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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兩岸政治談判中「台灣定位」的問題

  本文作者邵宗海教授是兩岸著名的大陸問題與兩岸關係學者,著作等身、學養豐富,為人風趣幽默,對於兩岸交流的典故暸若指掌,談吐之間呈現一部活生生的兩岸關係史,其對於主權與一個中國的見解,所提以「領土和主權完整的說辭」來取代「一中原則」的觀點值得參考。邵教授對於大陸對「台灣政治定位」問題已有思想解放的趨勢、「中華民國」至少不被否認的觀察,也是值得台灣方面高度重視。邵教授目前擔任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一職。

   

  張亞中教授提出「一中三憲」的主張,最重要是要解決兩岸在進行整合時所面臨的一些挑戰。其中「台灣的政治定位」問題在張亞中教授構思中,應是維持「中華民國」的合法及合理的存在。在作者尚沒有能力思考到兩岸整合的解決方案之前,如對於「台灣政治定位」問題的解決,特別是在兩岸政治談判來臨之前夕,覺得有其必要來提供双方政治定位的建議。那麼下面三個維持「中華民國」的合法及合理的存在方案,實際上也是作者在今年2至4月份所撰寫的三篇文章,或許可恊助張教授在維持「中華民國」的合法及合理的存在的努力中,盡一份綿薄之力。

  回到「1949年的中國」:讓「中華民國」名義面臨談判

  中共2010年1月下旬海恊會理事會議與對台工作會議同時在北京舉行,檯面上瞭解的訊息,是中共積極應對兩岸經濟合作機制的建立、兩岸文化交流恊議的推動、以及大陸各省市一級領導目前過於密集訪台的規範。

  但是隨即胡錦濤在春節期間南巡福建,發表對台灣人民的有利談話,並重申對台灣人民的承諾,卻讓外界嗅到不尋常的政冶訊息。

  這樣一連串的現象,很難讓人不跟下面的一些可能發展方向形成聯想:

  (一)兩岸關係即將進入「和平發展」的階段,爭取台灣民心必須貫徹「寄希望台灣人民的方針」,特別在兩岸尚有歧見與矛盾的地方,設法直接向台灣人民說明。

  (二)北京在台北的視窗是馬英九以及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前者在民調支持度日益下降,後者在重要幾次縣市長及立委補選均有挫敗,影響所及,讓2012年大選充滿不確定的變數。北京開始有憂慮與緊迫感。

  北京當然希望與台北儘快進入「整合」,但那必須有政治議題先部份搬上檯面,才能讓兩岸有所「契合」。可是政治談判所涉及的「一中原則」與「台灣政治定位」,仍是目前兩岸最有歧見與矛盾的地方。

  胡錦濤在2008年最後一天,針對《告台灣同胞書》政策發表三十周年紀念的集會上,發表了《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六點看法。就是希望對兩岸一些問題的不同看法,提供一個疏解的方向:

  談話中特別強調「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是定調兩岸的現狀。

  另外提到了「有利於兩岸談判,可以就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展開探討」,是要替兩岸相互定位找出方向。

  其實,體會胡錦濤談話的精神,又能兼顧目前北京與台北的關注所在,就是作者建議:是否兩岸同意若有政治談判,包括正式結束中國自1949年以來的內戰狀態,不妨「回到1949年當時中國的狀態」。因為當年10月1日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雖已建政,但中華民國仍是法理上的中國政府,只是南遷到廣州,而且許多外國政府駐華使節也將使館遷到廣州。雙方雖然互不承認對方合法性,但並沒有脫離「一個國家」的範疇。

  這種分裂雙方仍處於「一個國家」的說法有其意義,因為若以當時背景為主,基本上符合北京一直強調的「一中原則」與「主權不可分割的立場」。例如德國談到統一,必然會說要回到虛擬的1945年「德意志」一樣,表示有個完整主權的假像可以框限。

  另方面這也是對台北的一種保護:一是1949年它仍是法理上的中國政府,另一則是台北得以合理的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

  張亞中教授在《兩岸主權論》一書中,曾經對「回到1949年當時中國的狀態」提供了下列的探討:他提出「同一性理論」,指分裂國的一方與原被分裂國為「同一」(identity),具完整的國際法人格地位。用在中國問題上,即中華民國或中共兩者間有一個與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國」為「同一」,具完整的國際法人地位。

  將兩岸拉回到「1949年的中國」,試圖從那時開始分裂的內戰狀態作一結束,一方面這樣兩岸的政治談判不是「領土與主權分裂」的再造,而是「政治對立」的劃下句點;另方面也能使得兩岸各自願意用的國號代表一個國家裡兩個政府,從對立走向和解,有其意義。

  以「領土和主權完整的說辭」來取代「一中原則」:「憲法一中的中華民國」

  「一中原則」對北京來說,在兩岸交流之前根本不存在問題,因為自始至終它就認為自己是代表中國。所以,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1981年「葉九條」、以及1986年「鄧小平談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設想」等重要文書與談話內容裡,都沒有提及一旦中共在與台灣進行接觸或談判時,要有「一中原則」作為前提。

  可是等到1987年台北開放大陸探親,兩岸開始展開交往,不過交流中衍生了一些問題要解決,所以双方要進行恊商,而且尚需準備簽署恊議,因此1991年11月兩岸兩會首度在北京恊商時,「一中原則」已經被提及。

  儘管「一中原則」在1992年兩會暫且達成共識,並促成了1993年的「辜汪會談」舉行,但是「一中原則」仍然在兩岸爭論不休。而且重要的是,北京仍在這項爭議裡,堅持自已不但是代表中國,而且在領土定義上也涵蓋了台灣。1993年8月發佈的《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裡,有關一個中國的說法就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明顯就將一個中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劃上等號。

  從此,「一中原則」在台灣開始受到排斥,甚至到了不願接受的地步。1994年台北公布的《海峽兩岸關係說明書》就直接明說,所謂一個中國就是「歷史、地理、文化、血緣的中國」,連1992年台北認為一中是現實的中國,亦是1912年創立迄今中華民國的說法,都完全予以推翻。

  1995年江澤民發表「江八點」,將「一中原則」的政治意涵重新定位。在談話中江曾強調:「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中國的主權和領土決不容許分割」。雖然汪道涵在解讀「江八點」時,是將江的「一中原則」認為他只是談及「原則」而已。不過作者另外一種看法,則是覺得中共自此之後,對「一中原則」的強調,是開始把重點放在「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不容分割」這個層面上。這可由下列幾個重要文件中發現趨勢確是如此走向:

  1997年中共十五大政治報告中,對此問題的立場是:「要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反對分裂,反對『台獨』,反對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反對外國勢力干涉,絕不允許任何勢力以任何方式改變台灣是中國一部份的地位」。在這裡,可以充分說明北京對主權和領土的堅持。

  到了2000年2月,北京再發佈《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時,「一中原則」與「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不容分割」的一體兩面更趨明顯。除了一中三段論提出新的說法,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不容分割」,仍然強調主權和領土的完整之外,另外也明確說明:「對台灣而言,堅持一個原則,標誌着承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不容分割」。

  到了2002年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一中三段論雖然更新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不容分割」,但是仍見主權和領土的強調。至於2007年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雖然還是在凸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但更強烈是主張「儘管兩岸尚未統一,但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這裡的「同屬一個中國」,更見是主權和領土的框架。

  最具代表性當然是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發表的「胡六點」談話,其中一段提到「恪守一個中國,增進政治互信。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家核心利益。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加上再提醒說「1949年以來,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更加可以確定「一中原則」與「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不容分割」,根本就是相同意義的說法。

  當「一中原則」在台灣逐漸被妖魔化,而「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仍不被北京在政治議題談判時全盤接受時,作者則是建議兩岸當局能以「領土和主權完整的說辭」來取代「一中原則」。正確的說法可以如此表達:「兩岸在進行政治議題談判時,應該宣示:兩岸都同意目前兩岸現狀是呈現主權與領土的重疊,双方立場是強調在各自在憲政法律的規範下,不容主權與領土分割」。這旣符合台北的「憲法一中」立場,也不違反北京的「一中原則」,更重要的是,能讓台灣人民在「一中原則」之外多個選擇,應是項突破,值得兩岸當局深思。

  大陸對「台灣政治定位」問題已有思想解放的趨勢:「中華民國」至少不被否認

  「雙英辯論ECFA」之後,馬英九在民調上顯示羸了這場辯論,而且在台灣民眾的支持度與滿意度上也跟着揚升,這不僅說明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框架恊議的可行性益強,而且對內「五都選舉」的發展、以及對外「兩岸關係」的推進,也有極大的助力。特別就後者而言,北京正在注視着這個「對手」的潜力發揮。

  無獨有偶,也在「雙英辯論」之後,顯示大陸在國際社會各方面的影響力一直在攀升。五月一開始,上海世博會就要揭幕;而之前幾天,世界銀行中有關營運與貸款的業務的投票權,已將中國提升到4.42%,僅次於美日躍居為第三大股東;而甫才發表的《2010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已經透露中國的國家競爭力2008年在G20國家中排名第九。面對既合作又有競爭的「對岸」,台北當然不能悼於輕心。特別是ECFA簽署之後,政治議題將不可避免,兩岸在政治談判時的彼此定位問題勢必又將浮上抬面。

  下面是大陸最新的情勢的發展,顯示出北京對「台灣政治定位」問題已有思想解放的趨勢,值得大家關注:

  曾經擔任過中共國台辦副主任,也曾經是大陸海協會副會長,與台灣進行談判交手多次的唐樹備,雖然已經全部自官職上退休下來,但在2006年4月曾經兩度在廈門及北京發表「兩岸在政治關係定位上的衝突及建立兩岸和平穩定關係前瞻」一文(參見《福建日報》,〈海峽兩岸論壇在廈開幕〉,2006年4月10日)。該文雖然並無特別令人驚訝的「創新觀點」,但有一點必須值得要去肯定的,就是唐樹備能夠開創風氣之先,敢在公開場合以退休的高階涉台官員身份談「兩岸關係的法理定位」,不僅有其指標性,也有其主導性的影響力。    

  而人民大學教授黃嘉樹在這方面更是擊中要害的說出大陸學界對台的研究要創新。而創新依黃教授看法就是要「開拓新的研究領域,研究新問題,包括突破原有的一些『禁區』」。黃嘉樹甚至更進一步的建議:「學術研究不應有任何禁區,但政策研究則不得不有禁區」,可謂將大陸內部的研究心態說的淋漓盡致(參見海峽資訊網,〈大陸學者論文首見中華民國〉,2009年11月15日)。

  到底大陸是否在進行「中華民國」地位的研究,或是這項研究進行到什麼程度,這涉及到訊息的開放與否,很難得到確實答案。不過光是看到大陸退休高官以及學者都已經開始對過去禁忌的話題展開大鳴大放,「中華民國」地位正視的問題,實際上已在過去的中共重要文件以及領導人談話中窺見端倪。

  但是,正如唐樹備所言,「兩岸對兩岸政治關係的定位,認知還有很大分歧,兩岸政治關係還未發展到雙方同意或接受把這種關係固定化、法律化的階段」。這段話如移到「中華民國」政治定位,中共應是如何研析而言,當然也可說北京應該還沒有到完全定案的地步。 

  再加上2000年《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所陳述的北京對「中華民國」的立場,上面說明「國民黨統治集團退據台灣以來,雖然其政權繼續使用『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政府』名稱,但它早已完全無權代表中國行使國家主權,實際上始終只是中國領土的一個地方當局」,這樣的立場與觀點,很難讓人相信北京中南海的領導班子,會在短短期間之內,改變原先唯我獨尊的心態,而在對「中華民國地位」問題上,作出更善意的回應。

  不過,2008年年底胡六點提出之後,他所指示兩岸現狀是「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以及暗示兩岸的政治定位「可以就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關係展開探討」的談話,目前已經廣泛的在中國大陸的涉台系統中被點讀。這也就是說,北京必須在進入政治談判之前,耍確定對台灣的「政治定位」。所以大陸學界及智庫?了恊助當局來思考「定位問題」的突破,勢必耍進行更深入一層的研究與探討,而「中華民國」就是其中一項的課題。在胡強調兩岸目前是「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况下」,現狀又是「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當然,「中華民國」定位問題在前述「思想解放」的現象之後,更加活潑的湧上台面。

  因此,台北必須要先有初步因應的方案在手,否則北京一旦宣示對「中華民國」的事實認定,台北顯見無從適應。
  
  (邵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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