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洪波，廣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副教授。）

　　【中文摘要】漢武帝時期，以合浦爲始發港開闢了一條遠洋貿易航綫——海上絲綢之路。中外頻繁交往，對廣西北部灣地區的經濟社會産生了深遠影響。廣西北部灣地區的商業、手工業、農業獲得了長足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厚葬之風興起。

　　【關鍵詞】兩漢時期　海上絲綢之路　廣西北部灣地區　經濟社會發展

　　Abstract:A marine trade line, which is named the Silk Road on Sea, was pioneered in the Hanwu Emperor Dynasty and Hepu had been the starting por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brought great influence to the Northern Basin’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n Guangxi. The commerce,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had flourished and the local living standard had been improved. So the luxury burial was in popular on Hepu.

　　Key words: Hand dynasty　the Marine Silk Road　the Northern Basin on Guangxi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廣西北部灣地區包括北海、防城港、欽州市等，隨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不斷推進，廣西北部灣港口城市群在國際國内交流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廣西北部灣地區的對外關係歷史源遠流長。漢武帝統一嶺南，設置合浦郡（公元前111年），以合浦爲始發港開闢了海上絲綢之路。北部灣的合浦成爲中外交往的要衝之地。一方面，合浦郡與漢王朝的統治中心中原地區及西南少數民族聚集地建立了密切的貿易關係；另一方面，合浦郡與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歐洲等地發生了直接或間接的經濟和文化交往。海上絲綢之路促進了漢代廣西北部灣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今天，我們探索這一段海上絲綢之路史，對廣西北部灣經濟社會的建設和發展，無疑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

　　一、 漢代合浦郡的設置及其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地位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平定南越國，統一了嶺南地區，在廣西北部灣沿岸設置了合浦郡。合浦因其地理位置而得名，其境有南流江在州江分五條支流入海，故含義是江河匯集於海的地方〔1〕。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合浦郡共有五個縣：徐聞、合浦、髙凉、臨允、朱盧。〔2〕合浦爲合浦郡的郡治所在。北魏酈道元在《水經注》中稱鬱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縣，漢武帝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3〕據考證，徐聞縣大致爲今天的徐聞、海康、遂溪縣等地；合浦縣大致爲今天的合浦、北海、浦北、靈山、横縣、欽州、防城港、博白、陸川、北流、容縣和廣東廉江縣等地；髙凉縣大致爲今天的陽江、陽春、電白、化州、吴州縣等地；臨允縣大致爲今天的廣東新興、開平縣等地；朱盧縣大致爲今天的海南省凉山等地。〔4〕

　　漢武帝平定南越，設置嶺南九郡，將嶺南地區納入了漢王朝的版圖，從此嶺南九郡與西南八郡及中原地區連接成片。漢武帝隨即將目光轉向海洋，開始了其海疆開拓宏偉戰略。合浦恰在這時以其優越的獨特條件，在漢武帝七次巡海之後，成爲了其海疆開拓宏偉戰略的首選，在漢武帝開闢的海上絲綢之路中，成爲了重要的始發港。之所以如此，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第一，合浦具有優良的港口條件。合浦地勢北高南低、背山面水、三面環海，海岸綫長而曲折，擁有衆多的港灣。海港水位較深，海面平静，船隻的避風條件好，便於船隻的停泊與航行。同時，又有南海島、馬來半島、雷州半島作爲天然河流的出海口，這些使合浦港成爲北部灣少有的良港。同時合浦位於亞熱帶季風氣候區，氣候條件好，終年適於航行。

　　第二，合浦擁有發達的水路交通運輸網。在合浦主要有三條水路運輸幹綫，第一條爲中原水路。靈渠的開鑿，溝通了湘江水系與灕江水系，使中原的貨物可沿長江水系，由湘江通過靈渠，進入灕江後到西江，再進入北流江經桂門關、南北盤江、天峨、來賓、鬱江、貴港、玉林，最後通過南流江將貨物運達合浦。第二條爲紅水河水路。經南流江到達合浦，主要溝通西南少數民族聚集地與合浦地區，成爲西南貨物出口的主要通道。第三條爲左右江水路。沿左右江南下，經過龍州、扶綏、邕寧、北流江，最後進入合浦。〔5〕在古代，水路運輸發揮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原地區、西南少數民族聚集地及合浦周邊的貨物能够較快地聚集到合浦，以合浦爲始發港揚帆起航，到東南亞、南亞等地進行貿易；另一方面，外國的貨物經合浦登陸後也能較快的流通到全國各地去。

　　第三，合浦擁有豐富的物産資源。“粤地……處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璣、銀、銅、果、布之凑，中國往賈者多取富焉”，〔6〕可見，其物産之豐富。南流江沿岸擁有廣闊的衝擊平原，土地肥沃，加上處於亞熱帶季風氣候，降水量豐富，適合農作物的生長，到西漢合浦郡的桑蠶業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珍珠是合浦的特産，早在秦漢時期合浦的採珠業已經相當發達，珍珠不但是歷代貢獻給朝廷的稀世珍寶，而且吸引了大批珍珠商販。此外，漢代合浦的陶瓷生産初具規模，可用於出口。

　　優良的港口條件、發達的水路運輸網、豐富的物産資源，爲合浦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 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學和考古學考察

　　1.  文獻中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的記載

　　《漢書·地理志》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没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 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黄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户口多，多异物， 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黄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异物，賫黄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禀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黄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雲。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7〕這是史籍中關於廣西北部灣至東南亞、南亞等地之間存在着一條遠洋貿易航綫的最早記載。這條遠洋貿易航綫以絲綢貿易爲主，故又稱爲“海上絲綢之路”。從這則材料中，我們不難看出這是一次由朝廷直接組織的官方貿易。西漢時，遠洋航行已列入了專門的機構管理，即由《漢書·地理志》中提到的“黄門”負責，“譯長”歸“黄門”管理，即“譯長，屬黄門……” “黄門”爲何物？據《漢書·霍光傳》載：“上乃使黄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謁光”。顔師古是這樣注釋“黄門”的：黄門之屬，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有畫工。〔8〕可見“黄門”實際上是漢代的官署名，宫内專門爲皇帝做事的機構。而“譯長”與今翻譯無异，是通曉外國語言的翻譯官。以合浦爲始發港的海上絲綢之路自納入漢王朝官府的管理之後，遠洋貿易空前頻繁。《廣東通誌》稱“自武帝以來，皆朝必由交趾之道”，“和帝時數遣使獻犀牛……頻從日南徼外來貢獻。”〔9〕當時合浦是日南、交趾等地通往中原的必經之路。《漢書·地理志》載：“（恒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毒瑁。”大秦即羅馬帝國。可見早在東漢時期歐洲的使者已經通過合浦與漢王朝有了聯繫。合浦港成爲漢代中國南方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

　　根據《漢書·地理志》等文獻，可以對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路綫圖做大致的復原。大概的路綫就是：合浦-日南-皮宗-都元國-邑盧没國-堪離國-夫甘都廬國-黃支國-已程不國。據考證，日南在今越南境内，皮宗在今新加坡、印尼一帶，都元國在今蘇門答臘，邑盧没國在、堪離國在今泰國境内，夫甘都廬國在緬甸境内，黃支國在今印度境内，已程不國在今斯裏蘭卡。航程從合浦港揚帆出發，經過越南沿岸，穿過馬六甲海峽，沿孟加拉灣一帶到達印度，然後由斯裏蘭卡返回。此航綫以合浦爲始發港，直接或間接地與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歐洲有了交往貿易。

　　2.  海上絲綢之路的考古證據

　　關於漢代海上絲綢之路，海内外出土了大量相關考古材料，使得人們對其路綫、涉及範圍、貿易貨品等方面有更豐富的認識。

　　從以上所引《漢書·地理志》的記載，該航綫當時有三個始發港，分别爲日南障塞、徐聞、合浦。廖國一教授在其《漢代合浦郡的對外貿易及其重要意義》一文中指出：“在這三個港口中，合浦港因爲有南流江交通之便和居於環北部灣沿岸的中心位置，而成爲最重要港口”〔10〕。筆者在前面已經論述了合浦港的重要地位，在此不再加以説明。近年的考古發掘也印证了合浦港的重要性。合浦漢墓出土的衆多“舶來品”便是合浦港重要性及其對外貿易繁榮的最佳印证。

　　海上絲綢之路因其輸出商品中以絲綢爲主而得名。《漢書·地理志》中載：“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琉璃，奇石异物，賫黄金、雜繒而往”〔11〕。“雜繒”，即漢代絲織品的統稱。除絲綢之外，由合浦輸出的貨物還有：陶器、珍珠、黄金、農具、鐵器、銅器、麻布等。這些貨物既有來自中原地區和西南少數民族聚集地的，也有合浦本地的貨物，如合浦的珍珠、陶器等。20世紀60年代和80年代，合浦沿海的山口羅英、廉州的老哥渡、草鞋村一帶發現大規模的漢代陶瓷窑遺址〔12〕，其中廉州的老哥渡、草鞋村漢窑遺址就位於南流江入海口附近，從漢窑的規模、分佈來看，有專家推測，它們大都是爲出口服務的〔13〕。從出土的文物上看，由國外經合浦進口的商品主要是奢侈品，如：象牙、瑪瑙、琥珀、琉璃、犀牛角、水晶等。這些貨物從合浦登陸後，或就地交易，或成爲漢王朝的供品，也有隨水路交通疏散到各地去的。貨物的充盈，是海上絲綢之路繁榮的物質基礎。合浦作爲中原王朝與外國交往貿易的樞紐，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必然會對廣西北部灣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産生重要影響。

　　近年來東南亞各國的考古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兩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如現在的新加坡國家博物館内陳列有一件當地出土的典型的“漢代罐鼓”〔14〕。在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爪哇和加裏曼丹等當年海上絲綢之路的沿岸國家和地區，發掘出屬於我國西漢時期的雕像和浮雕、五銖錢、陶鼎、陶魁等物品〔15〕。從這些考古發掘的器物，我們也可以推測出從漢武帝時期起，東南亞、南亞、西亞等國家和地區通過合浦郡與漢王朝有了經濟與文化往來。

　　三、 海上絲綢之路對廣西北部灣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兩漢時期，合浦在中外貿易、文化交流及與中原地區的交往中發揮了重要的樞紐作用，中原文化、外國文化、及嶺南文化在這裏碰撞，帶動了合浦的發展，對廣西北部灣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産生了深遠影響。

　　（一） 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促進了廣西北部灣地區經濟的發展

　　1. 商業。兩漢時期，廣西北部灣地區作爲對外貿易的樞紐，商業得到了巨大發展。

　　漢武帝在廣西北部灣沿岸設置合浦郡後，海外貿易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漢王朝出於“欲耀威德”的目的，經常派出使者、商人帶着大量黄金和絲綢等物由合浦出發到海外從事貿易〔16〕。同時，廣西北部灣地區以其豐富的物産、便捷的交通爲基礎，吸納了嶺南地區、西南少數民族聚集地，乃至中原王朝統治中心地區在内的貨流、商貿，形成了以廣西北部灣地區爲中心的商貿圈。合浦成爲商業爲主的城市，吸引着大量商人到此交换玳瑁、珍珠、琉璃等産物。正如《漢書·地理志》所雲“中國往賈者多取富焉”。〔17〕當時，漢帝國物産豐富、科技文化遥遥領先於世界，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乃至歐洲的商人因爲仰慕中國物質與文化，伴隨使團紛紛來華。他們沿海上絲綢之路從合浦登陸後，或直奔當時最繁華的長安城，或面見皇帝，或直接在合浦以琥珀、壁琉璃、瑪瑙、水晶等奇石异物與中國商人交换絲綢、陶器、珍珠、茶葉等物品。合浦的商業日益繁榮起來，合浦從一個農業地區一躍成爲商貿城市。“合浦郡……無有田農，百姓唯有採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貿米”〔18〕。合浦郡當時主要是以商業爲主。《廉州府志》曰：“（漢）武帝威德遠播，薄海從風，外洋各國夷商，無不悌出航海，源源而來，現在輻輳肩摩，實爲南疆第一富庶之地。”可見當時商業的繁榮。”

　　近年來廣西北部灣地區的考古發掘，特别是合浦漢墓群的發掘，生動地給我們展示了漢代廣西北部灣地區商業繁榮的景象。合浦附近的漢墓有6000多座，已清理數百座，〔19〕出土了數量巨大而名目繁多的隨葬品，這些隨葬品文化内涵豐富、風格多樣，既有合浦本地所産的珍珠、陶瓷等，又有中原地區所特有的文物，同時也不乏“舶來品”。比如：瑪瑙、琥珀、水晶飾品、玻璃飾品以及外國貨幣等等。這就足以説明“早在兩漢時期，合浦已是一個中外商業畢集，繁榮富庶的國際商港。”〔20〕

　　2. 手工業。海上絲綢之路的繁忙，促進了廣西北部灣地區桑蠶業、陶瓷業、採珠業的進一步發展。

　　廣西北部灣地區的桑蠶、麻布，歷史悠久。早在秦漢時期廣西北部灣先民已經開始生産絲綢。據史料記載，漢代合浦北部（今浦北）福旺、寨圩等地是最早生産蠶絲的地區，當時以天然的樹蠶（木蠶）爲主〔21〕。秦末漢初，爲了躲避戰亂大批的農民南遷到廣西北部灣地區，他們的到來不但增加了北部灣地區的勞動力資源，同時也帶來了先進的生産技術。養蠶、繅絲技術在這一時期傳到了廣西北部灣地區，廣西北部灣一帶開始了種桑養蠶、繅絲織布的歷史。漢武帝統一嶺南，設置合浦郡，開闢海上絲綢之路，對廣西北部灣地區的桑蠶業發展來説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機遇。廣西北部灣桑蠶絲綢因其柔軟細滑、透風凉爽、色彩鮮艷〔22〕，深受外國商客的青睞，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商品之一，獲利甚豐。明萬曆《廉州府志》載：“合浦之蠶桑半嫁，其織半耕，舟輯之繁庶，勝於它所，此桑蠶之厚利也。……煮橡實之冠爲色，登機而織……一畝之桑，獲絲八個，爲絲十二匹”，由此可見海上絲綢之路開闢之後，桑蠶業不但獲利豐厚，而且養蠶、繅絲、織布、印染技術也得到了進一步提高。受利益的驅使，廣西北部灣地區的中部和南部地區大規模種桑養蠶。到東漢時期，廣西北部灣地區的桑蠶業已經非常普遍了，技術也得到了提高。它的絲布、麻布遠近聞名，成爲漢代出口及向朝廷進貢的珍品。

　　廣西北部灣地區的陶器生産歷史悠久，早在秦漢以前就有了陶器生産。隨着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闢，陶器生産的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北部灣地區的漢墓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隨葬品，如1988年底，在北海孫東發掘的兩座磚室漢墓，以號墓用漢磚2萬多塊，2號墓用漢磚3萬多塊〔23〕。1971年冬，在合浦南郊望牛嶺發掘的一座西漢木椁墓，出土陶器37件〔24〕。1999年，在合浦凸鬼嶺發掘的17座漢墓中，出土陶器154件〔25〕。2001年7月，在合浦九只嶺發掘的一座磚木合構墓，出土陶器43件〔26〕。如此衆多的陶器隨葬品，足以説明漢代生産的陶器數量應爲不少。1898年，合浦縣城廉州鎮草鞋村發現大量的瓦礫及陶器殘片，合浦博物館實地考察後初步認定是漢代的磚瓦和陶瓷殘片，隨後又發現了數十個饅頭窑和十餘個馬蹄窑，經專家認定爲漢代窑群遺址〔27〕。如大型的漢窑遺址其産量可想而知。這樣我們可以推測漢代合浦生産的陶器除了能够滿足廣西北部灣地區當地居民的生活需求外，還用於出口是極爲可能的。

　　衆所周知，陶器是較重易碎的商品，陸路運輸所需的時間長，且路途顛沛流離：海運則具有安全性好、費用低的特點，陶器的出口自海上絲綢之路開闢之後，大多選擇由海路運輸，廣西北部灣的陶器生産因産量大，工藝成熟，自然成爲中外商人眼中的暢銷貨，在海上絲綢之路貿易中佔有一席之位。這也可以從漢窑址的分佈中得到證實。如草鞋村的漢窑遺址、廉州的老哥渡漢窑遺址都位於南流江的出海口附近。它們“專門生産陶器供出口”〔28〕。在馬來西亞柔佛州曽出土有我國漢代印紋夾砂硬陶和印紋印陶，陶片的制法、質地以及某些紋飾，均與我國華南地區的印紋陶非常相似。此外，在蘇門答臘、爪哇和菠蘿州的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中國漢代陶器，這些出土陶器的造型和花紋、彩釉與合浦出土文物是一樣的〔29〕。

　　合浦近海，其海域盛産珍珠，稱爲“南珠”。史載：“合浦珠名曰南珠。其出於西洋者曰西珠，出東洋者曰東珠。東珠豆青白色，其光潤不如西珠，西珠又不如南珠”〔30〕。 南珠因其凝重結實、渾圓瑩潤、璀璨奪目、質地上乘而被冠以珍珠之首的殊榮。又“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有萬餘裏……以揖捧而值粟萬鍾”〔31〕，可見廣西北部灣沿岸出産的珍珠十分珍貴，一捧就值粟萬鍾。廣西北部灣的珍珠因其質地上乘，價格不菲，成爲人們財富的象徵，受到了中外商人的青睞，更是歷代合浦向朝廷進貢的稀世珍寶，廣西北部灣沿岸珍珠的采集歷史可以追溯到秦代。漢武帝統一嶺南，開闢海上絲綢之路後，加大了珠市的管理，派專門的商隊“入海市明珠”，同時加强了對採珠業的監督。政府重視、商旅往來，促使兩漢時期合浦採珠業達到鼎盛時期。“當時合浦既是珍珠的重要産地，又是珍珠的集散地與出口基地，合浦珍珠作爲重要商品，馳名國内外”〔32〕。《後漢書·孟嘗傳》載：“（合浦）郡不産谷實，而海出珠寶……常通商販，貿糴糧食”，採珠業成爲當時廣西北部灣地區的重要經濟支柱，當地居民用珍珠與外地商人“貿糴糧食”。同時，採珠、貿珠在當時獲利豐厚，許多人因珍珠而發家致富。西漢成帝時，京兆尹王章由於敢於抗訴專權的大將軍王鳳而獲罪入獄，最後病死於獄中，他的妻子被貶到合浦安置。她來到合浦並没有因挫折而意志消沉，而是很快在合浦做起了販賣珍珠的生意，幾年之間便積聚了數百萬的財富。後來，王章得以平反，王章妻子回到故鄉，用販賣珍珠獲得的財富贖回了被充公拍賣的家産〔33〕。

　　3. 農業。農具、生産工具的交流與傳播促進了廣西北部灣地區農業的發展。

　　《史記·貨殖列傳》載：“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窳媮生，無積聚而多貧”〔34〕。又《交州外域記》中載：“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仰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爲雒民”。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嶺南地區在還没有設置郡縣之前，農業生産水平極低，雖已有水稻的種植，但其采用的主要是“火耕”、“水耨”的生産方式，是粗放型的農業生産方式。絲綢追路開闢之後，廣西北部灣憑藉着其安定的社會環境及繁榮的商業，吸引了大批的農民和商人南下，同時也有大批的官員被貶到合浦。這些農民、商人、官員們的到來，不僅增加了當地的勞動資源，同時帶來了中原地區的先進生産技術。他們與廣西北部灣地區的先民雜居生活，爲廣西北部灣地區的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先進的生産技術、生産工具的傳播與交流促進了農業的巨大發展。在合浦漢墓中出土的鐵農具有：鋤、刀、剪、鍤、削、鑿等。鐵農具的普及，使大片荒地得到開墾，同時也有利於對土地的精耕細作，對糧食的增産起到重大作用。杜樹海在《試論兩漢時期合浦郡與中原王朝的政治、經濟與軍事關係》〔35〕一文中認爲“東漢時期，牛耕技術傳到了合浦地區”，其依據是《後漢書·任延傳》有關於九真太守任延“教之墾辟”的記載。既然東漢初年牛耕技術已經推廣到九真郡，由此推測距離更近的合浦郡也應是掌握了牛耕技術的。筆者認爲杜樹海的推測是有道理的，合浦作爲當時重要的出海港口，其經濟較之九真郡更爲繁榮，對中原農民、商人更具有吸引力，且與中原的交通更爲便捷，因此其掌握牛耕技術的時間極有可能比九真郡更早。西漢時期水利技術在合浦也得到了傳播，史載馬援征交趾途徑合浦等地時“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 〔36〕。正是生産工具、技術的交流與傳播促進了廣西北部灣地區農業的進步，從而改變了“郡不産谷實”〔37〕的狀况，這也可以從漢墓出土的大量儲備糧食的糧倉和稻穀遺物得到證實。

　　（二） 海上絲綢之路促進廣西北部灣地區社會的文明與進步

　　1. 對外貿易的繁榮，促進了廣西北部灣的地區社會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元始二年（公元2年），合浦郡有15398户，78980口；永和五年（140），合浦郡有23121户，86617口〔38〕。合浦郡在其所轄範圍不變的情况下，從公元2年到公元140年其户數、口數分别增長了7723户、7637人，平均每郡曾長人口1527人。人口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個地區社會發展的狀况及人民生活水平的狀况。合浦郡人口的增長，正是合浦社會發展的集中體現。合浦處在中原與外國商貿的要衝之地，大量商品的涌入極大地豐富了人民的物質生活。中原的商品、外國的奇石异物充斥着他們的生活。漢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隨葬品，這些隨葬品不但有生活必需品，還有大量的奢侈品。這些奢侈品主要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從外國輸入的琥珀、瑪瑙、水晶、琉璃等。在已發掘的漢墓中，發現了許多銅質或陶質的熏爐。如黄泥崗漢墓、望牛嶺漢墓、風門嶺、堂排、北插江等漢墓都出土過熏爐〔39〕。熏爐是用於燃放香料的專門用具。熏爐的接連出土，説明在漢代廣西北部灣人民使用香料已經非常普遍，香料的燃熏已經成爲社會上層人士生活的風尚。

　　2. 對外貿易的繁榮，經濟的發展，改變了廣西北部灣地區人民的生活觀念

　　絲綢之路開闢後，廣西北部灣成爲中原王朝與外國貿易的衝要之地。吸引了大批中原的農民、商人、官宦南下。他們的南下，給這片 “蠻裏”（出處）？之地，帶來了中原的文化氣息。同時，外國的商人與使節紛紛來到廣西北部灣地區廣西北部灣地區人們得以接觸外國文化。在接受中原文化與外國文化的同時，廣西北部灣人民的生活觀念開始了改變，並逐步抛棄了其落後習俗。廣西北部灣地區人民生活觀念的改變最主要體現在厚葬之風的興起。《墨子·魯問》中有這樣一段記載：“楚國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傳其國之生其子，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40〕。這説明在戰國時期，嶺南地區的吃人之風依然流行，甚至在某些地區還用人肉祭祀。人死了得不到葬身之地，靈魂得不到安寧。

　　漢代，隨着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廣西北部灣地區的經濟不斷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這使得人們有了豐富的物質基礎去從事厚葬，厚葬之風在廣西北部灣地區興起。近年來，在合浦地區的考古印证了漢代厚葬之風在廣西北部灣地區的興盛。以下筆者試以幾座已清理的漢墓加以印证：

　　望牛嶺1號墓。1971年發掘，推证爲西漢後期地方官吏墓。地面墳丘底徑40、高5米。墓葬由主墓、通道、南北耳室和斜坡墓道搆成。墓室長25.8、最寬處14米。主室陳放漆棺一具，室内隨葬大量銅器、漆木器、北耳室有馬車室。隨葬品種類有銅器、鐵器、陶器、漆器、金餅、金珠、水晶、瑪瑙、琉璃、長頸壺、人面紋三足四蒂紋盤、龍首柄魁、銅倉模型器等，造型精美、製作精細、器身多鏨刻有纖細均匀精美的各種花紋。墓主可能是曾任九真郡守的官吏〔41〕。

　　凸鬼嶺漢墓。在發掘的17座漢墓中，除了8座土坑墓保存較好外，其餘的磚木合構墓和磚室墓均在早年遭受過不同程度的盗擾。但遺留下來的隨葬品還是不少，出土器物共273件，其中陶器154件，銅器42件，鐵器13件，滑石器12件，還有金戒指、玉管、石黛硯、錢幣及其水晶 、瑪瑙、琥珀、琉璃珠等器物，年代屬西漢晚期至東漢〔42〕。

　　風門嶺4號漢墓，出土陶、鐵、銅器47件，金銀器8件，玉石飾品近200件，琉璃串珠530顆，水晶飾品8件，瑪瑙串飾3件，琥珀配飾3件〔43〕。

　　堂排漢墓隨葬品230件，有金手鐲、金戒指和琉璃、水晶、瑪瑙飾品等〔44〕。

　　可見吃人、人祭的習俗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厚葬之風。厚葬之風的興起，一方面反映了社會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們生活觀念的改變。

　　合浦漢墓出土的隨葬品可以説是琳琅滿目，生産、生活、社會交往、衣食住行無所不包，有青銅器、陶器、鐵器、漆器、金器、銀器、玉石器、琉璃器、水晶器、瑪瑙器、琥珀器等各種隨葬品上萬件。其中也不乏極品，如鳳凰燈、三足盤、銅屋等曾先後到日本、馬來西亞、荷蘭、比利時、加拿大、墨西哥等七國巡展。此外，在合浦漢墓的挖掘中發現了兒童墓葬。這在整個嶺南地區屬首次發現。該墓爲南北朝向，長2、寬52厘米，内長1.77、内寬0.28、高0.3米，且有隨葬品〔45〕。漢代厚葬之風雖然興盛，但厚葬是針對成年人而言的，兒童厚葬即便是在中原地區也極爲少見。合浦出現兒童如此厚葬實屬罕見，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廣西北部灣地區厚葬之風的盛行。

　　回顧兩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可知早在兩漢時期合浦港已是商貿繁榮的重要港口。通過它漢王朝與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歐洲等地有了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文化交流。對外商貿的繁榮，既促進了廣西北部灣的商業、手工業、農業的發展，又爲廣西北部灣社會的文明與進步做出了貢獻，對今天北部灣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注釋：

　　〔1〕 合浦縣誌編纂委員會： 《合浦縣誌》， 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1994年，頁882。

　　〔2〕〔6〕〔7〕〔11〕〔16〕〔17〕（東漢）班固： 《漢書·地理志》， 北京：中華書局， 2005年，頁312—314。

　　〔3〕（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葉光庭、葉揚譯註：《水經注全譯》， 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6年，頁1227。

　　〔4〕轉引自廖國一：《漢代合蒲郡的對外貿易及其重要意義》，《 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國合浦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4年，頁164。

　　〔5〕北海市“海上絲綢之路”課題研究組： 《合浦成爲我國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的交通條件》，《 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國合浦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4年，頁256。

　　〔8〕（東漢）班固： 《漢書·霍光傳》，北京：中華書局， 2005年，頁961。

　　〔9〕（後晋）劉昫：《舊唐書·地理志》， 北京：中華書局， 1975年，頁1750。

　　〔10〕 廖國一：《漢代合蒲郡的對外貿易及其重要意義》，《 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國合浦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164。

　　〔12〕〔13〕〔22〕陳家寬：《合浦始發港的形成、發展及其影響》，《 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國合浦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4年，頁329—335。

　　〔14〕張維華： 《中國古代對外關係史》，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年，頁27。

　　〔15〕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廣西通誌·海關志》，  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1997年，頁11—14。

　　〔18〕（唐）房玄齡：《晋書·陶璜傳》，  北京：中華書局， 1971年，頁1561。

　　〔19〕司徒尚紀、許桂靈：《合浦在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地位和影響》，《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國合浦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理論研討會論文集》，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4年，頁54。

　　〔20〕 吴傳鈞：《海上絲綢之路的回顧與前瞻》，《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國合浦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4年，頁16。

　　〔21〕鄧家倍：《再論合浦是中國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 《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2004年第4期。

　　〔23〕〔24〕〔26〕 王戈：《北海古窑址與“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國合浦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理論研討會論文集》，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4年，頁298—312。

　　〔25〕廣西自治區博物館編： 《廣西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4年，頁273。

　　〔27〕〔28〕 合浦縣人民政府、北海市地方誌辦公室編： 《北海合浦海上絲綢之路史》， 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頁130、251。

　　〔29〕陳祖偉、陳家干：《合浦港作爲“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探源》，《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國合浦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理論研討會論文集》，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4年，頁339。

　　〔30〕（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  1985年，頁414。

　　〔31〕（西漢）恒寬：《鹽鐵論·力耕》，北京：藍天出版社， 1998年，頁16。

　　〔32〕 鄧家倍：《合浦與徐聞在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地位與作用的比較研究》，《中國地方誌》2005年第10期。

　　〔33〕（東漢）班固： 《漢書·王章傳》， 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772—773。

　　〔34〕（漢）司馬遷： 《史記·貨殖列傳》， 北京：中華書局，  2006年，頁754。

　　〔35〕杜樹海：《試論兩漢時期合浦郡與中原王朝的政治、經濟與軍事關係》，《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國合浦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4年，頁246—255。

　　〔36〕（宋）範曄：《後漢書·馬援列傳》， 北京：中華書局， 2005年，頁561。

　　〔37〕（宋）範曄： 《後漢書·循吏列傳孟嘗傳》， 北京：中華書局，  2005年，頁1672。

　　〔38〕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廣西通誌·人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頁8。

　　〔39〕 合浦縣人民政府、北海市地方誌辦公室編： 《北海合浦海上絲綢之路史》，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80—81。

　　〔40〕（戰國）墨瞿著、周才珠、齊瑞端譯註： 《水經注全譯》， 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6年，頁590。

　　〔41〕 合浦縣人民政府、北海市地方誌辦公室編： 《北海合浦海上絲綢之路史》， 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頁313。

　　〔42〕廣西自治區博物館編： 《廣西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4年，頁273。

　　〔43〕〔44〕蔣廷瑜、彭書琳：《漢代合浦及其海上交通的幾個問題》，《嶺南文史 》2002年（增刊)，頁104-109。

　　〔45〕陳祖昇、陳家干：《合浦港作爲“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探源》，《 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國合浦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4年，頁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