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宋元交兵，天下大亂，客家先民又移入廣東。宋代户口有主户和客户之分,後來者入客户，故有客家之稱。羅香林先生的《客家源流考》認爲宋元以前的北方漢民族南遷是由於戰亂、饑荒的原因等造成的，是生存型的移民；而宋元以來客家遷移主要是開發型的移民，開發嶺南山區，發展嶺南農業。客家人祖先進入嶺南歷史雖然很早，但形成一個客家民的經濟生活則約在宋元時代。其遷入地主要是閩西南、粤東的惠州、梅州偏僻山區一帶，也就是史稱客家第三次遷移。嶺南客家人遷入地主要是屬於山嵐瘴氣彌漫“瘴癘之鄉”，如粤東的惠州、梅州偏僻山區一帶。不過，至今在廣東的山區，不再是窮鄉僻壤的概念了。   

　　因爲戰亂，大批皇室貴族和朝庭顯宦的“衣冠望族”及文人騷客。在遷移過程中仍然保持着望族的文化意識和封建宗法制度。他們有着比較高的文化素養，具有中原漢文化的氣質和“詩禮傳家”、“書香門第”的家風。來到南方集中居住在一個地方，在與當地文化融合的過程中，既保留着傳統的中原文化，又影響和改造了當地文化，形成了傳統中原文化和當地文化相結合的獨特的客家文化。

　　在廣東，客家包含着東江客家和韓江客家兩個系統。東江流域是客家地區的中軸，它上溯江西贛南地區，下溯珠三角的東莞、增城等地，以龍川爲軸心，上下伸延幾百公里，搆成一個近千公里的客家帶，是客家民係和客家文化的基礎地。東江流域的客家人是混合型的客家人，是秦漢時中原人經長期與土著人融合同化而成，不完全是中原人。東江流域的客家人長期住在嶺南的偏壤地帶，一般都是以耕種安居爲主，文化基礎相對較低。但多次遷徙，培養了客家人敏鋭的危機意識和堅强的毅力。客家人性格固守傳統，文化習俗保持得非常完整。崇尚讀書，從文、從教、從政、從軍在客家社會蔚爲風氣，重教尚學，以求學爲改變命運之最佳途徑。

　　東莞鳳崗鎮的客家人正是東江系統的客家，在鳳崗既有廣府民係，也有客家民係，據史料，鳳崗廣府民係先祖是從粤北的南雄到廣州地區，後又逐遷到鳳崗。從宋末元初到鳳崗立村的廣府民係人，至今已有近800多年曆史了。而客家民係人，其先祖原在福建和江西兩省，後南遷到粤東地區。而東莞鳳崗的客家人莫過於黄洞村，兩千多人口，濃縮了東莞所有客家村的歷史文化，從聚居山中，到走出山區創業興家。體現了東莞客家人由山而海的歷史文化進程。這裏的客家文化底藴極爲豐厚，客家歷史古迹隨處可見，

　　在黄洞村的迴龍庵内，所存《義建崇烈堂》等清代石碑上，所鎸刻5萬餘字的碑文，記録着鳳崗的立村定居十三位先祖公應清廷“招耕”之詔而至鳳崗開墾的“創世紀”故事。碑文有述：“國朝鼎盛之初世路險波前民逃散田蘆半就荒矣”，“蒙霜披露，披荆斬棘而築居”，寥寥數語，便把客家先人初入東莞的艱辛、勤勞刻劃得淋漓盡致。至今已有近500多年曆史了，客家人已成爲鳳崗人口的主體。而這種精神至今仍然得以延續，成了東莞客家人在東莞創業、生活的精神寫照。

　　一個民係成立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有共同的語言。客家民係的共同語言就是客家方言。客家話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定型下來，形成一種有别於漢民族共同語的獨立的、純潔的、活潑的和豐富的客家方言。而東江流域的客話語音則比較復雜，惠州、東莞客話語音五花八門。同一縣，同一鄉鎮，語音聲調也不盡相同。而在四周都是講廣州話、莞城話的非客語地區的鳳崗黄洞村，講的却是近千年以來世世代代講的就是被譽爲“阿姆話”的純正的原生態的客家話。

　　黄洞村至今還保存着的何、鄭、蔡、曾、劉等姓氏《族譜》記録了憑着勤勞、勇敢和智慧的黄洞村客家人前輩南遷後雲集閩西深山密林的石壁村，蒙霜披露，艱難創業。清朝初期，清政府實行“海禁”及“招耕”政策，社會較穩定，經濟復蘇，鳳崗人口有所增長和發展。後來，清朝解除了“海禁”，世界資本主義復興，世界各國列强，紛紛把魔爪伸向中國，一方面他們以經商爲名，敲開中國禁閉的國門，大量掠奪中國豐富的資源，另一方面大量招募廉價的中國勞工，在清代末年,社會動盪，兵匪盗賊横行，長期困守在貧窮落後的窮山區的鳳崗人，爲了謀求生活出路，被“賣猪仔”到了异國他鄉。開始時，鳳崗的客家人多數到南洋的越南、馬來西亞、泰國等。鴉片戰争後，又有許多青壯年出洋到拉丁美洲的牙買加、蘇裏南等國，到了辛亥革命和抗日戰争期間，又因人們逃避戰亂，分道揚鑣，各奔前程，再次向南遷徙。許多青壯年漂洋過海，到异國他鄉謀生。因此，鳳崗人口增長又相對减少了。而有數千人就擇居在鳳翔藍天、黄龍出洞的黄洞村，由此而成爲華僑較集中的鄉村之一。黄洞三百多間僑房見证了華僑愛國愛家之心。鳳崗本地人口只有2.1萬人，却有3萬多名華僑華人分佈在世界36個國家和地區，是廣東著名的僑鄉。

　　客家人初到鳳崗，難免與居住時間較長的本地人，甚至不同姓氏之間的客家人之間，也會經常發生争鬥衝突。加上當時世道又不好，又居於寶安、惠州、東莞三地交界處。爲維護本村和自身的安全利益，各村同姓的客家僑商紛紛出資回鄉建起了碉堡式的建築。這些碉樓不同於開平的碉樓。它們一般都呈四方型，最矮的爲兩層，最高的爲八層，樓層高約三米，建築面積大約爲二十多平方至四十平方。樓層和樓梯多用厚實木板鋪設，通達住宅。以泥、沙、石灰，甚至用糖水和糯米飯混入土中製作碉樓墻面。墻體十分堅固，連鋼釘也打不進。戰亂時可躲在碉樓裏避難。碉樓的各層四周都設有大小不一的槍口，以扺禦外敵。碉樓頂層雕有各式中西風格的圖案。作爲客僑最大特色的建築，如同開平碉樓，在鳳崗各個村落裏稀疏而分散地分佈着没有經過統一規劃的碉樓120座。在黄洞客家村裏就有十五座，這種西方風格與中國古典風格巧妙結合於一體的混合體建築，在中國建築史，甚至於世界建築史上，都是富有鮮明地域特色的。這是一種集防衛、居住和中西建築藝術於一體的多層塔樓式建築。在這種中西合璧的建築風格背後，藴含着鳳崗客僑走出封閉居所，漂洋過海、遠赴海外經風雨見世面的歷程，以開放的心態，接受外來的新鮮事物，延伸與傳承了客家人堅韌的生命毅力，從西方引入的財富、智慧以及審美觀念。是鳳崗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歷史見证。它不僅反映了僑鄉人民的艱苦奮鬥，保衛家園的一段歷史，同時也築就成了一種獨特的歷史藝術長廊。

　　鳳崗碉樓體現了其一部海外客僑的血泪史，從一個 “上海灘”時代的藤篋可以看出當初客僑前往海外，是如何將全身的家當與未卜的前程，裝入這樣一個簡陋的藤篋裏。這藤篋裏，收藏着客僑所用過的洋傘等生活實物、照片、信札。他們背井離鄉，忍辱負重，在其“衣錦返鄉”的背後，隱藏着説不盡的痛苦磨難。正是他們以每一塊掰出得血汗的錢，在家鄉斥資建造可保一方平安的碉樓，以及學校塾堂。以寄託他們拳拳的思鄉情切。

　　客家圍龍屋是客家人爲維係宗法社會秩序和環境需要而建的，是由客家民係共同心理素質形成。它保持着聚族而居的習慣。圍龍屋最早建於唐宋，客家人采用中原漢族建築工藝中最先進的抬樑式與穿鬥式相結合的技藝，在丘陵地帶或斜坡地段建造。通常可以容納幾十個甚至幾百個人住在一起，藴含着客家同宗血緣凝聚力，圍龍屋從封閉向半封閉再到開放式的轉變，反映了客家人作爲一個民係由弱而强，反客爲主的歷史變化。這種民居的外形或圓或方，有如堡壘。是中國封建自給自足生活的典型縮影。而在東莞鳳崗，却以碉樓的形式表現出來。

　　最簡單客家民居是一長方形的居室，正中是堂屋，兩側是住房，流行於粤中、粤北的一些貧苦山區。其他的以門樓屋、堂屋横屋爲基本類型。刻着移民痕迹，大的圍龍屋，一座占地達20畝，高達33米，一般爲3－5層不等。整座大樓只設一個大門。門板厚實堅固。大圍樓屋内開有水井，一層是雜物房、牲口欄及厠所等；二層多是糧倉，也可住人；三層以上住人。所有房屋廳堂，都按族内小家庭的多少，沿内圓周間隔而成。而在鳳崗則以排屋形式出現。

　　在鳳崗，這兩種有别於一般客家地區的建築——排屋和砲樓。很好地保存客家原有的文化。前者是客家建築繼土樓、圍屋之後的第三種建築形態，充分體現了東江系統客家文化特色，後者和開平碉樓有相似之處，但又有所區别。鳳崗的砲樓和排屋的文化價值是客家文化由山及海新階段的標記。正如珠江文化學者黄偉宗所言，“鳳崗完全可稱作‘客家第一珠璣巷’、‘客僑文化之鄉’。鳳崗應努力‘建一個現代客僑生態文明鎮’。”目前，鳳崗一鎮就保存的砲樓群及成片的排屋樓，密度之大，保存之完好，這都是鳳崗印证客家文化由山及海的“無價寶”。

　　客家話與客僑文化

　　羅康寧羅康寧：廣東省政府參事室原副巡視員，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在我國各大民係中，最重視母語的，莫過於客家人。“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 這一世代相傳的格言，反映客家人對母語懷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對於客家人來説，母語不僅是他們的交際工具，而且是這個民係的重要標誌，是這個民係在思維模式、生産方式、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等方面特有精神的結晶，是他們祖先傳下的文化遺産。研究客家地區的文化，不可以忽視客家話。

　　黄偉宗教授等專家學者通過對鳳崗鎮深入考察調研，提出“客僑文化”的新命題。本文試從客家話入手，就鳳崗客僑文化的特點進行探討。

　　一、從客家話音係特點看客家人對傳統的固守

　　客家人都知道，自己母語的前身就是祖宗居住過的中原地區的古漢語。

　　中原地區是歷史上大多數皇朝的統治中心。統治者要控制幅員廣闊、民族民係衆多的國家，就力圖統一文化；而要統一文化，首先要統一語言。幾乎每個皇朝建立後，都進行一次“正音”，即對字音定出新的統一的規範，作爲“官韵”。經過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官韵”便成爲民族共同語。同時，中原一帶又是歷史上漢族與北方遊牧民族争奪之地，遊牧民族幾番入主中原，所帶來的語言與那裏的漢語互相衝擊，又互相融合，使漢民族共同語發生兩次裂變，從而形成雅言、正音、官話三個不同的音係，它們都是“中國古代的‘普通話’”〔1〕。在2004年的“嶺南文化發祥地”論壇上，我已論证粤語來源於雅言，並保存着雅言的基本因素。那麽，客家話來源於哪一階段的漢民族共同語？我認爲來源於兩宋前後的正音，並保存着正音的基本因素。

　　爲了説明這一點，我們將客家話與正音的音係進行對照：

　　1．雅言有一整套塞音韵尾，與鼻音韵尾整齊對應：-m/-p、-n/-t、-/-k。正音保存着塞音韵尾，但處於弱化狀態。北宋邵雍作《聲音倡和圖》時，已將－t、－k尾韵字與陰聲韵相配，而不是按《切韵》系統，以入聲韵承陽聲韵。蘇東坡《念奴嬌·大江東去》中的“物”、“壁”、“雪”等字，在《切韵》中分屬不同韵尾，而在這裏變成了同韵字。而閩西、贛南一帶的北片客家話塞音韵尾弱化爲喉塞音－，與中原正音一致；唯以梅州爲代表的南片客家話仍保存着-p、-t、-k ，疑與粤語的影響有關。

　　2. 雅言中的全濁音聲母，在正音已經清化。而客家話古全濁塞音、全濁塞擦音字均發爲送氣清音。例如“辯白”聲母都是p‘，“地道”聲母都是t‘，“舊件”聲母都是k‘，“自造”聲母都是ts‘。

　　3. 正音區分尖團音：尖音（精組細音）字發爲齒音，團音（見組細音）字發爲牙音。客家話基本保存着這一特點，古“見”組字不論在洪音或者細音前統統發爲舌根音聲母k、k‘、 ，例如“見”字發k聲母，“去”字發k‘ 聲母，“研”字發聲母。

　　4．正音没有翹舌音，這是它與官話的明顯區别。而客家話古“知”、“精”、“照”三組的塞擦音以及擦音聲母合流，均發舌齒音。唯南片有個别古“知”組字跟“端”組合流，發爲t聲母，例如：知ti。啄tuk。

　　5．塞音韵尾是搆成入聲的基本因素，正音保存着塞音韵尾，因而保存着入聲，搆成平上去入四聲。客家話保存着這一特點。

　　以上事實説明，客家話比較系統地傳承着正音的音係。

　　雅言和正音在今天的中原已經失落。明朝起定爲共同語的官話，吸收了大量遊牧民族語言的成分。因此，以維護傳統文化爲己任的客家人便將正音作爲“祖宗言”而世代傳承。這裏的“祖宗”不僅是客家人自身的祖宗，也可以説是整個民族的祖宗。臺灣著名客家文化學者羅肇錦教授就將客家話稱爲“最後期的漢語”，並説：“客家話是漢語的一支，是承傳漢文化不可或缺的語族，放棄它就是放棄文化遺産，切斷文化延續的臍帶。”〔2〕可見，客家話對正音的傳承，反映了客家人强烈的民族意識。無論遷徙何處，包括遠涉重洋，始終固守自己民族文化的傳統。

　　二、從客家話分佈特點看客家人的開拓開放心態

　　“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另一方面，就是不戀土。客家話是我國七大方言中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方言。從其分佈格局來看，客家話也不是集中於某一區域，南方大多數省份都有大小不等的客家方言區。除粤、贛、閩交界處爲連片分佈之外，其餘都是跟其他漢語方言或者少數民族語言雜糅，形成各種各樣的“雙方言區”或“雙語區”，以及星羅棋佈的客家方言島。這些客家方言區、客家方言島，有不少遠離中心區（梅州），並處於其他方言包圍之中，那裏的客家人依然固守“祖宗言”，且與中心區在語音上保持基本一致，通話没有障礙；同時，對其他方言、其他語言持“和而不同”的態度，不輕易接受其他方言的同化。鳳崗鎮就是一個縮影，境内12個村，其中10個通行客家話，共計14000多人；2個自然村通行粤語，共計4000多人，形成客粤方言雜糅的格局。

　　客家話特殊的分佈格局，是客家人遷徙歷史的印記，也是客家人文化心態的體現。廣府人與客家人同屬漢族移民，而遷徙的路綫與方式各不相同。廣府人的遷徙多是一次到位的。以南北朝時期遷入南江流域的陳氏家族爲例，這個家族原居住於潁川郡鄢陵（今河南鄢陵縣），南朝樑時，爲避戰亂，族人陳法念舉家沿湘桂通道一直遷至瀧州（今廣東羅定），“以孝義教化溪峒，所至鎮俗戢姦，盗賊屏息”〔3〕，因而被當地峒僚擁戴爲首領，並被敕封爲世襲的地方官。這個家族不僅成爲當地的主人，而且成爲南江流域最顯赫的望族。當時還有一批潁川陳氏族人遷至西江中游，也成爲土著民族首領與地方官，包括蒼梧（今廣東封開及廣西梧州）太守陳坦，康州（今廣東德慶）刺史陳預，勤州（今廣東雲浮富林）刺史陳君頁，西江督護陳伯紹，以及高要渠帥陳文徹、陳文戒兄弟等，形成了雄踞一方的勢力。樑朝太清年間，時任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的陳霸先起兵平定侯景之亂，所依靠主要就是這股勢力。陳霸先也不斷扶持這股勢力，使之越來越强大，西江中游及南江流域許多土著居民紛紛改姓陳，這一帶成爲陳氏的天下。客家人則不同。正如李如龍教授在《方言與文化的宏觀研究》一文中所指出：“客家先民是在幾次戰亂中逐步南遷的，唐宋之交，他們又爲了逃避戰禍從江南贛北來到比較平静的閩西贛南，初來時，唯恐藏之不密，只往僻静的山裏跑。况且他們是最遲南下的中原人，好地方也已經住滿了先到者了。到了宋元之交和明清之交，那裏也成了戰場，他們以漢人正宗自居，以天下爲已任，參加了抗元、抗清的勤王部隊，繼續南下來到粤東粤北。他們何嘗不想下山到珠江旁謀生活，但立即就有了尖鋭的‘主客之争’。於是成了‘凡客皆住山，無山不住客’的局面。只是到了清初‘復界’，他們才有機會來到堅壁清野過的荒凉的沿海。”〔4〕鳳崗的客家人正是在清初“復界”之後應召遷來開墾的，他們原先落脚於贛閩交界，後遷粤東北山區，幾經轉折纔到達鳳崗，跟宋末由珠璣巷到鳳崗立村的廣府人雜處。雖然他們在人數上處於優勢，仍稱廣府人爲“本地人”，説明“其漂泊感要强烈得多，所以，他們不可能有一個地域的命名，永遠是‘客’”〔5〕。“永遠是‘客’”意味着不停地遷徙，不停地開拓新家園，不停地與新的民係、民族和諧相處，永遠保持開放的心態。正由於這種心態，到清朝中期，隨着“海禁”的鎖鏈鬆脱，鳳崗一些客家人便開始走出國門，漂洋過海。及至咸豐年間，更多客家人作爲“契約華工”被販運到東南亞的馬來亞等國，開採礦山，開墾殖橡膠種林等勞役工作，有些還被販運到南美洲的蘇裏南、牙買加等地。這些“契約華工”雖然地位低下，但經過努力拼搏，終於創出了自己的事業。兩百年來，鳳崗人出國謀生一直没有間斷，至今已有華僑（包括華人）16000多人，分佈世界五大洲36個國家和地區；另有港澳臺同胞15000多人，成爲東莞市重點僑鄉之一。在海内外客家人的共同打造下，鳳崗客家文化逐步發展成獨具特色的客僑文化。

　　三、結語

　　綜上所述，客家話在音係上保存古代正音的特點，反映了客家人對文化傳統的固守。客家話在分布上與其他方言雜糅的格局，則反映了客家人的開拓心態與開放精神。這兩方面看似矛盾，其實是有機統一的。

　　只要回顧歷史，就不難發現：中華文化本來具有開放傳統。兩千年前，正是“獨尊儒術”的漢武帝派遣使者，開闢了海陸兩條“絲綢之路”，使中國走向世界，世界認識中國。唐代，陸海兩條絲綢之路有了進一步發展，作爲兩條絲綢之路起點的長安和廣州，成爲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國際大都會。那時中國的開放程度，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可惜這種開放傳統一度中斷，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争，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兩百年。” 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無疑並不代表五千多年的中華文化史，却足以令開放傳統在大半個中國失落。以鳳崗爲代表的客僑文化正是傳承着中華文化的開放傳統，從而成爲珠江文化以及整個中華文化中的一個亮點。

　　注釋：

　　〔1〕《中國古代的“普通話”——訪音韵學家鄭張尚芳》，《光明日報》2006年12月26日。

　　〔2〕羅肇錦：《方言與文化》，湘裏妹子學術論壇》東西南北中，2005-3-12 。

　　〔3〕民國《羅定縣誌》。

　　〔4〕李如龍：《方言與文化的宏觀研究》，《暨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4,（4）。

　　〔5〕譚元亨：《客家源流考中的史識問題》，《守護客家文化的尊嚴》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8.7.

　　（戴勝德：廣東省文史館館員、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