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感謝廣東省政府參事室黄偉宗、司徒尚記、譚元亨等教授，他們提出“客僑文化”的概念，很有現實意義。據我所知，這是客家研究中，第一次提出“客僑文化”的觀點，這很好，很有針對性，也很有現實意義。

　　也感謝他們以鳳崗鎮爲例，研究客僑文化。我從80年代初就跟深圳文化界有關係，但在此前，我只聽説過深圳有客家龍崗鎮，却從未聽説在隔壁的鳳崗鎮，而且是著名的以客家人聚居爲主的鳳崗鎮。如今，鳳崗鎮首次開客僑文化研討會，將大大提高鳳崗鎮的知名度。

　　其次，感謝鳳崗鎮領道和人民，是他們提供了“客僑文化”的研究樣本，也是在國内外專家首次對“客僑文化”進行樣本研究。

　　我並不是説，在國内外没有進行過“客僑文化”的研究。事實上，許多專家和學者對客家華僑文化進行過研究，也出現不少成果。我是説，這次是對黄教授等人提出特定的“客僑文化”命題後的首次研究。我認爲，“客僑文化”四個字上概括了客家華僑文化的基本特徵。

　　而東莞市鳳崗鎮是在黄教授等人認真調研基礎上提出“客僑文化”命題與課題後，首次承接並對“客僑文化”進行研究。更重要的是，“客僑文化”就是黄教授等人在對鳳崗鎮調研基礎上提出來的，因此，在這裏召開“客僑文化”研討會就有更重要的意義，也是值得感謝東道主的原因。

　　一、“客僑文化”的研究主體是人

　　黄教授等人對“客僑文化”命題的提出，是有科學依據的。

　　“客僑文化”研究的主體是人——大寫的客家人。

　　“客僑文化”，顧名思義，從研究對象可以定位爲：一是，客家人；二是，華僑、華人；三是，本土客家人以及海外客籍華僑、華人創造的“僑”文化現象。

　　衆所周知，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會生産力、一定的社會關係的總和。也就是説，一定的文化是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組合而成的。而這些都是“以人爲本”的，也就是説，是人創造的。黄教授等人的《整合古今資源，開拓“客僑文化”——關於東莞市鳳崗鎮古今文化的調研報告》（下稱“鳳崗鎮報告”）中，提出“客”與“僑”問題，無論是“客”——客家人，還是從鳳崗鎮遷徙到國外的“僑”，都是定位於“人”，然後，是定位於海外華僑、華人以及在國内的歸僑、僑眷和本地居民等所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歸納起來叫做“客僑文化”。

　　研究“客僑文化”，就不可避免地對客家人的源流進行考察。黄教授等人對鳳崗鎮的“客僑文化”調查，有十分明確的研究指向，——就是研究海内外鳳崗鎮及其伸延到海外的客家人，並對其創造的文化現象進行比較研究。

　　研究客家源流，是客家學的重要内容。任何研究都離不開對對象源流的梳理。羅香林的《客家源流考》對客家人南遷及其流變作出詳盡的考據與論述。有人認爲，“客家”一詞，是對當地土著居民言的。其實這是誤解。作爲客家民係，其稱謂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其規定性，是由其區别於其他民係的特徵所决定的，並不是與當地原來居住的土著居民相對而言的稱謂（當然，相對原居民來説，也是客家人爲“客”的原因之一）。

　　和許多研究現象一樣，“鳳崗鎮報告”也從該鎮客家源流問題着手調研，對該鎮客家人來源與流向進行研究。

　　談客家“源流”，應該正“源”探“流”。“借問客從何處來”，是指客人從哪裏來的，而探討客“源”中的“客”，是指客家人的來“源”，也就是鳳崗鎮的“客”源。“鳳崗報告”中簡明扼要研究了該鎮客家人的“源”在何處：

　　1.“鳳崗鎮報告”中，提出了該鎮的客家人是中原南下移民“客家民係的後裔”，定位了“客”字。

　　2.客家人是如何南下的？作者作了調查中肯的分析：最早的少數客家人是從粤北南雄經珠璣巷南遷而來，多數是經江西、福建、經韓江、梅江、東江而來，或者經海岸南遷過來，并且在鳳崗鎮定居的。此後，從唐、宋、元、明、清至民國，都有陸續遷移而來者，來者多達206個姓氏之多。

　　3.而且在時間上，作者也作了調查。該報告指出，“最早遷入雁田村的鄧氏祖先，是唐朝元和元年（806年），從河南南陽遷江西吉水，再經南雄珠璣巷遷入的。”此後，各地客家人陸續從各地南遷至鳳崗鎮定居。

　　這些陸續南來的客家人，在鳳崗鎮定居後，繁衍生息，得以發展。

　　客家人的特性是敢於鬥争，敢於開拓，破釜沉舟、勇往直前。他們往往在定居之後，由於心理因素、性格因素或客觀上其他種種原因，又有一部份人“流”向他鄉。

　　客家人是不安定的特殊民係。國外有的學者稱客家人是東方的吉普賽人。和許多客家人一樣，鳳崗鎮的客家人逐漸不滿現狀，他們“流”向外地，流向海洋，流向异國，立足他鄉，以求生存發展。有的爲生活所逼，有的是想謀求更大的生存發展空間，他們離鄉背井，漂泊他鄉。客家人的“外流”有多方面因素，有的是在家人多田少，難於糊口；或者由於天灾人禍，田園荒蕪；也有由於戰亂，民不聊生；有的是由於帝國主義列强入侵，“賣猪仔”到國外做苦力等等，像歷史上的增城客家人鄭景貴，大埔客家人張弼士、惠州客家人劉壬光、邱秀、葉亞來，梅縣客家人張榕、張耀軒等人，都是由於家徒四壁，兩袖清風，在家難於生存而漂洋過海到南洋的。鳳崗鎮的客家人也有類似的狀况，他們從清朝嘉慶年間開始“流”向國外。他們多是由於生活困難，作爲“契約華工”（“賣猪仔”）漂泊异鄉的。到現在爲止，“流”向海外、港澳地區的鳳崗鎮人有3萬多人，是該鎮常住人口的兩倍。

　　我們常説“人來人往”。客家人的“來”與客家人的“往”，是客家人的行爲指向。而這種行爲指向是研究客家民係的重要出發點。黄教授等人表面上是寫出鳳崗鎮客家人的研究報告，其實在簡約的報告裏隱藏着研究客家人的重要觀察點。他們以鳳崗鎮的客家人爲例，指向研究客家人的“來”“往”是“客僑文化”的要點，是有指標性意義的。

　　二、“客僑文化”重要的是研究其文化特性

　　由於不同民族或不同民係的差异性，不同的民族或不同的民係就會創造出不同的文化。文化是人的特性和行爲方式及其生存狀態的表述，人類的文化有其共性和個性。

　　客家民係是漢民族共同體中的一個特殊的民係，在其自身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除具有漢民族共同的地域、語言、經濟生活、行爲方式和心理素質的共性外，還有着自身的許多個性特徵，例如，語言及其表達方式、生活習性、思考和行爲特點等等，所以，客家民係與漢民族的歷史、文化特徵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共性與個性有機統一。

　　中原漢族是客家人的祖先，客家先民在一千多年的漫長的遷徙過程中，逐漸形成在自己民係的特性和發展自己的特性，或稱客家人的性格。客家先民在跟大自然和各種難於預料的艱難險阻鬥争中，遭遇到種種挑戰，同時，在艱苦的遷徙過程中，常常發生的與客居地土著和其他民族、民係的相互影響、相互融合乃至相互争鬥。客家人因爲是後來者，大多數都居住在山區，生活、生産都异常艱苦，形成他們特别能喫苦耐勞、不怕犧牲、敢於鬥争和勇於開拓的精神，爲了適應新的生活，長期的生活磨礪改變了他們的心理狀態，形成了他們特殊的心理因素。這就形成他們獨特個性。

　　鳳崗鎮就是有着典型的客家人的個性特徵，他們的生存方式和行爲方式也有獨特性。

　　黄教授等人對客家人的個性作了較好的描述：

　　1.對於鳳崗鎮的“客僑文化”獨特性，黄教授等人概括爲“客家第一珠璣巷，嶺南獨此排屋樓”。

　　鳳崗鎮在建築文化上，不僅有别於漢族其他民係，而且就是在客家民係中也有獨特性。在方圓82.5平方公里中，清末民初建有砲樓就達120多座。而且，更爲獨特的是，全村砲樓都跟排屋連在一起，把居住功能與防禦功能聯繫在一起，既不同於福建土樓，又有别於梅州的圍龍屋，創造出獨特的客家建築文化景觀。

　　2.“以文教化”是文化的精髓。在研究客家這支特殊民係中，客家文化是重要的命題。重視教育，以文教化，這不是客家人特有的文化觀念，而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各民族的共性。但對於客家人來説，在這共性中又有特殊的個性。客家人可以賣田地，甚至討飯也要讓子女讀書，崇文重教，是客家人的美好傳統。凡是客家人，他們特别重視教育。從鳳崗鎮的教育來看，他們保持和發揚客家人的重視教育傳統。文廟、書院、文社、書室、學校，比比皆是。

　　3.知恩報恩，感念家鄉，回報家鄉的愛國愛家觀念蔚然成風。客家精神是什麽？許多人都在探討這問題。

　　我認爲，“敢爲天下先”是客家人的最重要的精神，敢於開拓，敢於拚搏，奮勇進取，是客家精神的具體體現。鳳崗鎮的客家人在走出家鄉，走向海外後，念念不忘家鄉，回報家鄉，“縱然此處風光好，還有思鄉一片心”。人在外面，思戀家鄉，回報家鄉，單是捐資修復迴龍庵古文物的，就達683人。其他捐資建樓堂館所者更多。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後，回鄉辦廠投資者更是不計其數，這是客家人文精神的體現。

 
　　（丘峰：上海社科院研究員、上海客聯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