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後，廣東發現、識讀的佛教文物最爲珍貴的有以下幾件：

　　羅定重新發現龍龕岩唐摩岩石刻《龍龕道場銘並序》

　　龍龕古道場在廣東省羅定縣縣城東南二十公里，離廣海北綫公路數百米處。傳説有老龍脱骨於洞中，故取名龍龕。唐武德四年(621年)，永寧縣令陳普光始建道場，距今已有1381年。武則天聖曆二年(699年)，冠軍大將軍陳集原爲道場撰寫《龍龕道場銘並序》，鎸刻在岩洞北壁。該摩岩石刻寬11米，高08米，距離地面25米。銘文共41行，每行字數從二十餘字至三十餘字不等。全文總共1238字。内有武則天新制文字十餘個。石刻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字迹尚清楚，除三兩個字漫漶外，餘皆可辨。記述佛教在當地傳播情况，是嶺南罕有之唐代石刻瑰寶。

　　《龍龕道場銘並序》歷史上曾被收入《全唐文》和《廣東文征》中。但當地歷史上被視爲蠻荒之地，交通不便，至近代幾至湮没，故過去拓本甚少，更難得善本。對石刻内容考證和深入研究者尚屬闕如。抗日戰争時期，廣州淪陷，很多文化人疏散到羅定，吴天任先生在辛亥革命元老黄文白先生和教育名宿陳墨樵先生幫助下，不僅得到前人注録和拓本，而且親自倚梯攀高，對銘文逐字校勘，並進行深入研究，並就訪碑一事寫成專文在當時《羅定日報》上發表。1954年，吴撰寫的《龍龕道場銘考》在馬來亞大學《東方學報》上發表，旋即引起學術界注意。1955年，香港又將吴天任發表在《東方學報》的文章抽印，作爲專著再行出版。改革開放後，各地重視編撰地方誌，開展對地方史的研究及史料的發掘訂正工作。省、市文物考古部門在進行文物普查時亦非常重視。省、市有關學者專家對《龍龕道場銘》進行綜合考察和研究，認爲《龍龕道場銘》是廣東現存年代最早保留文字最多的摩崖石刻，堪稱嶺南第一唐刻。1990年被廣東省人民政府公佈爲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其綜合研究成果編撰成《嶺南第一唐刻——龍龕道場銘》一書，由香港三昧出版社出版(1993年)。

　　潮州開元寺石經幢稱尊勝經幢

　　位於開元寺大雄寶殿月臺前東側，高約415米，座基周徑約515米，幢身八面刻《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陀羅尼》，其字迹清晰者，書法遒勁，端整鋒利，可見唐人書法一斑，彌覺可珍。幢身上下部分，有佛像、護法神、蟠龍等。由於年代久遠，字、像均漫漶模糊。據光緒《海陽縣誌·卷三十·金石略一》考證，認爲此幢爲唐開元年間(721—741年)之物。

　　尊勝經幢八面均刻咒文文字。

　　咒文應從第一面第四行“加句靈驗佛頂……”讀起，其第一行“願聞啓請皆降臨……”係咒文尾回響偈，不可先讀。由於幢身八面，所刻咒文係右旋排列，故第一面與第八面相接。因而咒頭與咒尾之偈語又同刻於第一面，故讀法易混淆，須善辨之。

　　饒宗頤教授對經幢悉心研究後認爲：“開元寺此幢採不空譯文，惟於粤中經幢信爲最古而可貴之鴻寶。”研究成果見饒宗頤《潮州開元寺志》序。

　　南華寺發現元朝八思巴文宣紙書寫的聖旨

　　南華寺發現的元朝八思巴文聖旨共兩份，均殘缺。

　　八思巴文聖旨之一　殘長157米，寬053米，尾部殘缺，譯文如下：

　　靠長生天的氣力，托大福蔭的護助，皇帝聖旨。

　　向宣慰司、廉訪司官員們、軍官們、士兵們、城子達魯花赤們、官員們、來往的使臣們宣諭的聖旨。

　　成吉思汗、窩闊臺皇帝、薛禪皇帝、完者篤皇帝和曲律皇帝聖旨裏説道：和尚們、也裏可温們、先生們不承擔任何差發，禱告上天保佑，給廣東道韶州路六祖大鑒真空普覺圓明廣照禪師生前所建曹溪寶林山南華禪寺所屬□□路勉普戒院、廣州路棗樹巷南華戒院、杭州路南華禪寺等寺院的福心弘辯慈濟大師德衍長老收執的聖旨。在他們的寺院、房舍裏，使臣不得下榻，不得索取鋪馬、只應，不得征收地税、商税，(不得搶奪)寺院所屬土地、河流、人畜、園林、碾磨，店舍(下缺)。

　　八思巴文聖旨之二　殘長137米，寬053米，尾部殘缺，譯文如下：

　　靠長生天的氣力，托大福蔭的護助，皇帝聖旨。

　　向宣慰司、廉訪司官員們、軍官們、士兵們、城子達魯花赤們、官員們宣諭的聖旨。

　　成吉思汗、窩闊臺皇帝、完者篤皇帝和曲律皇帝聖旨裏説道：和尚們、也裏可温們、先生們不承擔任何差發，禱告上天保佑。兹按以前的聖旨，不承擔任何差發，禱告上天保佑；給□□路何遇祖居士之意所建圓覺寺的和尚們收執的聖旨。在他們的寺院、房舍裏，使臣不得下榻，不得索取鋪馬、只應，不得征收地税、商税，不得搶奪寺院所屬的土地、河流、園林、碾磨、店舍、解典庫、浴池、船筏、(殘缺)。和尚們也不得依仗聖旨去做無理的事，如做，他們豈不怕?(下缺)。

　　上兩份八思巴文聖旨，均係宣紙墨書，用黄綾鑲裱。因年代久遠，紙質已變灰黄。八思巴文聖旨全長385厘米，文字共58行，上鈐朱紅御寶五方。印文爲“御歬(古“前”字)之寶”四字。此文物存放寺内歷時久遠。自明朝天順八年(1464年)，西藏僧人鎖南領占巴藏卜以來，粤地再無人識此文字者。因此之故，後人在重新裱制時，把它裁裱錯了。這兩份八思巴文聖旨，這次識讀時，發現被誤裱爲寬55厘米，長385厘米，共58行的整幅。實際上八思巴文聖旨應是兩份，而不是一份。第一份是從左起首行開始至第30行。第二份應從第3l行至第58行。即從第30行至第3l行間誤接了。而且第二份聖旨中間也被拼接錯了，即第3l行至第4l行爲一段，第42行至第58行爲另一段，應將第3l行至第4l行這段接於第58行末尾，才能通讀。再者，由於無人識得八思巴文，所以清兩廣總督張之洞對該兩份聖旨所做的題記位置亦錯了。張之洞在觀賞過該文物後，題道“署南韶連道林君賀同自韶州南華寺向主僧索觀此四卷郵寄廣府見示題歲月而歸之。光緒己醜(1899年)十月，無競居士張之洞記”。這段題記寫在了聖旨“靠長生天的氣力，托大福蔭的護助，皇帝聖旨”的前頭，而不像題記者習慣做的那樣，將題記題在聖旨的末尾。爾後民國初年的李根源將軍等觀賞者也跟着張之洞，把圖章蓋在這張聖旨的前頭。

　　改革開放後，廣東中山大學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有關文物、民族語言的學者會同南華寺主管人員，對該聖旨進行了考證並譯出全文。確認該聖旨爲中國内地發現的惟一的元代八思巴文聖旨原件。

　　南華寺藏元朝藏文護寺免差敕書(帝師法旨)和漢文譯文

　　護寺免差敕書(上：藏文　榜書　下：藏文　行書)

　　均爲紙本。原件長104厘米，寬43厘米，譯本長224厘米，寬41厘米。全文如下：

　　皇帝聖旨。帝師公哥羅竹堅參巴藏卜法旨，敕諭文武官、僧俗軍民使臣人等，韶州府南華禪寺、廣州府南華戒院住坐弘圓慈濟大師弟長老，敬順天道，照依比先聖旨，本寺所有差役人夫吃食等項，盡皆蠲免，亦不許往來諸色人等住坐攪擾。此寺原有佃户、財物、田地、河水、水磨、資畜等項，不許故意生事侵佔攪擾。着他自在修行，因此賜與護敕，敢有違者，奏知朝廷，治罪不饒。本寺僧衆倚敕勢力，不許違法。大都大寺内蛇兒年正月三十日。

　　該護寺免差敕書係紙質墨書，用黄綾鑲。現已變灰黄。藏文並漢語譯文寬41厘米，全長328厘米。該文物是帝師公哥羅竹堅參巴藏卜的法旨。此件文物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藏文的長脚榜書(官方文件的書寫文體)現爲寬4l厘米，長104厘米。上鈐朱紅帝師印一方，105厘米見方，印文爲八思巴字，漢譯爲“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釋教之印”。第二部分是鎖南領佔用藏文行書的抄文，寬4l厘米，長90厘米。藏文題記共三行爲寬41厘米，長18厘米。第三部分爲明代天順八年鎖南領占巴藏卜的漢語譯文。其中榜文部分在裱制時被完全裁裱錯了。藏文榜書是從左至右横書的，該法旨應從上到下共十二行。即右邊六行在上，左邊六行在下的，而現在看到的是中間斷開和被誤横裱了，這樣竪幅便成了横幅，且前後倒置，無法通讀。明末修的《曹谿通誌》載：“元延祐五年賜護寺免差。”注雲：“此敕本爲梵書，(明)天順間西藏有梵僧來譯之。”譯藏文文物附有明天順八年五月十五日西藏僧人鎖南領占巴藏卜翻譯的漢文。可知天順八年後，相當長時間嶺南無人識其爲藏文，故《曹谿通誌》稱其爲梵書，而不是説它是藏文或吐蕃文。此後五百多年嶺南亦無識者。另查延祐五年(1138年)戊午是“馬兒年”不是“蛇兒年”，延祐四年丁巳才是蛇年，即該法旨應是1317年物。這次京廣兩地專家識譯八思巴文文物時，一並予以考證。以上兩種文物的研究成果見楊鶴書撰《廣東南華寺發現八思巴字藏文重要文物》(《中山大學學報\[哲社版\]》，1982年第2期)。

　　這批文物的發現有着重要的意義：

　　1.這些文物爲全國惟一或廣東惟一的文物，因而成爲全省乃至全國文物考古的重大發現，也是廣東乃至全國佛教文物的重大發現。如八思巴文聖旨原件即是。

　　2.唐刻《龍龕岩道場銘並序》的發現，證明佛教在粤西已有悠久的歷史，這對研究佛教在粤西的傳播，及惠能是粤西人有着重要的意義。

　　3.開元寺陀羅尼經幢的考證研究，對瞭解唐代密宗在潮汕和廣東地區的傳播有重要意義。

　　4.八思巴文聖旨的發現，對研究元代較平等的宗教政策等有重要意義。

　　5.八思巴文聖旨、藏文帝師法旨的發現，對研究元代佛教的寺廟經濟等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陳大遠等主編：《嶺南第一唐刻——龍龕道場銘》，香港三昧出版社1993年版。

　　2.釋慧原編纂：《潮州市佛教志·潮州開元寺志》上册，1992年版。

　　3.楊鶴書：《廣東南華寺發現八思巴字藏文重要文物》，《中山大學學報》(哲社版)1982年第2期。

　　原載《嶺南宗教歷史文化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