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和建議之一：轉變作風，提振精神和用好既有軟實力

　　廣東改革開發已進入第二個三十年的開局之年。這一年，經濟危機幽靈在全球游盪。《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下簡稱《綱要》）發佈，令人振聾發聵，血脈賁張，“科學發展，先行先試”，國家給了廣東一把“尚方寶劍”。讓廣東有見識歷史大變局之機遇，有施展大抱負之空間，實乃百年一遇的當務之急。

　　兩個三十年的歷史不可割斷。三十年前是死裏求生的窮則思變，三十年後是由富變强的跨步轉型。兩個三十年的開局、際遇、契機、驚人的相似。汪洋書記説：“改革開放三十年，廣東的崛起，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文化軟實力的崛起”。點醒了改革開放之要義，凝煉輝煌崛起之精粹，預示未來發展之支點，一語中的，悠遠深長。文化的征服，是持久的征服，最後的征服。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馬凱最近提出“文化安全”命題，從國家戰略高度審視文化，立意高遠，頗值深思。

　　三十年前的前輩先賢，精英大衆的精神氣質需要總結探究；信心、使命感需要傳承；勇氣和智慧需要發揚光大。

　　三十年積澱的陋習、弊端、瓶頸，會損害廣東既有的軟實力，需要調適校正剔除；未來發展的艱難險阻，需要百折不撓的披荆斬棘。

　　一、廣東文化軟實力的支點

　　歷史發現廣東，選擇廣東；廣東適應曆史、創造曆史，也推動歷史。廣東是一個永不謝幕的改革舞臺和變革經典。

　　從歷史遠因看，葡萄牙對中國首次貿易，選擇澳門；英國人在長江口打仗，簽訂《南京條約》，却選擇香港作爲殖民地；清代的四口通商，却只有廣州十三行的“一口通商”搞得風生水起；推翻帝制，反擊歐洲侵略者、鴉片戰争，近代史上“金三槍”都是在珠江口打響。

　　珠江口是中國千年不變的大門，此言不虚。珠江口帶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建千年未有之奇業”，雖是李鴻章評價十三行説的，也乃是實情。

　　從現實近因看，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改革開放”、“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三個國策偉論，都選擇廣東發佈，也决非偶然。三代領導人選擇廣東托起的“三個春天”，給中國帶來緑樹婆娑、繁花似錦和滿園春色。從歷史、地緣、人文、經濟看，中國現代化在嶺南登陸，屬歷史必然，别無選擇。及至改革開放三十年，廣東文化軟實力，承傳這一傳統和新的生成，成爲中國新文化的一個豐實的支撑點，是一筆寶貴的財富，這也是不争的事實。

　　二、廣東文化的軟實力的四個觀念支撑群

　　觀念支撑、精神狀態、工作作風都是文化軟實力題中應有之義。

　　1.靠真話過日子

　　“靠真話過日子”所涵蓋的公信力，是改革開放的心理基建。

　　真話是决策的底綫和真理的基礎，惟有面對真實，才有可能尋求建設的共識，任何一種文化概莫能外。無真話即無真理；無真相的决策，宛如沙灘上的高樓大厦，無論怎樣的壯觀雄偉，小小風吹草動便會轟然傾倒。“反右”，我們竄改了真話；“大躍進”以講假話大話爲榮；“文革”以生産假話製造假話爲己任。一個虚假比真實更理直氣壯的社會，中國現代化這部汽車，自然步履蹣跚、一再踉蹌、乃至不救。

　　廣東的改革開放能够成事，中國的現代化能够起步，就是從精英到草根大衆，都看到了真相，講了真話。

　　鄧小平的沉思。1976年，鄧小平在廣州菜市場，當他看到“黄葉菜也在賣”，看到上百人排長龍等幾斤猪肉；當他聽到了“養三只鴨子是社會主義，養五只鴨子是資本主義”的荒謬言論，1978年他在東北三省的“北方講話”中，石破天驚地講了真話：“我們太窮了，太落後了。”

　　這是廣州城市真實寫照。催化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宏圖大略，他調侃道：“繼續批鄧，一直批到真理出來”，運籌帷幄，謀篇布局，早已了然於心。

　　萬裏的痛哭。也是1976年，安徽省委書記、後任國家領導人的萬裏，訪問安徽淮北兩户農家。一户老頭帶着兩個女兒，一個十二三歲，一個十七八歲，都没褲子穿。另一户的兩個小孩竟藏在煮飯大鍋裏靠煮飯後的餘熱取暖。萬裏目瞪口呆，流了兩次眼泪，萬裏一回到北京就去找鄧小平。

　　這是安徽農村真實寫照。

　　彭德懷的怒斥。把時針撥後十年，彭德懷在四川攀枝花三綫建設工地，也碰到一户人家，三個女人只有一條褲子下不了床的事，彭德懷怒斥當地一個幹部：“如果我們當官的先富起來，而不去管那些窮人，這就違背了當年我們革命的宗旨，人民就不會擁護我們，我們就要垮臺的。”

　　這是四川工人生活寫照。

　　吴南生的感慨。2008年7月，筆者應邀往吴南生家聊天，吴老80多歲高齡，紅光滿面，步履矯健，記憶力超好。年幼時故鄉情景歷歷在目。他十四歲參加革命的目的，也是希望改變家鄉的貧困面貌，大家能過上好日子，改革開放之初，吴南生説：“可現在，比我們小時候還窮呵，如果有哪個電影廠要拍國民黨黑闇統治的鏡頭，就説來汕頭取景”發了與彭德懷同樣的感慨。

　　當谷牧帶領龐大代表團第一次訪問歐洲回來就説：“我們在沉睡的狀况，現在到了覺醒的時候”。

　　而廣東民間流行語則有“不要讓人民恐懼”、“我勢死捍衛你講話的權利”之説。

　　鄧小平的驚愕，萬裏的痛哭，彭德懷的怒斥，吴南生的感慨，谷牧的提醒説了真話，展露真相，道出了當年中國環境的危如累卵、非改革開放不可的歷史現場，在那個時代，説這樣的話，或雲開日出，或前途未卜，或慷慨成仁，需要膽識和大義，需要承擔高風險的代價和付出。

　　如果真話的紫丁香凋謝，彌天大謊的罌粟花必然盛開。

　　三十年後，回溯往事，咀嚼真話，這正是我們的國家、民族的希望所在，光明所在。在《深圳九章》研討會上，中國作家協會著名評論家胡平説了一段很有趣的話：“中國哪個地方領導幹部形象最鮮明，好像也就是在廣東。書裏面出現了習仲勛、袁庚、厲有爲同志，包括現在的汪洋書記，看了非常感動，他們的講話没有套話，套話是没有效果的，比如汪洋書記説，要讓領導同志講真話不講套話，講實話不講空話，講有感而發的話，不講照本宣科的話。這是這本書的一種風格”。

　　索爾仁琴尼寫過一篇《莫要靠謊言過日子》的文章，他引用俄羅斯的諺語：“一句真話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面對謊言，俯首帖耳；面對正義，讒言褻瀆；蘇聯的解體，正是背叛了一切文化都絶不可能違背的神聖的共同底綫——要靠真話過日子，謊言成爲國家的悲哀和灾難，不幸被索氏所言中。這個典型案例，成爲人類典型的教訓。而中國改革開放，正在基於“靠真話過日子”，帶來了一個國家的興盛和繁榮。成爲人類共同的財富。

　　三十年中，我們也積累了一些陋習。頑固堅硬，不易改變。因爲“曖昧利益”，不想提供真實。因爲要保存面子，以獲得别人認知，而模糊了真實。因爲思想被貪婪佔據，要滿足個人錢權私慾，而製造謊言，褻瀆真實。因爲要應付上級、應付輿論、應付監督，而巧言令色，稀釋真實。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保守主義、小團體主義、應付敷衍、胸無大志、無所作爲、小富則安都很有市場。

　　2.要養民敬畏之心，羞耻之心

　　“敬畏”、“羞耻”支撑着良知、正義、公平的價值杠杆。

　　没有敬畏心、羞耻心，就没有良知、公平和正義，對自然則破壞生態，踐踏環境；對法律就胡作非爲，殺人越貨；對批評，則自我催眠，自我蒙蔽；對封閉鎖國，則要付出民生凋敝、經濟停滯，陷入天懲神怒之境地。因此之故，顧炎武説：“風俗之美，在養民之耻”。卡萊爾説：“羞耻之心是所有品德的源泉”。孟子説：“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價值觀的差异，即一個社會的强大、進步、文明與否，不是看他品格上的亢奮、狂呼、粗野，而是看他的理性、審慎、謙恭；不是對自然的吞噬、砍伐、鄙薄，而是保護、協調、尊重。不是對歷史有敬畏，就會任意審父弑父。對强權的獻媚、敬畏的社會，是落後的社會；只有敬畏、尊重弱者才是更加文明的社會。

　　當習仲勛説：“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只幾年就上去了，但現在的體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

　　當袁庚説：“當我坐在小汽車裏時，對迎面而來的自行車，會認爲他擋道；當我騎自行車時，對迎面而來按喇叭的小汽車時，會認爲他在擺架子”。

　　廣東民間流行語，深圳人説的：“想做就去做”，“無功就是過”，“我要賺錢也讓你得到”，“每個人都有做太陽的權利”，順德農民説“面子是别人給的，要經常打掃、美容。”

　　思維逃不出語言的半徑。這些話猶如强心針電擊器，讓我們聽來，驚栗駭然。這種强烈的痛感刺激和持久的文化反思，對歷史保持一種持續的敬畏、清醒的紀念，爲内化爲復興不竭的精神動力，直到今天仍然閃爍熠熠光芒。

　　上面的話，都見於公開出版物，30年後的今天，有的人還是没有勇氣去面對歷史的真相，後來的許多文章，在引用這些話語時，遮遮掩掩，掐頭去尾，弱化它的震撼力，對冲它的穿透力。

　　習仲勛的命意點穴之處在“體制”二字，這不正是目前我們在熱議和力求破局的難題嗎？哲學家馮友蘭在他的哲學著作《中國哲學史新篇》（第六册緒論，人民出版社P189）論述到：西方有一句成語説：“英國艦隊的速度，决定其中最慢的船”“沿海地區如福建的泉州，廣東的廣州，是不是可以撇開内陸地區先行快跑呢？不行，因爲在政治上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有一個中央集權政府，把地區管住了，使沿海和内陸不能有很大的差别，内陸拖住了沿海的後腿”。“統一是好事，有時也是壞事，中國沾統一的光，有時也吃統一的虧。上面所説的拖後腿的情况，就是喫虧的一個例子。”與習仲勛説的异曲同工。

　　認識現實的險惡，突破體制的羈絆，廣東的“先行”，特區的興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理論引導，實踐創新，有了對國家落後的敬畏羞耻，對理想被异化的敬畏羞耻，才有這三十年的春色滿園。

　　我們喜歡狂呼，鄙薄反省；崇尚亢奮，忌諱理性；熱中强暴，褻瀆敬畏，這是一種跛脚的精神，一種偏頗的品格。

　　養民之耻，養民之敬畏，養民之憂患，正是以人爲本的題中應有之義。

　　與一個毫無敬畏心羞耻心的人談使命、正義、文明，無异元稹所説：“放鶴在深水，買魚在高枝。”

　　民意無法監督，則懈怠官員長存，敬畏心喪失，則造就官員變質。

　　誰是“老闆”掌握進退賞罰之權，就討好誰。夢想通過關係或好運不勞而獲，而不願意通過踏踏實實工作的努力。舍去正義，無所顧忌，爲機構、編制、經費、罰款權、審批權、部門利益，“行政許可”而不顧全局，或“打我山前過，留下買路錢”，或哭窮斂財，或雁過拔毛。舍去道德、倫理規範，爲所欲爲，妄自尊大而不感到耻辱。凡此種種，都是與當前宏大使命不相適應的精神狀况，需要整肅的作風弊端。

　　3.倡導冒險、奮進

　　廣東文化軟實力中，有一種破釜沉舟、敢拚敢搏、不患得患失、不縮頭縮尾的冒險精神、奉獻精神。

　　對廣東的偷渡外逃，習仲勛與文富祥（寶安福永公社鳳凰大隊支書）有一段精彩對話。

　　當文富祥陳述香港的繁榮與優勢是導致外逃因由時，習仲勛百感交集，嚴聲問到：“你怎麽有這樣的思想？你是什麽時候入的黨？你是什麽出身？當了多少年幹部？你的公餘糧交了没有？”

　　文富祥答：“我家三代貧農，我土改時就出來了，公餘糧年年超額完成。”

　　相當一段時間，我們對外逃采取的辦法都是圍堵、搜捕、管制、結果是越堵越多，越抓越旺，外逃方式别出心裁，花樣繁多。但習仲勛化解了文富祥的“頂撞”，明確不主張把外逃者當犯人，對於改革開放提出了不要打退堂鼓，不要怕犯錯誤，不要怕否定自己，不要出風頭的“四不”原則，改革開放春天，讓習仲勛孕育生成一種深情厚誼的“深圳情結”。

　　廣東省委在改革開放之初，開過一個别開生面的高層决策會，派誰到北京去遊説，爲廣東减免一個億的税收，結果决定派出“口才好”的王全國三上北京“舌戰”100多位部級領導。還有一個莊世平，深感中國的法制匱乏，封閉鎖國，他對《特區條例》的初稿怒發衝冠，慷慨陳詞：“如果不按經濟規律辦事，不按國際慣例辦事，這樣的條例拿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表决，我和港澳代表將投棄權票。”原廣州市長的黎子流曾説：“得就得，唔得返順德”。（干得好就干，干不好就回順德老家）

　　廣東民間流行語：“清談誤國，實幹興邦。”頂着風險迎難而上，大義凛然，不顧得失。正是對文化弊端的一種反叛，對中國固有國情惰性的一種改革。他們創造曆史，歷史記住了他們。

　　4.少些“俯卧撑”

　　“俯卧撑”是網上語言。凡是對權利的不安全感或者對於官方説法的存疑，皆以“俯卧撑”稱之。改革初期，爲深圳特區與蛇口的面積地盤，袁庚和樑湘在趙紫陽面前吵了起來，即爲典型一例。改革的深入，勢必接觸到利益的格局調適，利益傾向的重組，局部利益的守望，這就特别需要誠信、直率、寬容和奉獻，需要培植和鞏固公衆對權力的誠信。少些“俯卧撑”，多些誠信度。

　　美籍華人經濟學家辜朝明在他的《大衰退——如何在金融危機中幸存和發展》論道：“中國政府需要盡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即便能够”，但對“公衆來説，也需要時間來對這種社會保障體系産生信賴，從而改變他們的儲蓄習慣，即使如日本和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的納税人也會對他們的社會保障體系的支付能力産生懷疑，這就説明中國所面臨對這個問題的艱巨程度”。

　　這位被哈佛大學前校長、美國前財長勞倫斯·H·蕯默斯評論爲：“不管贊同與否，任何關於美國當前經濟形勢的分析，都必須參考辜朝明的觀點”的著作，他所提出的“保障信賴”，給予我們深刻啓示。此次廣東高校“先行試點”的社保體制改革，漣漪不斷，筆者在參加省人大會議期間就餐時代表們閒談中，感覺有三種情緒，引人思考，一個是對廣東屢當“先行”“試點”，嘖有煩言，認爲先行者喫虧，房子住得比外省差，工資也比外省低，外界關注度越高，上面對廣東的約束力也越强，同樣的事，在外省便無問題，而廣東則勢必小心翼翼，夾着尾巴過日子。二是老一輩教授的保障處境，殃及年青學子，使他們對未來前途充滿惆悵，議論着趁年青時趕緊撈一把，“堤内損失堤外補”，“未來損失現在補”，因此之故，教學科研必然受到影響，而在社保——教育——人才形成一種隱性惡性循環。三是此次社保試點也把知識分子分爲三個層面，去年提前退的是“起義”，今年以後退的是“收編”，再將來可能只有“俘虜”的份了。改革深入了，牽一發而動全身。“保障信賴”雲雲，是一個綜合工程，並非一個省的部門能够解决的。

　　每個細節都不可忽略，所謂“細節决定成敗”，此之謂也。

 　　（黄樹森）
　　2009年2月26日