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章我們想着重談談與我國南方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礫石石器工業對比研究。衆所周知，黄地峒遺址屬於石器加工場遺址是毫無疑義的，争議是其年代問題。黄地峒遺址的石器主體成分是打制的石片石器，其中有一些較爲規整的“楔形器”，有人疑其爲磨制石器的“坯件”，但在遺址地層及其範圍内不見這類“楔形器”加工爲磨制石器的現象，只是在遺址外圍采集到2件形制大不相同的磨刃石器。因此，目前還不宜把這處遺址的石製品一概視爲製作磨制石器的石料、“胚件”和廢棄品。而從遺址地層的測年數據看，最早的年代達三、四萬年，最晚的年代則爲六、七千年，反映遺址的年代可能有多個時期或階段。在前面章節裏，雖然多少提及與同一年代的一些遺址作比較，尤其是與石片石器工業做比較，而這裏將黄地峒遺址的打制石器與嶺南其他地點的舊石器文化作一較爲系統的比較研究，也包括礫石石器工業。並就相關的問題進行探討，這是很有必要的，我們可以從中對黄地峒遺址石器的性質和意義有更多的認識。

　　一、與港澳地區打制石器的比較

　　（1）香港地區的打制石器，以往鮮有報導，值得一提的是大嶼山東灣遺址發現的打制石器。1987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鄧聰教授對香港大嶼山東灣遺址進行發掘，遺址的堆積有五個文化層，第一文化層爲漢唐時期，第二文化層爲周時期，第三文化層爲商時期，第四文化層爲新石器時代晚期，第五文化層不見陶器，出土50多件以打制石器爲主要特色的石器群〔1〕。

　　這批打制石器的器類有單邊砍砸器、雙邊砍砸器、刮削器、石錘、礪石和石片，材料均爲礫石。從石器群的特徵觀察，它們仍屬於中國南方地區所常見的礫石石器傳統。不過，佔有較多數量的石片以及以石片加工的刮削器，説明與以砍砸器爲主導的距今一萬年前後的廣東地區的洞穴遺存有很大的差别。推測它們之間很可能有承傳與發展關係。

　　就遺址地層的叠壓關係而言，這批打制石器的年代早於第四文化層所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鑒於含打制石器的第五文化層不見陶器，而珠江三角洲地區（包括香港）含彩陶器的遺存，其最早年代目前推定在距今7000年（深圳咸頭嶺遺址〔2〕），因此，有理由相信東灣遺址的含打制石器，年代至少在距今7000年以前。他們可能是從粤西或粤北地區的山洞走向山崗、走向海濱而到達香港地區的早期居民。

　　從打制石器的形態上看，這批打制石器與黄地峒遺址雖然石料不同，但在製作技術上仍有一些共同之處，如東灣遺址已含有較多數量的石片以及以石片加工的刮削器，這種情况也見於黄地峒遺址。因此，兩者之間是否有傳承關係，值得注意。

　　（2）澳門地區面積不大，以往所做的考古工作不多，所獲材料也很少，尤其是石器時代的早期遺存。目前僅在大三巴發現2件用燧石打制的礫石石器，是在1995年對聖保禄神學院遺址進行考古發掘時發現的〔3〕。石器的形體不大，可以説是小石器。標本ＭＭ2974，是采用一件圓球形河礫石爲素材，打擊後用破裂的一邊（不到一半）進行製作。平面近圓形。破裂面屬陰面，有較清楚的横向波紋，而背面則是較光滑的河礫自然面。器體一端略呈鈍尖狀；另一端則作圓弧狀，邊沿作略鈍的刃口，有清楚的打擊點和細微的連續性剥離疤痕。這種疤痕因較集中於器體的一端刃部，似應是人類使用所致之痕迹。又因器體小於整體的一半，稱爲石片石器當更爲合適。從刃口情况看，應屬刮削器類。器高2.9厘米，寬2.9厘米，厚1.3厘米。標本ＭＭ2975，這是一件更爲標準的石片石器，
屬角礫石。平面略近長方形。背面的大部及略厚的一側保留自然礫面；背面的上部爲打擊後的陰面，有微凹的石片疤；背面較薄的一側有一個打擊石片疤。上端爲打擊臺面，呈三角形，近破裂面的邊沿有清楚的打擊點；破裂面爲陽面，有横向的波紋；較薄的一側略呈弧形並形成刃口，邊沿有一些細微的剥離疤痕，並在下側有凹口形狀。可以認爲，這是一件典型的刮削工具或切割用器，其凹口處應是使用時造成的缺損。器高3厘米，寬2.8厘米，厚0.7厘米。

　　就打制的方法而言，這2件石器均屬簡單的單面打擊。標本MM2974的背面（原礫面）完全没有經過加工，腹面爲打擊破裂面，不見第二步加工，這種製作方法與嶺南地區距今1萬年前後的洞穴遺址所常見的礫石石器是一脈相承的。標本ＭＭ2975打擊成石片後再從背面打擊加工，是爲了使器身更薄一些，對刃部並没有進行第二步加工。嚴格地説，它們都没有作第二步的加工和修理。因此，從打制技術層面來分析，製作技術是簡單的，粗糙的，器形也是不規整的。雖然器物的形體較小，但只能認爲是常見的礫石石器予以細化、小型化而已。與大三巴打制石器相類的燧石石器在周鄰地區不曾發現。較爲接近的一件燧石石器是在路環島的路環村附近發現，器體平面作長方體，周邊經第二次加工，有許多細密的加工石片疤痕，但刃口均成鈍角，這是一件較成形的刮削器〔4〕。

　　從澳門這幾件石器的製作形態分析，與黄地峒遺址的同類石器也有相近之處，即同屬於石片加工的刮削器。在路環島黑沙遺址中，也出土了一些人工打制石片，但它們是屬於加工石環塊過程中的中間産物，與大三巴遺址出土的三件石器不屬同一類。

　　嶺南地區距今1萬年以來的考古資料顯示出古人類離開山洞走向山崗、臺地，進而走向海濱、海洋島嶼，大三巴這2件石器似乎正是這一歷程的産物。大約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時候，西樵山細石器與雙肩石器的出現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居民在製作石器工具方面已掌握了新的技術，打擊石片和兩面打制、加工的技術上有長足的進步，這與單面打制的礫石石器有巨大的差别〔5〕。或許可以認爲，澳門這幾件打制石器的製作時間應是該地區居民繼承和保留穴居人類的石器製作傳統，并且尚未懂得新的石器製作技術之時，其年代應在距今7000年以前。

　　二、與嶺南階地礫石石器的比較

　　嶺南階地上的打制礫石石器主要見於珠江流域的河流兩岸，如廣西百色的礫石石器遺存、南寧、梧州的礫石石器遺存及廣東英德小狗山等地的礫石石器遺存。

　　（1）百色的舊石器分佈在西江流域上游地區的右江河谷地四級階地之中，據統計，至2000年止已發現的地點有70處，時至今日，實際地點應有80多處。百色舊石器屬於礫石石器工業，主要器類有手鎬、手斧、薄刃斧、砍砸器、刮削器以及石片、石核、石錘。最大的特徵是器體碩大，多爲重型工具，長度多數在10厘米以上，20厘米者也爲數不少。總體上以礫石直接打制加工而成，石片石器少，顯現出簡單、粗獷的風格。但手斧石器所具有的阿舍利文化因素多少反映了與西方舊石器文化的交流及其影響。百色舊石器的地點屬於兩廣地區河流階地中發現舊石器的最高一級階地，它所處的年代也是迄今爲止所見最早的，是探尋嶺南舊石器發展源頭至關重要的一環〔6〕。

　　（2）在廣西南寧盆地的右江兩岸二級階地也發現了礫石打制石器，包括有岜貢山、小崩山、虎頭嶺、上林村和新閘村五個地點〔7〕。這批石製品共94件，器類有砍砸器、敲砸器、刮削器、穿孔器和石片、石核等，其中石片數量30％强。石器體形均較小，長度多在10厘米以内，與百色舊石器雖同爲礫石石器，但相互之間的差异判然有别。而從製作的技術特點分析，多爲單面單向打擊，以端刃爲主體，我們認爲兩者是有發展與傳承的關係。南寧盆地的二級階地大體形成於距今23460～14000前，不會越過4萬年，故這五個地點打制石器的年代也應在此範圍。

　　（3）在梧州的潯江北岸二級階地木鐸冲山也有一處舊石器地點〔8〕，出土的打制石器均爲礫石石器。初步觀察，石器類型與南寧幾個地點大同小异，石器的體形長度也多在10厘米以内。因資料尚未報導，詳細情况還有待研究，其年代估計當屬舊石器時代晚期。

　　（4）迄今廣東在階地上發現的舊石器並不多，只有幾個采集點，小狗山是其中的一處。該地點位於廣東北部的英德市北江東岸二級階地，采集到7件打制石器均爲礫石石器，器類簡單，形態粗糙，只有砍砸器和刮削器，單面打擊，片疤多大而淺，少見修理面。以所在的二級階地判斷，其年代約在2～5萬年之間〔9〕。

　　（5）其它地點有粤東中部河源市東江支流燈塔河岸的第三級階地采集一批礫石石器，共53件。發現者認爲有砍砸器、尖狀器和刮削器，埋藏石製品的磚紅壤土層經熱釋光測定爲距今180，995年〔10〕。從化市流溪河流域的太平鎮水南村、森林公園水庫區以及北江下游的三水市河口鎮左田村的階地上，共采集到10多件礫石石器，發現者認爲有砍砸器、尖狀器、刮削器〔11〕。此外，在番禺區蓮花山的二級階地采集到37件礫石石器，發現者認爲有刮削器與石核、石片；在廣州黄埔區、增城市新塘和深圳龍崗區也發現一些礫石石製品，據熱釋光測定埋藏石製品的二級階地土壤年代爲距今22萬年～9萬年〔12〕。由於還缺乏深入的研究，這些地點所采集的標本，其性質與年代都有待確認。

　　總體上看，兩廣階地上發現的打制石器表現出既有共同點，也有差异點。從廣西百色舊石器到南寧、梧州的舊石器，大體顯示出演變和發展的脈絡。廣東階地上的礫石石器與廣西的礫石石器，無論是形態上或是打制技術上都是一脈相承的，單面單向打擊是最基本的特點。最大的差异點是百色的手斧石器在其它地點都不見。此外，雖然同是礫石石器，但出土於高階地（T4）和二級階地出土的礫石石器其加工技術是不同的。高階地上出土的礫石石器其刃部不是陡刃的，石片疤不呈覆瓦或魚鱗狀排列，而二級階地出土的礫石石器其刃部是經多次打擊後形成陡刃狀，它的石片疤是呈覆瓦狀或魚鱗狀排列的，這是技術進步的表現。二級階地上出土的礫石石器常見有分邊和折斷後再行加工成推刮器和短斧形的刮削器，後者在舊石器晚期後一階段的洞穴遺址中經常出現，甚至在中石器時代的遺址中也很常見，但個體已細化，變成中、小型器物。這是它們之間的差别。但嶺南地區這些階地上發現的打制礫石石器不管早晚，其形態特徵與黄地峒遺址的石製品仍有較大的差异，屬於不同類型的石器工業。

　　三、與廣東洞穴遺存石器文化的比較

　　廣東的洞穴遺存，主要見於英德、封開、羅定、陽春等地。

　　（1）英德寶晶宫發現16件打制石器均爲礫石石器，器類簡單，只有砍砸器、敲砸器和刮削器，其中砍砸器有端刃、雙刃和邊刃幾種。砍砸器和敲砸器的尺寸多在10～20厘米之間，而刮削器的尺寸都在10厘米以内。總體上看，打制技術以單面單向加工爲主，只有個别對刃部進行兩面打擊加工，但均不見有第二步加工修理，顯示出較爲原始的形態特徵，與馬壩人化石地點發現的兩件打制石器有較多的相似。基於寶晶宫洞穴的高程和石器的形態，發現者將這批石器的年代暫定在距今10萬年以前〔13〕。

　　（2）封開羅沙岩洞遺址的石製品出自兩個文化層〔14〕。第三層有7件，爲石英砂岩礫石石器，用錘擊法單面打制，均可歸入砍砸器一類，刃面較陡，接近70°，以在礫石的長邊打擊一個弧形的凸刃最具特徵，這與較晚的黄岩洞遺址的典型石器如出一轍。以動物化石測定年代爲距今4.8萬年。第二層有24 件，用安山岩打制，器類有刮削器和石片，有的標本可見用錘擊法雙面加工而成，這批標本其中部分還可見有嚙齒類動物啃咬的疤痕。以動物化石測定年代爲距今2.24萬年。從技術上看，第二層的石器較之第三層的石器要進步，兩者間也未能找到演變發展的關係。因此，用安山岩製作的這批標本還存有較大的疑義和研究空間。就遺址的時代而言，羅沙岩動物群中含有劍齒象、納瑪象、最後斑鬣狗和巨貘、中國犀等絶滅種，這與廣西寶積岩、定模洞〔15〕的情况是大致相同的。

　　（3）英德牛欄洞遺址出土石製品1004件，經分類統計的有275件，其中266件爲打制石器，9件爲磨制石器，均屬礫石製品〔16〕。打制石器的類型較爲豐富多樣，包括有兩端刃器、陡刃器、砍砸器、刮削器、鏟形器、鑿形器、斧形器、矛形器、鑽、錘、敲砸器、砧等。這些打制石器，多數仍爲單面打制和加工，製作仍嫌粗糙，没有較好的修理面。只有個别刃面略經修理，石片疤較爲規整。其中陡刃器和器身大體呈三角形的砍砸器是嶺南地區打制石器中最具典型性的石器。此外，形態較爲規整的鏟形器、鑿形器、斧形器、矛形器，似乎暗示打制石器開始向分類規範化的方向發展，這正是石器工業進步的反映。

　　以石器的組合情况，可以將牛欄洞遺址分爲三期：

　　第一期，只見打制石器，不見加磨石器，年代在距今1.1萬～1.2萬年；

　　第二期，打制石器占絶大多數，石器器形較前規整，器類和器種增加，出現使用鑽磨技術的穿孔石器，年代爲距今1萬～1.1萬年；

　　第三期，打制石器仍占多數，出現局部磨制石器，開始使用陶器，年代爲距今8千～1萬年。

　　（4）英德青塘洞穴遺存包含了朱屋岩、仙佛岩、吊珠岩和獅頭岩黄門洞四個地點〔17〕。較典型的石器中有打制石器36件，磨制石器5件。打制石器有陡刃器、砍砸器、刮削器和鑿形器，其中以陡刃器和三角形砍砸器爲特色；磨制石器有切割器、穿孔器和礪石。這些地點中，朱屋岩、吊珠岩和獅頭岩黄門4號洞不見磨制石器和陶片，其年代當在距今1萬年以前；而其它出磨制石器和陶片的地點，年代在1萬年以内。

　　（5）陽春獨石仔遺址出土打制石器227件，磨制石器16件〔18〕。打制石器多不規整，以單面單向打擊爲多，多無第二步加工，但有少量刃部有較好的修理面。其器類以陡刃器、砍砸器、刮削器爲主，其它還有砧、石片等。器身爲三角形的陡刃器或砍砸器最爲規整，也是其特色。磨制石器有穿孔石器和刃部加磨的切割器兩種。陽春獨石仔遺址不見陶器，按地層關係和石器形態可分兩期：第一期以打制石器和打鑿穿孔石器爲組合，年代在距今1.5萬～2萬年之間；第二期以打制石器和加磨穿孔石器、磨刃石器爲組合，年代在距今1萬～1.5 萬年之間。測年數據也有同樣的顯示。

　　（6）封開黄岩洞遺址出土的589件石製品中，有穿孔3件、磨刃石器4件、礪石3件，其餘均爲打擊石製品〔19〕，包括有陡刃器、砍砸器、刮削器、石錘、石鑽等。打擊石器中多爲單面打擊，少數爲雙面打擊，個别已使用交互打擊法。值得注意的是沿周邊加工而成的盤狀器，一面保留有礫面，另一面均經打擊，這種“蘇門答臘式”石器在獨石仔遺址也有發現〔20〕 。黄岩洞遺址的年代在距今1萬年以前，測年數據也支持這種分析。

　　以目前所見，這些洞穴遺址的最早年代大致在距今10萬年以前，其後有了很大的發展。以洞穴遺址出土的打制石器形態分析，它們與年代更早的階地上發現的打制石器有密切的關係，可以肯定，後者是從前者發展而來。這些以單面單向打擊成形的礫石石器，與階地所出的同類器並無二致，主要器類如砍砸器、刮削器，其型式基本相同。廣西百色地區所見的礫石石器，其簡單、粗獷的風格在洞穴遺址中顯而易見，石片石器少的現象也是普遍存在，可見兩者之間有着很深的淵源關係，亦即一脈相承的關係，這也是區域性文化的特點。可以認爲，嶺南地區從百色舊石器到全新世早期的洞穴遺存，打制石器的發展、演變具有連續性，技術上没有發生大的飛躍和中斷，西方的阿舍利技術對東亞地區的影響並没有普遍性，而是短暫的、局部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百色舊石器中的手斧、手鎬、薄刃斧，在其後兩廣地區階地、洞穴遺存中並没有得到更多的發展，我們不排除百色手斧曾受到阿舍利手斧文化的影響，但在晚期遺存中這類石器的弱化，恰恰證明東亞地區與歐非地區在舊石器文化發展延續方面的分歧，即兩廣地區（甚至於廣泛的華南地區）更多的承繼了礫石砍砸器的傳統。

　　我們還注意到，自寶積岩遺址起，到白蓮洞、牛欄洞、獨石仔、黄岩洞等遺址，都發現少量“蘇門答臘式”石器，盤狀器也是如此。這種現象説明兩廣地區這時期的居民與東南亞地區（如越南、泰國、印度尼西亞等）的同期居民有一定程度的接觸，故而在文化上也有所反映。

　　再者，我們還應看到，上述的礫石打制石器並不僅僅是對早期礫石打制石器的簡單繼承，它們也有發展的一面。如三角形的邊刃砍砸器或刮削器，在獨石仔遺址可以見到有較好的修理刃面，鱗櫛狀排列的石片疤顯示出修理技術有了長足的進步。陡刃器的出現，應是經濟生活有所改變而産生的新的器種。多種新的器類的出現（如鑿形器、鏟形器、楔形器等），既是打制石器發展的反映，也是社會經濟生産、生活進步的反映。此外，洞穴裏全新世地層中新出現的穿孔石器、磨刃石器，更是新時期到來的標誌。而這類石器，與黄地峒遺址的石製品組合有很大的區别。黄地峒遺址的錛形器，則是洞穴遺存中不曾見到的。總的文化面貌表明，黄地峒遺址的石器工業傳統不是源於嶺南地區的洞穴遺存，它們之間只是在個别石器標本的刃部修理技術上有一些共同點。

　　四、與“漳州文化”的比較

　　“漳州文化”是以在福建漳州地區發現的100多個打制石器地點而命名〔21〕，其後在廣東的南澳島象山、金山和深澳吴平寨、東坑仔等多個地點也發現數量頗多的同類石器〔22〕，在豐順縣湯屋山階地又發現了4件〔23〕。這些地點都應屬漳州文化圈的範圍内。石器的石料以燧石占絶大多數，少量爲石英砂岩、脈石英和水晶。總體觀察，石器形體小，長、寬多數不超過3厘米。部分呈長條形、三角形。製作工藝以單向打擊爲主，少數采用交互打擊法或錯向加工，而且多見第二步加工。器型多爲刮削器類，其中以人字形的凹刮器最具特色；其它有尖狀器、雕刻器及石鑽；石片經打擊後未見進一步加工，形不規則，破裂面的邊緣鋒利，可直接用作刀類或刮削器；石核有三角形或漏鬥狀，器身滿布剥片後的石片疤。因石器類型、形態和加工方法與傳統的細石器風格迥然不同，故而稱其爲細小石器。廣州市區南面的番禺飄峰山，也發現2件燧石打制的刮削器，其中一件亦作“人”字形〔24〕。可以認爲，這是漳州文化西進的結果。

　　將漳州文化與黄地峒遺址的石器相比較，前者的形體小得多，兩者的材料不同，典型器物也大相逕庭。在製作工藝上，前者雖然也以單向打擊爲主，但多見第二步加工，這多少與後者有所相近。此外，黄地峒遺址也有寬度爲3厘米的凹刮器和長度約爲7厘米、兩側進行加工的尖狀器，其形態與製作方法、技術都與漳州文化的石器相類同，兩者之間也許有一定的文化關係。不過，總體觀察，它們屬於不同的石器工業，不同的技術傳統是顯而易見的。漳州文化的估計年代爲距今13000～8000年，可能其間有一段與黄地峒遺址同時存在的時空，兩者之間是否有交流接觸現時還不得而知。但番禺飄峰山的2件刮削器，證明漳州文化曾到達珠江三角洲地區，這是不争的事實。

　　五、與英德青豀石片石器的比較

　　上世紀八十年代文物普查中，在英德青溪的北江二級階地上采集到3件小型石器〔25〕，是用硅質岩石片雙面打擊製作，形體較小，刃緣有較好的修理面，從形態上觀察可歸屬刮削器類。一件刃緣呈半圓形，長7.1厘米；一件刃緣作弧形，刃的一面有細密的石片疤，長7.5厘米；另一件背面爲裂面，兩個長邊加工成薄刃，長7.9厘米。打擊技術進步，加工精細，其風格頗具華北小石器工業傳統。這種打制石器爲廣東地區以往所未見，説明廣東的舊石器也有着多種多樣的類型。以石器形態及采集地點分析，年代應屬舊石器時代晚期。就石器的打制形態、加工技術特點而言，與黄地峒遺址的石製品十分接近，如器身兩面打擊加工、刃部加工精細、個别可見有鋸齒狀小片疤的刮削器，在黄地峒遺址並不鮮見；一些形體略大的石器，器身上可見較多的打擊修理片疤。這都説明兩者之間有許多相同之處，文化關係也最爲密切。這是廣東境内所見的打制石器中與黄地峒遺址的石器最具可比性的資料，可惜數量太少，未能做更多的比較分析。

　　六、與貴州黔西觀音洞遺址的比較

　　南方地區值得比較的遺址還有貴州黔西的觀音洞遺址〔26〕。觀音洞遺址也是一處洞穴遺存，1964年發現，至1973年先後進行了四次發掘。據發表的研究資料，石製品共2323件，多用岩塊或結核制成，少數用礫石制成，岩性以硅質灰岩爲最多，其它有硅質岩、燧石、玉髓、細砂岩、泥岩等。標本的分類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端刮器、尖狀器、凹缺刮器和雕刻器。總體觀察，觀音洞遺址的石器多爲石片製作，主要是單向加工，也相當多的標本是錯向加工，交互加工或對向加工。砍砸器的形態基本上是不規整的，雖然也有使用交互加工或復向加工，形成單邊、雙邊或多邊砍砸器。較好的一件標本是被稱爲半手斧狀的一件砍砸器，呈杏仁狀，在一側和底邊向兩面進行加工，這與黄地峒遺址的手斧明顯有其可比性。觀音洞遺址的凹刃刮削器與黄地峒遺址的同類石器也有一些相似之處，可以認定的是，後者在加工方面更爲精細，器身的打擊和刃緣的加工都顯示出製作上的進步，整體形狀也規整很多。觀音洞遺址的年代被確定爲舊石器時代初期，地質年代爲中更新世中、後期，這與黄地峒遺址的年代相距較遠，它們兩者之間不可能有直接的傳承關係。基於兩者均屬以石片製作成器爲主體的遺存，在一些器物類型上又有一些共同之處，因此，在觀察黄地峒遺址這些石器標本的來龍去脈時，觀音洞遺址的同類石器仍會給予我們很大的啓發。

　　七、與雲南富源大河洞穴遺址的比較

　　南方地區還應提及的一處洞穴遺址是雲南富源的大河洞穴遺址〔27〕。該遺址發現於1998年，自2001年至2006年先後三次進行發掘，其中最後一次發掘獲得石製品1400多件。這些石製品的原料有凝灰岩、玄武岩、硅質灰岩、燧石、石英砂岩、赤鐵礦等。打制技術以錘擊法爲主，偶見鋭稜砸擊法；修理技術有指墊法和壓制法。石器的種類有石核、石片、邊刮器、端刮器、半月形刮削器、鋸齒刃器、尖狀器、凹缺器、砍砸器和雕刻器等。部分標本含有歐洲莫斯特文化特徵，主要表現在修理臺面的預製石核和半月形刮削器。而石器中所具有的勒瓦婁哇技術則表現爲一系列修理臺面的、連續向心剥片的石核、帶Y形脊的石片等。大河洞穴遺址的年代據測定爲3~5萬年，石製品所顯示的東西方文化交流對探討史前東西方人類遷徙、石器製作技術交流和現代人起源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就年代而言，黄地峒遺址的年代最早可以與大河遺址相接，而從石器的形態來看，半月形刮削器也可見於黄地峒遺址；在石器的製作技術方面，黄地峒遺址同樣具有以錘擊法爲主，個别見鋭稜砸擊法的特點；常用兩面加工技術；修理臺面以及使用指墊法進行二次加工；盤狀石核等，顯現出一些莫斯特技術的加工特點。因此，黄地峒遺址的石器文化與大河遺址有一定程度上的接近和相同，兩者也同屬於石片石器工業。但黄地峒遺址的楔形器、鏃形器、長石片及類似蘇門答臘式的石核，則是大河遺址所没有的，這是黄地峒遺址較其進步的一面。

　　八、與北方石器主工業的比較

　　黄地峒遺址的石器類型與北方石器主工業〔28〕雖同屬石片石器爲主體的工業，但也有很大的區别。前者的石製品總性質以大中型爲主，後者以中小型爲主；石核中前者多見單臺面，而後者多見多臺面；石片中前者多數爲寬型石片，長石片少，後者長石片則佔有相當比例；前者雖然也采用兩面加工，但不同於交互打擊，其打制技術與南方地區所見的礫石石器更爲接近。就石器的類型而言，黄地峒遺址以石片石器爲主，這與北方石器主工業比較是最大的共同點。黄地峒遺址的石器類别雖然也是刮削器、砍砸器、尖狀器、手鎬、手斧等，但與北方石器主工業相比，典型器少，規範成形器也少，而最爲規整成形的楔形器却是北方石器主工業所缺乏的；器身一面加工較好的盤狀器也是後者所不見的。這是兩者最大的不同。即便如此，我們仍然相信，黄地峒遺址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北方石器主工業的影響。由於地域的關係，黄地峒遺址更多的接受了南方礫石石器工業的技術因素，故而在打制技術上保留有南方石器工業傳統的痕迹。

　　

　　注釋：

　　〔1〕區家發、鄧聰：《香港大嶼山東灣新石器時代沙丘遺址的發掘》，《紀念馬壩人化石發現30週年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鄧聰、區家發：《略談香港大嶼山東灣遺址早期之打制石器》，《紀念黄地峒遺址發現30週年論文集》，廣東旅遊出版社1991年版。

　　〔2〕深圳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等：《深圳7000年——深圳出土文物圖録》，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邱立誠：《史前時期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彩陶器》，《嶺南考古研究》第5輯，香港考古學會2006年出版。

　　〔3〕Clementino Amaro:《聖保禄神學院和大砲臺：考古挖掘和解讀》，《與歷史同步的博物館——大砲臺》，澳門博物館1998年版。

　　〔4〕鄧聰：《澳門半島出土最古老的文化》，《文物》1999年11期：《澳門歷史的新結構》，《歷史研究》，1999年6期。

　　〔5〕曾騏：《珠江文明的燈塔——南海西樵山古遺址》，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

　　〔6〕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百色舊石器》，文物出版社，2003年。

　　〔7〕南寧市文管會：《廣西南寧市打制石器地點調查與試掘》，《廣西文物》1992年1期。

　　〔8〕該地點2006年由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謝光茂發掘。

　　〔9〕邱立誠等：《廣東英德沙口狗了冲古文化遺存調查與試掘》，《江漢考古》1998年1期。

　　〔10〕曾祥旺：《廣東珠江流域古河流階地發現的舊石器遺存》，《廣東省博物館館集刊（1996）》，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

　　〔11〕同上。

　　〔12〕同上。

　　〔13〕邱立誠等：《廣東英德寶晶宫的舊石器》，《江漢考古》1998年1期。

　　〔14〕張鎮洪等：《廣東封開羅沙岩洞穴遺址第一期發掘簡報》，《人類學報》1994年4期。

　　〔15〕王令紅等：《桂林寶積岩發現的古人類化石和石器》，《人類學報》1982年1期；曾祥旺：《廣西田東定模洞人類化石及其文化遺存》，《考古與文物》1989年4期。

　　〔16〕邱立誠等：《英德雲嶺牛欄洞遺址》，英德市博物館等編：《英德史前考古報告》，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

　　〔17〕蔡奕芝等：《英德青塘洞穴文化遺存的研究》，英德市博物館等編：《英德史前考古報告》，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

　　〔18〕邱立誠等：《廣東陽春獨石仔新石器時代洞穴遺址發掘》，《考古》1982年5期。

　　〔19〕宋方義等：《廣東封開黄岩洞洞穴遺址》，《考古》1983年1期；《廣東封開黄岩洞遺址綜述》，《紀念黄岩洞遺址發現三十週年論文集》，廣東旅遊出版社，1991年。

　　〔20〕參閲邱立誠：《廣東洞穴石器論考察》，《南方文物》1995年3期。

　　〔21〕尤玉柱主編：《漳州史前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22〕曾騏等：《廣東南澳縣象山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與文物》1995年5期；黄迎濤：《黄澳與陸島連橋——試論南澳新石器早期文化系統環境的演變》，《廣東文物》1998年2期。

　　〔23〕邱立誠等：《廣東豐順縣先秦遺存調查》，《考古與文物》1998年3期。

　　〔24〕參見邱立誠：《廣東先秦考古研究的新進展》，《嶺南考古研究》第2輯，嶺南美術出版社，2002年。

　　〔25〕邱立誠等：《廣東英德寶晶宫的舊石器》附録：〈英德采集的石片石器〉，《江漢考古》1998年1期。

　　〔26〕李炎賢、文本亨：《觀音洞——貴州黔西舊石器時代初期文化遺址》，文物出版社，1986年。

　　〔27〕吉學平等：《雲南富源大河出土一批莫斯特文化特徵石製品》，《中國文物報》2006年8月18日。

　　〔28〕張森水：《中國舊石器考古學的新進展》，《嶺南考古研究》第5輯，香港考古學會200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