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俊，柳州博物館,館員。）

　　【中文摘要】柳州柳侯祠藏“龍城石刻”在歷史文獻中多有記載，但不盡相同。同時，柳州博物館館藏有關“龍城石刻”拓片也存在不同。本文對其中的差异問題結合歷史文獻資料試探究其各時期面貌，並
論其流變。

　　【關鍵詞】龍城石刻　拓片　源流演變 

　　Abstract:There were many records i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about “Dragon city stone carving” which belonged to Liu Zongyuan temple, but the records are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Liuzhou Museum’s collective rubbings of “Dragon city stone carving” also exist difference.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material tes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nge in different periods. 

　　Key words: Dragon city stone carving　rubbing　change

　　

　　柳宗元曾在永州（今湖南零陵）、柳州親手書寫過不少碑刻，如《永州法華寺新作兩亭記》、《鈷鉧潭西小丘記》、《永州三亭記》、《柳州東亭記》、《柳州復大雲寺記》、《柳州文宣王廟碑》等，但非常遺憾，這些碑刻至今没有發現實物留存。現存與柳宗元有直接關係的僅有相傳爲柳宗元手書的“龍城石刻”殘碑。對它的真僞和碑文解釋，在上世紀80年代曾一度成爲柳學研究的焦點。近年來，隨着“懿王像讚”的發現，“龍城石刻”作爲柳宗元手迹研究的重要參考實物被學者再度關注。之前已經有很多關於“龍城石刻”真僞討論文章，這裏筆者避開真僞問題，從現存的幾件“龍城石刻”實物出發，追根溯源，試探究其各時期面貌，並論其流變，就教於學界。

　　一、柳州現存 “龍城石刻”實物概况

　　1.民國廿二年（1933）周耀文重刻“龍城石刻”

　　石刻爲青石質地，呈狹長不規則圓角四邊形，右上角和下部邊緣依拓片制成殘缺狀。横（最長）46、縱（最寬）17、厚7厘米，重9866克。碑正文竪排，行書，共八行二十五字：“石刻\城柳神\守驅厲\鬼出匕首\福四民制\（九）醜\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其中第一行、第二行有文字缺失；第三行“所”、第六行“九”殘。從第六行一字“元”起，至第五行“民”與“制”之間，有一斜向裂痕。接正文後跋行書四行三十二字：“民初此碑安教育局\内十七年秋西南半壁\火灾被焚廿二年冬\邑人周耀文重刻。”後接一行鈐楷書朱文方印兩枚：“□焕□章！”

　　2.1977年柳州市博物館翻刻“龍城石刻”

　　青石材質，横（最長）47、縱（最寬）17、厚8.3厘米，重13024克。石刻形制及正文内容字迹與民國廿二年“龍城石刻”相差無幾，接正文末，有跋文三行十二字行書：“天啓三年龔重\得此於柳\井中”。石刻上部側面一端下窪磨出矩形平面，上刻兩行十五字行書：“一九七七年重刻\柳州市博物館。”刻工由於缺乏詳細檔案記録，無法確認。

　　3.2007年柳州市博物館復製“龍城石刻”

　　該石刻爲2007年柳州博物館據1977年翻刻“龍城石刻”復製，不落翻刻時間及製作者名款。横（最長）45.5、縱（最寬）17.3、厚5厘米，重7697克。該石刻選輝緑岩（屬大理石一類）爲原材料，由柳州市譚鳳能先生以電腦雕刻機雕刻。

　　4.柳州市博物館“龍城石刻”舊藏拓片21幅

　　拓片共二十一幅，白色皮紙爲地，分别以黑墨及朱砂拓印，其中墨拓二十幅，朱拓一幅。拓片縱25、横46厘米，形狀内容字迹等方面與1977年柳州市博物館翻刻“龍城石刻”一致。拓片上方留白處鈐印三方，均爲朱文篆字，漢文與八思巴文在方形印面上對半分列布局，内容分别爲“柳城縣印”、“柳州府印”、“柳州府經歷司兼管司岳司印”。 

　　二、清末民國時期“龍城石刻”版本溯源

　　（一）民國初期柳州柳侯祠所藏“龍城石刻”復原

　　民國廿二年“龍城石刻”（下文簡稱碑一）是目前國内所見流傳有序，年代最早的“龍城石刻”實物，我們從它的跋文中可以獲得幾點關於此前“龍城石刻”的信息：第一，民國初年有一方“龍城石刻”安於教育局（解放前的柳江縣教育局，其址即柳侯祠）内；第二，原安於教育局的那方龍城石刻在民國十七年秋柳州城西南大火時被焚，可能被焚燬，也可能表面嚴重損壞，但是碑還在；第三，當地人周耀文重刻了這塊“龍城石刻”，至於他在重刻時參照什麽實物，筆者推測應當是安於教育局内被焚“龍城石刻”的拓片。

　　有文章認爲1977年柳州博物館翻刻“龍城石刻”（下文簡稱碑二）是據碑一復製。如果從形狀及正文内容字迹等方面對照，碑二似乎的確是由碑一而來〔1〕。但是，碑二正文之後的三行十二字行書跋文爲何在碑一之上遍尋不見踪迹呢？表明自己流傳有序正統身份的跋語如此重要，周耀文先生在民國廿二年重刻“龍城石刻”時會遺漏或故意舍棄嗎？古人出於崇古、傚法先賢、教化世人、保護原碑等目的翻刻前人石刻，那是一件十分嚴肅的大事。翻刻的形式主要有三種：第一，依前人石刻拓片原樣翻刻。柳州柳侯祠内并存有南宋嘉定十年關庚所刻立之“荔子碑”與干隆年間柳州地方人士依原碑翻刻的“荔子碑”即爲典型的一例。兩方石刻尺寸大小内容字迹一模一樣，原碑記有安丙授關庚以坡仙大書内容的跋文，久經傳拓已幻滅不清，但干隆年間翻刻的版本跋文却一字不漏清晰可辨；第二，據舊拓片翻刻，時人另加碑額。桂林市龍隱岩“元祐黨籍”，碑額即爲後人書刻；第三，存有先賢文字却無真迹，時人書刻先賢之文於石，並加刻碑額、序、跋等。柳州柳侯祠後門“柳州路文宣王廟碑記”即屬此例。

　　所以筆者認爲，民國十七年柳州火灾前安於柳江縣教育局内的“龍城石刻”原貌當爲去除碑一跋文後的狀態〔2〕。但是原碑下落不明，有文章提及流失到了國外〔3〕。

　　（二）1977年柳州市博物館翻刻“龍城石刻”溯源

　　碑一的面貌弄清之後，我們會有一個疑問，有“天啓三年龔重\得此於柳\井中” 三行十二字行書跋文的碑二究竟是以何物爲藍本所翻刻呢？2009年筆者在開展國家文物局文物信息數據庫項目工作時，留意到柳州市博物館舊藏拓片中有一套21幅“龍城石刻”拓片（即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及拓片），紙張微黄發脆，墨色老舊，部分拓片還有殘損脆裂現象。經與碑二對比，二者基本吻合〔4〕，可以推測，碑二就是以這批舊藏拓片翻刻的。這批拓片於1966年文革之前由柳州市博物館的老同志們收購入藏，由於缺乏檔案記録，具體經手人和入藏時間已無法考證〔5〕。

　　清末民國時期，隨着清王朝的没落，中國社會動盪，大批外國古玩商、收藏家涌入中國，在這一趨勢的帶動下，中國出現了一次古董仿古作僞的高峰。這批舊藏拓片所用紙墨、印泥都很粗糙，多洇墨現象，可見製作拓片時單純追求時間進度，拓印水平不高，所鈐印章雕工草率，用的印泥出現了嚴重的油浸。筆者推測，柳州博物館舊藏“龍城石刻”拓片的模板就是在這一時期製作出來的。爲進一步確認這批舊藏拓片的年代，筆者在2010年5月請教了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胡擎元先生。胡擎元先生評價這批舊藏拓片用材粗糙，印章雕工草率，布局爲清代風格。此外胡先生回憶他在柳州市工藝美術廠工作期間曾據柳州博物館提供的“龍城石刻”拓片翻刻過一方，但字迹已經按照自己的審美習慣作了略微的修改，並非依樣翻刻，可惜作品已不知去向。

　　至此，筆者認爲這批舊藏拓片的製作年代當在清末或民國時期。换而言之，民國時期所存的“龍城石刻” 就有三種版本：（1）民國初年安於柳江縣教育局内没有跋文的“龍城石刻”，這是可確認年代最早的版本；（2）民國廿二年周耀文重刻“龍城石刻”，這是國内可確認現存年代最早的“龍城石刻”實物；（3）後加刻“天啓三年龔重\得此於柳\井中” 跋文版本。

　　三、歷代“龍城石刻”面貌推測

　　（一）唐代“龍城石刻”的面貌

　　“龍城石刻”碑文最早見於唐太和年間鐘輅所撰《續前定録·柳柳州》：“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刻畫雲：‘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四氓，制九醜。’餘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餘於斯歟？” 〔6〕

　　據字面之意，唐代“龍城石刻”並非柳宗元所書，而是柳宗元從一役者手中得到的。這一説法，在成書於南宋的《彦周詩話》中得到了印证：“柳子厚守柳州日，築城，得白石，微辨刻書曰：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士氓，制九醜。此子厚自記也。退之作羅池廟碑雲：福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蓋用此事。”〔7〕這個觀點在民國時期的《柳江縣誌》也得到了認同，在“羅池石刻”一條中，即摘録了《彦周詩話》的原文〔8〕。

　　根據《續前定録》並結合《柳江縣誌》中綫索，可以推知唐代“龍城石刻”面貌：（1）石刻在柳宗元主持修築城墻工程時，被一役夫發現；（2）石刻形狀不詳，泛白色，廣西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筆者大膽推測其質地爲石灰岩；（3）石刻内容如上，字迹模糊，較難分辨，字體不詳，按當時流行書體，極有可能是唐楷；（4）石刻去向不明。

　　（二）宋元時期“龍城石刻”面貌

　　宋元時期提及“龍城石刻”的古籍，目前見傳爲南宋王铚托柳宗元之名所作《龍城録·羅池石刻》：“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雲：‘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四氓，制九醜。’餘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予於斯歟？〔9〕”另見南宋許顗所著《彦周詩話》，僅下劃綫兩句中數字差异，所記石刻正文與《續前定録》一致，並進一步增加了柳宗元得石刻的内容。

　　根據宋元時期文獻資料，可推知宋代“龍城石刻”面貌與唐代相去不遠。

　　（三）明代“龍城石刻”面貌

　　明代關於“龍城石刻”的記録，最爲詳細的，首推《徐霞客遊記》。偉大的旅行家徐霞客在明崇禎十年（1637）六月至七月遊歷柳州，期間探尋柳州古迹名勝，包括唐二賢祠（即柳侯祠、劉賢良祠）、羅池等，徐霞客有觀摩古代石刻搜集古拓的喜好，他在《徐霞客遊記·粤西游日記二》中寫道：“又西過唐二賢祠，覓拓者家，市所拓蘇子瞻書韓辭二紙。更覓他拓，見有柳書羅池題石一方。筆勁而刻古，雖後已剥落，而先形宛然。餘囑再索幾紙，其人欣然曰：‘此易耳。’即爲公發硎出一石拓，乃新摹而才鎸之者。問：‘舊碑何在？’曰：‘已碎裂。今番不似前之剥而不全矣。’餘甚惋惜，謝其新拓，只携舊者一紙並韓辭二大紙去。”〔10〕

　　從《徐霞客遊記中》，可推知明代“龍城石刻”面貌：（1）此時石刻極有可能已在正文之末落有“柳宗元”名款，徐霞客結合舊時文獻或在拓者推介下，方識爲宋元時期《龍城録》所記之“羅池石刻”，正文内容當與宋元時期無异；（2）如石刻正文之末落有“柳宗元”名款，正文内容有可能也發生了變化；（3）石刻“筆勁而刻古”。根據徐霞客搜集拓片的喜好，以搜集楷書作品爲主，並識帶金、隸筆意的石刻作品爲古，這在他的遊記中均可得到印证。世傳柳宗元擅長章草，今嵌於柳州柳侯祠西碑廊的干隆四十二年（1777）宋思仁摩“唐柳侯劍銘”書體與今所見“龍城石刻”實物相比，更接近章草意味。筆者推測，明代柳州“龍城石刻”的字體應當接近於章草；（4）當時石刻“後已剥落，先形宛然”，説明當時存世石刻實物已有殘損，原本的形狀還是能看得出來的，極可能是方形；（5）明代晚期“龍城石刻”作爲旅遊商品、厭勝之物大量復製傳拓，且不止一個版本。

　　（四）清代“龍城石刻”面貌

　　清代柳州地方誌書《馬平縣誌》、《柳州府志》中均有關於“龍城石刻”的記載。《馬平縣誌》載：“柳侯手書龍城柳一碑，横尺餘，高六寸，亦在祠内。”與《柳州府志》所記一致。《柳州府志》當中關於“龍城石刻”的記録更爲詳盡：“明天啓三年，龔重始得於柳公井中，其後復失。清雍正六年，有王姓者，於柳侯柑子園舊址掘得。干隆二十八年，其後嗣獻之於右江道王錦，時值重修柳侯祠，錦即以之砌於祠壁。”這便是關於碑二跋文之最早記載。此外，《柳州府志》中還録有干隆二十四年（1759）江霞所撰《龍城柳劍銘記》。當中提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桂林東郊外郭氏浚井時得古劍一枚，長若二尺，脊間篆銘一行，即“龍城柳”全文。故“龍城石刻”又名爲“劍銘碑”。

　　清嘉慶十年（1805）王昶輯《金石萃編》中，收録了另一版本的“龍城石刻”：“柳宗元龍城石刻。石殘缺，僅存横廣一尺九寸，高八寸三分八。行行四字行書，在廣西馬平縣。缺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出匕首福四民制元醜。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天啓三年龔重得此於柳公井中。”書中還提及孫星衍《寰宇訪碑録》中原題此爲“龍城柳碣”，以及柳宗元去世前囑托部“後三年爲廟祀我”的逸事。並斥《龍城録》爲僞書，認爲當中所録碑文不準確。〔11〕

　　以碑一爲基礎，結合柳州地方誌書所載相比對，我們會發現，從“天啓三年（1623）龔重始得於柳公井中”，到“雍正六年（1728）王姓者在柳侯柑子園中掘得”，再到干隆二十八年（1763）王氏後嗣獻之於右江道王錦〔12〕，乃至民國十七年被焚，“龍城石刻”已經開始流傳有序了。此期的“龍城石刻”出現了兩個版本：（1）與今存實物最爲接近的版本。尺寸，按地方誌書中所載石刻“横尺餘，高六寸”，通過换算，石刻高度當在18厘米左右。形狀不規則。正文内容，照干隆年間宋思仁所摩劍銘，與現存實物完全一致。此外還當落有“元和十二年\柳宗元”款。（2）按《金石萃編》推測，當時還應當有尺寸略大一些的版本。“横廣一尺九寸，高八寸三分八”，通過换算，石刻横約67厘米，縱約28厘米，形狀不規則，正文“元醜”有别於現存實物，正文末落有“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名款並“ 天啓三年龔重得此於柳公井中”跋語。

　　四、柳州“龍城石刻”之流變

　　柳宗元在柳州任刺史四年，最後死於任上，由於他在柳任職期間廣施德政，深得百姓愛戴。“柳州柳刺史”，在柳宗元去世之後，人們開始逐漸將他推上神壇，將他命運的“偶然”轉化爲“必然”，與柳州緊緊的聯繫在一起，使他繼續發揮教化世人的作用。“龍城石刻”也隨柳宗元在世人精神中地位的不斷提高而産生流變。

　　柳宗元去世後不久，鐘輅《續前定録》中就收録了關於柳宗元得“龍城石刻”的逸事。唐晚期韓、柳所倡導的“古文運動”趨於衰落，宋代，在歐陽修、曾鞏、王安石、“三蘇”等爲代表的文人倡導下，極力推崇韓、柳掀起了新一輪的“古文運動”。北宋元祐七年（1092），哲宗賜羅池廟額稱“靈文廟”。崇寧三年（1104），徽宗敕封柳宗元爲“文惠侯”。敕文中讚揚柳宗元“文章在册，功德在民，昔有其人，是爲不朽”。南宋紹興二十八年（1158），高宗加封柳宗元爲“文惠昭靈侯”。敕文中頌揚柳宗元“生傳道學，文章百世之師。没以神靈，福佑一方之庇，是有功德於人者”；“其才足以命世，其政足以裕民”。這一時期，托柳宗元之名的《龍城録》面世，當中也有關於“龍城石刻”的記載，與《續前定録》基本一致。元代，柳州州治曾發生遷轉〔13〕，柳宗元像立於柳城孔廟門前，當地政府官員開始將對柳宗元的祭祀活動與州學教育活動聯繫在一起。筆者認爲，唐代至宋、元時期，“龍城石刻”是否真實存在，值得商榷。或許出於文人杜撰；亦或許有，如文獻所記，面貌上文已做出推測。

　　明確“龍城石刻”有實物存世，是在明代晚期。明中期開始，劉賢良祠遷至柳侯祠左，兩位先賢與的祭祀活動開始一並進行。明晚期，柳劉二賢並祀，柳侯祠與劉賢良祠合稱唐二賢祠。根據《徐霞客遊記》所載明崇禎十年（1637）徐霞客來柳遊歷的文字可知，當時柳州已將“龍城石刻”拓片作爲商品出售，圩市上有專以製作拓片爲業的店鋪，還出現瞭風格不同的翻刻碑。此時的“龍城石刻”極可能在正文之後出現了“柳宗元”名款。

　　清代，柳侯祠逐步被納入州學之内進行管理維護。干隆年間，文化教育事業空前繁榮，社會上掀起一股金石學熱潮，當地政府建設書院，修縣誌府志，維護文物古迹。柳州柳侯祠荔子碑的翻刻，即在這一時期。與此同時，在書院文化氛圍的烘托下，柳州士民將柳宗元的“造神運動”推向了頂峰。這一時期社會上流傳着各種柳宗元生前知天命，死後化身爲神並繼續庇佑柳州百姓的故事。圍遶着傳爲柳侯親筆的“龍城石刻”，面貌也越發清晰，圍遶着它所發生的故事，情節也愈發豐滿。清代地方誌書中，“龍城石刻”從天啓三年龔重得於柳公井中開始，變得流傳有序。

　　據上文所匯資料，筆者推測至清代晚期柳州至少有三至四種版本的“龍城石刻”留存於世。該時期各種版本“龍城石刻”的形狀大致相近，尺寸大小不一；書體大概有行書和章草兩種；正文内容有“九醜”、“元醜”之别；基本都在正文後落“柳宗元”名款；或有“天啓三年龔重得此於柳公井中”跋文，或没有。此一時期，“龍城石刻”隨着柳侯神通的不斷增長，逐漸變成了柳州士民所追捧的一種精神象徵物，進而演化爲鎮宅厭勝之物。

　　五、結語

　　在柳州人的心目中，柳侯是爲柳州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父母官，是完美的化身，是柳州的守護神。柳宗元有思想，有抱負，有才華，然而命運使然，他最終在柳州畫上了人生的句點。這樣的結果，讓世人留下了太多的遺憾，人們對他的深厚情感，對他的思念景仰，需要尋求寄託，“龍城石刻”就是在這樣的需求下産生的。“龍城石刻”正文内容，極有可能是唐代柳州“民謡”，在柳宗元去世後，人們開始了對他的“神化”，將它與柳侯聯繫在了一起，從而將“柳侯”與“柳州”命運的偶然變轉化成爲了必然。明代柳侯手書“龍城石刻”現世，不同人對“龍城石刻”面貌有着不同的理解，反映到實物上，就是不同版本“龍城石刻”的出現。關於柳侯手書“龍城石刻”的來歷，經清代文人的不斷完善，更增加了它的可信度。

　　“龍城石刻”從唐代至宋元時期萌芽，明代晚期開始商品化，至清代干隆年間添加了豐富的精神内涵並拓展其功能，至清晚期作爲商品、鎮宅厭勝物、精神象徵物定型並廣爲流傳至今。期間它的真實面目，經過千餘年的流變，已無法確認。它或真是柳宗元親手所書，又或後人托名之作，那並不重要。 “龍城石刻”作爲柳宗元的一種精神象徵，將倍受世人珍愛，並一直流傳下去。

　　

　　注釋：

　　〔1〕〔3〕楊群：《柳州“龍城石刻”新考》，《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1期。

　　〔2〕民國初期安於柳江縣教育局内“龍城石刻”復原圖，筆者以民國廿二年周耀文重刻“龍城石刻”復原。

　　〔4〕柳州博物館舊藏拓片與1977年翻刻碑對比效果圖。新疆吐魯番地區博物館館員陳新勇製作。

　　〔5〕關於柳州市博物館舊藏一套二十一幅“龍城石刻”來源，筆者先後采訪了柳州市博物館原保管部庫房管理員羅秀英、曾水群、徐海生、現柳州市博物館副館長劉文、原南寧市博物館館長黄雲中等人。

　　〔6〕唐鐘輅撰《續前定録》，柳州市圖書館藏文淵閣本影印《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7〕（宋）許顗撰：《彦周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8〕《柳江縣誌》點校本（卷六－石刻），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9〕題唐柳宗元撰《河東先生龍城録》，2006年12月據明萬曆商濬刻稗海本影印。

　　〔10〕（明）徐弘祖撰：《徐霞客遊記》卷三下《粤西游日記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褚紹唐、吴應壽據干隆本整理。

　　〔11〕王昶輯：《金石萃編》卷一百七《唐六十七》, 柳州市圖書館藏清嘉慶十年（1805）印本。

　　〔12〕《柳州府志》，柳州博物館重印本.

　　〔13〕雷堅編著：《廣西建置沿革考録》，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