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劉莎莎 

　　《深圳特區報》2010年7月6日

　　一叠桑葉，幾條蠶蟲，萬縷銀絲。中華絲綢文明，就這樣，在纖纖素手和札札機杼之間，慢慢流淌，直至今日。絲，是東方文明的精粹。它和茶葉、瓷器一樣，千百年來，一直是東西方貿易的主角。而地處南海之濱的廣東省，一直是我國對外輸送絲綢的重要通路。它與河西走廊並駕齊驅，被稱爲“海上絲綢之路”。

　　對外貿易的高度繁榮，在爲廣東帶來金山銀山的同時還極大地推動了本地絲業——“廣絲”的高速發展。清末，繅絲廠在廣東遍地開花。古老的生絲，萌發出資本主義新芽，並就此敲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大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廣絲文化”才高調入選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中國珠江文化史》２５處“珠江文化星座”之一。

　　新興地標：延續“廣絲文化”精神内核

　　此番，珠江文化研究會認定的“廣絲文化”地標有兩處，一處是廣東絲綢紡織集團，另一處，就是深圳的南嶺中絲園。爲何選擇這兩地？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會長、中山大學教授黄偉宗告訴記者，廣東絲綢紡織集團是中國最大的以絲綢紡織服裝生産經營爲主業的産業集團。它繼承了廣東絲綢業的優良傳統，堪稱當今中國絲綢業“第一把交椅”。而地處深圳南嶺村的中絲園，則完成了中國絲綢行業協會想做却没能做到的壯舉——建成了一個以絲綢文化爲載體，以文化創意爲理念，聚集設計製作、科研創新、展示交易、旅遊休閒、情景購物、青少年素質教育、互動體驗等功能爲一體的時尚創意園區。

　　在黄偉宗看來，廣東絲綢集團和南嶺中絲園都是“廣絲文化”的生動注脚。前者延續了廣絲文化中的“重商主義”精髓。在市場上，廣絲集團大開門户，開拓進取。在工藝上積極探索，與時俱進。至於後者，則更加難能可貴。在以繁華著稱的深圳市南嶺村，有一群古檏、傳統的建築群：灰白色調、木制樓牌，竹欄亭臺穿插其間，這就是目前國内唯一一所以絲綢製品交易與絲綢文化展示爲一體的中國絲綢文化産業創意園。

　　中絲園由中國同源有限公司與廣東省絲綢紡織集團携手打造。在這裏，觀者不僅可以欣賞到最優質的絲綢産品，還能領略到中國絲綢文化的博大精深。黄偉宗表示，在中絲園裏可以看到當代廣東人對傳統絲綢文化的堅守。從蠶寶寶誕生開始，吐絲、結繭、抽絲、繅絲再到紡絲、織布以及後整理工序等一系列流程全部一一呈現。此外，還可以參與廣東本地絲綢——香雲紗的互動製作。香雲紗又名薯莨紗，是一種用廣東特有植物薯莨的汁水浸染桑蠶絲織物。由於穿着走路會“沙沙”作響所以最初叫“響雲紗”。如今，香雲紗已走出歷史，走進生活。深圳本土品牌“天意”、“ 香雲莎”在延續古老工藝的同時，還根據現代人審美，對其進行了深度開發。

　　前世今生：廣東絲綢的先鋒語言表達

　　根據考古學的發現推測，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期中期，中國便開始了養蠶、取絲、織綢了。而在傳説是中華民族的始祖軒轅黄帝發明瞭指南針，他的夫人則發明瞭絲綢。到商代，絲綢生産已經初具規模，具有較高的工藝水平，有了復雜的織機和織造手藝。在西周及春秋戰國時期，幾乎所有的地方都能生産絲綢，絲綢的花色品種也豐富起來，主要分爲絹、綺、錦三大類。到了秦漢時期，絲織業不但得到大發展，而且隨着漢代中國對外的大規模擴展影響，絲綢的貿易和輸出達到空前繁榮的地步。

　　具體到廣東，黄偉宗告訴記者，西漢時期在廣州、德慶、海南已有“采桑養蠶”和“桑蠶織績”的生産活動。華南理工大學教授譚元亨表示，宋代廣東的桑園圍，更是當地人防洪種桑的有力佐证。桑園圍至今仍在使用。“在順德、南海一帶，桑園圍每年都還在加固。”譚元亨説。而到了明代，在珠江流域和韓江流域已出現手工繅絲作坊，順德的手工繅絲産品已開始商品化。清干隆年間，廣州成爲全國唯一對外貿易通商口岸，生絲出口大增，珠江三角洲掀起“棄田築塘，廢稻載桑”熱潮，手車繅絲發展爲家庭工業。

　　清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旅越華僑陳啓元兄弟在家鄉南海縣西樵簡村，創辦了繼昌隆燕汽繅絲廠，這是中國民族資本創辦的第一家繅絲廠，也是廣東第一家機器繅絲廠，隨後又創造“足踏繅絲車”，這是繅絲機器生産的開始，標誌着絲綢生産進入了工業文明時代。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廣東繅絲業率先推廣使用Ｄ１０１型自動繅絲機，隨後又成功革新“真空滲透”煮繭工藝，研製出Ｄ２１１型圓盤煮繭機和適應長把絲生産的Ｄ１１３型復摇機，以及煮熟繭的“電子控制自動輸送綫”等，使絲綢生産大增。這些生産工藝更新，意味着廣東的絲綢生産正在率先進入後工業文明時代。

　　一口通商：絲綢貿易敲開近代史大門

　　清干隆時期，在廣東的絲綢發展史上，是一個重要的節點。廣州“一口通商”的國策，促進了廣絲的大發展大繁榮。華南理工大學教授譚元亨對這一時期頗有研究。他告訴記者，名聞天下的中國絲綢，更是西方的搶手貨，是十三行中僅次於茶葉的行俏商品。在十三行貿易中，尤其是干隆初年，絲綢始終是官方控制海貿的一大籌碼。海禁開，廣州立刻便如南方的樹木，一有飄風細雨，便立即破土、拔節勁抽，迅速生長爲茂盛的大樹。

　　大學者屈大均的《廣州竹枝詞》七首之一“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充分反映了這一盛况。“那時，在廣州，織造工場的工人有１７０００餘名，織機雖然簡陋，但産量可觀，産品也相當精美。”譚元亨説：“連英國印度公司的商人也夸贊説，十三行的絲織品太好了，中國人花費了不少心血，按照歐洲的式樣織造絲綢。”無與倫比的品質、高精的技藝，令中國絲綢在歐洲大行其道。

　　譚元亨認爲，十三行的各種貿易是對封建社會絶對禁海的一個衝擊，也就成了緊閉國門的一道縫隙，而在這道縫隙中，吹進來的，當然是一個正在進步的世界的新鮮氣息！他進一步指出，也正是主營茶、絲貿易的十三行把明代的廣、閩海商聚集到一起，積極、主動、直接地參與了當時世界上正在掀起的大航海時代，進行巨額的海上貿易活動，從而具有了相對的自由商人的性質，熟悉國際市場運作，極大地拓展了他們商貿活動的範圍。與此同時，啓蒙思想、人文主義、平等觀念等具有近代意識的無形財富，也就這麽滲入中國。在譚教授看來，這筆敲開中國近代史的精神財富，才是廣東的茶絲貿易的最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