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年輕一輩兩岸關係專家，現任上海東亞研究所副所長。本文就兩岸目前對於兩岸政治定位的異同做了分析，並提出個人看法，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本文析兩岸學者對〈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芻議〉的分歧：對兩岸思維模式差異的思考〉刊於《中國評論》，2009年8月號（總第140期）。

　　 

　　2008年10月，《中國評論》月刊登載了台灣大學張亞中教授的文章〈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芻議〉（以下簡稱〈芻議〉），引發了大陸、台灣以及海外學者的熱烈討論，張亞中教授也連續撰文對〈芻議〉一文做了進一步的補充說明。儘管台灣島內民調顯示，在台灣像張亞中教授這樣仍強烈主張兩岸統一的民眾已不佔多數，並呈下降趨勢，主張統一的觀點已不代表島內多數民眾的訴求；但是，進一步分析〈芻議〉一文所運用的思考兩岸關係的模式可以看到，台灣社會在經歷了本土化與民主化之後，兩岸出現了巨大的社會差異，導致台灣民眾採取了與大陸不一樣的思維模式來思考兩岸關係。

　　因此，分析兩岸學者圍繞〈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芻議〉產生的爭議，研究瞭解大陸與台灣學者對於兩岸關係的思維模式及其差異，將有助於兩岸增加相互的瞭解，從根本上逐步消除分歧，並取得最終的共識。

　　一、透過〈芻議〉觀察分析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的思維模式

　　近年來，台灣大學張亞中教授在兩岸關係研究方面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討論兩岸政治法律定位的《兩岸主權論》、論述兩岸關係未來發展走向的《兩岸統合論》、從國家安全與發展戰略角度析論兩岸關係的《全球化與兩岸統合》。這些著作共同構成張亞中教授完整的「兩岸關係思想體系」。在這個思想體系的基礎上，張亞中教授撰寫了〈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芻議〉。顯示出台灣學者在思考兩岸關係發展問題上有自己獨特的思維模式。

　　(一)〈芻議〉側重從現實角度思考兩岸關係

　　張亞中教授在〈芻議〉中強調「協定當事雙方認知到整個中國自一九四九年起處於分治狀態」，強調「兩岸同意、尊重對方在其領域內之最高權力，任何一方均不得在國際上代表對方。雙方均尊重對方之內部憲政秩序與對外事務方面之權威」。認為「由於目前還沒有完成統一，北京與台北的政府均只有在自己所管轄的領域內享有完整的管轄權，而不能及於對方」（第15頁）。〈芻議〉從現實的角度強調了兩岸分治的狀態，但是，沒有從歷史的角度正視兩岸關係的起點是一九四六年開始的國共內戰。

　　回顧兩岸關係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到在兩岸關係形成初期，台灣方面是以「內戰」的視角來審視兩岸關係的，台灣視中共為「共匪」，堅信「光復大陸」，對內拒絕國會全面改選以延續法統的正當性，對外則以「漢賊不兩立」的原則處理對外關係。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光復大陸」成為不可能任務後，台灣方面開始接受兩岸關係發展的現實，並且側重用現實的角度思考兩岸關係。

　　(二)〈芻議〉運用了自下而上的思維方式推動兩岸的統一

　　文章在所擬《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本文中，在認同「兩岸同屬整個中國」的同時，強調了「兩岸的平等關係」，強調了「尊重對方在其領域內之最高權力，尊重對方之內部憲政秩序與對外事務方面之權威」。並且在對於《基礎協定》性質的看法中強調要「尊重簽約雙方的主體性」，保障「台灣人民無論在政治經濟上都能得到安全感，感受到兩岸統合對於台灣人民的有利性」。張亞中文章在認同「整個中國」的同時，更加強調對台灣的實際利益，在維護台灣主體性，確保台灣政經利益的基礎上，構建整個中國的框架。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思維方式。這樣的思維方式與兩蔣時期相比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在蔣介石統治時期，蔣介石懷有強烈的「大中國」意識，國民黨採取自上而下的思維方式制定實施各項政策。為了反攻大陸，台灣被定位為復興基地，整軍經武遠重於政、經建設。在推行「愛國」與「思想教育」方面，「以強化人民對中華民國及反攻大業的認同感」，壓抑了台民眾對台灣的合理認同。在台灣社會的本土化與民主化之後，再次執政的國民黨其決策和施政的重心向下移動，選擇以台灣人民的福祉為視角優先決定施政的方向，以台灣為主體考慮國家的未來。同樣，台灣民眾的思維方式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電影《海角七號》的熱播，「明顯地透露出一個重要的台灣社會發展訊息，那就是『大人物』的時代已經消逝。人們更加關注身邊的餐飲、民宿、農場、設計、環保、藝文等各個生活領域的故事。希望不斷創造出有內容的故事、有創意的產品、以及有品味的生活」（劉維公：《甩開大人物平凡人大步走》，《聯合報》2008年12月27日)。台灣社會形成的自下而上的思維方式，使他們在思考兩岸關係時，更加強調自身的主體性，強調維護自身的利益。

　　(三)〈芻議〉嘗試運用多元化的思維方式解決兩岸的政治定位

　　文章首先強調了「兩岸定位」對於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性，認為「兩岸定位」是兩岸關係能夠發展的基礎。在此基礎上，運用多元的思維方式提出了「兩岸三席」的概念，就是在國際組織中，除了容許台灣的參與外，台灣也應當同意兩岸共組「兩岸共同體」或「中華共同體」代表團作為兩岸參與國際社會的第三席。「兩岸三席」的概念來源於張亞中所著的《兩岸統合論》，書中作者提出「兩岸有三個主體」的概念，「一個是中華民國、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個是'整個中國'（第三主體）。台灣是『整個中國』的一部分，大陸也是『整個中國』的一部分」（頁86-95）。

　　張亞中教授不僅提出多元的、三個主體的概念，更進一步明確了在主體多元化之後，多元主體之間的相互關係，就是「中國大陸與台灣這兩個主體是架起整個中國的兩根柱子，『整個中國』，也就是第三主體，像是兩個柱子上面的『屋頂』」（張亞中，《全球化與兩岸統合》，第277頁）。「三個主體」的概念揚棄了單一主體的思維，避開了兩岸各有其主體性，就等於兩岸已經是互相不隸屬國家的推論。擺脫了兩岸「主體從屬」或是「主體平行」的單一性和排它性思考，嘗試用多元化的思維方式，最大限度地化解兩岸在主權問題上的對立。

　　(四)〈芻議〉強調了構建共同認同對於兩岸統一的重要性

　　文章在所擬《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本文中寫道，「兩岸決定在雙方同意之領域成立共同體，以促進彼此合作關係」。「雙方以統合方式經由共同體之建立是共同發展之基礎路徑」。在對於所擬《基礎協定》的說明中指出，「共同體的一項功能是建立彼此的共同重疊認同。兩岸共同體能夠成立，透過多種共同體的運作，重疊認同將因而擴大。當兩岸人民，特別是台灣人民越來越能接受兩岸同為中國人，其為命運共同體的看法時，兩岸從統合到統一自然有了堅固的基礎」。

　　2009年4月，張亞中教授再次在香港《中國評論》發表題為《論兩岸統合的路徑》，強調了構建兩岸共同認同的重要性，指出「認同是可以被政治人物構建的」。針對馬英九執政後的兩岸關係，張亞中在該文中認為，「台灣缺乏強化兩岸認同的主張與行動」。「目前台灣僅有兩種主流聲音：一是兩岸關係物質化。兩岸關係的物質化固然有助於兩岸良性互動，但是並不必然能夠加強兩岸的認同鞏固。二是強化台灣主體性。強化台灣主體性有其歷史背景，和政治選擇的需要。但是，這兩種主流論述合流將極有可能讓兩岸在心理認同上逐漸越來越遠」。

　　為了構建兩岸之間共同的認同，進而推動兩岸的政治統合，張亞中提出將推動文化統合、貨幣統合、經濟統合、身份認同、安全認同、國際參與以及和平框架等一系列的兩岸統合構想。以構建共同的認同為目標，以各個具體的領域合作為起點，強調兩岸逐步統合的過程是〈芻議〉的又一個特點。

　　二、大陸追求統一的思維模式與台灣民眾存在差異

　　張亞中教授〈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芻議〉文章發表後，引起了兩岸學者的熱烈討論。大陸學者首先充分肯定了〈芻議〉一文在「整個中國」的框架中去思考兩岸關係的發展，並且以兩岸的完全統一為終極目標，堅持了「一個中國的原則」。但是，另一方面，大陸學者認為「通觀〈芻議〉及張教授的相應解釋，可以認為，〈芻議〉關於兩岸關係的定位，實質上是「一中兩國」（張茜紅：〈評張亞中教授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芻議〉，香港《中國評論》2009年3月號第45頁）。這是大陸無法接受的。兩岸學者的分歧顯示出兩岸間思維模式的差異。

　　(一)大陸學者側重從歷史的角度思考兩岸關係

　　在回應張亞中教授的文章中，一些大陸學者認為，「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確立了現代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主權地位，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推翻了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權，取得了中國主權繼承的合法地位，並得到國際社會絕大多數成員的認可。那個時候，『中華民國』作為傳統意義上的主權國家確實不存在了。如果沒有台灣島，『中華民國』可能成為流亡政府，就像歷史上的大多數流亡政府一樣，最終自然消亡」（陸鋼：〈評張亞中〈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芻議〉〉，香港《中國評論》2008年12月號第23頁）。

　　針對「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地區的事實存在，並且進行了有效的治理。也有大陸學者認為，「『中華民國』的滅亡並不意味著『中華民國政府』也隨之消失。按照『內戰理論』目前的『中華民國政府』最多只能算是效忠前朝的，或者期望復興前朝的『流亡政府』或者『殘缺政府』。這個『中華民國政府』雖然與1949年前在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一脈相承，有淵源關係，但其在國際法中的作用和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語。因為『中華民國』已經滅亡」（張茜紅，同上文，第45頁）。大陸學者從歷史的角度，一致認為「中華民國」作為主權國家不存在。

　　(二)「大一統」的價值觀使大陸更加重視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

　　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文化中，追求「大一統」的價值觀是奠定和強化國家統一的牢固基石，中華文化對於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的意義，首先在於「大一統」價值觀長期以來深深地影響人們的思維方式，從而使統一成為人們所普遍認同的理想政治秩序。早在先秦時期，中華民族隨著內部凝聚力的不斷增強，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統」觀念。《詩經．小雅．北山》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表達了這種思想傾向和價值取捨。作為思想觀念的「大一統」，包含著非常豐富的內涵，並隨著歷史的演進而發展變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國土統一，「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禮記．坊記》）；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國上下高度一致，聽命於最高統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大一統」的思想觀念，其最大特點表現為強調國家利益、整體利益至高無上，強調地方利益、局部利益必須服從國家整體利益。在台灣本土化與民主化轉型過程中，隨著台灣主體意識日益高漲，「大一統」的價值觀面臨挑戰。

　　從台灣社會的實際情況看，「台灣人的需求與訴求『主體性』，除了政治因素外，其實與台灣人的悲情有內在關係。台灣人長久期盼擺脫苦難，早日出頭天，台灣人能當家作主」（陳癸淼：《論台灣》，台灣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49頁）。這樣的「主體意識」與「台獨意識」是有本質區別的。但是，按照傳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念，台灣作為中國的一個地區是不能擁有自己的主體性和主體意識的。因此，強調台灣的主體性就會被看作是「台獨意識」。

　　從兩岸對話交流的歷史來看，大陸首先強調「一個中國」原則，在此基礎上討論台灣的政治地位，而台灣首先強調自身的主體性，再來討論兩岸關係。思考順序的不同是導致兩岸無法達成共識的又一個根本原因。

　　(三)傳統主權國家理論使大陸無法擺脫單一的思維模式

　　按照相關的主權國家理論，一個國家的構成包括主權、領土、政府和人民。在通常情況下，這四個要素是緊密結合在一起，是不可分割的。然而，就兩岸關係來看，1949年後形成的大陸與台灣的相互關係超出了傳統主權國家理論所涵蓋的範圍。在馬英九執政後，兩岸關係的發展以及未來兩岸和平統一的進程對傳統主權國家理論提出了新的挑戰。

　　首先，按照傳統的單一主權國家理論，兩岸關係發展無法解決「中華民國」的主權地位問題，大陸和台灣都無法擺脫單一主權國家理論對兩岸關係發展的限制。在大陸學者看來，「作為主權國家的『中華民國』隨著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已經滅亡，至少是隨著聯合國2758號決議的生效，就國際法而言已經不復存在」……。〈芻議〉文中提出的『兩岸三席」的概念實質上是『一中兩國』，台灣方面的考慮是以『中華民國』作為『主權國家』依然存在為〈芻議〉暗含的前提』（張茜紅，同上文，第45頁）。但是，從台灣方面的立場來看，即使馬英九執政也無法放棄「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一政治訴求。其次，單一主權理論使大陸面對「中華民國」呈現出複雜矛盾的心態。一方面認為「中華民國」不存在，以此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另一方面大陸又希望「中華民國」存在，作為遏制「台獨」的屏障，避免去「中國化」的結局。

　　大陸學者的觀點，顯示出沿用傳統的主權國家理論，單一的思維方式來思考當前的兩岸關係發展，無法走出兩岸政治定位的困境，無法適應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這是兩岸學者存在分歧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大陸對台政策的思維模式出現積極的變化

　　兩岸之間在思維模式上的差異實質上反映了兩岸存在的社會差異。大陸對於兩岸關係的思維模式是與大陸整體社會的發展水平緊密結合在一起，是無法割裂的。同時，隨著大陸社會的快速發展，大陸制定對台政策思維模式也不斷與時俱進，出現了積極的變化。

　　首先，表述「一個中國的原則」新三段論反映了大陸開始運用多元思維思考兩岸關係。2000年8月24日，錢其琛副總理在會見台灣聯合報系訪問團時，首次公開提出「一個中國原則」的「新三段」詮釋，即「世只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與領土不容分割」。2002年3月5日，朱鎔基總理在「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將「一個中國」的「新三段論」納入「政府工作報告」。2002年9月13日，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在第57屆聯合大會演講時說，「世只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實現國家統一，是我們堅定不移的立場和不懈奮鬥的目標」。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次在國際場合宣稱「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而非「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其次，現階段的對台政策顯示出，大陸沒有放棄兩岸統一的終極目標，但是更加重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過程，重視在各個領域建立兩岸合作機制，爭取台灣民眾認同。在2008年1月31日，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首先要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這有利於兩岸同胞加強交流合作、融洽感情，有利於兩岸積累互信、解決爭議，有利於兩岸經濟共同發展、共同繁榮，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並且提出在政治、經濟、文化、人員往來、軍事等各個領域建立制度化合作交流機制，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對比分析兩岸學者圍繞〈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芻議〉所產生的分歧，可以看到現階段大陸學者和台灣學者關注兩岸關係發展的思維模式是截然不同的。這是導致兩岸學者無法達成共識的根本原因。然而，學者的思維模式是來自於學者所生活、學習和工作的社會環境，是兩岸社會環境的差異導致了兩岸學者思維模式的不同。因此，在兩岸關係進入和平與發展的新歷史時期後，必須逐步縮小兩岸的社會差距，為最終消除兩岸政治分歧、達成政治共識創造條件。這就決定了在兩岸的最終統一之前，大陸與台灣需要一個相互磨合、相互適應的階段，這將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階段。


　　（胡凌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