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襄《消閒報》

　　吴趼人到報界後之進步和發展，其實與一個在此期間認識的報人先鋒、小説家李伯元大有關係。

　　李伯元，名寶嘉，字伯元，别號南亭、南亭亭長、遊戲主人、謳歌變俗人、竽香等，江蘇武進人。曾中過秀才和納捐候補，是上文説過的“衣冠右族”，受過良好傳統教育，屬於文化素質較高的江浙士大夫階層；典型的科舉叛逆型的知識分子，早年看透了科舉和官場，無意功名。

　　1896年初，30歲才華横溢的李伯元移家上海，開始長達十年的辦報生涯。6月受聘於《指南報》，開中國文藝小報之先河。翌年6月，再創近代第一份小報《遊戲報》，開創登載小説、傳奇、彈詞、寓言、小品、議論、諧雜、賦曲等報刊之分類格局。内容當然少不了品花香艷之作，爲近代第一份且又成功的文藝報紙，其風靡程度實與《時務報》一先一後交相輝映。隨後，各式小報陸續仿傚，佼佼出世，如彩蝶紛飛。這對躍躍欲試的吴趼人來説，苦苦等待的就是此間能够展露才華和鍛煉身手的機會，然後，再迎頭趕上。

　　就日新月异、百花齊放的晚清上海文化來説，不但要有開創文藝期刊局面的李伯元，還需要有在報叢浪頭弄潮的吴趼人。

　　1897年秋，吴趼人終於離開了滯留了十四年之久的江南製造局的畫圖房。

　　1897年11月24日，《消閒報》在上海創刊，吴趼人正式走馬上任，襄該報筆政約半年。

　　這是我國第一張正式的附頁式副刊。以往《遊戲報》（初期）、《趣報》、《采風報》等副刊小報，並無主筆，文字上未能獨立於大報。直到《消閒報》的出現，才開始由不完全形式的副刊向完全形式的副刊過渡，其文字地位終被大報所承認：副刊是報紙組成不可缺少而又獨立的輔助部分。

　　吴氏在編輯工作上是輔助主筆高太痴（秀才翀），使副刊每天正常和無誤地隨母報《字林滬報》附送發行。初創時爲一小張，曾改爲長條形，再改爲四開兩張。

　　《〈滬報〉附送〈消閒報〉啓》有雲：

　　

　　“首例駢散文一篇，其後新聞若干則，標題俱用對偶。所載上自國政，下及民情以至白社青談，青樓麗迹，無一不備。要皆希奇開笑，艷冶娱情，殿以詩詞小品。蓋各日清閒，真可遣愁、排悶、醒睡、除煩也。”〔1〕

　　

　　真可謂一份吸引上海新興市民眼珠子，色香味美俱全的八卦新聞小報。

　　《消閒報》文類頗雜，下面只簡析其中與吴氏有關係的兩個類别；

　　一是連載小説。據最新發現〔2〕：1897年11月24日創刊號至1899年2月3日間的《消閒報》，“登載了三種白話章回小説，爲近代原創連載小説之嚆矢。其中的兩篇《天仙茶園有鬼記》與《四大金剛》，可考證爲吴趼人手筆。《四大金剛》後來經過補充撰寫，結集爲百回的《海上名妓四大金剛奇書》”〔3〕，是吴氏帶有試寫性質的第一部長篇小説。

　　二是諷刺諧趣雜文，最有價值的是諷刺守舊人物和官場人物的惹笑場景，如《守舊鬼傳》、《烟花先生傳》、《擬女權會章程》、《八股會章程》、《官學會章程》〔4〕，以底層幽默的方式來發泄市民對社會黑暗面的不滿情緒。其生動活潑，千姿百態，爲幾千年文人大雅之堂的貴族文化所無。這類近代原生態的底層作品，不知爲何至今無慧眼者搜集整理出版。

　　據北京大學何宏玲先生考證，吴趼人在1897年11月26日至1898年2月16日，在《消閒報》工作時期，發表過下列雜文以及補白〔5〕：

　　

　　（一）1897年11月26日《方言記》。署南海吴趼人稿。

　　該文探討了上海人與廣東人互損時所用之詞語“呀呀呼”。（按：此語在廣州20世紀40年代之前民間常用。用此話時多伸出一只手之尾指，意指排名最末。泛指最差、差勁之類，來源可能是早期粤劇舞臺上的桂林官話，鴉片戰争後，粤地移民在上海漸多，粤方言自然盛行開來；又或粤劇在上海盛行時而傳開。上海人是學粤人損人之方言反其道而行之。）

　　（二）1897年11月27日，標題《吴繭人奇談二則》。用意爲戳穿節婦的道德虚僞。

　　（三）1897年11月28日，題目《林姬傳》。

　　此文意義不大，反映了吴氏在製造局時期的私生活。

　　（四）1897年11月29日，標題《吴繭人奇談兩則》。

　　（五）1897年12月4日，題目《木頭人》。署繭人稿。諷刺不肯與西賈做生意，抱殘守缺者。末雲：贊曰：吁嘻，此公經書滿腹，有權無衡，守真抱樸，事變相乘，莫措手足，梓人見之，嘆爲朽木。

　　（六）1897年12月8日，標題《吴趼人奇談兩則》。

　　（七）1897年12月10日，題目《駁袁子才〈論語解〉》，署南海吴趼人附識。

　　（八）1897年12月10日，題目《釋奇疑》。吴氏用剛學來的自以爲是的進化知識，來論説天地初開時有没有“盤古”。

　　（九）1898年1月1日，題目《羞口難開》。此文有一段雲：“前日本報直陳《遊戲報》之非，而彼報絶無一字之復……”按，可能此事作爲兩份報紙約好“相鬥”的噱頭，借此來吸引讀者。《遊戲報》當時如日中天，各報唯恐仿傚不及，哪裏敢不識時務，敢直陳《遊戲報》之非。

　　（十）1898年1月6日。1，題目《食品小識》。此文爲上年丁酉仲冬寫的補品廣告文。過了不久，1898年春，《奇聞報》也刊登吴氏《食品小識》。此後，收入陳無我《上海軼事大觀》，改題目爲《我佛山人與燕窩糖精》，是吴趼人第一次撰寫廣告。當時不少人在“君子不言利”和蔑現商業的陳腐觀念下，不以爲然。相反，吴趼人18歲從商業氣息十分濃重的廣東佛山鎮赴滬而來，收取潤筆，十分自然，不以爲忤。

　　2，吴繭人奇談三則。其中第一、第二兩則應予以注意。録如下：

　　△ 夏鼎商彝，價值千金，誠异寶也。然陳設廳事，徒供玩好，恰無所用，泰西人乃引之以例中國執政者。

　　按，好傢伙！矛頭對準養心殿和頤和園：影射執政如夏鼎商彝，泰西人之泥俑木偶，只是陳設玩好，一無所用，諷刺中國執政者，素養之低下。

　　△ 咸同間髮逆猖獗，湘淮子弟崛起行伍，一時以戰功晋二品秩者，不知凡幾。先君子曾有句雲：世間不少珊瑚頂，殺得人多血染紅。

　　按，這是吴昇福留給兒子唯一之語録。吴趼人之父，我們瞭解不多，今次發現兒子記住父親這句，講出人人不敢説和不敢聽的事實，令人喫驚。在吴氏出生之前，特别是一、二品大員昇官，是靠下屬屠殺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的性命多寡而得以步階晋爵的。

　　這二則奇談語氣冷峻、言辭鋒利，指桑駡槐，像兩支在空中嗖嗖飛馳的長矛，殺氣凛然。吴氏雜文刺向從政者的犀利的風格和特色基本形成。

　　（十一）1898年1月11日，題目《誤認挽聯》。

　　（十二）1898年2月2日，補白一則。署吴沃堯。兹録如下：

　　“餘自二十五歲後改號“繭人”，去歲復易繭作趼，音本同也。乃近日友人每書爲研人，口占二十八字辨之：姓字從來自有真，不曾頑石证前身。古硯經手無多日，底事頻呼作研人。

　　按，此補白是一首詩，重要之處有二，一是“去歲復易繭作趼”的“去歲”是哪一年？

　　我以爲此“口占二十八字”之詩，不是到《消閒報》後寫的，看其情調，多爲已調離製造局時寫的，爲什麽“復易繭作趼”？在1902年3月撰寫的“吴趼人哭”（五十七則）開頭是這樣解釋：“吴趼人原號繭人，一日求人書畫，增款書作‘繭仁’，趼人大驚曰：‘繭中之一仁，死且僵矣！’急易作‘趼’字，仍音繭，因多誤作‘研’者，便記於此。”吴氏這種意識到自己早已墮入繭中成一“繭仁”的警悟，無非是受外界社會形勢變化之刺激。因而我初步判斷這個“去歲”。應訂在1895年，民族大夢與吴氏個人繭夢一齊蘇醒之時。

　　二是“頑石”一詞，表面説“趼”是足字旁不是石字旁，但“证前身”却透露出吴氏内心一點深埋的意念：我本是賈寶玉一樣，意在“補天”，但“前身”遇女媧遺石棄才，但若有機會，還是要“補天”的。“頑石”終於變成“古硯”，正在協助吴氏每天注視變法發展狀况，撰寫維新變法之文章。

　　（十三）1898年2月16日，題目《楊枯連軼事》。無署名。

　　似吴氏手筆，述一花縣苦力因誠實終得好結局。更因此文與《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五十七回“充苦力鄉人得奇遇，發狂怒老父責頑兒”對比，完全可以判斷：小説的五十七回是由《楊枯連軼事》擴大而來的。

　　（十四）1897年12月16日，補白一則。是該報周病鴛主筆所寫。

　　重要性在於透露出吴氏在《消閒報》時，曾有一本繭人自署簽書帶行草的《繭暗詩稿》。

　　

　　以上13則是有關《消閒報》刊載吴趼人文獻和活動的最新發現。

　　吴氏在《消閒報》初期，工作雖是輔助主筆，但吴氏强調民衆調節業餘生活，輕鬆養息之精神功能；也注意到“啓其聰明”、“開其智竅”之理性方面；並着意副刊特殊的傳播手段，以趣味文字和設計上的通俗活潑，“詼諧易入”，把發行對象擴展到三教九流、男女老幼和所有識字的人，擺脱了早期副刊性質的文字只適宜文人圈子的局限性。

　　吴氏在編輯《消閒報》的同時，也開始爲《遊戲報》撰稿，並積極投稿李伯元主持的“海上文社”，由此而結識李伯元。　　以上僅從吴趼人所刊載的小説和雜文來看，《消閒報》實不愧如戈公振所言，是能“與大報副張頡頏者”。吴氏在此報雖只是小試牛刀，却也頓感“英雄大有用武之地”。

　　此時除李伯元對他有較大影響外，在《消閒報》“與嘉善張葦芝共晨夕，相對評論時事，皆喜爲詭譎之談。”此人爲文嬉笑怒駡，詼諧風格不可忽視。葦芝曾戲集‘四書’爲八股體，以刺從政者。題曰：《俗吏篇》”。〔6〕

　　這是一篇對吴趼人如何吸取小報同行的幽默營養、形成自己獨特戰鬥性的諷刺風格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文章，全録如下：

　　

　　俗吏篇

　　今之從政者何如？古之所謂民賊也。夫學而優則仕，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謂之殃民，國人生曰可殺，唯何甚！昔者竊聞之，君之仕也，行義以達其道，其君用之，國治而天下平。是故在上位，在下位，道不同，盡心焉耳矣。古之君子，誠如是也。今之君子，异乎吾所聞。朝廷莫如爵貴，人所欲也。吾何爲獨不然？雖然，則常聞之矣：天子使吏治其國，有官守者，有言責者。忠信重禄，所以勸賢也。不以其道得之，耻也。君子尊賢而容衆，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仁義禮智，所以勸百姓也。見賢而不能舉，命也。今也不然，有賤丈夫焉，囂囂然曰：誦其詩，讀其書，日省月試，難矣哉！吾拂爲之矣。去其金，求則得之，猶運諸掌也。踐其位，行其禮，脅肩諂笑，有是哉？天下皆是也。觀其色而不耻者，是誠何心哉？聽訟，昇堂矣，無財不可以爲悦，以掌叩其脛，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怨乎？彼將曰：自取之也，又何怨！鄙夫，無知也。有土此有財，放於利而行，饋五十鎰而受，饋七十鎰而受。雖多，彼將曰：以身發財，不多也。得志，居移氣，養移體，食前方丈，般樂怠傲，無所不至矣。不得志，一簞食，一瓢飲，衣敝缊袍，放僻邪侈，無不爲矣。今居中國，東夷之人也，西夷之人也，欲僻土地，有大人者，空空如也。曰：“和爲貴”。當今之世，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野有餓殍。有司者，怡怡如也，曰：吾不能。噫！斗筲之人盈天下，聖上復起，亦無如之何也已矣。〔7〕

　　

　　這是一篇品位頗爲高雅，語言獨特幽默的小品。文章表面上對“四書”的其中句子無增删一字，却利用了“四書”中各種不同語境的句子，集成新的文章，開拓成新的諷刺意義的新話語。實際是把聖人的言行通過刻意扭横折曲的編接組合，從而暴露出士大夫們在外王内聖的華蓋下内在的無耻心態；使儒家道德的瓷像從祭臺高處重重地摔下來；把醜惡之處向市民現眼獻世，産生儒家的精神支柱一下垮坍的震撼感。這種驚世駭俗和毁神瀆聖的怪誕風格，只有在舊制度行將滅亡，人民群衆痛恨的情緒達到忍無可忍和願與汝皆亡的地步下、才會在下層文人産生和出現。張葦芝的《俗吏篇》，把一個儼然以儒家道統自居的大吏的貪婪内心，以嚴肅正統的儒家經典範句，信誓旦旦、恬不知耻地宣佈出來，産生了令人噴飯和忍俊不禁的戲劇效果。

　　“四書”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部儒家經典的總稱。以“四書”命題的八股文稱爲“書藝”或“四書文”。明清二朝，鄉試和會試的第一場，都要考試“四書”文三篇。從康熙始會試和順天鄉試的“四書”文題目，都由皇帝欽命。“四書”文不合格，其後考試的“五經”文怎麽好也難於中式。此外，“四書”是讀書人的精神支柱，仿如歐德裏幾的幾何第一公理，儒家理論大厦的構建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彼岸，都從“四書”推導出來。可想而知，培養儒家人才運作的科舉制一旦廢除，“四書”、“五經”，從天堂神聖墮入凡塵，整個封建精神符號系統突然分崩離析，現實中的社會的封建皇朝制度無法自我調整，不斷産生紊亂，轟然倒坍，也是可以預料和定局之事。

　　1897年，吴氏初襄《消閒報》，秋冬之間，他和這篇滑稽文《俗吏篇》的作者張葦芝“共晨夕，相與評論時事，皆喜爲詭譎之談”。吴氏從此文如何“以刺從政者”的手法，得益不少。其諷刺從政者具體手法有幾點值得注意：

　　一、注意諷刺者的學養，其語言習慣要符合士大夫身份。

　　二、要讓場景中人、文中之人渾然不覺，像吃了説真話的藥，自吐心聲，自揭畫皮，露出本來面目。

　　三、人前人後，外間内裏，官場、歡場、私下，各有不同嘴臉，其反差分寸要恰到好處，看以是否加强喜劇效果爲依歸。

　　四、《俗吏篇》諷刺的是現實社會的從政大吏，又是整體儒家萬世師表的形象。張葦芝之神來之筆，以語句剪接的文章蒙太奇手法，把莊重化爲隨意，嚴肅化爲滑稽，相侯化爲糞土，德政化爲私念，貪慾化爲官箴，鄙陋化爲高貴，讓從政者變爲民賊也！……讓皇朝的蛀蟲們自動自覺地説出：在禮、義、廉、耻，忠、孝、悌，烈、節，愛民，中庸，寬厚等等的外衣下，泄露其污濁的内心；在國家官方和聖人的名義的聖壇上，不經意的表白骯臟勾當，實與果戈理的戲劇《欽差大臣》有异曲同工之諷刺美。吴氏從中實是受益非淺。

　　1898年5月至6月間，吴氏離開《消閒報》，進一步尋求更大和發揮才能的自主空間。

　　

　　在采風中頂風

　　1898年7月，吴趼人應劉志沂之聘，主持《采風報》筆政〔8〕，每天要到三馬路太平坊上夜班。該報仿李伯元的《遊戲報》，用色紙單面印刷，後改中國本紙。創刊最初的五天均送閲，平時每張售四文制錢。《采風報》的宗旨和風格雖説是凡市民之好，無風不採，但可以説是有點魏晋士人的“佯狂風世”，吴氏來了之後，其諷刺官府和社會的“風（諷）世”特色更爲突出鮮明。

　　1898年9月21日（戊戌八月初六）慈禧太后發動政變。26日發布上諭，停辦裁封《時務官報》（指樑啓超、汪康年辦的上海《時務報》）。10月9日，慈禧再發上諭：查禁報館，訪拿全國報界的報刊主筆。稱：

　　

　　“近聞天津、上海、漢口各處，仍復報館林立，肆口逞説，捏造謡言，惑世誣民，罔知顧忌，亟應設法禁止。着各該督撫飭屬認真查禁。其中館中主筆之人，皆斯民敗類，不顧廉耻。即飭地方官嚴行訪拿，以重懲治，以息邪説，以靖人心。”

　　

　　這股養心殿的凛烈寒風在全國報界一吹，原來報業百花齊放的景象一片凋零。關門的大吉，改掛洋牌的居人籬下。各報無政見、無政論，凡事不表態……恐怖之氣氛彌漫整個新聞界，七零八落，元氣大傷。讀者可以猜想到，當時作爲主持人、主筆的李伯元和吴趼人看見上諭中“其中館中主筆之人，皆斯民敗類，不顧廉耻。即飭地方官嚴行訪拿，以重懲治”，兩個小報界的先驅和中堅領袖人物會作何感想？

　　吴趼人是一個敢作敢爲的康樑維新派、堅定的帝黨。這一點，恐怕最初連報界行内大多數人都並不知情，因爲按邏輯，這樣的人决不會投身編輯“聲譽不佳”的花花小報。要知道那時上海正派人的家庭，是不準子弟購閲像《遊戲報》、《采風報》之類的花叢小報的。

　　李伯元不同，他政見思想較爲保守，對康樑變法並不大關心和理解，對政治不大感興趣，但他也與吴趼人同樣在甲午中日戰争失敗之時“内感門庭受敵，外感國勢之阽危，慨然有問世之志”，開始對國家被列强瓜分感到擔憂，對官場的腐敗産生强烈的憎惡，即使在辦小報時期，也内抱“報紙爲民喉舌，藉以發聾振聵”的宗旨。於是，對於慈禧復出，囚光緒，殺六君子，乃至飭禁全國報紙，緝拿全國報館主筆等倒行逆施的行徑大爲反感。

　　除了倚着以主子身份和傲慢姿態出現的歐美報刊，特别是日本報紙敢於歌頌康樑、憑弔六君子之外，1898年10月以後的中國報壇一片蕭條。

　　就在嚴拿報館主筆上諭發下僅過了五天，10月14日李伯元臨危不懼，《遊戲報》以首論地位發表了具名海外寄憤生的專文《責報館主筆》〔9〕，以模擬擁護慈禧上諭的口吻，責難質問全國主筆，其話語形象酷似一個揮舞屠刀的老虔婆，咬牙切齒，窮兇極惡，蠻横百出，其醜無以復加，把卑鄙之内心表露無遺，將熱諷冷嘲和皮裏陽秋的“反話”藝術，發揮到淋漓盡致。

　　其次，發動讀者報以“捉康有爲樑啓超法”的命題，徵求答案。當時應徵者踴躍，用意讀者心知肚明，又故作認真，意在攪局又搞笑，其法子又無比滑稽，令人噴飯。諷刺之外，確實放鬆了當時緊的政治神經和調節了一下肅殺的氣氛，銷售不俗。

　　《采風報》還把選出的最爲搞笑的辦法印成小册子，隨報送出。〔10〕不久又連登七次《康有爲被捉謡函》，指桑駡槐，諷刺清廷。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手法令上海官方投鼠忌器，却又無可奈何。租界畢竟不同於華界，一旦有事，各報又可迅速掛上洋牌。據説，上海官方郵局訂報收費仍舊照常，這意味着“報禁”之類也就不了了之了。

　　吴趼人和李伯元在這場慈禧報禁劫難中，《遊戲報》和《采風報》相互欣賞、互相呼應，兩人互相扶持頂風逆行。有人説，這只是文字遊戲，遊戲的文字罷了。玩真格的，不敢！據近代新聞史家陳鎬汶先生指出：禁報期間，采風報館代售樑啓超所撰寫的《戊戌政變記》和日本横濱出版的《清議報》；而《遊戲報》則出售康樑維新派主辦的《知新報》和發行“維新黨人照”。陳先生指出：這“在當時都稱得上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驚人之舉，不能單純以營業來衡量它的”〔11〕。一句話，包括1899年創刊的二三家報刊，當時整個小報界絶大多數，均無此種大義凛然的政治品格和傲氣、狂氣。

　　據最新發現，吴氏積極投稿李伯元主持的“海上文社”以“戊寅人”名號獲“海上文社”第一課九十七名（1899年10月21日《遊戲報》）；以“繭園居士”名號獲“海上文社”第六期正課，詩鐘（影廉詞人當社，題徐琴仙畫梅）特等（1899年12月21日）〔12〕。他們的辦報宗旨、思想和價值觀十分相似，長期在文化社團活動中和政治劫難中相濡以沫，同舟共濟，不離不棄，“執子之手，與子神遊”式携手共進，爲造就日後共同成爲新小説作家崛起的雙子星奠定了基礎。

　　《時務報》的成功在於政論，而《遊戲報》的成功，則在於“以詼諧之筆寫遊戲之文”，而實欲“以小觀大，借事寓言”。

　　李伯元把“上自列邦政治，下逮風土人情”，“無義不搜，有體皆備”，“士農工賈，强弱老幼，遠人逋客匪徒姦宄，倡優下賤之儔，旁及神鬼怪之事，莫不描摹盡致，寓意勸懲”，作爲辦報資源和宗旨。吴氏學習了這種新聞眼光和方法，使新聞側面的自由度大大地擴展。這是一種避免報導某些動態新聞的流水賬的新手法。只要着眼於勸懲，有些手頭並無事實根據的風傳話柄，不妨作“另類新聞刊出”，無傷大雅。這令初出道的吴氏不得不佩服伯元萬分。

　　至於《消閒報》學習《遊戲報》李伯元所創造的“一論八消息，標題四對仗”的編排新聞模式，後來成爲了上海小報編輯者的金科玉律。所謂“一論八消息，標題四對仗”，就是每星期至少有一篇社論和幾則消息，而八則消息的標題要兩兩相對的四副對聯。總之李伯元的手法不斷創新，令人目不暇給，追隨者無法窮盡，更枉論趕超了。

　　李吴二人很快便成爲莫逆之交。他倆不但是上海創辦文藝報的先驅人物，日後還被魯迅先生寫進其開山作《中國小説史略》中，享有各占一節的地位，同譽爲晚清文壇著名的譴責小説作家。

　　吴氏在小報界是文學思想較爲開放、較早注意外國文學的一個編輯。他先是在《采風報》創議附送譯本小説，然後在1899年秋，又提議聘請當時初相識的一位翻譯家周桂笙，爲《采風報》翻譯一些西方小品文和故事。盡管吴氏與桂笙政見並不盡相同（桂笙爲革命黨人觀點），但並不妨礙在業務上時相過從，相互學習、相互合作，而且兩人均生活儉檏，遇事認真合作，好讀書、喜飲酒，而逐漸彼此交心，結爲摯友。

　　周桂笙（—1926），名樹奎，另署桂生、新庵、辛庵、知新子、知新室主人等十幾個筆名。桂笙比吴趼人小七年，其父從事紡織業，殷實人家出身。幼年曾入上海方言館讀書（館址與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同一地一樓），應有機會與吴氏（當時並不認識）擦肩而過。後入中法學堂，專攻法文，兼習英文，甲午戰争前後，曾任天津電報局領班；又在滬任英商怡太輪船公司買辦數年。與同盟會人士聯繫密切，自結識吴氏後，始從事文字翻譯工作。

　　1900年，桂笙果然不負所望，爲《采風報》翻譯了世界名著《一千零一夜》（即《天方夜譚》），爲全國譯界翻譯此書最早。

　　當時紫英在《新庵諧譯》雲：

　　

　　“……其第一捲中之《一千零一夜》，即《阿拉伯夜談録》也……此書在西國之價值，猶吾國人之於三國水滸也，故男女老少，無不讀之，宜吾國人翻譯者之多也。先是吾友劉志沂通守，接及上海《采風報》館，聘南海吴趼人先生總司筆政。至庚子春夏間，創議附送譯本小説，請於周子，周子慨然以義務自任，蓋彼此至交密友，時相過從，且報中亦恒有周子之稿也。”〔15〕

　　

　　吴氏亦曾談過與周子相識後之學術情誼：

　　

　　“周子桂笙，餘之愛友亦餘之畏友也……周子通英法文學，而尤肆力於祖國之古體文，顧殊不自滿，好學下問。己亥之秋，因彭君伴魚介紹，餘方識之，交久而彌篤，始愛之，繼敬之，終且畏之，餘亦不自知其何爲而然也。恒以所爲文見示，美矣備矣，而猶必殷殷請商榷。如餘之不文，復何足以商榷文字，然偶爾見及，必爲敷陳，輒喜謝以去虚衷如是，周子之學正未艾也，此餘交之因愛而敬者也。顧周子洵洵儒者，無嚴詞，無道貌，而餘甚畏之。偶得一新理想，或撰一新文字，必走商之。”〔14〕

　　

　　吴氏交友謹慎，目前所知僅有李伯元、李懷霜和周桂笙三人爲摯友。

　　值得一提，周氏在近代是最早采用了以直譯爲主，結合意譯的翻譯方法，而且采用了當時流行的報章體，以淺近的文言以以純净的白話文爲工具，並與吴趼人的白話小説體互相影響。在漢語白話發展史和白話翻譯文學史中有開其先河的地位。

　　報刊突遭嚴冬形勢，後來的發展却有點令人意外，撤銷報禁不是清廷自己，而是由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砲火。據説當天在皇城脚下辦了幾間肆無忌憚的外國報紙（日本軍部《北京公報》、日本人《支那泰晤士報》等等）用一個洋指頭，輕輕把它摧毁了。這倒是證實了坊間流傳的“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這句流行語所言不虚。不用説“報禁”，即使是慈禧政權的遮醜布，也被西狩大逃亡撕破無遺了。

　　1900年1月25日，慈禧詔立大阿哥的第二天，上海所有華報和華人主筆“駡官場”正式開幕：各大報先後發表反對立儲社論。海派小報旗手人物吴趼人一馬當先，不但自撰論説，而且還每日譯載《字林西報》等外報有關海外華僑反對廢立的消息。當知道慈禧暫不實行廢立，吴氏與上海各報發起爲光緒帝的祝壽徵文，與讀者共同高呼“萬歲！”

　　1901年3月，吴氏繼主筆花花小報《奇新報》。此報早已佚失，據説今天所能見到的只有《奇新報》的附張。因同年辛丑九月已登《寓言報》筆政之位，因此估計吴趼人主持《奇新報》不超過七個月。

　　此報格調更爲低下。雖載有一些世界各地科學、經濟和地理知識性欄目，如《國中有國》、《天文細考》、《外洋异物》等，但大多欄目重在“花事花訊”，“北裏近聞”、“萬花獻瑞”等風流新聞。寫名妓賽金花、四大金剛林黛玉之流的花叢逸事，每期必有。報社又舉辦花榜活動，開闢《花榜月薦欄》，廣征薦函。總之是花花世界，風月無邊。

　　吴趼人身處這種上海小市民低級趣味的勢力包圍和封建文人舊習氣的辦報環境以及辦報出資人既定的媚世編輯方針，是一種日後吴氏反思時所説：時代和社會及個人的“進步大阻力”，不是單憑哪一個人道德之力量就可以完全扺制和改變的。何况吴氏一時完全未有醒悟到，自己於今在花叢小報中徘徊討生活已深陷危機的一面。這與他甲午後在創巨痛深中形成“救亡圖存”的政治理想和素有大志，積極的人生觀是何等嚴重衝突。

　　吴氏雖身處風月小報叢中，但亦分心關注中俄密約的内容和簽訂，參加社會愛國活動。1900年包括俄國的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同年7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宣佈自任“總司令”，調集侵略軍177000人侵略我國東北邊境，企圖吞併黑龍江以北一百餘萬平方公里的我國土地。11月，軟禁黑龍江將軍增祺，强迫其簽訂了《暫且章程》。規定在奉天的中國軍隊一律解散，武器收繳，營壘拆毁……企圖把東三省變爲俄國殖民地。消息傳出，立即激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怒。

　　1901年3月15日，上海愛國人士首次集會張園，抗議俄國野蠻的侵略行徑。

　　24日，上海市有“同人公啓傳單”稱：中俄密約於二十五、六日畫押，“事機極迫，定於初日（3月24日）二時，再集張園議事，務祈諸公届時早臨爲荷”〔14〕。當日到會人士一千多人，四時，“同人遞次演説凡十餘起。先由孫君仲瑜代表同人演説集會宗旨，次吴趼人……諸君極激昂感慨，聽者聳然拍手稱是，其沉痛處能令聞者興起。” 吴氏演説節録如下；

　　

　　“今日集議諸君，大半皆外省人，非盡上海土著。其所以間關水陸而來者，何故？大扺元論爲仕、爲商、爲士、爲民，均多創造事業以爲子孫起見。可見，爲子孫計之心，爲人人所共有。其所以爲子孫計者，無非恐我子孫受飢寒凍餒之苦耳。

　　諸君亦知俄約若成，我等子孫之苦有甚予飢寒凍餒者乎？吾恐蓋此約一成，則各國均持利益均沾之説以挾我，則波蘭印度土耳奇之覆轍即在目前。

　　僕少閲歷，他所不知，惟見自去年以來，英人調駐上海之印兵，觀之不覺有所感觸？吾恐此等情形即爲他日我等子孫之榜樣耳！豈不痛哉！豈不傷哉！

　　或者猶以爲東三省去此尚遠，無容我南方人過慮，不知瓜分之説日有所聞，使他國瞰及南省，而後赴與之争，時已晚矣。不觀去年之事乎？拳匪蹂躪北方，聯軍之來，亦不過北趨，而旅滬居人已驚心動魄，幾至逃亡一空。倘南方一旦有事，其情形尚堪設想哉！……。”〔16〕

　　

　　據我們所知這是吴氏較早的一次參與群衆性愛國集會——張園拒俄大會的演説。他指出，中俄密約簽押後，中國已離波蘭和印度等殖民地不遠，再是反列强侵略應不分地畛遠近，不然悔之已晚。提出“合大衆之熱力以爲拒力，庶幾收衆志成城之效，共赴卧身嘗膽之心。”“我等同志或竟聯一拒俄會以拒之”的主張。

　　以上慷概激昂演説，足证吴氏反帝愛國之熱情在小報生涯時期一直並未泯滅，反而有所上昇。

　　吴氏自發表維新政論文章後，曾自言，“丁酉（1897）之後，慣作大刀闊斧之文，韵之文幾或絶響。”這就是説：舊有詩詞的文學話語形式無法容納和適應反映時代廣闊的社會内容和激烈變化。另外，西潮新學在内容上難於用韵文形式來表達，也是吴氏個人思想和文學觀發生變化的緣故。

　　

　　注釋：

　　〔1〕《晚清小報録》之《消閒報》，阿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66頁。

　　〔2〕何宏玲：《最新發現的吴趼人佚文》，《明清小説研究》2006年，76頁。

　　〔3〕《海上名妓四大金剛奇書》，《吴趼人全集》，第六卷377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4〕〔5〕《消閒報》，《中國近代文學大係史料索引集2》，187頁。

　　〔6〕〔7〕《集〈四書〉句》，《吴趼人全集》，第七卷207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8〕吴氏在《吴趼人哭》自雲：吴趼人初襄《消閒報》，繼辦《采風報》；《月月小説》第五號（1907年出版）中的《新庵諧譯》内雲：“先是吾友劉志沂通守接辦上海采風館，聘南海吴趼人先生總司筆政。”

　　〔9〕海外寄憤生：《責報館主筆》。1898年10月14日《遊戲報》首論。

　　〔10〕阿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70頁，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11〕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第二章，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12〕張純：《〈遊戲報〉——晚清小説研究資料的大發現》，《明清小説研究》2000年第三期，214頁。

　　〔13〕《月月小説》第五號，《雜録·説小説》欄。

　　〔14〕《紀第二次紳商集會拒俄約事》《中外日報》1901年3月25日，收入《拒俄運動》1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6月版。

　　〔15〕〔16〕吴君沃堯演説，原載《中外日報》1901年3月26日，收入《拒俄運動》1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6月版。

　　〔17〕《趼廛詩删剩》自序，《吴趼人全集》，第八卷125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