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澳門社會歷史、經濟等的著作很多，研究其宗教的甚少。《澳門宗教》一書則是迄今中外第一本關於研究澳門宗教的專著。該書由中山大學社會學係黄啓臣教授和澳門大學中文系鄭煒明講師合著。作爲《澳門叢書》之一，於1994年11月由澳門基金會正式出版。

　　《澳門宗教》全書有十餘萬字，共分五章，介紹了澳門的道教與民間傳統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綜覽全書，有三個突出的特點。

　　其一，着眼於中西文化交流。該書雖研究宗教，但不是爲宗教而研究宗教。《澳門叢書》總序説：“澳門自十六世紀中葉開埠以來，一直是個文化和經濟交往的開放城市，充當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澳門宗教》也着力體現了這一特點。我們認爲宗教既是一種社會現象，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它反映着人與神的關係，也反映人與人的關係。諸種宗教各自作爲某種文化傳統的特殊載體(何况教徒更兼當種種社會文化的角色)，它要在异文化傳統區域範圍傳播並取得成功。必然會直面异文化傳統的種種態度。在解决這種種的態度，就必須有一個瞭解對方，互相調適的過程。用社會人類學的“行話”來説，要有一個“文化涵化”的過程。這是解决文化交流的關鍵。《澳門宗教》研究抓住了這個重點，用較長的篇幅向讀者介紹通過宗教傳播進行文化交流的情况，特别是第五章有關文化交流的論述就專門寫了《耶穌會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一節。該章論述天主教如何早在明代就在澳門立足，如何以澳門爲基地，進入中國内地。如十六世紀七十年代，天主教會士們鑒於文化差异的碰撞，産生扺觸，傳教困難的情况，所以教會要求“教士必須會讀、會寫、會講中國話，並盡量熟悉中國的禮儀龢民情”和研究中國文化。到十九世紀初更開辦聖保禄學院，培養進入中國内地傳播宗教和科學的高級人才。這些人不僅在中國内地迅速發展了傳教事業，也把歐洲近代科學技術文化傳播進來；他們不僅交遊了平民百姓，更交遊了皇親大臣和高級知識分子。他們研習了中國優秀的哲學、經濟學等理論，並通過澳門向歐洲本土傳播，深刻地影響了歐洲學術界。它們吸收了儒家哲學思想，引發了德國古典哲學弁证思想的創立。經濟學方面，中國的重農思想傳入歐洲，爲十八世紀法國之重農學派的形成提供了條件。可見當時通過中外耶穌教士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一種成功的雙向的文化交流。這種交流對中國和西歐雙方的社會歷史文化發展、進步都是有利的。

　　其二，注重歷史。宗教的傳播過程是一個歷史過程。種種宗教的産生，它們在各歷史階段的發展，在各種區域的傳播，搆成了各種宗教時空的歷史。各種宗教在澳門的傳播歷史脈絡非常清楚，搆成了《澳門宗教》又一大特點。舉凡在澳門存在與流行過的宗教，甚至其流派，或古或今，均究其本源，叙其發展流佈，述其現狀。如澳門道教，其吕祖仙院等道教宫觀，實傳於羅浮山之朝元洞。甚至中、葡人澳門之得名於“阿媽港”或“娘媽角”，均來源於道教諸神的媽祖信仰。佛教在澳門流傳歷史悠久，其淵源可追溯自唐、宋。澳門有名的普濟禪院，最遲建於明天啓二年(1622)年。由於澳門歷史始終是國際貿易交往城市的歷史。這也反映在宗教的歷史與現狀上，如由於本世紀七、八十年代來澳經營的日本商賈和僑民增加，日本佛教日蓮正宗佛教會，就經由香港傳入澳門，開展其傳教活動。至於天主教在澳門及其經由澳門向内地傳播的歷史更是詳盡不過了。從1553年葡人進入和租居澳門，天主教耶穌會士隨船來澳傳播天主教，至1576年成立澳門教區，十六世紀七、八十年代，各教會來澳大量興建教堂傳教；從1609年成立聖保禄學院，作爲培養進入内地傳教士的大本營以及天主教在内地的大發展；從天主教在内地傳播過程中所受到的抗阻(即源於政治、觀念方面的所謂“禮儀之争”和教案)造成十七至十八世紀末澳門天主教的窘局，至以鴉片戰争中國失敗爲契機的，十九世紀以來澳門天主教的復蘇以及天主教在澳門的現狀，都有非常詳細的論述。從某種意義上説《澳門宗教》從另一角度反映了澳門的歷史。

　　其三，介紹了許多鮮爲人知的在澳門活動的宗教。該書專章介紹了瑣羅亞斯德教、巴哈伊教、伊斯蘭教、神聖秀明會、摩門教。特别對鮮爲人知的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襖教)和巴哈伊教(Baha’I)作了較爲全面的介紹，給予我們許多宗教方面的新知識。這不僅給我們對於澳門宗教的研究而且對於世界宗教的研究都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刊出一大批有關澳門各種宗教的照片、碑拓、文獻等，亦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彌足珍貴。

　　鑒於該書有以上種種優點，故在此特作評介。

　　原載《嶺南文史》1995年第2期；《澳門日報》1995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