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遂先，柳州博物館，館員。）

　　【中文摘要】中唐時期的柳州,是土著民族聚居之地。唐代以前，柳州仍停留在封建社會的初級階段。唐王朝對嶺南一帶的開發,推動了柳州的經濟發展。

　　【關鍵詞】中唐　柳州　經濟發展 

　　Abstract:Liuzhou was the dwelling center of the native people in middle Tang dynasty. Before Tang dynasty, Liuzhou was still at the primary stage of the feudal society. After Tang dynasty reinforcing the exploitation to Lingnan area, the economy of Liuzhou has been droved promptly.

　　Key words: middle Tang dynasty　Liuzhou　economy development

　　

　　唐代時期，我國各民族得到了空前的融合，版圖進一步統一。政治清明，經濟繁榮，出現“貞觀之治”難得的歷史現象。封建社會進入了成熟時期的歷史階段。“自貞觀以後，太宗勵精爲理。至八年、九年（634、635)，頻至豐稔，米鬥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户動則數月不閉。至十五年（641)，米每鬥值兩錢。”〔1〕

　　到了唐代中葉，盡管國勢己逐步由盛至衰，但那時封建地主階級所擁有社會財富的潜在力量，仍然没有稍遜於他們的前輩。“豪富大商，積錢以逐輕重。”“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陝、宣、潤、饒、衢、信五（六)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2〕由此可以知道：唐代由於採礦業規模不大，每朝所流通的銅錢，就未必是當朝所鑄。因爲在中唐時期，正由“均田制”改行“兩税制”，社會上盛行着一種“錢重物輕”的風氣，又因爲當時産銅的數量遠遠不敷鑄造工業的需要，“唐憲宗元和初年（806-810)，每年産銅二十六萬六千斤，唐宣宗時（847-859)每年産銅六十五萬五千斤。”〔3〕因此，處於當時産銅奇缺的情况下，許多富豪人家竟然私自開爐銷燬“開元通寶”銅錢，取銅鑄惡錢、銅器和寺廟用的佛像。這樣，就使得中唐時期的錢幣流通産生了幾種畸形的偏向：一是按唐德宗時（780-805)的市價，銷錢一緡，得銅六斤，每斤值錢六百文。厚利所在，重刑不能禁，流通的錢幣越來越少，農民上市貿易，很難得到現錢，往往以綾羅綢布和雜貨所取代。二是唐文宗時（828-840)，宣佈交易可錢穀並用，這説明實行“兩税法”以後，錢重物輕的現象相當嚴重。第三種畸形偏向是幣制的混亂，錢幣貶價行用，價不當值。從以上幾種錢幣流通的畸形偏向可以看出唐代中期幣制積弊屢屢，它具體反映了當時大唐帝國由盛而衰的經濟縮影。

　　正由於中唐時代是處於整個大唐帝國由盛而衰的歷史階段，所以，那時對南方地區的管轄是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對漢族聚居的地方，分道、州、縣設流管治理，再在各州集中的地方，設觀察使駐節管理，而對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則采取“以土治土”的政策，由朝廷委任當地的土官來治理土著民族，亦即所謂的“羈糜”政策。

　　當時的柳州屬嶺南道下桂管觀察使所管轄的一個州。因地處“南蠻之地”，社會生産力比中原地區落後，所以仍停留在封建社會的初級階段。柳宗元在《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中雲：“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攻劫鬥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4〕從以上文字來看，當時柳州已是各少數民族聚居地，他們有梳椎形髮式，穿葛草織成衣裳的獨特生活習慣及“民風强悍好鬥之陋習”。當柳州還處於原始部落社會“刀耕火種”、“斷發紋身”的時候，而中原地區早已進入成熟的封建社會，普遍使用鐵器作爲主要勞動工具的農業生産力，伴隨着大唐帝國版圖向南開發的政權力量，滲透着柳州古代社會，而且逐步取代成爲柳州的主要社會生産力，促使當時以封建領主經濟爲主的原始部落聯盟的生産組織的崩潰和解體，因而繞過了奴隸社會的歷史進程而直接介入到封建社會的初期。這個答案有什麽證據呢?我們可以從柳宗元文獻中得到證實：

　　1．聖代提封盡海壖，狼荒猶得紀山川。

　　華夷圖上應初録，風土記中殊未傳。

　　椎髻老人難借問，黄茆深峒敢留連。

　　南官有意求遺俗，試撿周書王會篇。

　　　——《柳宗元集·南省轉牒欲具江國圖令盡通風俗故事》〔5〕

　　從柳宗元的這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出兩件事情：一是反映了中唐時期大唐的版圖不斷擴張，已遍及南陲邊地，正着手於國家版圖和政令的搜録和改訂工作，以適應封建朝廷統治邊陲少數民族的需要，二是詩中所涉及到的“峒”，應該是當時柳州各少數民族部落聯盟的基層單位。如宋人範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所記載：“羈縻州峒……自唐以來内附，分析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又小者爲峒。”〔6〕

　　2. 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親。

　　青箬裹鹽歸峒客，緑荷包飯趁墟人。

　　鵝毛御臘縫山罽，鷄骨占年拜水神。

　　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

　　　——《柳河東集·柳州峒氓》〔7〕

　　以上這首詩，又爲我們提供了柳州當年的幾點情况：一是詩中所指的“洞氓”和“峒客”，均是《廣西通誌》中所指的“洞丁”的通稱。都隸屬“洞主”所管轄。“洞主”就相當於古代部落中的“酋長”，掌握着部落的最高權力。二是側重反映了當時柳州的社會組織形式，圩鎮已改爲當時少數民族進行經濟貿易、文化交流經常性的重要場所，反映出當時柳州商品經濟發展的情况以及圩場對於密切各民族關係的紐帶作用。三是從詩中的畫面，我們看到了當時柳州各少數民族的古代氏族生活狀况，他們過冬是以鵝毛制氈，用獸皮綴衣，過着原始社會的生活。在他們的身上還刺上龍、風、花卉等圖案的“文身”以驅嚇野獸，扺禦侵襲。他們扺禦自然威力的能力太小，因此用“鷄骨”來占卜，預測年景的好壞，祈求上天的恩賜，將自己的命運寄託在朝拜鬼神的宗教祀奉上。凡此種種，都反映出中唐時期的柳州，仍然殘存着原始社會的歷史遺迹。但它不向奴隸社會轉化，而是向封建社會轉化，又有什麽歷史依據呢?筆者認爲可以從以下兩點找出答案：

　　1．在《柳河東集》中，有幾篇記載着柳宗元當年在柳州時向桂管觀察使裴行立爲奏請討伐以黄少卿爲首的“黄洞蠻”的文章。如《奏邕管黄家賊事宜狀》、《乞討黄賊狀》、《謝討黄少卿賊表》和《舉人自代討黄賊表》。從這些文章中我們得知，所謂“黄洞蠻”就是居住在毗鄰柳州西北“西原蠻”的一支氏族。見《新唐書·西原蠻傳》所講“黄賊皆洞僚，無城郭，依山險，各治生業，急則屯聚畏死”〔8〕。可知當年的“黄洞僚”就是以姓氏爲首的一支原始氏族。他們依山勢險要之地居住，居處無定，過着艱苦的山居生活。爲了生存，他們四處攻劫鬥暴。“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邑、桂之西。有寧氏者，相承爲豪。又有黄氏，居黄橙洞，其隸也。”〔9〕這足以説明在同一洞内的居民各種姓氏都有，他們過着已不是以血統爲單位，没有剥削，没有壓迫，共同生産，平均分配的氏族社會生活；而是過着有剥削、有壓迫、有階級差别的社會生活。唐貞元十年（794)，西原土州黄洞氏族首領黄少卿起兵反抗唐王朝的種族統治，帶領十多萬人馬，先攻打桂管十八州（柳州是其中一州），隨後又攻打到道州（今湖南邊境)。像這樣大規模的反抗行動，如果没有封建領主的强大權力是發動不起來的。

　　2．從桂林城北鐵封山的《平蠻碑》中給我們瞭解到唐大曆年間（767-779)唐王朝鎮壓“西原蠻”的一件史實：“天子命隴西縣男昌夔，領桂林都督兼御史中丞，持節招討，斬首二萬餘級，擒獲元惡並其下將率八十四人生獻闕下，其餘迫逐俘虜二十餘萬，並給耕牛種糧，令還舊居，統外一十八州牧守。”〔10〕從《平蠻碑》中，可以看出當時唐王朝對待  “西原蠻”起兵反唐的戰俘，並不是把他們當作奴隸，“恩賜”給征剿的有功之臣，而是“給耕牛種糧，令還舊居”，“各自營生”。 另據《唐大詔令集·禁嶺南貨賣男女敕》中記載，唐王朝當時曾頒佈過敕令，嚴禁將自由民“掠爲奴”，“如敢更有假託事由，以貶賣爲業，或虜劫溪洞，或典賣平民……依强盗論。”〔11〕這些禁令的頒佈，在當時是適應了唐王朝的統治者——地主階級發展封建生産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整個廣西地區向奴隸制發展，而直接過渡到了封建社會初期。柳宗元《童區寄傳》説柳州當地人“生男女必貨視之”，“父兄鬻賣，以覬其利。”〔12〕反映了柳州社會奴隸制度龢氏族公社制度的因素遺存仍然嚴重，柳宗元任柳州刺史（815-819)時，采取了有效措施，解放了大批負債奴婢，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柳州地區中唐時期封建化勢頭的進程。

　　通過以上論斷和分析，我們又如何來看中唐時期柳州的社會經濟以及有關錢幣流通這些問題呢?筆者試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探討：

　　1.魏晋時期，柳州地區人口比梧州、桂林地區少，主要是因爲桂東、桂北開發較早，處於重要交通路綫上。晋太康（280-289)時，廣西六郡只有二萬五千多户，以桂東、桂北四郡爲多。柳州西北、西南廣大腹地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封建化的進程比較遲緩，使用耕牛、鐵制農具和先進的農業技術遠遠不如桂東、桂北地區普遍，故生産力十分落後。“江南之俗，火耕水耙，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13〕。這是對當時嶺南一帶落後的農業生産的描述。從七世紀開始，唐王朝加强了對嶺南一帶開發。唐太宗貞觀十二年（638)開闢了從黔中道（貴州)東向經柳州到桂州（桂林)和南向到邕州（南寧)的買馬路。唐武則天長壽元年（692)，唐王朝又在桂林和柳州之間開闢了桂柳運河（相思埭)。柳州的地理位置因此而變得更爲突出。桂柳運河的開闢，使長江水系與柳江得以溝通。買馬路的修建，從柳州經宜州入黔中道（貴州境）到邦州（都匀）的陸路交通綫，貫穿歸化州、琳州、述昆州、環州、鸞州、南平州等土著民族聚居地。在政治上，唐王朝爲了鞏固在南疆的統治地位，故在柳州及柳州以西的地方分别設置了八個羈縻州。由於政治和交通條件的重大變化，進一步推動了柳州的民族經濟龢民族文化的發展，而柳州作爲這八個羈縻州各民族交流、融洽的中心城市地位也得到了進一步加强。據《新唐書·地理志》中記載，此時，柳州的住户爲2232户，人口爲11550人〔14〕。與桂、邕、梧三地區的人口數比較，柳州躍居桂林之後，列第二位。但是，剛進入封建社會前期的柳州，社會生産力低下，商品經濟十分落後，奴隸制度龢氏族公社制度殘存的標誌仍然很明顯，與中原一帶相比較，仍具有很大的差距。

　　2．中唐莊園地主經濟發展，廢均田制改爲兩税法，按貧富差异征税，雖然這是順應了歷史發展的需要，但施行三十多年，可因時弊，賄賂公行，税收混亂，出現了富户收買官吏求得减免賦税甚至不納税現象，而貧户地無立錐却在上繳空頭户借税。沉重的賦税負擔落到貧苦的農耕者身上，柳州的“流逋”，當有不少是因不堪重税苦役而外逃的。中唐“安史之亂”後，人口大减是全國普遍現象，但此時柳州的人口就更少，除了暴政和重税造成這一普遍性原因之外，柳州還存在豪强掠奪，販奴和迷信原始巫神宗教招致灾難這兩個特殊原因。這些不利因素使柳州的農業生産力下降，根本不利於柳州的社會經濟發展。

　　唐元和十年（815)柳宗元到柳州任刺史，面對古樹參天，雜草叢生，毒蛇猛獸，比比皆是的南蠻之地，他懷着“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15〕的理想，從實際出發，敢於革除有礙農業生産發展的社會弊病。在經濟上，他提出“定經界，核名實”〔16〕，對土地數量統一清查，對貧富户口，詳細核實，做到真正按貧富差别納税。在政治上，柳宗元决策除陋習，修復大雲寺，以佛教除鷄卜，以迷信换迷信，解救人民；廢除奴俗，釋放奴婢，從本質上解放生産力。奴婢獲釋歸家後必定增强農業生産力的投入，這對發展生産是有促進作用的。他進用文事，施行德政，親自種柑植柳，到雷塘祈雨，帶領百姓掘井，以他自身的實踐，“惠我後之人”，鼓勵農耕。僅四年時間，柳州的經濟日見發展，面貌有所改變，呈現繁榮景象：“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猪牛鷄鴨，肥大蕃息”〔17〕這種局面的出現，使柳州進一步縮短了與中原地區的差距，從而推動了從封建社會的初級階段向封建社會的成熟階段的進程。

　　3．據柳文《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中記載：“元和十年（815)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毁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於贏財，取土木金石，征工僦功，完舊益新。”〔18〕此碑記述了柳宗元當年修復柳州孔廟的經濟來源，其中“洎於贏財”一語，給我們後人提供了柳州當時的社會經濟情况，是“民有餘財”的，並不至於“地瘠民貧”。因爲按碑文所注説：“當時柳州衣布（制衣的資金)有所盈餘。”看來是和中唐“桂管布”（按：當時桂管所屬十五州，都以此布制衣)的産銷兩旺有關。如《唐書·食貨志》中就有“桂管布入朝”的記載。

　　另據柳文《井銘》記載：“始、州之人，各以甖甈負江水，莫克井飲……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刺史柳宗元)命爲井城北隍上……其相者，浮圖談康，諸軍事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19〕我們從銘文來看，其中“罰布六千三百”一語，（按：當時錢幣以文爲單位)爲我們提供了當時柳州錢幣流通的情况。按《井銘》注説：“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泉”應是古代錢幣的代稱。而柳文《井銘》所指的“罰布”就是指對違反國家政令、法律的人所受的罰款。柳宗元用罰款得來的錢爲百姓掘井，解决了百姓飲水和農田灌溉問題，這説明他身爲百姓父母官，爲民解憂，造福於民；同時也客觀地反映了當時柳州民間的錢幣流通狀况。

　　從以上的問題來引伸，我們可分析中唐時期柳州所流通的錢幣來源，它是從外地輸入?還是由廣西本地鑄造?據我們所知，開元通寶，始鑄於唐武德四年（621)，此錢幣“徑八分，重二銖四係，積十文重一兩”〔20〕。開元通寶的鑄行，貫穿了唐代300多年的統治時期，其幣值穩定，質優文美（錢文爲唐代書法家歐陽詢書寫)，深受百姓喜愛，影響深遠。建國以來，柳州發現的唐代墓葬甚少（筆者從1995年至今清理發掘的墓葬中，經考證没有一座是唐代墓葬)，部分專家學者認爲這  一現象與唐宋柳州地區盛行火葬有關。2000年元月，桂林市考古隊在桂林桃花江畔駁岸工程的施工工地中出土石函1件，石函内置有幾 十枚“開元通寶”錢幣。2000年2月，又在桂林市郵政局綜合大樓施工工地内的兩口唐代水井中出土了“開元通寶”。據《舊唐書·食貨志》中記載：“武德四年七月……仍置錢監與洛、並、幽、益等州。五年五月，又於桂州置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桂州總管府，管桂、象、静融、賀、樂、荔、南昆、龍九州，並定州一總管。”〔21〕從史料可知，唐王朝當時在桂州設有“桂州監”。唐代錢監一般設於州治所在地。建國後，梧州錢監遺址和賀州錢監遺址相繼發現，它爲文獻記載提供了實证。

　　唐會昌“開元通寶”的背面，其中印有“桂”字的模樣，此錢是廣西“桂州監”所鑄，還是湖南郴州“桂陽監”所鑄，史學界及泉界一直存在認識上的不統一，至今仍未有定論。其主要原因就在於“桂州監”的遺址處所、銅錢式樣、鑄額、停鑄時間等尚未有文獻資料和考古發現的佐证。但筆者認爲，印有“桂”字的開元通寶應是湖南郴州所鑄。其理由是：據《唐書·食貨志》所説：“唐元和三年（808)，鹽鐵使李巽上言，請郴州舊桂陽監置爐兩所，採銅鑄錢，每月約二十貫，計一年鑄成七千貫從之。”〔22〕“桂陽”今在何處?見清《嘉慶一統志·桂陽州》所説：“桂陽郡、隋、唐曾改置郴州，以在“桂洞”之陽，故稱。”〔23〕其地理位置相當於今天的湖南郴州地區。因此，筆者認爲，中唐時期柳州所流通的錢幣不是廣西地區鑄造的，而是由外地輸入的。

　　綜上所述，中唐時期的柳州，是土著民族聚居之地，因地處蠻荒邊陲，人口稀少，社會生産力十分低下，殘存着原始社會的歷史遺迹，仍停留在封建社會的初級階段。唐王朝爲了封建社會的經濟發展，加强了對南方的開發，開闢了買馬路和桂柳運河，又在這一地區推行了羈縻政策。由於政治和交通條件的重大變化，柳州作爲這一地區各民族交流、融合的中心城市地位開始顯現，城市面貌也相應起了變化。當然、它還没有形成象中原一帶的城市格局，基本上還是圩市的情調。這時的集市貿易活動的地點、時間都由官府規定。州縣城區是官府指定的貿易區。《唐律》規定每天早晚市場的開閉，由官府擊鼓爲號。“日中爲市”只能適應自然經濟低水平的商品交流，屬較原始的經濟貿易形式，還達不到工商業城市的水平。另外，城市居民大多數還不能脱離農業生産，很大程度地保持着市民務農的古代城市特色，農業生産活動在柳州城市生活中還是最基本的社會活動。這種現象充分説明瞭柳州在中唐時期封建化起步較晚，封建化進程十分緩慢。

　　

　　注釋：

　　〔1〕唐書《通典》卷七《食貨典·歷代盛衰户口》，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2〕《新唐書·食貨志》卷五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1360。

　　〔3〕《新唐書·食貨志》卷五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1383。

　　〔4〕（唐）柳宗元：《柳宗元集》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24。

　　〔5〕（唐）柳宗元：《柳宗元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145。

　　〔6〕（宋）範成大：《桂海虞衡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7〕（唐）柳宗元：《柳河東集·下》第四十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頁702。

　　〔8〕《新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6330。

　　〔9〕《新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6329。

　　〔10〕《全唐文·韓雲卿》，卷四百四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1〕《唐大詔令集》，第一百零九卷，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12〕（唐）柳宗元：《柳宗元集·童區寄傳》第十七卷，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475。

　　〔13〕《隋書·地理志》卷二十四，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14〕《新唐書·地理志》第四十三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1107。

　　〔15〕（唐）柳宗元：《柳河東集》第三十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頁480。

　　〔16〕（唐）柳宗元：《柳河東集》第三十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頁513。

　　〔17〕（唐）韓愈：《柳州羅池廟碑》，《柳侯祠石刻選注》，第10頁，柳州日報印刷廠印刷。

　　〔18〕（唐）柳宗元：《柳宗元集》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24。

　　〔19〕（唐）柳宗元：《柳宗元集》第二十卷，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554。

　　〔20〕《舊唐書·食貨志》卷四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2094。

　　〔21〕《舊唐書·食貨志》卷四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2094。

　　〔22〕《唐書·食貨志》卷四十九，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23〕清·《嘉慶一統志·桂陽州》第二十卷，第三百七十五條，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