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遇春，廣東省文物鑒定站，副研究館員。

　　【中文摘要】羅天池既是一位優秀的書畫家，同時在古書畫鑒藏和文學修養等方面也具有較深的造詣。要研究廣東的藝術發展史和收藏史，羅天池不可或缺。

　　【關鍵詞】羅天池　書畫　鑒藏　藝術史

　　Abstract:Luo Tianchi was an excellent painter and calligrapher, he also was good at painting appreciation and literature. Luo Tianchi was so important in art history in Guangdong so that we cant stride him when we research on Guangdongs paintings.

　　Key words: Luo Tianchi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ppreciation　History of art

　　

　　羅天池爲官不算顯赫，頂多是位列四品的按察使司級官員，而且還因事遭革職。然而，從藝術修養的角度對其考察，却發現他是一位優秀的書畫家，曾被當時人譽爲粤東四大家之一。若從鑒藏家的角度考察，他的目鑒水平絶不在著名鑒定家吴榮光之下，有不少流傳至今的重要歷史名迹都附有他的題記或藏印，他的收藏印記甚至成了今日人們鑒藏古書畫時的參考依據。從文學修養的角度考察，他著有《修梅閣文集》、《曇白薇紅仙館筆存》等著述，並曾歷主廣東新會縣岡州書院、古岡書院講席，堪稱學者。象他這樣一位人物，要研究廣東的藝術發展史當不可逥避的，要研究廣東的藝術收藏史，羅天池更是不可或缺。總之，羅天池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嶺南歷史人物。

　　一、生平

　　1.羅貴後人

　　據1992年重修的羅貴古墓墓誌寫道：“本山坐鳳翮懷中穴，始祖貴，錦裳子，原名以達，字號天爵、琴軒。南雄府學廪生，誥封中憲大夫，贈吏部尚書。金氏、田氏誥封四品恭人，贈一品夫人。由南雄府保昌縣牛田坊沙水村珠璣裏始遷岡州蓢底，即新會良溪，爲南遷羅氏始祖也。紹興元年十二月立。”〔1〕由此得知，自宋代以後，在新會良溪繁衍的羅氏族群均屬羅貴後人。羅天池是新會良溪人，所以羅天池也就是羅貴的後人。

　　2.“六湖”别號由來

　　羅天池，初名汝梅，字華紹。本是耕雲公（羅蟠）第三子羅應奎之長子，後過繼予耕雲公長子羅阿正爲長房子嗣。他一生常用、而不作更换的别號叫“六湖”。索其源，也許是在其鄉邑圭峰山有一稱作緑護屏的地方，舊志有記：緑護屏“頂有湖六，又名六湖，亦謂之玉壺”；有記：“有淺渚六，深冬不竭，名六湖。”重要的是湖邊有一村莊名作“玉壺村”，傳聞明代大儒陳白沙先生少年時曾在這裏的“玉壺書館”潜心讀書三年。羅天池以“六湖”爲號，應是其舉鄉賢白沙先生蟄伏讀書事例以作勵志。

　　3.生卒年考

　　羅天池生活的年代距今並不算久遠，然而，目前所見有關介紹羅天池的文章，其卒年要麽是失確，如有持1805年生，1856年卒説的；要麽是未爲定考，稱作1805年生，1860年尚在的。今據新會良溪《蓢底本原堂羅氏族譜》所記，確知羅天池“生嘉慶十年乙醜（1805）九月初三日戊時，終同治五年丙寅（1866）四月初六日辰時，壽六十二，柩葬鶴山縣古蠶，土名飛鳳山”處。

　　4.宦迹

　　羅天池自道光四年（1824）進庠，道光五年（1825）鄉試中舉人，道光六年（1826）中一百三十名進士，殿試二甲第八十七名。欽點刑部主事，加三級旋充廣西、浙江司主稿總辦秋審處行走。道光十九年（1839）補江蘇司主事，坐辦秋審，出差浙江、福建查辦事件。道光二十一年（1841）昇山西司員外郎，充律例館提調。道光二十二年（1842）昇江西司郎中。道光二十三年（1843）京察一等。是年四月奉旨簡放雲南迤西兵備道，充甲辰科（1844）鄉試監試官，差竣，兼署雲南按察使司。羅天池的雲南經歷，還引發出他發明良溪柑普茶（即以當地盛産的柑桔陳皮，與雲南的普洱茶相結合而炮製成的一種具有化痰、止咳和消滯提神藥效茶類飲品）的創新傳奇呢。

　　《族譜》稱羅天池自歸田後的道光二十七年（1847），歷主本邑岡州書院、古岡書院講席，絶不涉公事，著《修梅閣文集》等。這樣的文字表述，其實是事出有因的。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得不就羅天池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四月便外放雲南迤西兵備道説起，因爲羅天池在雲南任職期間，那裏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而羅天池却不幸牽扯其中。

　　5.關於雲南永昌“回務案”

　　所謂雲南永昌“回務案”，指的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九月發生在永昌城的鎮壓回民的慘案。有學者稱：“清朝中後期，統治日漸腐敗，各地人民反抗不斷，爲了鎮壓太平天國和其他的農民起義，清政府允許地方創辦團練，各族地主乘機擴充勢力，殘害百姓，永昌漢族地主團練‘香把會’就是一個代表，道光二十五年，迤西道羅天池爲首的官兵哨練以城内回民‘圖謀不軌’爲藉口，屠殺城内回民，回民死傷數千人，這就是‘永昌慘案’。‘永案’立刻激起回民中强硬派的反抗，張世賢與賽白袍等組織回民暴動，但由於力量不大，寡不敵衆，很快被鎮壓。”〔2〕事後，羅天池未被指責，反而得到時任雲貴總督賀長齡的嘉奬。然而，事件並未因此就結束，爲討回公道，回民决議進京上訴。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春夏之交，委派代表杜文秀，“離開雲南，經貴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直隸等省，六月左右到達北京。在上訴過程中，杜文秀並非一帆風順，他探聽各路情况，瞭解各種手續，尋找門路，花費了幾個月的時間，直至年底才將狀紙呈上去。清政府中央對‘永案’也就有了一定的瞭解，對賀長齡處理‘永案’的做法有所不滿，另外回民聚衆反抗情形日甚，形勢不容樂觀，清政府只得撤换賀長齡，任林則徐繼續查辦。林則徐任職期間，杜文秀、丁燦庭等人在京積極活動，他們努力争取在京回人的幫助，逐漸對林則徐施加壓力，使得林則徐在處理‘永案’上比前任賀長齡更加‘嚴厲’，羅天池、恒文等人‘革職，永不叙用’，沈聚成等在押赴京師途中服鴉片自殺。”〔3〕

　　從羅六湖所處的時代及其生活經歷看，他的犯錯是必然的，也是無法避免的。首先，羅天池赴任雲南以前的履職一直是京官系統中的刑部，相當於今天的司法機關，偶爾到地方上，也不過是以欽差身份所做的調研、核查之類的工作而已，没有在地方長期工作的履職經歷，也就是説他缺乏處理各類地方事務的經驗。其適逢道光後期這一多事之秋，又是處理如此復雜的階級、民族矛盾，豈有不犯錯之理。其次，站在人民的立場，把羅天池看成是永昌案中幫助漢族地主集團鎮壓回族人的罪人，這是不容置疑的。但若從統治階級的立場看待，他却是一位頗具愚忠的封建衛道士。其實，“爲强化對回族的統治，干隆朝根據政治形勢的變化以及回族的某些特點，通過諭旨、判例等形式産生了爲數較多的處理回族犯案的特别法令。其内容涉及回族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婚姻制度諸多方面。靈活性大、效力高、處刑重、針對性强。這些特别法令，充分地反映了干隆君臣‘以法治回’時‘刑用重典’的基本精神。”〔4〕賀長齡、羅天池等不過是因循貫徹這種基本精神的人，而羅天池的任職經歷也注定其在處理相關事務中必然是形而上學的，是以簡略的條文套用到千差萬别的社會現實中去，其結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作爲賀長齡續任人的李星沅，在其《訪查原辦回務大概情形並現在籌剿緬匪先飭臬司出省策應折子》仍道作：“永昌特其一事耳，督、提會調官兵，力圖整頓，自是正辦。乃一誤於羅天池之輕發，再誤於張必禄之緩，攻剿既失，平撫亦過於厚。賀長齡以常處事，而不虞事之變，以誠待人，而不覺人之欺，積漸成之，而欲奮迅去之，收效固不易也。”〔5〕説的是羅天池在永州案發初期處理回漢紛争時，對漢人過於輕罰；張必禄出手鎮壓時，反應又過於遲緩，以致鑄成大錯。《折子》似有爲同鄉賀長齡脱罪之嫌，但也凸現出“鎮壓”是當時各級官僚在處理類似事件時的基調，只是在具體的拿捏上各有差异而已。也就是説，即便换作他人，也多采取鎮壓手段，只是在控制事態發展以及善後方面，有地方工作經驗的人恐怕會比羅六湖處理來得靈活、適度罷了。

　　李星沅(1797-1851)，字子湘，號石梧。湖南湘陰人。道光進士，授編修。1835年任廣東學政。後歷任陝西漢中知府，河南糧道，陝西、四川、江蘇按察使，江西、江蘇布政使等職。1842年昇任陝西巡撫，不久任陝甘總督。1845年調任江蘇巡撫，1846年任雲貴總督。1847年兼署雲南巡撫。《訪查原辦回務大概情形並現在籌剿緬匪先飭臬司出省策應折子》應是寫於此時。同年4月鎮壓緬寧(今雲南臨滄)、雲州(今雲南雲縣)回民起義。旋調任兩江總督，兼管河務。1849年因病解職回籍。1850年12月，被清廷任爲欽差大臣，馳往廣西鎮壓農民起義。1851年1月，扺桂林、柳州，始以洪秀全等太平軍於桂平金田起義事上奏，並遣軍一萬多人進攻。同年5月4日，到武宣督師鎮壓太平軍。在太平軍進攻下，於12日死於武宣。謚文恭。

　　對於永州案的處理結果，羅天池是鬱憤難平的，以致於其在《曇白薇紅仙館筆存》中列舉林則徐、張敬修等因平暴事件而去職的官員作自比、自慰。

　　二、書畫藝術

　　羅天池仕途雖遭挫折，於書畫一藝却頗有造詣，嶺南碩儒張維屏曾將其與名宿黎二樵(簡)、謝裏甫(蘭生)、張墨池(如芝)一道並稱爲清中廣東繪畫四大家，並得到世人的認可，廣爲轉述流傳，足見其技藝之高，聲譽之隆。綜觀其藝術經歷，得知其初學董其昌，因爲崇拜董氏，乃自認“香光私淑弟子”，繼之遍臨古人名帖，集諸家之長，遂成名家，並被人們矚目。

　　1.香光私淑弟子

　　“香光私淑弟子”，是羅天池使用過的一方白文收藏書畫印記的印文（見圖），該印的整體文字爲：“香光私淑弟子羅六湖審定”。所謂香光者即董其昌（1555—1636），其字玄宰，號思白，又號香光居士，華亭（今上海松江）人。是畫史中“華亭派”的主要代表。明萬曆十六年（1588）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卒謚文敏。董其昌精於書畫，在書畫理論方面論著頗多，其“南北宗”畫論對晚明以後的畫壇影響深遠。工書法，有董體之譽。他兼善鑒賞，收藏過許多歷史作品，是當時著名的鑒賞家。所謂私淑，通常指的是“没有得到某人的親身教授而又敬仰他的學問並尊之爲師的，稱之爲私淑。”或是指“未能親自受業但敬仰其學術並尊之爲師之意。”生活在十九世紀的羅天池自然無法直接師從生活在十五世紀的董其昌，但他仰慕董其昌的學養，以董其昌擅書、擅畫、擅鑒之才藝爲追求的楷模，且鎸印以自勵，先是力學，後而爲心手相應。

　　他曾説過：“餘藏思翁卷册百六十餘種，後將其少年不經意作，及綾、絹本之不精良者沙汰之，僅得四十三種耳。内楷書有《孝經册》二，悉藏經紙本；《桃花賦册》一，宣紙本；書《儲光羲詩》及《千字文册》各一，悉玉版宣本；《臨九成宫各帖册》，宋紙本；均七十以後所書。《樂志論卷》一，玉版宣本，係中年書，餘則行楷及行草耳。董書雁（贋）迹極多，非浸淫十餘年莫能辨此。《麻姑記》雖非暮年書，而沈渾雄勁，放之可以尋丈，由此得徑，可悟平原三昩。南海葉雲谷農部曾借刻入《友石齋帖》，亦什得三、四耳。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十月二日，羅天池題於寂惺齋。”〔6〕從中我們可以瞭解到羅天池對董書的研究曾花費不下於十年時間功夫，而且不僅僅限於在摹學上，還能深究其優劣及真僞，能在一百六十件藏品中精挑出四十三件用以珍藏，足見其鍾情董氏之餘，研究體味之深，自詡“香光私淑弟子”的稱謂絶不爲過。

　　2.集諸家之長

　　羅六湖在精研董香光的同時，於各時期名家的書迹亦多有摹學。如他在《曇白薇紅仙館筆存》卷中便爲羅鼎臣示範性地摹寫了：王逸少書武侯《師徒帖》、王羲之《適得帖》等。其實，他尤偏愛於王羲之的書法，如他對由“南唐李後主所泐，賀季真手鈎，凡四卷，係右軍書，拓用澄清堂紙，李廷珪墨”〔7〕的《澄清堂帖》特别珍視，自評“《澄清堂帖》遠出《大觀》、《淳化》、《淳熙》、
《絳》、《汝》之上”。力購後專以一室蓄之，顔其室名曰“寶澄堂”。羅天池能起步於董其昌，並據此溯源而上，涉元宋，及唐晋，最終以領會與體驗書聖王羲之的藝術魅力爲依歸，力攀書學領悟的巔峰。羅六湖還有一個習慣，那就是應邀對重要藏品書題跋文的時候，皆以楷體爲之，這從流傳至今的歷史名迹中可以得到印证，如：附於南宋《吴琚行書五段》卷後的題跋（上海博物館藏）、附於元《馮子振行書虹月樓記》卷後的題跋（上海博物館藏）、附於元《趙孟頫行書十札》卷後的題跋（上海博物館藏），等等。古人對各書體的潤例設一致的價格比率，比如説一件楷書作品的價格約略等於三件行書作品的價格，這説明自古以來人們認同楷書書體在書學中的重要地位。羅六湖堅持以一絲不苟的楷體書寫題跋，一方面反映其敬重歷史名迹的心境，另一方面則反映其有意識彰顯深具功力、不懼他人“挑刺”的書法功力。

　　還有，見潘仕成《海山仙館藏真續刻》收録有題名“趙孟頫勉學賦卷”的作品，後又見其寫本。刻本與寫本大致相同，不同點有二，其一是寫本上的收藏印章是散見於手卷的前部、中部和後部，而刻本的藏印集中在手卷的前部和後部；其二是在寫本的每一接縫處均鈐蓋有羅天池的圓形朱文“羅”字騎縫章，而刻本上則無。此外，潘氏的收藏印印色與羅天池的收藏印印色一致。然而，按照羅天池在藏品上鈐蓋收藏印的習慣，是不會加鈐騎縫章的。如果以羅天池《曇白薇紅仙館筆存》中的“舉”字與《勉學賦》的“學”字作一比較，發現二者在結構和用筆習慣上具有一致性。毫無疑問，潘仕成所收所刻的《趙孟頫行書勉學賦》是羅天池所臨寫的本子，非趙氏原作。潘仕成爲什麽要以羅氏臨本充作趙

本，其用意雖然不得而知，但羅氏非同一般的書法功力亦以可爲他人
謀財矣。

　　藝術向無絶對的標準，往往是各花入各眼，也許羅六湖的書藝並非人人膺服，但其在書藝實踐的同時，不偏廢理論探討，而且以此反復印證書法實踐，我認爲這是其足以高於那些只重臨帖的一般書法家的地方，更是其學術修養的自覺使然，若不是如此，文人士大夫又爲何熱切追求他的作品呢。

　　3.梅緣

　　羅天池一生酷愛梅花，曾特地以“鐵梅軒”、“修梅仙館”作齋名。或許是感嘆梅樹的長壽，又或許是欲借梅花冰清玉潔的姿態以自喻自比，每到一處，他總是多留意别致的梅樹。如他曾作記：“榆城西署有老梅一株，大可合抱，高僅三尺許。”又，“龍神祠旁（即漢黑水祠）有唐梅三株，幹枝盤地幾一畝，高不及二尺。”〔8〕這裏所説的榆城即雲南大理舊稱，而龍神祠則位於昆明市北郊龍泉山下，始建於漢代，是雲南名勝古迹。

　　羅天池酷愛梅花，以致他熱衷於收藏有關梅花的作品。如他收藏的《林和靖梅花三十絶句墨稿》就是著名的一例。好友何紹基還特地爲其寫下《林和靖梅花三十絶句墨稿，羅六湖比部藏》長詩一首：“詩如東野書西臺，雪堂雙井交尊推。豈意停雲兩札外，遺墨零落湖山隈。山人愛梅本天性，爲兩三朵百千回。酒痕茶角盡閒事，日問梅花開未開。何來詩草三十首，妙語繹繹春風催。客路飄蓬果何事，想當游櫓沿江淮。是時孤山未結屋，已覺塵世不在懷。廣平或可語心事，彭澤相與忘形骸。書律跌宕亦無偶，居然梅干虬龍走。紙光想見槐木椎，筆精當出葛生手。六湖愛賢非好奇，寶此集外冰雪詞。山雪夜明鶴無形，更有山人詩外詩。”〔9〕

　　羅天池不僅愛梅、藏梅，更醉心於畫梅。無論是設色的紅梅圖，還是純施水墨的墨梅圖，畫來都是枝健花嬌，筆墨灑脱。很多時候爲了更好地抒發情感，往往還會於作品中配上自己寫的詩作注脚。如，於道光六年（1826）初春，在爲貞石詞兄畫的《梅花圖》中題詩：“一樹寒梅白玉條，迴臨村落傍溪橋。不知近水梅花發，疑是春來雪未消。”〔10〕又如，在咸豐戊午（1858）清明節爲協和大兄所畫的《梅花圖》中題詩：“晴雪絲絲伺鶴時，小紅闌外忽横枝。客來笑展涇溪紙，索我梅花畫裏詩。”〔11〕前詩反映出他對梅花屬性有深度的瞭解，懂得靠近充足水源的梅花要比不是靠近充足水源處的梅花要開得早些的道理。後詩則表露出人們不僅喜歡他的梅畫，還喜歡他寫的不拘一格的題畫詩。此外，他還有：“畫梅贈衛楫臣參戎佐邦”、“爲陳自修繪梅花並題”等自作梅花詩畫的紀録。〔12〕

　　羅天池畫梅花，不僅是自抒胸臆，自我陶醉，還因此而傳感他人，享譽於時。嶺南文人譚瑩曾題其梅花詩（六首）雲：“（其一）夢回彩筆尚飛騰，馳驟縱横得未曾。堪笑此花如鐵石，畫成風骨俞崚嶒。（其二）鬱盤飛動一枝枝，略具風雲變態奇。只從師心無我相，空庭花影月明時。（其三）畫梅畫竹法差同，總到無人愛處工。君看亂頭粗服裏，悲凉孤直儷曹公。（其四）净洗鉛華具性情，無端寄慨寫生平。周秦篆法誰能識？豈向人間博畫名。（其五）剩墨離離整復斜，獨開生面足名家。一枝瘦硬通神筆，屑仿徐熙没骨花。（其六）閲盡繁花色盡濃，幽香冷艷本難宗，傳紅寫翠昂藏甚，不比凡花作冶榮。”〔13〕雖爲譚瑩寫的詩，却也折射出羅天池畫梅作品留給他人的深刻印象。在其流傳下來的作品中，梅花作品占絶大部分。

　　3.其他

　　羅六湖除了愛畫梅花外，兼且畫有山水、人物、荔枝、竹石、牡丹、蘭草等題材的作品，只是流傳下來的不多，無法給人以一總體認識而已。有的我們還是通過當時人的紀録方得以瞭解，如黄爵滋在《仙屏書屋初集》中録有題“羅六湖畫荔枝”詩：“五月越王城畔嬉，海山朝暮暑風吹。蔡家舊譜何須問，自憶卿園寫荔枝。”〔14〕另又録有“閲《羅六湖平山晚眺畫卷》感而賦之”詩（文略）。〔5〕黄爵滋（1793-1853），字德成，號樹齋，江西宜黄人。道光三年（1823）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歷任監察御史，兵科、工科給事中，鴻臚寺卿，道光十九年（1839）後任大理寺少卿、通政使司通政使、禮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左侍郎等職。和林則徐同爲當時的禁煙派代表人物，與羅六湖亦投契，並交往不淺。詩中提到的“越王城”、“海山（仙館）”皆爲廣州名勝地，可证黄爵滋其時與羅六湖相聚廣州。

　　此外，尚見《爲尹葆臣參戎繪黄牡四牡圖》詩：“金帶圍中特地開，姚黄自合種麟臺。曲江江水清如洗，照見皇花四牡來。（自注：尹葆臣參戎達章將赴曲江剿辦客匪，以紈扇囑繪牡丹，因爲作黄牡丹四朵，題曰“黄牡四牡圖”，並係以詩。葆臣屢平巨寇，先楫臣十年已著奇勛。均爲濟時之杰。今剿西逆受傷甫痊，又復督師北討，真壯士也）”〔16〕 尹達章（葆臣），廣東新會人。咸豐十一年（1861）昇署新會營參將。《戲題寫生折枝贈趙文叔》詩：“尋春折得一枝春，淡抹濃粧取次新。拂拂春風香滿握，折花人是惜花人。可憐人共可憐宵，活色生香逐夢銷。笑問檀奴春幾許，試輪纖指數花朝。（自注：趙文叔納妾，戲題寫生折枝贈之。文叔名汝和，官教習）”〔17〕還有，他曾爲張維屏作《珠海老漁圖》，陳澧、譚瑩爲之作序。凡此種種，體現了羅六湖的繪畫才華。麥華三先生在《嶺南書法叢譚》中稱：“新會羅六湖，書畫均佳。書法尤秀麗。嘗見其題海忠介畫蘭册頁行草書，帖味甚深，有儒者風。”可謂是對羅六湖的定評。

　　三、善鑒賞、精收藏

　　“多動”（勤於動筆實踐）、“多看”（多看作品、多看文獻）、“多問”（多請教行家裏手）是公認的學習和掌握書畫鑒定知識的不二法門。羅六湖於書畫素有天資，復有創作與摹寫的實踐習慣，加之與吴榮光、葉夢龍、韓榮光、蔡之定等前輩頗多學習交流，同時，他較長時間是在北京生活，京畿本是個文物匯聚的地方，得前輩的提携、引見，更不辭辛苦地勤走動於藏家之間，其學識非常人能比，長眼之餘，名望自不然地也就傳於士夫間了。探討他在這方面的成就，確實是比較有趣的。

　　1.“廿載，所見藏家卷軸以十萬計。”

　　“廿載，所見藏家卷軸以十萬計”，這是羅六湖的一句題畫語。語氣雖然有些大，却也着實反映他與藏家的交往密度和相關書畫鑒定知識積累的厚度。我們通過他在一些畫的題跋中大致可以瞭解到。如附於《王翚仿巨然山水圖卷》後的題跋中言及：“此爲石谷子晚年登峰造極之作，歷觀海内藏家石谷真迹不下二百種，無足與是卷雁行者。紙係櫃連（即南唐澄心堂紙），長幾五丈，雄渾變化不可端倪。於巨師神髓，抉蕩無餘，置之宋元名迹中，亦是無上上乘。迴視煙客、麓臺諸公，不啻培塿，真稀世之珍也。賈客索價極奢，時值囊澀，又慮爲有力者取去，多方乞貸，乃能酬之。此願即嘗，雖債臺高築，弗計也。後之藏斯卷者，其珍秘之。道光六年（1826）丙戌秋七月十八日，羅天池記於京都寂惺齋，時年二十二歲。”〔18〕類似的説法，其在神州國光社出版的《清湘老人山水册（二十開）》的題跋中也有所體現：“清湘詩書畫均入逸品，而畫尤變化無窮。上自六朝，下及明初各家，無論山水人物花鳥蟲魚，均能會通其妙。餘平生所見不下百種。……”又，四十三歲時題於《岳武忠公尺牘真迹》卷後的題跋中稱：“……嗣寓都門廿載，所見藏家卷軸以十萬計……”〔19〕同年題於《黄庭堅書王、史二公墓誌銘稿卷》後：“黄文節公書傳世者百無一真，即集帖所刻，亦皆大字，鮮精良者。唯吴石雲中丞筠清館所收爲佳，字僅百餘，而值已五百緡矣。此書王長者、史詩老兩墓誌稿，字小於錢，力大如虎，精微深遠，純以神行，直與顔平原《祭叔侄》、《論坐（位）》各草炳耀日星。計自都門，以及大江南北，閩、浙、楚、黔、滇、粤，所覽諸藏家宋賢名迹甚多，莫能與斯卷雁行者，真非常之寶也。道光丙午（1846）五月二十六日，養疴羊城之長壽禪院重觀。新會羅天池。”〔20〕羅六湖是自道光四年（1824）進庠，道光五年（1825）方在廣東鄉試獲中舉人，道光六年（1826）初京考中一百三十名進士，殿試二甲第八十七名。欽點刑部主事，加三級旋充廣西、浙江司主稿總辦秋審處行走的，是時其不過是一位二十二歲的青年，但他已經過目藏家手上的王石谷作品達二百件之數，石濤作品“不下百種”之數，且不説當還有爲數不少的其他名家作品呢。要知道，那個時代是没有專題展覽的概念的，不是有相當道行，收藏家是不會翻箱倒櫃地把名品提取出來供鑒賞的。羅六湖以二十出頭的年紀，便開始游走於“大江南北，閩、浙、楚、黔、滇、粤”等地各大藏家間，套用今天的話語來説，稱之爲“少年才俊”當非虚言。到了四十三歲，隨着書畫實踐功力的加深，對書論畫理亦有了透徹的認識，更有二十年吐納書畫的經驗與教訓，和過眼書畫總量可以高達數以十萬計的知識積累，焉能不具法眼？！故此，名聲鵲起，延其鑒評書畫、題跋書畫的人漸多。如聞名海内外的廣州十三行商人兼大收藏家的潘季彤，就曾延請其鑒定書畫。羅六湖曾自述：“潘季彤觀察延餘評畫，自辰至午，已閲千餘種矣。”〔21〕這説明羅六湖的鑒定水平已得到業内認可。同時，在不出三個時辰的時間裏，便審閲了超過一千件作品，這也説明即便是潘季彤這樣的大收藏家所收藏的作品有許多是名不符實，是鑒賞家所不懈一顧的。潘氏尚且如此，更遑論其他“好事者”了。就眼力而言，羅六湖豈有不鶴立鷄群之理？

　　2.鑒識具法眼，考證顯功力

　　見多自然識廣，然而對於鑒賞書畫而言，見多固然是必須，但未必就因此而可言爲善鑒，還需要對之有深切的藝術體驗和敏鋭而嚴謹的邏輯思辨。如前所録：“見藏家卷軸以十萬計”、“歷觀海内藏家石谷真迹不下二百種”、“清湘詩書畫均入逸品，……餘平生所見不下百種”等等，只能説明羅六湖於書畫的閲歷和自信，尚不能反映其超群的鑒賞能力。真正能讓我們體會到羅六湖考鑒水平的是那些散見於附着於歷史名迹後的直指問題關鍵的精闢跋語。

　　如前所録：“餘藏思翁卷册百六十餘種，後將其少年不經意作，及綾、絹本之不精良者沙汰之，僅得四十三種耳。”從中可以看出羅天池審視、收藏董其昌真迹的標準是：其一非少年不經意作；其二盡可能少碰董氏書於綾、絹上的作品。一百五十多年過去了，董氏留存下來的作品大致與羅氏所言相似，可見羅氏的見地仍舊有着現實指導意義。再如前述：“此書王長者、史詩老兩墓誌稿，字小於錢，力大如虎，精微深遠，純以神行”。以銅錢作爲書寫字體的比照物，這在版刻研究中是作爲鑒别宋元版本的基本依據之一加以應用的，羅六湖在此辯證地借用，除了反映羅氏知識廣博外，也説明他對黄庭堅及宋人書法有深刻的認識。又，他在題《範寬積雪圖》册頁稱：“昔年曾見中立巨幅，茂鬆叠嶂，山頭小樹濃密，皴法厚甚。此積雪圖削繁爲簡，當是教外别傳。”〔22〕“教外别傳”，當是他對該圖提出疑問的客氣表述。類似的題記還見其題《趙千裏臨王摩詰玩月圖》紈扇面：“觀此可想古人渾穆氣象，覺實父、征仲輩璀璨之氣未除。道光丁酉（1837），羅天池觀。”〔23〕文中麯意表達該圖爲明朝人所仿製的意向。有的時候，他則力排衆議，極端自信。如他題《唐流民圖》卷：“右流民圖，唯錢舜舉家藏之珍。雖不著作者姓名，而筆意淳古，神味渾穆，斷非宋元諸家所能仿佛。餘嘗見《周昉楊妃出浴圖》、《陸探微束筆訪道圖》，差堪與此雁行，其爲唐賢名迹，殆可徵信。况紙如鏡光，與絹素迴不相侔，更屬精良，允爲瑰寶。道光丁未（1847）十二月十四日，羅天池題於寂惺齋。”又題：“此卷道光庚寅（1830）流落廠肆，見者咸嘆其筆墨之神。究以蓬首垢面，少之，歷年不售。餘反復審諦，憬然有悟，遂歸置案頭，朝夕展觀，客有笑者，弗辨也。……”〔24〕《流民圖》是否出自唐人之手，因未見原作，今人難作評判。而羅六湖是依據畫幅呈現的寶漿厚若“鏡光”，更曾爲元人錢選家藏的基本要素，判斷其即唐賢所繪。雖屬“蓬頭垢面”，並有衆多行家是以“笑”來表述否定意見，他還是帶着研究又或許是撿漏的心態，執着地買下這件作品。該卷後來出讓給潘仕成，再輾轉至端方之手，與其説羅六湖的觀點在當時曾感染不少人，不如説羅六湖的鑒定水平已然在收藏群體中有了明確定位。

　　對於書畫鑒賞能力的自信，莫過於羅六湖自評。他在《曇白薇紅仙館筆存》卷中自述：“餘有書畫之癖，積久遂通其意，故藏家多取正（证）焉。往在都門，程春靄少司農爲鑒古之會，張宴招客，各携名迹考證。時餘後至，何仙槎大司空手一軸顧餘，曰：‘此無款識，君定爲何人筆？’餘一顧，答曰：‘此北宋李唐筆也。’衆各喧笑。後，蔡春帆太史就日光審視，於石縱中見蠅頭小楷書，由‘臣李唐恭進’五字，衆乃嘆服。蓋是軸籤題爲‘唐子畏真迹’，又子畏素學李晞古，故衆據是見誚耳。但子畏筆雖清俊，究不若晞古之樸峭，况明代與北宋相去甚遠，烏得相混。時吴荷屋中丞在座，遂振筆題曰：‘不是明賢是宋賢，後來無此好雲烟。獨存只眼推羅隱，直溯淵源七百年。’……韓珠船侍御初得董北苑長卷，謂餘曰：‘有一捲，先給君看少許，能辨别，當與盡看，否則卷而藏之耳。’餘笑諾。珠船甫展數寸，餘曰：‘此北苑也。’珠船驚异。後有暇過從，即出賞玩。又，潘季彤觀察延餘評畫，自辰至午，已閲千餘種矣。季彤取一軸展數寸，僅露竹葉數片，請餘審定。餘曰：‘此黄華老人筆。’季彤怗服，叩其故。餘謂：‘黄花及金代人妙迹流傳甚稀，餘生平只藏其一梅軸，並未見其竹本也，自亦不解其故雲。’”〔25〕文中言及與羅六湖交往的人物分别爲：(1)程恩澤（?~1837），字雲芬，號春海，昌期子。少年時從凌廷堪學。嘉慶十六年（1801）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道光元年（1821）入直南書房。歷任貴州、湖南學政，四川、廣東主考官，南海知府，國子監祭酒。道光十四年（1834）以内閣學士授工部侍郎，調户部侍郎。恩澤博聞强識，精研六經，於天文、地理亦莫不窮究。著有《國策地名考》20卷，《詩文集》10卷。(2)蔡錦泉，字文淵，號春帆，廣東順德人。道光十二年(1832）進士，官編修，督學湖南。能山水，從婦翁謝蘭生(裏甫）學，用青緑稍變其法，所至名勝必圖以紀之。著《聽松山館集》、《春帆詩鈔》。(3)何凌漢（1772-1840），字雲門，號仙槎，道州人（今湖南道縣）。何紹基父。嘉慶十年（1805）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任順天府尹、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工部和吏部侍郎，後官至工部尚書、户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道光二十年（1840）二月病逝於京師，謚文安。著有《雲腴山房文集》。(4)吴荷屋即吴榮光（1773-1843），原名燎光，字殿垣，一字伯榮,號荷屋、可庵，别署拜經老人、白雲山人。廣東南海（今廣州）人。嘉慶四年（1799）進士，官至湖廣總督。精鑒金石，工書、擅畫。著有《歷代名人年譜》、《吾學録》、《緑伽楠館詩稿》、《帖鏡》、《辛丑銷夏記》等。(5)韓珠船侍御即韓榮光（1793－1860），字祥河，號珠船，晚稱黄花老人。清代博羅縣人。道光八年（1828）舉人。任吏部給事十餘年，非公事不私見上司。執法嚴明，拒受煙商賄金，爲人稱道。年四十歸鄉不仕。擅詩、書、畫，人稱“三絶”。繪畫師法沈石田，有詩述其學書畫心得：“從來評畫家，有筆兼有墨。學畫十五年，妙理無所得。一朝仿草書，帖展懷素迹。忽然大徹悟，胸中若冰釋。書畫本同源，此語確不易。運腕錐畫砂，紙背透筆力。濃淡本天成，淋漓出胸臆。”著有《黄花集》。(6)朱鶴年（1760―1834），字野雲，江蘇泰州人，一作維揚(今江蘇揚州)人，僑寓北京。工書畫，與朱昂之、朱本時稱“三朱”。(7)潘季彤即潘正煒（1791-1850），字榆庭，號季彤。廣東番禺人。洋行商人。廣東著名鑒藏家。著有《聽帆樓詩鈔》、《聽帆樓書畫記》。

　　羅六湖的跋語及題記，除了與鑒定書畫真僞有關者外，有許多則是關乎書畫史研究的。如他題於《米芾書趙静之墓誌銘稿》卷後的跋文，就是探討碑銘“書丹”與稿本關係的，他説：“此漫仕書趙静之墓誌銘稿，校勘《虞永興書汝南公主墓誌稿》、《黄文節書王長者、史詩老兩墓誌稿》，同一機軸，蓋自唐迄宋，多係書丹入石，故碑版正書無傳。觀是文，當提寫處：或連書、或僅空一字，可证當年碑石亦必書丹者。至其筆勢蕭散，多以韵勝，而格仍嚴緊，則此老執管時以懷千秋之想，故不肯草草涂抹也。古人用心，往往如是，是以可傳。道光丁未七月十九日，羅天池觀。”〔26〕這裏，羅六湖分析出唐宋碑文是直接書丹，不似後來者將底稿放樣的模式，所以與稿本書體無涉。稿本書體可以較爲自由，筆勢可以蕭散，甚至會出現“當提寫處，或連書、或僅空一字”的與正式碑銘行文不同的現象。所謂“當提寫處”，指的是行文中該另起一行的地方。羅六湖是以比對的方式，揭示宋人碑銘書丹與稿本的關係。可以説比對是羅六湖掌握鑒定古代書畫規律的主要途徑，這完全符合那句“有比較才能有鑒别”的名言，可見羅六湖采取的鑒定、考證方式是合乎科學的。

　　3.精收藏

　　羅六湖的善鑒，除了通過釋讀他的自述而獲取瞭解外，還體現在他的收藏品上。關於他的藏品，由於他本人不曾作記，至今已無從統計出一確切的數字來。假如我們以其自述，及散佚後爲方濬頤《夢圓書畫録》、端方《壬寅銷夏録》、孔廣陶《岳雪樓書畫録》、李佐賢《書畫鑒影》、潘正煒《聽帆樓書畫記》、潘仕成《海山仙館集帖》、葉應旸《耕霞溪館集帖》等所散記爲基礎，或可大致瞭解其收藏情况。如收藏董其昌的書畫“卷册百六十餘種”，以及視爲收藏“甲觀”的宋《澄心堂帖》、宋《黄庭堅書王長者、史詩老兩墓誌銘稿》卷、宋《吴琚行書五段》卷、元《趙孟頫金書金剛經》册、元《王蒙觀瀑圖》軸、元《虞集楷書劉將軍神道碑》卷、明《沈周東莊圖》册、清《王翚仿巨然山水》卷等多種，更遑論其它諸如《流民圖》卷等普通藏品了。好友何紹基在《王翚仿巨然山水》卷後跋語曾論及：“……連日從六湖兄看畫，精品迭見，每塵冗中披讀展諦，相視而笑，便如坐深山老屋觀時景變幻。今六湖觀察滇南，所有書畫、奇珍盡付行篋，此後樽酒重論，不知當在何日？悵悵記此。道州何紹基記，時道光癸卯（1843）夏四月廿五日，晨起快雪書。”〔27〕以“連日”的時間，尚未能對羅六湖藏品盡竭“披讀展諦”，可想而知羅六湖的藏品數量不是一小數目。此外，何紹基還吐露出羅六湖對書畫的保管方式：遇有外任,他會將“所有書畫、奇珍盡付行篋”。也許這是羅六湖有感廣東或因鴉片戰争引起時局動亂的擔憂所作出的無奈舉措吧。

　　若僅憑羅六湖本人及潘正煒、潘仕成、葉應旸、端方、孔廣陶、何紹基等的題記，我們尚無法對羅六湖鑒定水品和收藏水平有一個清晰的認識。所幸如今各大收藏單位皆陸續公佈和發表其藏品，讓我們得以更爲充分瞭解古代藝術的同時，還發現了許多曾經羅六湖收藏或品評過的重要的歷史名迹被保全下來，使得我們對羅六湖的認識變得直觀、深刻。如我們今天能檢索到的曾爲羅六湖收藏或品評過的重要的歷史名迹有：北宋《王庭堅行書王長者、史詩老二墓誌稿》卷（《壬寅消夏録》、《夢園書畫録》著録，刊於日本每日新聞社1979年出版的《中國書法名迹》）、南宋《趙孟堅自書詩》卷（《壬寅消夏録》著録，現爲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南宋《何筌草堂客話圖》（《書畫鑒影》著録，現爲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南宋《吴琚行書五段》卷（《辛丑銷夏録》著録，現爲上海博物館收藏）、元《趙孟頫行書十札》卷（《壯陶閣書畫録》著録，現爲上海博物館收藏）等等。遺憾的是，羅六湖尚未來得及對自己的藏品像吴榮光、潘仕成、孔廣陶般地作一完整的記録便已星散，使我們今日無法對其收藏規模有一大致的瞭解。關於這一點，也許是其適逢官場變故有關。

　　我們知道，羅六湖對獲藏宋拓《澄清堂帖》甚喜，特地取室名曰“寶澄堂”，以示寶愛，並將所有重要藏品收置於是室保存，可見該帖佔據羅六湖心目中的位置。然而，據帖後潘仕成、耆英的題記：“此爲羅觀察六湖所藏，道光丙午季冬一日歸餘海山仙館。自媿素未學書，負此寶刻，敢以獻之介翁師相，庶名拓得所歸雲。受業潘仕成敬識。”“吾行年六十獲此珍寶，足慰生平，以娱昏邁。道光丙午嘉平，介春題。”“澄清堂帖誠罕世之寶，兹因籌捐軍餉，能不割愛耶？癸醜三月，宗室耆英記。”〔28〕 知《澄清堂帖》早在道光丙午年（1846）冬就已轉手潘仕成，潘仕成則隨即轉而獻呈耆英，耆英於癸醜（1853）三月爲籌軍餉捐出，最後輾轉爲邵鬆年所得。依據前述，羅六湖是因爲雲南“回”案處理失當，於是年去職的。羅六湖雖然背上永不録用的處分，但能得以免去牢獄或戌邊之苦，未遇什麽大礙便可安然回粤“養疴”，在有錢能使鬼推磨的滿清官場，背後的打點自然是少不得的，急於出讓包括《澄清堂帖》在内的重要寶藏就是明证。官司還因此使羅六湖生活窘迫，以至無法完成刊印《修梅仙館文集》的畢生心願。

　　羅六湖鑒藏書畫文物的短暫歷程，應驗了千百年來古人評述藏品的聚散宛若過眼雲烟的論定，但羅六湖的慧眼善鑒，爲積聚寶物不遺餘力的舉措，在廣東書畫收藏的歷史發展中實實在在地印下了一道深深的轍痕。羅六湖以卓越的藝術實踐贏取了“嶺南四家”的好名聲，並以此曾唱響南嶺内外。羅六湖以鄉賢陳獻章爲榜樣，勤於詩詞歌賦，積聚而爲《修梅仙館集》文稿，又曾歷主廣東新會縣岡州書院、古岡書院講席，堪稱學者。縱觀其一生，能事頗多，當不可以一技一能概括之，故試以嶺南名士稱之。

　　

　　注釋：

　　〔1〕江門新聞網，2008年2月15日。

　　〔2〕丁紅軍、丁紅昌、馬崇文：《清代雲南第一位穆斯林學者》。

　　〔3〕張齊勝：《反抗與反思——從杜文秀起義原因談起》。

　　〔4〕丁紅軍、丁紅昌、馬崇文：《清代雲南第一位穆斯林學者》。

　　〔5〕李星沅：《李文恭公遺集》奏議卷十三·滇督。

　　〔6〕端方：《壬寅銷夏録》之“董其昌精書《仙壇記》、《女史箴》合裝卷”。

　　〔7〕方濬頤：《夢圓書畫録》卷三。

　　〔8〕見《羅天池曇白薇紅仙館筆存》卷，藏廣州藝術博物院。

　　〔9〕何紹基：《東洲草堂詩鈔》卷八。

　　〔10〕絹本《羅天池墨梅圖》軸，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11〕紙本《羅天池梅花圖》軸，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12〕均見《羅天池曇白薇紅仙館筆存》卷，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13〕譚瑩：《樂志堂詩集》卷十，《分題羅六湖觀察畫梅》詩。

　　〔14〕黄爵滋：《仙屏書屋初集·詩後録》卷二。

　　〔15〕黄爵滋：《仙屏書屋初集·詩録》卷十三。

　　〔16〕《羅天池曇白薇紅仙館筆存》卷，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17〕《羅天池曇白薇紅仙館筆存》卷，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18〕 方濬頤：《夢園書畫録》卷十八。

　　〔19〕孔廣陶：《岳雪樓書畫録》卷二。

　　〔20〕方濬頤：《夢園書畫録》卷三。

　　〔21〕《羅天池曇白薇紅仙館筆存》卷，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22〕李佐賢：《書畫鑒影》卷十·《歷朝寶繪集册》。

　　〔23〕李佐賢：《書畫鑒影》卷十·《歷朝寶繪集册》。

　　〔24〕二題均見端方：《壬寅銷夏録》十四頁。

　　〔25〕《羅天池曇白薇紅仙館筆存》卷，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26〕端方：《壬寅銷夏録》八十六頁。

　　〔27〕方濬頤：《夢園書畫録》卷十八《王翚仿巨然山水》卷。

　　〔28〕邵鬆年：《澄蘭室古緣萃録》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