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啓臣(廣東省文史硏究館館員、中山大學敎授、廣東省珠江文化硏究會副會長)
今天下午開的《中國珠江文化史》首髮式學術座談會，希望北京，上海、雲南、貴州、廣西及本省的專家對本書提出評論。
我們編著《中國珠江文化史》是受到已出版的《黄河文化史》和《長江文化史》的影響，同時得到郭沫若於1926年提出“珠江文化”這一概念的啓發，由黄偉宗教授主編組織10多位各學科的專家進行編寫的。縱觀中國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大體上是由河流發源，然後向海洋發展，而且都是由西向東發展的。黄河、長江均發源於西部的青藏高原，向東流注入渤海和東海；珠江發源於西部的雲貴高原，向東流注入南海。所以，這三條横貫中國東西的河流都有自己的文化史（包括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而且都各有特點。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同屬與海洋相連的河、海水文化。所以本書的出版，就可以與《黄河文化史》和《長江文化史》共同反映中國北方、中部和南方萬、千、百年來多元一體文化發展的歷史軌迹及其規律。
在編寫本書時，我們注重地處南中國的珠江流域的地理區位，着力撰寫珠江流域流經的雲南、貴州、廣西、廣東、湖南、江西、福建和海南各省的文化歷史；突出珠江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接觸、碰撞、交流、互補和融合而形成獨具開放性，包容性、崇商性、務實性、誠實性、領潮性、平等性等海洋文化特徵的珠江文化，從而説明珠江流域流經八大出海口的廣東省成爲洪秀全發動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康有爲、樑啓超提出戌戍變法和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等民族民主革命發源地的歷史必然。
我説這些，是介紹我們撰寫本書的情况。至於本書寫得如何，就請各位專家評論了。我們洗耳恭聽，虚心接受。
楊 義(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學硏究所所長)
黄河文化使中國文化古遠，長江文化使中國文化博大，而珠江文化則使中國文化富足。珠江文化爲整個中國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它是珠江流域數千年來的獨特文化，其江海文化特質决定了廣東在改革開放中領潮争先的歷史必然性。
珠江文化雖是一個新的理論體系，但其與中原文化也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值得我們去探討。比如楊貴妃愛吃荔枝，其中就隱藏着嶺南地區與中原地區有怎樣的聯繫；廣東發現的瓷器與景德鎮、江南地區的瓷器又有什麽不同？珠江文化既是一種中原文化所没有的“海洋文化”，也是一種與中原文化有密切聯繫的“移民文化”，因此，珠江文化不能與黄河長江文化割裂。
珠江文化作爲一個新的理論體系，有其自身的本質特性和獨特内涵，我們不能簡單拿珠江文化和黄河長江文化相比。珠江文化、黄河文化、長江文化不可替代却又不可分離。它們各具特性，彰顯着自己的歷史文化特色，相互之間不可替代；它們又是不可割裂，共同組成了我們整個民族的文化，是華夏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葛劍雄(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復旦大學敎授)
長期以來，談及中華文明，人們很自然地想起黄河、長江。但隨着研究的深入，大家越來越意識到，其他大江大河及其流域，對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同樣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相比之下，對這些流域文化的研究成果還相當有限，因而還很難用事實證明它們在中華文明中應有的地位。因此，當我見到這部近300萬字的煌煌巨著《中國珠江文化史》時，不禁無比欣喜——珠江文化終於有了與之相稱的研究成果。
一條大河孕育一個偉大的文明，一個流域往往就是一個文化區域，這是由歷史時期的地理狀况和人類的生産和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在生産力有限的條件下，人們只能選擇最適宜的環境生存繁衍，離不開充足的水源和其他自然資源。同樣，河流提供了最便利的交通途徑，同一條河流間的交通還可以充分利用水能，突破地理障礙。因此，一個流域比較容易形成共同的文化特徵，並不是偶然的。但隨着生産力的進步和人類創造力的提高，即使在同一流域間，不同地區的文化又會産生各自的特色，形成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陸路交通發展後，流域内的居民有了更多選擇。加上主流文化、强勢文化具有更大的傳播能力，流域内不同區域的文化都會經歷更多的變异和重構。流域所處的宏觀環境的作用也不能忽視，近代珠江文化更具開放特點，自然與地處南中國、面向海洋有關。只有充分注意到一條河流及其流域的時空變化，從宏觀和微觀進行全方位的考察研究，才能展示一種河流文明的全貌，並揭示其本質和演變的規律。《中國珠江文化史》正是作了這樣成功的探索。
該書的作者中有好幾位是我熟悉的地理、歷史、人類學的資深教授，都是廣東省政府參事或文史館館員。在公衆印象中，參事和館員的身分只是對老專家的一種禮遇。近年來，在國務院和省市政府的重視下，參事和館員的功能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他們不僅積極爲政府調查考察，出謀劃策，提供諮詢，還充分發揮自身的專業特長，著書立説，攻克學術難關，鍥而不捨，完成重大項目。《中國珠江文化史》的問世就是明证。
陳梧桐(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敎授、《黃河傳》作者)
今天有幸參加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成立十週年暨《中國珠江文化史》首發慶典大會，感到非常高興。談兩點感想。
第一點感想，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組編這部《中國珠江文化史》，是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因爲這部著作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是填補我國江河文化史研究的一大空白。我國現代意義的文化史學科，確立於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具有開創之功者，首推廣東新會籍的史學大師樑啓超。他曾擬撰寫一套多卷本的《中國文化史》，惜壯志未酬，僅成《社會組織篇》八章。此後，有關文化史的研究成果陸續涌現。隨着歷史科學的發展，地下文物的不斷發掘，中國古代文明一源説的傳統觀點被多源説所取代，人們逐漸認識到，中國的文化是由多地區多民族共同創造的，既有共同的特質又有多樣的色彩。要想全面瞭解中國的文化，必須對各個地區的文化進行深入的研究。各地的有關部門，於是紛紛組織力量，投入到本地區文化的研究之中。但是，這種區域文化史的研究，多局限於行政區域的範圍之内。而行政區是一種行政管理區域單位，與作爲有着相似或相同文化特質的文化區不是同一概念，前者是人爲劃定的，後者是在一定的自然和人文環境中形成的，兩者在有些地方是相吻合的，但在更多的地方則是不吻合的。同時，隨着文化史研究的深入，人們又發現，大江大河既是人類的摇籃，也是古文明的發源地，而每條江河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又使其孕育的文化形成獨特的風格。因此，改革開放以來，作爲區域文化史的一種，江河文化史的研究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成爲文化史研究的一個熱點。先是華藝出版社在1994年率先出版侯仁之主編的《黄河文化》，接着江西教育出版社又於1995年和2003年，分别推出由李學勤、徐吉軍主編的《黄河文化史》和《長江文化史》。其間，河北大學出版社也於2001年至2004年推出一套雅俗共賞的普及讀物《大江大河傳記叢書》，包括《黄河傳》《長江傳》《珠江傳》《淮河傳》《塔裏木河傳》《雅魯藏布江傳》《松花江傳》《瀾滄江怒江傳》等，對江河文化的研究和普及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在這股江河文化史的研究熱潮中，流淌在我國北部和中部數個省區的兩條母親河黄河和長江，相繼有了文化史專著，却獨缺穿越我國南部數個省區的另一條母親河珠江的文化史專著，這不能不説是個很大的缺憾。現在《中國珠江文化史》的出版，填補了這個學術空白。這樣，我國歷史上經濟最爲發達地區的文化發展概貌，就由三條母親河爲軸綫串連起來，而得到系統的梳理，比較完整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了。
二是推進廣東文化大省的建設。改革開放以來，隨着經濟强省地位的確立，廣東全省上下一直致力於文化大省的建設。建設文化大省，離不開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創新，這就需要對全省各地的文化遺迹和遺産進行一次全面、系統的清查和梳理，摸清原有的家底。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的成立和《中國珠江文化史》的編撰，正是適應了這個需要。珠江文化研究會成立之後，先後組織了多種學科的專家學者，深入到珠江幹流和各個支流兩岸進行深入的考察和調研，並與多省市聯合召開多次學術研討會，形成了《珠江文化叢書》等一系列學術成果。然後在這個基礎上，組織有關的專家學者進行精心的結撰，推出這部近300萬言的學術專著《中國珠江文化史》。一書在手，珠江文化的歷史與現狀歷歷在目，珠江文化的優點與缺點了然於胸，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就會更加自覺，就可少走彎路，這對文化大省的建設無疑將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
第二點感想，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和《中國珠江文化史》作者的社會責任感、探索勇氣和膽略，令人敬佩。
衆所周知，我國學術界對黄河文化和長江文化的研究起步較早，成果也多，相關的論著可謂汗牛充棟。《黄河文化史》和《長江文化史》的編撰，又匯聚了上至中國社會科學院下至許多省市高等院校、科研機構、文物局和博物館的衆多專家學者，而且只寫到近代爲止，不寫現當代文化。珠江在歷史上被視作“邊河”，珠江文化的研究没有受到應有的重視，起步較晚，有關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中國珠江文化史》的撰稿人員，又全部來自於本省的高等院校和文史館，而且要寫到争議較多、没有多少研究成果可供借鑒的近現代文化，其難度可想而知。但是，珠江文化研究會和珠江文化史寫作班子的專家學者，看到這項課題的重大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便義無返顧地迎難而上。他們不僅查遍了各種有關的檔案文書和文獻資料，而且踏遍了珠江流域的山山水水，進行實地考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弄清了許多前人未曾弄清的歷史謎團，梳理出珠江文化從古到今的發展脈絡、起伏興衰的規律及其獨特的文化品格。通過將近十年的艱苦探索，終於首次爲廣大讀者奉上這部《中國珠江文化史》專著。在學術空氣十分浮躁的當今社會，這種社會責任感，探索勇氣和膽識，尤其顯得難能可貴，值得大力讚揚和學習。
李孝聰(北京大學歷史系敎授)
珠江文化是海洋文化，是水的文化。正是海洋，賦予了廣東人開放的胸懷與無限的生機，他們走出家門、國門，逐漸形成“以海爲商”的海洋文明，在中華文化中搆成獨特的一翼。
從世界史來看，廣東又是個黄金海岸，中國的“黄金”——茶葉、絲綢、陶瓷等正是從這裏源源不斷地運往世界。
現在我們常拿珠江文化與長江、黄河文化相比。也就是説我們只注重國内（主要是中原）對珠江文化的看法，却忽略了國外對珠江文化的看法。國外，特别是日本、韓國、泰國等亞洲國家，他們對於珠江文化的看法又是如何呢？珠江文化是一個發散的海洋文化，對外國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發散作用，所以珠江文化研究更應該突出珠江文化與海外文化的交流。
王 瑩(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硏究所硏究員)
隨着對珠江文化進行不斷深層次發掘，珠江文化的作用和地位凸顯：從中國經濟中心的南移可以看出，珠江文化正在逐漸成爲不可替代的重心。
珠江文化的一大特點是輻射範圍非常寬廣。地域上，包括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等空間跨度；學科上，包括人類學、文化學、歷史學、考古學、地理學、經濟學、語言學、美學、文學等領域跨越。
珠江文化中豐富多彩的地域子文化也反映了其輻射範圍之廣。比如，雲浮和粤西四市提出的南江文化，新興、曲江、懷集的禪宗六祖文化，懷集的金燕文化，肇慶的包公文化、利瑪竇文化及古村落文化，粤東的媽祖文化，江門的僑鄉文化，韶關的古道文化，乳源的瑶鄉文化，湛江霞山南頭村的古港文化，廣東恩平的科舉文化，廣州番禺的古番禺與南學祖地文化，廣州十三行的商幫文化，廣州荔灣區的西關文化，廣州荔灣區與雲浮鬱南的“廣東大西關”文化，肇慶的端硯文化和端州文化，東莞的客僑文化和現代商居文化等……
徐少華(武漢大學歷史地理硏究所所長、敎授)
珠江是中國的第三大母親河。珠江流域不僅是中國古老文化的重要發展、傳播與創新地，而且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對外交往的窗口，是中國走向世界最早的起航之地；近代以來，是中國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大本營，當代爲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和試驗區，在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響，也是中國文化多元一體基本格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深入研究，發揚光大。由黄偉宗、司徒尚紀教授所主編的《中國珠江文化史》，現已正式出版，今天在這裏舉行首發慶典大會，是國内外學術界、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賀。
這套書是第一部關於珠江文化史的系統論著，是確立珠江文化的概念、理論、與體系的奠基之作，爲珠江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之林中確立與黄河文化、長江文化並列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和意義，也是繼《長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黄河文化史》（2003年5月）之後的又一代表性著作，填補了中國大江大河流域文化史研究領域的空白，不僅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同時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中國珠江文化史》體系完整，内容豐富，視角新穎，既有理論的高度和深度，也有嫻熟的史論結合，亦有細微的分析與探索；既有對珠江文化的總體概括，亦有對若干史實個案、典型特徵的具體考論；既從整個中華文明的大視野格局分析珠江文化與黄河文化、長江文化的共同發展、交融關係，亦從珠江流域的地理位置、特殊環境認識珠江文化的演變過程和個性特徵，充分體現了理論與實際、全國與地域、宏觀與微觀、共性與個性的有機結合，與此前出版的其他幾部大流域文化史相比，就像我們今天所頌揚的珠江文化一樣，頗有相得益彰、後來居上的優勢與特點。
該著作是在一批文化人類學、文化學、歷史學、考古學、地理學、美學、文學等領域的精英翹楚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以豐碩的考古資料和歷史文獻、翔實的論证和深入的分析，探索珠江文化從遠古至當今改革開放時期的發展歷程，概述各個時期（遠古、先秦、秦漢、隋唐、宋元、明清、近代、現代、當代新時期）的文化狀况、形態及特徵，梳理出從古至今的發展脈絡、興衰現象與起伏規律，並在總體上把握其獨特的地域環境、演變過程與文化特性，是一部集多學科交叉研究成果的學術論著，對國内外學術界有着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借鑒作用。
當然，珠江文化體系中的許多重要問題，如珠江文化在不同時期的歷史地位，以及與黄河、長江諸文化的交融、迭興與互補關係等，還有待進一步的深入研究，需要衆多學者長期、不懈的努力與探索，我們相信，這部《中國珠江文化史》的完成與出版，爲我們奠定了非常有利而堅實的基礎，作出了很好的典範，必將在學術界産生重大的影響、開創我國珠江文化以及其他流域文化研究的新局面，這是我們所共同期待的。
方 鐵(雲南大學邊疆少數民族硏究所敎授)
首先，我對《中國珠江文化史》的正式出版，表示熱烈的祝賀，感謝您們爲全國讀者獻上一份豐碩的研究成果，同時，《中國珠江文化史》也是廣大讀者樂於享受的一份精神大餐！下面我簡單談兩點：
一、編寫和出版《中國珠江文化史》的重要學術意義。
《中國珠江文化史》以約300萬字的篇幅，闡述了珠江文化在中國數千年曆史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正確指出珠江文化是與黄河文化、長江文化鼎足而立的中國三大文化之一。更重要的是，自明代以後，中華文明的一個重大的特點，是珠江文化迅速崛起，並逐漸成爲在中華文明起重要支撑作用和領先作用的文化。這一結論是符合歷史事實的，應該理直氣壯的闡述和宣傳。
《中國珠江文化史》不僅有宏大的研究視角，而且采用了縱向研究與横向研究相結合，將歷史發展用數學坐標進行科學定位以指導研究的方法。從縱向來看，《中國珠江文化史》將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分爲六個高潮時期，中間穿插了五個緩衝時期。通過細緻深入的闡述，揭示了珠江文化形成、發展和壯大的歷史過程。從横向來看，作者將珠江文化分剖爲海洋文化、古道文化、移民文化、華僑華人文化與僑鄉文化、書院文化、器藝文化、宗教文化與民間崇拜文化、民俗文化、异物文化，從而揭示和總結了珠江文化的科學内涵與鮮明特色，做到了綱舉而目張。
同時，《中國珠江文化史》還深入分析了珠江文化所具有的特點，指出海洋性、共時性、領潮性、多元性、包容性、開放性、重商性、務實性、時效性、敏感性、變通性、機緣性、平民性、平等性和自在性，是珠江文化的内在精神，也是珠江文化不同於黄河文化、長江文化的重要標誌。
通過以上分析，著作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在中國封建社會的中後期，由於時代和經濟、人文等諸多方面的原因，珠江文化迅速崛起，影響和左右了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成爲中國歷史前進方向的重要代表，進而成爲新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排頭兵，並深刻影響了當代中國兩個文明的建設，可以説，《中國珠江文化史》，是繼《長江文化史》、《黄河文化史》出版之後，所取得的一項重大的研究成果，勢必在我國學術界和思想界，産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二、《中國珠江文化史》給我們的啓示。
閲讀《中國珠江文化史》，進一步增强了讀者的以下認識：
中國是包括漢族和衆多少數民族之内的中華民族共同建立的，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不但復雜而多元，而且經歷了動態發展的演變過程。
珠江流域與黄河流域、長江流域一樣，也是中國古老文明的重要發源地，珠江流域的各民族，爲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爲中華文明的繁榮興盛，做出了自己重要而不可磨滅的貢獻。
中國的文明是多元的，而且中國文明的中心地帶，曾經歷過幾次較大的轉移和興衰的過程。在中國走上近現代道路的關鍵時刻，歷史把珠江文化推向了舞臺的中心，珠江文化尤其是其地域核心廣東省和廣東人民，爲中國的近現代化做出了杰出而重要的貢獻。這是確切的歷史事實，也是歷史得出的結論。
《中國珠江文化史》的編寫和出版，是一項成功的大型文化工程，本身也有諸多的經驗值得總結。事實證明，要完成這樣巨大而復雜的社會文化工程，除了廣大學者的積極參與外，還需要有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關心和支持，尤其是需要有遠見卓識的相關領導的關心和支持。我們處在偉大的時代，歷史和社會呼唤具有重大價值學術成果的誕生。
我們希望，以《中國珠江文化史》的編寫和出版爲契機，將來有更多的參與及合作的機會，希望廣東省政府和有關的部門及領導，繼續支持和組織此類項目的研究，以廣東省的學術力量爲核心，同時吸收珠江領域其他省區的學者參加，共同進行大型課題的研究，把新的、具有重大價值的研究成果奉獻給全國的讀者，同時爲我國的精神文明建設增磚添瓦。
馮祖貽(貴州省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硏究員)
珠江是中國第三條母親河，它在廣袤的土地上孕育了豐富多彩、源遠流長的珠江文化，爲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縱觀世界歷史，文明的起源總與大江大河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諸凡埃及的尼羅河文明、印度的恒河文明、西亞的兩河文明。四大文明中，中華文明過去總以黄河、長江並稱，而少提珠江，這是一種偏頗。《中國珠江文化史》的出版，從另一個角度糾正了這個缺陷，它重新確立了珠江在中華民族文化之林中不可或缺的地位，珠江文化應該與黄河文化、長江文化並列，它們共同彰顯了中華文化浩瀚無垠、博大精深的胸襟與深度。因此《中國珠江文化史》是一部爲珠江文化正名的大著，它的出版是文化界、學術界的大事、盛事，它必將在中國文化史研究上、在人類文明的總結、概括和傳播中留下清晰的足迹。這是《中國珠江文化史》編委主任周義先生、副主任洪三泰先生、主編黄偉宗教授、司徒尚紀教授及諸位從立意到創作、從支持到出書的先生們的一件功德，人們將永遠記住你們。
初閲《中國珠江文化史》，在這裏談一點粗淺的看法。
一、《中國珠江文化史》是一部立意高遠、氣勢宏大的巨製。
立意高遠，首先指它是站在人類文明發展史的高度，世界歷史發展的深度來審視珠江文化的。《中國珠江文化史》從珠江流域遠古人類活動寫起，歷秦漢、宋元、明清到近代；又從鴉片戰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從小平同志南巡直至科學發展觀的深入學習、貫徹；在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背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他們的文化由原始逐漸進化，從單一到豐富，從封閉到開放，乃至融入世界。正像珠江，由源頭的涓涓細流，歷經千折百回，浩浩盪盪流入南海一樣，整部書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一部人類在珠江流域的文明發展史，氣勢之宏偉給我們留下的是萬千氣象。
其次，《中國珠江文化史》還以無可辯駁的文化實例，糾正了以往對中國文化的片面觀點。
長期以來，人們將缺少海洋文明（或叫藍色文明）作爲中國文化的特點來宣揚。於是黄土地、黄皮膚、黄沙乃至黄河（統稱黄色文明）成爲中國文化的符號。中國果真缺少海洋文明或藍色文明嗎？《中國珠江文化史》作了最好回答。從古代的海上絲綢之路，徐聞、合浦和廣州早就是中外貿易港口，珠江流域千年前就存在的移民海外傳統等等，都證明瞭珠江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海洋文化傳統，將中國文化特點用黄色文明進行概括是極不全面的。
再次，它還打破了原有嶺南文化的舊視角。
中國地域文化研究向來重視行政區劃，其識見不免受到局限，從《禹貢》到《漢書-地理志》無不如此，如燕趙文化、齊魯文化、吴越文化，而南方則稱嶺南文化。直至上世紀末才出現以江河流域爲主體，整合流域文化的研究新視角，出現了《長江文化史》、《黄河文化史》，但珠江文化史還付之闕如。《中國珠江文化史》的出現，不僅成爲前述書的姊妹篇，也開拓了嶺南文化研究的新領域。我來自貴州，貴州南部屬珠江流域（南北盤江），北部屬長江流域（烏江），過去不從流域文化史的宏觀角度，許多文化現象便解釋不通或得不到合理解答。
如貴州的舊石器、新石器時代遺存極爲豐富，舊石器遺址如黔西觀音洞、盤縣大洞在考古界極著名，新石器遺址更多。它們分佈很有特色，大多集中在南北盤江、烏江支流的分水嶺兩側，是什麽原因造成了這種分佈，如從流域文化角度就可得到合理解釋，珠江流域的古越人沿江上溯，原分佈四川的古濮人也沿烏江支流上溯，兩大族裔在這裏相遇，民族的交融，文化的碰撞，終於産生了在這裏河谷中、山崖上衆多文明遺址的出現。
再如，衆所周知的夜郎國故事。是漢使者到南越國吃到原産巴蜀的枸醬，才知南越與夜郎有牂牁江可交通。夜郎已儼然成爲巴蜀與南越間交通中轉站。這才有武帝時唐蒙通夜郎，進一步打通夜郎與巴蜀通道，準備發夜郎兵十萬，通過水路攻擊南越的設想。可見南越與夜郎之間水陸交通是十分發達的。
在近代史上，戊戌維新運動時，各地知識分子紛紛建立維新組織，就不能不提到貴州貞豐的 “仁學會”，維新組織大多建在通都大衢，如北京、上海、長沙，仁學會却建在貴州一個小縣裏而且與强學會、南學會等並列，實不可理解。去年我去貞豐做調研，終於弄清了這個問題。貞豐縣在北盤江邊，北盤江在貞豐境内有一河港叫百層港，此處河寬十丈，自古可通航，貴州史學界認爲就是古牂牁江。今天500噸船仍可由此通紅水河，直下珠江。因此歷來商業發達，四川、兩湖、兩廣客商雲集。清代有税關設此，外地客商有的在此定居。當一位維新官吏吴嘉瑞來此當税官，便與當地青年組織了仁學會，如果這裏不是通商口岸，思想向來開放，仁學會便失去了存在土壤。吴嘉瑞到貞豐任職時還帶了一名學生張百麟，張就是後來貴州辛亥革命的領導人，他也是仁學會成員。在調研之後，我曾對貞豐領導説，是一條江（北盤江）帶來了一個港口（百層港）；一個港口帶來了一座城市（貞豐）；也帶來了貞豐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如不從珠江流域與珠江文化來看問題，一個歷史的疑案就得不到破解。
二、《中國珠江文化史》理論體系完整，歷史綫索清晰，它既寫出了珠江文化的特點，又顯現了中華文化的多元一體。
文化的特定内涵極爲豐富，一部大江的文化史，就要將全流域的重要文化元素，按文化自身的發展規律完整地記録下來，實不是易事。
《中國珠江文化史》是依據大文化的概念來着筆的，珠江流域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各層次的演變都可在這部巨著中找到其産生、發展、繁榮的軌迹。
在歷史長河中，文化本身是有高潮與落潮的，落潮並不是文化的低落，它是又一高潮的準備。因此本書將整個過程總結爲六個高潮和五個緩衝期，是很有見地的，反映了作者對珠江全流域文化整體把握。呈現給讀者的既是大流域的文化發展全貌，又不失其重點的勾勒；在衆多文化元素的介紹中，既用工筆重彩的筆法將珠江文化的種種特色，以饗讀者，（如地處南海之濱是中華文化與世界文化的結合部），又因中國歷代戰亂，大批漢人南遷，形成“北文南化”等等），大氣磅礴地將珠江文化中根植於中華文明的因子進行概括總結，將個性融於共性之中，又將個性展現得多彩多姿。
三、《中國珠江文化史》是多學科融會貫通的杰作，將文化豐富的意藴作了盡情揮發。
文化本身的多姿多彩，决定了大型文化史必須多學科的通力合作。《中國珠江文化史》就集中了文化學、地理學、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海洋學、文藝學等諸多學科的一流專家。在統一的理論指導下，在嚴密的分工中，各展所長，因此無論是在文化的生成的論述中或各種文化現象的描繪中，都能做到窮盡其狀，物盡其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四、《中國珠江文化史》還體現了時代精神與創新精神。
《中國珠江文化史》，不僅在空間上跨度大（全流域），而且在時間上綿延數十萬年，它的終結在當代，與當今“泛珠三角”社會經濟發展緊緊相聯，與世界範圍内的全球一體化進程息息相通。所以它對如何適應經濟全球化，如何構建泛珠三角文化；如何催生珠江生態文明；面對後工業化時代來臨，珠江文化應走向哪裏等等問題，盡可能做出了全面的回答。打開本書，迎面而來的是强烈的時代精神與創新精神。面向未來，有一點是確定的，正如本書結尾所指出的，珠江文化必需轉化，向文化自覺轉化，向創新意識轉化，向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化，向加速完成社會轉型轉化。這樣，《中國珠江文化史》在我們面前展示的不只是當代珠江文化繁榮興旺的盛世畫卷，它更昭示了在科學發展觀指引下，珠江文化更加輝煌的前景。
《中國珠江文化史》是一部杰作，大作，我們在熱烈祝賀它問世的同時，更期待的是這部書能充分發揮它的社會功能，爲珠江流域各省區社會經濟的發展，文化事業的繁榮做出重大貢獻！
黄啓善(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原館長、硏究員)
《中國珠江文化史》是在黄河、長江文化史出版之後又一部以江河爲主軸的文化史研究巨著，它既豐富了中國文化發展歷史，也填補了珠江文化史的研究空白。該書内容豐富，資料翔實，是一項不可多得的中國文化史研究的新成果。
讀了《中國珠江文化史》這部巨著之後，我有三個方面的感覺。
一、内容豐富資料多。
《中國珠江文化史》是一部内容豐富、涵蓋古今珠江文化發展歷程。全書分上下兩册，共10章66節，前有引論和概論，後有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學術活動年表和後記，全書圖文並茂，文字近300萬字，插圖400多幅。研究範圍廣，時空跨越長，上至170萬年前的元謀人，下到當代新時期的珠江文化，涉及到雲南、貴州、廣西、廣東等地的文化。衆所周知，珠江是我國南方最大的一條河流，流長2100多公里，集雲貴高原和嶺南諸水爲大江，將西江、北江、東江三大幹流匯合於廣州。同時，我們也看到了，該書不僅研究珠江流域文化，而且還研究到其所幅射和覆蓋到的附近文化，除了兩廣和雲貴之外，還涵蓋了湖南、海南、福建、香港、澳門等區域文化，因此，可以説，《中國珠江文化史》内容豐富、涵蓋範圍寬廣，涉及到本區域的各種文化。
二、學術性强。
由黄偉宗、司徒尚紀主編的《中國珠江文化史》巨著，集合了考古、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專家學者，探討了珠江文化形成發展的地理環境和珠江史前文化、先秦文化、秦漢六朝文化、隋唐五代文化、宋元文化、明清文化、近代文化、現代和當代前期文化、當代新時期文化等各時期的文化。搜集了大量的文獻史料和考古資料，尤其充分地運用考古研究新成果，填補珠江文化發展史的空白。如廣西百色舊石器中所發現的手斧文化，有力地駁斥了莫維斯提出的兩個文化圈理論，20世紀30年代，美國考古學家莫維斯到東南亞地區進行史前考古調查後劃出兩個文化圈，即手斧文化圈和砍砸器文化圈。認爲中國没有手斧文化，因而也將中國劃入砍砸器文化圈。認爲西方古人智商高，能製造出比較好的石制工具——手斧，東方人比較笨，智商仍停滯在最早而古老的形態，因此，只能保持沿襲使用比較古檏粗造的砍砸石質工器。這一理論推出之後，我們也苦於没有發現手斧而無法反駁，直到20世紀末，中國科學院在廣西百色發現了80多萬年前的手斧後，才揭開了被莫維斯理論統治半個世紀之謎，由本人主編的《百色舊石器》專著，於2003年公開出版發行。《中國珠江文化史》巨著中充分地利用了這考古研究新成果，並以“百色舊石器——遠古時期東西方文化交融的象徵”爲標題，介紹百色舊石器手斧文化。這反映了人們對珠江史前文化的認識和支持，也顯示了珠江流域文化發展歷史的源遠流長與古老。
三、現實意義大。
《中國珠江文化史》巨著的出版，對研究珠江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1.《中國珠江文化史》巨著的出版，填補了珠江文化史研究的空白，同時也豐富了中國文化史的研究。
2.《中國珠江文化史》巨著，既有研究深度又有創新的理論，提出的珠江文化的形成歷經了六個高潮和五個緩衝，文化發展脈略清晰，觀點明確，表達精闢，思路新穎，同時涵蓋了海洋、古道、古建、移民、華僑、書院、器藝、宗教、民族、民俗、藝術等等，對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3. 本巨著還用了一章九節的篇幅，探討了新時期珠江文化的發展歷程，提出了當前珠江文化向文化自覺轉化、向創新意識轉化、向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化、向加速完成社會轉型轉化等理論。具有强烈的時代之聲，反映了作者是努力踐行科學發展觀的學者，對指導和促進當前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當然，本巨著也難免存在一些誤差，盡管如此，本巨著的優秀成果，無論用任何言語去夸奬都爲之不過。如此之大巨著的出版，無論是對珠江流域文化的發展、中國文化的發展乃至世界文化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推動和促進作用，對文化、經濟等方面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周偉民(海南大學文學院院長、敎授)
巨著《中國珠江文化史》有三個特點或優點：
1. 大策劃、大行動、大手筆，顯得大氣磅礴。
2. 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基礎上寫出，功底扎實；回憶上世紀50年代初、中期讀岑仲勉老師的《黄河變遷史》，欽佩他發現大量河源及河道變遷的資料同時，深感老師没能做實地田野調查而深以爲憾。
3. 是一部關於珠江文化的百科全書性質的書；其中有許多是原創性的學術成果，盡管其中有部分提法學術界有不同看法，仍可以繼續討論。
但也有一些部分顯示出學術上的弱點、軟傷甚至是硬傷，或者是有可以商榷的地方。
在學術方面，煌煌巨著標明是中國珠江文化史，但通篇没有專論關於南海的中國主權意識和海權觀念。僅是引論中點到海洋文化（P6、27）、海洋性（P16）；而“概論”中有“海洋文化”（P80）這樣的論題，但僅就文化説文化，不關乎政治。“前世”、“今生”都不談當前國際上南海的政治風雲。講到“海洋性”（P93）也是知識分子的吟風弄月的風雅腔。
讀到第四章論揚孚《异物志》時，本應該引揚孚的至關重要論证：“漲海崎頭，水淺而多磁石。徼外人乘大舶，皆以鐵葉錮之；至此關，以磁石不得過。”（《南越五主傳及其它七種》第38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第一版）以此來論述早在漢代，中國人民就在南海（古稱漲海）的航行（“徼外人乘大舶”）和生産實踐中先後發現了南海諸島。揚孚以後不久，三國時，萬震的《南洲异物志》講到漢代從馬來半島的陸地到中國内陸的航程時，對南海諸島地形地貌特徵曾作如下記述：“東北行，極大崎頭，出漲海，中淺而多磁石。”（見宋代李昉等輯《太平御覽》卷790，四夷部“勾稚國”）文中所説的“崎頭”，就是我國古代人民對海中礁嶼、沙灘的稱呼；所謂“磁石”，指的是古代航行南海的船隻遇到礁灘而擱淺，就好像被磁石吸住一樣。揚孚的記載，是公元1世紀時對南海諸島第一手材料的記述，是今天維護我國領海主權完整而又是最早的可靠史料。可惜，是著不引這段，却引用諸多的嚼食檳榔等事，也不關涉南海主權的政治大事。實在是遺憾！
有些章節有些内容可以商榷。第三章第五節第七論題論“石拍樹皮布”，引征宏富！但有四點在内容上是可以商榷的：①考古工作者發現（鄧聰等，1994年），距今6200年至6700之間，珠江流域的石拍文化證明當時人們創造和使用無紡布——樹皮布；距今7000年左右，長江、黄河流域有紡輪文化，證明當時人們創造和使用有紡布。兩種文化，以不同的方式解决了祖先的衣裳。但是，是著缺此論。②珠江文化中的無紡布傳播到中南半島，然後流向太平洋地區，並在世界範圍内創造了造紙技術，這爲文化的傳播和發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臺灣凌純聲等，1961年）。③是著引樹皮布原料説是構樹（P418）。殊不知，構樹做樹皮布有一個致命弱點，樹皮中含鞣質，不溶於水，用工業提取後可制考膠。構樹樹皮布是“變相”的樹皮布，誤導了視聽。國家“非遺”石拍樹皮布法定傳承人、海南省保亭縣三道鎮首弓村委會什定村65歲的黄運英，他用祖傳的方法，原料是見血封喉樹，學名箭毒樹，此處不應以訛傳訛！④因爲珠江的石拍年代在距今6000年以前，從時代歸屬，應是新石器中期。
珠江文化不應該遺忘海盗文化。珠江的八大出海口是宋元明清幾個朝代本土海盗和外來海盗活動的重要地區！即以明代爲例，郭棐《粤大記》記珠江口的海盗；《明史》卷205《朱紈傳》記洪武年間明文規定“寸板不許下海”，實行嚴厲“海禁”。但珠江口的海盗走私出海極其頻繁；這實是對明朝廷政策的大反撥！海盗對廣東的遠洋航運航路開通、對造船業的刺激以及對廣東海外貿易等等都有正反兩方面的貢獻！張保仔、鄭一嫂等著名海盗都是在珠江口活動的。香港對此的紀念是有根據的。諸如此類，是著缺記！
以上意見，僅供參考。
張 磊(廣東文史學會會長、廣東社科院原院長)
人類社會發展史表明，一個國家的繁榮昌盛，與該國的文化是否具有普世價值呈正相關的關係。越是追求進步、積極向上的文化，就越會促進社會的進步；而任何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文化都逃脱不了失敗的命運。
我認爲，珠江文化中最主要的普世價值是“孫中山文化”。孫中山先生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和平”的思想是任何一種政治理念都無法超越的，它具有普世價值，這種普世價值注定這種文化成爲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
張榮芳(中山大學原副校長、歷史系敎授)
由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組編、黄偉宗、司徒尚紀主編、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珠江文化史》出版了，這是廣東學術界的一件盛事。我作爲一名讀者，特向長期從事珠江文化研究，默默耕耘的作者們表示衷心的祝賀、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感謝。拜讀之後，認爲它是“一部經世致用的學術專著”。
一、 爲什麽説是一部經世致用的著作呢？
中國學術史上，有“實事求是”與“經世致用”兩種不同的學術思路。在中國現代學術的建立中起過重要作用的章太炎曾説過：“學術無大小，所貴在條貫，制割大理，不過二途：一曰求是，再曰致用”。（章太炎：《菿漢微言》）史學足以經世致用，自唐代杜佑、宋代司馬光、李燾、徐天麟、李心傳、王應麟、馬端臨，以至清初顧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發揮得十分盡致。所謂史的微言大義在發明古爲今用之理。中國史學在求致用。爲什麽説《中國珠江文化史》是一部經世致用之作呢？
第一， 它是適應學術的需要而産生的。
珠江是中國第三大母親河。它的流域經過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湖南、江西、福建、香港、澳門等省區。自舊石器時代開始，就有人類聚居生息於此流域，從而産生了特有的文化。中華文化是如費孝通所説的“一元多體”的格局。黄河文化，長江文化，在學術界研究得比較多，比較深入，有大量的成果涌現。但是，對珠江文化的研究，却比較薄弱，顯得蒼白無力。在中華文化中，如果以河流命名地域文化，缺少珠江文化，當然是不完整的。司徒尚紀的老師侯仁之教授説：“在我國遼闊的國土上，和黄河一樣，珠江也是一條有着自己獨特文化風格的偉大河流，應該以飽滿的熱情，把它作爲一位歷史偉人的傳記寫下來”。因此，從學術上説，加强對珠江文化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今天《中國珠江文化史》的出版是彌補中國學術缺憾的重要一環。
第二，它是適應時代的需要而産生的。
珠江流經幾個省區，地域範圍廣及40多萬平方公里。當然珠江流域中的廣東，是最重要的地區。廣東省委省政府號召，不但要把廣東建設成爲經濟大省，而且要建設爲文化大省。要建設文化大省，首先要對自己的文化的歷史和現狀要有一個深刻的總結和認識。作者們從世界史的範圍來觀察廣東。認爲廣東處於南海之濱，是海洋文化的大省。海洋賦予廣東人的開放、豁達的性格，走出國門，逐漸形成“以海爲商”的海洋文明。作者認同廣州是嶺南文化中心地、中國民主革命策源地、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改革開放前沿地的“四地説”。從世界史的角度，從海洋文化的角度來認識廣東的歷史和現狀，在這樣認識的基礎上，來研究珠江文化，因而，其研究成果爲建設廣東文化大省這座大厦起了增磚添瓦的作用。
第三，這部著作是在大量的調查研究，實地考察的基礎上完成的。我們從本書“後記”中知道，近10年來，作者們踏遍了珠江流域的山山水水，所到之處，都力求爲當地社會經濟發展服務，力求有所發現，有所突破，並從理論上加以提高。“紙上得來終覺淺，絶知此事要躬行”（陸游語），這種精神，是産生“經世致用”著作所必須的，不同於閉門造車的“純學術”作品。
第四，古今中外科學發展的歷史，説明一個道理，一個學科的産生、發展、繁榮或曲折、衰落、固然受諸多社會條件以及學科内在原因的制約。但是，對一個學科的生命力具有决定意義的，是社會的需要和該學科對社會需要滿足的程度。所以，科學工作者，要關注社會，爲現實服務，爲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服務，這樣的作品，才有生命力。
因此我説，《中國珠江文化史》是一部經世致用的作品。
二、 爲什麽説是一部學術著作？
學術，是一種專門的學問。20世紀80年代討論過什麽是文化。當時有學者曾戲仿禪語説，文化這個詞，不講人人明白，越講越不明白。學術這個詞，或許也是這樣。中國古代就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説。十幾年前有一場學術與思想的争論。有人認爲學術不同於思想，學者不同於思想家。我認爲兩者很難分開，樑啓超作《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所論述的人物，既是學者，也是思想家，所舉的著作，也都是有思想的學術著作。
人類的知識是整體的，學術也是整體的。只是由於個人的能力有限，才根據知識結構分立爲若干學科。不同學科有許多交叉點，而新的學科也可能在學科間的邊緣創造出來。所以研究學術，也要從整體來研究。我們所以説《中國珠江文化史》是一部學術著作，有幾個理由：
第一，有多學科綜合而成的理論體系。
本書論述了珠江文化産生的地理環境、形成和發展的階段性以及中華文化重心的南移，勾劃出珠江文化的特色以及與黄河文化、長江文化的流動、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發展格局。本書的理論框架是有特色的。而且涉及的學科包括文化人類學、文化學、歷史學、考古學、地理學、經濟學、語言學、美學、文學等領域。把這些學科統領起來，建構自己的珠江文化理論體系，是需要勇氣、學問和膽識的。本書的理論架構是一種有益的探索，能自成一體。
第二，材料豐富。
所引用材料，包括文獻材料、考古材料和實地考察所得的材料。文獻材料中，包括正史、地方誌、碑刻等。考古材料中，注意了各地最新出土的考古資料。比較充分地吸收了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因而資料是豐富的。
第三，對待不同的學術觀點，能包容并存。
在一部包括多個學科在内的幾百萬字著作中，涉及到許多不同的學術觀點，作者采取客觀評述，吸收其合理成分的態度，兼容並蓄。這是學術著作應遵循的原則。
三、 中國學術發展史上的“求是”與“致用”。
清代學者談“求是”與“致用”，往往走向極端，至晚清時，“求是”與“致用”之争更演變成了既含學派又含政術的大論戰。就以章太炎和康有爲的學術主張爲例。
章太炎認爲“學術求是，不以致用”。他認爲“學問之事”，終以“東原先生爲圭臬耳”，把僕學家的戴震，推崇到極點。他强調學在求是而不在致用。他説：“僕謂學者將以實事求是，有用與否，固不暇計”。（《與王鶴鳴書》），“吾今爲此，獨奇觚與衆异，其趣在實事求是，非致用之術”。（《官制索隱》）
康有爲的治學風格與章太炎大相徑庭。康有爲論學主經世致用，對干嘉學者的考據很不以爲然，斥之爲“無用之學”。康有爲追求經世，力主變革，於是著《新學僞經考》和《孔子改制考》，轟動一時，成爲“思想界之一大颶風”，但在學術上却受到批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這兩部很有理論嘗試的著作，是披着考據的外衣；而從考據學的角度評價，此二書實在太不遵守學術規則，牽强武斷之外不勝枚舉。
這兩種主張，把“求是”與“致用”對立起來，“求是”就不能“致用”；“致用”就不能“求是”。這都是片面化、絶對化。
歷史研究的對象是過去，而研究的目的却是認識今天。我們研究歷史要“求是”，但“求是”是爲了“致用”。要“致用”，必須“求是”，不“求是”就不能達到“致用”的目的。因此，“求是”與“致用”是統一的。歷史研究方法有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宏觀研究是用宏觀的方法，揭示出歷史發展規律；實证主義史學家擅長於微觀研究，從各方面搜集豐富確鑿的材料，無征不信。我認爲宏觀研究應該以微觀研究爲基礎，否則必然會流爲空洞無益的議論。真正的客觀歷史規律，必須從具體研究成果中概括出來，這種規律才是科學的。微觀研究要以宏觀研究爲指導，爲最終目的與歸宿。所以研究歷史，必須從史實出發，實事求是，也就是“求是”。而“求是”的目的是爲了“致用”。
我們用這一標準來評價《中國珠江文化史》，有“致用”有餘而“求是”不足之嫌。一些論斷有牽强之處，如什麽海上絲綢之路與陸路絲綢之路的對接處、“南海1號”是“海上敦煌”、“文化”兩字用得太泛等等。
希望珠江文化研究會的學者們，在此基礎上，從事更多的“求是”的實证研究，在大量實证研究的基礎上，寫出一部更精粹的“求真”與“致用”結合得更好的科學著作。
管 林(華南師範大學原校長、敎授)
《中國珠江文化史》以豐富的考古材料和歷史資料，較充分的論证和深入的分析，記述了珠江文化的發展歷程，在縱的方面，既概述了各個時期的文化狀况、形態和特徵，又梳理出從古至今的發展脈絡、興衰變化與起伏規律；在横的方面，較詳細地論述了每個時期珠江文化方方面面的内容，如海洋文化、古道文化、移民文化、華僑華人文化與僑鄉文化、民俗文化等。並在此基礎上，總結出自然與人文環境合鑄成的五大文化特徵。
該書是一部集多學科交叉研究成果的學術專著，是前所未有的珠江文化史的開山之作，也是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的學者在潜心研究的基礎上，結出的又一碩果。它的問世，既填補了我國江河文化史研究的一大空白，又爲珠江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之林中確立與黄河文化、長江文化並列的地位，對於珠江流域各地制定區域發展戰略和規劃、進行開發建設，也有現實意義。
該書在探討珠江文化之時，能將它與黄河文化、長江文化進行相互比較，指出由於自然環境迥然不同，生産、生活等社會條件大异其趣，三條河流呈現出的文化特性也多姿多彩，同异互現，和而不同，形成了中華文明的多元化特色。在比較全面認識中國大河文化的特質的前提下，才能較準確地認識珠江文化的地位作用和發展變化的情况。
該書的問世，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考古材料與歷史文獻相結合，綜述與横論相結合，個人鑽研與集體合作相結合，從而結出的豐碩成果。
下面我想談一下，對第八章近代的珠江文化看法。這一章除具有前面提到的特點外，我感到還有如下的優點：（1）材料豐富，不僅文字説明詳細，還有些地方列出圖表和統計數字。（2）論述全面，從第一次鴉片戰争到“五四”運動前後，每個時期都重視中西文化交流；對文化的内容不僅談到文學、藝術、語言，還談到宗教、建築、民俗、教育等等；對珠江，不僅談兩廣，而且也談雲貴。（3）重點突出。用一節的篇幅，談珠江文化中心城市廣州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4）有不少新見解。如對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國思想，指出其“淵源於西方宗教、傳統農民革命和經書三部分内容，是近世西風東漸、中西文化交流與結合在嶺南的産物。”又如對外來宗教的看法，對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看法等。
但可能由於成書時間較匆促，我在閲讀本書“引論”、“概論”和第八章的過程中，也發現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第31頁“珠江是中國第三大河流，是‘茫茫九派流中國’的主幹大河流之一。第2048頁有“茫茫九派流中國”的江河文化中，獨放异彩。”按，九派，指湖北、江西一帶的長江，中國，指國之中央，此指華中一帶。第56頁，“由於元代始終實行蒙古族的統治，……作爲文化精英的知識階層，即‘仕’，在社會等級排列中，被置於娼妓之下的第九位。”“仕”，雖然在古代也曾與“士”通用，但一般多用作“做官”。元朝輕視讀書人，把人分爲十等，讀書人列爲第九等，僅居於末等的乞丐之上。趙翼《陔餘叢考》卷四十二：“鄭所南又謂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第20頁，林則徐（1785-1850）——“晚年病亡於故里。”不確，事實是：道光三十年（1850）11月5日，奉旨以欽差大臣赴廣西鎮壓天地會起義。11月22日病逝普寧行館。第85頁，“康有爲、樑啓超經梅關古道，赴京呈‘公車上書’，揭開中國近代史的序幕……”。查《樑啓超年譜長篇》，樑赴京没有經梅關的記載。倒有經杭州、上海到北京的記載。查《黄公度年譜》同治十三年（1874）“北上應廷試，由海道赴天津。”可見當時珠江三角洲和粤東士子赴京，一般由海道，而不走陸路，不經過梅關。第1517頁，説鄭觀應的卒年是1922年，不確。《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六期有王學莊的《鄭觀應的卒年》一文，引用1921年6月和7月在《申報》的兩則訃告，證實鄭觀應的卒年爲1921年。第1523頁説黄遵憲是出生於1947年，誤，應是1848年。第1535頁，説“1901年，樑啓超拜康有爲爲師。”不確。樑於1890年十八歲時，識康有爲，執業爲弟子。第1570頁，説“莫友芝著有《邵亭遺文》”“邵亭”應是“郘亭”。第1631頁説，“樑啓超是廣州學海堂學生，他以更善於宣傳西方新思想著稱，尤注重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爲近代文化宗師。”查《樑啓超年譜長篇》，1887年，樑啓超十五歲，肄業學海堂，始棄帖括之學。學海堂爲專治經學之所，與並行者菊坡書院專治詞章。樑注重中西文化研究，是在離開學海堂之後的事。以上幾點微觀方面的意見，不一定正確，僅供有關作者參考。
邱立誠(廣東省文物考古硏究所副所長、硏究員)
進入嶺南的盛夏時節，當筆者手捧着沉甸甸的兩卷本《中國珠江文化史》，心中禁不住泛起陣陣漣漪，一股敬佩之情與震撼之感驟然而至。
《中國珠江文化史》首次以文化史的角度全面闡述了珠江流域的文化形成與發展，而重點則在兩廣，尤其是廣東地區。但其源流與雲貴地區至爲密切，加之西江流域地區的青銅文化對廣東地區先秦時期逐漸進入文明社會的巨大影響，這使以珠江流域古文化爲主體的嶺南文化之源得到充分的體現，這是珠江文化史在學術與文化領域中的杰出貢獻。
我從事嶺南考古研究近四十年，與執筆《中國珠江文化史》第二、第三章的兩位先生多有合作，一同致力於嶺南考古研究，過從甚密。如今，兩位先生執筆《中國珠江文化史》的史前和先秦部分，對資料的熟悉和運用可謂是駕輕就熟、遊刃有餘。讀來見物見事，更見其中藴含的頗具功力的文化韵味，爲珠江文化史注入了看得見、摸得着的新鮮活體。
第二章以史前時代的珠江文化爲題，分别闡述了珠江流域的遠古人類與舊石器時代文化。從170萬年前的雲南元謀人到廣東韶關馬壩人、雲浮蟠龍洞人、封開垌中岩人，再到廣西的柳江人；從80萬年前的廣西百色盆地手斧石器，到兩廣地區的階地、洞穴打制石器，展現了從距今100多萬年到1萬多年前的頗具南方風貌的遠古人類文化景觀。而重點則在距今1萬年前後的中石器時代，這是一批以兩廣地區洞穴遺存爲代表的文化類型，尤以廣西桂林甑皮岩、廣東陽春獨石仔、封開黄岩洞、英德牛欄洞爲典型，其文化特徵以大量的打制石器和少量穿孔石器、局部磨制或刃部磨制石器爲基本組合，並與早期陶器的出現相關聯，這使嶺南地區的洞穴遺存爲探尋遠古人類如何從舊石器時代文化形態過渡到新石器時代文化形態提供了頗具説服力的實证，爲考古學、歷史學、農學等科學界所矚目。
作者又以相當篇幅描繪了進入新石器時代的嶺南古人類如何從山地的采集植物和狩獵經濟，發展到水網地區的采集貝類和漁獵經濟，並在新石器時代中期進入以農業經濟爲主體、兼有采集和漁獵的經濟生業。他們爲走進青銅時代提供了物質與精神的基礎。
第三章先秦時代的珠江文化，叙述了這一地區青銅文化的出現與發展，其歷程更爲社會所關注。這是一個武器與勇氣并存的社會。滇王國與夜郎國的閃耀登場，那些鑄銘着輝煌的器皿和刀劍，向人們訴説着當年發生的故事。尤其是滇王國的神秘色彩，早期銅鼓和各具特色的兵器，加之有關夜郎國的傳説，令人遥想當時發生在雲貴高原上的一幕幕戰事。駱越西甌，是百越中的一支，有將有君，曾令南下秦軍三年不敢解甲。秦將屠睢的戰死，是西甌族勇猛頑强最好的注解。故而西甌青銅文化的發達是不容置疑。南越文化正是在嶺南越人相當發達的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青銅工業的鑄造、幾何印紋陶生産的迅猛發展、原始瓷器的出現，使嶺南青銅文化的面貌逐漸清晰起來。博羅横嶺山周代墓地的有序管理、西江流域隨葬許多青銅器的大墓、各地青銅器的大量涌現，都使我們對這個地區的强勢文化留下深刻的記憶。
概而言之，史前的珠江、先秦的珠江，其文化多有奇异，豐富而引人注目，珠江口的岩畫、花山的崖畫、雲貴與兩廣地區的銅鼓、西樵山的雙肩石器、發達的幾何印紋陶器、珠江口地區的玉石器製作場、樹皮布的生産，以及先後流佈的屈肢葬和拔牙風俗，還有鼻飲、鷄卜、文身等等，織就了兩千多年前生活在珠江流域古代人類鮮活的圖畫。今天，當我們高舉文明社會的旗幟，繼承和弘揚嶺南文化優秀傳統的時候，古代文明給予我們的啓迪是無限的，也是不可忘懷的。飲水思源，追憶前人走過的路，領略前人創造的文化，爲我們創新嶺南文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劉正剛(曁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硏究所敎授、博士生導師)
我本人長期從事於明清史研究，尤其關注明清時期華南地區的社會經濟史研究。看着手邊這本厚實的《中國珠江文化史》巨製，從目録來看，既有縱向的珠江文化發展脈絡，即從遠古時代的文明起源到當下的文化建設熱潮，又有横向的區域比較和理論討論，煌煌數百萬言，從書的外觀厚度到書中内容的翔實豐富，都可以説是珠江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這部由集體共同打造完成的歷史性巨著，無疑是珠江文化史發展的一次頂峰之作，它將過去零散的珠江文化研究整合成一個具有系統的學術和思想體系，可以説，在珠江文化發展史上是一件功德無量、嘉惠萬代的文化盛事。
我本人對明清這一部分的珠江文化研究最爲鍾情。就古代珠江文化發展史來看，明清時期無疑是集大成、且有總結性的高峰期。生活在這一時期的珠江文化大家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曾對廣東文化發展史有這樣的結論性説法:“廣東居天下之南……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極，極故其發之也遲，始然於漢，熾於唐於宋，至有明乃照於四方焉。”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屈大均的説法可以代表着明清時期整個珠江文化發展史的趨向，表明這一時期是珠江文化發展的集大成時期。
明清時期，珠江流城在宋代移民南下導致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上，人才輩出，經濟繁榮，而珠江水系在這一時期因爲地理大發現的完成，與世界經濟發展聯繫日益密切。因此，這一時期，隨着珠江流域社會經濟發展的突飛猛進，在文化生産與建設上也生機勃勃，涌現了各種文化學術流派，在全國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代表性的人物及學派就有陳獻章及其心學與“江門學派”，自成一家之言，影響甚大，從學者衆，形成學界公認的“江門之學”或“白沙學派”。其弟子湛若水的心學及其“甘泉學派”，進一步在學術上推進了白沙學派的影響，成爲珠江文化在明代發達的里程碑。王夫之及其知行説所代表的唯物論思想，是繼陳獻章、湛若水之後的第三個高峰。
明清時期，是珠江流域社會經濟的發達期，尤其是在珠江口岸的廣東，得益於王朝國家獨特的外貿政策，成爲中外貿易交流的最重要區域，甚至一度成爲中國與世界經濟文化交流的唯一區域，在這一大的社會背景下，珠江文化在明清時期异常活躍，一大批人才通過王朝的科舉考試脱穎而出，進入王朝國家的核心機構，最典型的就是明代廣東出現了以粱儲、方獻夫、霍韜、龐尚鵬等爲代表的“南海士大夫集團”，他們在朝中左右了王朝國家政策的走向，使得珠江地域文化在中國傳統大文化中顯得更加鮮艷奪目，並因此推動了珠江流域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促使了珠江文化發展攀登上古代文化發展的高峰。
明清時期，珠江流域得益於王朝特殊的政策引導，成爲海内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匯集地，以粤商爲代表的中國海商積極參與世界性的海洋貿易，把中國和世界市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使得珠江文化在這一時期的發展過程中深深地打上了海洋性與商業性的烙印。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出於各自的利益考量，紛紛向南中國海聚集，這其中不乏文化人的東來，傳教士是其中的代表。西方傳教士利瑪竇等人在珠江流域的活動，使得這一區域成爲“東西學互漸”的堡壘，“西學東漸”和“中學西漸”兩個雙向一體的文化潮流波及全世界。中西文化經過在珠江流域的碰撞互溶，以廣東爲始發港，向海内外傳播。這就是人們常説的，珠江文化得風氣之先，也開風氣之先，這在稍後的近代珠江文化史中表現的最爲明顯。因此，這一時期的珠江文化發展，明顯具有海洋性與商業性的特色，與内地以農耕文化爲主大相徑庭。從這個意義上説，明清珠江文化史更具有世界性文化的特徵，或者説，珠江文化已經成爲世界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代表着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發展作出了貢獻。歐洲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法國人及後來的美國人陸續來到珠江流域，西方文化通過海洋在珠江流域集結，並不斷向内陸地區傳播，世界各國的商品通過珠江進行集散，體現了珠江文化江河性與海洋性的水乳交融，更表現出珠江文化的開放性特徵。這一時期，珠江流域的人們還開始走出國門，向南洋群島和中南半島移民開拓，這些海洋性移民既傳播了中國文化，也爲珠江流域的僑鄉文化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清代珠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廣州，更是成爲世界貿易的中心地，珠江文化借鑒西方文化，先行一步，引領着中國向近代化邁進。
有鑒於此，我個人認爲，在珠江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地方經濟發展越繁榮，文化也會同步繁榮起來。明清時期，珠江文化發展之所以能成爲古代文化發展的高峰期，就是因爲本地商品經濟的活躍。這一時期，珠江流域精英人物創造的文化流派躋身於中國主流文化發展的行列，成爲中國文化發展中的一朵鮮艷的奇葩。與此同時，因爲商品經濟的高度繁榮，尤其是十三行時期中國商人在珠江流域成功地引導着世界貿易發展的潮流，珠江文化的中心地之一廣州，在一個多時期中，成爲全球貿易的中心地，由此創造的以商業爲中心的世俗大衆文化也引起了世界的關注，“洋廣貨”一詞成爲那個時代最時髦的流行文化用語。可以説，明清時期珠江流域社會經濟的高度發展，使得這一區域的精英文化和大衆文化均結出了豐碩的成果。這一現象再次表明，文化發展與經濟發展是相輔相成的。時人一度熱議的當代廣東經濟發展而文化却成爲沙漠的説法，顯然從明清珠江文化的發展來看，是斷然站不住脚的。當然，這一説法也確實警示我們：必須對文化發展適時地進行理性的分析和歸納，使之理論化、系統化。
我個人覺得，明清時期在古代珠江文化發展史佔有最耀眼的一頁。但從全書的篇章結構來看，明清部分的份量顯然不能令人滿意。全書在第七章的明清文化史部分就字數和章節來看，與第五、六章唐宋元時期相比，在節數上就明顯少了一節。明清時期作爲古代珠江文化的發達繁榮期，我個人以爲無論在節數上還是在字數上，都應該是古代珠江文化史這部巨著的重點所在，有必要在今後再版時增加篇幅，以突出這一時代珠江文化發展的集大成性質。還有就是書名中的“中國”兩個字似乎多餘，因爲珠江文化史肯定是中國的，不可能還會出現别國的珠江文化史。
還有一點建議，本書是一部由花費衆多資深文化學人多年心血的結晶之作，屬於正規的學術性巨著——盡管在表述上有通俗性和知識性結合的路向，但正表明作者們的精心搆造。因此，以符合學術界通行的國家慣例來看，應該在書的結尾部分添加“參考文獻”，至少要是重要的學術文獻列出。如何整合好珠江水系中的不同“小區域文化”，還值得推敲。根據本書的定義，珠江文化包括的地域十分廣大，而這些地域的文化又屬於不同的小傳統，如湖湘文化、閩臺文化、巴蜀文化、嶺南文化等；還有就是即使在廣東省内，也要注意處理好珠江與韓江的文化整合。希望珠江文化研究會能開展與鄰省的合作，推出更多的珠江文化研究精品。
李慶新(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所長、硏究員)
珠江流域歷史文化源遠流長，珠江文化史研究，屬於區域史研究範疇。由於種種原因，珠江流域文化發展歷史至今未有一部系統完備的專著，與黄河、長江比較，成果顯得薄弱，與改革開放以來珠江流域社會經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殊不相稱。
省參事室組織我省多個學科的專家，在黄偉宗、司徒尚紀、黄啓臣教授等專家領導下，傾數年艱苦奮鬥之功力，終於編纂出了今天這部内容豐富，規模龐大，反映珠江流域歷史文化研究新水平的巨著，開拓了珠江流域歷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值得祝賀。
一、爲大河文明研究增添新篇章。大江大河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發揮極爲重要的作用，盡人皆知的埃及尼羅河流域、西亞幼發拉底河、底格裏斯河兩河流域、印度次大陸恒河流域、中國黄河、長江流域，都孕育了歷史悠久、豐富多彩的農耕文明，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發祥地。大河文化一直受到學者的重視，中國黄河、長江，已經有多部不同形式的作品問世。《珠江文化史》的誕生，不僅填補了珠江流域歷史文化研究的空白，也爲人類大河文明提供了一個從歷史到今天都極具特色與魅力，富有强大影響力的文明範例。
二、在研究方法與理論上嘗試多學科合作研究。近年來，世界視野下的多學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成爲國際學術界的新潮流。新近荷蘭萊頓大學漢學家Leonard Blusse教授聯絡多個國際知名學府聯合開展“亞歐大河流域的比較研究”（“萊茵河－揚子江”研究計劃）。這一研究計劃旨在比較研究西歐萊茵河及其支流、河流三角洲、中國的長江及其支流、河流三角洲所搆成的大河流域文明，尋找不同大河流域人類與自然關係的相似性、平衡性和差异性，探討大河流域如何從地方的、區域的經濟中心發展成爲現代全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時段從前工業時期延伸至整個啓蒙時代晚期。這一研究項目將邀請歷史學家、人文地理學家和水利管理專家參與，形成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
《珠江文化史》的作者來自不同學科，進行實地文化考察與多學科交叉研究，把文化學、地理學、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民俗學、語言學、海洋學、文藝學等不同領域結合起來，這種嘗試未必盡善盡美，但已經建構起結構龐大的研究體系，符合國際學術新潮流，值得肯定。
三、以文化爲主綫，建構珠江流域文化史新體系。長期以來，許多地方史的研究成果多偏重於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在内容與形式上往往倚重倚輕，缺乏整體把握，缺乏綜合性地方特色。本書大力挖掘流域民族歷史與地方文化發展特點，對富有地方特色、民族特點的文化内容給予重點篇章，濃墨重彩，從而推動與深化了珠江流域文化史的研究。例如本書在詩歌、文學、宗教（佛教）、名人（如惠能、張九齡、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劉三姐）等，挖掘較深，頗多建樹。在深切關注流域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内容基礎上，注意關照全局，使珠江流域文化史既突出了自己鮮明的内容與特色，又不失爲中國文化通史的有機組成部分，突顯出珠江流域歷史文化在中華文明進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
四、不足之處，主要體現在如下幾方面：
一是珠江流域地域廣闊，包括中國西南、華南，還可以延伸到南海海域，本書比較着重廣東，其他省份内容顯得單薄。滄海横流，方顯珠江本色，本書的海洋篇章仍有廣闊的開拓空間。
二是本書係多學科專家合作的成果，如何處理好學科交叉，使之融會貫通，仍然需要磨合，特别在科學、嚴謹前提下統一規範、統一體例、統一思路，使全書在“一以貫之”結構理念上保持“大同小异”，在“同中”求“一統”，在“异中”顯特色，展優長。
三是本書在立論與論证、史料采集與使用等方面存在可商榷或需要改進的地方。例如關於冼夫人，可靠的歷史記載只有《隋書·譙國夫人傳》，對於地方文獻、民間傳説資料，顯然需要加以甄别考訂，不能隨意採信。唐五代嶺南海港，書中列舉了陽江港，實際上並没有可靠史料支持。潮州木雕、石灣陶瓷，歷史也没那麽早。
樑鳳蓮(廣州市社科院硏究員、一級作家、博士)
一、 打開了另一個追問廣東尤其是廣州、探索本土文明的新維度。
珠江在版圖上引起關注、在地理上引起效應，始於近百年。
中國歷史發展到近代，發生了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并且徹底改變了封建帝制的格局。這一切，都源於廣東的歷史效應，是政治和文化聯手，對歷史作出的重大的改寫。近百年的風雲變幻，不僅讓我們看到了廣東的價值作用，亦看到了廣東珠江文化的價值作用。
廣州不僅是中國近代革命家策源地和大熔爐，同樣也是革命的重鎮，是黄埔軍校和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所在地。如果説，中國近代革命史的主要内容，可以轉换成廣東革命史，亦即改寫了整個歷史發展走向，那麽，也不妨説，黄埔軍校的崛起，則是更改了政權與軍隊的關係，而農講所的推動，不僅改變了農民和土地的關係，也促進了對後來的新中國新生發展的重大問題，也就是關於農民的問題。
到了改革開放時期，整個廣東前十五年對全國的觀念輸出、價值觀輸出，不僅震動朝野，而且大肆北進，珠江風雲再度讓國人拭目。
由此可見，這一切無不和本土的文化特質與文化效應息息相關，此在的文化不可小覷。
二、進行了一種開創性的命名。
在這本三百萬字的《中國珠江文化史》裏，有一個清晰的指認，指出“珠江文化”概念的提出，始於一個世紀前，也就是近現代，從而就歷史脈絡的變化發展的方向上，去展示“珠江文化”的孕生和成熟，從而完成了學科命名在梳理中的確認。
本史書的另一個貢獻，就是側重並擴展了珠江文化在整個中國近現代史格局中的地位和影響，也就是完成了對學科的命名，進一步在確認中標榜珠江文化的價值和意義，從文化、文學、藝術、建築、電影、民間藝術等方面，去突顯珠江文化的作用。歸結一句話就是，近代的中國文化藝術史，留下了珠江文化重要的縮影。
三、建立了珠江洋洋大觀的文化圖譜。
歷史是一種真實的記憶，對這種記憶的敬畏，就是一種文化的態度，也是一種承傳的態度。從嶺南文化到《中國珠江文化史》，這些紙上的豐碑，使此在文化的歷史自豪感、榮耀感與自信感不再是虚妄的。關於珠江的流踪文化，關於珠江的歷史去來，關於近現代的崛起與引領，在書中都有了充滿熱情與責任感的呈現。
在這種呈現中，形成了一個自成脈絡的圖譜，首先是以地域性爲標識，來進行學理與學術的定位和彰顯，比如陳寅恪關於“南學”的提出與教育重鎮中山大學的關係。其次，也有關於地方自治、粤人自治下的“自治文化”的歷史作用，比如關於陳濟棠時期廣州亂世中的八年太平盛景，對奠定廣州城市實力所具有的影響。再者，對抗戰時期中國重要的南方雙城，一是“桂林文化城”，一是香港，全國很多知名的文化名人在這塊熱土的居停過往，對本地文化的影響和建構，都有着特定歷史時期的價值與作用。在文學創作上，擁有自己的大家，在學術研究上，亦有自己的大家，前者如黄谷柳、歐陽山、黄秋耘、秦牧等，後者有陳寅恪、王力等，而郭沫若、魯迅、茅盾，甚至是作爲梅州客家籍的現代派狂狷詩人李金髮、小説家張資平，都在這裏留下了他們的創作實績。至於建築、民間藝術、粤劇粤曲等，對本地的文化貢獻都是可圈可點的。甚至在音樂方面，既有廣東音樂的前輩吕文成，亦有横空出世開創先河的冼星海和馬思聰等。
有份量有重量的歷史記憶總是讓人肅然起敬的。從書中抽取一個例子，在廣東的抗日圖存中，在香港搶救文化人的壯舉，這一筆真實的記録和書寫讓人感慨油生。
四、讓珠江文化的溯源、夢想和輝煌，重新回到了廣州的母親河——珠江上來。
在立言傳世、立論彰顯這個層面上，《中國珠江文化史》有着重要的時代建構意義。
回望廣州近百年的城市發展史，都是在珠江水邊做的文章。廣州的崛起，廣州作爲商業城市雛形的成形，沿襲着明清時期廣州一口通商的商貿史，都是一衣帶水扎根珠江而形成自己的特色與風貌的。
隨着廣州成爲全國五大中心城市之一，最近的全國中心城市發展論壇，提出了廣州的發展方向，那就是從濱江到濱海，南拓到南沙的大海，指出了歷史悠久的具有臨水風情的廣州發展新藍圖。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珠江文化史》的意義不言而喻，不僅爲珠江水系的文化發展，也是爲廣州的文化發展定性定調。廣州城市發展的根本方向，就是從水文明走向海洋文明，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從中原文化到南粤的珠江文化，從黄土文化到海洋文化，廣州城市發展的根本方向，尤其是作爲中心城市的發展方向，從濱江向濱海延伸，就是從水文明走向海洋文明，在走進未來的時候走向更廣闊的天地。
鐘曉毅(廣東省社科院哲文所所長、硏究員)
十年前，珠江文化研究會成立。十年後，《中國珠江文化史》出版。十年過去，我感慨良多，這裏談三點感受。
一、本書打出了一面旗幟。
以前都説廣東是文化沙漠。都説廣東人實在，只做不説，“只會生孩子，不會起名字”。而本書對廣東文化、嶺南文化有定位的作用。嶺南文化研究一直以來對江海都十分重視，但這個概念的定位一直没定好。以前提過“臨海文化”，似不合適。這十年來，珠江文化研究會爲“珠江文化”這個概念作出了很大貢獻。打出這面旗幟意義重大。
二、打出了一個品牌。
現在做一種文化工作，“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説法已經不合時宜了，珠江文化研究會爲“珠江文化”這一品牌的建立作出了很大貢獻。
三、打造了一支隊伍。
珠江文化研究會培養了一大批年輕人，來傳承這種研究工作。他們老中青的結合，比較完善。因此可以預見他們事業的延伸，絶對並不僅限於這十年。
司徒尚紀(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中山大學敎授、博士生導師、珠江文化硏究會常務副會長)
首先，我作爲研討會主持人，非常感謝來自全國四面八方同仁，聚首廣州，在“珠江文化”概念首創者郭沫若先生題額的廣東科學館舉行這個研討會，顯示了非同尋常的意義。
與會各位專家學者，以高度歷史責任感，認真、嚴肅科學態度，從各自學科視野，對《中國珠江文化史》作全景式或片斷式的透視和評論，意見十分精闢，有骨有肉，感人至深。概括起來，這次會上發言内容，大致上可歸結如下：
一是在總體上認爲，該著第一次將珠江文化提到與黄河文化、長江文化同等重要地位，在中國江河文化史上是一件無先例大事，不但填補了這一學術領域的一項空白，而且對認識我國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形式，演化規律，提供了一個成功的範例。如中央民族大學陳梧桐教授指出，該書之完成面世，是一件“功德無量”之事；原華南師大校長管林教授認爲這是一個流域文化開山之作；海南大學周偉民教授認爲該著是一項浩大文化工程，須大策劃、大手筆、大行動才能完成；武漢大學徐少華教授强調本書凝聚了多代學者研究成果，填補了大河文明研究的一項空白。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楊義所長説，這是“十年磨一劍”出成果。在我國江河文化研究上，具有不可替代、又不可分割的學術價值。雲南大學方鐵教授，廣東社科院李慶新研究員、北京大學李孝聰教授、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中山大學張榮芳教授、貴州社科院馮祖貽所長等也有類似評價。
二是充分肯定和高度讚揚本書編著者爲完成這一文化工程付出艱辛勞動。特别是10年野外考察不止，故能有新發現、新見解，發前人他人之未發，如在實地考察基礎上肯定徐聞港地望，指出珠璣巷文化和後珠璣巷文化概念及其聯繫，首創“南江文化”概念，指出封開是嶺南文化古都，粤語發祥地等，都屬學術創新。確是“十年辛苦不尋常”。而這種重視實地考察的治學的學風和方法，尤值得提倡。
三是一致認爲本書對廣東建設文化强省，對實施泛珠三角區域聯合，提供了重要文化支持决策參考，具有重大現實意義。例如張榮芳教授指出這是一部“經世致用”之作，爲適應廣東從經濟大省到文化大省的轉化需要而産生。陳梧桐教授認爲，廣東文化大省建設，離不開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創新，而該書恰達到了這種要求。馮祖貽研究員從泛珠三角立場指出，本書處處反映時代精神，但重在當代，並與泛珠三角緊密聯繫，由此能發揮其服務社會功能，爲未來發展服務。
四是在肯定本書長處之同時，也就全書結構、章節之間、内容分配、某些歷史事件的評價、所涉及各學科關係，以及個别有争議或錯漏之處指出各自意見，這都有助於本書進一步修正，以求至臻完善。
最後，對這些真知灼見，特别是對本書批評意見，個人代表珠江文化研究會致以感謝之忱。
書目分類 出版社分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