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楠，廣州市荔灣區博物館，館員。

　　【中文摘要】在18、19世紀繁盛的中西貿易中，十三行書寫了濃墨重彩的篇章。西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廣州交匯，並向内地擴散，十三行成爲中華大地得風氣之先的窗口。與此同時，這一時期伴隨着商業貿易而來的西學傳播也在諸多方面開啓先河，在西學東漸的歷史長河中起着承前啓後的作用。

　　【關鍵詞】清代　廣州　十三行　西學東漸

　　Abstract:The Thirteen Hongs acted a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west-east trading in 18th to 19th century. Both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things from west joined in Guangzhou and then scattered to the inland. The Thirteen Hongs firstly touched these new different things.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llectual knowledge from west had been spread that made The Thirteen Hongs serve as a link between past and futune.

　　Key words: Qing dynasty　Guangzhou　The Thirteen Hongs　Knowledge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在18、19世紀繁盛的中西貿易中，十三行書寫了濃墨重彩的篇章。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150多年間，十三行不僅在很大程度上獨攬了廣州的外貿，更在1757年始粤海關一口通商的80餘年間總攬了全國的進出口貿易，不計其數的絲綢、茶葉和瓷器等通過十三行運往國外，運行在通向各大洲的世界航綫上，而與此同時，伴隨着洋船駛來的西方奇器與西洋文明如影隨行般地進入中國大地，觸動和衝擊着人們的視覺與心靈。西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廣州交匯，並向内地擴散，十三行成爲中華大地得風氣之先的窗口。

　　傳統意義上的西學東漸是指明末清初伴隨新航路開闢而開始的東西方文化交匯以及晚清民初國人自習西學的强大潮流這兩個時期的西學向中國傳播的過程，它們無疑具有開創性和劃時代的意義。而十三行時期伴隨着商業貿易而來的西學傳播雖然不及以上兩個時期所帶來的衝擊和規模之大，但綜觀這百多年來的經濟和文化史，它確從未曾間斷過，並在諸多方面開啓先河，在西學東漸的歷史長河中起着承前啓後的作用，對中華文明向博大精深方向的發展起着積極的推動作用。

　　一、清代十三行時期西學東漸的背景

　　1.十三行時期繁盛的中西方貿易爲西學傳入奠定基礎。

　　康熙二十三年（1685），在平定三藩之亂、統一臺灣，東南沿海形勢逐漸安定後，清政府宣佈開海貿易，廣州口岸的對外貿易逐漸恢復，1757年，清政府宣佈廣州一口通商，廣州成爲西方人唯一可以進入中國的口岸，十三行作爲專營對外貿易的機構獨攬了中西貿易的大權。這一時期，形成了廣州通往世界各主要港口的環球貿易航綫，幾乎所有亞洲、歐洲、美洲的主要國家和地區都與十三行發生過直接的關係，中西貿易達到空前。而伴隨商業渠道而來的各類西洋事物、西洋文明也紛紛登陸十三行，“精神舶來品與物質舶來品形影不離，幾乎同步登上廣州口岸。”〔1〕他們得到了率先接觸他們的商人、官員等的關注，進而被吸納、變通和傳播，成爲這一時期西學東漸的主流。

　　2.在自古便是商貿港口的廣州大地上生長生活的人們有着開闊的視野和開放的社會風氣，使接受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技能成爲可能和必然。

　　廣州自漢、唐、明、清至今上下兩千年，一直是中國的貿易港口，歷久不衰，而長期而持續的外貿地位使生活在這裏的人們思想開放、包容，對西式器物和西方文明采取了更易接納的態度，如西方文化的最先接觸者的十三行商人便憑藉自身的商業經濟頭腦和寬廣開闊的視野在處理對外貿易事宜的同時積極吸納並傳播着西方先進的文化知識，成爲了這一時期西學東漸的主要傳播者。 

　　3.十三行時期皇帝與清廷對待西方文化的積極態度爲西學東漸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礎。

　　明末清初，通過入華傳教士帶入中國的天文曆法、測量以及“西洋奇器”等衝擊着人們的思想，這些西方文化引起了清廷與社會上層的注意，他們認識到西方的一些學問有優於中國之處。十三行時期的康熙、干隆、道光三朝皇帝自身都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他們對先進文明多持接納包容的態度， 如1692年3月22日，康熙帝頒發了一道著名的敕令，允許天主教在尊重中國禮俗思想和風俗習慣的前提下在華進行傳教活動，自此，廣州十三行貿易歷史中的西學東漸通過官方的許可正式拉開了序幕，一批深諳西方文化的傳教士先後登陸廣州，部分赴京供職，對西方文化的傳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康熙、干隆等皇帝更多次下旨要求廣東官員積極向京輸送西學人才，從而極大地推動了西學人才及西洋文明輸入中國，使中國在天文、醫學、繪畫、音律、科技等多方面都得到了發展。

　　二、十三行時期西學東漸的主要媒介和傳播途徑

　　1.傳教士

　　西方各國的傳教士早在明代就隨朝貢使團或以使者的身份踏足中國，在沿海等地傳教，起初他們僅限於對教義的傳播，但隨後在直接或間接的瞭解中感到，中國及子民對他們眼中神聖的“教”没有興趣，想博得官府及民衆的信賴必須藉助某些依託，而此時中國極爲渴求的西方科技知識則成爲最好的藉助工具。正如樑啓超先生所説的“耶穌會士初期的教士，傳教的方法很巧妙，他們對於中國人的心理研究的極透徹。他們知道中國人不喜歡極端迷信的宗教，所以專把中國人最感缺乏的科學知識來作引綫，表面上想把中國傳教變成負數事業，所有信教的人，仍允許他們拜‘中國的天’和祖宗，這種方法，行之數十年，卓有成效。”〔2〕費賴之也指出“傳教必先獲華人之尊敬，以爲最善之法莫若漸以學術收攬人心”。〔3〕

　　在這種背景下，各國傳教士得以順利來華並不斷帶來西方科學知識，天文曆法、測量、西洋火器製造技術等逐漸被朝廷掌握， 1692年康熙下令允許天主教在中國自由傳教，也正是由於傳教士在科學上對清朝有所貢獻。正如法籍耶穌會士洪約翰在寫給歐洲教友的信中説，“我們在來中國之前所學得的科學技能，現在非常有用。因爲這些科學技能就是康熙帝准許天主教公開傳教的主因。”〔4〕

　　康熙三十八年（1699），法國商船扺達廣州，隨行帶來了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委派的被稱爲是傳播法蘭科學知識及宗教信仰的最佳使者的耶穌會士，爲了歡迎法國商船及使者，粤海關對法船應納的關税予以豁免，以示優待，並允許法人在廣州設立商館。

　　康熙五十四年（1715），意大利傳教士、畫師郎世寧隨外國商船來到廣州，在十三行内居住，他帶來了西方的繪畫技術和材料，並創作出許多以十三行商館及廣州市井風情爲題材的繪畫作品，不久便被推薦到京，成爲康熙、雍正、干隆三朝的宫廷御用畫師，在推動中國繪畫技法、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他創作的《羊城夜市圖》記載了他到達廣州後對廣州的印象，對後世研究廣州地方風情有着重要的參考價值。

　　1724年，面對勢力日漸壯大的天主教，清廷采取了禁教政策，全國各地的傳教士陸續被驅逐到澳門，集中在廣州的傳教士則不許傳教誦經，自此，傳教士在華傳教則變爲在商業貿易的掩護下隱蔽進行，同時各國派入的傳教士則具備了更爲淵博的才學，如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開拓者英國基督新教傳教士馬禮遜於1807年扺達廣州後便在擔任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漢文翻譯的同時，翻譯了《聖經》中文版，編纂了中國第一部漢英對照字典《華英字典》，1828年又編撰了《廣州話字典》等。

　　盡管這些入華的傳教士實質上都是以傳播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爲工具，以達到其傳教甚至是其所代表的國家文化侵略的目的，但客觀上，他們亦將先進的科技文化知識源源不斷地輸入到了中國大地，他們對西學的傳入，對中國文化領域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李約瑟先生説的“耶穌會士來華，固然以傳教爲宗旨，但其介紹歐洲學術的巨大努力，客觀上促進了中西科學文化的交流，成爲當時‘兩大文明之間文化聯繫的最高範例’”。〔5〕

　　2.十三行商人

　　行商作爲十三行時期對外貿易的主要媒介，在學習西方的文化、科技方面得風氣之先，是這一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的中堅力量。行商們自身深受以儒家思想爲主導的傳統文化的影響，有着重教、崇德、樂善好施的優良傳統，但同時，他們又身處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浪尖，時代與貿易的需要使他們形成了廣闊的視野、開放的思想以及兼收並蓄、開拓進取的精神品質，在對西方文化文明的吸納中始終走在社會前列，是十三行時期西學東漸的重要傳播紐帶。

　　十三行商人不僅自身致力於諸如西方語言、繪畫、科技等文化的學習，更將他們加以應用並廣爲傳播，如他們在廣州海珠區創辦瓷器綵繪作坊，請洋人教本地畫工學習西方的繪畫藝術，把歐洲傳入的繪畫技法如素描、水彩畫、銅版畫等成功的運用到中國出口瓷器上，燒制了著名的廣彩器物。同時，他們在爲朝廷舉薦西方學者方面更是不遺餘力，使得西方的先進文化得以在中國大地迅速傳播。如清廷檔案中記載的兩廣總督奏報的奏摺中就多次記載有時十三行行商之首潘同文舉薦通曉西方文化的來粤洋人赴京效力的事件，“有弗蘭西（法蘭西）郭夷人嚴守至，習學天文；梁棟才，習天文兼曉音律”。“有西洋人李俊賢，熟理鐘錶；潘廷章，熟悉繪畫”等等。道光年間，面對不斷昇級的外侮入侵和武力衝突，十三行商人更是憑藉自己豐厚的實力和滿腔的愛國熱情積極捐資購買、仿製西洋兵船和武器，成爲“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最早實踐者。

　　3.期刊

　　1815年，英國基督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米憐（Milne）在馬六甲海峽刊印了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企圖實施“文字播道”，對於創辦中文期刊，米憐有着獨到的見解：“不管是以何種洗練的語言來表達，在傳播人或有關神的知識上，印刷媒體顯然要比其他媒體更占優勢。作爲加深理解的手段，中文書籍之重要性也許要比其他傳播媒體還要大。因爲，閲讀中文的人口要遠比其他民族爲多。”〔6〕 盡管這份期刊以傳教爲宗旨，主要登載所謂“神理”、“人道”等内容，但同時也刊登有西方天文地理等科學知識，因爲當時清廷的限制，該刊不能在中國發行，但正如創辦者所願被大量携帶入華，成爲反映西方情况的第一份中文雜誌。

　　1833年，德國傳教士郭實臘（Karl Gutzlaff）在廣州編輯出版《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這是在中國境内創辦的第一份中文期刊，主要刊登西方宗教、政治、商業、科學等方面的文章。1832年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在廣州主編《中國叢報》，主要記載鴉片戰争前後二十餘年中國的調查情况資料和中外關係等。

　　由於是定期出版，雜誌報紙對於傳播最新的西方知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十三行時期西學東漸的主要學科及影響

　　1.西式醫學

　　明末清初，來華的傳教士就把西方近代醫藥學帶入了中國，由於當時主要傳入的只是淺顯的解剖生理知識，而且西醫在臨床治療技術上並不優於中醫，故影響不大。至19世紀初，通過十三行貿易來華的洋人率先將西醫的治療技術帶到了廣州口岸，自此，西醫才真正開始對中國産生影響。

　　（1）牛痘接種法始入中國。天花作爲曾經是地球上最可怕的傳染病，於1979年被世界衛生組織宣佈絶迹。防止天花的牛痘技術則無疑是人類發展的一大進步。牛痘技術於1805年被來粤貿易的英國商人最先帶入廣州，十三行行商鄭崇謙將它翻譯成中文，命名爲《種痘奇書》，成爲我國最早譯出西方種痘術的醫學著作。但當時人們未能接受這一新鮮事物，其種遂失傳。嘉慶十五年（1810），“蕃商刺佛復由小吕宋載十小兒傳其種至。商人伍敦元、潘有度、盧觀恒合捐數千斤於洋行會館，屬邱、譚二人傳種之，活嬰無數。”而傳習此術的 邱熹根據自己接種的經驗，於嘉慶二十二年撰成並刊佈了《引痘略》。之後，安全易行的牛痘術由南向北傳遍大江南北，逐步取代了中國之前采用的安全係數較低的人痘接種，牛痘所到之處，天花便銷聲匿迹了。

　　（2）成立中國第一家西醫院

　　1835年，美國傳教士、醫生伯駕在十三行總商伍敦元的贊助下，在新豆欄街（今十八甫一帶）租得房子，創辦了一所眼科醫局。這所醫院在成立後的幾年時間裏，先後施行了中國首例西醫手術——膀胱取石術、乙醚麻醉術、氯仿麻醉術、病理解剖術，每一個手術都開創了當時中國醫學史的先河，也成爲中國西方醫學史的開端。此後，來華的傳教士醫生不斷增多，西醫的診所和醫院也從澳門、廣州推廣到香港、上海、福州、厦門、寧波等通商口岸。西式醫院在中國社會的扎根，不僅推動了中國人對西醫院這一新型醫療空間的認知，也扭轉了中國人亘古不變的醫療觀念。

　　2.繪畫藝術

　　西方的繪畫作品及畫師、技法等伴隨着他們在十三行的貿易大量進入廣州口岸，進而對中國傳統繪畫藝術産生了較大的影響，自1689年意大利畫家Gheradin（杰凡尼·切拉蒂尼）率先來到廣州並赴京繪畫後，相繼有多位洋人通過廣州口岸進京擔任宫廷畫師，他們都先在十三行商館區居住，學習漢語和中國禮俗並進行繪畫創作，其中以 1715年耶穌會士郎世寧來華最具影響力，郎來華後先居住在十三行内，後不久被廣東巡撫楊琳舉薦至京，成爲康熙、雍正、干隆三朝的宫廷御用畫師，他以西法爲本，參照中國畫法，獨創融會中西的“郎世寧新體”，並在宫廷教授西洋油畫和綫法畫技法，培養了一批初步掌握油畫和透視等洋畫技法的中國畫工。

　　18世紀中葉開始，十三行商館區内畫師和畫工爲迎合來華洋人藝術口味，模仿西洋畫技法和風格進行繪畫創作，繪製出被後人稱之爲“廣州外銷畫”的作品，這一十三行貿易的産物被認爲是西方美術對中國藝術影響的重要表現之一。

　　除外銷畫外，按照西方人的口味，運用西式技法或將西方繪畫描繪在素胎瓷器上並進行燒制而成的廣彩瓷器也是西方繪畫藝術於十三行時期進入廣州的産物。從這一時期的外銷瓷器的繪畫上可以明顯看出，畫師們已經熟練的掌握了透視、立體等西洋繪畫技巧，而廣彩瓷器無論在傳播西洋畫法還是對於中國陶瓷發展的影響都是極爲巨大的。

　　3.西方語言

　　西方語言作爲十三行時期中西貿易的媒介，在這一時期發展迅速，較早掌握西方語言的十三行商人是主要的推動者，他們不但爲了貿易便利自身加强西方語言的學習，更將其進行推廣，進而發展成爲一種由英、葡、粤三種語言混合的專指在廣州的中國人與西方人之間進行商業交易和往來而使用的獨特語言“廣東英語”， 這時的“廣東英語”主要是口語，主要用於對話，靠聲音而不是文字，口語當中的一部分後來融爲廣東各方言的一部分，這種英語鴉片戰争後傳到上海，形成了極爲有名的“洋涇浜英語”。 

　　1815至1823年，曾擔任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十三行貿易漢文翻譯的英國基督新教傳教士馬禮遜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漢英對照大字典《華英字典》，收入漢字4萬多個，對英語在我國的傳播起到重大作用，也標誌着中英語言交流進入學術層面。

　　4.軍事及西式武器製造技術

　　道光年間，鴉片貿易充斥十三行，進而發展成爲武力衝突，查禁鴉片，擴充軍事裝備、扺禦外侮入侵成爲朝廷和國人的首要任務。這一時期的十三行既是鴉片貿易的重要集散地，又是西方先進軍事技術的率先接觸地。十三行商人們憑藉自己豐厚的實力和滿腔的愛國熱情積極捐資購買、仿製西洋兵船和武器，以增强廣東水師的作戰能力，抗擊西方的入侵。

　　（1）製造戰船

　　據《海國圖志》記載，“洋商伍敦元購買美利堅夷船一只，潘紹光購買吕宋夷船一只，駕駛靈便”。“番禺紳士潘仕成，捐資延佛蘭西官雷壬氏於家，造洋船洋砲，又造水雷，能水中轟破船底，所捐造二桅戰艦四艘，材堅工巧，悉如西洋式。”“潘仕成延攬外國軍官所造戰艦是二桅戰艦，艦長十三丈三尺六寸，寬二丈九尺四寸，高深二丈一尺五寸。大桅長八丈七尺，頭桅長七丈五尺，所以叫二桅戰艦，風帆三架。船底用銅片包裹，連釘片共用銅六千七百多斤。按砲大小四十位，容三百多人，共需工料一萬九千兩。它首先造成一支，後又續造一支，再後又續造二支，最後造的二支，約在一八四二年九月間可以完工。”〔7〕

　　1842年夏，美國兵船護送美國商貨到達黄埔，允許中國官員上船參觀，總兵馬殿甲、督糧道西拉本、提督吴建勛登艦參觀，美國艦長送給他們三板船小模型一具。吴建勛後來根據該船模型建造了一艘長十三丈，寬二丈九尺，深一丈八尺的三桅戰船，開啓了利用洋人所贈船模仿造西洋帆船之先例，標誌着中國的造艦技術更進一步的發展了。

　　(2)造火輪船 

　　1840年左右，英國的艦隊中雖然主力是帆艦，但已有少數的火輪舟。對於這種靠蒸汽推動、靈巧迅速的火輪舟，中國十分羡慕並竭力仿造。 

　　1833年在廣州出版的東西洋每月統紀傳中，已有一些關於蒸汽機械原理的説明和西洋人所造火輪舟車圖説，根據這些文化技術的宣傳，中國製造了火輪船模型，標誌着我國近代船舶修造事業的萌芽。後來，根據製造原理和模型，安徽省歙縣鄭復光寫成火輪船圖説，他在序言中説：“曩見傳鈔火輪船圖説，不能通曉，嗣見小樣船僅五六尺，其機具在内者未拆視，又於丁君守存處見一圖，俱有在内機具，與前圖相表裏，故會通其意，爲之圖説，其尺寸就小樣船約之，……大船未必盡然，會心之士，必無泥執。”〔8〕

　　1842年，十三行中仁和行老闆潘世榮率先提倡製造火輪船。奕山等人進呈演砲圖説疏中記載：“至於火輪船式曾於本年春間，有紳士潘世榮，雇工匠製造小船一支，放入内河，不甚靈便，緣該船必須機關靈巧，始能適用，内地匠役，往往不諳其法。聞澳門尚有夷匠，頗能製造，而夷人每造一火輪舟，工價自數萬元不等。將來或雇覓夷匠，仿式製造，或購買夷人造成之船，隨時酌量情形，奏明辦理。”〔9〕這種初制的火輪舟雖然笨拙，但在我國近代機器工業中仍然居於重要的地位。 

　　(3)造水雷 

　　1842年，行商潘仕成“捐資延佛蘭西官雷壬氏於家，造洋船洋砲，又造水雷，能水中轟破船底”。〔10〕水雷製造成功後曾在珠江河面反復演示，“計時入水半刻許，水雷即行轟起水面二丈有奇。又於堅重木排之下，試加演放，木排亦被轟斷碎，似頗得力。”〔11〕1843年9月，清廷派天津鎮善禄、通州鎮向榮携20枚水雷，在天津大沽口演習，效果頗佳。他們在呈給道光皇帝的奏摺中贊譽其爲“火攻利器”，其後，潘仕成把水雷的搆造、原理、製造程序及方法等進行了説明，編撰成《攻船水雷圖説》，杰出的愛國思想家魏源對之甚爲稱許，並在1846～1847年間對《海國圖志》進行增補時，將其録入。    

　　5.西餐

　　在《舊中國雜記》一書中，作者翻譯了一位參加過美旗昌洋行“番鬼”飲宴的中國人於道光十年（1831）寫給北京一個親戚的信，信中描述道：“他們坐在餐桌旁，吞食着一種流質，按他們的番話叫做蘇皮（即soup湯）。接着大嚼魚肉，這些魚肉是生吃的，生得幾乎跟活魚一樣。然後，桌子的各個角都放着一盤盤燒得半生不熟的肉，這些肉都泡在濃汁裏，要用一把劍一樣形狀的用具把肉一片片切下來。……接着又端上來一味吃起來令嗓子裏火辣辣的東西。我旁邊的一位用夷語稱爲咖喱，用來伴着米飯吃。然後是一種緑白色的物質，有一股濃烈的氣味。他們告訴我，這是一種酸水牛奶的混合物，……叫乳酪，用來就着一種渾渾的帶紅色的液體吃，這種液體會冒着泡漫出杯子來，弄臟人的衣服，其名稱叫做啤酒。”〔12〕

　　從這封信中我們不難窺到，廣州商人在道光年間已經初步接觸了西式菜肴及烹飪方式，而就是這種當時被人們認爲是原始的毫無品味的東西，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間已爲商人所接受，據記載，同治年間廣州已經有了中國人開的西式餐館，當時叫作“番菜館”。 1840年鴉片戰争以後，隨着西方人的大量進入，西餐業得到迅速發展， 19世紀六、七十年代，番菜館陸續從廣州遷徙到了上海和北京，西餐的烹飪技術也逐漸被中國厨師掌握。

　　四、結語

　　清代十三行時期的中西貿易以其規模之大、影響深遠在中國乃至世界的貿易史上都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伴隨貿易而來的西學在這一時期也通過各種孔道與中國傳統文化與文明發生着激烈的碰撞，在包括醫學、繪畫、語言、科技、思想等多個領域産生了積極的影響，開啓了諸多歷史之先河，並在國人從以中華文化爲中心向自習自醒西方先進文化的過程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中國與世界經濟文化交流史上佔據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注釋：

　　〔1〕蔡鴻生：《廣州與海洋文明》，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年。

　　〔2〕樑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書店。

　　〔3〕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入華耶穌會士列傳》第一册，商務印書館，1938年。

　　〔4〕白晋著、馮作民譯：《清康干兩帝與天主教傳教史》，臺中光啓出版社，1966年。

　　〔5〕（英）李約瑟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翻譯小組譯：《中國科學技術史》第4卷，第2分册，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年。

　　〔6〕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增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7〕魏源：《海國圖志》卷八四《奕山：製造出洋戰船疏》。 

　　〔8〕魏源：《海國圖志》卷八五《鄭復光：火輪船圖説》。

　　〔9〕清道光：《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三，第十五頁。

　　〔10〕魏源：《道光洋艦征撫記下》。

　　〔11〕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争》第四册。

　　〔12〕（美）亨特著、沈正邦譯：《舊中國雜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