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中國大陸南方的代表性學者、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劉國深教授於2009年11月在《兩岸一甲子》學術研討會中發表〈試論和平發展背景下的兩岸共同治理〉一文，在該文中提出「國家球體理論」，嘗試為兩岸政治定位找尋一個合乎情理法的空間。隨後《中國評論》2009年12月號（總第144期）以《加強兩岸政治互信ABC》為文再次介紹其觀點。

　　本文認為，「加強政治互信」就是雙方在既有的互信基礎上，繼續擴大兩岸領土和主權一體性的認知交集，默認或接受「一個中國境內兩個競爭中國代表權的政權差序並存」的現實。同時在政策上採取互助和互利的行動，增強兩岸人民的利益聯結和命運共同體的意識，為最終解決政治分歧奠定更加穩固的政治架構。兩岸政治互信的強化，除了鞏固基本的原則性共識外，也有賴雙方在具體的政治互動中保持與人為善的態度，並形成互相體諒、避免為難對方的政治行為規範。

　　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失敗，中國被迫割讓台灣給日本。對於台灣人民來說，這是何其悲慘的一場災難。儘管台灣人民沿街哭號，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儘管十八省舉人聯名「公車上書」反對割台，清政府仍然置若罔聞，不僅下令禁止抵抗，而且還揚言「台灣是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愛的地方，棄之不足惜也」。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到了這種程度，不能不令人扼腕。國土淪喪和台灣人民的苦難卻也換來了中國歷史的劇變，「公車上書」的失敗，激發出多少仁人志士毅然決然地鼓起變法維新的風潮。而維新變法的失敗，直接促成早期的中國國民黨人和中國共產黨先驅選擇了不同的救亡圖存道路。也正是這樣的路線之爭導致了一甲子前的兩岸分離局面。今天，當我看到黃花崗烈士陵園裏，孫中山先生手植青松依然挺立在烈士的英靈旁邊，當我看到連戰、吳伯雄、江丙坤等國民黨領導人和中共領導人一同前往祭掃烈士墓，當我看到大陸的共青團員和少先隊員烈士相聚在烈士墓前舉行入黨、入團宣誓……我不停地在問自己：一百一十年過去了，兩岸的中國人究竟領悟到了什麼？60年一甲子過去了，我們還不能超越自我，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建立起我們共同的價值嗎？

　　2005年春天以來，特別是2008年春天以來，度盡劫波的國共領導人終於走到一起來了，兩岸關係出現了積極的變化，兩岸雙方開始共同尋找並確立我們的共同理想和價值，兩岸人民也開始共用和平發展的成果。我想，這只是兩岸關係改善的開始，其實，更大的和平紅利還在我們的前方。我們期待著兩岸政治互信的進一步強化，我們期待兩岸人民之間的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更加便利和順暢，我們期待外人口中的「CHIWAN」品牌和中華民族獲得全世界各國更多的掌聲與喝彩。

　　今天我們聚集一堂，是因為我們都認識到，前方的路還是荊棘密佈，兩岸之間的政治互信還很脆弱，我們還要以更大的耐心和更大的努力才有可能攜手並肩，克服各種困難，讓人民確確實實享受到更大的和平發展紅利。這是一項良心的事業，這是一項智慧的工作，讓我們走好這第一步，從政治互信的ABC開始。

　　何謂兩岸政治互信

　　依照美國政治學者阿爾蒙德的解釋，「政治信任的問題影響公民為實現政治目標而同他人通力合作的意願，也影響領導人同其他集團結成聯盟的意願。」（G. A. 阿爾蒙德：《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政策》P44，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無論是政治行為者個人，還是政治行為者的集合體，在與其他政治行為者或政治機構互動時，彼此之間的信任度決定了他們的合作意願。如果彼此之間具備良好的政治互信，雙方就可能採取通力合作的政策作為；如果缺乏政治互信，彼此之間就有可能走向敵視，並採取一系列敵對邏輯下的政策行為。

　　筆者認為，所謂「兩岸政治互信」，就是海峽兩岸雙方彼此以口頭、書面或行為默契的方式，展現出共同維護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法理和政治現實之意志，建立起相互包容和信任的政治關係。而「加強政治互信」就是雙方在既有的互信基礎上，繼續擴大兩岸領土和主權一體性的認知交集，默認或接受「一個中國境內兩個競爭中國代表權的政權差序並存」的現實。同時在政策上採取互助和互利的行動，增強兩岸人民的利益聯結和命運共同體的意識，為最終解決政治分歧建立起更加穩固的政治架構。

　　兩岸政治互信的強度直接影響到雙方彼此之間的認知、情感和價值取向，影響到各自的政治判斷和政策傾向。兩岸政治互信的強度越大，相互之間的合作意願和政治包容度就越大；相互猜忌的程度和不安全感就越低；相互之間的商業交易成本、用於軍事對抗和參與國際活動消耗也會大幅降低。而且，兩岸政治互信的強化，也有助於各自政治系統內部的和諧和安定。

　　兩岸政治互信的強化是一個逐漸累積的過程，必須分階段達成目標。筆者認為，兩岸政治互信可以分以下五個步驟達成：第一步，兩岸雙方堅持「九二共識」，維護一個中國框架，是構築兩岸政治互信的基石，這是最基本的政治互信。第二步，兩岸雙方在確認同屬一個中國的基礎上，進一步默認並接受「領土主權一體，政權差序並存」的現實，並表示願意共同維護這一政治格局的相對穩定性，形成兩岸政治互信的運行框架。第三步，兩岸雙方在維護台海地區政治格局穩定性的基礎上，呼應人民的要求，共同努力，最大限度地拆除影響和限制兩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各種人為障礙，兩岸政治互信內化成為強大的政治生產力。第四步，兩岸雙方由背靠背的「政權分治」，走向面對面的「共同治理」，並以適當的方式共用中國對外主權，兩岸政治互信外化成國際社會的穩定力量。第五步，兩岸雙方在經濟利益一體共構、社會和文化高度融合的基礎上，以平等和民主的方式，最終達成兩岸政治關係模式的終極安排，兩岸政治互信從美好的願景，變成人民安和樂利的現實。

　　兩岸政治互信的建立絕不僅僅是官方之間或政治領導人之間表面的政治宣示和口頭的承諾，而是必須與一系列實際的政治行為相聯結。互信是基於共同的利益和安全要求下的相互信賴、尊重和包容，在互信的基礎上，雙方的行動都要有一定的瞻前顧後，都要彼此照應，相互支持。否則，互信的基礎就有可能受到損害。

　　加強兩岸政治互信的必要性

　　恩格斯說：「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種：它可以沿著同一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著相反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現在在每個大民族中經過一定的時期就都要遭到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礙經濟發展沿著某些方向走，而推動它沿著另一種方向走，這第三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歸結為前兩種情況中的一種。但是很明顯，在第二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能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害，並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P482-483）筆者認為，恩格斯的這段話對於分析當前的兩岸政治和經濟關係仍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對照當前快速發展中的兩岸經濟關係，兩岸政治關係是否能夠相應取得新的突破，已經成為制約或推動兩岸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關鍵。其實，兩岸政治關係何止影響兩岸經濟關係，兩岸社會、文化、人員交往關係也都受到政治關係的影響。

　　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必然對兩岸政治關係格局提出新的要求，兩岸政治關係如果不能符合經濟關係發展的需求，要麼就會阻礙經濟關係發展，要麼就必須進行變革。當前，兩岸雙方加強政治互信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回應經濟、社會乃至文化發展的要求，建構更加穩定和諧的兩岸政治關係。促進兩岸政治關係發展的目的，是為了雙方更有信心地為兩岸民間關係的進一步發展謀劃更加寬鬆的制度環境；在強化兩岸政治互信的基礎上，ECFA問題、軍事互信機制問題、台灣人民迫切需要的參與國際活動問題都有可能得到更快更好的解決。相信大陸資金投資台灣的配套政策問題、台灣民眾在大陸地區的權益保障問題、大陸人民來台自由旅行的願望、兩岸學歷互認問題，甚至台灣參與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等等問題都有可能朝更加符合人民期待的方向發展。一句話，加強兩岸政治互信的終極目的還是為了兩岸人民過上更加富有、安寧、尊嚴和美好的生活。

　　「集團間的敵視會因不斷衝突而加劇，成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甚至一些細小的問題也很容易使這種彌漫的敵意轉化成憤怒和暴力……各集團間的疏遠和敵視感很可能造成政治衝突,甚至會使相對來說是例行的政治決策過程難以進行。」（G· A· 阿爾蒙德：《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政策》P45，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兩岸雙方對於政治互信缺位的負面影響都有深切的體會。1992年11月，兩岸兩會達成的「九二共識」主要是基於雙方對一個中國原則表述的交集部分：大陸海協會的表述內容是：「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台灣海基會的表述內容是：「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儘管雙方表述的文字不盡相同，但交集是明顯的，這就是雙方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正是有了這樣的交集，兩岸雙方才有了基本的政治互信，兩岸兩會後來的交往以及取得的成績也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過去10多年兩岸關係互動的經驗與教訓告訴我們：每當「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受到破壞，兩岸政治互信就會變成嚴重的政治不信任，兩岸兩會的交流合作就受到嚴重的衝擊，兩岸關係就會陷於動盪不安，雙方都將因此付出極大的代價，甚至影響到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

　　建立政治互信對兩岸互動的重要性也體現在兩岸政黨交流上。2005年4月29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會見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時，提出了發展兩岸關係的四點主張，其中第一條就強調要：「建立政治上的互信，相互尊重，求同存異」。連戰也表示：「我相信雙方假如繼續加強相互理解和信任，一定會給兩岸人民帶來更好更多的安定和繁榮，同時更重要的是給兩岸帶來亮麗光明的希望和未來」。5月12日下午，胡錦濤在會見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時指出：構建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必須建立共同的政治基礎，也就是要建立最基本的政治互信。宋楚瑜回應表示：「我們希望搭起兩岸之間互信之橋，搭起我們溝通之橋，更重要的我們要搭起一座兩岸感情心靈之橋」。筆者認為，2005年春天以來兩岸幾個主要政黨之間關係之所以能夠快速發展，主要還是得益於政治互信的強化。

　　兩岸政治互信給兩岸人民帶來的利益，更明顯地體現在一年半以來的兩岸關係快速發展上。2008年5月20日以來，兩岸人民之間如此密切地交流，台灣海峽局勢如此和諧穩定，世界各國近乎一致地高度肯定，說明兩岸政治互信是多麼的可貴和重要。筆者認為，兩岸政治互信的強化，使兩岸關係至少出現了以下三個方面的積極變化：

　　第一，兩岸雙方交流交往的層級大幅提升，交流範圍進一步擴大。兩岸兩會恢復對話和商談，兩岸高層直接對話的管道也正在建立中。兩岸政黨交流常態化，國共兩黨中央和地方層級官員頻繁交往，台灣其他政黨與大陸方面的互動增加。正因此，兩岸關係的不確定性因素正在減少，可預期性增加。參與兩岸交流的行為主體日益多元化，兩岸地方層級公權力部門、政黨組織、社團組織、工商業界等組織機構、階層和群體紛紛加入兩岸交流交往大潮之中，兩岸各層級的溝通從來沒有如此綿密過，兩岸民眾確確實實從中得到了好處，兩岸政治關係的內涵更加豐富多彩。

　　第二，兩岸雙方在海內外良性互動的格局正在形成。兩岸在國際場合配合默契，基本上不再出現進行惡性競爭的情況，雙方因此避免了大量的不必要的內耗。大陸方面更多地思考如何解決台灣民眾參與國際活動的要求，台灣方面也不再作徒勞無功的盲目的政治衝撞。在中國大陸的支持下，台灣方面的衛生部門負責人以觀察員身份首次出席「世衛」大會（WHA）。台灣方面也改變訴求，今年的聯大會議期間未再提案要求加入聯合國。雙方在國際場合差序共存，相互照顧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在兩岸之間，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和司法互助方面取得的新進展、台灣方面對「7·5暴亂」的譴責、中國大陸的秋季軍事演習刻意避開東南沿海地區等等，都是互惠互利的良性互動表現。

　　第三，兩岸人民利益共生關係進一步強化。隨著「三通」的基本實現，兩岸各方面的交流交往成本正在下降，兩岸交流的路徑和形式出現新的變化。雙方提出了一系列有利於交流交往的政策，兩岸民間交流合作更加方便。一年多以來，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兩岸經濟相互取暖，海峽兩岸成為全世界經濟最安全的、最有活力的區域。不僅如此，兩岸人民之間的感情也進一步密切，「八八水災」期間，大陸同胞最早向台灣伸出援手，大陸也成為災區最大的外援來源地，兩岸雙方互相支援、相互關懷，顯示出和平發展的強大力量，兩岸人民的感情更加密切了。

　　政治互信的奇妙之處還在於它可以讓雙方更加理性和智慧地處理突發性事件，避免引發更大的危機。兩岸之間存在著政治上的分歧和差異不必諱言，正因此才需要我們建立互信，增強相互包容的能力。在建立政治互信基礎上，我們有可能學會彼此包容乃至欣賞這樣的差異。彼此的信任可以讓我們變得更有定力和遠見，不為一時的挫折或別有用心的挑撥所迷惑。筆者相信，在強化兩岸政治互信的基礎上，雙方將獲得更加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一些目前十分棘手問題可能將變得不再那麼棘手，兩岸內部和兩岸雙方的資源將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

　　最後，兩岸政治互信的建立還有助於大陸和台灣內部的政治趨於理性和穩定。在大陸，人們將更加理性地看待台灣各方面的發展，更加理性地看待中國大陸的對台政策新思維；在台灣，兩岸長期政治對立映射到台灣政壇的特殊的政治邏輯關係將從此失去自圓其說的理論基礎，極端主義的政治狂熱將難再蠱惑人心。人們有理由相信，兩岸政治格局已不是少數人可以專斷獨行的事情，在平等、互信和公義的基礎上，兩岸人民可以透過更加自由、便利的交流合作，彼此瞭解，增進共識，為兩岸政治關係良性發展建立和諧穩定的社會基礎。

　　如何加強兩岸政治互信

　　兩岸之間的政治互信首先要建立在各自的自信心基礎上。我們相信，無論任何政黨和領導人，只要是真正站在中華民族的、國家整體利益的基礎上，就一定會得到絕大多數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在今天的兩岸關係和國際政治現實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不計後果地採取片面改變現狀的行動。過去30年的兩岸風風雨雨已經證明，台灣方面沒有採取片面行動成功地改變兩岸政治關係現狀的能力，大陸方面也沒有不惜一切代價訴諸武力的主觀意願和必要。經過20年的交流合作，兩岸利益已經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維護兩岸和平發展大局才是兩岸關係的最佳選擇。在彼此充分瞭解自身價值和對方意圖和能力的基礎上，在相信交流合作會帶來穩定力量的認知基礎上，雙方的自信心都會逐步提升，雙方可以理性地、穩步地深化政治互信。同時又可以以強化政治互信來增進雙方自信，實現良性迴圈。

　　1992年的「九二共識」是在當時兩岸交流大門初啟的時空背景下雙方的最大政治公約數。在兩岸三通基本實現、兩岸經濟相互依存關係實現幾何級增長後的今天，兩岸民眾對雙方公權力的要求今非昔比，兩岸關係已經面對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戰，比如兩岸共同治理的問題和台灣民眾要求擴大國際參與的問題，等等。為此，雙方需要進一步增進政治互信，而現階段的政治互信深化已經不能迴避一個中國的具體政治含義問題。筆者認為，這個問題或許不是短期之內可以解決，需要有一個較長時間的磨合。在雙方已有的「法理一中」交集下，學術界直接的進一步對話或許可以先行一步。

　　筆者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兩岸政治領導人以各自的方式進一步強調「同在一個中國屋簷下」等論述非常重要。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對兩岸政治關係的定位提出新的表述，他指出：「1949年以來，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2008年8月26日，台灣領導人馬英九公開表達了「海峽兩岸不是兩國關係」的政治立場。這些講話雖然未明確表明兩岸具體「是什麼關係」，但至少已排除「國與國」關係，對於兩岸政治互信的強化來說，這些講話具有十分正面的意義。在兩岸關係進一步發展的今天，兩岸在政治上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這個問題不可能完全回避。筆者長期以來一直認為，以「球體國家」理論來描述當前的兩岸政治關係，不僅形象易懂，而且能夠兼顧雙方主張的合理成分。

　　我們可以把國際社會比作由200個左右的「球體國家」構成的「國際星系」，按照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國家關係軌道運行。各「球體國家」擁有特定的領土、人民和政府，分別是這個球體的內核、主體和球面。各「國家球體」必須保持領土和主權完整性，以避免因球體變形而出現顛簸甚至逸出軌道，造成「國際星系」的動盪不安。所謂的中央政府（或政權）就是附著於「國家球體」的保護層，行使對內鎮壓與管理，對外保護所在球體不受傷害的主權行為。

　　中國是「國際星系」中一個重要的「國家球體」，同樣是由土地、人民、政府、主權構成的一個整體。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球體」的球面只有一種顏色代表這個國家不同，中國這一「國家球體」的表皮目前是由紅藍雙色構成的，因為中國境內存在著兩個競爭國家代表權的政權，她們分別在不同的空間和場合代表著這個球體，雙方形成了事實上「一體兩面」的關係。儘管兩塊「球面」所附著的面積大小懸殊，卻在各自的空間裏行使著對內鎮壓與管理，對外保護的功能。只不過由於敵對關係的性質尚未改變，兩者之間的關係形式是一種「零和」的不穩定狀態。

　　基於上述「球體理論」，兩岸雙方的政治關係是「領土主權一體，政權差序並存」的政治狀態。第一，無論台灣方面是否願意心平氣和地接受，在目前的國際政治現實中，中國大陸方面在絕大多數場合代表著中國，特別是得到聯合國的承認，這樣的事實已穩如泰山。第二，無論大陸方面如何定位台灣，台灣方面所堅持的「中華民國政府」在一些特定的場合事實上依然行使著「代表中國」的政治功能，對內管理、對外保護著在台灣地區的中國人民。在國際的場合，雙方繼續以背靠背的方式各自堅持己方代表中國的政治主張，一甲子過去了，這樣的局面無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法理本質。只不過，由於兩岸雙方的政治關係尚無共同的明文規則去約束，充滿著風險和不確定性。為了降低兩岸政治衝突的風險，提升公權力部門的合作層級，兩岸雙方必須基於事實存在的政治關係狀態，努力達成台灣方面提出的「正視現實、建立互信、擱置爭議、共創雙贏」和大陸方面提出的「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的共識。

　　兩岸之間政治互信的深化，不僅在有賴於高層之間更加密切的政治互動，兩岸人民之間建立在交流交往、互利合作基礎之上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更加重要。長期分離之下出現的中國政治文化大系統下的兩岸文子系統差異，使兩岸政治分歧的解決變得更加複雜和困難。為此，雙方必須儘快促進兩岸交流交往的無障礙化，讓人民有充分的時間和空間彌合裂痕，共同打造新的中國政治文化大系統。如此，兩岸高層之間的互信才有可能得到人民之間的認可和支持，兩岸間的政治互信才有可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筆者認為，兩岸政治互信的強化，除了鞏固基本的原則性共識外，也有賴雙方在具體的政治互動中保持與人為善的態度，並形成互相體諒、避免為難對方的政治行為規範。阿爾蒙德說：「精英人物之間聯盟的形成，一方面取決於各個不同的集團對重大政治問題所持的立場，另一方面也取決於各集團之間能否信守政治交易以及談判中能否真誠無欺的信任程度」（G· A· 阿爾蒙德：《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政策》P45，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為此，兩岸雙方還應注意以下五個具體的問題：第一，兩岸政治互信的強化需要有一系列有形無形的規則、機制、共識和默契來支撐。第二，兩岸政治互信的強化不能停留在政治口號和和平協議上，更應該落實在具體的政治行為中。在兩岸政策上，就是表現為擴大兩岸人民的交流交往，盡力促成兩岸經濟的、文化的、人員交往的無障礙化。第三，在「兩岸同屬一中」的共識基礎上，積極推進和落實兩岸在國際參與領域中的互利舉措，相互扶持，相互尊重。第四，在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方面，兩岸現有的政治互信已足已支持雙方進行初步的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技術層級的商談，隨著政治互信的強化，可以相應地提升軍事互信機制談判的層級。第五，兩岸政治互信的強化需要更加密切的溝通協調，雙方公權力機關之間如何進行對口接觸的問題已經可以進行實質性的討論。

　　最後，筆者要特別重調的是，兩岸政治互信不僅是國共之間的事情，國共雙方都要注意聽取包括民進黨和台聯黨朋友們在內的兩岸各界的不同意見，包容和理解他們的主張和關切。政治溝通是首要的政策選擇，不僅國共之間要保持順暢的溝通，國共雙方與台灣其他主要政黨之間也要保持良好的溝通管道。筆者在此特別呼籲民進黨和台聯黨的朋友，為了台灣的利益、為了政黨的生存和發展，務必採取積極主動和開放的政策，在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上與中共之間展開接觸和對話。只要兩黨的朋友們確信自己能夠代表台灣多數民眾的利益要求，就不必害怕被扣紅帽子或被吃掉。民進黨和台聯黨的幹部要深入中國大陸考察和瞭解大陸方面新的變化和發展，一方面向大陸方面表達兩黨對重大問題的關切，另一方面也聽取大陸方面的意見和關切，以此獲得足夠的資訊和政治舞臺，爭取在兩岸和平發展進程中扮演建設性的、更加重要的角色。

　　筆者同意陳孔立教授的觀點，「建立互信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逐步積累的過程。」（新加坡《聯合早報網》2009年10月29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加強兩岸政治互信的過程中，雙方都要有更大的耐心，相互理解和包容各方的意見分歧，切勿因偶發的、個案性的突發事件中斷理性的溝通和對話。兩岸雙方在給予對方更大空間的同時，也給了自己更大的空間。相信發展可以解決兩岸政治關係中存在的一切難題，在人民之間的交流交往進程中，解決兩岸關係問題的美好未來一定會水到渠成。

　　
　　（劉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