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晉代會稽東海中犬封國考辨
至今，畲族史在東南地區的開端被認為是“七世紀初隋、唐之際”。［1］其實，這個開端還可推至晉代。晉人郭璞注《山海經》提到會稽東南海中的犬封國，就是畲族先民最早的居住地，地點在粵東潮州鳳凰山地區。
（一）盤瓠蠻與會稽東南海中的犬封國
秦朝將蠻族地區置於統一的中央王朝管轄之下。從西漢起，中原地區與蠻族地區交往日益頻繁。漢武帝平南越、通西南夷，對南方蠻族多次用兵，特別東漢光武帝派重兵深入武陵蠻地區，從而使中原人對蠻族的生活及其習俗才有了較為深入的瞭解。
盤瓠傳說最早載于文獻是東漢末應劭《風俗通義》，宋人羅泌《路史》道：“應劭書遂以高辛氏之犬曰槃瓠，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妻，是為南蠻。”［2］繼應劭之後，記述盤瓠傳說的是三國魚豢《魏略》［3］。此後，兩晉之際的郭璞注釋《山海經·海內北經》提到：“昔槃瓠殺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為訓，乃浮之會稽東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為狗，生女為美人，是為狗封之國也。”［4］郭璞所說的狗封國與《山海經》的犬封國不同。他又在《玄中記》寫道：“昔高辛氏有美女未嫁，而犬戎為亂，帝嚳乃言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盤護，亡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頭來。帝以為不可訓，乃妻以美女，而流之會稽東南二萬一千里，地方三千里而封之。”［5］
稍後於郭璞的晉人幹寶，在《晉紀》中說：“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槃瓠之後也。雜處五溪之內。槃瓠憑山險阻，每每常為害。糅雜魚肉，扣槽而號，以祭槃瓠。俗稱“赤髀橫裙’，即其子孫。”［6］關於盤瓠蠻分佈地，幹寶在《搜神記》裡增加了“梁、漢、巴、蜀”。［7］但從其《晉紀》在談起“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槃瓠之後”之後，接著所說的“雜處五溪之內”，可知“五溪”是其發祥地。南朝範曄編撰《後漢書》，他以《搜神記》為藍本，首次將盤瓠傳說寫入正史。《後漢書·南蠻傳》寫盤瓠後裔及其分佈，只說“今長沙、武陵蠻是也”，而不涉及他蠻。總之，武陵郡的五溪流域是盤瓠蠻的原居地，而長沙郡等地則是武陵蠻的擴展地。東漢末，長沙郡的盤瓠蠻因反抗中央王朝的封建統治和軍事鎮壓，其活動範圍已至嶺南地區。《後漢書》載：永壽三年（157年），“長沙蠻叛，寇益陽。”“延熹三年（160年）“長沙蠻寇郡界”，“荊州刺史度尚討長沙蠻，平之”。“延熹五年（162年）四月，長沙賊起，寇桂陽、蒼梧”。五月，“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攻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恥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禦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克。”［8］這些反抗鬥爭引起了盤瓠蠻的人口流動。這些資料說明：盤瓠蠻南向的活動範圍遠比《晉紀》、《搜神記》、《後漢書》所指的居地範圍要廣。
郭璞注《山海經》提到的犬封國在會稽郡治的“東海中”，他在《玄中記》進一步指出是位於“會稽東南二萬一千里”。“會稽東海中”指的是中國東南沿海某地。古代有些文獻指稱沿海地區，常謂“海中”。例如《山海經·海內南經》說：“甌居海中，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9］中央王朝和中原人對周邊少數民族的認識是隨著王朝的開疆拓土和人口向周邊的遷徙而增多的。大抵說來，以中原為中心，這種認識的半徑的延長與時間成正比。並且，這種認識與半徑長度成反比，對於越遠之地的風物、族群，認識越模糊。
確有會稽東南海中的犬封國嗎？我們可以通過對漢族的文獻記載和畲族的歷史記憶的分析來追溯。
（二）盤瓠蠻向東南遷徙的路線
非南島語的苗瑤語族在原南島語的中國東南百越地區的出現是遷徙的結果。唐代閩粵贛交界地區畲族由湘遷出的路線、時間不同。由湘而粵東的畲族，其先民遷徙時間最早。
來自湖南的苗瑤先民集團也是畲族的先民，任何願意正視科學事實的學者不會有多少反對意見。語言學的證據明擺著：畲話中有大約一半或更多的與客家話無關的語詞屬苗瑤語。鄧曉華通過語言學的實證研究來探究畲族來源，指出：“畲語的成分既有來源於苗瑤語族的，也有來源於壯侗語族的，從語言學角度來說，前者大於後者。在另一歷史層面上，也有來源於漢族客家人的。”（他進而指出）：“畲族的成分是多元的，它由三個層面組成：1．苗瑤語族即所謂洞庭湖的‘蠻苗’；2．壯侗語族即所謂古越人的後裔；3．歷史上多次南遷的北方漢人。”（他又指出）：“客家話與苗瑤語（特別是畲語）和壯侗語有極其密切的關係，得出所分析的“客家話最常用、最基本的口語詞”，“有三分之二的詞的音義形式與苗瑤語更接近”。［10］游文良認為，現代畲語仍然包含有古代畲語成分。他篩選出248個語詞與今壯侗語族語言、苗瑤語族語言的相關語詞作比較。比較的結果是：“有近三分之二語詞與今壯侗語族語言、苗瑤語族語言可能有同源關係”。［11］他進而結合有關材料進行分析，提出畲族源于武陵蠻與越人後裔融合這一觀點。他認為：“進入閩、粵、贛交界地區的‘武陵蠻’只是形成當時畲族先民的一部分，並非畲族先民全部。我們根據現代畲語中有些詞與現在江西大餘、贛縣等贛南客家話相近的事實認為，原湖南‘武陵蠻’的一支從湘北逐漸南移後，從湘東進入贛南。在贛南停留了較長時間後才加入粵東、閩西一帶，因而在畲語和江西大餘、贛縣等地客話中都保留下一些畲、漢語言交融的痕跡。這支‘武陵蠻’進入閩、粵、贛交界地區後，跟原來已生活在那裡的古越人後裔融合成為隋唐時期的‘蠻獠’、‘洞蠻’。”［12］
在古代中國東南，“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13］百越地區的語言屬南島語系的古壯侗語，後來這個地區出現苗瑤語，這是漢代以後在百越民族日益衰落的情況下苗瑤先民集團遷入的結果。
關於武陵蠻往閩粵贛的遷徙，徐規《畲族的名稱、來源和遷徙》說：“畲族是出自唐宋時代住在五嶺東端的‘徭人’，而遠源于漢晉時代的‘五溪蠻’。”［14］施聯朱《畲族的來源與遷徙》引《盤王敕賜開山公據》中的“放行廣東路上”，來說明畲族先民的南遷。他指出：“早在南朝梁之前，瑤族就在湖南零陵、衡陽一帶居住。從瑤族祖先先由湖南武陵郡南遷的情況，給與瑤族同源的畲族從湖南南遷廣東等地提供了一條線索”。“從湖南、廣東、廣西、福建等地留下‘畲’的地名，也給我們提示畲族從湖南南遷廣東、福建的一些線索。”［15］饒宗頤《畲瑤關係新證——暹羅<徭人文書>的<游梅山書>與宋代之開梅山》，運用泰國瑤人的民間文書，找到個別歷史環節的證據。他說：“《畲族簡史》認為‘除了槃瓠傳說外，史書中找不到畲族是武陵蠻的一支或從湖南遷來的其他線索”，其實不然。“梅山是湖南五溪蠻徭的重要根據地”，而“泰國《徭人文書》分明記載由梅山（湖南）到連州（廣東）、潮州”。［16］
謝重光找到了唐代畲族在從湖南南部的衡山和廣東北部連州的證據。鑒於南朝時，“莫徭”已在衡州“依山險為居”，因而唐代衡山“畲山謠”所雲的“畲山兒”，“為我們提供了把武陵蠻、莫徭、畲族有機聯繫起來的重要環節”。他指出：“南朝和隋代，莫徭的足跡主要見於五溪和湘水流域，最遠到達珠江水系北緣的洭水流域；及至唐宋，莫徭廣泛分佈於衡州、連州、韶州、潮州、建寧、漳州等地，從中不難看出武陵蠻向南又向東遷徒的態勢”。“根據前述史跡推尋，有一條路線大概由五溪入洞庭湖，溯湘江而南，先後進至衡州、連州等地，再再沿湟水、武溪等河流南下粵中，經由粵東而進至閩南、閩西北。”［17］吳永章廣泛鉤稽史料，指出：“歷史上，有一支‘盤瓠蠻’人，不循越嶺進入兩粵路線，他們由衡、郴諸州向東發展，入贛南，再至閩西南、粵東，即在贛、閩、粵三省交界處，逐步形成有別瑤族的畲族族群”。［18］吳氏論證用的是宋代史料。實際上，早在唐中期，江西已有“都防禦團練觀察置使，兼莫徭軍使”，“領洪、吉、虔、撫、袁五州”，唐末閩西發生“黃連峒蠻二萬圍汀州”。這些史實在謝重光《畲族與客家福佬關係史略》一書中，在探討畲族從湘至贛、再入閩的另一條遷徙路線時均有列舉。［19］因此，吳氏所勾勒的湘南——贛南——閩西南的“盤瓠蠻”遷徙路線，早在宋以前就已經出現。如果按吳氏所指，這條遷徙路線的終端是粵東，那麼如何解釋畲民關於粵東潮州鳳凰山是他們祖地的認定？可見，源于武陵蠻的“盤瓠蠻”由湘而贛的遷徙要比由湘而粵的遷徙要遲，甚至遲甚。
以中原為中心居住區域的漢族，要清楚地瞭解南方族群的具體狀況，特別是動態性、分散式的遷徙，是相當困難的，記載也滯後得多。然而，上述對畲族先民南遷的尋蹤，畢竟為我們呈現他們向東南遷徙的路線。
（三）潮州鳳凰山畲族祖地即會稽東南海中的犬封國
關於畲族的遷徙，同漢族的客位元記錄有別，畲族主位的歷史記憶是以潮州鳳凰山為起點的。由湘入贛或由湘入粵這兩條路線進入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的畲族及其先民，只有一部分生息於潮州地。那麼，閩粵贛交界地區的各處畲民憑什麼會認同潮州鳳凰山為其祖地？只有一種解釋，即：潮州鳳凰山地區是畲族先民在閩粵贛交界地區最早的居住地。也就是說，畲族先民在比“隋唐之際”早得多的時候，甚至是在漢晉時期就到了潮州鳳凰山。
隋唐之前，畲族先民就在潮州鳳凰山形成聚居地。唐代早期，所謂陳元光與“嘯亂”的“蠻僚”在漳州交戰之事失實，然而在潮州，陳元光確實與畲族發生過戰爭。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記錄了朱翌《威惠廟記》：“陳元光，河東人，家於漳之溪口。唐儀鳳中，廣之崖山盜起，潮、泉皆應。王（陳元光）以布衣乞兵，遂平潮州。以泉之雲霄為漳州，命王為左郎將守之。後以戰歿。漳人哭之慟，立祠於徑山，有紀功碑。”［20］南宋祝穆《方輿勝覽》記錄了“陳侯祠”的碑記：“公姓陳，諱元光。永隆二年，盜次潮州，公擊賊降之，請置漳州。委公鎮撫。久之，蠻賊複嘯聚，公因戰歿，廟食於漳。”［21］萬曆《漳州府志》載：“陳元光……從父政戍閩，父歿代領其眾，……儀鳳二年，會廣寇陳謙連結諸蠻苗自成、雷萬興等，攻陷潮陽，守帥不能收。公輕騎討平之……已而蠻寇苗自成、雷萬興之子，複起於潮，潛抵嶽山，公率輕騎討之，援兵後至，為賊將藍風高所刃而死。”［22］唐將陳元光是戍守於漳，引兵平“盜”以及“蠻賊”於潮。陳元光平定潮州應是在“永隆二年”（681年）［23］，開始作戰的對方既有“廣寇”，也有其“連結”的“諸蠻”，繼而的作戰物件幾乎皆為“蠻寇”了。陳元光同“複起於潮”的“蠻寇”作戰，是在景雲二年（711年）。當然，“諸蠻”，既可釋為某個蠻族的諸部，也可指稱若干個蠻族。即使作後者解，“諸蠻”也應是以常稱“莫徭”的“盤瓠蠻”為主。由於藍、雷兩姓是畲族最普遍的姓氏，因而明清時“藍雷仔”成為閩南等地畲族的他稱。“蠻”將的藍、雷之姓，顯示出他們及其屬下的族屬。總之，與陳元光軍隊交戰的潮州“諸蠻”主要是潮州鳳凰山區的畲族先民。由此可見，當時此地的畲族先民已是人多勢眾，作為一個非百越土著的族群，沒有經久的繁衍生息，要達到這樣的人口規模是不可想像的，這使我們有理由將唐初潮州鳳凰山區這個畲族大本營與晉代東南沿海的犬封國有機地聯繫起來。
無論是畲族的歷史歌謠還是祖圖、文書和譜牒，所有資料都不約而同地指向鳳凰山，認為此處是各地畲族的祖地。
世代傳唱的《高皇歌》敘述始祖龍期立功為駙馬，有了三子一女後，不愛榮華富貴，嚮往青山去作田，接著唱到：“文武朝官都來送，送落鳳凰大山宮，皇帝聖旨吩咐過，山場田地由你種……鳳凰山上鳥獸多，若愛食肉自去獵，開弩藥箭來射死，老熊山豬鹿更多。”龍期打獵跌死後，“廣東路上去安葬，孝男孝女盡成行；文武朝官來帶路，金榜題名占地場。廣東路上是祖墳，進出藍雷盤子孫，京城人多難得食，送落潮州鳳凰村。送落潮州鳳凰村，住了潮州已多年，自種山田無稅納，種上三年便作山……廣東路上已多年，藍雷三姓去作田，山高作田無米食，趕落別處去種田。”［24］而後陳述的是往福建閩東的遷徙，有的浙南畲族版本的《高皇歌》會增補上移住閩東後再遷浙南的過程。［25］
征番立功為駙馬，開基鳳凰免差徭，這是《高皇歌》的主題。而往福建、浙江遷徙的寫實敘事，則是在這個主題下，對分佈各地的盤瓠子孫與鳳凰山祖地的關係作出交代。連環畫式的祖圖，主題也是如此，具體內容在盤瓠誕生前，增加天地形成（盤古開天地）、文明教化的孕育和初起（伏羲畫儀教化、神農嘗百草等）的歷史背景，最後以龍期葬於鳳凰山為結束。廣東畲族祖圖在末了還將三姓子孫遷往各處詩化為騎龍上青山、搖船去下海、坐轎去人家這些分道揚鑣的圖景。［26］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收藏的出自寧德八都漈頭村的畲族祖圖，是較有代表性的祖圖精品。全幅祖圖共有37幅分圖，在龍期征番立功為駙馬以及生子登朝取姓諸圖之後的畫面是：榮遷會稽山七賢洞、御賜免朝、龍駙馬傳授仙法、好田獵與民樂、跌倒山岩、安靈建功超度亡魂、奉忠勇王靈柩卜葬于南京鳳凰山、南京鳳凰山忠勇王之墓、高堂大會。
畲族最重要的文書是准予開山、蠲免田賦差徭的“御賜”執照，稱為“開山公據”或“撫徭券牒”。內容主要還是盤瓠征番立功為駙馬、子孫流徙青山免稅徭。關鍵文字有：“楚平王奉承運出敕：大隋五年五月十五日，給會稽山七賢洞《撫徭券牒》，付盤瓠子孫七祖，隨代傳流，勿令違失……陛下敕賜“禦書鐵書”與盤瓠子孫，都記三姓是畲民，居會稽山七賢洞，永免差役，不納糧稅，永為樂也。”［27］內容還提到“楚平王出敕……放行廣東路上”；“敕賜盤瓠金精銀精大夫，食邑千戶，侯封一品，送入會稽山七賢洞，永為樂人”。還提到該《敕賜開山公據》還下發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的尚書。或詳或略的《撫徭券牒》的內容，通常可見於畲族譜牒的卷首。
在福建、浙江、江西畲族譜牒中，還常有《重建盤瓠祠序》（或為《盤瓠氏重建祠序》等）一文，並配有“盤瓠祠圖”和“盤瓠王墳圖”，甚至有將這些內容連同《敕賜開山公據》專輯為《盤瓠世考》等。施聯朱、張崇根、娜西卡在江西省貴溪縣看到的《重建盤瓠祠鐵書》油印件，原件在該縣樟坪鄉薑山畲村。所謂“鐵書”，就是《敕賜開山公據》這一“禦書鐵券”。原件正是《重建盤瓠祠序》與《敕賜開山公據》的合輯。《重建盤瓠祠序》道：“嘗思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無史則不知興衰理亂之由，無譜則不知世系源流之辨。譜與史雖不同，而其為不可無則一也……祖原出高辛帝正宮劉氏，賜名盤瓠……為子孫者能不對祖宗有愧乎？茲廣東潮州府鳳凰山重建盤瓠總祠，使不將移居閩浙之姓合而譜之，則代遠年湮不知某派為盤、藍，某派為雷、鐘……無論遠近親疏，共為盤瓠一脈者。”［28］序文陳述廣東潮州府鳳凰山重建盤瓠總祠。有祠則須有譜，故序文宣導修盤瓠一脈衍派之譜。《重建盤瓠祠序》後的《祠圖》寫道：“鳳凰山原有祠址，與南京一脈相連。因世遠年湮，祠宇傾圮，祖靈未妥，今族眾捐資，將鳳凰山舊址重建祖祠。其祠坐醜山未向，計二十四丈，橫一十八丈，前至雷家坊，後至觀星頇，左至會稽山，右至七賢洞，四至開俱明，以為盤藍雷鐘四族永遠同處。”還有“盤瓠王墳圖”。據祠圖，盤瓠王墳介於盤瓠祠與會稽山之間的後側。［29］
盤瓠墓曾存。施聯朱於1982年到鳳凰山調查，當地畲族幹部雷楠說：鳳凰山上有一墳墓，碑上刻著“皇設（敕）狗王墓”（疑即盤瓠王墓）。兩旁有石旗杆，中間僅能容一頭牛通過。施聯朱又訪問了萬峰山林場韋棟老伯，老人說，他小時候放牛時曾見過此墓。［30］
以始祖神化傳說為中心的歌謠傳唱、敕諭文書以及祖圖、譜牒，目的在於建構民族的歷史記憶。作為象徵的祖祠和祖墓始建或重建，特別是影響更廣泛和更久遠的高山崇拜，也是出於這一目的。而歷史記憶的建構，又在於營造凝聚人心的民族認同。文本性質的歷史不僅有記載，也有創作。這種創作還使用以高山作為象徵的大製作。筆者在閩東霞浦一個畲村的清代古民居看到一對楹聯：“徭詠不忘高帝利，鵬程欲溯鳳山蹤”。由此可見，鳳凰山在畲族中的深入民心。而會稽山是僅次於鳳凰山的畲族心目中的聖山，如浙江松陽《雷氏家譜》載：“前朝上祖是廣東潮州底海洋（陽）縣會稽山內居住”。［31］而且，在畲族的歷史敘述中，會稽山比鳳凰山更為古老。《敕賜開山公據》說：“楚平王出敕……放行廣東路上”；“敕賜盤瓠金精銀精大夫，食邑千戶，侯封一品，送入會稽山七賢洞，永為樂人”。《敕賜開山公據》是“大隋五年五月十五日，給會稽山七賢洞《撫徭券牒》”，據施聯朱分析，“這類文書，可能是畲族被迫南遷時統治階級頒發給他們的命令。值得注意的大多寫明‘大隋’，提示我們：可能這是他們一次南遷的時間。”［32］“楚平王出敕”看似造成了與“大隋五年”的矛盾，但這恰恰涵蘊這一資訊：《敕賜開山公據》的最早年代比隋代早。施聯朱認為，“大隋”提示：“可能這是他們一次南遷的時間”，其中的“一次”兩字意味深長，因為不能說在此之前就沒有南遷了。《高皇歌》唱的“文武朝官都來送，送落鳳凰大山宮”，而不同於《敕賜開山公據》所寫的“送入會稽山七賢洞”。不僅《敕賜開山公據》出現的年代比《高皇歌》早，就是在畲族歷史話語中，“會稽山”的出現年代也比“鳳凰山”早。並且，畲民對“會稽山”一名的文化認同和書面使用不僅源遠而且流長。
畲族歷史話語中的會稽山在哪裡？當然在潮州。據重建盤瓠詞的“祠圖”所繪，會稽山在鳳凰山一帶，在原址重建的鳳凰山盤瓠祠，“前至雷家坊，後至觀星頂，左至會稽山，右至七賢洞”。聞名天下的會稽山在浙江，相傳夏禹至苗山（或作茅山）大會諸侯，計功封爵，始名會稽，即會計之意。會稽山之名怎麼會移植到畲族在潮州的文化地圖裡呢？
郭璞首次指出會稽東海中有犬封國，他注《山海經》道：“昔槃瓠殺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訓，乃浮之會稽東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為狗，生女為美人，是為狗封之國也。”後來，他在《玄中記》又一次提到犬封國，並指明其方位在“會稽東南二萬一千里”。“二萬一千里”是形容其遠的大約數。南朝齊祖沖《述異記》說：“今南海有盤古氏墓亙三百餘裡”。“南海中有盤古國，今人皆以盤古為姓”。［33］可見，郭璞所雲非獨家之言。在古代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唯有在早唐因與官兵交戰而開始出現於史籍的潮州畲族的祖地，可以與晉代的犬封國暗合。畲族沒有本民族的文字，古時，其文書多由漢族文人代筆。代筆者應畲族對其歷史文化自尊的心理，便將一些有關的富有歷史價值的文化符號移植於畲族的歷史敘述和環境表述中。同盤瓠傳說相聯繫的會稽東南海中的犬封國相符合的，正是潮州鳳凰山地區。
科學的主要任務，不是糾纏於探索中的對錯，而是增進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在資料闕如的情況下，科研並非沒有作為，而是可以借助對有關資料的分析及其綜合來儘量逼近我們想瞭解的模糊事物。“早在西元七世紀初隋、唐之際，畲族先民即已勞動、生息在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34］這是迄今為止畲族史研究的主流觀點。畲族史在東南地區的上限顯然過遲。唐早期，陳元光就與潮州的畲族先民發生過戰爭。一個遠道遷徙而至的族群要達到相當的人口規模，必有經久的繁衍生息。由湘入贛或由湘入粵這兩條路線進入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的畲族先民，只有一部分生息於潮州，而閩粵贛交界地區及其外遷的各地畲族之所以會認同潮州鳳凰山為其祖地，原因在於潮州鳳凰山區是畲族先民在閩粵贛交界地區最早的居住地。也就是說，畲族先民在遠比“隋唐之際”早得多的漢晉時期就到了潮州鳳凰山。鑒此，筆者將晉代會稽東南海中的犬封國與潮州鳳凰山區這一畲族祖地聯繫起來，認為晉代會稽東海中的犬封國就在潮州鳳凰山地區。由於資料提供的支撐不夠，論證多有欠缺。本文主要的學術意義在於推進隋唐以前閩粵贛交界地區，特別是粵東的畲族先民史的探討。
二、閩粵贛結合部的壯侗語族族群與苗瑤語族族群
商周至秦漢，“百越”與“百濮”是古代中國南方並存的兩大各有其源的民族群系，言“百”謂多。秦漢時百越分佈在今江蘇南部、安徽東南部、浙江、福建、臺灣、江西、廣東、海南、廣西南部、東部、東北部和湖南東南部，百濮分佈在今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貴州、雲南和廣西西北部。這兩個民族群系在所居地接壤地帶發生雙向的涵化、融合。秦漢以後，由於雙向遷徙的緣故，這兩個民族群系都互有滲透入對方的地域。百越民族群系及其後裔的語言屬壯侗語族，百濮民族群系及後裔的語言屬苗瑤語族。［35］由這一大背景而觀閩粵贛結合部的古代少數民族狀況，視野就會清晰得多。
商周至秦漢，閩粵贛結合部地區是介於閩越與南越之間的一個相對獨立的越文化區。西晉以後，這個區域出現“山都人”的活動；六朝以後，出現了“蠻僚”（畲族）的活動；北宋以後出現了一個由南下的中原漢族移民為主，兼融了當地少數民族而形成的一支新的漢族民系——客家人。
關於閩粵贛結合部地區歷史上曾存和現居的少數民族，陳國強先生認為“‘木客’就是小黑人”；［36］蔣炳釗先生認為“山都和木客”“應該是同一個民族”“山都木客可能是古代越族的後裔”［37 ］。“畲族是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古代越人的後裔”，［38］“‘山都木客’同畲民是長期相處在一個地域裡”；［39］施聯朱先生則認為“畲瑤同源于漢晉時代‘武陵蠻’”。［40］筆者以為辯識閩粵贛結合部地區的少數民族及其來源，須放在中國南方民族史的大背景中進行考察，並宜以所屬語言為標識。
（一）閩粵贛結合部的壯侗族族群：“山都”人
“山都”是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域的土著居民，其見於方志文集的準確記載，始於西晉，頻見於唐宋，依稀見於明清。記載最頻多是贛南、閩西，其次是粵東。
成文于戰國、續補于秦漢的《山海經》雲：“梟陽國在北朐之西。其為人，人面長唇，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左手操管。”這種被蒙以神話色彩的族群所居地望未考。西晉郭璞注《山海經》的“梟陽國”雲：“今交州、南康郡深山皆有此物也。長丈許，腳跟反向，健走披髮，好笑。雌者能作汁，灑中，人即病，土俗呼為‘山都’。南康今有贛水，以有此人，因以名水。”［41］郭璞所稱的“山都”的分佈地是南康郡。西晉的南康郡治在今江西于都東北，轄境贛南。雜載唐和唐以前地志、編纂于北宋初的《太平寰宇記》引錄了贛南、閩西、粵東有關“山都”的記載：
在贛南，《太平寰宇記》江西吉州（唐宋時治所在廬陵即今吉安市）太和（泰和）縣條引《異物志》雲：“大山窮穀之間有山都人，不知其源緒所出，發長五寸不能結，裸身，見人便走避。種類甚疏少，曠時一見，然自有男女焉。”［42］又引《廬陵異物志》：“廬陵大山之間有山都，似人，常裸身，見人便走，自有男女，可長四五尺，能嘯能呼，常在幽昧之間，亦鬼類也。”同書的江西虔州（唐宋時治所在今贛州旁的贛縣）雩都（於都）縣條引《南康記》雲：“其山（去縣東南三百八十五裡）奇麗鮮明……又有自然石室如屋形。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鼓吹之聲，山都木客為其舞唱之節。”［43］
在閩西，《太平寰宇記》汀州條引《牛肅紀聞》雲：“江東採訪使奏于處州南山洞中置汀州，州境五百里，山深林木秀茂，以領長汀、黃連（寧化）、雜（新）羅（上杭）三縣。地多瘴癘，山都木客叢萃其中”；“州初移長汀，長汀大樹千餘株，皆豫章迫隘，以新造州府，故斬伐林木，凡斬伐諸樹，其樹皆楓、松，大徑二三丈，高者三百尺，山都所居。其高者曰人都，其中者曰豬都，處其下者日鳥都。人都即如人形而卑小，男子婦人自為配耦（偶）；豬都皆身如豬；鳥都皆人首，盡能人言，聞其聲而不見其形，亦鬼之流也。”［44］清代楊瀾《臨汀匯考》說：“唐書多言汀俗多山鬼”，在引錄東坡虔州詩雲“山中木客能吟詩”之後說：“汀州正在虔東南，而汀木客乃獨腳鬼，見《集韻》。此為木魅，乃妖也，今尚有之，時時出作禍祟，攪擾人家，至今人不能堪，則赴上清官求張天師驅除之。”［45］
在粵東，《太平寰宇記》潮州海陽縣條雲：“鳳凰山一名翔風山，有鳳凰水，昔有爰居於此集因名之，山多相思樹，中有神形如人，披髮迅走。”同書潮陽縣條雲：“山都，神名，形如人而披髮迅走。”［46］唐代韓愈貶謫潮州任刺史時作異俗詩雲：“怪魅炫耀堆蚊虯，山摻灌噪猩猩遊”［47］，所稱“怪魅”、“山摻”應指“山都”。楊瀾在《臨汀匯考》引李商隱在嶺南時作異俗詩雲：“只是縱豬都”，其注曰：“唐時閩粵之嶠所在多有。”［48］
“山都”是人而不是鬼魅。在西晉時郭璞注《山海經》就指明“山都”是人。［49］唐宋文獻記載“山都”，開始稱“山都”為“鬼之流”，但對山都的描述多少還有寫實成分。到了清代，“山都”可能絕跡或近乎絕跡，有關“山都”的記載無寫實成分。楊瀾《臨汀匯考》雲：“山魈、山精、石精、木客皆木石之怪……裡之山鬼也。”［50］
“山都”的“都”之義是類也，聚也，意指山林中的類聚。“山魈”、“山摻”、“山精”、“石精”、“木客”以及“野羅仙”等皆系“山都”。“木客”是對伐賣樹材的“山都”的特稱。《太平寰宇記》載：“上洛山，在（贛）縣南，陸路九十裡，山中有石墨可書”。又按《輿地志》雲：“虔州上洛山有木客，乃鬼類也，形似人，語亦如人，遙見分明，近則藏隱，能斫杉枋，聚于高之上，與人交市，以木易人刀斧。交關者，前置物枋下，卻走避之。木客尋來取物，下枋與人。隨物多少，甚信，直不欺”。［51］虔州上洛山的“木客”與上引的虔州雩都的“山都木客”所居處相近。搜羅浩博而編撰于北宋初的《太平御覽》引《述異記》雲：“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其狀蓋木客、山摻之類也。”［52］這說明“山都”的特徵與“木客”是一樣的。
《太平御覽》引《南康記》雲：“山都，形如人，長二尺余，黑身赤目，發黃披之”［53］。但《太平寰宇記》江西吉州太和縣條引《廬陵異物志》雲：“廬陵天山之間有山都，似人，常裸身，自有男女，可長四五尺”［54］。郭璞注《山海經》雲：《南康郡》山都“長丈許”［55］。可見，“長二尺餘”等尺寸的記載並不可靠。
閩粵贛“山都”人是當地越人的後裔，此見可經文化的比較分析得到證實：
（1）《太平寰宇記》引《異物志》雲：“大山窮穀之間，有山都人，不知其源緒所出，發長五寸而不能結”。［56］古代越人“被發文身，以象鱗蟲”。東漢高誘注：“被，剪也；文身，刻畫體內，黥其中”。［57］“山都人”“發長五寸不能結”正是“被發”或“斷發”的越人髮式。［58］
（2）古越人喜吃腥臊味的水生動物，《太平御覽》引《南康記》雲：“山都……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蟹啖之”，［59］此與越人食俗同。［60］
（3）越人住居是幹欄建築。幹欄又稱高欄、閣欄，即房屋以木柱為底架，將房子架高。史書也有將此住居方式喻為“巢居”。《太平御覽》引《述異記》雲：“山都……于深山樹中作窠，窠形如堅鳥卵，高三尺許，內甚澤，五色顯明，二枚遝之，中央相連。土人雲：‘上者雄舍，下者雌室’。旁悉開口如規，體質虛輕頗似木筒，中以鳥毛為褥。”［61］《太平寰宇記》汀州條引《牛肅紀聞》雲：“州初移長汀，長汀大樹千餘株，皆豫章迫隘，以新造州府，故新伐林木，凡斬伐諸樹，其樹皆楓、松，大徑二三丈，高者三百尺，山都所居。……皆在樹窟宅。”［62］無論是“窠居”還是“樹窟宅”都屬於欄居式中較為原始的形態。
（4）《太平御覽》引《南康記》雲：“木客……死者皆殯斂之，不令人見其形也。葬棺法每在高岸樹杪或藏石窠中。”［63］已發現的武夷山船棺多為石隙葬，屬武夷山閩越人的葬制遺存。山都“藏石窠中”的“葬棺法”屬武夷山越人懸棺葬或稱崖葬的類型。
可見，“山都”具有明顯的越文化特徵，應是越人後裔。
如果“山都”人是越人後裔可以成立，那麼他們的先人究竟是哪一支越人？商周至秦漢，在長江以南的蘇南、皖南、浙江、福建、江西、湘東南和兩廣這中國東南半月形地帶分佈著百越民族，一般認為閩越主要分佈在除閩西外的福建大部分地區和贛東，界於閩越與南越之間有個相對獨立的越文化區，該區大抵是閩西、粵東、贛南這片地域。早在清代，史學家全祖望就指出，閩西、粵東、贛南是西漢初作為“亦粵（越）之世”的南武侯織（後晉封為“南海王”）的領地，［64］迄今，史學界基本持贊同意見並加以進一步的考證。閩粵贛交界地域確有一支越人的存在，這支屬南武侯織領地的越人在西漢還存在，儘管發生了西漢王朝派兵平定南海王的反叛，將其降軍“處之上淦”［65］（上淦在今江西新淦之南，位於贛中，濱贛江，1957年改名新幹）［66］，但南海王織的領地即閩粵贛交界地區的越人不可能盡虛，此後至三國也沒有發生什麼有關的變故會使這支越人驟然消逝。入西晉以後這個地區土著民的被記載是以“山都”名稱出現的，“山都”人在晉以前亦即必早於記載就生息於此了。鑒此，閩粵贛交界地域的越人在歷史時空上就與“山都”人相銜接了。聯繫到上述的山都與越人的文化比較分析，這種歷史的銜接的可靠性大大加強了。“山都”人是閩粵贛結合部地區越人的後裔。但西漢初南海王織領地越人不可能都像“山都”人那麼原始。這就說，南海王織領地越人主體並不是“山都”人，他們除了部分被強徙於上淦外，大部分仍留居本土。他們與遷入的漢族融合，成為本地的客家先民。房學嘉先生認為，在南朝末閩粵贛結合部的越人已和南遷的漢人融合為新的族群。［67］這一看法頗有見地。
閩粵贛交界地區“山都”人的記載，始見於西晉，頻見於唐宋，直到清代還有隱約提及。“山都”人大部分被漢族封建統治者消滅了，［68］小部分可能逐漸融入遷入漢族或畲族。
雖然我們沒有“山都”人的語言資料來分析其語所屬，但是既然已初步論證“山都”具有明顯的越文化特徵，應是越人後裔，那麼其所操語言當為越語。韋慶穩先生分析了越人歌的古譯與壯語的關係，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壯語與古代越語的源流關係。［69］越語是古壯侗語，“山都”人則屬古壯侗語族族群。
（二）閩粵贛結合部的苗瑤語族族群：畲族
在畲族來源的爭論中，主張畲族是閩粵贛交界地區古代越人的後裔，是其中較主要的一說，集中地表述于蔣炳釗先生的《畲族史稿》裡。
《畲族史稿》指出：“畲族是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古代越人的後裔”，其根據有二：
（1）“從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的歷史情況來看，唐代以前，歷史上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民族戰爭，因而也就不存在民族的大遷徙。”“唐代以前這裡既無民族大遷徙，漢人又大都是唐代以後陸續遷入的，因而這些被稱為‘蠻僚’（畲族）的少數民族同秦漢時期居住在這裡的越人應是一脈相承的。”［70］
（2）以方志、文集的有關資料，來“道出了畲民與‘越’或‘山越’的關係”。他說：“南宋劉克莊記載‘畲民’之稱的《漳州諭畲》一文中，也提到‘省民山越，往往錯居’。這些錯居於漢族中的山越，與文中記載包括畲族在內的一些少數民族不能沒有密切的淵源關係。《南海縣誌》亦曰：‘嶺表溪峒之民，號峒獠，古稱山越’。《嘉應州志》亦曰：‘峒僚，嶺表溪峒之民；古稱山越’。《龍岩州志》雲：‘武帝滅之，徙其民而虛其地，其民不從徙者複生聚’。《歸田瑣記》亦雲：‘……今之連江、羅源、順昌諸邑，山谷間有一種村民，男女皆……力作務農，數姓自相婚姻，謂之畲民。字亦作餘，意即《漢書》所雲，武帝既遷閩越民于江淮間，虛其地，其逃亡者，自立為冶縣，此即冶縣之遺民’。”［71］
關於第一個根據。“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民族戰爭”與“民族的大遷徙”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況且，沒有民族大遷徙的記載不見得歷史上就沒有發生。與經濟生活相聯繫的畲族徙居方式是：“隨山散處，刀耕火種，采實獵毛，食盡一山則他徙。”［72］“射獵其業，耕山而食，率二三歲一徙。”［73］雖然這是明代嘉靖、萬曆年間的方志所載，但早在此前，畲族的生計和徙居方式就是如此。畲族的“刀耕火種”與其“去瘠就腴”、“隨山遷徙……無定居”的活動方式相聯繫。畲族長篇敘事史詩《高皇歌》道：“送落潮州鳳凰山，住了潮州已多年，自種山田無稅納，種上三年便作山”，［74］這反映了畲族很早就有與游耕並存的徙居歷史。畲族遷徙到粵東、閩西、贛南等地，並不是有組織進行，而是在自在狀態下發生的。分散式的遷徙猶如滴水成河而形成大規模的遷徙，因此不必發生大規模的民族戰爭，也會發生民族大遷徙。
關於第二個根據。《畲族史稿》所引的《南海縣誌》、《嘉應州志》、《龍岩縣誌》和《歸田瑣記》，皆清代所修撰，清代離隋唐乃至秦漢那麼久遠，所雲可靠性極低。過去這個地區有越人不等於後來出現在該地區的畲族就是本土越人的後裔。《歸田瑣記》所說的“今之連江、羅源、順昌……畲民是閩越“冶縣之遺民”，就是誤將從粵東、閩西、閩南遷到閩東、閩北的連江、羅源、順昌的畲民當作本土越人的後裔。蔣炳釗先生指出：“見於族譜記載，畲族最早遷往（閩粵贛交界地區以外的）漢族地區是在唐末五代”，閩粵贛交界地區的越人是“南武侯織這支越人”。“南武侯織的封地在今閩粵贛交界這一地區……不屬閩越明矣”，既然如此，那麼引《歸田瑣記》來說明畲民與閩越的關係便與論題無涉。《畲族史稿》引南宋劉克莊《漳州諭畲》來說明“錯居於漢族中的山越，與文中記載包括畲族在內的一些少數民族不能沒有密切的淵源關係”。這種表述儘管比較紊亂，但可以感覺作者意在將“山越”與畲族混為一談，從而來說明越、畲一線相系。山越是百越故地越族後裔，“隋唐時期還偶見於文獻記載，宋以後就完全不見於記載了。”［75］《漳州諭畲》所說的漳州的“山越”何指呢？《漳州諭畲》道：“漳尤閩之近裡，民淳而事簡，樂土也。然炎紹以來常駐軍，於是豈非以其壤接溪峒，苑葦極目，林菁深阻，省民山越往往錯居”。［76］與省民（漢民）錯居的“溪峒種類不一”的“山越”，“在漳者曰畲”。［77］中國古代文人撰文注意避免同一字詞的重複使用，劉克莊在這篇諭畲記裡也是如此，他借用山越故名指稱畲族，並且特別加以說明。引史作證不應取己所好，不及其餘。其實，蔣先生自己恐怕也不會相信：南宋漳州以及其他地方還有山越。
據畲族長篇敘事史詩《高皇歌》，粵東鳳凰山是畲族在閩粵贛結合部地區最早的聚居地。從六朝以來，畲族（“蠻僚”）出現在粵東到九龍江流域以南地區，唐時畲族已分佈在粵東、閩西和贛南地區。在贛南，畲族何時遷入不祥。唐昭宗乾甯元年（894年），“黃連洞蠻二萬圍汀州（胡三省注：黃連洞在汀州甯化縣南，今潭瓦漈即其地）”。［78］寧化與贛南接壤並有孔道相通，寧化一帶的畲族既擁有“圍汀州”的“二萬”之眾，比鄰的贛南定然也有畲族。蔣炳釗先生根據得到史籍印證的族譜資料，提出畲族最早遷往閩東是唐末五代，元代畲族出現在閩北，明清時期畲族的分佈地擴展到浙南、贛東和皖南。［79］
蔣炳釗先生認為：“畲族是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古代越人的後裔”，另一方面又認為：（閩粵贛交界地區的）“山都木客”“可能是古代越族的後裔”，［80］“‘山都木客’同畲民是長期相處在一個地域裡。”［81］若畲族和“山都”人（前文已指明“木客”是“山都”的一個類別）都是閩粵贛交界地區古代越人後裔，那麼畲族與“山都”人應共有某些源於本土越人的文化特徵，但從未有過論證，實際上也無法論證。相反，我們卻可以通過文化的比較分析，證明畲族與“山都”的文化習俗大相異趣，從而從根本上將畲族與“山都”乃不同淵源的關係彰顯。
以越人文化習俗為參照，畲族與越人的一支即“山都”的比較：
（1）髮式。越人是斷發，作為越人後裔的“山都”，“發長五寸而不能結”，［82］也是斷發；而畲族人的傳統髮式是“椎髻”，清初《徭民紀略》雲：“汀東南百餘裡有徭民焉……椎髻跣足……人呼其名曰‘畲民’”。［83］椎髻”即束髮，髻如椎形。
（2）居式。越人的住所是幹欄式建築，“山都”人的“作窠”為居和“樹窟宅”［84］是幹欄居式中較為原始的形態；而畲民則是“編荻架茅為居”［85］，明代方志記載粵東畲民在“山林中結竹林障複居息為輋”［86］，畲民居所不是幹欄式建築。
（3）葬式。懸棺葬亦稱崖葬是越人較有特色的葬式，越人的懸棺葬主要分佈在武夷山，閩、贛、浙、粵、桂均有分佈，作為越人後裔的“山都”人“葬棺法每在高峰及樹杪或藏石窠中”，［87］“藏石窠中”的“葬棺法”與武夷山越人懸棺葬屬同類葬式；而畲民是“人死，刳木納屍……焚木拾骨浮葬之，將徙，取以去”［88］。這是明代的記載，鑒於葬俗通常是民俗中變化較緩慢的，因此畲族在明代以前應也是行此葬俗。
（4）圖騰崇拜。崇蛇是常見於記載的越人的圖騰崇拜。閩粵贛交界地區，尤其是閩西的客家有源於土著族的崇蛇遺俗，［89］此俗的源頭與畲族無涉，只能與當地土著的越人有關。在蔣炳釗先生所有的著述中涉及畲族有越人文化特徵遺存的唯有一例，［90］而所說的福鼎雙華畲族的祖先于清初從浙江蒼南遷徙而來，見蛇盤於新建的厝基，驅之又返，故建宮奉祀“蛇將軍”。［91］這遠遠不能說明畲族傳統文化有蛇崇拜，而只能反映遷徙散居的畲族，其文化在各地的地方化進程中的新印記。總之，畲族最突出的傳統文化特徵是犬崇拜，沒有崇蛇習俗。由此可推斷閩粵贛的崇蛇習俗屬“山都”人。
“山都”越人的文化習俗與畲族文化習俗相異，這不僅是經過文化分析得出的明確結論，就是文獻記載也是把“山都”人和畲族分辨得很清楚，從不混淆。《上杭縣誌》引詩雲：“都人擁樹曾為鳥，畲客編茅別是蠻”［92］。“都人”即“山都”人，這裡是以回憶的語氣說“山都”人曾經像鳥那樣巢居於樹。《臨汀匯考》雲：“今汀中畲客所占之地多在山水嚴惡之處，天日陰溟蒙，其中鬼魅混跡”。［93］前文已提到入唐宋以後的文獻記載把“山都”雲為“鬼之流”，誣稱“山鬼”，這裡的“鬼魅”即“山鬼”，亦即“山都”。
畲族與越人後裔——“山都”人的文化習俗相去甚遠，卻與苗、瑤族的文化習俗相當類同。苗、瑤、畲在歷史上都是信奉盤瓠的盤瓠蠻。［94］畲、瑤文化習俗類同最突出的有二：（1）畲、瑤兩族具有相同的姓氏。畲族主要有盤、藍、雷、鐘四姓，其中盤姓相對其他三姓明顯較少；在瑤族中，盤姓卻很多。“粵有徭種，古長沙、黔中、五溪之蠻，生齒繁衍，播於粵東西，槃姓，自雲盤瓠之後”。［95］瑤族也有藍、雷姓氏。（2）畲瑤兩族至今仍保存一種漢字文書，在畲人中稱《開山公據》（又稱《撫瑤券牒》），在瑤人中稱《過山榜》（又稱《評皇券牒》）、《過山貼》、《過山版》或《盤古聖皇榜文》）。兩者都同樣記載著具有原始圖騰信仰性質的盤瓠傳說，還表明兩族先民開荒辟田的經歷，有一個皇帝賜給他們券牒，准許他們租種山地，不許到平原耕種，同時也給他們不納糧租，不服徭役的特權。［96］
語言蘊藏著民族遠古歷史的化石，通過語言的比較研究，可以從現代語言中發掘出深層的某些古代語言“遺物”。這些“遺物”能幫助我們識別民族間的淵源關係。現在全國70多萬畲族人內部交際時，分別使用兩種語言：分佈在廣東省蓮花山區和羅浮山區的博羅、增城、惠東、海豐四縣，約一千多自稱“活聶”的畲族人，使用的是屬於苗瑤語族苗語支的一種語言，這種語言跟屬苗語支的瑤族布努語炯奈話比較接近。［97］除了上述博羅等四縣畲族外，分佈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省及廣東鳳凰山區的潮州、豐順等地，占畲族總人口99％以上的畲族人使用的是另一種語言，這種語言接近漢語客家方言，但它跟現在的漢族客家人說的客家話又有所不同，它在語音、詞彙、語法等方面尚有自身的特點。這種語言中，除含客家話成分外，還有一些古畲語的“底層”，以及一些現在畲族居住地的漢語方言成分。畲族人稱這種語言為“山哈話”或“畲話”。“隋唐時期，聚居在閩粵贛結合部的畲族先民只使用一種語言——古畲語。”［98］根據《潮州府志》記載的潮州畲語，初步找出了潮州畲語與博羅等地畲語的共同點。［99］畲語屬苗瑤語族，而淵源于東南百越的壯、侗等族的語言和古越語屬壯侗語族。語言學研究成果證明了畲族先民不屬百越系統，亦即不是壯侗語族族群，而是苗瑤語族族群。
畲語與苗瑤語有共同的淵源關係，證明畲族與起源于湘、鄂的苗、瑤民族密切的淵源關係。苗、瑤特別是瑤族歷史上的遷徙可為探討畲族遷徙的重要提示。苗族今分佈在黔、湘、滇、川、桂、鄂、粵，在黔東南和以湘西為主的湘鄂川黔交界地帶有較大的聚居區。根據史籍記載和傳說，苗族先民早在殷商時代已在今湖北清江流域和湖南洞庭湖一帶生息。屬“濮”亦即“荊蠻”，約在春秋戰國時期在巴蜀、夜郎以及荊州都有苗族先民活動。秦漢時，大部分苗族先民已在武陵郡、
牂群柯郡、越雋郡、巴郡、南郡等地區定居，小部分繼續遷徙到今黔東南。漢晉時代的“武陵蠻”有苗族的先民在內，這已是定論。瑤族今主要分佈在桂、湘、滇、粵、黔。瑤史學者大多認為瑤族與古代的“荊蠻”亦即“濮”有淵源關係，與後來的“武陵蠻”、“莫徭”、“蠻徭”等有較近的淵源關係，唐代瑤族主要分佈在湘、粵、桂。湘、鄂是苗、瑤最久遠的居住地。從地域分佈來看，廣東北部的連南、乳源、連山、始興、陽山、韶關等地現在是瑤族比較集中的地方，說化畲語的畲族現在分佈在廣東的海豐、惠東、博羅、增城等縣，這些畲族與粵北說勉語的瑤族相距最近，將畲族與苗、瑤，特別是瑤族是在地數域分佈的幾可相銜接的狀況與上述的語言類同相聯繫，可以依稀勾勒出畲族先民從湖南到粵北再粵東的遷徙軌跡。神話兼寫實的畲族長篇史詩《高皇歌》儲藏著畲族及其先民以遷徙為主線的歷史記憶，其中有:“當初出朝在廣東……敕令聖旨送潮州……文武朝官司都來送，送落鳳凰大山宮。”［100］
當然，畲族先民早期遷徙入閩粵贛結合部地區並非只有由湘而粵北，再到粵東這條路線，還有由湘而贛南，再往閩西、粵東這條路線。［101］但較之前一條路線，後者是畲族先民較晚的遷徙路線。在閩粵贛結合部，以及從這一地區外遷到閩東、閩北。贛東北、浙南等地的畲族，其歷史傳說，都將粵東鳳凰山作為畲族遠古的祖居地。這暗示前一條路線是畲族先民最早的遷徙路線。
有些學者對分佈在廣東省蓮花山區和羅浮山區的博羅、增城、惠東、海豐四縣，約有一千多自稱“活聶”、使用屬於苗瑤語族苗語支一種語言的群體，其族屬是不是畲族表示懷疑，或者從語言學角度懷疑博羅畲語是畲族的原生型語言。［102］即使此見在理，對古畲語屬苗瑤語族的結論沒有任何影響。鄧曉華先生的《客家話跟苗瑤壯侗語的關係問題》一文指出：“客家話與苗瑤語和壯侗語有極其密切的關係”，“客家話最常用、最基本的口語詞”，“有三分之二的詞的音義形式與苗瑤語更接近”。［103］游文良先生認為：從共時的角度說，現代畲語包含三個部分：古畲語成分，漢語客家話成分，畲族居住地漢語方言成分。從歷時的角度說，這三個部分依序是畲語的底層、中層、表層。現代畲語的三個層次正好與畲族歷史上發展的重要階段相對應。其中，“漢語客家話的中層成分與唐末到宋元時期的畲文化與客家文化互動階段相對應。”［104］客家方言的壯侗語成分，是閩粵贛結合部的越人和唐宋以前遷入的漢人發生融合在語言上的表現。而客家方言的苗瑤語成分是客家與畲族發生涵化或融合在語言上的表現。
閩粵贛結合部地區的畲族是苗瑤語族族群，她在這個地區的出現是古代“百濮”群系後裔的一支與瑤族有共同歷史淵源的盤瓠蠻遷入原“百越”地區南海王國故地的結果。
（三）結論
“山都”人是閩粵贛結合部地區越人之後，準確地說是介於閩越與南越之間的南海王織領地其中一支越人的後裔。“山都”人的文化習俗與越人習俗相類，所操的語言當是古越語。“山都”人是閩粵贛結合部地區的壯侗語族族群。閩粵贛結合部地區越人主體在隋唐以前已融入早期遷入的漢民。
畲族不是閩粵贛結合部地區越人的後裔，其文化習俗與越人的文化習俗大相徑庭，而與苗、瑤，特別是瑤族的文化習俗類同，畲語與苗瑤語有共同的淵源。畲族和苗、瑤與商周至秦漢的“濮”人有淵源關係，是古代的“百濮”群系後裔的一支與瑤族有共同歷史淵源的盤瓠蠻，南遷入閩粵贛結合部地區而發展起來的苗瑤語族族群。
三、從渡海漂失傳說看畲族來源和遷徙
盤王碧渡海漂失傳說流傳於閩東和浙南。閩東畲族的許多譜牒記有這一傳說：“盤、藍、雷諸姓有三百六十丁口，為閩王王審知嚮導，分乘五大船由寧波渡海入閩，船在洋中遭風阻，乃靠連江馬鼻登岸，盤王碧一舟被風飄，不知去向，故盤姓於今無傳焉。”［105］福鼎《藍氏宗譜敘道》：“唐光啟二年，盤、藍、雷、鐘、李有三百六十余丁口，從閩王王審知為鄉導官，由海來閩，至連江馬鼻道登岸，時徙羅源大壩頭居焉。盤王碧一船被風漂流，不知去向，故盤姓於今無傳。”［106］這一傳說也見於浙江畲族的許多族譜裡，《浙江省少數民族志》說：“據宗譜記載，唐末四姓畲族三百余丁從廣東由海路入閩時，‘盤王碧一船被風飄流，不知去向，故盤姓於今無傳’。”［107］平陽縣《雷姓宗譜》與上引福鼎《藍氏宗譜》別無二致：“唐光啟二年，盤、藍、雷、鐘、李有三百六十余丁口，從閩王王審知為響（向）導官，由海來閩，至連江馬鼻道登岸，徙羅源大壩頭居焉。盤王碧一船被風漂流，不知去向，故盤姓於今無傳。”［108］浙南、閩東是明清以來畲族集中的大本營，這一傳說反映的自然是畲族歷史的主流而不是支流，它以亦真亦幻的話語欲解釋畲族盤姓的隱沒，卻也透露了畲族先民早期遷徙的重要資訊。
（一）各地區畲族盤姓的有無與變化
以下分區考察畲族盤姓的有無與變化：
（1）皖南。皖南畲族是清末從浙南遷來的，惟有藍、雷、鐘三姓。［109］
（2）浙南。光緒《處州府志》引錄的屠本仁《畲客三十韻》的“五姓鹹歡懌”詩句的原注是：“雷、藍、鐘、盆、婁五姓。”［110］同治《景寧縣誌》載：“畲民，瑤僮別種也，自粵而閩……姓惟三，曰雷，曰藍，曰鐘”。［111］光緒《遂昌縣誌》載：“畲民有雷、藍、鐘、盤、婁五姓”。［112］光緒《處州府志》載：“順治間，遷瓊海之民於浙，名畲民，而處郡十縣有多，在青田者分鐘、雷、藍、盆、婁五姓”。［113］民國《建德縣誌》載：“畲民……共分為盤、藍、雷、鐘四姓。”［114］，民國《平陽縣誌》載“畲民……有雷、藍、李、鐘四姓。“［115］清代浙南方志普遍載有盤姓，當言過其實，因為浙南畲族幾乎都是從閩東遷去的，盤姓在閩東罕見，在浙南也不可能多見。
（3）閩東。有提到畲姓的舊方志幾乎無載盤姓，即使個別說有的也很快被否定。光緒《古田縣鄉土志略》載：“縣治東南有畲民焉……其族曰雷、藍、盤三姓。”［116］但民國29年的《古田縣誌》加以糾正說：“邑畲民有雷、藍二姓。”［117］道光《羅源縣誌》載：“盤姓今無焉，只藍、雷、鐘三姓”。［118］新志書也表明閩東畲族無盤姓。這些新志書如《寧德市畲族志》［119］、《福安畲族志》［120］、《霞浦畲族志》［121］、《福鼎畲族志》［122］。然而，個別的畲族譜牒所載的本民族異姓通婚的情況出現過盤姓。麗水的一支藍姓是從閩東遷去的，明代在連江時，曾與盤姓通婚。麗水《藍氏宗譜》載：“（藍）行天，諱同相，居福建福州府連江縣中鴣裡風山石蟠壟三石境，娶盤氏，合葬仁賢裡，坐癸向丁。”藍行天的曾長孫藍行黃“自福建於崇禎八年移居處州府宣乎縣”，［123］由此推知，藍行天娶盤氏約在明中期。麗水《藍氏宗譜》的數百例通婚記錄中，藍姓與盤姓通婚惟有此例，可見盤姓在閩東和浙南均為罕見。
（4）閩北。民國《南平縣誌》載：“有藍、雷之族，是謂畲民。”［124］閩北畲族只有藍、雷二姓，無盤姓也無鐘性。
（5）莆仙。乾隆《仙遊縣誌》載：“畲民獨窮而詘，中以雷、藍、盤、鐘四姓為從。”［125］莆仙舊志載有盤姓，而今無聞。
（6）閩南。乾隆《永春州志》載：“（畲民）雲其先世曰狗頭王，嘗有功，許自食，無徭役，賜姓三，曰盤、曰藍、曰雷。”又載：“邑有畲民，以鐘、藍、雷為姓，三姓交婚，無盤姓。”［126］萬曆《永春縣誌》載：“又有畲民，巢居崖處，射獵其業，耕山而食……其先世……嘗有功，許自食，無徭役，賜姓三，曰盤，曰藍，曰雷。考之其史，其盤瓠莫徭之裔也 （原注：在永春無盤姓）。”［127］民國《德化縣誌》載：邑有畲民，以鐘、藍、雷為姓。”［128］乾隆《龍溪縣誌》載：“窮山之內有藍雷族焉，不知其所始，姓藍、雷，無土著。”［129］該志在敘華安縣汰內畲族時，引陳天定《北溪紀勝》雲：“……汰口灘，汰水西匯大江，以小舟入，古稱桃源洞，藍、雷所居，今號汰內。”［130］閩南舊志幾乎無載盤姓，上引方志所涉的盤姓是在講盤瓠傳說時才提起的，並不是說當地有盤姓。唯有嘉慶《雲霄廳志》引舊志提起古時當地畲族的盤姓。該志的《名跡》道：“（五通廟）在西林，舊志傳，元將陳君用建城時，遂有此廟，中祀五方之神，國朝裡人吳鏞募眾重修。”此述的注雲：“和邑志：查此廟石柱鐫有盤、藍、雷字樣，盤、藍、雷系陳鈐所征蠻僚。廟柱為蠻所舍，則建廟必在開屯之先，雲霄宮廟惟此最古。”［131］若五通廟確建於“開屯之先”，那麼在唐早期以前閩南曾有盤姓畲民。鑒於莆仙、閩東、浙南的畲族徙經閩南或徙自閩南，明清時期閩南曾有很少量盤姓，當無疑問。
（7）閩西。乾隆《汀州府志》載：“槃、藍、雷其種類……汀人呼為畲客。”［132］道光《長汀縣誌》引清初《徭民紀略》雲：“汀東南有徭民焉……以盤、藍、簍為姓”［133］。乾隆《上杭縣誌》引周亮工《夜登上杭城樓有感》雲：“郊垌半是盤藍簍”［134］。乾隆《龍岩州志》載；“畲客即徭人，岩屬俱呼畲客……在岩者惟藍、雷二姓，在（漳）平、寧（洋）者有藍、雷、鐘三姓。”［135］部分舊志載有盤姓，其中，《長汀縣誌》所引的《瑤民記略》是清初長汀縣一位貢生出身的文吏實地考察的記錄，可信度極高。閩西今無盤姓。
（8）贛南。同治《興國縣誌》載：“太平鄉崇賢裡有山民戶，國初兵災，土曠人稀，流遺爭集，閩廣之僑戶，自為黨類……號為‘山野子’，其人多雷、藍、畢”［136］。舊志無載盤姓。贛南畲族在明代中後期遭到封建政府大規模的鎮壓後，很快就銷聲匿跡。［137］現贛南畲族多為明清之際從閩西、粵東遷入，其傳統姓氏有藍、雷；至於鐘姓，曾見於舊志，而今幾乎沒有；盤姓從未聞。［138］
（9）贛東北。同治《貴溪縣誌》：“江滸山無籍民，藍、雷、盤、鐘四姓。”［139］贛東北的畲族分佈在鉛山、貴溪兩地，他們都是由粵入閩，鉛山畲族於明中期由福建汀州遷來，貴溪畲族於清早期遷入。［140］現在贛東北的畲族居住在鉛山和貴溪二縣，只有藍、雷二姓。江滸山即今貴溪樟坪一帶，現在貴溪樟坪畲民以藍姓為主，雷姓為次，無其他姓氏。［141］《貴溪縣誌》所載的盤、鐘二姓去向不明。
（10）粵東和粵北。粵東畲族有二處：鳳凰山一帶，蓮花山、羅浮山一帶。鳳凰山一帶屬過去的潮州府，蓮花山、羅浮山一帶屬惠州府以及廣州府；粵北畲族有一處：九連山一帶，有畲族的縣為連平、和平、始興、南雄等。
鳳凰山一帶。道光《廣東通志》載：“潮州府畲瑤民，有山輋，曰瑤僮，其種有二，曰平鬃，曰崎鬃，其姓有三，曰盤，曰藍，曰雷。［142］撰于道光的《南越筆記》提到，潮州的“山輋”有“盤、藍、雷三大姓”［143］。光緒《饒平縣誌》載：“瑤人，又名‘輋客’，又四姓盤、藍、雷、鐘，自謂狗王后，……居於本縣源山中自沙潭、楊梅山、鳳凰山、平溪、柘榮、葵塘等處。”［144］咸豐《興寧縣誌》載：“徭本盤瓠之種，亦有次第，自信為狗王后，其細故為盤、藍、雷、鐘、苟，散處南粵，在在有之。”［145］《明實錄》載：“永樂五年八月癸未，潮州衛總旗李和招諭斜（畲）人頭目盤星劍等一百余戶向化。”［146］
蓮花山、羅浮山一帶。明嘉靖《惠州府志》載；“（輋人） 其姓有盤、藍、鐘、苟”。［147］清初《天下郡國利病書》載：“其在邑者（博羅縣——引者），俱來自別境，……自言為狗王后，家有畫像，犬首人服，歲時祝祭，其姓為盤、藍、雷、鐘、苟”。［148］道光《長樂縣誌》載：“（徭）自信為狗王后，家有畫像，犬首人服，歲時祝祭，其姓為盤、藍、雷、鐘、苟……明代以苟姓者為撫徭官領之”。［149］民國《增城縣誌》載：“蘇羅、石圳之間多徭，有上中下三瑤村，分盤、藍、雷、鐘、苟五姓”。［150］康熙《羅浮山志》載：“查禿嶺凹之東北，今尚有徭人二十餘家，盤、雷、藍三姓。”［151］
九連山一帶。連平、和平、始興、南雄四縣畲族，其大部分從贛南遷來，或從閩西經粵東遷來，遷入時間是明代。這四縣的畲姓是藍、雷。［152］
今鳳凰山一帶的畲族，大多都是從閩西遷來的。［153］只有藍、雷二姓，沒有盤姓。［154］民國《大埔縣誌》所載的39個有“輋”字名和有畲民居住的鄉村，傳統畲姓只有鐘、藍。［155］今蓮花山、羅浮山一帶的畲族，其傳統姓氏除了藍、雷，還有盤姓，但無鐘姓。［156］朱洪、李筱文收集的廣東畲族譜牒中，就有《盤藍雷氏族譜》、《盆盤藍雷黎欄族譜》。［157］《盤藍雷氏族譜》出於增城市正果鎮上水村，《盆盤藍雷黎欄族譜》出於惠東縣多祝鄉陳湖村。據《盤藍雷氏族譜》，藍姓于宋代由湖南遷入粵北，明初進入增城，盤、雷不詳。據《盆盤藍雷黎欄族譜》，不涉及姓氏，只是籠統敘述祖先來自河南，如何遷徙，除了個別字有不同，全照搬《盤藍雷氏族譜》。這二本族譜都無涉及盤姓來源。根據朱洪、薑永興的分析，鳳凰山一帶的畲族與蓮花山、羅浮山一帶的畲族，民族成分構成和文化特點是有差異的，原因的關鍵是瑤族因素的有無。鳳凰山一帶的畲族很單純，瑤族及其文化未滲入。而蓮花山、羅浮山一帶的畲族及其文化混合有瑤族的成分。［158］因此，蓮花山、羅浮山一帶畲族的盤姓的來源與鳳凰山一帶畲族的盤姓不能簡單地等量齊觀。
攏總上述，可得出以下認識：
（1）浙南舊志載有畲族盤姓。對於畲族的記載，浙南方志較詳，而閩東方志較略。浙南畲族是從閩東遷去的，並且清代畲族主要分佈在閩東，其次是浙南，清代浙南既有盤姓，閩東當然也有。由於盤姓本來就稀少，很容易被忽略。因此，閩東方志對畲族盤姓當有漏載。據20世紀的調查，浙南畲族的盤姓已是白雲黃鶴。［159］德國學者史圖博和中國學者李化民於1929年在浙南省景寧縣敕木山畲區調查時，發現了一條有趣的線索，即盤姓改為潘姓。他們寫道：“（畲民）只有四個姓：藍、雷、鐘、盤。然而在景寧及其附近地區已沒有盤姓氏族了。他們顯然已改為姓潘而成為漢人了。在景甯有一姓潘的富裕人家，據說是畲民的後裔。”［160］
（2）粵東鳳凰山一帶古時有盤姓，今已無存。粵東蓮花山、羅浮山一帶古時有盤姓，至今仍存，有的可能是瑤族盤姓的混入。粵北九蓮山一帶早時不詳，明代以後未聞盤姓。
總之，無記載盤姓的地區有贛南、閩北。皖南也無盤姓。古時曾記載有盤姓而明清無記載的地區是閩南。明清曾記載有盤姓的地區有贛東北、莆仙、閩東、浙南。明清時閩西、粵東文獻確載有一定數量的盤姓，有記載比較可靠或十分可靠。現在除了粵東的蓮花山、羅浮山一帶尚有盤姓外，閩西和粵東鳳凰山已無盤姓，其他地區也沒有。
盤姓在畲族原本就少見，在歷史變遷中很容易消失。那麼，閩西、浙南等有的盤姓到哪裡去呢？史圖博和李化民在浙南敕木山關於盤姓改潘姓的所聞，在浙南有不同的版本。施聯朱等人在麗水調查時，畲民“有的說，因皇帝要滿門抄斬，所以盤稱為潘。有的說，因為漢族潘姓風水好，所以改姓潘。”［161］閩西盤姓如何消逝，文獻載明。明末淡孺木《棗林雜俎》說；“槃瓠之餘，錯處虔、漳、潮之間，以盤、藍、雷為姓，汀人呼為潘、藍、簍。”［162］這條史料特有價值，它明確指出：盤姓被稱為潘姓。1997年筆者在武平縣大禾鄉調查時，聽到畲族後裔的鐘、藍兩姓群眾要求識別為畲族的呼籲，也聽到有的潘姓與鐘、藍兩姓同為畲族後裔的傳聞。筆者于20世紀60年代末下鄉于武平縣大禾公社坪坑大隊第二生產隊，該大隊有七個生產隊，一至三隊為潘姓，四至七隊為藍姓。有的潘姓老人對“曾為兄弟”的潘、藍兩姓存在隔閡的現象表示遺憾。當時聞此，莫名其妙。今日憶之，方知究竟。
（二）盤王碧渡海漂失傳說的淵源和嫁接
閩東、浙南畲族關於盤王碧渡海的傳說，在粵東有較早的雛形。潮州市湘橋區意溪鎮厝山村雷氏畲民收藏的《祖圖》，有一幅的文字說明是：“一子搖舡去下海，二子坐轎出人家，三子騎龍上青山。”潮安縣風南鎮山犁村雷氏畲民收藏的《祖圖》與厝山村雷氏《祖圖》同一幅圖的文字則是：“一子坐轎出人家，二子搖船去下海，三子騎龍上青山。”這兩幅圖反映的是盤瓠後代在遷徙時各奔前程，但在傳說畫面上所指明的坐轎、搖船分別是第幾子有差別。粵東畲族祖圖一般是說“長子姓盤搖船去下海”。對粵東畲族很有研究的李筱文、朱洪先生也是這麼確認的。［163］在畲族口傳歷史中，潮州鳳凰山是其歷史記憶的祖居地。畲族從潮州、汀州出發的遷徙，主要是往閩南——莆仙——閩東——浙南這條路線的遷徙，在未到達福州之前，確有一條路線是搭船經過短程海路到達福州的連江。在粵東，到處都是青山綿延，畲族祖圖的“搖船去下海”傳說，是不是沒有源於歷史事實？
然而，當我們將畲族的歷史文獻《撫徭券牒》與瑤族的歷史文獻《評皇券牒》加以連結，那麼“渡海”時的濤聲就會在畲族早期的歷史中迴響。
瑤族篤信盤瓠。瑤族支系較多，信奉盤瓠的主要是盤瑤（又叫“過山瑤”、“頂板瑤”）。盤瑤人數眾多，約占瑤族總人口的一半，分佈于湘南、桂東北、粵北等地。盤瑤長期以來流傳一種漢文文獻，叫《評皇券牒》或《過山榜》、《過山帖》、《盤古聖皇榜文》等。已經發現的瑤族《過山榜》有80餘件［164］。《評皇券牒》皆單獨成卷。《評皇券牒》有兩個基本內容：一是盤瓠傳說，一是評皇賜予盤瓠子孫的優待。這些優待是：“逢山過山”，“刀耕火種”，“離百姓田頭三丈三尺之地，戽水不上，就是徭人所管之業”，“不納國稅”。［165］
畲族尤篤信盤瓠。畲族長期以來也流傳一種漢文文獻，叫《撫徭券牒》或《開山公據》。《撫徭券牒》幾乎抄錄於族譜，個別單獨抄錄。《撫徭券牒》也有兩個基本內容：一是盤瓠傳說，一是楚平王賜予盤瓠子孫的優待。這優待是：“只望青山而去，遇山開產為業”，“遠離庶民田壙一丈三尺之地，乃徭人火種之山”，“免差徭”。［166］
畲族《撫徭券牒》與瑤族《評皇券牒》內容基本雷同，尤其是內容要素，有些文字竟完全相同。《撫徭券牒》和《評皇券牒》都是記述祖先起源、姓氏來源、祖先遷徙以及跟官府、漢民的關係，關鍵句都是：始祖盤瓠，揭皇榜取敵首，立奇功為駙馬，皇帝賜盤瓠子孫券牒：青山耕獵，永無賦役。《撫徭券牒》和《評皇券牒》歷代分別有所增補，其早期抄本形成的年代下限是隋代。這給我們暗示：隋代以前，畲、瑤曾是同一個族體。依此，隋代以前，瑤族的早期史也就是畲族的早期史。
瑤族《評皇券牒》的各種抄本所反映的其南遷始初階段的文字，常與“海”有關。廣東連山《過山榜》有：“盤王政（正）在南京十寶洞下到紫金山住居落業，又到南海佛（浮）橋頭……商議要過南海……八月十五飄湖過海”。湖南藍山、廣東連山《十二姓瑤人來路祖途》有：“盤王生下六男六女，置有十二姓瑤人。八月十五日飄湖過海……”。廣西臨桂《評皇券牒》：“盤王手印十二姓徭人，置立過山榜，……漂湖過海，刀耕火種。”湖南藍山《過山圖》有：“一十二姓瑤祖，原于南京七寶大洞會稽山，慶山分居。浮游過海，南北二京”。湖南寧遠《過山版》有：“十二姓瑤人，安在南京十寶頭住居……備十二面（只）大船，十二姓瑤人……飄遊過海。遊到半灘，會（遇）著狂風打落，……吹上南海上岸。”［167］《評皇券牒》中瑤人所過的海究竟在何處？個別抄本所指甚明。湖南藍山《萬福攸同，蘭桂騰芳》說：“十二姓盤古子孫計議要到廣西投生，風雨不順，只得叩許整豬良願，來到洞庭湖內。半截（載）不得過湖，只見奏文：船趕飄湖過海，十二姓盤古子孫不得過海，洞庭湖就將整豬還願，分頭於是飄過湖海岸，一路來到廣西平樂府。”［168］最後一條材料中，“十二姓盤古子孫不得過海，洞庭湖就將整豬還願”的標點應是：“十二姓盤古子孫不得過海洞庭湖，就將整豬還願”。在這裡，撰寫者將“過海”作為一個動詞用。上述的“過海”的“海”就是“湖”，這個“湖”就是“洞庭湖”。湘西五溪匯為澧水，注入洞庭湖。五溪蠻（武陵蠻）南遷必沿著河流，或沿著與河平行的谷地到達洞庭湖西北岸。
與瑤族同源于武陵蠻的畲族，其先民遷徙的始初當然也同瑤族先民一樣，與洞庭湖打過交道。只是畲族後來以粵東鳳凰山為祖地，鳳凰山才成為畲族新一輪遷徙的始發地，這就使此前的遷徙記憶煙消雲散。在畲族傳說的話語中和祖圖的畫面上，有始祖盤瓠過海智取番王首級，又化龍過海，擺脫番兵追擊的圖景。在這一神話的圖景中，依稀交織著畲族早期在洞庭湖一帶活動和遷徙的歷史記憶。
由上可知，閩東、浙南畲族的盤王碧渡海漂失傳說，來源於粵東畲族的“長子姓盤搖船去下海”的傳說。而粵東畲族的這一傳說，可以追溯到武陵蠻在南遷的始初階段渡洞庭湖的過海”經歷。甚至還可以聯想到盤瓠的“過海”經歷，依稀透見到畲族更早期的先民在洞庭湖一帶活動的歷史蹤影。
閩東、浙南畲族的盤王碧渡海漂失傳說確有其歷史淵源。同源的畲瑤先民，在開始分道揚鑣時，盤姓大多與後來成為瑤族十二大姓的十一姓匯入同一條遷徙流。施聯朱《關於畲族的來源與遷徙》指出：“畲族傳說中的大哥姓盤，留在廣東，而現在廣東姓盤的很多是瑤族，只增城縣尚有盤姓畲族幾十人，瑤族中也有藍、雷姓氏。這說明畲、瑤兩族早期是在一起的，是畲、瑤同源的又一證。”［169］因此，粵東畲族就有“長子姓盤搖船去下海”傳說的更早歷史可依。明清粵東的鳳凰山、蓮花山和羅浮山一帶的畲族曾有盤姓，現蓮花山和羅浮山一帶的畲族仍有盤姓，儘管人數明顯比藍、雷、鐘三姓要少，因此，傳說只是說“長子姓盤搖船去下海”，並沒有明指“渡海”“漂失”。而明清時期閩東、浙南盤姓罕見，有些地方甚至沒有，這樣，“渡海”“漂失”說也就應畲民的困惑而生了。
盤王碧渡海傳說的“漂失”情節不是隨心所欲的杜撰，而是以粵東畲族“長子姓盤搖船去下海”的傳說為母本，嫁接了畲族往閩東的遷徙片段。在閩東畲族的許多家譜裡，畲族遷往閩東曾有渡海經歷。簡略而觀，由閩南、莆仙北上的畲族遷入閩東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是莆仙——長樂——連江——羅源，一是莆仙——永泰——閩清——古田——羅源。前者到連江要渡過閩江出海口、甚至包括其北面海域，後者從閩清到古田要渡過閩江。
以下從幾本畲族族譜作一瞭解。浙江《遂昌鐘氏創修家譜志》的《行程薄》記載的遷徙路線是：廣東潮州潮陽——福建漳州南靖——泉州同安——安溪——福州連江——羅源——浙江處州景寧。浙江松陽縣《雷氏宗譜·雷氏始創宗譜序》記載的遷徙路線是：廣東潮州揭陽——福建漳州南靖——泉州同安——興化仙游——福州羅源——浙江處州景甯——麗水——遂昌。［170］根據《高皇歌》中遷徙描述，這兩本族譜的遷徙路線相當有代表性，與《高皇歌》中遷徙描述相吻合。《高皇歌》敘述道：“趕落別處去種田……趕落原先家連江……古田羅源田土肥。”［171］從連江馬鼻上岸，再經羅源大壩頭，而後分徙各地，這一遷徙路線常見於閩東畲族譜牒。據羅源縣民委雷大樹對族譜的查閱，羅源藍姓最大的支派原住潮州，唐光啟二年（886年）從連江馬鼻遷入，再抵羅源大壩頭，分衍梨坪、黃家灣、坑頭、官村，新岩頭、可阪、穀洋裡、官山裡、後洋、角裡、半樟、西蘭、白岩、楊家裡等畲村。［172］
盤王碧渡海漂失傳說採用文學的象徵手法，反映的是同源的畲、瑤先民分道揚鑣的歷史。其中也嫁接了畲族遷往閩東的有關經歷。它反映了歷史，但不是記載歷史的事實。有的學者則認為：“族譜明確記載他們（指畲族——引者注，下同）是從王氏由海路去攻打福州。王氏入閩的軍事路線是經江西入福建的汀、漳。這是畲族的聚居區。那麼他們乘船的地點不是廣東，而應是在福建漳州沿海地區。”［173］即使傳說可以作為大致等同於記載史實的資料，乘船地點的“漳州說”也失確。唐末王審知三兄弟隨王緒入閩前後的行軍路線，或說由南康入汀州、漳浦；或說由南康經贛州，由粵北轉潮陽，再入閩南。進入閩南後，王審知兄弟的行軍路線在記載中就很一致了，那就是：南安——（往沙縣又折回）——泉州——福州。到了南安後，王審知的長兄王潮發動兵變，取代王緒，領軍北歸，到了沙縣經勸說才回師取泉州。［174］也就是說，王審知兄弟直到南安根本還沒有攻取泉州、福州的打算，此前何來從漳州取海路攻福州？畲民確有助王審知兄弟的軍隊攻取福州。《資治通鑒》載：“（昭宗景福元年）王潮以從弟彥福為軍統、弟審知為都監，將兵攻福州。民自請輸米餉軍，平湖洞及濱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據元代胡三省注引，平湖洞在“興化軍大飛山”。［175］興化即莆（田）仙（遊）。平湖洞的蠻夷當是畲民，濱海的蠻夷當是疍民。莆仙的蛋民直至清代尚存。［176］歷史上的畲族未聞有從事海上生計，更無擁有船的可能，因而平湖洞的畲民是助以兵，而濱海的疍民是助以船。鑒此，上引文字的正確標點應是：“平湖洞及濱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如果確如族譜所說的畲民“三百六十余丁口”為“從閩王王審知為嚮導”，也只能是做陸路嚮導，與海無涉。
盤王碧渡海漂失傳說，遠則反映畲族先民南下遷徙以及與同源的瑤族先民的分離，近則反映畲族遷往閩東的渡海經歷。應當指出，盤王碧渡海漂失傳說所反映的畲、瑤先民分道揚鑣的歷史，並不是畲族先民最早的遷移史。此前，已有一支盤瓠蠻先期遷居粵東。
注釋：
［1］施聯朱：《關於畲族來源與遷徙》，見《施聯朱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88頁；類似的表述見《畲族簡史》，民族出版社1980年，第15頁。畲族主要源自湘西武陵蠻是畲族研究中的主流共識，而認為畲族為越裔的學者，非推測而是有明確文獻支持的畲族史編寫，也是始於“七世紀初隋唐之際”。鑒於畲語底層有大量苗瑤語族語詞這一發現，而秦漢及此前的中國東南是百越地區，百越民族的語言屬南島語系的古壯侗語，反對畲與苗瑤同源于武陵蠻或盤瓠蠻的越後說，實際上已不辨自潰。主張源于粵東的南蠻土著說，實質上從屬越後說，因為粵東亦為百越住地。
［2］宋羅泌：《路史·發揮二·論盤瓠之妄》，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版本不詳）。
［3］《後漢書》卷八六，《南蠻傳》，李賢注引。
［4］晉郭璞注：《山海經》卷一二《海內北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4頁。
［5］《藝文類聚》卷九四。
［6］《後漢書》卷八六《南蠻傳》，李賢注引，中華書局1965年。
［7］晉幹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卷一八，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69頁。
［8］《後漢書》卷七，《桓帝紀》；《後漢書》卷—八，《度尚傳》。
［9］晉郭璞注：《山海經》卷一○，《海內南經》。
［10］鄧曉華：《客客話跟苗瑤壯侗語的關係問題》，載《民族語文》第1999年第3期。
［11］游文良：《畲族語言》，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5～28、451頁。
［12］游文良：《畲族語言》，第18～19頁。
［13］《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引臣瓚語。
［14］徐規：《畲族的名稱、來源和遷徙》，載《杭州大學學報》1962年第1期。
［15］施聯朱：《關於畲族來源與遷徙》，載《畲族研究論文集》，第45、46頁。
［16］饒宗頤：《畲瑤關係新證——暹羅<徭人文書>的<游梅山書>與唐代之開梅山》，載《畲族研究論文集》，第28頁。
［17］謝重光：《畲族與客家福佬關係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6頁。
［18］吳永章：《畲族與瑤苗比較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9頁。
［19］《畲族與客家福佬關係史略》，第38～39頁。
［20］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九一，《循州·古跡》，中華書局1992年影印本，第2929頁。
［21］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一三，“漳州·祠墓”，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225頁。
［22］萬曆《漳州府志》卷四，《唐名宦傳·刺史陳元光》。
［23］謝重光據陳子昂《唐故循州司馬申國公高君墓誌並序》，認定：促使陳元光平潮的潮州動亂是“永隆二年（681）”，見謝重光著《畲族與客家福佬關係史略》，第26頁。
［24］聯朱等主編：《畲族社會歷史調查》附錄二。
［25］《浙江少數民族志》，方志版社1999年版，第69頁。
［26］朱洪、李筱文：《廣東畲族古籍資料彙編》，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27］《畲族社會歷史調查》第254～144頁。
［28］《盤瓠世考》，去和藍榮清、麗水藍周根，據景甯張村旱崗村雷禮旺家藏石印本油印，1983年。
［29］《盤瓠世考》。
［30］《畲族社會歷史調查》，第260～261頁。
［31］轉引自施聯朱：《關於畲族的來源與遷徙》，見《施聯朱民族研究文集》，第294頁。
［32］施聯朱：《關於畲族的來源與遷徙》，載《施聯朱民族研究文集》，第293頁。
［33］南朝齊祖沖：《述異記》，見魯迅：《古小說鉤沉》，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版。
［34］施聯朱：《關於畲族來源與遷徙》，見《施聯朱民族研究文集》，第288頁；類似的表述見《畲族簡史》，第15頁。
［35］參見朱俊明：《濮越異同論》，見百越民族史研究會編：《百越民族史論叢》，廣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4頁；參見陳國強、蔣炳釗、吳綿吉、辛土成：《百越民族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頁。
［36］陳國強：《福建的古民族——“木客”試探》，載《廈門大學學報》1963年第3期。
［37］蔣炳釗：《古民族“山都木客”歷史初探》，載《廈門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
［38］蔣炳釗：《畲族史稿》，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頁。
［39］蔣炳釗：《畲族史稿》，第114頁。
［40］施聯朱：《關於畲族來源與遷徙》，見施聯朱主編：《畲族研究論文集》，第35頁。
［41］晉郭璞注：《山海經》卷一二，《海內南經》。
［42］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九，《江西西道七》，吉州太和縣條。
［43］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江南西道六》，虔州雩都條。
［44］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江南東道七》，汀州條。
［45］清楊瀾：《臨汀匯考》卷四，《山鬼淫祠》，光緒四年刊本。
［46］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五八，《嶺南道二》，海陽縣條。
［47］唐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四，（上海）中華書局民國版（缺版年）。
［48］清楊瀾：《臨汀匯考》卷四，《山鬼淫祠》，光緒四年刊本。
［49］晉郭璞注：《山海經》卷一二，《海內南經》。
［50］清楊瀾：《臨汀匯考》卷四，《山鬼淫祠》，光緒四年刊本。
［51］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江南西道六》，虔州贛縣條。
［52］宋李昉：《太平御覽》卷八八四，《神鬼部四》。
［53］宋李昉：《太平御覽》卷八八四，《神鬼部四》。
［54］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九，《江南西道七》，吉州太和縣條。
［55］晉郭璞注：《山海經》卷一二，《海內南經》。
［56］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九，《江南西道七》，吉州太和縣條。
［57］漢高誘：《淮南子注》卷一，《原道訓》，上海書店1996年版，第6頁。
［58］蔣炳釗：《古民族“山都木客”歷史初探》，《廈門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
［59］宋李昉：《太平御覽》卷八八四，《神鬼部四》。
［60］蔣炳釗：《古民族“山都木客”歷史初探》，《廈門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
［61］宋李昉：《太平御覽》卷八八四，《神鬼部四》。
［62］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江南東道七》，汀州條。
［63］宋李昉：《太平御覽》卷八八四，《神鬼部四》。
［64］清全祖望：《鮚土奇亭集·經史問答》，四部叢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影印本。
［65］《漢書》卷六四上《嚴助傳》，中華書局1962年標點本，第2779頁。
［66］何光嶽：《百越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頁。
［67］房學嘉：《客家源流探奧》，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頁。
［68］清楊瀾：《臨汀匯考》卷五，《山鬼淫祠》，光緒四年刊本。
［69］韋慶穩：《試論百越民族的語言》，見百越民族史研究會編：《百越民族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
［70］蔣炳釗：《畲族史稿》，第73～74頁。
［71］蔣炳釗：《畲族史稿》，第72頁。
［72］嘉靖《惠州府志》卷一四，《外志》。
［73］萬曆《永春縣誌》卷三，《風俗》。
［74］施聯朱主編：《畲族社會歷史調查》附錄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7頁。
［75］陳國強、蔣炳釗、吳綿吉、辛土成：《百越民族史》，第279頁。
［76］宋劉克莊：《漳州諭畲》，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四部叢刊本。
［77］宋劉克莊：《漳州諭畲》。
［78］《資治通鑒》卷二五九，《唐紀》七五。
［79］蔣炳釗：《畲族史稿》，第86～89頁。
［80］蔣炳釗：《古民族“山都木客”歷史初探》，載《廈門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
［81］蔣炳釗：《畲族史稿》，第114頁。
［82］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九，《江南西道七》，吉州太和縣條。
［83］清範紹質：《徭民紀略》，見乾隆《汀州府志》卷四一，《藝文三》，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876頁。
［84］宋李昉：《太平御覽》卷八八四，《神鬼部四》。
［85］清李紱：《汀州府志》卷四五，《叢談附》，乾隆十七年刊本。
［86］嘉靖《惠州府志》卷一四，《外志》。
［87］宋李昉：《太平御覽》卷八八四，《神鬼部四》。
［88］朱安期：《永春縣誌》卷三《風俗》，萬曆七年刊本。
［89］郭志超：《閩台崇蛇習俗的歷史考察》，載《民俗研究》1995年第3期。
［90］蔣炳釗：《畲族史稿》，第237頁。
［91］藍振河文，載《太姥民間文藝》第5期，福鼎文化館編，1987年1月。
［92］乾隆《上杭縣誌》卷一○，《文藝下》。
［93］清楊瀾：《臨汀匯考》卷四，《山鬼淫祠》，光緒四年刊本。
［94］石光樹：《從盤瓠神話看苗、瑤、畲三族淵源關係》，見施聯朱主編《畲族研究論文集》，第55頁；吳永章：《畲族與瑤、苗比較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12頁。
［95］清吳震方：《嶺南雜記》，《小方壺輿地叢鈔》第九秩，杭州古籍書店1985年版。
［96］施聯朱：《關於畲族來源和遷徙》，見《畲族研究論文集》，第35頁，第43頁。
［97］毛宗武、蒙朝吉：《畲語簡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5頁。
［98］游文良：《論畲族》，見施聯朱、雷文先主編：《畲族歷史與文化》，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頁。
［99］羅美珍：《從語言看畲族的族源》，見《畲族研究論文集》，第65頁。
［100］《畲族社會歷史調查》，第366頁。
［101］吳永章：《畲族與瑤、苗比較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8頁。
［102］朱洪、薑永興：《廣東畲族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頁。
［103］鄧曉華：《客家話跟苗瑤壯侗語的關係問題》，載《民族語文》1999年第3期。
［104］游文良：《畲族語言》，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54頁。
［105］蔣炳釗：《畲族史稿》，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頁。
［106］轉引自傅衣淩：《閩俗異聞錄》，載《福建文博）1984年第2期。
［107］《平陽縣鬧村鄉東《藍姓宗譜》，轉引自浙江省少數民族志編纂委員會編：《浙江省少數民族志》，第58頁，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
［108］許蟠雲等：《平陽畲民調查》，原載浙江省第三特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編《調查叢書》第一種。
［109］施聯朱：《關於畲族的來源和遷徙》，《畲族研究論文集》，第49頁。
［110］清周榮椿：《處州府志》卷二九，《藝文志中·文編三》，光緒三年刊本。
［111］清周傑：《景寧縣誌》卷二，《風土·附畲民》，同治十三年。
［112］清褚成允：《遂昌縣誌》卷一一，《風俗·畲民附》，光緒二十二年重修本。
［113］清周榮椿：《處州府志》卷二九《藝文志中·文編三》，光緒三年刊本。
［114］王韌：《建德縣誌》卷三，《風俗志》，民國8年刊本。
［115］符璋：《平陽縣誌》卷一九，《風土》，民國14年刊本。
［116］清曾光禧：《吉田縣鄉土志略》，光緒三十二年抄本。
［117］余鐘英：《古田縣誌》卷二一《禮俗成·畲民附》，1940年版。
［118］清林春溥：《羅源縣誌》卷三○，《雜識》，道光九年刊本。
［119］藍純幹主編：《寧德市畲族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20］藍炯熹總纂：《福安畲族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21］俞郁田編纂：《霞浦畲族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2］福鼎縣畲族志編纂委員會編：《福鼎畲族志》，2000年印刷。
［123］麗水《藍氏宗譜》卷一，民國20年續修。
［124］蔡建賢：《南平縣誌》卷一一，《禮俗志·雜俗》（民國8年修），民國17年福州鉛印本。
［125］清胡啟植：《仙遊縣誌》卷五三，《摭撫志下·叢談》，乾隆三十五年修，同治十二年刊本。
［126］清鄭一崧：《永春州志》卷一六，《風俗·大田縣》，卷七《風土志》，乾隆五十二年刊本。
［127］明許兼善：《永春縣誌》卷三，《風俗》，萬曆四年刊本。
［128］方清芸：《永春縣誌》卷三，《疆域志·風俗附》，民國20年鉛印本。
［129］清吳宜燮：《龍溪縣誌》卷一○，《風俗·雜誌》，乾隆二十七年刊本。
［130］清吳宜燮：《龍溪縣誌》卷二四，《藝文》，乾隆二十七年刊本。
［131］清薛雲度：《雲霄廳志》卷一六，《名跡》，嘉慶二十一年修。
［132］清範紹質：《徭民紀略》，見乾隆《汀州府志》卷四一，《藝文三》，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876頁。
［133］清鄭國光：《長汀縣誌》卷三三，《雜識·畲客》，道光十年修，光緒五年重刊本。
［134］清沈定國：《上杭縣誌》卷一○，《藝文下》，乾隆二十五年刊本。
［135］清張廷球：《龍岩州志》卷一二，《雜記志》，（乾隆三年刊本），福建省地圖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頁。
［136］清崔國榜：《興國縣誌》卷四六，《雜記》引《斂水志林》，1960年江西圖書館據同治十一年油印本。
［137］黃向春：《贛南畲族研究》（碩士論文），1996年鉛印本，第26頁。
［138］黃向春：《贛南畲族研究》（碩士論文），第26頁。
［139］清黃聯玨：《貴溪縣誌》卷一四，《雜類軼事》，同治十年刊本。
［140］施聯朱：《關於畲族來源與遷徙》，載《畲族研究論文集），第49頁。
［141］施聯朱等：《江西鉛山縣太源、貴溪縣樟坪畲族情況調查》，見《畲族會歷史調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頁。
［142］清阮元：《廣東通志》卷三○，《列傳六十三·嶺蠻》，同治三年據道光版重刊本。
［143］清李調元：《南越筆記》卷三七，見《小方壺輿地叢鈔》第九軼。
［144］清惠登甲：《饒平縣誌》卷四，《戶口》，光緒九年增刊本。
［145］清張鶴齡：《興寧縣誌》卷一二，《外志·瑤蛋》，咸豐六年刊本。
［146］轉引自朱洪、薑永興：《廣東畲族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l頁。
［147］明姚良弼：《惠州府志》卷一四，《外志·瑤蛋》，嘉靖三十五年刊本。
［148］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廣東四》，廣雅書局光緒二十六年刊本。
［149］清侯坤元：《長樂縣誌》，道光二十五年刊本。
［150］王思章：《增城縣誌》卷一，《徭人》，1921年刊本。
［151］清李嗣鈺：《羅浮山志》卷二，康熙四十四年刊本。
［152］朱洪、薑永興：《廣東畲族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頁。
［153］朱洪、薑永興：《廣東畲族研究》，第4～5頁。
［154］朱洪、薑永興：《廣東畲族研究》，第30頁。
［155］劉熾超：《大埔縣誌》卷二，《地理志·鄉村下》，民國32年鉛印本。
［156］朱洪、薑永興：《廣東畲族研究》，第30頁。
［157］朱洪、李筱文編：《廣東岔族古籍資料彙編》，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版，第16、22頁。
［158］朱洪、薑永興：《廣東畲族研究》，第31頁。
［159］《浙江省少數民族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頁。2003年11月在寧德召開畲族文化學術研討會上，雷陣鳴先生指出：《浙江省少數民族志》所說的“盤姓畲族於今無傳”有誤。會余，雷先生告訴筆者，他聽人說，浙江臨安縣某處有十幾戶盤姓畲民。此聞有待證實。
［160］史圖博、李化民：《浙南景寧敕木山畲民調查記》，張世廉、周永釗譯自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刊第六號，中南民族學院民族研究1984年編印。
［161］施聯朱等：《浙江麗水地區畲族情況調查》，見施聯朱主編：《畲族會歷史調查》，第270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62］明淡孺木《棗林雜俎·叢贅》，（上海）新文化書社1934年版，第194頁。
［163］李筱文、朱洪：《從廣東省畲族<祖圖>與瑤族<過山榜>的對比研究探討其淵源關係》，見施聯朱主編：《畲族研究論文集》。
［164］石光樹：《從盤瓠神話看苗、瑤、畲三族的淵源關係》，見施聯朱主編：《畲族研究論文集》，第56頁。
［165］《過山榜》編寫組：《瑤族<過山榜>選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頁。
［166］《畲族社會歷史調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254頁。
［167］《過山榜》編輯組：《瑤族<過山榜>選編》，第29、31、37、44、69頁。
［168］《過山榜》編輯組：《瑤族<過山榜>選編》，第47頁。
［169］施聯朱主編：《畲族研究論文集》，第43頁。
［170］蔣炳釗：《畲族史稿》，第90～92頁。
［171］《畲族社會歷史調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68頁。
［172］雷大樹：《羅源大壩頭在哪裡》，載《福建民族》1998年第4期。
［173］蔣炳釗：《畲族史稿》，第56頁。
［174］參見朱維幹：《福建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44～145頁。
［175］《資治通鑒》卷二五五，《唐紀七十五》，中華書局。
［176］清周亮工：《閩小記》，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頁。
（郭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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