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森水

　　香港西貢黄地峒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和島嶼舊石器考古重大的發現，其全新的工業面貌，至少給珠江三角洲的考古學研究提出新課題。香港黄地峒舊石器遺址的初步研究：《2006年香港考古重大發現——西貢黄地峒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成果的出版，無疑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對區域史前考古研究會起到推動作用。

　　當我於2005年底獲悉香港發現舊石器的消息，激動不已，因爲我正在關注長江口以南東南沿海地區與島嶼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問題。這是這個地區除海南島三亞落筆洞遺址（當時海南島昌江兩地點還没有發現)，已知最南的地點。從嶺南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張鎮洪教授發來的石製品照片看，形象相當陌生，初步感覺到它是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類型，值得進一步開展工作，很希望能實地考察一下，摸一摸標本，以提高自己的認識。

　　在張鎮洪教授的策劃下，我幸運地遂願，受到香港考古學會主席朱敏初先生的正式邀請，赴港考察。於2005年2月20日入關，用了幾天時間，把已發現的石製品粗粗地觀察了一遍，並考察了發掘現場和觀察了出土石製品的地層；爲弄清石製品原料是從岩層中開採出來的，還是採自從岩層中風化的，在邱立誠先生和吴偉鴻先生的幫助下攀上很陡山坡及至基岩露頭。經過實地考察得知基岩——凝灰岩不是均質的，大體可分兩類：一類是色稍淺，質較粗疏的；另一類是質細，色稍深、脆性，後者呈條帶狀嵌於前者之中。爲較確切地判斷，當時人採料的辦法，做了幾種假設，其一是用楔形器楔岩層而獲得原料，撿了幾塊形似楔而從基岩中風化的石塊，用於楔鑿基岩中的原料，但紋絲不動，説明用此方法獲得石料可能性不大；另一方法，依民族學資料，用火攻，基岩受熱而崩裂，但現場未見用火痕迹，標本上也找不出燒過的證據。因此，用火攻法采石無可靠證據；其三，採基岩經風化崩坍的岩塊，這種可能性最大，因爲從上坡的路上，可見類似岩塊，從石製品原料性質判斷，石料有明顯的選擇性，因爲生産石製品的原料基本上是色深灰質純細、性脆、易打片的凝灰岩。

　　在野外考察和室内觀察標本中間，由香港考古學會召開關於黄地峒遺址發現意義的座談會。在座談會上，我首先肯定2004年第四季度到2005年初在香港考古學會和嶺南考古研究中心共同合作下，所開展的香港舊石器時代考古調查和對黄地峒遺址的試掘，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工作起點高，取得良好結果，把黄地峒遺址性質定爲石製品製造場準確無誤。因爲無論從地層中或潮間帶采集的石製品中均包含石片、石核、斷片，斷塊和少量的經過加工的石器，從生産鏈上可判定遺址性質。從已出土的石製品看，它是近十年來嶺南史前考古的重要發現。此外，對石製品的性質、特點、時代和今後工作也發表了孔見。

　　從石製品的表面痕迹看，地層出土者有很厚的石銹，而潮間帶的采集品基本上没有石銹，保留深或淺灰色岩石的原色。這種差别既可能與石製品生産的時代有關，也可能與埋藏環境有關，如譚惠忠先生解釋的那樣，前者曾發生長時間氧化，而後者大多時間泡在海水中不易發生氧化。但筆者傾向性地認爲可能與時代有關，至少不要把它看成一個器物組合，應分成兩組進行研究。

　　經初步觀察，依地層出土的爲例，石製品總性質是以大、中型的和石片石器爲主，即不同於中國南方舊石器時代主工業，也不同於福建漳州蓮花池山（注：不包括去年發掘的下文化層)和臺灣潮音洞等遺址以小石製品爲主的工業類型，它很可能是一個新的舊石器考古學文化的代表。

　　除了上述特點外，還可看到更多的特點，如石片寬型的多於長型的，臺面很小，且常常被向背面修理成刃狀臺面；石器多數是用石片做的，用塊狀毛坯加工成的比例不大；石器類型多樣，以刮削器爲主，還有砍砸器、手斧、手鎬，個别雕刻器和鑽器，數量較多的楔形器在舊石器時代並不多見，可視爲其特點之一；石器的修理特色鮮明，多采用兩面加工，它既不同於交互打擊，也不同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用壓制法的兩面加工，而是先向一面修理而後轉向另一面加工，在舊石器時代技術發展模式分類上仍屬技術模式Ⅰ。

　　關於時代問題，當時光釋光測年還没有結果，石器類型和加工如上述，屬技術模式Ⅰ，由於技術上的不規範，因而缺乏斷代意義。依山坡上的地貌位置和地層，贊成張鎮洪教授等提出暫定爲舊石器時代晚期。

　　對今後工作提出有必要擴大發掘規模，尤其是潮間帶，不宜只采集，應選擇有代表性區域加以發掘，看看有無地層關係和排列有無定向性；山坡發掘工作應做的更細一些，每件標本應測量三維坐標、長軸傾向和傾角；發掘的水平層以5或10厘米爲宜，觀察其叠壓關係等。

　　在座談會基礎上，初步商定2005年冬季黄地峒遺址進一步發掘事宜。朱敏初先生和張鎮洪教授盛情邀請我參加未來的發掘工作，我欣然接受，使我有幸參與這項有重大學術價值的工作。

　　對黄地峒遺址石製品組合在中國舊石器考古學中的位置，僅叙其特點，言其重要，難免有自吹自擂之嫌，若將它與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和島嶼舊石器研究做一簡單的對比，對不同遺址出土的石製品組合作點綜合分析，有比較才能鑒别，從中可更具體地認識它的發現意義。雖是管窺蠡測，但可琢璞見玉。

　　東南沿海地區與島嶼舊石器研究的地理位置是指北起長江口，南至海南島，廣闊的區域和領海内的島嶼。前者没有地理上的界綫，這裏爲便於問題的探討劃一條假想的界綫，即以現海岸綫向内陸推進50千米，被看作是沿海地區，更遠的發現則不包括在内。

　　在這個區域内已發現的屬於舊石器時代的或後舊石器時代（指那些工業面貌仍然是舊石器的，但時代已越出舊石器時代的石製品組合)的地點可能有25處。順便説一下舊石器時代和後舊石器時代的時間界綫。中國區域年代（地質年代)表（I)（據全國地層委員，2002)把更新世與全新世的分界年齡定爲距今1萬年，另據國際地層委員會提出的地質年代表（2004)，則定爲1.1 5萬年，兩者差1500年。在研究本區史前文化時，按照以往慣例，考古學年代與地質學年代相對應，故把舊石器時代和後舊石器時代的分界時間采取國内的分界定在距今1萬年。

　　東南沿海地區與島嶼的舊石器考古學研究，較之中國北方起步晚了幾十年，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在這一廣袤區域内雖有豐富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但舊石器考古研究仍然是空白區，遠古人類在這自然環境優越，氣候宜人，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的活動知之甚少。首次打破這種狀態的是臺灣省臺東縣長濱長鄉的八仙洞的發現。

　　八仙洞是由臺灣大學地質學係林朝棨教授於1968年3月發現的，同年12月，由臺灣大學出資，由人類學係和地質學係聯合組成八仙洞考古發掘隊，對其中含史前文化遺物的三個洞（干元、海雷和潮音洞)進行了發掘，工作一直進行到1969年2月底。著名考古學家李濟把三個洞穴發現的文化遺物命名爲“長濱文化”。

　　這批文化遺物由發掘隊負責人宋文薰先生研究〔1〕，於次年發表簡報：“長濱文化——臺灣首次發現的先陶文化”。不知什麽原因，文章寫了多篇，但詳細研究報告至今也未發表，但從簡報及其後的介紹性文章中可窺知其梗概。

　　在三個含有史前文化遺物的洞穴中，堆積保存完好的是干元洞，高出海面約1 00米，地層分爲四層，石製品出自最底層——淺灰色土層的上部，出土近20件“粗糙的打擊石器”；其次是海雷洞，距海平面約70米，“打擊石器的絶對多數是從灰白細粒土層及其下面的紅色砂土層出土的”，從此洞發現的石製品100多件，它們都是用粗大礫石生産的；另一個遺址是潮音洞，高出海平面l 5—20米，海拔約30米，是最低的一層洞，文化遺物出土是“從覆蓋於上部海砂層的紅色土層開始出土，到了海砂層之上層出現最多，向下逐漸减少，直至這一層砂之底層爲止”。〔1〕潮音洞的含文化遺物的地層做了14C測年研究，地表下1.22米所採的木炭，其14C年齡爲距今5240±260年；地表下1.03米用所採木炭樣品測得14C年齡爲距今5340±260年；地表下0.75—0.85米14 C年齡爲距今4970±250年。後來宋文薰在一次演講中提到：“海拔高度較高的干元洞的先陶文化層中也找到極少量的炭末，測出來的年代超過一萬五千年以前，但不知道要超出多少，據當時參與碳十四測驗的專家們私下告訴我們，如果木炭量足够，其年代應該會超過三萬年”〔2〕。海雷洞目前無可靠斷代資料，從出土的石製品看，其性質接近於干元洞的。

　　干元洞和海雷洞出土的石製品，在宋文薰撰的《長濱文化》（簡報)中〔2〕，没有專門的記述，只簡單提到石製品是粗大的，其中有礫石砍砸器，還從插圖中可以看到有我們稱之爲鋭稜砸擊石片，以及用它做毛坯、向破裂面加工的石器，但這種加工方式是否是主要修理方式無法肯定。

　　從潮音洞發現的石製品可能在3，000件左右（依共發現3，000多件，减去干元洞的近20件和海雷洞100多件，估測出上述數字)。  

　　潮音洞石製品清楚地由不同性質的兩部分組成。其一是以錘擊法生産的石製品，包括主要以燧石爲原料的小型石核和各種形狀的石片，從幾個插圖看，可能使用過修理臺面技術；石器主要是用小石片做成的，包括刮削器和尖刃器等，修理石器的方式以向背面加工爲主，器形不甚規整，刃緣常呈波紋形；另一類石製品，宋文薰有詳細的描述，但没有給它們的生産技術定名，依我們的認識，這一類石製品是用鋭稜砸擊法生産的，其石核没有平的臺面，片疤量少，石片多是寬型的，石片角呈鋭角，有粗大的打擊點，較密或密集的放射狀綫痕。石器既有用塊狀毛坯做的和用鋭稜砸擊石片做的砍砸器，刮削器多以鋭稜砸擊石片爲毛坯。有無尖刃器，宋文薰没有提到。無論是刮削器或砍砸器多數是向破裂面加工的、且加工比較精緻，修疤淺平，刃緣平整。這組石製品的特點非常象在貴州黔西南發現的猫猫洞文化。類似潮音洞組合的石製品在臺灣有多處發現，如臺東縣小馬洞，墾丁地區的龍坑，鵝鑾鼻國家公園2號地點，以及西海岸網形、龍譚、左鎮等。在潮音洞還發現可能有115件磨制骨器，依宋文薰的分類：長條尖器約90件，一端保留關節另端尖的16件，骨針3件，雙尖刃器4件（其一爲殘器)，長條鑿形器2件。這些有尖骨器，除骨針外，反映與捕漁經濟密切相關。

　　從臺灣八仙洞石製品組合看，若依使用鋭稜砸擊法及其産品爲綫，則不同時代石製品是可以聯接起來的，可謂一脈相承，從這個意義上説，“長濱文化”的考古學文化名稱可以建立，但到潮音洞時期，文化有很大發展，雖保留其先祖所用的技術，及用此技術生産的石製品，但有了新的成分和技術，如錘擊的小石製品佔有相當高的比例，還包含豐富嫻熟的磨制技術做的大量骨尖器，這些骨器一方面反映工業上的進步，另一方面充份顯示出對環境的適應和生計策略，以捕魚爲主要生計，是地處陡峭的臺灣東海岸古人生存的最好選擇。

　　在東南沿海地區和島嶼舊石器考古研究開展的比較好，而且是持續發展的，是福建漳州市境内的工作。1987年曾五嶽先生在漳州市北郊發現了一批打擊石器地點，採到了數以千計的小石製品，當時將其時代定爲舊石器時代晚期或稍晚。經過多年工作，知這類小石製品在福建分佈很廣，在福建最北部福鼎亦有發現，向南在廣東汕頭市附近南澳島類似石製品與新石器時代遺物共存。爲簡化問題的討論，這類石製品組合僅録以存照，擱置勿論。

　　由於漳州北郊臺地上的發現，引起有關方面專家的重視，尤玉柱、曾五嶽、蔡保全等於l 990年2月專門就臺地第四紀地質開展調查，他們找到了出土石器的兩個層位，其一是紅土層中的含石製品的礫石條帶，時代定爲晚更新世中期（約距今8—4萬年前)；其二，紅土層上黄色砂質土層，推測是出小石製品的層位，其地質時代爲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約距今13000—9000年前)。

　　根據這次調查結果，由福建省博物館，漳州市文化局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聯合組成發掘隊，於1990年5—6月對蓮花池地點進行較大規模的發掘，發掘面積近200平方米。從蓮花池山地點出土石製品23件，另從竹林山地點採到石製品4件。經尤玉柱等研究，發表於《漳州史前文化》一書中。這些石製品主要是用石英做的，計22件，還有水晶4件和硬砂岩l件。它們包括石核5件（蓮花池山3件，竹林山2件)石片1 6件，其中2件出自竹林山，餘皆出於蓮花池山；石器5件，含刮削器4件和砍砸器1件，均出自蓮花池山。尤玉柱等對石製品的性質做如下概述：原料主要是石英，原材爲礫石，石片多自然臺面，形態不規則，短而寬；具有第二步加工的石器少，加工簡單，器物類型單調，加工部位主要在前端和兩側，以從腹面向背面單向修理爲主。

　　筆者作爲《閩臺史前人類及其環境的綜合研究》課題組成員，於1994年11一12月赴漳州地區考察，與曾五嶽先生一起對蓮花池山地點進行短期田野考古，在與1990年發掘的相當層位（紅土層中的礫石條帶)採到一些石製品，包括斷塊5件，石核1件，石片3件和刮削器3件。在考察中還對1990年發現的石製品進行再研究。對蓮花池山地點出土的石製品計39件〔3〕做了新的分類，對其一般性質進行了新的論述：（1)石製品大、中、小型均有，以小型的居多；（2)打片主要用錘擊法，偶爾用砸擊法，錘擊石片形態多較規則，含臺面有疤的石片；（3)石器多是用石片做的，占69.2％，塊狀的占30.7％，應是以石片石器爲主的工業；（4)石器以寬刃類爲主，基本上是刮削器9件，砍砸器2件，還有尖刃類石器2件，其中1件可歸手鎬；（5)石器的修理無一定程序，用硬錘加工，修理工作精緻的遠少於粗糙的。對地點性質定爲是一處臨時性活動場所；其時代從地層和石製品特點提出似乎把蓮花池山含石製品的地層時代歸於晚更新世後期或舊石器時代晚期更爲合適。

　　蓮花池山地點，因配合基建在福建省博物院範雪春、陳子文等主持下，於2005年11月至2006年3月在上述文化層（已被破壞)之下又發現三個含石製品的層位，出土的石製品經初步鑒定超過300件，原料主要是石英和水晶，詳細報告尚未發表，但已有消息報導，打片用錘擊法和砸擊法，對原料利用率低，石片多不規則，寬大於長的居多，石器類型偏少，尤其缺乏典型的砍砸器、刮削器和尖刃器，但發現第一類工具——石錘，其時代依地層對比，可能從中更新世晚期，延續到晚更新世中期。

　　此外，2003年範春雪、尤玉柱等在漳州洋尾山配合高速公路建設，發現了一處舊石器時代地點，石製品出自沙質黄灰色堆積中，都是小型的，時代可能爲舊石器時代晚期。

　　在福建還有一些零星的發現，如依内部材料報導在晋江海濱地區發現7個含石製品的地點，依2007年筆者再次考察，“石製品”多發現於岩脈或經風化搬運形成的條帶堆積中，多是自然破碎的脈石英塊，僅有極少數是人工痕迹清楚的，它們出自哪個地點需要進一步復查落實，故所報告的7個地點究竟有幾個地點含石製品目前無法肯定〔3〕。

　　自1987年以米，範雪春等在福建東山海域發現鹿角錘3件，有刻紋鹿角1件和有割剁痕迹骨製品多件。類似標本見於泉州博物館出自臺灣海峽的第四紀哺乳動物化石中；在浙江舟山博物館亦有類似標本發現，該館還藏有出自舟山海溝的木棒，14 C測年大於距今4萬年。這是彌足珍貴的標本，使我國成爲擁有舊石器時代木質工具的國家，此前曾在英國和德國發現過，時代在距今40萬年前或稍晚。

　　海南三亞落筆洞遺址係1983年夏發現，1992年夏季進行復查，同年1 2月由海南省博物館、三亞市博物館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聯合組隊對該遺址進行發掘，1993年再次發掘。兩次發掘都在郝思德和黄萬波主持下開展工作，並取得了良好結果，已出土人牙12枚和左距骨1件。全部人材料均屬晚期智人，可能分屬三個個體，從測量值和形態上看，比較接近新石器時代的人牙。

　　文化遺存除發現一處灰堆遺迹和夾於文化層中的厚20—35厘米的灰燼層外，石質標本有200餘件，人工痕迹清楚的有90件，依可分類標本爲78件或84件（後者含磨制的6件穿孔石)，還有磨制的骨角製品90件，蚌器2件和牙器4件。從這些文化遺物可以看出它有以下特點：石製品多是粗大的，石器尤顯，砍砸器是主要類型，尖刃類石器極不發達，僅記述 1件雕刻器；已有嫻熟和發達的磨制技術，既用於穿孔石器的製作，也廣泛用於骨、角器的生産，顯示出技術上的明顯進步，爲中國舊石器時代晚期組合所罕見，用於磨制的穿孔石器爲國内所無。14C年齡爲距今10642±207年，表明離舊石器時代結束已很近了。

　　黄地峒遺址經2005年12月至2006年1月的發掘與附近的調查，對其石製品的特點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依已測量的501件標本，其中含出自第3層的標本161件，第4層的33件。可歸納出以下的工業特點：

　　1. 石製品以中型的居多，特别是石器尤爲明顯，依己測量的100件標本，大型的占15％，中型的占76%，小型的占9％。

　　2. 打片基本上用錘擊法。錘擊石核既有單臺面的，也有多臺面的，未發現經予制的石核和修理臺面的標本。錘擊石片寬型的多於長型的，分别占68.42％和31.58％，在後者中包括一定數量的石片—石葉 （Flake－blade)；石片臺面以小型者居多，占53.36％，其中存在不少綫狀臺面，占11.38％；若干石片的臺面上有脊，臺面可能曾被修理過；多數石片比較薄，寬厚指數爲19.16；石片背面多疤層叠，片疤淺凹，故背面相對平整，高脊或龜背狀的極少；石片形態多數呈規則的幾何形；梯形、三角形及長方形（指上述的石片一石葉)。

　　3.石器的毛坯以石片爲主，占68％，其中斷片用量超過完整的石片，用塊狀毛坯做的石器占32％。不同類型石器對毛坯要求有明顯的差异，刮削器和尖刃器基本上是用石片做的，楔形器 （前稱錛形器)、砍砸器、手斧和手鎬等用厚的岩塊做毛坯。

　　4.石器類型具多樣性，包括刮削器、楔形器、尖刃器、雕刻器、手斧和手鎬。其中以刮削器爲主要類型，楔形器（含I和II型粗坯)爲常見類型。在刮削器中將臺面向背面修去，制成平直的横刃刮削器和兩面加工的，長寬指數少於50的楔形器在石器中最具特色。在石器組合中寬刃類石器占絶對優勢，尖刃類石器顯得不發達，小型的尖刃器僅占6％，其尖刃常呈寶劍頭狀，頗具特色。

　　5.石器的修理主要用錘擊法，兩面加工的多於單面加工的，如上述，它既不同於交互打擊的，也不同於壓制修理的兩面加工，而是先向一面打擊，而後轉向另一面修理。石器修理曾用過砸擊法，在加工楔形器時，用於做粗坯打薄工序，在若干楔形器上留下清楚的砸痕。用錘擊法修理石器，除已提到的兩面加工者外，也象其他舊石器組合一樣，修理方式具有多樣性，如向背面加工（爲單向加工的主要方式)，向破裂面加工，錯向加工，復向加工和交互打擊的，後幾種數量都不多。此外，還有加工方式難以確定的，即毛坯兩面平的一面有修理痕迹者。

　　6.石器的修理多簡單粗糙，但亦有少量標本很精細，前者修疤常見於邊緣，修疤指數在10左右，甚至更低，修疤多單層，常見有深寬型和淺寬型的，極少數是淺長型的，具硬錘修理的特點；後者修疤層叠，修疤呈淺寬型，刃緣匀稱，器形規整，或許是用軟錘修理的。刮削器的修理是最好的，楔形器的加工優劣并存，其他各類特别是砍砸器加工最爲不善，刃緣顯得曲折，刃口也比較鈍，不象刮削器那樣，刃角多在60以下，它的刃角往往在70以上。

　　通過對東南沿海地區和島嶼的發現的舊石器時代組合的扼要記述，大體可歸納爲三種工業類型：第一類以粗大石製品和砍砸器爲代表，包括漳州蓮花池山下文化層、三亞落筆洞和臺灣臺東縣干元洞和海雷洞等的出士者；第二類以小石製品爲主的組合，可把漳州蓮花池山上文化層，晋江海邊石圳北l千米的第四地點和漳州洋尾山的石製品組合歸入其中；第三類以香港黄地峒遺址出土的石製品爲代表，即以石片石器和中型石製品爲主的組合。由此可知黄地峒遺址石製品組合的發現，其重要的意義就不言自明瞭。

　　衆所公認，建立一個新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名稱基本上需要兩點，即在一組石製品中有不同於别的組合的特點，還要有一定標本量的支持，以排徐偶然因素或人爲的主觀因素。如果在新考古學文化命名時，能知道它的時空分佈，則命名顯得更爲完整。依據新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黄地峒遺址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層出土的石製品組合可以給予新的考古學文化名稱：黄地峒工業（Huangdidong Industrv)。石製品以中型爲主，寬型石片多於長型的，石器中石片臺面被修制成的横刃刮削器和楔形器，以及特殊的兩面修理等是這種工業典型的因子，是周邊地區，仍至中國南、北方舊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石製品組合所不具的，即使是東南亞海島國家發現的，可能有某個因子相近，可視爲文化趨同現象，全面反映這些特點是没有的。

　　《2006年香港考古重大發現——西貢黄地峒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的面世是件可喜的事，但我更願意把它比喻作一個青果，意味着果子尚未成熟，是階段性成果。這個遺址的研究工作實際上是在高起點上開了一個好頭，大量工作還在後頭，要使他變成香甜成熟的果子，還需要付出更大力氣和智慧。

　　遺址的範圍大體是清楚的，南北長約300米，東西寬約150米，均可見到石製品。若從黄色堆積含石製品地層分佈來看，南北長約120米，東西向是一個斜坡，大約從人行道向東乃至近山頂處都有石製品發現。依2005年末的調查，在基岩陡壁前沿就有富集石製品的黄色堆積，後來繼續調查在岩壁頂上的溝中也發現了文化層，採到豐富的石製品。這就提出了兩個問題：其一，含石器製品的黄色堆積的區域究竟有多大，需要進一步踏勘，才能比較如實地繪出舊石器遺址分佈圖，進一步尋找當時人的活動中心區，以便對遺址功能做出較詳細的分析；其二，在黄地峒山有石製品分佈的坡面上，坡度較大，在20度至40度左右，目前由下向上攀登有一定困難，當時人在近山頂活動，打擊石製品，在生活上有諸多不便，只能解釋爲就近取材之便，那末，近坡脚的石製品是原來存在的還是從坡頂滑下來的，這要通過不同高程的石製品表面痕迹分析和石製品類型和加工技術有無差异來加以判别，遺址面積目前難以準確計算出來，假定坡面長100米，再進一步假設遺址從上到下略呈扇形分佈，這樣算起來遺址面積可能超過60，000平方米，不考慮試掘的Tl和T2（在潮間帶)和T5（空方)，試掘只挖了2平方米，第二次發掘布方15個，實際工作只有6.5個方，雖然從中發現了豐富的石製品，在工業研究方面可能起到觀一斑而窺全貌的作用，但已發掘面積占遺址總面的萬分之一稍多一點，畢竟太少，很有可能發生掛一漏萬的事情，應以本報告發表爲契機，把遺址保護規劃抓起來，只有有效保護，才能使研究持續發展，在規劃中應包含遺址發掘和研究内容，不斷深化對遺址重要性的認識，而這項工作在以往兩個野外工作季度裏根本無暇顧及。在下來繼續的工作中一定要補上。

　　關於遺址的年代是目前潜流争議最激烈的，不同看法可以共存，目前光釋光的測年，雖得到一組數據，只能作參考，還存在一些問題，如深1米T4的第4層，年齡爲39，000±1320aB.P.，而深1.2米的T4年齡爲35，000±l350aB.P.，出現這樣的年齡倒置現象使人對測年結果存有懷疑是不足爲怪的，新近的光釋光測年結果，相當於T4的L4的上部，其年齡爲13，100±900和13，700±900aB.P.與第一次測年結果年齡差距較大，而坡積地層是否是連續分佈的？如果不是這又作何解釋？從地層上大體與香港第四紀地層的晚更新統的赤臘角組相比，更接近其上部山下村組（14C年齡爲33，575±3 186—16，289±83 1 aB.P.)，或熱釋光法年齡爲29，300±2，300—23，800±200 aB.P.。在本報告中對地質地層的對比應該説是客觀的，可信的。未來的工作，還應對山下村組的沉積以及其上的不能分類層和頂部的末名坡積層加以實地考察，在地層對比方面可能有新的進展。

　　石製品的研究由吴偉鴻先生完成，其研究精度和新見，見於文中，恕不贅述。我未能參與其中工作，原因之一是7—8月工作安排較緊，其二，也是更主要的健康原因，不允做有突擊性的和限時完成的工作，將情况如實告訴張鎮洪先生，承他理解，轉請吴偉鴻先生獨立承擔，吴先生對工作一貫認真負責，任勞奉獻，獨當此任，令人敬佩。由於想到未來工作，就石製品研究再贅述幾句。

　　就我個人的直感，在石製品研究方面今後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既包括埋藏環境，也含石製品本身的若干問題。從埋藏環境來看，同是坡積堆積，但有兩套：上部的灰色堆積，相當於試掘的T3和T4的第1－3層，第一次系統發掘的第1－2層；下部的黄色堆積，即試掘的T3和T4的第4—5層和第一次系統發掘的第3—4層，上、下兩組坡積物，中間間斷面清楚，呈不整合接觸，從已有測年的初步結果看，時間斷距可能在一萬年以上。從石製品表面痕迹分析，均有厚重的石銹，仿佛是同源的，是否是如此，單從表面痕迹判斷是不够的，還得從石製品的技術學和類型學做進一步分析，以求得較全面而客觀的認識。若是同源的，則要研究是什麽地質營力造成中斷了萬餘年後又再次發生堆積，這就需要在更大的地域内研究全新世早、中期氣候、環境的變化，尋找解釋問題的證據。如果不是同源，假定另一人群來此活動，留下他們的遺物，應在石製品類型和加工技術上得到反映。誠然，若從石製品表面痕迹看，後者的可能性是很微弱的。因之，兩組不同地層出土的石製品分開來研究是必要的。

　　黄地峒遺址舊石器文化層大體可再分兩層，地層上如本書第二章所記述的是漸變關係，再依已發掘的8平方米來探查，從下而上出土的石製品的密集度有明顯的差别，初步印象是下稀向上有漸增多的趨勢。此認識是否準確，只有通過分層研究，或可達到符合實際的認識。在分層研究中，不妨把工作更做細一點，按發掘的水平層，從下到上一層一層地統計出各類石製品的數量，以此觀其變化，進而探究其發展趨勢或石製品在山坡被搬運的快與慢的頻率。

　　就目前所認識的黄地峒工業特點而言，雖有一定標本量支持這些特點，主要來自於對500件左右標本的觀察和測量所得出的認識，大約占已發現的石製品量的l／8，换句話説，目前所做的定量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更何况看過的標本，分類定量還没有進行，仍屬管中窺豹，其欠缺和發生偏面性在所難免。爲彌補此種不足，今後應該做分層、分類定量分析研究，爲工業特點提供更多更有説服力的證據。

　　要瞭解遺址功能，當時人生産能力，工具的應用和生計策略，甚至與環境關係，石製品的試驗研究應該跟上。有些石片打擊點不顯，在破裂面上有弧形凹，有點象鋭稜砸擊石片，但後者有粗大的打擊點；又如若干石器的刃口上的修疤象砸擊加工，但它與周口店中國猿人遺址中用砸擊法修理的石器上的修疤有明顯的不同，後者修疤淺平，多屬長淺型的，頗似壓制的修疤，而黄地峒則呈鱗狀或階梯狀。爲此，我們也做過一些模擬試驗，但没有得到滿意結果，今後仍須從這方面多加努力。類似問題還有一些，不一一列舉。

　　從目前香港周邊地區舊石器考古資料分析，如前面已指出，黄地峒工業的主要特點不見於東南沿海地區，甚至於東南亞島國，與印巴次大陸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面貌也迥然相异，在目前看好象是個孤例，但從其工業的組分和技術分析，它具有相當程度的成熟，因之，似可允許揣測它有一個發展過程，尋找它的祖型和後裔應是今後工作的重要課題。考慮到珠江三角洲是一個頗具特色的地理單元，境内地形多樣，氣候宜人，自然資源供給充分，在這個地區尋找與黄地峒工業相近的石製品組合决不是海市蜃樓式的幻覺，會稍縱即逝，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史前考古工作者會在這方面做出貢獻。

　　黄地峒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的發現與研究能够順利地進行取决於兩方面因素：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和香港考古學會的大力支持以及中山大學嶺南考古研究中心（現稱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嶺南考古研究專業委員會）有效的組織策劃和黄地峒遺址聯合考古隊成員的努力。如果把每個單位和個人比做强有力的音符，和諧地演奏出氣勢恢宏的樂章，培植成黄地峒遺址考古隊團隊精神，快速地出成果。

　　這個課題的組成和工作經過，在文章的前言中已詳細地加以記述，毋庸筆者贅言，工作從一開始就得到香港古蹟古物辦事處的支持，首席秘書吴志華先生和館長孫德榮先生一直關心其事，孫館長三次赴考古隊駐地看望隊員們（最後一次是陪吴志華先生前來的)，還兩度考察發掘現場，提出參考的意見；香港考古學會更是全力投入，給予這項工作以人力和財力的全方位支持。我們深切懷念主持其事的香港考古學會會長朱敏初先生，他爲此事做多方努力，付出辛勞，不幸的是，他於2005年駕鶴西行。他若在天有靈，對黄地峒遺址階段性的研究成果問世，一定會感到欣慰的；副主席吴偉鴻先生一直親歷此事，任勞任怨，他的工作令人欽佩；香港考古學會執委們都成爲考古隊的朋友，爲研究工作解困却難。

　　作爲課題合作的另一方，嶺南考古研究中心功不可没，它的主任張鎮洪教授出力最多，事無大小，從調查、試掘和發掘的策劃、實施到協調各方面關係以及日常生活瑣事，均貢獻了他的辛勞和智慧。由於調查發掘經費並不富裕，必須精打細算，一個銅子掰開來花，無不滲透這位年近古稀老人的心血。就我自己親歷，2005年末第一次系統發掘，由於經費有限，許多生活用品都需從廣州帶去，由於行李太多，負責後勤的朱老師送我們到深圳。從深圳下車，朱老師不能往前送了，負重的事都落在各位隊員（張鎮洪、譚惠忠、王宏、吴偉鴻)身上，我備受照顧，只拿自己的兩件小行李，從車站到羅湖關口是有搬運工可雇的，爲了省錢，他們每人負重幾十公斤過關，到香港中文大學車站下車後，依然如故，掮着東西到汽車站。他們的喫苦耐勞，相互幫助，敬業勤業，快速創新的精神貫穿工作之始終，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成爲他們中的一員，得益匪淺，非常愉快。張鎮洪先生在電話中告訴我，請我擔任《2006年香港考古重大發現——西貢黄地峒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一書的主編，受之有愧，對黄地峒遺址研究出力甚微，辭至再三，未能卸此當不起的重任。盛情難却，只好從命。

　　《2006年香港考古重大發現——西貢黄地峒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的出版，好似萬里長征到半途，往前的路還漫長，困難還很多，任重而道遠。只要各方面一如既往地給予支持，繼續發揚優良的團隊精神，再接再勵，把工作向廣深、細透方向推進，香甜的“果子”是能摘到、嘗到的。“人生能有幾回搏”!能在古稀之年參與有高學術價值的黄地峒遺址的研究，感到莫大的幸運，願將餘年盡微力，努力拼搏新一回，是爲序。

　　

　　注釋：

　　〔1〕引文均見宋文董先生發表的《長濱文化》簡報。1969年，中華民族通迅。

　　〔2〕見《臺灣舊石器探索的回顧與展望》。1991，田野考古。

　　〔3〕爲何比原研究標本多，詳見人類學學報15卷4期（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