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三國時，佛教便傳入廣州。據記載，東吴孫亮時(約公元255年)，外國僧人支疆樑至廣州，譯出《法華三昧經》。東吴孫皓時(約公元270年)，外國沙門强梁婁至(真喜)來到廣州，並翻譯了佛經《十二游經》一捲。此後，西天竺梵僧迦摩羅於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到了廣州，建立三歸、王仁二寺傳授佛教。〔1〕較大規模的傳教活動和形成佛教文化的交流則在六朝時期。他們的代表人物和事迹如下：

　　一、曇摩耶舍和光孝寺

　　曇摩耶舍是罽賓國(今克什米爾)人，於晋隆安五年(公元401年)至廣州〔2〕。慧皎《高僧傳》卷一《曇摩耶舍傳》雲：

　　“曇摩耶舍住白沙寺。耶舍善誦毗婆沙律，人咸號爲大毗婆沙。時年已八十五，徒衆八十五人。時有清信女張晋明，諮受佛法，耶舍爲談佛生緣起，並爲譯出《差摩經》一捲。至義熙中，來入長安。時姚興僭號，甚崇佛法，既至，深加禮遇。會有沙門曇摩掘多來入關中……因共譯《舍利佛》、《阿毗曇》……秦弘始九年(公元407年)，初書梵書文，至十六年(公元414年)，翻譯方竟，凡二十二卷……從南游江陵……大弘禪法……至宋元嘉中，辭還西域，不知所終。

　　顧光《光孝寺志》卷六《法係志》雲：

　　曇摩耶舍尊者，罽賓國三藏法師也。東晋安帝隆安間，來游震旦，至廣州止此。時地爲虞翻舊苑，尊者乃創建大殿五間，名曰王園寺。隨於此寺，奉敕譯經，有武當沙門慧嚴筆授。

　　《光孝寺志》所謂的“奉敕譯經”，大概是指在長安奉後秦國姚興之詔，譯《舍利佛阿毗曇》經，而非指《毗婆沙律》與《差摩經》。因爲《出三藏記集經序》雲：“會天竺沙門曇摩掘多、曇摩耶舍導義學來游，於是詔令傳譯。秦弘始九年，合書梵文，至十年尋應令出……十六年，經師漸閑，秦詔令自宣譯，皇儲親管，理味言意兼了，復所向盡，然後筆受……至十七年迄”。〔3〕與《高僧傳》説法一致，足可資证。

　　曇摩耶舍之後，印度僧人來廣州傳教的是劉宋時的求那羅跋陀。據《光孝寺志》卷二《建置志》載：

　　劉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梵僧求那羅跋陀三藏，飛錫至此，始創戒壇，制止道場……樑(齊)永明間，奉詔譯《五百本經》、《伽毗利律》，師，西方東土皆號師爲摩訶乘者，謂其通達大乘，游法性海也。法性之名始此。

　　他在光孝寺内曾建毗盧殿和戒壇(《光孝寺志》卷二《建置志》)。同書卷六《法係志》還説他在制旨寺(今光孝寺)“奉敕譯經，後事無可查”。

　　前輩羅香林先生説，求那羅跋陀(Gumarabhatha)爲求那跋陀羅(Gunabhadra)之誤。〔4〕他引慧皎《高僧傳》卷三《求那跋陀羅傳》雲：

　　求那跋陀羅，此雲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論，天文書算，醫方咒術，莫不賅博。後遇見《阿累曇雜心》，尋讀驚悟，乃深崇佛法焉……既有緣東方，乃隨船泛海，宋文帝元嘉二年(公元435年)，來至廣州，宋太祖遣使迎接，既至建康(今南京)，衆僧俗共請出經，於只洹寺出《雜阿含經》，東安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出《勝鬘楞伽經》，寶雲傳譯，慧觀執筆。後至荆州，又出《無憂王》等經。前後所出凡百餘卷，常令弟子法勇傳譯度語，元嘉二十九年(公元453年)復至建業，明帝泰始四年(公元468年)卒，春秋七十有五。

　　羅先生據此所作論斷，我們不敢苟同。第一，兩人來廣州的時間不同。求那羅跋陀於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420年)來廣州，而求那跋陀羅於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到廣州，先後相差15年；第二，兩人在廣州的事迹不同。求那羅跋陀曾在廣州光孝寺内建立戒壇和毗盧殿，並在廣州譯經。而求那跋陀羅一到廣州，即爲宋文帝請到首都建業(南京)去了。後者所譯的佛經都是長江沿岸譯的；第三，求那羅跋陀“後事不可查”，而求那跋陀羅曾先後到過建業、丹陽、荆州等地譯經，最後於明帝泰始四年(公元468年)殁於建業，享年75歲；第四，梵文專家告訴我，“跋陀羅”與“羅跋陀”是印度兩個不同的種姓。唯一相似的是都被稱爲“摩訶衍(那)”或“摩訶乘者”。“摩訶”爲梵文Mahayana音譯，大乘之意。佛教稱“摩訶衍”或“摩訶乘者”，大乘法師之意，如同今天稱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等，可用以稱呼具備這種資格的任何一個人一樣，他們都稱爲大乘法師是不足奇的。可知，求那羅跋陀和求那跋陀羅應是兩個人，而不是一個人。盡管這樣，《高僧傳》這條史料仍是很寶貴的。其價值就在於公元5世紀前期又有一印度僧人到廣州，這是以往廣州地方史料所不見的。而且，史料中首次確鑿無疑地記載他是“隨船泛海”“來至廣州”的印度僧人。

　　二、禪宗初祖菩提達摩

　　《光孝寺志》卷六《法係志》雲：

　　初祖菩提達摩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於般若多羅尊者得法。尊者謂曰：“汝與諸既得通量，達摩者，通達之義也，宜名達摩。”因改今名……迨尊者順世……遂囑弟子密多羅往天竺傳法，而躬至震旦，乃辭祖塔，别學侣，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蕭樑普通七年，庚子年九月二十一日也。

　　菩提達摩於普通七年(公元526年)秋纔來到廣州，在今廣州第九甫登陸，並在其登陸地結草庵傳教。後世廣州人爲紀念他，將其登陸地命名爲“西來初地”。後至訶林(今光孝寺)傳播禪法，在光孝寺大概住一段不大長的時間，留下了“達摩井”等古迹。當時，梁武帝崇信佛法，廣州刺史蕭昂表聞，“帝遣使迎至金陵(今南京)，與語不契，祖遂渡江北上嵩山少林寺”。〔5〕後來其禪宗理論，又輾轉南下傳入廣東，這是後話。

　　三、智藥三藏與真諦

　　接着爲梵僧智藥三藏於梁武帝天監元年(公元502年)來粤，史乘記載他的事迹不多，只説他自西天竺携菩提樹一株，航海到廣州，將菩提樹植於廣州制旨寺(今光孝寺)戒壇前。後來廣東的僧人又將菩提樹繁殖並分别栽到其他有名的寺院中，成了廣東禪林的象徵。

　　繼智藥之後到廣州的，是杰出的佛經翻譯家、被稱爲中國佛教史上四大譯家之一(其餘三人爲鳩摩羅什、玄奘和義净)的真諦。《光孝寺志》卷二《建置志》載：

　　陳武帝永定元年，西印度優禪尼國波羅未院三藏，陳言真諦，來游中國，至廣州，刺史歐陽　，延居本寺。請譯佛《阿毗曇》、《般若金剛經》、《無上依經》、《僧澀多律》、《(俱)舍經》、《佛性(論)》，共計四十部，皆沙門慧愷筆授。

　　關於他的貢獻，道宣的《續高僧傳》記載甚詳：

　　波羅末陀，此雲真諦，或雲拘那羅陀，此言親依。西天竺優禪尼國人。群藏廣部，罔不措懷；藝術异能，偏素諳練。雖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以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八月十五日，達於南海。沿途所經，仍停兩載，以太清二年(公元548年)閏八月，乃届京邑。(真)諦欲傳翻經教，以侯景之亂，不果宣述……會(樑)元帝即位，乃止於金陵正觀寺，翻《金光明經》，承聖三年(公元554年)二月，還返豫章，又往新吴始興，並隨方翻譯，栖遑靡托。逮陳武帝永定二年(公元558年)七月，再還豫章，又止臨安、晋安諸郡。真諦雖傳經論，道缺情離，本意不申，更觀機壞，遂欲泛舶往楞伽修國，道俗留之，遂停南越。便於前樑舊齒，重復所翻。至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翻《攝大乘》等論，首尾兩載，無心寧記。又泛小舶至樑安(化)郡更裝大舶，欲返西國。學徒留之，權止海隅，伺旅束裝，未思安堵。至天嘉三年(公元562年)九月，發自樑安(化)，泛舶西行。業風賦命，飄還廣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剌史歐陽延住制旨寺，請翻新文。(真)諦顧此業緣，西路無指，乃對沙門慧愷等翻《廣義法門經》及《唯識論》等。後薨没，世子(歐陽)紇重爲檀越，開傳經論，時又許焉。至光大二年(公元568年)六月，諦厭世浮雜，遂入南海北山(今廣州白雲山)，將捐身命，道俗奔赴，伺衛防遏。時宗愷諸僧，欲延還建業，會揚輦碩望，恐奪時榮，乃奏曰：“嶺表所譯衆部，多明《無塵》、《唯識》，則言乖治術，有蔽國風，不隸諸華，可流荒服。”帝然之。以陳宣帝太建元年(公元569年)正月十一日，遘疾遷化，時年七十有一。諦在梁陳二代，凡二十三載，所出經論記傳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餘有未譯梵本書，並多羅樹葉，凡有二百四十篋，若依陳紙翻之，則列兩萬餘卷，今見譯訖，止是數篋之文，並在廣州制旨王園寺(今光孝寺)。

　　真諦在中國經歷樑、陳兩代共23年，歷盡坎坷，譯經不舍。於陳永定元年(公元557年)居廣州，幾次想回西域，均不如願。直至太建元年(公元569年)逝世，在粤亦有12年多(加公元546年初至南海和住韶關時間，則不止12年)。所譯經典甚豐，有50多部。對中國和廣東的佛教傳佈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

　　四、外國高僧的貢獻

　　以上是三國兩晋南北朝時期(公元3—6世紀)印度及其他國家一些著名僧人到廣東廣州的情况。他們的活動主要有：

　　一、建立寺廟。如西天竺僧人迦摩羅至廣州建三歸和王仁二寺傳教，開外國僧人在廣州建寺傳教之先河。罽賓僧人曇摩耶舍創建制旨王園寺(今光孝寺)，後來求那羅跋陀在該寺建戒壇立制旨道場等，很快使光孝寺成爲嶺南首屈一指的大刹。還有智藥三藏建寶林寺(韶關南華寺)和羅浮山寶積寺等。

　　二、傳佈佛教。上面提到的僧人都曾在廣州傳教。其中曇摩那舍到廣州時已85高齡。他收徒傳授佛法，有弟子85人，當中還有女尼。他們到廣州傳教的特點有三，其一，是着重宣揚佛教戒律。因爲當時佛教傳入中國雖有一段時間，但從經典的完整和佛教徒的作風等都離印度正宗的佛教甚遠。所以，他們來廣州，主要是傳授佛教戒律。如曇摩耶舍到光孝寺首先講解《毗婆戒律》。而求那羅跋陀到光孝寺的第一件事是建立戒壇辦理受戒事宜，以嚴肅戒律。其二，是培養佛教人材。這些外國僧人在廣州培養了一批漢地的高僧。如曇摩耶舍的弟子慧嚴；真諦的弟子慧愷、宗愷、法準、慧忍、明勇、智敫等。其三，是按廣東、廣州習俗，以能爲廣東人接受的方式傳教，使佛教日益“漢化”或“民族化”、“中國化”，而且擇漢地群衆可接受者傳授。甚至簡單到，“内傳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6〕從而達到通俗化，使一般群衆都能接受。

　　三、大量翻譯佛經，一種强大的文化類型的傳佈往往首先是通過大規模的翻譯事業爲其先導的。佛教也是這樣，從公元3世紀初强梁婁至(真喜)來廣州譯《十二游經》起，迄於真締，所譯經典有幾十部，結合羅香林先生統計主要有以下各種：

　　支强梁接譯《法華三昧經》，强梁婁至(真喜)譯《十二游經》一捲；曇摩耶舍譯《差摩經》一捲；求那羅跋陀譯《五百本經》一捲、《伽毗利律》若干卷；波羅末陀(真諦)譯《攝大乘論》三卷、《攝大乘論釋》十二卷、義疏八卷、《金剛般若經》一捲、《俱舍釋論》二十二卷、《無相思塵論》一捲、《佛性論》四卷、《律二十二明瞭論》一捲、義疏五卷、《僧澀多律》若干卷、《無上依(處?)經》若干卷、《阿毗曇論》、《佛説立世阿毗曇論》十卷、《大涅槃經論》一捲、《廣義法門經》若干卷、《唯識論》一捲、《中邊分别論》二卷。〔7〕

　　從上述可知，當時譯經有三個特點，一是以印度僧人爲主，其目的主要是介紹佛教的教義於漢地，所以，經、律、論一齊翻譯，即盡量的把佛經翻成漢本，這用文化人類學的話來説，是一種“文化接觸”的手段。當時漢地佛教派别仍處於萌芽階段，所以翻譯内容選擇不大。只鑒於中國南方佛教的現狀，似在論和律方面，略多注意一點。其次，佛經翻譯的時間延續很長。如果從孫亮時(公元255年)算起，至真諦逝世(公元569年)時止，就已長達300餘年。到了唐代，這項工作還一直延綿下去。其三，是當時翻譯工作，除得到個别皇室和官吏的支持外，多爲私人自發的事業，零敲碎打地進行，條件异常艱苦，像真諦這樣杰出的大師都弄到“將捐身命”要自殺的地步。但他們都鍥而不捨，一往無前。如果把佛經翻譯，看成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西學東漸”的話，其分量之沉重，歷史之綿長，都是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不可比擬的。當年的先生比諸近世的“先生”，不知要真誠多少倍，令人敬重多少倍。〔8〕在中國人看來，他們是和平的使者，是不用錢請的教師；他們在東方文明兩個主要國度——中國和印度之間拆除語言的藩籬，搆築文化交流渠道的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注釋：

　　〔1〕《簡明廣東史》第96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光孝寺志》卷二，《建置志》。

　　〔3〕《出三藏記集經序》卷十，《舍利弗阿毗曇序》第五。

　　〔4〕羅香林：《唐代廣州光孝寺與中印交通之關係》，中國書社1960年版，第35頁。

　　〔5〕《光孝寺志》卷三，《建置志》。

　　〔6〕《光孝寺志》卷六，《法係志》。

　　〔7〕羅香林：《唐代廣州光孝寺與中印交通之關係》第43-45頁。

　　〔8〕因爲近世的外國“先生”老打中國這個“學生”。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59頁。

　　此文係參加《廣東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原載《文史縱横》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