於原始狀態的民族共同體爲研究對象的民族學，是平行發展的兩門學科，後來出現交叉研究，即稱爲“民族考古”。早期民族學活動可以分爲兩類：考古學印证民族學的問題；民族學印证考古學問題。新中國成立後，民族學和考古學迎來瞭高潮的發展，通過對兩個學科的整合，民族考古漸漸形成了民族考古學，即發展出一套理論方法，具備了搆成一門學科的主要因素。

　　三、中外民族考古學定義差异的原因分析

　　筆者認爲，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詞彚的翻譯再造。很多自境外引入的學術詞彚、概念和理論，翻譯本身也是傳統再造過程。“民族考古學”這一術語即屬於此例。這個譯法的準確性問題已經引起衆多學者的反省和討論 。“ethno-”的涵義確實與“民族”不盡相同，不少學者也提出了各種替代的命名方式，但尚無一例可以被廣泛接受。這也是爲什麽在中國，民族考古學往往被理解爲少數民族考古學或邊疆考古學。

　　二是民族考古學興起的背景不同。

　　① 如果以1926年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的發掘爲現代中國考古學的開端，中國考古學也是一門引進的西學，其發展主流一直以田野考古發現爲主導，在地層學和類型學的方法論指導下，傾向把考古對象客觀化。在對文化史重建的過程中，考古學的基本材料或基本語言是“物”，而不是製造這些物的“人”。

　　② 格林·丹尼爾在《考古學一百五十年》中，追溯西方考古學至遲以1819年丹麥國家博物館向公衆展示由湯姆森按石器、青銅和鐵器三期説組織的陳列開始，到1973年，西方考古學經歷了150多年的發展。書中第一章就以“古物學背景”爲標題，介紹古物學的興起及石器的發現。隨着古物學的發展，遠古人類存在的發現，1840-1870年，爲考古學的誕生時期。就是説，西方的考古學一開始也是關注“古物”，在研究“古物”的基礎上發展誕生。在經歷100多年的發展，1945年以後，西方考古學經歷了“新考古學革命”。不論過程主義還是後過程主義，其基本目標由“物”轉向“人”。

　　三是中外考古學發展階段造成理論關懷的不同。前面講到，西方考古學在經過“物”研究階段之後，提出一個活生生的社會與文化共同體如何隨着歲月的流逝而被簡化爲一個考古遺存的問題。過程主義考古學者通過對物與人的關係來探討和重建古代文化和古人生活方式。過程主義研究重視系統論和實证研究，采用歸納—假説—推理—驗证的模式，試圖建立一些反映普遍的自然和文化法則的中程理論。作爲新考古學的西方民族考古學，其理論關懷一致，即重建古人行爲，考察物質與社會其它方向的關係。而國内還處於對西方民族考古學輸入再吸收的階段，當然，也隨着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的學科發展，民族考古學的地位和理論越來越受到重視，越來越多的考古人開始關注“物”與“人”的關係。

　　四、民族考古學的定義問題

　　關於民族考古學的争論，集中在它是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問題。普遍認爲，民族考古學從屬於考古學而不是民族學。考古學家從事民族學調查的目的是解决考古學問題。民族考古學着眼於物質文化中不可直接觀察的行爲和意識，致力於構建中程假設和檢驗假設。

　　民族考古學爲考古學推理提供無數從宏觀到微觀不同層次的論证藍圖或社會文化行爲邏輯參照系統。民族考古學知識對考古遺存或現象的分析研究有重要的啓發意義，促進考古材料與信息獲取，促進考古研究理論模式與方法論探索。

　　

　　參考文獻：

　　1．汪寧生：《再談民族考古學》，《民族考古學探索》，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2．周大鳴：《中國民族考古學的形成與考古學的本土化》，《東南文化》2001年第3期。

　　3．許永杰：《民族考古學是什麽？》，《四川文物》2005年第2期。

　　4．郭立新：《中外不同語境中的“民族考古學”認知》，《東南文化》2008年第6期。

　　5．徐堅：《民族考古學：定義問題》，《江漢考古》，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