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改革開放條件下基督教如何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問題,作者與研究生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在廣州作了一些調查研究工作。我們認爲，在黨和政府的宗教政策的正確指引下，在教會各級領導和廣大信徒的努力下，廣州基督教在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方面，已做出了許多成績，其適應方式表現在：政治上的適應、經濟上的適應、神學思想上的適應、社會生活上的適應、文化上的適應等各個方面。現在以廣州爲例，就市場經濟條件下，基督教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生活上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問題作初步的探討。

　　一、政治上的適應

　　廣州基督教與全國的基督教一樣都很重視政治上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問題。首先是注重政治學習。如1994年市基督教兩會的工作安排，上半年學習國務院頒佈的144號令：《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件》和145令：《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内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等政策性文件。同時爲了貫徹到基層，在同年五月於從化市舉辦義工培訓班，幫助當地教會和信徒學習和掌握黨和國家的宗教政策，使黨和政府更好地依法管理宗教。下半年則側重學習《鄧選》第三卷。並展開認真的講座探討，通過學習，使廣大教牧同工逐步認識教會必須與社會相適應，探尋基督教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的價值，和如何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找準自己的位置，使廣大教牧同工的思想能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從理論上武裝和提高自己，這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是進行愛國愛教問題的學習。就社會主義制度下，宗教界人士能否實現愛國愛教的統一問題進行了講座。許多教會前輩都以切身經歷中認識愛國和愛教可以統一，認爲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具備了兩者統一的條件；黨和政府的宗教政策，新時期的愛國統一戰綫和全國性的愛國宗教組織，這些就是根本的條件。有的牧師還追朔歷史，認爲從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中國基督教的“自立”運動，就是中國的愛國教牧人員和廣大信徒希望自己成立教會和傳教，但在解放前，一直不能擺脱西方差會的控制。只有在共産黨領導下推翻“三座大山”，成立了新中國，才能實現“三自”，獨立自主自辦教會，這都是正確的。我認爲認識還可進一步深化，按照唯物主義的宗教觀和國家觀，應該認爲作爲一個世界性宗教，可以超越民族和國家界綫傳播的，但信徒作爲一個現實的、具體的人，他(她)是隸屬於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宗教傳到某個國家，並在這個國家成立教會。這個教會就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這個國家的利益。過去西方差會作爲各國教會的派出機構，從本質上説，某個差會體現了某國的利益，這是爲歷史證明了的。現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我國各民族各階層人民的共同目標。也是各級基督教會共同參與的。因此，國家和教會利益一致，當然愛國和愛教也就是一致的，統一的。愛國和愛教統一的學習是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的一部分，也是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政治相適應的一個重要内容。再次是堅持“三自”原則，獨立自主，辦好教會，這一方面是發展新教徒，廣州市1994年度接受水禮加入基督教會的信徒共623人，其中男148人，女475人。另一方面是教會按立了十六位執事，其中錫安堂七位，光孝堂九位。這兩方面都是三自愛國原則的具體化和深化，尤其是按立執事，培養自己的教牧接班人，也應是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政治適應的主要内容。再如維護安定團結，如東山堂及時正確處理信徒要求獨立開設“安息日”聯歡會要求等等，就不一一舉例了。

　　二、經濟上的適應

　　作爲新教的基督教，她是資本主義上昇時期，市場經濟發展的産物。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認爲：新教承認資本、信貸、銀行、大規模的貿易和金融的必要性；承認借貸取利的合理性。强調商人的利潤應來自他的勤奮和努力。是鼓勵人們憑自己辛勤勞動致富，而反對貪婪、詐騙斂財。以實際工作中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我們在廣州調查時，通過訪談也收集到一些教徒對基督教關於經商行爲，金錢財富，勞動致富，誠實無欺等方面的《聖經》論述和他們的理解。我們認爲這可以看作是基督教的經濟觀念，以及教徒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理解和運用。這些觀念主要如下：

　　1.基督教承認財利的合理性，但認爲神是第一位的，財利是第二位的。不能兩者並重，甚至顛倒過來。《馬太福音》第六章24節載：“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要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瑪門是指財利)。

　　2.基督教主張勤勉勞動，親自作工，以致富足。《帖撒羅尼迦前書》第四章第10節至第12節説：“……我勸弟兄們要更加勉勵；又要立志作安静人，辦自己的事，親手作工，正如我們從前吩咐你們的。叫你們何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什麽缺乏了”。

　　3.基督教主張勤勞致富，反對欺詐求財。《舊約·箴言》第2l章第5節和第6節載：“殷勤籌劃的，足致豐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用詭詐之舌求財的，就是自己求死；所得之財，乃是吹來吹去的浮雲”。

　　4.基督教主張誠實經營，反對牟取暴利。《舊約·箴言》第28章第20節至第22節雲：“誠實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發財的，不免受罰。……人有惡眼想要急速發財，却不知窮乏必臨到他身”。

　　5.基督教提倡積蓄，反對浪費。以及以富裕扶持貧困。《舊約·箴言》21章第2節載：“智慧人家積蓄寶物膏油，愚昧人隨得來隨吞下。”並説積財目的是行善。《舊約·箴言》第28章第8節説：“人以厚利加增財物，是給那憐憫窮人者積蓄的”。

　　6.基督教不反對合理的物質享受。《舊約·箴言》第5章第18節至第19節載：“我所見爲善爲美的，就是人在神賜他一生的日子喫喝享受日光下勞碌得來的好處因爲這是他的份。神賜貲財豐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分。在他勞碌中喜樂，這乃神的恩賜”。等等。

　　應該還有許多。這僅是我們研究和發現的一部分。這些觀念，正在影響和規定着基督教徒們的道德準則和行爲規範。可以説，這些準則與規範不僅不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悖，而且有助於教徒們在社會主義社會市場經濟理論觀念的形成和工、商道德的建設，從而在經濟上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

　　在經濟上除上述觀念上的適應外，在具體實踐中，廣州基督教也積極參與經濟活動。主要有：1.爲房地産的開發。教會房管處以落實房地産证爲突破口，促進房地産開發工作。如市東山堂内市兩會辦公綜合樓(合共2030平方米)現已落成使用。並加速舊房改造，且推入市場以增加經濟效益。2.爲建立和扶持經濟實體，使之走上正常運作的軌道。起初是建立“廣基經濟服務部”。以後還建立一些經濟實體。這些理論與實踐活動，不僅在經濟上自養創造了新條件，而且爲基督教在經濟上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途徑作了探索。意義是深遠的。

　　三、社會生活與文化思想上的適應

　　基督教徒有與一般人不同的宗教信仰，但他們也是生活在我們這個社會中的人，他們與社會各界發生各種各樣的聯繫和交往。這就存在基督教與社會各界群衆相互理解，相互認識，即社會生活相適應相協調問題。這主要有以下幾點：

　　1.表現爲基督教徒的道德素質較高，得到各界群衆稱許。我們認爲其道德素質一方面來自基督教的十大戒律，一方面來自其神學思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基督教界的神學思考在繼承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創建中國特色的傳統和五十年代“神學再思”的基礎上，提高到基督論的高度。(1)表現於“道成肉身”的神學觀念，即認爲永恒的道顯現於肉身，顯現於人性之中。這就肯定了物質世界和人性的積極意義，並使基督徒的宗教生活，“靈性生活”及内心的敬虔和上帝的愛，力求表現於倫理道德的追求，愛人與服事人的努力，乃至人性的昇華與净化之中；(2)表現於基督的“非以役人，乃役於人”，追求一種舍己爲人，爲人民鞠躬盡瘁的人生。追求一種以自我的付出與耗盡來换取他人幸福與温暖的人生。追求一種謙卑、默默無聞、甘爲人僕的人生；(3)表現於基督爲“大祭司”的經歷，與自己的人民龢民族認同。有份於人民的疾苦與歡樂，肩負人類的錯失與惶惑，面對上帝爲之代求，却又將上帝的恩惠、平安與安慰帶給人類；(4)表現於基督的受死與復活。追求一種以人類的憂患爲憂患，以一己之犧牲换取人類平安與醫治的大人類精神和泛愛情懷。“(《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文選》第399頁)，以這樣的倫理道德和價值觀來熏陶教徒，使得他們逐步具有較好的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倫理道德，故其在社會中的犯罪率是很低的。

　　2.打破“聖”、“俗”觀念與社會各階層人員相協調。中國基督教在神學思考和現實實踐中認識到，教會要有效地“爲福音作見证”，她必須借着愛心與周圍的人民群衆認同。教會要得到存在和發展，她就必須得到“衆民的喜愛”，“衆人以爲美的事，要留心去做”。教會“必須植根於自己的民族和社會中，與自己的同胞休慼與共”。“不能與世人抱對立的態度，不能去咒詛不信的人，更不能去恫嚇人或給人定罪。”(見《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文選》第300頁)廣州的基督徒逐步認識到，一切世俗的事，只要是好事，都是爲“榮神益人”而作，也就是“聖”事，反之一切“聖事”如果爲私而作，也就成了“俗事”。這樣便打破了傳統的“聖”、“俗”觀念。廣大教徒積極投身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各行各業中與各界群衆、幹部一起共同奮鬥。

　　3.熱心公益事業“榮神益人”，得到社會承認。廣州基督教會積極興辦幼兒園、老人院、醫療室等服務設施。如廣州基督教錫安堂、東山堂從1988年起就先後建立了醫療諮詢服務室，給一些輕病者免費治療，對年老重病者送醫送藥上門，近兩年門診病人達8000多人次，上門治療重病者達260多人次。基督教會還開辦了陽性肝炎兒童幼兒園、老人服務中心等社會事業。其次積極爲“希望工程”捐款，以實際行動支持邊遠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辦學。市基督教兩會婦女事工組，曾專設立爲失學女童捐獻的奉獻箱，婦女信徒們都樂意獻上她們助人的愛心，在1995年‘三八節’一次聚會中捐款達1,373元人民幣。廣州基督教還和市佛教、天主教、道教、伊斯蘭教界一起成立了“廣州市宗教界支持民族教育委員會”，並將捐得的220萬人民幣於1995年5月送給廣西、新疆、西藏、内蒙、寧夏等五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各新建或改建一間小學。此舉受到國家民委、國務院宗教局、廣州市委、市政府以及省市、縣(旗)、新聞界的重視和好評。歷次賑灾捐款更爲人們稱道。如到本月就與廣州各宗教團體一起爲長江和廣東灾區人民捐款108萬元。

　　以上所述三大方面的適應是從文化人類學的文化適應的角度來講的。談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離不開文化背景和時代背景。基督教作爲西方文化的一載體，它要在中國存在和發展就有一個與中國傳統文化碰撞和適應問題，基督教傳入中國近二百年，經過了上世紀初的“自立化”與上“本色化”運動，特别是解放後的三自愛國運動，已具有了很多中國特色，但不能説已與中國文化完全協調適應了。再是隨着改革開放，中國社會進入新的轉型時期，在時代背景上，原來的文化在新時期又有一個重新適應新時期的社會的問題。這對基督教，甚至中國傳統文化都是如此。這個既與中國傳統文化相適應相協調，又與中國新時期的社會相適應相協調的統一，就是基督教與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廣州作爲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爲基督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實踐提供了機遇和挑戰。所以廣州基督教任重而道遠。

　　從以上的叙述中，我們認爲：1.在黨和政府正確的政策指引下，有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又有基督教會和信徒的自覺要求和行動，這是相適應的基礎。要之，要將兩者的適應看作是雙向的，是相互可以取得有益的東西的過程。對基督教而言，是求得存在、提高和發展；對我國社會主義社會而言是爲了汲納人類創造的思想文化精華，建設精神文明的需要。2.學習和研究。從深層次上發掘基督教能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理論精髓，才能使這種適應運動有深厚的根基。3.全面切實的實踐。像做公益事業和辦經濟實體等那樣認真、執着。堅持這三點，我們認爲實現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可計日程功的。

　　參考資料：

　　1.廣州基督教兩會編印：《廣州教會訊息》第20期、第2l期、第22期。

　　2.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出版：《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文選》(1952—1992)。

　　3.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章，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4.  《聖經》。

　　5.  《羊城晚報》1998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