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鎮洪，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嶺南考古研究專業委員會主任，教授。）

　　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嶺南考古研究專業委員會（原名中山大學嶺南考古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專業委員會）自2000年成立以來，到今天已經整整十年了，這十年是我們在開放改革道路上探索的十年，實踐的十年。在實踐中學習到許多東西，感觸良多，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總結起來有如下幾點。

　　一、要有明確的努力方向

　　中國考古學發展到21世紀已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過去傳統的考古學已明顯地表現出跟不上時代的要求，隨着研究課題越來越多，研究深度越來越大，單純的歷史學和社會學已不能解决問題，必須引進更多學科纔可以。考古學從調查、發掘和研究都需要應用更多的自然科學技術才能達到更爲理想的效果。比如人類的歷史除了人類系統演化史之外，主要的還是文化史，在人類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在不同的階段裏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情况就産生不同的變化，這些變化都體現在文化之中，因爲人類從她誕生的那一天起，就開始用自己的雙手創造文化，撰寫自己的歷史，在史前階段，人類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在適應自然環境的過程中求生存，完成自身體質形態的進化，在完成自身的進化過程中，創造了石器文化，在人種確定後，人類的歷史則進入了一個質的發展階段，人類對自然環境不僅有更强的適應能力，而且在進化過程中掌握了不少對抗自然的技術，如加工石器工具的技術越來越精細、成熟，石器的種類越來越豐富，功能越來越廣泛和實用。20世紀前，傳統考古學認爲，只要通過類型學和地層學就可以解决史前考古學中的一切問題。但在實踐中發現，類型學和地層學中許多的概念，都是憑人爲的主觀來確定的，如“生土”和“熟土”的確定，考古工作者，把没有遺物的地層稱爲“生土”，把有文化遺物的地層稱爲“熟土”。一個遺址只要出現了“生土”，就以爲該遺址已到底了，不必進一步繼續發掘下去。由於這麽一個概念，往往把下一層更早的文化層給漏掉，而且錯誤地認爲，一個文化遺址一定是連續的，不可間斷的。另一方面又錯誤地認爲，文化層的堆積一定是早期的堆積在下面，晚期的堆積在上面，當出現文化層不連續或倒置時，就不知如何去解釋甚至認爲是不允許的。在史前的洞穴遺址中，往往把平原上的文化遺址堆積的規律來套洞穴遺址的文化堆積，結果對一些現象難以解釋，造成錯誤的結論。以上的例子都説明一個問題，那就是傳統考古學的方法已經遠遠適應不了當今考古學發展形勢的需要，擺在我們面前是很清楚的，大家口頭上也講，我們需要引進多學科的參與，多利用自然學科的技術和概念，改革傳統考古學，不然，我們21世紀的考古學就無法和當代的考古學接軌，取得新的發展。

　　由於認識到這個問題，我們幾個志同道合的老師，正順應着1999年國家教育部的要求，希望高校組建一些適應教育體制改革的前沿學科和建立一些全國重點學科的科研基地。類似中科院那樣，以項目、課題帶動研究機構，以科研成果促進機構的生存和發展，改變過去一切都由國家來包辦的依賴狀况。引進競争機制，使理論研究和應用學科有機地結合起來。同時，我們幾位老師又清晰認識到，中山大學考古學專業在老係主任樑釗韜教授仙逝後，由他確定的人類學係發展的正確方向已逐漸喪失。爲了希望能把樑教授的精神繼續發揚光大，所以我們决定申請成立中山大學嶺南考古研究中心，這是我們的動機。

　　經學校批準後，按當時學校領導的要求，這個中心應是一個跨學科、跨部門、跨地區的進行多學科參與，互相拉動和互相滲透，立足嶺南，面向南中國（華南地區），聯繫中印半島和南亞地區。大家從不同角度對共同課題進行綜合研究的機構，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由於遵循着這一方向努力，所以經過2―3年的摸索和實踐，我們不僅能真正地正常地運作起來，並出的成果越來越多。到了十週年時，我們已經完成了近300萬元人民幣的大小項目，每年保证開一次學術年會，每次年會一定要出版一部專刊，名稱爲《嶺南考古研究》，迄今已完成了十期，把本機搆成員與我們合作的學者每年所出的新成果發表出來，十年來已有400多篇論文。在這裏發表論文的既有中科院院士、資深學者，也有不少中、青年的學者，他們都遵循着一個共同的方針，就是百花齊放、百家争鳴，對事不對人。對同一的課題，有不同的觀點都可以開誠佈公地發表出來。北京有一家國際出版社轉達國外學者對我們《嶺南考古研究》的評價時説：這是在中國出版的爲數不多的可以進行平等討論學術問題的刊物，頗受歡迎。在研究工作中，我們完成了大大小小的考古調查發掘、整理研究、陳列方案設計、標本修復、裝架、布展等不同性質的項目約有50多項。如唯美陶瓷博物館、四會地下原始森林博物館的申報和設計項目、柳州博物館自然部兩萬多件古生物化石標本的修復和鑒定；香港和澳門地區多次的考古調查和發掘。最後獲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如香港西貢蚝涌新石器時代石器加工場，西貢深涌黄地峒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石器加工場（2006年），澳門路環島旅遊資源調查發現的阿婆秧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路環島天後宫前地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址的發現均是在這十年内具代表性的成果，都是沿着這一方向不斷努力所取得的成果。而且在實踐中慢慢總結出一些適合於非實體性質科研機構的路子來。

　　二、　要有適合的體制

　　體制改革是個大問題。開放改革30年來，國家也作了不少的嘗試，有些是成功的，有些是失敗的。作爲我們這樣的非實體科研機構，與同類的但屬於實體單位的機構又不同，非實體單位基本屬於民間團體機構，國家是不包管的，工資不管、編制不管、研究經費也不提供，只作爲一個掛靠單位，在政治上作爲一個保证。專業上，工程項目上你競争得來就做，競争不來就不做。上級單位很少指派一些工程項目或課題給你做，所以一切都得靠自己去找門路。在今天競争體制不正常的情况下，非實體單位與實體單位竟争起來困難可大得多。在傳統觀念上，往往錯誤地認爲實體單位是正統的，非實體單位是非正統的，後者因而受到極其不公平的對待，這都是當前體制改革還未取得成功所造成的。因此不少非實體單位往往在種種困難下走不了幾步又回到原來的出發點，或者一班人馬幾個招牌變成某一實體機構的附屬品。比如中山大學1999年剛開始時，文理科一哄而上，成立的83個所謂適合21世紀科學發展的超前科學單位，到了2006年只剩下三個單位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但非實體單位又有其許多優勢。我們剛成立時，學校領導曾説過，非實體單位是一個自願合作干活的單位，不同專業的學者爲了一個共同的項目自願地匯集到一起，分工合作，共同研究，一直到完成任務。校領導説得對，所謂機構領導人只是一位臨時的召集人和協調者，課題組長是技術任務執行人，成員是清楚的，財務是公開的，成果是共享的，不像實體單位那麽復雜。因此會節省了許多資源，增加了許多成功的機會。在工作過程中有一種相互促進的作用，可以打破壟斷、固步自封的狀態；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官僚主義的作風。尤其是在當今高科技高速發展的年代，人力資源充分的利用就是最大的節約。我們嶺南考古研究中心（現在稱專業委員會）從十幾個成員發展到今天53個成員時，管理人員也只有7個人，而且絶大多數是兼職的，這是我們在實踐過程中，摸索出來的比較可行的體制。當然，迄今還不能説是十全十美，還有待我們進一步改進。

　　三、　“實事求是”是我們永遠堅持的作風

　　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後，大家都希望盡快地糾正過去的錯誤路綫，回歸到一條正確的路綫上來。但十年的災難把人們的信仰基本都推翻了，不知道今後可以再相信誰。雖然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人民的信仰還是自由的，但已經相當雜亂了。信仰什麽我們覺得不是主要的，但對於做人的一些準則是什麽這是最關鍵的。文革前，所有國家幹部都要遵循一條規定，那就是“爲人民服務”，只要你能做到這一條就是好幹部，受人讚揚和尊重。但今天在社會上已很少有人提倡。而在做事過程中，不管你干哪一行都要做到一點，就是實事求是。如果做到這一點就是一個好幹部，好同志。開放改革後，我們强調要解放思想，這是對的。但是在實踐過程中，當我們把工作一旦和錢掛鈎上來就味道不同了，不可能實事求是，好象經商那樣變成無姦不成商。關於這點到今天我們也弄不清楚，但在實踐中就産生了不少新概念，什麽潜規則呀，什麽層層剝呀，什麽事情都是説一套而做一套，最後把你搞得無所適從。假、大、空作風成了社會上的慣例，新科技（電腦）成了弄虚作假、剽竊别人成果的幫兇和工具。做生意的是這樣，一些當官的也是這樣，到了近些年來，科學界、教育界也不例外。我們專業委員會就是不懂潜規則，結果技術條件比别人好也不能中標，因爲你給别人的達不到别人的要求。更可氣的是在搞科研上也一樣，你有一個新發現，如果你不懂得送禮、拍馬屁，你的新發明别人也不會承認你的，千方百計會利用手上的職權非把你搶過去不可。香港西貢黄地峒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的發現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三年多的時間還没能解决。一個小小的基層部門，一個小小館長就敢如此胡作非爲，如果手上權勢更大時，情况難道不是更令人可怕？所以對於這些壞作風，我們是堅决扺制的，絶不同流合污。

　　雖然現在這種不良現象相當普遍，但我們也不能縱容它，只要從我們自己做起，踏踏實實，實事求是，社會風氣遲早會變好的。

　　四、　理論和實踐一定要緊密結合在一起

　　開放改革以來，隨着工、農業生産，社會基本建設的發展，大工程多了，地上地下文物發現得多了，主動系統地進行調查發掘也多了這是正常的。但近些年來考古工作在社會大潮的影響下，跟不上形勢的發展，考古工作本來是一門實踐性很强的科學，當前世界上考古學發展已大大超出了史學文科的範疇，理科中許多學科早已滲透到考古學中，年代學、生態環境學，真正的地質地層學，古動、植物學，氣候學、統計學等等學科都爲考古學的深入發展起到大力推動的作用。原來的民族學，體質人類學，則更加活躍，和考古學起到互相拉動的作用。社會學和哲學，也爲考古學提出一些新的理論，現代技術――電子學也爲考古學的發展提供技術上的支持。這一切都是良好的發展，不過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一些負面的影響。盡管考古學從始至今都是一門實踐性很强的學科，一切考古學的理論都是在充分實踐的基礎上産生的，絶不能藉助一些非實踐性過程而輕易地建立起來。但如今甚至自己一點親自的實踐都没有就輕易確定問題的存在。本來考古第一綫現場工地是考古實踐的基地，但現在許多考古學者往往很少親力親爲地工作在第一綫。而把第一綫的實踐大部分交給所謂“技工”，我們不是認爲“技工”不可以參與第一綫的工作，但我們考古學者必須親臨第一綫，絶不能全交由“技工”來操縱現場的工作。這是對一個遺址發掘質量的保证。

　　另外，整理研究，必須從頭到尾，一件一件地親力親爲，不能不加思考地從電腦上把别人的觀點一段一段地下載下來作爲自己的研究成果。如果真是這樣做，那麽你的觀點和結論就不是從實踐中得來的，而是道聽途説得來的。這樣作法輕者是理論脱離實踐，重者則是剽竊别人成果。或者鈔襲别人的成果。這種作法在當今社會上雖然已司空見慣，但我們也不能接受。

　　還有，我們寫文章時，在引用别人的材料時應明確註明出處，説明是别人的觀點，不能不加註明就隨便應用，這是對别人勞動成果的不尊重。

　　現代技術――電腦，確實爲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一個很大的方便，但在使用這種技術時，我們也應注意和尊重一些道德規範，不能做些違規的事情。這是確保我們文風純潔的做法。今天理論上大家講起來都是一套一套的，但實踐做起來很容易走樣，假、大、空那一套的誘惑力很大，我們在實踐中真的還要好好磨煉自己。十年來我們絶大多數成員都在研究工作中作得不錯，但仍不能掉以輕心。

　　五、　迎朝陽

　　十年過去了，雖然我們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也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距離本機搆成立時所定的奮斗目標還差相當遠。究其原因，主客觀都有。雖然客觀上，目前社會環境還相當復雜，開放改革仍在進行中，有一些困難要克服。但主觀上是我們努力的還不够，打下的基礎還不够牢固，積累的經驗還太少，還需加倍努力。在精神和物質方面都要進一步建設好，繼續加强既定的方針，同時更要開拓創新。我相信，在朝陽昇起的地方本機構全體成員，在未來的十年中將會有更大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