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欣妍，廣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

　　【中文摘要】設置於漢武帝時的合浦郡和敦煌郡，分别是漢朝南北兩條對外交往的“絲綢之路”（即海、陸“絲綢之路”）的起點，兩地在南北“絲綢之路”上的地位十分顯要，難分伯仲。本文試圖結合歷史文獻和考古學資料，對漢合浦郡與敦煌郡進行比較，指出由於所處政治局勢不同，漢帝國設置合浦郡側重於經濟因素，設置敦煌郡側重於政治軍事的考量；在經濟上，合浦郡的商品貿易和遠洋貿易更發達，其作爲“絲綢之路”起點的地位和作用更突出。

　　【關鍵詞】漢代　合浦郡　敦煌郡　絲綢之路

　　Abstract:This article try to combine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of Hepu county, compared with the Dunhuang county in Han dynasty. It reveals that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different place, setting Hepu county  focused on economic factors and setting Dunhuang county focused on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onsiderations. In Hepu county economy and trade in goods and the overseas trade, are more developed as the “silk road” starting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more outstanding.

　　Key words: Han dynasty　Hepu county　 Dunhuang county　 silk road

　　

　　一、漢代合浦郡與敦煌郡的設置

　　（一）漢代合浦郡的地理位置、範圍、人口等

　　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設置了合浦郡，其北與鬱林、南海二郡爲鄰，南接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東南面瀕臨北部灣，海面寬闊，地理條件優越。境内島嶼較多，河網密佈，溯南流江、經北流江而上入西江,再溯桂江、灕江可至桂林，過靈渠，再沿着湘江可入中原。合浦境内擁有天然的港口,是我國出入東南亞地區最近最便捷的海上通道。由於合浦地理位置重要，西漢時就在此設置關塞。《漢書·地理志》“合浦郡”條中記載：“合浦，有關，莽曰桓亭。”〔1〕 關，要塞也。

　　漢代合浦郡的管轄範圍相當於今之廣西東南部、廣東西南部及雷州半島等廣闊地帶，面積約10萬平方公里〔2〕。换句話而言，漢代合浦郡的範圍大約爲今天的環北部灣地區。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時合浦郡擁有“户萬五千三百九十八，口七萬八千九百八十”〔3〕。

　　（二）漢代敦煌郡的設置及其地理位置、範圍、人口等

　　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4〕敦煌一名，在漢武帝設置河西郡縣以前就存在，可能是西域地區少數民族語，也可能是少數民族的族名，設郡後漢人襲原名而名郡。敦煌郡下轄六縣，即敦煌（今甘肅省敦煌城西南）、冥安（今甘肅省安西縣布隆吉一帶）、效轂（在今甘肅省敦煌市東北部及安西縣以西地區）、淵泉（約在今甘肅省安西縣之東四道溝一帶）、廣至（在今甘肅省安西縣截山以北甘肅省廣至縣境〔5〕）、龍勒（在今甘肅省敦煌市南湖鄉一帶）。

　　敦煌郡，位於戈壁沙漠深處，建立在四片緑洲之上，地勢平坦，海拔多在1000至1300米左右。其北臨馬鬃山地和荒無人烟的大戈壁，南倚終年白雪皚皚的祁連山，境内疏勒河和黨河流經。按今天的地域範圍來看，敦煌郡包括今敦煌、安西兩縣和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肅北蒙古族自治縣的部分地區，面積大約爲8萬平方公里左右。《漢書·地理志》載：西漢時敦煌郡擁有“户萬一千二百，口三萬八千三百三十五”〔6〕。

　　二、漢代南北“絲綢之路”的開闢

　　（一）從合浦郡出發的海上“絲綢之路”

　　1. 從合浦郡出發的海上“絲綢之路”開闢的主要原因和經過

　　自漢武帝以後到東漢末年的300多年間，從合浦郡出發的海上“絲綢之路”開闢的主要原因有三個：

　　（1）區位優勢。合浦郡位於漢王朝國土的南疆，面向北部灣，背靠大西南。境内沿海平原廣闊，天然港灣衆多，水網交錯，與中原地區交通聯繫極爲便利，也是當時中原通往交趾郡與南海諸國的咽喉要地和最便捷的通道。當時船隻爲了减少風險和避免迷失方向，只能沿着海岸航行，并且盡可能取道最便捷的航綫。而且“西漢時指南針尚未應用於航海，風帆也未出現，故（航行）必須利用海流。”〔7〕而合浦郡一帶的氣候屬亞熱帶季風氣候，春末至夏季盛行西南季風，秋季盛行東北季風，恰好符合這一要求。

　　（2）漢武帝的雄才大略。漢武帝時，政治穩定，國力强盛。史載“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8〕由是漢武帝積極開疆拓土，希冀廣地萬裏，威德遍於四海。當時“北方匈奴邊患嚴重，陸上絲綢之路經常受侵擾，西漢王朝必須尋求新的對外聯絡通道。元鼎六年（前111）統一嶺南，其重要目的是爲了向南開闢海上‘絲綢之路’”〔9〕。此外，隨着合浦郡的設置，該地區與中原的聯繫得到加强，先進的生産技術和工具源源不斷地傳入，極大地促進了當地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也使合浦和徐聞兩港口具備成爲海上“絲綢之路”最早始發港的若干條件。

　　（3）當地人民與東南亞民族交往早、關係密切。合浦郡地處海濱，有魚鹽之利，這裏的先民（越人）熟習水性，善於用舟，如《淮南子·齊俗訓》指出“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在漢代以前，當地土著民族與東南亞國家就已經開始了小規模的、短程的海上貿易活動。隨着經驗的不斷積累，漢王朝進行大規模的、遠程的海上貿易條件也逐漸成熟。

　　嶺南九郡設置後，漢王朝接着開闢了一條以日南、合浦、徐聞爲始發港的遠洋貿易海上“絲綢之路”。據《漢書·地理志》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没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黄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黄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賫黄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禀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徳，厚遺黄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雲。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從這則材料可知，西漢王朝的使者，在譯長（通曉外國語言的翻譯官）、應募者（被招募參加海上航行的人）的陪同下，携帶着黄金雜繒（即黄金和絲綢）從合浦郡的徐聞、合浦和日南的障塞起航，沿太平洋、印度洋海岸航行，前往南海諸國進行政治經濟交往。因這條遠洋航綫運送的大宗商品主要是絲綢，故稱之爲海上“絲綢之路”。

　　東漢時，這條航綫進一步延伸到了羅馬帝國。自海上絲路的開通以來直至東漢末期，南亞、東南亞等地甚至羅馬帝國的使者、商人紛紛沿着“海上絲路”從合浦、徐聞等地棄舟登岸前往中原地區進行朝貢或貿易。據考證，公元1至2世紀，通過南海來漢朝朝貢的外國使者或商人達12次。”〔10〕隨着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興盛，西漢政府爲了管理外夷及進出口商船的關税，不但在遠航的船隊上設置了管理機構，也在合浦郡轄區内設置了相應的機構，如少府海丞、果丞司等。

　　2. 海上“絲綢之路”途經的國家和地區

　　學者們認爲：“史書上記載的這條航綫，是有關中國與東南亞與東南亞、南亞海上交通的最早的系統記載。”〔11〕據學者考證，“都元國”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亞蘇門達臘島西北部〔12〕，“邑盧没國”在今緬甸勃固附近，“諶離國”在今天緬甸悉利，“夫甘都盧國”在今緬甸卑謬附近〔13〕，“皮宗”在今新加坡西面的皮散島，“黄支國”屬印度的建志補羅〔14〕，“已程不國”即斯裏蘭卡。

　　一般認爲，這條以合浦、徐聞爲始發港的海上絲路經過了今天東南亞地區的印尼、緬甸、新加坡、馬來西亞、斯裏蘭卡和南亞地區的印度等國家地區，最遠可至羅馬。這也説明，“漢代中國商人的海上貿易，已包括了全部南海諸國和整個印度洋區域。”〔15〕

　　今天合浦和東南亞等地許多考古出土實物材料也充分印证了這條海上絲綢之路的存在。如今廣西合浦漢墓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其中以當時的舶來品，琉璃杯、琥珀、瑪瑙、水晶等最爲引人注目，經考證這些舶來品的原産地在印度、歐洲、非洲等地。有學者就認爲：“在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等地出土的大量中國漢代日用陶瓷，從其彩釉與胎質來看，則與合浦漢墓出土的我國中原産品一樣。這是合浦作爲漢代南海交通始發港之一的物证。”〔16〕

　　（二）從敦煌郡出發的陸上“絲綢之路”

　　1.從敦煌郡出發的陸上“絲綢之路” 開闢的主要原因及經過

　　敦煌郡是河西四郡中最西邊的郡，位於狹窄的河西走廊最西端，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漢代從敦煌郡出發的陸上“絲綢之路”被開闢除了歸因於敦煌郡的地理位置優勢，還與武帝北擊匈奴、張騫通西域密切相關。

　　西漢初年，匈奴在冒頓單於的統治下，勢力更爲强大，經常南下，逐漸控制了河西地區等地，對漢朝統治搆成極大的威脅。漢武帝即位後，一反漢初以來的和親政策，采取抗擊匈奴的方針。自元光二年（前133）開始，漢武帝發動了一系列抗擊匈奴的戰争並取得重大的勝利，其中有三次戰役戰略意義最爲重大，分别是：河南戰役（前127）、河西戰役（前121）和漠北戰役（前119）。這些戰役，給匈奴以沉重的打擊，不得不向漢武帝投降。從此，西漢王朝佔有了河西地區。

　　西漢奪得河西地區後，就在元狩二年（前121）設置了武威、酒泉二郡，接着在元鼎六年（前111）分武威 、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歷史上統稱爲河西四郡。河西四郡的設置，使西漢掌握了河西走廊這個交通要道，加强了漢族人民同當地民族的聯繫，使得河西地區的經濟獲得迅速的發展，也給從敦煌郡出發的陸上“絲綢之路”的開闢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自漢武帝建元三年至元狩四年（前138-前119年），張騫兩次出使西域。第一次歷時十三年，其主要目的是爲了聯合大月氏來共同對抗匈奴，由於種種原因未能達到預期目的，但他充分瞭解了西域沿途各國的地理、物産和風俗習慣等情况。後來漢武帝派他率領使團第二次出使西域，他的足迹更爲廣遠，最遠到達了安息國（伊朗），並與西域三十六國建立了直接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往來的聯繫。 

　　張騫的第二次出使導致了從敦煌郡出發的陸上“絲綢之路”的開通，敦煌郡作爲中西交通樞紐的地位日益重要，於是武帝在元封四年（前107）“（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門”〔17〕，“在龍勒縣南、北，分設玉門關、陽關，置部都尉管理軍務。”〔18〕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漢朝設立了西域都護府，進一步加强了西漢對這一地區的影響。通過以上這些措施，西漢政府增進了敦煌及西域與中原地區的聯繫，以確保陸上絲路的暢通。

　　西漢末年至東漢初年，中原與西域的關係一度中斷，後來班超掃除了絲綢之路上的障礙，恢復了陸上“絲綢之路”。這一時期的陸上絲路比西漢時開拓的道路更長，直至波斯灣的條支國（伊拉克或阿拉伯），相互交往的國家也更多，達到50多個。

　　2.陸上“絲綢之路”途經的國家和地區（含境内外）

　　關於陸上“絲綢之路”途徑的國家和地區具體路綫，最早可見於《後漢書·西域傳》。據載：“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19〕也就是説，漢代從敦煌郡出發的陸上絲路分爲南、北兩道。其中南道途經的國家是鄯善、莎車、大月氏和安息，大約在今天的新疆、阿富汗和伊朗境内。而北道“當孔之國”則有車師前王庭（即高昌，在今吐魯番）、疏勒（今天的新疆喀什）、大宛（今吉爾吉斯共和國）、康居（即康國，今哈薩克共和國）與奄蔡（在裏海與黑海之間）。

　　如今，新疆地區很多的漢代遺址都曾出土過漢五銖、西方玻璃質飾珠以及公元1 - 2 世紀中亞貴霜王朝的錢幣等。特别是在新疆和田山普拉漢墓内，“發現了埃及出産的‘費昂斯’玻璃項鏈，與埃及本土發現的同類玻璃珠完全相同。”〔20〕 這些考古實物證據有力地證明瞭該地區在漢朝是中國與中亞、西亞交往的重要通道。而在奄蔡以西的東歐克裏米亞半島的刻蘇遺址，“發現了許多中國文物，包括一種平紋地暗花的漢代絲綢，也就是漢文史籍所謂‘綺’。魏晋之後，綺不見於文獻，並非因爲綺的製作技術在漢代以後失傳了，二是改名爲綾羅綢緞的‘綾’。”〔21〕不難想象，克裏米亞出土的漢代絲綢，正是通過漢代這條從敦煌郡出發的陸上“絲綢之路”才傳入歐亞草原的。

　　三、漢代合浦郡與敦煌郡的比較

　　（一）漢代合浦郡與敦煌郡的共同點

　　1.都是漢王朝在邊疆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隨着合浦郡與敦煌郡的設置，南北兩條“絲綢之路”的開闢，合浦郡與敦煌郡作爲絲綢之路起點的重要性與地位日益凸顯。爲了强化漢朝對合浦郡與敦煌郡的牢固統治，統治者對它們都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如徵發大批士兵戍守、移民實邊、設置有效的管理機構和先進的驛站制度、任用賢能的官吏治理邊疆等等。這些政策的實施，鞏固了漢王朝在邊疆地區的統治，加速了合浦郡和敦煌郡的封建化進程，也導致了兩者成爲漢王朝在西北和南部邊疆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漢帝國在嶺南地區的政治控制偏重於西部地區，因爲這一地區的交趾、九真、日南等郡民衆多，並時有叛亂，而合浦郡是兩粤通這些郡的咽喉之地。後來，合浦郡成爲漢王朝駕馭這些郡的防守陣地和軍事據點，可見其在邊防中的重要政治地位和軍事地位。合浦郡的設置加强了它和中原地區的聯繫，鞏固了國家的統一，也促進了自身經濟的發展。未設郡前，合浦地廣人稀，農業落後，耕種方式原始落後，農作物産量低，人民生活困苦。設郡後，漢王朝對它進行大規模的移民運動，增加了勞動力，帶來了中原地區先進生産工具和生産方式，促進了當地社會經濟的繁榮。如耕犁技術早於南越國時期就開始傳入廣西地區，在東漢時得到進一步推廣。《後漢書·循吏列傳》載，東漢建武（25—55）初年，任延被任命爲九真郡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辟。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可見，東漢初年牛耕技術已經推廣到九真郡。而考古發現合浦等地的東漢墓葬出土了陶牛模型，“説明瞭漢代廣西已使用耕牛”〔22〕。不難推測，九真郡的牛耕技術就是從中原經過合浦郡而傳入的。

　　南越王國時，南越王在嶺南地區實行“稍以詩禮化其民”政策，合浦人民開始初步接受中原地區先進文化。設郡後，合浦郡歷任郡守官員大力倡導中原先進文化，辦學校，習禮儀，促進了合浦郡整個社會的文明進步。如時任合浦郡郡守的孟嘗由於“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絶群”而致使“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23〕這反映了，當地人民自接受中原文化禮儀教化後，崇尚品行優良、學識淵博、能力卓群的讀書人。

　　爲了“斷匈奴右臂”和抗擊匈奴，漢帝國在敦煌地區采取了一系列軍事措施，如派駐大批士兵戍守，設置玉門關、陽關等關隘，擴建秦長城，建立了有效的烽燧管理制度等。在經濟方面，則采用移民實邊、屯田積谷等措施。如敦煌郡未從酒泉郡劃分出來之前，漢武帝就對河西地區采取“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24〕的措施。初置敦煌郡，漢武帝開始“徙民以實之”；元狩八年（前115），“徙天下奸滑吏民於邊”〔25〕；武帝晚年，發生戾太子叛亂，“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掠）者，皆徙敦煌郡。”〔26〕 

　　這些戍卒的遷入，帶來了中原先進的農耕、灌溉技術，亦帶來了中原先進的文化，有力地促進了河西走廊地區生産和文化的發展。如敦煌郡的效谷縣，“本漁澤障也。桑欽説：‘孝武元封六年（前105）濟南崔不意爲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爲縣名。’”〔27〕通過以上的政治、軍事、經濟等措施，敦煌郡逐漸成爲了漢王朝在河西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2．都是中華文明與海外文明溝通和交流的重要地區

　　海陸兩條絲綢之路，從南北連接了歐亞大陸，將東西方國家連接成一個整體。兩條絲綢之路進行的不僅僅是物質交流、 貨物貿易 ，更主要的是中外文化之間的交流，對世界文明的融合及發展起着重大作用。中國的西漢和東漢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第一個高峰，物質文化和精神文明高度發達，處在世界最先進的水平。中國文明影響了世界許多地區和國家，豐富的物産和先進的文化源源不斷地向海外輸出，外國的物産和文化也不斷傳入中國。漢代合浦郡和敦煌郡的設置，南北兩條“絲綢之路”的開通，爲中華文明向外傳播和漢王朝吸收外來文明創造了條件，並使合浦郡和敦煌郡逐漸成爲中華文明與海外文明溝通和交流的重要地區。

　　由合浦郡和敦煌郡向海外輸出的不僅僅是豐富的物産，還有先進的生産技術，它們給海外人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更爲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1）中國物産、生産技術和文化通過合浦郡和敦煌郡向外傳播

　　通過合浦郡和敦煌郡，我國向海外輸出的主要産品是絲綢，史書稱其爲的“雜繒”。絲綢推動了中外貿易的交流和歐亞地區貿易的往來，也成爲漢帝國與南海諸國、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國家地區開展友好交往的有效工具之一。絲綢沿着南北絲路到達歐洲等地後，成爲當地人狂熱追求的商品，把它看作是神話中天堂裏才有的東西。古希臘人把購絲綢、穿絲綢看作是富有和地位的象徵。羅馬人對絲綢之熱愛更是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在市場上絲綢的價格曾開出每磅約12 兩黄金的天價，造成了羅馬帝國的黄金大量外流。據當時羅馬人白裏内《博物志》記載“據最低之計算，吾國之金錢，每年流入印度、塞裏斯（即中國）及阿拉伯半島三地者，不下一萬萬賽斯透司（古羅馬貨幣之名）。此即吾國男子及婦女奢侈之酬價也。”〔28〕針對外貿出現嚴重入超這一情况，羅馬元老院最後不得不制定法令禁止人們穿著絲綢。

　　此外，茶葉作爲大宗商品也傳到外國。如漢武帝時，曾派使者出使印度支那半島，所帶的物品除了黄金和絲綢外，就是茶葉。武帝後，中國的金銀器皿、工藝品和錢幣等通過“絲綢之路”傳入西方。冶鐵技術、井渠術、造紙術等先進技術的輸出，提高了當地的生産力，促進其社會生産和文化的進步，對絲路沿途各國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貢獻。以冶鐵技術爲例，據《史記·大宛傳》記載：“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這反映了在中國士卒的教導下，自大宛以西至安息的西域人民學會了冶煉和鑄造兵器這一情况。安息人學會鑄造兵器，在以後對羅馬人的戰争中顯示了巨大的威力。後來鑄犁技術爲大宛人所掌握，先進的鐵犁淘汰了笨重落後的木犁，農業生産得到極大的推動。此外，冶鐵技術術可能也經合浦郡傳入了印度尼西亞。印度尼西亞史學家維明就認爲：“鐵器加工技術從中國南部經過越南東京而傳入印度尼西亞。”〔29〕

　　（2）外國的物産和文化經合浦郡和敦煌郡傳入

　　通過這兩條東西方的交通大動脈，外國物質文化和科學技術知識也傳入中國，豐富了我國的物質文明和物質生活。隨着絲綢之路的發展與絲路貿易的繁榮，東南亞國家的水晶、瑪瑙、琥珀、璧琉璃、翡翠、珠寶、香料、犀牛、大象、獅子等奇石异物傳入中原地區後，深受漢王室和王公大臣的喜愛。中亞、西亞等地的特産如毛布、毛氈、汗血馬以及西域各國的石榴、葡萄、芝蔴、胡桃等植物也傳入中國。此外中亞的箜篌、琵琶、胡笳、胡角等樂器和樂曲、舞蹈也傳入中國，給我國古典音樂注入新的活力與元素，豐富了我國人民的文化生活。

　　公元1世紀左右（相當於西漢末期到東漢初期），佛教也東傳到中國。傳播路綫有南北兩條，一條是沿着絲綢之路從印度通過東南亞地區進入合浦郡，再到達中原地區；另一條則是從印度經過西亞、中亞、西域地區進入敦煌郡，到達中原。另一種觀點則認爲，佛教開始傳入我國中原地區的路綫也有兩條，但没有經過敦煌。“内地佛教是由印度直接傳入的，時間較西域爲早。其途徑或者是通過海路；或者是從陸路通過中亞小國傳到中國。”〔30〕因爲現存的史料中没有關於佛教從漢代敦煌郡開始傳入内地的相關記載，而“佛教在西域的的早期傳播過程，資料也少得可憐。”〔31〕佛教文化的到來，“對我國的社會結構和思想哲學産生了根本性影響。”〔32〕

　　（二）漢代合浦郡與敦煌郡的不同點

　　由上可知，合浦郡和敦煌郡皆是漢王朝在邊疆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中華文明與海外文明溝通和交流的重要地區，但二者之間的不同之處也十分明顯。

　　1.從自然地理來看，兩漢時期合浦郡的地理環境比敦煌郡更爲優越。

　　從地理環境來看，合浦郡地處中國南疆，位於北回歸綫以南，北倚丘陵山區，南臨大海，面向東南亞，地理位置優越，區位優勢十分突出。它屬於亞熱帶季風氣候，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氣候温和。同時它海陸兼備，腹地遼闊，交通便利，南可通過海路與東南亞、南亞，乃至西亞、歐亞各國往來，北可溯南流江進入珠江流域而到達中原等地區。在古代，合浦郡無疑是我國通往南海諸國的最便捷的海上通道，也是海上絲綢之路最理想的起點。

　　而位於廣漠無垠的戈壁沙漠深處的敦煌郡，屬於大陸性氣候，氣候异常乾燥，降雨量較少。而且它夏季酷暑，而冬季又异常寒冷。這種惡劣的地理條件下，對於行旅來説，更是乾渴難行。此外，由鹽殻沉積而成的崎嶇起伏、犬牙交錯的雅丹地形，也是一個重要的地理障礙。

　　地理環境是一個地區賴以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前提，作爲絲綢之路起點的合浦郡及敦煌郡更是如此。一般而言，優越的地理環境能够促進當地的發展，反之，則會制約其發展。相對而言，合浦郡的地理環境更爲優越，其經濟實力、發展情况遠在敦煌郡之上。

　　2.從政治局勢來看，兩漢時期敦煌郡的政治局勢較爲嚴峻，合浦郡的政治局勢較爲緩和。

　　無論是西漢還是東漢時期，雄踞在漢帝國北疆的匈奴一直是其最大的邊患。漢武帝發動一系列反擊匈奴的戰争，雖然將匈奴勢力逐出了河西地區，但其實力仍不容小覷，而且經常聯絡西域地區的遊牧民族（如羌族、鮮卑族等）南下侵擾和侵犯中國。敦煌，作爲河西地區通西域的重要孔道以及漢帝國西北邊陲的軍事重鎮和要衝，政治局勢與全國其他地區相比更爲緊張。

　　相對而言，位於帝國南疆的合浦郡，隨着中原王朝對其控制力的加强，郡内對抗中央王朝的鬥争逐漸减少，外無强敵壓境，政治局勢較爲緩和。雖然其西的交趾、九真、日南與其南的儋耳、珠崖等郡多有土著民族的叛亂，但由於漢王朝在嶺南地區的軍事控制力較爲强勁，叛亂後來都被平息了。這些叛亂對合浦郡整個政治局勢來説，影響甚微。

　　兩者政治局勢的差异也反映在移民實邊這一政策上。移民實邊政策幾乎是歷代王朝鞏固政權的一項重要措施。由於合浦郡和敦煌郡都位於邊疆地區，地廣人稀，經濟文化與中原地區相比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爲了開發和建設這些地區，漢帝國采取了遷徙大批流民和罪犯“以實邊”的政策，也即歷史上有名的“徙合浦”和“徙河西”。但是“徙合浦”和“徙河西”的對象有所不同。由《漢書·地理志》記載“（河西地區）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餑逆亡道，家屬徙焉”〔33〕。可知河西地區徙民對象主要是 “生活無着的農民、刑事罪犯和犯有叛逆罪的家屬”〔34〕。關於“徙合浦”事件《漢書》和《後漢書》都有記載，共有十幾起，遷徙的對象主要是獲罪的王公大臣及其親屬、外戚佞幸等，也即“大不敬”犯。如漢成帝綏和元年（前8）冬十一月，定陵侯淳於長因大逆不道罪，死在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35〕漢平帝即位後，追漢成帝趙皇后和哀帝傅皇后皆自殺，其“外家丁、傅皆免官爵，徙合浦，歸故郡”〔36〕。

　　相比之下，遷徙合浦郡的無疑是重犯，之所以如此，是因爲“大逆不道罪主要是謀反，企圖煽動叛亂，將這種犯罪的從犯和連坐者徙遷到漢代主要敵對民族匈奴、羌、鮮卑等居住地附近，他們就有勾結這些异族策動大規模叛亂的危險”〔37〕因此才遷其到比較緩和的合浦吧。由以上分析可知 ,兩漢時期的合浦郡等地政治局勢比較緩和，與中原地區關係遠比敦煌郡更爲融洽和穩定。

　　由於敦煌郡政治局勢嚴峻，漢帝國開通陸上絲路主要側重於政治軍事方面的考慮，目的是爲了聯合西域各國來共同對抗匈奴，經濟方面的考慮不及合浦郡。政治局勢的嚴峻，導致了“自建武至於延光，（中原與）西域三絶三通”〔38〕，也導致了以敦煌郡爲起點的陸上“絲綢之路”“總是難以保证長盛不衰，因此總是斷斷續續。西漢暢通了130多年，東漢暢通了70多年”〔39〕。到達的國家地區也没有“海上絲路”的廣遠。而合浦郡政治環境的穩定，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遠洋貿易的發展，也使這條航綫自開通以來一直暢通不已。漢政府還設置了專門的機構來加强管理和收取關税。

　　以上表明，漢代設置敦煌郡和開通以敦煌郡爲起點的陸上“絲綢之路”側重於軍事因素，而設置合浦郡和開通以其爲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則側重於經濟因素。

　　3．從經濟上看，合浦郡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較敦煌郡更爲繁榮。

　　敦煌郡處於扼守重大交易通道的豐饒緑洲上，加上史書也將其描繪爲“華戎所交一都會”〔40〕，想必很多人一定會將其想象成富裕繁盛的城市。“可是實際上，敦煌却是一個與之無緣的荒凉世界。”〔41〕與之相反，合浦郡無論在農業、手工業與人口和商業、對外貿易都佔據了很大的優勢。

　　（1）農業、手工業與人口的比較

　　河西原有居民是羌、月氏、烏孫和匈奴等族，匈奴佔領河西後，主要是匈奴人。匈奴遠遁後，河西地區出現“空無人”的狀况。設郡後，爲了填充邊境和開發敦煌，漢政府采取徙民實邊的措施。史書上對此也有相關記載，如“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42〕，“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43〕經過大規模地推廣屯田制和代田法，其農業生産有所發展，但這是漢政府强有力政策推行的結果。如東漢末年的伊循屯田官索 曾調集酒泉、敦煌等郡軍民4000人到樓蘭横斷注賓河，掘渠分水，把瘠土變爲良田。“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44〕後來漢政府在敦煌的控制力被削弱，戍守政策被廢弛，屯田制也被破壞，多項水利建設措施癱痪，剛有起色的農業也被嚴重地破壞。如王莽時期，“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敝，數年之間，北邊虚空，野有暴骨矣。”〔45〕又如漢和帝永元年間（89-105年），敦煌與張掖、居延等地，都因缺糧，需要内地賑貸。“閏月，賑貸敦煌、張掖、五原民下貧者谷。”〔46〕當地百姓餓殍遍野、流離失所，敦煌人口由西漢時的萬一千二百户，三萬八千三百三十五人减少爲“七百（應爲千）四十八户，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人”〔47〕，與西漢相比，减少了九千多人。 

　　經過秦代的開拓與南越王趙佗的治理，再到漢朝的設郡統治，合浦郡的農業生産已經相當發達，中原地區先進的鐵農具、牛耕方法、水利灌溉技術等得到推廣。在官府的組織下，當地人民大量開墾荒地，深耕細作，興修水利，使農業經濟獲得迅速發展。合浦漢墓出土了大量的刀、削、剪、鋤、鑿等鐵制工具和稻穀遺物、陶糧囤，這表明了當時漢代合浦郡的農業已有一定的發展水平。當地農業經濟的發展，帶動了人口的增長，西漢時合浦郡的人口是78980人，東漢時爲86617人〔48〕，增長了7637人。人口作爲衡量古代社會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指標，合浦郡人口的增長説明了當地農業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農業的發展，也帶動了當地的手工業發展。從合浦漢墓的隨葬品中可以看到當時的青銅鑄造工藝和玻璃燒制工藝技術先進，在國内處於領先地位。在一些大型的合浦漢墓裏經常會隨葬青銅器，其中以鏨刻花紋銅器最爲特别、精美，迥然有别於中原地區紋飾簡檏的青銅器。“由於海外交通的便利，合浦人在漢代已向西方學到了燒制玻璃的技術，利用當地的原材料，燒制出大量既不同於西方的‘洋’玻璃（即鈉鈣玻璃），又有别於中原内地市場的國産鉛鋇玻璃的鉀玻璃，投放中外貿易市場。”〔49〕合浦漢墓裏經常會發現很多這類玻璃器，包括玻璃珠、玻璃管、玻璃耳當、玻璃環、玻璃璧等裝飾品和杯、盤、碗等飲食用具，其中以玻璃珠的數量爲最。

　　（2）商品貿易、對外貿易的比較

　　敦煌地處荒漠之腹，物質匱乏，資源不足，但因其處於中外交通要道的有利地理位置，它的商品貿易發展可以通過依靠中轉、交换中外商品來獲得。但敦煌是漢王朝在河西地區的防守要塞，也是漢朝與匈奴衝突的緩衝地帶，其商品貿易時時刻刻受敵我力量消長變化所制約。如東漢初年，匈奴勢力仍然比較强大，佔據了西域地區，從而切斷了絲綢之路，阻斷了中外來往60多年。再加上東漢政府對當地羌人的無情剥削與掠奪，經常引起了羌族的强烈反抗，導致兩者之間戰争連年不斷。如僅東漢桓帝時，與羌人相戰180多次，戰争持續達11年之久，造成 “邊民死者不可勝數，並、凉二州遂至虚耗”〔50〕。府庫空虚，人口鋭减，“直接破環了河西敦煌地區經濟的發展”〔51〕的嚴重後果。總而言之，“敦煌地區經濟基礎自漢以來很長時期都未超過一定水準”〔52〕，其商品貿易與對外貿易發展規模發展有限。 

　　合浦郡不僅農業、手工業發達，而且商品貿易經濟也很繁榮，特别是本地的採珠業，這可由《述异記》所載的“合浦有珠市”得知。合浦早在先秦時就盛産珍珠，是歷代進貢朝廷的稀世珍寶。在漢代以前，乃至今天，合浦的採珠業已經相當興盛。《漢書·王章傳》雲:“王章……爲（王)鳳所陷，罪至大逆……死。妻子皆徙合浦……鳳薨後，弟成都侯（王)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採珠致産數百萬。”可知，短短幾年的時間，王章的妻子等人依靠採珠最後致産數百萬，而她只是許多經營採珠業致富中的一個。當時合浦採珠業貿易之盛與貿易規模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頻繁的商品貿易，加强了合浦郡與各地之間經濟交往，從而形成一個以合浦郡等爲中心的經濟貿易圈。合浦漢墓出土的大量五銖錢、金餅和泥錢等漢代貨幣就是明证，如 1971 年發掘的合浦縣望牛嶺西漢晚期木椁墓出土了多達 200 枚的五銖錢和兩枚約半斤重的金餅。〔53〕在一座墓中發現數量如此多的西漢錢幣及貴重的金餅, 是其他地區較爲少見的，金餅則是海上貿易用作大宗支付手段或國際貨幣的反映。又如1986年4 月在合浦縣風門嶺東漢早期的10號墓中出土的銅錢共有 177枚等〔54〕，這都充分反映了當時合浦經濟較之全國很多郡縣可能還要繁榮。 

　　合浦郡當地商品經濟貿易的興旺發達，對從合浦郡起航的遠洋貿易發展起到很好的促進作用。自海上“絲綢之路”開通以來，官方的經濟貿易與朝貢往來絡繹不絶，而且民間的貿易往來也如火如荼，中外的使者、富商多在合浦郡進出。一方面，中國的絲綢等物品通過合浦郡，運往南海諸國進行貿易；另一方面，漢代“外國使者和商人要取得與中原的聯繫，必經合浦”〔55〕。這可以從考古資料中得到證實。外國的象牙、犀角、珍寶與香料等産品也藉助合浦郡，源源不斷地輸往中原地區，合浦郡成爲了中國與外國經濟交往的重要紐帶。

　　西漢時，從合浦郡出發的遠洋貿易航綫最遠只能到達今天的印度和斯裏蘭卡等地，還無法與羅馬聯繫。直至東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羅馬）王安敦遣使自日南繳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通焉。”〔56〕這是史書中關於中國與羅馬首次直接通使往來的記録，表明羅馬帝國沿着合浦、徐聞道之海上“絲綢之路”而來，與漢朝建立了直接聯繫。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從合浦郡起航的海外貿易不再局限於與東南亞、南亞地區的貿易，其貿易的範圍已經延伸至歐洲國家。這也反過來又推動了合浦郡的經濟貿易的發展，進一步抬高和彰顯了其作爲“絲綢之路”起點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外，大秦使者第一次來華沿着海上“絲綢之路”，而不是陸上“絲綢之路”而來，絶非偶然，與海上“絲綢之路”自開通以來一直没有被間斷過有很大的關係。

　　據考古調查發現，今合浦縣“發現了迄今爲止國内規模最大、連片的保存最爲完整的古漢墓群”〔57〕，面積達90平方公里，數量多達上萬座。迄今合浦漢墓已出土物品超過1萬件以上，其中一部分是舶來品，主要品種是瑪瑙、琥珀、琉璃、水晶、玉塊等，與《漢書》記載的舶來品相吻合。此外，合浦漢墓還出土了大量的陶提筒，這需要我們特别注意。提筒是越南東山文化（大約存在於公元前七八世紀至一二世紀，是一種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的典型器物代表，本是一種盛酒器，後被用作隨葬品。可能在漢代，隨葬提筒的風俗也傳入嶺南地區，不過一部分已由陶質取代青銅。據目前的考古資料來看，嶺南地區除了廣州南越王墓與貴港漢墓出土過幾件提筒，就數合浦漢墓出土數量爲最。據廣西考古所彭長林先生説，合浦漢墓出土的提筒數量驚人，幾年前僅一座東漢墓就出土了十幾件提筒。漢代隨葬提筒在合浦十分風行，却不多見於其他地方，這反映了當時合浦與南海諸國保持頻繁往來的情况，也點出了其是中原地區與交趾地區取得聯繫的必經之路。現在有學者認爲在兩漢大部分時間裏，合浦郡“成了海外交通繁忙地區”〔58〕，與被譽爲 “一都會”的番禹（廣州）經濟相比，更加發達。由此，我們可以大膽推測當時陸上“絲綢之路”對外貿易與交往的規模與頻繁程度遠遠比不上海上“絲綢之路”。

　　結　語

　　綜上所述，合浦郡和敦煌郡都是漢王朝在邊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中華文明與海外文明溝通和交流的重要地區，但由於合浦郡地理環境優越，加上政治局勢緩和，與中原的關係更爲穩定，其農業、手工業、商業更爲發達，遠洋貿易規模更大、次數更頻繁，導致了合浦郡的經濟實力遠遠高出敦煌郡，其作爲絲綢之路起點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顯著、突出，對漢王朝的社會和經濟影響更大。而且，以合浦郡爲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最早由政府組織的遠洋貿易航綫，也是西漢王朝主動開闢的對外開放、發展友好往來的絲綢之路。”〔59〕這條海上絲路，把世界文明區域連接成一個整體，使中華文明和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羅馬文明首次實現了溝通和交流，既促進了中華文明的發展，又促進了世界文明進程。而且這一段歷史對於當前的環北部灣經濟圈建設，無疑具有重要的啓發意義和借鑒作用。

　　

　　注釋：

　　〔1〕《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

　　〔2〕參看中國歷史地圖集編輯組編輯：《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册，北京：中華地圖學社出版，1975年，頁30-31。

　　〔3〕同〔1〕。

　　〔4〕《漢書》卷六《武帝記》。關於敦煌郡的具體建郡年代，由於《漢書》記載不一，學界一直存在争議，但一般認爲是在元鼎五、六年間設置的。

　　〔5〕李正宇：《漢敦煌郡廣致城新考》，《敦煌研究》1999年第3 期。

　　〔6〕同〔1〕。

　　〔7〕韓湖初、楊士弘：《關於中國古代 “海上絲綢之路”最早始發港研究述評》，《地理科學》2004年第12期。

　　〔8〕《史記》卷三十《平準書》。

　　〔9〕廖國一：《中國古代最早開展遠洋貿易的地區——環北部灣沿岸》，《廣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

　　〔10〕張榮芳、周永衛：《兩漢時期的雷州半島及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湛江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

　　〔11〕劉迎勝：《絲路文化——海上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9。

　　〔12〕袁忠仁：《廣州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地位和作用》，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1993年，頁67—92。

　　〔13〕黄錚：《廣西對外開放的重要港口——歷史、現狀、前景》，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411—421。 

　　〔14〕郭沫若：《中國史稿》（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頁177。

　　〔15〕李炳東：《廣西對外貿易的歷史概述》，《廣西社會科學》1994年第1期。

　　〔16〕李慶新：《從考古發現看秦漢六朝時期的嶺南與南海交通》，《史學月刊》2006年第10期。

　　〔17〕吴礽驤、餘堯：《漢代的敦煌郡》，《西北師範學院學報》1982年第2期。

　　〔18〕同〔17〕。

　　〔19〕《漢書》卷九六《西域傳》。

　　〔20〕林梅村：《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16。

　　〔21〕同〔20〕。

　　〔22〕廣西大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編：《廣西大百科全書》歷史卷（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年，頁93。

　　〔23〕《後漢書》卷七十六《循吏列傳》。

　　〔24〕同〔8〕。

　　〔25〕《漢書》卷六《武帝記》。

　　〔26〕《漢書》卷六六《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

　　〔27〕顔師古（注）：《漢書》卷二八《地理志》，引桑欽説。

　　〔28〕張星烺編注：《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册，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22。

　　〔29〕房仲甫：《我國銅鼓之海外傳播》，《思想戰綫》1984年第4期。

　　〔30〕張涌泉：《華戎相交一都會》，《中國典籍與文化》1996年第3期。

　　〔31〕同〔30〕。

　　〔32〕李明偉：《絲綢之路研究百年曆史回顧》，《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

　　〔33〕同〔1〕。

　　〔34〕潘玉閃：《略談“絲綢之路”和漢魏敦煌》，《敦煌研究》1981年第1期。

　　〔35〕《漢書》卷九三《佞幸傳》。

　　〔36〕《漢書》卷二七《五行志》。

　　〔37〕大庭修著，林劍鳴譯：《秦漢法制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55—156。

　　〔38〕《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

　　〔39〕劉明金：《中國陸海兩條絲綢之路比較》，《湛江海洋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

　　〔40〕劉昭（注）：《後漢書》 卷一二三《郡國五》。

　　〔41〕\[日\]池田温：《敦煌文書的世界》，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69。

　　〔42〕同〔19〕。

　　〔43〕《史記》卷一百一十《匈奴列傳》。

　　〔44〕酈道元：《水經注》卷二《河水》。

　　〔45〕同〔19〕。

　　〔46〕《後漢書》卷四《孝和孝殤帝記》。

　　〔47〕《後漢書》卷一二三《郡國五》。

　　〔48〕同上。

　　〔49〕蔣廷瑜、彭書琳：《漢代合浦及其海上交通的幾個問題》，見《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南方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嶺南文史》2002年增刊。

　　〔50〕《後漢書》卷八七《西羌傳》。

　　〔51〕同〔34〕。

　　〔52〕同〔41〕，頁110。

　　〔53〕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考古寫作小組：《廣西合浦西漢墓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

　　〔54〕合浦縣博物館：《廣西合浦縣豐門嶺10號漢墓發掘簡報》，《考古》1995年第3期。

　　〔55〕張榮芳：《秦漢史論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119。

　　〔56〕同注〔38〕。

　　〔57〕覃主元：《漢代合浦港在南海絲綢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社會科學戰綫》2006年第1期。

　　〔58〕陳佳榮：《西漢南海遠航之始發點》，《交融與輝映——中國學者論海上絲綢之路》，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2001年，頁69—70。

　　〔59〕廖國一：《中國古代最早開展遠洋貿易的地區——環北部灣沿岸》，《廣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