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石製品技術特點

　　按觀察和測量的724件石製品的結果，大致可梳理出黄地峒遺址石製品技術特點。從异時性的地層迭壓可見石器技術變化；徠同時性的同層器物可見不同的工具組合。研究同時性和异時性的變化和組合，可探討石製品的技術變化階段。

　　黄地峒遺址石製品具有以下九個技術特點：

　　（1）黄地峒遺址的石器屬於石片石器。以石片爲毛坯者占68%以上。

　　（2）石片石器多采用寬大於長的石片爲毛坯。由於凝灰岩特點是有水平層理發育，並多沿層理面破裂。如第二采石場所見的採坑是利用水平層理面開采石材的。因爲有水平層理面，所以部分石器以板狀岩塊作毛坯爲主。層理面常被作爲打擊臺面。

　　（3）石器類型復雜，如楔形器、手斧、手鎬、尖刃器、尖狀器、刮削器、雕刻器和砍砸器，總體看器型較大，但小型者也占相當數量。石器中數量占第一位是刮削器，占49.12%（n=284)，第二位是楔形器及其器坯，占22.43%，第三位是尖狀器，占6.10%。

　　（4）打片方法之利用：錘擊法爲主，鋭稜砸擊法次之，碰鑽法少見，對個别石器觀察，可能存在兩極法枝術。

　　① 采用鋭稜砸擊法生産的石片的打擊點粗大、有清晰的放射綫，少見半錐體，部分石片成凹弧形。打下的石片多横石片（寬型)，石片寬大於長，多數見於破裂面，少數見於破裂面和腹面；臺面型，石片角小於90°。

　　② 砸擊法主要用於坯材的减薄工序上，多見於楔形器。修疤見於刃緣上，多單層，也有雙層和多層。修疤深、淺和寬形；有階疤的主要見於横刃刮削器。刃口平整，刃口鋭者多，刃角在60度以下。

　　（5）整型加工主要采用錘擊法，兩面加工的數量較多，或交互，或復向，錯向加工者少。單面加工的數量較少，石片石器多數正向加工，反向加工少數，且多見於刮削器。

　　（6）臺面經過修理。修理方法有兩種：剥出小石片，修理臺面表面；

　　①  以硬錘輕敲臺面，形成多層階梯狀小石片疤。臺面細小，有點狀、脊狀、綫狀和零臺面。零臺面是使用鋭稜砸擊法而成的，其目的是生産扁薄鋒利無臺面的石片。

　　②  臺面後緣也有修理。石片臺面以小型居多，約11%爲綫狀臺面，部分是打片後有意識修理掉的，使之形成刃狀。少量石片出現有脊臺面，表示有意識修理臺面。石片背面較平，片疤淺凹，形態規整，少見打撃點。個别有高脊，説明有預制臺面或臺面修理的技術。

　　（7）以硬錘修理刃緣，形成平行狀的淺寬形和深形修理片疤。

　　（8）有兩面器技術（兩面器技術一般係指石片石器以交互打法向背、腹面兩面剥片。）。

　　（9）遺址出土少量生産長石片的石核。使用長石片爲素材者見於有刮削器和齒狀鋸，鋸齒狀刃緣（Denticulate edge) 均采用軟錘修理。

　　二、   討論

　　目前討論黄地峒遺址石製品的主要有：第一、石製品的製作技術、定性和分類；第二、年代。解决之道需要再發掘，在獲得更多材料和年代測定數據後，問題則迎刃而解。

　　有學者觀察黄地峒石製品之後，認爲其中存在 “少量磨制斧錛 “（吕紅亮 2006、2007)〔1〕〔2〕。關於這一點必須作以下的説明：黄地峒石製品使用有很多岩塊、角礫和石片爲毛坯；這些毛坯有層理面的；岩塊和角礫更多是從層理裂開的，石器製作者因利用方便，就使用層理面作臺面。因埋藏時間長，除潮間帶石製品長期浸泡海水，表面没有形成風化層，呈現石材原本的灰黑色和墨緑色；山坡和采石場石製品埋藏期間因無海水浸泡而受氧化，其器物表面都有1mm至3mm的風化層，顔色或灰白色、或米黄。如果風化層在水平層理面上形成，就非常容易誤判爲磨面。判斷一個磨面需要發現有同方向的平行磨痕，節理面風化層根本不可能有那些磨痕。如果根據呈水平的節理面而下結論那是斧、錛刃部磨面，這是觀察不仔細的結果。

　　2004年12月大範圍調查時在黄地峒遺址以南500多米的石灘上，采集到一件刃部磨制斧或錛（屬柄部或半個器物），但其石質不是黄地峒石製品所用的硅質凝灰岩，而且采集地點已超出遺址範圍相當遠。因此該磨制石器應與黄地峒石製品無關，年代更晚得多。

　　1 石器技術和石器類型

　　關於黄地峒遺址石製品的製作技術、定性和分類，最矚目者乃手斧及楔形器的討論。探方T4的第4層出土的一件手斧標本SC04 T4L4·SF1和在遺址山坡表採的一件手斧標本WTT05·SC 22，從器形上似乎没有手斧所具有的細緻的剥片，但在技術上仍然可以屬於“兩面器”（Biface）的範疇，WTT05· SC 22只在破裂面上打片加工。T4方的第5層出土的另一件手鎬（SC04T4L5·SF5 )，尖突部位顯得粗大厚實、器身横剖面菱形。上述兩件與小石葉石核所使用的生産技術完全不同。生産手斧使用的“兩面器”技術在嶺南和東南亞大陸都有發現，而且年代均在更新世晚期之前。

　　（1）手斧

　　廣東省揭陽縣在文物普查時，從埔田鎮車田村和新亨鎮碩和村地表采集到兩件以燧石爲石材的手斧（邱立誠 2006〔3〕)。碩和村的手斧在技術和形態上與歐洲的阿舍利（Acheulean) 工業的手斧相似。此二件手斧盡管採自地表，尚難確定地層年代。但依然可以確認是廣東舊石器時代的重要文物。在廣西北部灣沿海的東興市，（原屬廣東地界上世紀五十年代畫歸廣西）。東興市馬蘭咀和亞婆山遺址都屬於海岸型貝丘遺址，該二遺址均出土手斧。手斧都出自伴有貝殻的地層，離地表不過40多厘米。東興市的手斧以礫石爲毛坯，使用交互打擊法制作成器，留有自然面。雖然在毛坯選用上，東興的手斧與黄地峒手斧盡管不同，但在更新世晚期末次冰後期氣候温暖；海平面上昇，東興市馬蘭咀和亞婆山遺址與香港黄地峒遺址都位於在海岸邊上，兩地手斧出現類似的地理環境，顯示兩地手斧可能有類似的使用環境。

　　手斧除見於嶺南和越南外（謝光茂 1991〔4〕) ，近年菲律賓吕宋島中部亞魯邦（Arubon)遺址也有發現，該遺址同時存在使用勒瓦婁技法的石片 （Pawlik 2003〔5〕) 。 黄地峒遺址出土的器物中手斧佔有一定比例 （3.77%，n=344)，這不得不使我們更肯定香港和嶺南舊石器時代古文化具有一致性，更説明手斧這一種石器與東南亞也有某些關係。在一百多年前，澳大利亞昆士蘭西北部原住民還製作手斧，表明手斧的延續時間在某些地區直至一、二百年前 （McCarthy 1976〔6〕)。

　　有學者認黄地峒手斧可能是磨制石斧的毛坯，並引用越南相關例子證明其觀點： “對於黄地峒遺址，一則越南考古學中的舊石器案例頗具啓示。1960年代越南考古學家在 Than Hoa 省發現了 Mound Do 遺址，采集了2,500件石器，包括石片，石核、手斧、砍砸器和薄刃斧，這個遺址被認爲是屬於舊石器時代早期。年代在500，000BP.被視爲越南舊石器時代的早期典型遺址。1985年越南考古學院的考古學家阮克史在Mound Do遺址組織了再次發掘，結果發現所謂的舊石器不過是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早期的石器加工場而已，手斧之類不過是磨制石斧的粗坯。可見，僅從某些器物的 ‘原始性’出發考察整個石器組合，就石器本身推論很容易發生類似的錯覺。”（吕紅亮 2006、2007〔7〕)。

　　手斧可否發展成爲新石器時代的磨制石斧呢？該學者似乎望文生義地回答學術問題。手斧和磨制石斧的分别關鍵不在於形似；而在於功能。手斧的功能，從它首次發現一直是考古研究課題。藉助實驗考古、微痕分析龢民族考古學研究，已對手斧功能有深入的認識。舊石器考古學界一般都認爲手斧是多功能工具，一如今天的萬用刀。手斧有四個主要功能是：切割、刮削、砍砸、挖掘；特别用作獵人切割野獸皮肉的大型工具。其長度一般爲100mm以上；兩側對稱，器身周邊有連續的刃緣，而且刃緣規整，刃角<45°，其刃爲偏鋒 （林聖龍 1994〔8〕，賈蘭波、陳淳，1998〔9〕)。

　　新石器時代的磨制石斧是裝柄使用的，爲伐木工具，其刃爲偏鋒。運動方式以縱向自上而下砍伐，刃緣横向與使用者的手臂成一直角。手斧却是大型切割工具；使用方向是多方向的，而且不能裝柄。由此可見，手斧和磨制石斧的功能和使用方法兩方面根本風馬牛不相及。因此，手斧是不能直接發展爲磨制石斧的。

　　再談形似，手斧如果作爲磨制石器的粗坯，它不可能磨出石斧或石錛來。因爲尖形的手斧怎可能磨出寬形的石斧和石錛呢？由於寬窄和厚薄都不同，怎能説是形似呢？由此説來，作爲一名史前考古學者連這樣基本的常識都搞不清楚又怎能去談研究？

　　最後，我們覺得此舉例確有矛盾之處，石片、石核、手斧、砍砸器和薄刃斧與500，000BP.的年代是匹配的，這和廣西百色盆出土於網紋紅土中那套礫石石器組合是一樣的，但與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就很不匹配，只要有考古常識之人，都會明白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和青銅時代的遺址裏不可能看到上述的石器工具組合，况且絶對年代測定就算有誤差，也絶不可能相差幾十萬年。可見這個舉例一定有假。不是吕先生造假，就是原文章作者有假。

　　（2）楔形器

　　楔形器（2004年工作報告稱爲“錛形器”)在黄地峒是一種具有代表性的石器，形態上類似在越南和泰國發現的“短斧”（ Shore-axe)。有學者認爲黄地峒楔形器是新石器時代磨制石錛的毛坯。黄地峒楔形器的明顯特徵是一端折斷，有人把這折斷看作是製作毛坯時的偶然折斷。其根據是： “和平文化中的‘短斧’和黄地峒的‘ 楔形器’乃是‘形似神不似’。在 Xom Trai 遺址，越南考古學者發現許多短斧可以兩相拼合成爲一件蘇門答臘石器或者兩面器，這説明短斧中的一部分極有可能是蘇門答臘石器連續修整過程的意外斷裂。（本書作者按，此種現象迄今在黄地峒遺址尚無發現），在和平文化及其稍後的新石器文化中，此類短斧尚多見，其本身並不具備斷代標誌。另外，和平文化中的短斧多以礫石爲素材，很少見石片爲素材者，多在單面或雙面保留石皮，而黄地峒的楔形器中顯然並非如此。黄地峒遺址的楔形器一般以塊狀岩塊爲素材，加工修整都以較厚的側縁爲臺面，向器物中軸方向剥片，片疤長度多在2～3厘米左右，器物中軸部位多保留未經修整的層理面。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即是，這類器物多在一端均有一個平直的折斷面。從這類斷面上一般難以預判斷打點位置，也缺乏二次加工痕迹。這説明這種折斷並非有意加工打擊所致，而更像一種意外折斷。所以，無論從整體的形狀設計、還是器物破裂痕迹，這類石器都像是一種處於打制狀態因‘事故性’折斷被廢棄的斧錛粗坯。以筆者所見，從動態觀點考慮，黄地峒的楔形器更像磨制石錛粗坯。”（吕紅亮 2006、2007〔10〕)。

　　該學者認爲黄地峒楔形器的形態與具有一端折斷特點的 “短斧”都是無意識的偶然之作。我們認爲，如果有十件以上具有同類特徵的石器，就不能一概視之爲偶然的失誤。同類形態的重復出現，是因爲功能的需要。石器製作者根據其需要而設計工具。石器形態存在之目的就是爲了使用。先民爲此，自然而然地發展出一套具有標準性的製作石器方法和技術，並代代相傳。石器製造是有意識和有目的之行爲，絶非興之所至，或者是偶然的 “事故性”之作。更何况黄地峒遺址出土的楔形器和磨制石器的粗坯在形態結構上有明顯的差别，楔形器是舌型或長舌型的，還有倒長梯型的，其厚度是柄端厚於末端，其寬度是柄端寬於末端；而磨制石器粗坯恰恰與此相反，外形是正梯型的（長、短端一樣），厚度整體差不多，所以不管僅磨刃部或通體磨光都不會導致刃部失去厚度，這種搆造是由功能所决定的。

　　關於楔形器功能暫且不下定論，對於某些提法却需要深入研究。謝飛先生研究中國北方舊石器晚期的 “錛狀器”，他認爲錛狀器在形態和功能上與磨制石錛接近，錛狀器才有可能演化爲新石器的磨制石錛（謝飛 2006〔11〕)。中國北方錛狀器與黄地峒楔形器在形態上截然不同；黄地峒楔形器從形態和功能上和南方磨制石錛不存在内在發展的必然關係。因此我們認爲，黄地峒遺址出土的楔形器是引人注目的一點，就是在一端有一個平直的截面，這是承受力量的一地方，雖然具體功能尚未清楚，但這種結構特徵絶非“事故性”之作，磨制石器之粗坯既不需要也没有這種結構。

　　（3）勒瓦婁哇技術的石製品

　　黄慰文先生在1979年和1982年報導廣東省南海市西樵山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龜背狀石核，他認爲中國南方可能有勒瓦婁哇技術的石製品。黄地峒遺址可能也有勒瓦婁哇技術的石製品。2004年在潮間帶采集的一件尖狀器（標本SC04·SC08)，最初定名爲 “鏃”，後來改爲尖狀器。該尖狀器的形態與北京周口店第15地點、水洞溝莫特文化類型尖狀器、貴州省盤縣大洞遺址的 “似勒瓦婁哇尖狀石片”〔12〕和蘇拉威島烏魯泠（Ulu Leang)遺址出土的“馬羅斯尖狀器”在形態上相似，雖然黄地峒遺址也出土盤狀石核，但因黄地峒發現以勒瓦婁哇技術制成的石製品數量極少，尚不能論斷黄地峒是否有此技術存在。

　　周口店第15地點的尖狀器背面有三條石片疤而形成的三條稜脊，倒置成Y狀，水洞溝遺址出土的尖狀器具有歐洲莫斯特文化石器的形態。周口店第15地點的的尖狀器自1971年起很多外國學者認爲周口店15地點的尖狀器和西方的勒瓦婁哇尖狀器（Levallois point)在形態上極爲相似，因此被而視之爲勒瓦婁哇枝術在中國北方舊石器晚期出現的證據。中國舊石器時代是否有勒瓦婁哇技術？有學者認爲以極少數終極産品而來論斷某一石器工業中是否采用真正的勒瓦婁哇技術是很不準確的。例如周口店第15地點出土那件尖狀器只是孤例，在除此以外，第15地點的石製品裏没有勒瓦婁技術的石核和石片，故不足以説明第15地點有勒瓦婁哇技術（高星 2000〔13〕)。

　　貴州省盤縣大洞遺址出土 “似勒瓦婁哇尖狀石片”，平面輪廓呈三角形，背面留有三個同向打片的片疤；形成“Y”形狀，臺面經過修理。（黄慰文、候亞梅、斯信强1997)。大洞遺址的“似勒瓦婁哇尖狀石片”比較少，而且未識别出相應的石核，故大洞遺址是否有勒瓦婁哇技術尚未能判斷。此外，大洞遺址出土了盤狀石核，該石核由兩個對應的凸面組成，布滿重迭和向心打片的片疤。

　　黄地峒也有類似形態和打片方法之盤狀石核。標本SC04 T4L2·SF8，長81mm、寬85mm。它是利用節理面爲臺面。通體均有正向剥片疤痕，剥片方向爲 a（a·c）+d，中央部位隆起，形似龜背。黄地峒出土多件同類石核，其剥片技術類似勒瓦婁技術 。除貴州大洞遺址出土了盤狀石核外，寧夏水洞溝遺址下文化層也出土33件龜背形石核，沿周邊有修理臺面，然後垂直向一或兩面打片，打下的石片寬大於長，屬於勒瓦婁瓦石核技術。該遺址下文化層測年距今3.2萬至2.8萬年。（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3)  大洞遺址有“勒瓦婁哇特徵的石片”，但黄地峒却不見有同類的特徵的石片。此二遺址石製品具有一些相似技術，顯示中國南方石片石器工業技術具有一致性。

　　黄地峒標本SC04·SC08，雖然具有勒瓦婁哇技術的尖狀器，但不能簡單地説黄地峒也有勒瓦婁哇技術。東南亞島嶼具有同類形態的馬羅斯尖狀器，其年代距今8,000多年。考古學家認爲使用馬羅斯尖狀器的人群是以狩獵爲生的；與其共存還有礫石石器和石片石器（彼德·伍活2003〔14〕)。

　　（4）刮削器

　　刮削器是廣東舊石器時代比較少發現石製品。廣東省英德縣清溪的北江階地上采集到三件7厘米長的刮削器；兩件爲側刃；一件爲雙刃。該三件刮削器均以石片爲毛坯，其中一件刃緣有細密的片疤；似爲間接打片。另一件刃緣成鋸齒狀。此外，廣東省羅定縣金鷄飯甑山洞穴第二層出土兩件刮削器，其中一件以石片爲毛坯，另中一件以小礫石爲毛坯，向兩面加工出一個刃緣，刃部有多個修疤。這五件刮削器與廣東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常見的礫石石器迥然不同，考古學者認爲廣東最近發現的刮削器與華北小石器傳統有密切關係，應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邱立誠 1998、2006〔15〕)。英德縣北江階地所發現其中一件的背面有由打片形成的Y狀片疤，可能屬於上述 “似勒瓦婁哇尖狀石片”。

　　刮削器是黄地峒遺址各種石製品中最多的一類，占石器49.12%（n=284)。按刮削器刃緣的位置和形態分爲單刃刮削器、雙刃刮削器和多刃刮削器，刃緣形態存在多樣。刮削器，分爲單刃刮削器（細分單端刃和單邊刃)、雙刃刮削器（細分爲直刃、凸刃和端側雙刃)和多刃刮削器（三刃和端側三刃)。最具特色的黄地峒刮削器是圖32至圖43的端凹刃、單端凸刃、端側三刃削刮器。單端凸刃成半月形，與河北省陽原縣虎頭樑遺址、内蒙古自治區準格爾旗榆樹灣遺址的半月形削刮器龢寧夏水洞溝遺址第六層的凹凸刃削刮器（標本P2350和2307號)在形態上相似。黄地峒另一類刮削器呈曲尺形，與帝汶島Uai Babe I遺址第三層b的一件側刃削刮器（標本第1574號)和Uai Babe II遺址第四層的一件側刃削刮器（標本第140號)形態上比較接近；Uai Babe I和II遺址的這兩件側刃削刮器有三個工作刃緣。 

　　大量刮削器的出現反映了黄地峒石器組合的應用問題。以砍砸器爲主的石器組合中刮削器比較少，可能與砍砸器的應用與雨林的環境有關。黄地峒石器組合中砍砸器數量中只有8件（2.35%，n=284)，説明此組石器應用不在雨林。隨着更新世末次冰期結束，雨林在嶺南和東南亞大陸出現，砍砸器亦相應地大量出現。刮削器用於刮削和切割獸皮（Coles and Higgs 1969〔16〕, Wymer 1982〔17〕)。刮削器數量占黄地峒石製品幾乎一半，可能與狩獵有關，但刮削器也可以用在植物切割，帝汶島Lie Siri遺址出土的長石片有硅質光澤，經研究發現應與植物切割和刮削有關（Glover 1986〔18〕)。黄地峒刮削器未經微痕分析，用途不明。

　　潮間帶、山坡和第二采石場的石製品是否代表兩個時期和兩種不同的技術？刮削器在山坡和潮間帶都有大量發現。在山坡和潮間出土和采集的刮削器在形態上有許多不同之處。爲此，進行對比研究山坡和潮間帶采集的21件石器。山坡一組的刮削器共11件，有表採的也有探方出土。潮間帶采集品一組共10件。兩組刮削器的坯材是石片和長石片。

　　潮間帶采集的11件刮削器多爲横長形，中央横軸具稜脊，工作緣正對石片軸；用石片爲毛坯的刮削器按工作緣的位置和形態分端直刃、端凹刃、端凸刃、端凹缺刃、側直刃和側凹刃六種。表三和表四是兩組刮削器屬性統計和比較。

　　山坡和第二采石場組的11件的刮削器，分爲：

　　* 甲類 ：刃角 21°至28°，長寬指數80.48至82.17；

　　* 乙類 ：刃角 48°至52°，長寬指數142.2至184.78；

　　* 丙類 ：刃角 34°至51°，長寬指數256.83至264。

　　潮間帶組的10件刮削器，分爲：

　　* 甲類 ：刃角 18°，長寬指數28.18；

　　* 乙類 ：刃角 22°至28°（其中一件爲51°，因使用層理面爲刃部)，長寬指數35.77至47.05。

　　根據初步觀察結果，潮間帶組和山坡組石製品可能屬於不同時代的産物。但是，同類技術和形態的石製品在潮間帶和山坡上都有發現，例如楔形器、手斧、刮削器等，是否該等石器有兩個不同組合；或者使用兩種技術？對比該21件刮削器發現，可能存在兩個不同石器組合。雖然在山坡的探方各有不同的地層，但鑒於各層石器的技術定量和定性分析尚未完成，故關於潮間帶和山坡上是否有兩組石器和兩套技術，尚不能定論。（是否有兩套石器組合詳見下文)

　　（5）長石片

　　探方T4的第2層出土一件長石片石核（SC04T4L2·SF10），其上可以觀察到剥離3個長石片遺痕，長分别33mm、38mm、41mm；，其寬度分别是6mm、8mm和9mm。同層也出土一件長石片，長88mm（SC04T4L2·SF3）。生産長石片使用的技術是流行於舊石器晚期的長石片技術。這種技術的出現與更新世晚期最末次冰期有關。學術界目前普遍認爲適應氣候環境是狩獵采集型的經濟生産形態。

　　2 石器發展序列

　　中國東南沿海諸省（包括臺灣)自1969年起至今，已發現25處舊石器遺址（包括黄地峒)，年代從舊石器中期至舊石器時代晚期。各遺址石器可爲三種類型：

　　甲、細小石器：福建漳州蓮花池山和竹林山，以及閩西南和粤東南一帶。

　　乙、礫石石器或石核石器：以礫石或石塊爲主要毛坯，代表性器物爲砍砸器。如臺灣省臺東縣八仙洞、臺灣省屏東縣鵝鑾鼻、臺灣省臺東縣小馬洞、福建三明萬壽岩、福建漳州洋尾山遺址、海南省三亞落筆洞、廣東……等等。

　　丙、石片石器：黄地峒遺址，出土的其石器類型和石器製作技術不同上述兩者，以厚石片或角礫爲素材，寬型石片多於長型石片，以其中石片近端修理成横刃刮削器和楔形器最具特色，乃是中國東南沿海新發現的舊石器晚期新類型和新枝術。

　　舊石器時代石器類型及組合可從其技術水平判斷其年代。G.克拉克（G. Clark 1961)將舊石器分爲五個技術模式。技術模式一是礫石石器，稱爲 “奥杜偉技術”。技術模式二是兩面器，稱爲 “阿舍利技術”。技術模式三是精緻的邊刮削器和尖狀器，表現在有 “莫斯特技術”和 “勒瓦婁窪技術”，屬於舊石器中期技術。技術模式四是 “石葉技術”，有兩面加工的尖狀器與其共生有的端刃刮削器、雕刻器和石錐。技術模式五是 “細石器技術”。林聖龍利用G.克拉剋的五個技術類模式分析中國舊石器時代的石器，他認爲中國舊石器時代石器技術以模式一爲主流；從舊石器時代早期一直延續至晚期。中國舊石器時代晚期才出現技術模式四和五，即石葉和細石器技術（林聖龍 1996〔19〕)。黄地峒的手斧、手鎬、刮削器、尖狀器、雕刻器和楔形器，究竟該批石製品屬於克拉克五種技術中的哪一種技術模式？尚需深入研究。

　　在調查和發掘黄地峒遺址時，考古學家注意到另一種情况，即離黄地峒遺址以南一公里榕樹澳的小溪出海口，有大量適合製作石器的礫石，但黄地峒遺址中並没有使用那些海邊的礫石的迹象。

　　通常認爲，嶺南和東南亞舊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石器工業的變化，與更新世晚期末次冰期和全新世早、中期暖期的變化有密切關係。有學者利用越南北部從距今3.3萬年至7,000年的三個文化： “山葦文化” 、 “和平文化”和 “北山文化”作爲嶺南在該時期石器發展序列的標尺。

　　在距今3.3萬年至7,000年，嶺南石器發展分爲三階段：第一階段處在更新世晚期，代表石器有礫石石器、第二階段已進入全新世，礫石石器和少量磨刃石器共存、第三階段是磨制石錛、石斧與陶器共存（焦天龍 1994〔20〕)。其實在第一階段嶺南是有石片石器存在的，例如廣西柳州白蓮洞和鯉魚咀遺址下層均有燧石質石片石器，而且數量不少，白蓮洞西7層燧石質石片石器占石器數量71%。該遺址燧石質石片石器有刮削器、尖狀器，除使用錘擊法加工外，還使用壓削法加工。因此，不應把石片石器排除在外。

　　廣西柳州白蓮洞遺址的早、中晚三期的石器組合反映這大變化。白蓮洞早期距今2.6~2.8萬年，石片石器是以燧石爲原料；以錘擊法打片，第二步加工細緻。石器以刮削器爲主（60%)、砍砸器其次（26.7%)、尖狀器爲第三位（13.3%)；有精緻的小型尖狀器。中期距今1.8萬年，以礫石爲毛坯的砍砸器增加（45.5%)、刮削器退居第二位（36.4%)、尖狀器爲第三位（9.1%)，小型尖狀器加工精緻，其中有兩側對稱類似鏃的尖狀器。晚期（東6層)距今1.4~1.0萬年，以礫石爲毛坯的砍砸器再度增加（66.7%)、刮削器再退居第二位（15.4%)、尖狀器爲第三位（5.1%)。晚期地層中（東3、4兩層)屬於新石器時代，發現通體磨光石錛。

　　由此可見，嶺南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的石器工業發展序列爲： “礫石石器工業→石片石器工業→礫石石器工業”。（王幼平 2006〔21〕〔22〕〔23〕)　根據白蓮洞遺址和鯉魚咀遺址的發現，石片石器工業在嶺南的出現大約以三萬年爲界綫。這種變化與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氣候變化有直接關係。氣候暖和，雨林分佈地區更爲廣泛；以適應雨林的大量砍砸器出現；反之則出現相應的草原；石片石器的刮削器和尖狀器因而出現。

　　據有關研究，東南亞大陸和島嶼，從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中期的石器文化的變化序列是： “石核石器工業（巴芝丹文化Pacitanian距今約5~4萬年)→石片石器工業（距今約3.7萬年，泰國龍格蘭（Lang Rongrien)遺址)→礫石石器工業（山葦文化Sonvian、和平文化，距今1.3至3.0萬年)→細石葉工業（陶連文化Toalian 距今7,000年)” （彼德·伍活 2003〔24〕)。越南考古研究發現，爲適應更新世晚期氣侯變暖，海水上昇，繼越南北部Nguom遺址小型石片石器（刮削器和尖狀器，距今2.3萬~3萬年)之後，出現了以礫石石器爲主的山葦文化及和平文化。菲律賓的巴拉灣島的塔邦（Tabon)洞穴遺址發現的石片石器的年代距今2.2萬年。印度尼西亞的蘇拉威的良布榮（Leang Burung)岩蔭出土石片石器，年代距今3.1萬年。東帝汶島的Uai Bobo 的第2點出土石片石器年代距今1.4萬年~9,000年。婆羅乃的Niah洞穴出土石片石器（伴出數量極少的石核和礫石)年代距今4.4萬年（Moore and Brumm 2006〔25〕)。

　　泰國南部甲米府朗龍格蘭（Long Rongrien) 岩厦的發掘顯示：太約在更新世晚期出現單面打制的小型石片石器，在全新世早期却出現單面和雙面打制的大形石核和石片石器。該遺址發掘者認這種石器類型的變化，是古人類爲適應氣候變化，將石器從小型石片石器改大型的礫石石器。泰國賽玉（Sai Yok) 岩厦遺址三個文化層的石器變化：自下而上順次爲，單面打擊砍砸器、和平文化砍砸器、短斧和石葉，以及磨制石器 （王幼平 1996〔26〕、彼德、伍活 2003〔27〕、Anderson, D.D. 1987〔28〕、Ha Van Tan,1997〔29〕、Fox 1970〔30〕、Van Heekeren and Knuth 1967〔31〕) 。 

　　黄地峒石器以石片石器爲主，雖存在長石片（石葉)石核和長石片，但並没有真正的礫石石器。黄地峒的刮削器占49.12%、尖狀器占6.14%，從組合來説，應屬於嶺南石片石器工業階段，距今約1.8萬年以前。但須要注意東南亞和平文化的礫石石器有蘇門答納石器（Sumatralith)和短斧。黄地峒的楔形器以角礫和岩塊爲毛坯；在形態和加工技術與和平文化短斧有某些類似。就此而言，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黄地峒的楔形器可能是和平文化短斧的祖型，二是因爲和平文化在嶺南和東南亞大陸的年代爲全新世早期，這間接説明黄地峒石器中有可能存在兩個時期、兩種不同石器工業和兩種石器組合。假如黄地峒石器有兩時期的石器組合，則可解釋爲何2005年光釋光測年數據出現不連續現象（即缺環)，除因地層被侵蝕而出現地層缺失外，黄地峒石器年代跨度由3.5萬年至1萬年，故黄地峒石器亦有極少量長石片；據此，在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黄地峒石器組合應與嶺南和東南亞大陸的石器組合變化序列是一致的。

　　香港沙下遺址在黄地峒以南五公里的河谷，離海岸近30多米。近年沙下遺址發現距今4,000多年裁培種炭化稻米（吕烈丹2007〔32〕)，但未伴出以長石片爲毛坯的刮削器。香港和深圳距今6,000年前至7,000年前新石器時代遺址均未出土與黄地峒遺址同類或相似的石器，也説明黄地峒石製品年代至少應距今7,000年以上。

　　香港南丫島深灣遺址（該遺址年代上限不超過7,000年)出土一件以石英石核爲毛坯的雕刻器，有預制臺面，背面有多向式二次加工的修疤。研究者認爲該雕刻器意義在説明中國南方打制石器加工技術並不原始（鄭德坤、鄧聰 1988〔33〕)。

　　黄地峒遺址出土有零臺面的石片石器。零臺面石片的出現和使用“鋭稜砸擊技術”有關。根據測年資料，以零臺面石片爲主要特徵的技術，在貴州的年代爲距今5.7萬年至1萬年（李炎賢 1993〔34〕〔35〕)，而福建三明靈峰洞和帆石這種技術出現時間距今180Ka以前，説明我國華南地區鋭稜砸擊法的應用由來己久（李建軍等 2001〔36〕、福建省文化局等 2006〔37〕)。貴州和福建的發現可作黄地峒同類技術年代的參考。

　　在舊石器時代衆多遺址中，采用鋭稜砸擊技術並不多見。鋭稜砸擊技術是用石錘扁鋭的邊緣砸擊略扁的礫石或角礫的特殊打片技術，使用復向或反向加工技術與鋭稜砸擊法有密切關係。黄地峒遺址的凝灰岩石材是沿水平層理面裂開的，形狀多扁平，其稜緣爲使用鋭稜砸擊提供物質條件。

　　鋭稜砸擊法和向背面加工出現在貴州省普定縣白岩脚洞遺址中，鋭稜砸擊法幾乎是最重要的一種技術。該遺址年代距今1.4萬年至1.2萬年前，打制石器雖以錘擊法打片爲主，但鋭稜砸擊法替代其他佔據了最重要的地位，正因如此，出現大量以零臺面石片的毛坯，幾乎40%的刮削器均使用反向加工（n=400)。

　　在距今1.4萬年至8,800年左右，貴州省興義市的猫猫洞和普定縣穿洞遺址的石器中，反向加工的和鋭稜砸擊法的石器一直處主導地位。該二遺址更發現大量骨、角器（吕遵諤 2004〔38〕)。猫猫洞刮削器占出土石器總量70%，多數是以石片爲毛坯，多以錘擊法向背面打片修理，只有少數向破裂面和腹面加工。修疤多爲淺平型。猫猫洞的尖狀器占石器總量20%，亦有用石片爲素材，多數也是向背面打片修理，並用指墊法修理刃緣，修理疤呈層迭狀。

　　貴州省舊石器晚期石器可分三個類型：猫猫洞類型、草海類型和馬鞍山類型。猫猫洞類型的鋭稜砸擊石片占66%。這些石片大多數向破裂面加工；貴州省水城縣硝灰洞遺址也出土鋭稜砸擊石片，但使用復向加工，與猫猫洞遺的鋭稜砸擊石片加工方向不同（張森水1988〔39〕)。雖然同是鋭稜砸擊石片，但早晚期的打片方向存在差异。前者年代距今5.7萬年；後者距今1.4萬年。黄地峒遺址有些石片是有綫形/零臺面的，爲貴州省同類技術加工石片提供對比條件。 

　　在廣東境内石灰岩洞穴出土的舊石器晚期石器多屬礫石石器。自上世紀80年代起，考古學者曾發現一些技術比較進步的石片石器，甚至還有“細小石器”。廣東省英德縣沙口的北江河流階地發現過三件石片石器，均屬刮削器，其刃緣加工精細，其中一件有鋸齒狀刃緣。廣東省揭陽縣於田鎮和新亨鎮發現的兩件手斧，其中一件具有歐洲阿舍利工業的特徵。廣東省南澳島象山、豐順縣湯屋山、廣州番禺區飄峰山和香港南丫島北角咀都發現有燧石質的石片石器，與福建漳州文化的同類石器相似，均屬 “細小石器”（邱立誠 2006)。該發現説明廣東舊石器時代晚期除礫石石器工業之外，同時存在石片石器工業。（詳細可見第四章）。

　　由此可見，廣東在更新世晚期，除存在礫石石器技術傳統外，更有石片石器工業和零臺面技術。黄地峒石器屬於石片石器工業，所以這個發現屬於正常。上述的主要涉及到廣東周邊地區，屬於石片石器工業遺址的情况，但已清晰地發現黄地峒石器總體屬性與我國南方舊石器晚期的礫石石器工業不同。黄地峒石器屬於石片石器工業，雖然在加工技術的某些方面和礫石石器有一定關係，但仍有别於舊石器時代晚期嶺南地區礫石石器工業，是一全新的文化類型，此乃黄地峒遺址重要之所在。

　　

　　注釋：

　　〔1〕吕紅亮：2006，《香港新石器時代打制石器研究：技術類型與生態適應》，香港，衛奕遜基金會。（未刊）

　　〔2〕吕紅亮：2007，〈香港新石器時代斧錛生産系統的重建：以西貢沙下遺址爲例〉，《華夏考古》，2007（4）。

　　〔3〕邱立誠：2006，〈對廣東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探討〉，《舊石器時代論集：紀念水洞溝遺址發現八十週年》，北京，文物出版社。

　　〔4〕謝光茂：1991，〈百色手斧研究〉，《紀念黄岩洞遺址發現三十週年論文集》，封開博物館等編，廣東旅遊出版社。

　　〔5〕Pawlik,Alfred F.2003“Arubian,Acheulean or Acheulean-like?Early Paleolithic in Central Luzon,Philippines”(in press).

　　〔6〕McCarthy,F.D.1976,Australian Aboriginal Stone Implements,Sydney,The Australian Museum Trust.

　　〔7〕同〔1〕

　　〔8〕林聖龍：1994，〈東亞和東南亞舊石器初期重型工具的類型學-評Movius的分類體系〉，《人類學報》，1994年，13期。

　　〔9〕賈蘭波、陳淳：1998，《中國猿人》，〈遠古人類的世界〉，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0〕同〔2〕

　　〔11〕謝飛：2006，〈中國舊石器時代晚期錛狀器之研究〉，《泥河灣》，北京，文物出版社。

　　〔12〕黄慰文：2004，〈盤縣大洞遺址〉，《中國考古學研究的世紀回顧：舊石器時代考古卷》，北京，科學出版社。

　　〔13〕高星：2000，《周口店第15地點剥片技術研究》，《人類學報》，2000年，19期。

　　〔14〕彼德、伍活：2003，〈史前東南亞〉，《劍橋東南亞》，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15〕同〔3〕

　　〔16〕Coles,J.M and E.S. Higgs 1969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an, London,Penguim Books.

　　〔17〕Wymer,J. 1982 The Paleolithic Age,Sydney,Croom Heln Ltd.

　　〔18〕Glover,Ian 1986 Archaeology in Eastern Timor,1966-67,Canberra,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林聖龍：1996，〈中西方舊石器文化的技術模式的比較〉，《人類學報》1996（15）。

　　〔20〕焦天龍：1994，〈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嶺南地區的史前文化〉，《考古學報》，1994（1）

　　〔21〕王幼平：1996，《更新世環境與中國南舊石器文化發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2〕王幼平：2006，《石器研究：舊石器時代考古方法初探》，北京大學出版社。

　　〔23〕王幼平：2004，〈西南若干舊石器時代考古發配與問題〉，《中國考古學研究的世紀回顧：舊石器時代考古卷》，北京，科學出版社。

　　〔24〕同〔14〕

　　〔25〕More,M.W. and A dam Brumm 2006 “Stone Artifacts and Hominins in Island Southeast Asia: New Lights From Flores,Eastern Indonesia”,Journal of Human Evoluation 52(2007).

　　〔26〕同〔1〕

　　〔27〕同〔14〕

　　〔28〕Anderson,D.D.1987“A Pleistocene-Early Holocence Rockshelter in Peninsular Thailand”,National Geographic Research,3.

　　〔29〕Ha Van Tan,1997,“The Hoabinhian and Before”,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Bulletin 1997, Chiang Mai Paper, Vo1.3,Canberra,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30〕Fox,Robert 1970 The Tabon Cave,Monograph of the National Museum No.1.

　　〔31〕Van Heekeren and Count G.Knuth 1967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ailand,vol.1 Sai-Yok,Copenhagen,Munksgaard.

　　〔32〕吕烈丹：2007，〈香港史前的自然資源和經濟形態〉，《考古》，2007（6）。

　　〔33〕鄭德坤、鄧聰：1988，〈香港新發現的史前打制石器〉，《紀念馬壩人化石發現三十週年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34〕李炎賢：1993，〈中國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劃分〉，《人類學報》，1993年，12期。

　　〔35〕李炎賢：2004，〈觀音洞文化雜談〉，《中國考古學研究的世紀回顧：舊石器時代考古卷》，北京，科學出版社。

　　〔36〕李建軍、陳子文、餘生富：2001，〈靈峰洞——福建省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人類學報》，20（4）。

　　〔37〕福建省文物局、福建博物館、三明市文物管理委員會：2006，《福建三明萬壽岩舊石器時代遺址　1999-2000、2004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38〕吕遵諤：2004，〈西南若干舊石器時代考古發現與問題〉，《中國考古學研究的世紀回顧：舊石器時代考古卷》，北京，科學出版社。

　　〔39〕張森水：1988，〈貴州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若干問題〉，《紀念馬壩人化石發現三十週年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