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在《廣東各民族中各種宗教信仰源流淺説》一文中，談到佛教在廣東的傳播時，説廣東佛教在唐至五代，曾盛極一時，“宋元是其衰落時期，明末和清初又有所復興。除廣州各大寺外，明朝建有清遠峽山寺，明清之際擴建鼎湖慶雲寺、羅浮山永福寺、海康天寧寺，均成嶺表大刹，僧徒甚衆。各地縣的名山幾乎都有寺院”〔1〕對明末清初廣東、廣州禪風復振情况，早引起我的注意。本當早日深入探討。奈因其他教研任務所困，終不能如願。今重新拾起。也因時間倉促，接觸材料不多，只揀得廣州府屬的資料一、二，故只能説“管中窺豹”。

　　一、大量興修寺廟

　　據清嘉慶十一年(1806年)成書的《羊城古鈔》和近人黄佛頤的《廣州城坊志》輯録，廣州府所在地廣州的寺廟，多在這個時期重修或興建。現録如下：

　　萬善寺：在粤秀山，明永樂元年建。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榷粤海關使者韓繼嗣重修。(《廣州城坊志》，P74)觀音閣：在粤秀山，明永樂間建，國(清)朝康熙間尚可喜重修。(同上，P74)大佛寺：在南門右，今藏龍街。明藏龍寺舊址，康熙三十年平藩建〔2〕，有尚可喜《鼎建大佛寺》碑記。(P129)夢覺庵：唐仁王寺舊址。順治十五年，靖藩〔3〕下總兵徐成功建。(P182)光孝寺：順治六年(1649)天然禪師，重修殿宇。有佛睡閣，國朝順治六年僧今盌修，康熙十一年平、靖兩藩重新之，有碑記。(P199)戒壇(寺)：在棗樹巷，順治十年(1653)重修，康熙五十五年再修。(P212)雙山寺：在城北。順治丙戌年(1646)，靖藩下旗鼓左領張國禄捐建。……自靖王下藩屬文武，咸有資助。(P218)無着庵：在小東門内外巷。比丘尼今再(來機)募建。今再，函昰(天然)禪師妹。(P242)萬應庵：在明秀裏，雍正五年(1727)比丘尼今再之再傳弟子心白、堅聚、茂法等募建。(P248)慶雲庵：在新横街，順治十三年，平藩總兵官張國勛，因建此庵以祝太平。(P249)報資寺：在西城外蘆獲巷，或雲平南王建。(P286)西禪龜峰寺。在城西四裏，宋時建，國朝平、靖兩藩入粤復修。(P288)兩禪寺：在西郊龜岡下，始建於宋淳祐間，順治戊戌(1658)總兵官曾養性捐資修復。(P289)華林寺：在西南一裏。國朝順治十一年宗符禪師重修(P299)永壽庵：在大東門外前鑒街。順治丙申(1656)平藩右翼都督府吴進功又修。(P349)東林寺：在東門外教場，原觀音堂，順治十五年，平藩下官文天壽重建。(P353)東山寺：在城東，明太監仍未脊建，國朝順治七年，總鎮班某重修。知府王庭爲記。(P358)皇華寺：在小北外皇華塘，明末詩僧函可禪室也。(P361)永勝寺：在城東郊，創自明代，國初平南王曾重修之。(P362)地藏庵：在大東門外，康熙六十一年，知府郭大治建。(P362)海幢寺：清初函昰(天然)弟子今無(阿字)次第募建佛殿、經閣、方丈。寺内所用之緑色(琉璃)磚瓦，均爲平藩妃舒晋福所布施，有王令海幢寺《鼎建碑記》(P367～369)。

　　除上《廣州城坊志》所記之外，《羊城古鈔》還記有：大通古寺：在大通窖口，國(清)朝康熙六年(1667)，郡人蕭子奇禱師〔4〕，發願罄家贖地建復，鳩工庀材修築。(《羊城古鈔》P260)濂泉寺：在白雲山蒲澗寺左，明崇禎間山人蘇秩秋建。(同上，P265)新景泰寺：在白雲山恩光亭下明崇禎六年(1633)黄思岩舍田七畝，參議晏清建。(P266)福善庵；在城東水關街，明萬曆建崇禎間僧行儀住持。諸名士，諸人於月望日結族生社於此。順治壬辰(1652)都督吴進功重修。(P271)雲根庵：在白雲山最高處，摩星嶺之半，山人蘇秩秋建。(P274)雙溪禪院：在白雲山、孝廉樑朝坤同山人蘇秩秋建。(P274)湖峰方丈：在摩星嶺之左，山人蘇秩秋、僧人通岸同建。(P274)黄華寺：在東門外，明崇禎十七年甲申(1644)僧函可買李家行祠建。(P276)白雲庵：在得勝廟後，順治壬辰年平南王建。(P276)另《番禺河南小志》記：是岸寺：在河南小港，爲明何端恪公維伯天山草堂遺址。國朝康熙間，中州楊天祥爲僧上達改建、閲十三年始成。(《海北上明珠集》P122)。以上兩書記録的廣州城佛教寺廟(庵)共74座，其中明清之際重修或興建的有35處，占473％。

　　我們再看廣州府的東莞縣情况。據清末民初修《東莞縣誌》第四十卷載:資福寺：康熙四十六年縣令李思沆命邑人樑鑄復書羅漢閣(蘇軾撰)記，勒於石。華覺寺：宋紹興建，順治十年(1 653)僧古願募修，平藩參將文天壽爲起大殿後山門。萬壽庵：國(清)初建，干隆鄧大林、袁廷鳳相繼重修。甘露庵：順治戊子年(1648)毁於兵，後僧光耀募修。圓通庵：明萬曆建。雍正八年(1730)知縣周天成重修。三寶庵：順治間僧以和創建，洪錫祈爲作善院。慈雲庵：在茶山，明末建，干隆癸巳雨潦冲毁，僧是征募修。蘭若禪院：在石龍，崇禎間建。龍沙庵：在石龍，崇禎間建。龍泉庵：在良平方，明建，康熙間僧能六重修。郭武庵；在北栅鄉，康熙七年(1668)建鄉人重修。仙橋庵：在大橋頂，僧今室建。今室是鄉人，俗姓陳名李香，明諸生，入國朝後削髮爲僧，受天然和尚戒，號斷趣，庵其隱居處地。芥庵：在篁村，清初張國安與比丘自逢創建，爲僧函昰(天然)法席。其徒今釋公(淡歸)亦隱是間。於其旁築室居之，今釋名之曰載庵。雍正壬子，僧今但鑄鐵塔一座。東湖庵：在田貝。國朝康熙六年，尹源捐地建。北畹庵：在東湖庵前，邑人尹源進建。如庵：在東湖庵側。邑人張穆捐地建。孝順庵：在篁溪，國初，僧塵异建。白衣庵：在河田、州美坊。邑人方廷陰建，雍正六年族人增修。鏡庵：在茶山，鄉人袁飛谷建，干隆袁廷鳳重修。十笏庵：在博厦。國初張中琰建，干隆四十一年重修。《東莞縣誌》記録的寺庵共52座，明末清初重修或創建的有20座占40％弱。均多爲官建，次爲民捐建，再次爲僧募建。

　　二、僧徒甚衆

　　明清之際，廣州名僧，詩僧輩出。現據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譜》和黄任恒編：《番禺河南小志》所載起一定作用的禪僧録之以下：道獨(1599～1661)。字宗寶，號空隱，南海陸氏。年二十九入博山，參無异，得其法，迭主華首(臺)、長慶、海幢法席，著《長慶語録》(《天然和尚年譜》，P9)。函昰(1608～1685)字麗中，别號天然，嗣長慶空隱道獨法，爲曹洞宗第三十四傳。本姓曾，名起莘，字宅師，番禺縣慕德里司造逕村人。世爲邑中望族，補諸生，“自遭國變，志切遠遁”。同情抗清復明之士。曾主番禺雷峰海雲寺、廣州海幢等法席，廣東許多名僧詩僧出於其門下。著述甚豐，主要有《楞伽心印》四卷，《首楞嚴直指》十卷，《金剛正法眼》、《般若心經論》、《天然昰禪師語録》十二卷，《瞎堂詩集》二十卷等(《天然和尚年譜》，P93～106)。今湛、字旋庵。三水李氏，住番禺員岡隆興寺，延天然作開山第一祖，易名海雲，成寶刹。(《天然和尚年譜》P11)。今釋，字淡歸。俗姓金，名堡，字道隱，浙江仁和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臨清知州，(南明)永歷時官至兵科給事中。以事遣戌至桂林，城陷，遂削髮爲僧，參雷峰海雲寺函昰和尚受具足戒。後創建丹霞山别傳寺。生平著述甚豐，有《徧行堂集》四十八卷、《徧行堂續集》十六卷、《丹霞初、二集》等。(同上，P11)。今攝，字廣慈，番禺崔氏。(P13)今沼，字鐵機，番禺曾氏，名韋，天然侄，少爲諸生，明亡後，入雷峰，輔今湛建海雲寺。工詩文。(P13)函徹，字妙明，俗名樑朝鐘，字未央，番禺人，崇禎十五年舉人，明年成進士。禮獨道爲居士。紹武立，授翰林院檢討，兼兵科給事中，廣州城陷殉難。(P14)函美，字於斯，俗名黎遂球，番禺人。明天啓舉人。禮道獨爲居士，隆武時，授兵科職方司給事中，賜勒印提督兩廣水陸義師援贛州，城陷殉難。(P51)函駱、字思唐。俗名羅賓王，字敬甫，番禺人。萬曆乙卯舉人，旋成進士，官南昌同知，告歸禮獨道爲居士。明亡，抗節不屈，草抗義勤王揭，下獄得釋後卒。(P15)弦悟，字别公。俗名張二果，天啓九年舉人入廬山禮道獨爲僧。創羅浮山華首臺、水廉、洞山諸寺。(P15)二嚴和尚，俗名李雲龍，字煙客，番禺諸生。(P15)道丘，字離際，順德柯氏。開法鼎湖慶雲寺。當時“粤人成僧者，非鼎湖即海雲焉”。(P17)今至，字具五，俗名李龍子，崇禎己卯舉人。退隱山林。(P17)今從，字净起。俗名李雲，番禺人，明亡，隱於柏堂故里。後削髮爲僧(P17)今遇、字澤萌。江蘇華亭孫氏。參天然，佚主丹霞、棲賢、雷峰法席。(P18)今摩，字訶衍，番禺曾氏，天然之俗子。受具雷峰。(P18)今無，字阿字。番禺萬氏。年十七禮天然爲僧。主廣州海幢寺，創建大刹、著《光宣臺集》等。(P19)函可，字剩人，博羅韓氏、諸生。崇禎十七年創廣州黄華寺(不是庵)。(P30)今種，字一靈，即屈大均，字翁山，番禺諸生。廣州陷，從天然落髮受具，後返儒服。著述甚豐。與樑佩蘭、陳恭尹稱嶺南三大家。(P32)今卡，字高齊，俗名袁彭年，字介眉，湖廣公安人。崇禎甲戌進士，永歷時官至廣東布政使，禮天然爲居士，後被害。(P34)今轉，名樑殿華，字弼臣，番禺人。崇禎壬午舉人，明年成進士，禮天然爲居士。(P35)今焰，字若雲，名龐嘉耋，南海人，貢生，遭亂禮天然爲居士。(P35)今葉，字開五，俗名王郎，番禺人，諸生詩人，禮天然爲居士。(P38)函諸，字諸，俗名王應舉，號園長，東莞人，崇禎元年進士，紹武時，拜東閣大學士，後入肇慶補光禄寺卿，永歷西奔，乃皈依道獨隱居以終。(P39)今，字記汝，俗姓潘，名楫清、番禺諸生，國變後遂從受具。(P39)今舒，字舍予，俗名林夢錫，番禺諸生，禮天然爲居士。(P41)今悟，字聞初，俗名謝長文，字雷航，番禺歲貢生，廣州擁戴，授主事廷員外郎，亂後不復出，禮天然爲居士。(P44)今慚，字頓修，浙江歸安人，姓茅氏。年二十入雷峰受具。(P44)今吼，字説作，少以詩鳴，俗名王邦畿，番禺副貢生，隆武乙酉舉人，廣州擁戴以薦官御史，永歷初去肇慶，及傾復乃遁歸，禮天然。(P47)今音，字梵音，番禺曾氏，天然弟，諸生。(P47)今印，字海發，順德人，族姓樑，名之佩，諸生。(P51)今嚴，字足兩，順德人，姓羅，名殿式，諸生。(P52)今壁，字仞千，東莞温氏，工詩善書，弱冠遭國變，爲僧於鼎湖，後從天然，分座海幢。(P67)今毯，字雪木，東莞尹氏子，童年孓身入雷峰供灑掃。後充丹霞下院龍護園主。(P69)今龜，字角子，新會黄氏。今如，字真佛，角子之父。(P72)古贄，字縷白，名林上達，番禺人，諸生，禮天然爲居士。(P74)古鍵，字鐵關，順德胡氏子。十八歲出世雷峰。(P74)古翼，字輔雲，爲王邦畿子，後返於儒，工詩。(P75)今住，字草庵，智山居士。南海人，名陳子昇，字喬生。府學生，工詩。弘光間以明經舉第一。隆武時，拜中書舍人，永歷時拜兵科給事中，肇慶陷，乃歸裏，禮道獨爲居士。(P77)今鷺，字目藏，名樊應元，番禺人，乙酉舉人，禮天然爲居士。(P81)函義，字安老。俗名鄺日晋，字無傲，南海人。官總兵，廣州陷，張家玉起兵東莞，日晋率所部響應，晋都督同知。國亡禮獨道爲僧。工畫。(P81)今睛，字迥無，名李廷標，番禺人，貢生，禮天然爲居士，(P85)。

　　《番禺河南小志》提到明末清初在海幢等寺活動的僧人，除道獨(空隱)、函昰(天然)、今湛(旋庵)、今無(阿字)、今釋(淡歸)等著名僧人外，還有今但(塵异)、今錫(解虚)、開雲、古雲(雲庵)、古毫(月旋)，古昰(融虚)、古奬(願來)、源子、正目、傳嚴、法一(本無)、旭堂、契青(澄波)、相柱(餘删)、相得(炯權)、隱禪、相蓋(純謙)、相潤、寶筏(蓮西)、達仞(壁立)等詩僧。可見，當時爲僧者除一般窮苦百姓外，有一大批是原明朝文武官吏，一批知識分子，所謂遺民。還有一大批成爲在家佛教徒，即居士。廣州居士佛教發達，成爲當時佛教界的一大景觀。其中許多人集遺民、詩人、和尚(居士)於一身。

　　清初，全國共計有佛教寺院79622處，僧尼共118907人〔5〕。當時廣州府有寺多少?有僧尼多少?目前尚不見有統計材料。但據康熙四年(1665)今無給天然和尚信中説“海幢……但食指不止一千，俱尋常懸度?……”句(《天然和尚年譜》P64)和今釋《海幢寺乞米説》曰“海幢寺僧，不過百餘人。近來漸漸粥飯不給……”句(《海上明珠集》P106)看，海幢一寺即有僧人一百多。時廣州有五大叢林(華林、光孝、長壽、大佛寺、海幢)還有各縣大寺及許多小寺庵，全廣州府的僧人應是不少的。結合以上寺廟興修情况看，説廣州當時禪風復振是有根據的。

　　三、廣州當年禪風復振的原因和結果

　　綜合上述情况，結合一些資料分析，其原因我認爲可歸納如下幾點：

　　1.明清之際，正值王朝更迭，改朝换代之時。加之這種更替是滿族的統治者取代漢族的統治者。這種取代又是乘明朝腐敗，民生水火，李自成等農民起義顛復了明中央政權之機進行的。所以，當時廣州和全國一樣，可説是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社會矛盾交會在一起，尤其在廣東，各種政治力量在反復較量，造成社會激烈動盪和不安。在這些矛盾面前，不少人現實生活和精神都找不到出路，希望救苦救難，這個時候，宗教，特别在中國生了根的佛教“求福求慧”，“往生净土”就证涅槃境界，即跳出生死痛苦的現世，到達涅槃解脱的來世的教言及其叢林，起了某種精神“保護地”的作用。所以不少人便相率暫時的或永久的跳出紅塵，遁入空門，以求解脱。其中尤以前明的官員和士大夫爲甚，普通百姓亦皆如此，造成僧徒大增的情况。

　　2.清朝統治者的利用控制。首先是清初皇帝信佛、鼓勵了佛教的發展。清順治皇帝篤信佛教。順治十四年，先後延見京都海會寺憨璞聰和尚，玉琳通綉(即玉琳國師)、天童寺道忞禪師等入萬善殿、憫忠寺等處爲其説法。順治還想净發出家，後爲玉琳國師等勸止。康熙六下江南、凡至名山大寺，往往書賜扁額。他又將明末隱迹山林的高僧逐一引入京師，以便控制和吸引亡明士人。雍正對禪學頗有研究，自號“圓明居士”，曾輯《御選語録》19卷、和撰《御制揀魔辨异録》提倡用“周孔”思想指導佛學，從而統一佛教。他贊同斥异，甚至韃伐得明朝遺民贊同的死去名僧。〔6〕

　　清統治者爲了軟化漢族官民的反抗鬥争，似乎也作爲一條“政策”來利用佛教這種“中性”的組織。如順治七年(1650)，清定南王孔有德攻下桂林，當時南明永歷大學士、督師瞿式耜端坐府中，孔有德派人勸降，不從，再勸其削髮爲僧，不再反清，瞿亦不從，最後遇害。〔7〕可見，當時反清者，只要落髮爲僧，即可放過。這裏便透露出本文所述明朝那麽多文臣，武將所以落髮爲僧的部分消息。

　　至於平南王、靖南王等及其部屬資助、支持廣州、廣東佛教，一方面是爲拉籠亡明官民，一方面也爲他們自己着想，即爲他們自己找條後路。他們一附一叛及他們不斷拉籠天然和尚、淡歸和尚便可看到其中一些微妙關係。〔8〕

　　3.當時廣州亡明的許多官吏、士人所以成爲僧侣，正如陳寅恪教授爲陳垣先生作《明季滇黔佛教考序》所説的那樣：“世人或謂宗教與政治不同物，是以兩者不可參照合論，然自來史實所昭示，宗教與政治，終不能無所關涉。明末永歷之世，滇黔……以邊徼一隅之地，猶略能畢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蓋由於此。……其地之學人端士，相率遁逃於禪，以全其志節，今日追求當時政治之變遷，以考其人之出處本末，雖曰宗教史未嘗不可作政治史讀也”〔9〕這段精闢的論述，同樣適合當日之廣東廣州。

　　4.當時寺院興建重修，在明末和順治間多築小庵以寄僧。到康熙中期後見多鳩工庀材，營建重修，如海幢、光孝、大佛寺等大刹。這也是當時廣州經濟有所恢復和發展的一種反映。

　　其結果是保護了當時的一批文化人，同時保護和發展了作爲嶺南文化組成部分的廣東佛教文化如有《海雲禪藻》、《禪醉》、《徧行堂集》等詩文集傳世。以及莊嚴壯麗的佛教寺院，如海幢寺、大佛寺等寶刹，保留至今。

　　由此可見，明清之際廣州佛教的復振，是當時社會政治形勢下的産物。然而我們認爲，如果與之隋唐五代廣州佛教之盛相比，本質上應把它看成是一種畸形的發展。這從當時佛教在理論上鮮有什麽發展，和當時因僧人太多太雜的不好管理，廣督已上疏有汰僧之議(《天然和尚年譜》P65)，以及迨至嘉慶以後，佛教日漸式微，便可證明。

　　注釋：

　　〔1〕楊鶴書：《廣東各民族中各種宗教信仰源流淺説》。《中山大學學報》(哲社版)，1986年第4期。

　　〔2〕平藩、清、平南王尚可喜。

　　〔3〕靖藩、清、靖南王耿繼茂。

　　〔4〕師、指達岸禪師、宋代僧人。

　　〔5〕杜繼文主編：《佛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521頁。

　　〔6〕同上書，第519～520頁。

　　〔7〕張習孔、田珏主編：《中國歷史大事編年》第五卷(清、近代)，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頁。

　　〔8〕如尚可喜親自柬請天然和尚於番禺雷峰海雲寺。及今釋爲尚可喜等寫《元功垂範》二卷等可見他們的關係。事見《天然和尚年譜》與《淡歸禪師年譜》。

　　〔9〕陳桓：《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華書局1962年版，序言。

　　參考書目：

　　1.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譜》新文豐出版公司(臺北)1987年版。

　　2.廣州市海珠區人民政府編印：《海上明珠集》載《番禺河南小志》，1990年12月(内部)。

　　3.吴天任：《淡歸禪師年譜》，香港1988年自印。

　　4.清仇巨川纂：《羊城古鈔》，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黄佛頤：《廣州城坊志》，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原載：《佛教文化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1997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